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和组织问题）（1904）
三、组织问题
（一）对话
（仿苏格拉底式的文体）
如果谈话人是善意的，他会心怀遗憾地问这个问题；而如果谈话人是恶意的，他就会咬牙切齿地问这个问题（后一种情况更常见）：“请您说说，您是不是反对列宁的组织计划[1]？”
“您所说的列宁的组织计划指的是什么呢？”
一时语塞。
“是章程吗？”
“不，绝对不是，”谈话人有点感到受了侮辱，“只有那些把我们看成‘官僚主义集权派’的‘少数派’才认为，对我们来说章程就是一切。这与章程无关，说的是整个组织计划……”
“您是说列宁写给彼得堡一位同志的《信》吗？”
“嗯，是的。那封信也算一个例子。首先是在《怎么办？》这本书里……这么说吧，也阐述了组织计划。”
“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对不起，您说什……”谈话人已经完全开始撒泼了，“什么内容是什么？组织计划……就是列宁的计划！”
“嗯，是的，计划，列宁的计划！”
妙极了！大家总是重复说：列宁的组织计划，列宁有一个计划……而现在却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的，人们也总是这样说特罗胥[2]将军（那是在巴黎被围攻时的事）：Il a un plan, Trochu a un plan…（他有一个计划，特罗胥有一个计划）不过他的整个计划就是要把巴黎拱手交给普鲁士人。不，您一定要明确地对我说，列宁的组织计划是什么。”
“唉，我说不出……这太突然了……您读了《怎么办？》吗？”
“我读过了……好吧，如果您说不出整个‘计划’，请您至少讲一讲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分工……秘密活动……纪律……总之就是集中制……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能够监督……哦，那个叫做‘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以及反对民主主义……原则就是这些。”
“那好吧。您说到分工。我同意这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它对社会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不过难道这个原则是列宁宣布的吗？得了吧，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已经说明了分工的优点。您翻开亚当·斯密的书就会发现，他为一枚大头针的制造展示了多么迷人的远景！您认为列宁像某些神话中的人物发明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一样发明了分工，这种看法我确实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我知道，我知道，您是想说，列宁在即将进入‘第四时期’的时候宣告要采用这个原则。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您真的认为‘少数派’反对分工的‘原则’，或者说反对秘密活动的‘原则’吗？”
“我不知道……不过阿克雪里罗得毕竟写到了‘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列宁说，当‘少数派’由于反对中央领导下的分工而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时，就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我想列宁是对的……”
※ 《进一步……》，第147页。
“关于‘少数派’的‘号叫’，我马上就要讲到，而且要详细地讲。不过在这以前，我要先提一个问题：分工能够成为，或者说我们能够把它当作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吗？分工在技术上是有益处的，但它不仅对社会民主党有益处，而且对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间办公室和任何一家商店都有益处……就算可以把分工看作是组织原则，它也仅仅对手工工场适用，而总的来说对一个政党，尤其对我们的政党是不适用的。对于一个以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己任的组织，分工的‘原则’绝不是它所特有的，难道您不清楚这一点吗？单就这个‘原则’来说，它将我们的党简单地归结成了一个复杂的合作组织，使我们的党失去了特性。再说秘密活动吧。这已经是一个比较狭义的原则，具有纯粹政治方面的意义。但是秘密活动与社会民主党也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过去和现在的大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都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这就是说，您必须承认，秘密活动就其本身来说不能成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集中制也是如此。工厂是集中制的，国家是集中制的，秘密结社也是集中制的。集中制究竟有什么‘正统之处’呢？您在您的清单里没有提到集中领导和分散责任这些列宁的‘原则’（《信》，第20页）［注：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7页。——编者注］。我也不打算再详细谈论它们了。我只是说，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大概同西哀士[3]神父想作为他的宪法之基础提出来的思想一样：‘信任必须来自下面（分散责任），而权力必须来自上面（集中领导）。’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也不能认为这些‘原则’就是自己独有的。简言之，如果把您称之为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所有一切综合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个通过秘密活动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复杂的集中制合作组织。但这还不算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往好的方面说，这样下定义只是没有否定，只是表明它是一种可能性。往好的方面说，它只是我们面前的一个组织代数公式，如果用具体的数值代替公式中的字母，就可以赋予它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但是‘计划’本身并不包括这些具体数值……一位同志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把《给彼得堡一位同志的信》这一整篇文章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词都换成了社会革命党人一词。结果，一次也没有出现矛盾。而如果您把这样的方法用在我们的党纲或者关于策略的决议上，那您就要吃苦头了……正因为如此，《给彼得堡一位同志的信》里阐述的提纲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提纲中，社会民主党在哪里呢？您会回答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前提。它是一个主观的前提，却决不是一个客观的‘前提’。而客观存在才是全部力量之所在。”
（二）分工
要印刷社会民主党的传单，并不是非由社会民主党人来做不可的，散发或粘贴传单也是同样。当然，在俄国的条件下，只有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人，才会接受这样的工作。但这项工作是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这种性质并不对执行者提出任何政治要求，它本身也无法培养和完善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因此，党的生活必须有另一个领域，排字工人、发行员、刊物管理员和组织者要在其中互相来往，这时的他们不是党这台机器上做局部细节的工作者，而是党的政治这个整体的工作者。在我们的组织实践中，这项任务一再被忽视，而党的工作内容被理解成了“在中央领导下的”一系列各种技术职能的总和。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显而易见。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党当中，当然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在内，印刷、散发、粘贴等等工作都是在党的幕后进行的，而在我们党内，这些工作被推到了最前台，窃取了党的大量人力物力，正因为如此，它又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人们对这些工作发挥了更大的创造性，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在不断同警察的破坏这股自发力量进行斗争时，它在一小时内就摧毁了几个月的艰苦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我们的非法技术就好像是一座在蒸汽和电力环境下与世隔绝的石器时代孤岛，而在与这种贫乏不断斗争的过程中，政治工作的技术先决条件开始压倒党的政治任务这一整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里紧张工作的思想能够把分工提升为革命的（“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这种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任务被组织技术任务所取代、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问题被与政治警察进行地下对抗的问题所取代的“物质”原因。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新的“政治派”倾向是在同老的“经济派”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派”倾向在组织上表现为所谓的“手工业方式”。手工业者突然“灵光一现”，并对自己的赤裸（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技术上，还是其他方面）痛感羞耻，在他们的意识里，分工就是一种万能的救命原则，而手工作坊则是光辉灿烂的理想。在论战刊物中提到过的正是手工作坊，而不是工厂——因为工厂以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前提，从而使分工的作用降到最低，而手工作坊建立在“手工业方式”的技术基础上，把劳动分工当成了理论崇拜的对象。
列宁鼓舞人心地写道：“每个小轮子修整得越好，从事共同事业的做零碎工作的人越多，我们的网也就会越密，而不可避免的破获在我们的总的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越小。”（《怎么办？》，第130页，着重号是我添加的）［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76—377页。——编者注］
在这几行字里，代表了手工业活动所有部门的原始“手工业者”同手工作坊里“做零碎工作的人”（Teilarbeiter，局部工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完整的个人同复杂机器上的“小轮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在这种制度下，昨天的手工业者的缺陷——无知、缺乏主动精神和政治上的蒙昧粗浅——都变成了有利于事业的长处，因为“一旦局部（即做零碎细节工作的）工人成了总体工人、集体工人的的一部分，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资本论》俄文版第一卷，第280页，由波波娃出版）[4]马克思引用亚当·福格森的话说：
“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资本论》第一卷，第291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编者注］
列宁在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就在头脑深处埋下了这样的想法：知识分子害怕大工厂……“反对中央领导下的分工的号叫”不过是暴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些看法的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拿马克思的这么一段话来对照一下：
“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将工人终生束缚于某种局部的细节操作中，让局部工人无条件地服从于资本（中央！），而资产阶级意识则把这种分工歌颂为一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资本论》第一卷，第288页）
[5]
既然保存力量的要求迫使我们（依靠我们所掌握的可怜的技术）在我们工作的一定领域实行纯粹工场手工业式的分工，那么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到：第一、尽可能缩小这一技术领域；第二、不要把熟练乃至最熟练的局部工作者或者修整得很好的“小轮子”这种理想从技术领域搬到本质意义上的政治工作领域来；在政治工作领域里，我们的典范不应该是一个能够“为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在一个中央的领导下”）准确地、迅速地和顺从地进行“手足活动”的人格碎片，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人格，一个党员，他能积极地对党的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做出反应，并且能以一切可用的形式向一切“中央”表明自己的意愿——是的，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连“抵制”这个办法也包括在内！
“这一切都说得很好、很正确，但是……难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多数派”的读者这样提问。而他在十分钟前还坚信“少数派”拒绝分工……“难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这可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虽然站在我们相反方向的支持者们——从下到上，从特维尔委员会※到列宁同志※※［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0页及以后各页。——编者注］——都重复了这一回答，但它并没有因此变得更有道理。我们说的是必须培养党的成员、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单纯的技术熟练的“局部工作者”。他们却这么回答我们：“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谁觉得它“不言而喻”？这种“不言而喻”又是从何实现的？“它”在我们党的工作内容里是不言而喻的吗？换言之，在我们党现在的工作内容里，自动培养政治方面善于思考的Parteigenossen（校注：党员同志）是否是其必要的一部分？又或者，在列宁所谓的组织计划中，这项任务“不言而喻”吗？还是说，这只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主观上认为的“不言而喻”？……毫无疑问，最后一种看法才是对的，尤其是当责难和控告像狂风暴雨一样惊醒了安详沉睡着的“不言而喻”，那个时候更是如此。但这还不够！必须把这项“不言而喻”的任务当作明确的自觉目标，并在党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迄今为止，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得微乎其微。甚至比“微乎其微”还要糟糕。目前在党内盛行的组织拜物教推动许多同志直接反对一切尝试正确制定这项“不言而喻”的任务的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 参见《火星报》第66期上该委员会的决议。
※ 参见《进一步……》第142页及以后各页。
把分工的技术原则上升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这一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出了最终的必然结论，那就是把意识同执行分离、把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同具体表现这种思想的技术职能分离。“职业革命家组织”，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组织的高层领导，是社会民主党意识的中央，而在这个中央之下，是纪律严明的技术职能执行者。
列宁同志对这样一种组织理想做了经典的表述：
“……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
[6]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组成的组织。”
［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9页。——编者注］
请比较一下：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我们补充一下，还有我们的‘手工业者’
[7]，他自己完成了原始‘经济’工作的一切职能）所发挥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尽管数量很少……现在只是因为需要把整个工场（党）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才需要它们。管理生产的精神力量在一个点上增长，而这正是因为它在许多点上完全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这些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中央’）上面了。可见，工场手工业分工使得工人（‘执行细小职能的人’）同管理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力量相对立，也就是同不属于自己的财产（集权化的职能）和统治他们的权力相对立了。”（《资本论》第一卷，第201页）
[8]
※ 摘自赫尔岑写给巴枯宁的一封信。
在许多委员会里引入了所谓的“辩论会”，也就是说在这些集会上，出纳、分发员和排字工不是以这些职业身份开会，而是以党员的身份开会，讨论党务和一般政治事务。当然，我们拙劣技术之下实施的分工就会伴随着畸形现象，这种办法只不过是对此做出了部分的补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指出“辩论会”的不足和局限。但是，只有在这里，在这些“辩论会”中，党员的教育才算开始。在目前的工作模式中，也只有这样的辩论会才算是一座狭窄的桥梁，使这些“小数”通过它可以上升到“一”这个整数（其实“一”里面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零”，只不过他们被误解成了一）。而结果怎么样呢？列宁同志的“计划”真是极其连贯，他把这些“辩论会”给废除掉了：它不适应秘密活动的要求，并且破坏计划的统一和严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辩论会”所要达到的结果可以用一种更廉价的方式实现。这只需要：
“应当使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和各种小组有权把自己的决定、愿望和要求既向委员会反映，也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反映。如果我们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即使不成立‘辩论会’这种不灵便、不保密的机构，同样也能做到让全体党的工作者进行充分的磋商。”（《信》，第9页）［注：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09 —210页。——编者注］
接下来，列宁又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谈到了由“非专业”成员组成的“手工业式”委员会、工人小组和学生小组，说这些组织不是在发展“职业经验”，而是忙着开“没完没了、无所不包的”（《信》，第21页）会议！［注：参见上书第218页。——编者注］只有中央才需要考虑和讨论“无所不包的”问题，而所有的小组、团体和单个的人则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身分和组别来考虑和讨论。党的意识是集中的，剩下的就是把局部工作者的零碎经验变成中央的财产（“反映”给中央）——仅靠这一点，就会让全体局部工作者受益，职业化的、觉悟的中央用它的意识滋养他们，他们的实践就因此丰富起来了。
把这个呆板公式当作信仰象征接受下来的实践工作者，最后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周围只有那些相信中央的“零碎人物”，那要到哪里去找社会民主党人呢？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火星报》第51期上，谢韦里亚宁同志（一位非常杰出的党务工作者）的来信表明，一些实践者得出了多么惊人的、实在是悲剧性的结论。谢韦里亚宁写道：
“各位注意到了吗？如今，有经验、有才干的同志越来越多地抛下委员会的工作，转而承担专门的职能。这是种很恶劣的征兆！必须成立一个单独的组织，专门负责社会民主党工作的预备。它将接受中央委员会的直接主管，因为各委员会的影响范围并不包括对革命的学校而言十分重要的这些领域。力量的分配自然必须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中，必须尽可能地把各委员会的战斗性活动同这个新组织的预备工作完全分开。”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做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他们都埋头去干零碎的职务，而既然党的工作不能解决“教育出积极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不言而喻”的任务，那就只能在党的工作之外建立一所“直接由中央委员会主管”的社会民主党神学院了。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却没有教育和培植出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在这个过程外面造出一群社会民主党人来。“战斗性”工作脱离了预备工作，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革命的活动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活动。手工业式组织理想破产的场景难道还能描绘得比这更生动吗？
（三）“民主主义”
各委员会同我们旧的、相当笨拙的、准民主主义的组织存在形式进行了斗争，它们在这场斗争中越来越多地把集中制简化成了彻底的自我解放，使它摆脱了对各委员会分会的一切义务。委员会的三五个委员以个人身份代表着“工人之社会机体的统一和意志”。他们做出决定，他们“制定”党内的新方针，他们把“经济主义”扫进故纸堆，他们使“集中制”流通起来，他们承认《火星报》又否定《火星报》，总之一句话，他们创造了全部的党内政策——而在他们下面是局部工作者的世界，这些人负责给传单排字、筹集经费、散发小册子……当然，这是制定方针的委员会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小册子的情况。在近三四年来党内紧张的摩擦中，许多委员会里发生了一系列性质类似我国十八世纪宫廷政变的coup d'état（校注：政变）。在高层，在很高很高的某个地方，某人把某人关进了某处，某人取代某人、压制某人，某人宣称自己是某某人物——结果，一面胜利的旗帜出现在委员会的塔楼上，旗上写着：“正统性、集中制、政治斗争……”
我们怀疑，在“承认”《火星报》是自己的领导机关报或是后来又“否定”它之前，是否有任何一个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决议传递下去，在所有隶属于委员会的“局部工作者”小组通过一遍（不是形式主义的带着决议“兜个风”，而是真正让决议通过分发者、出纳员、组织员、宣传员、鼓动员和其他各种“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的意识）。这种复杂的“民主”程序过去和现在都被一个单一的“集中”命令所取代了。那如果这些委员会下的小组固执起来，不同意par ordre du moufti[9]接受新的“方针”呢？那就解散这些小组，而整个当地工人运动也随之消散的情况不在少数。
例如，前一时期的一位活动家在他写给国外的信中这样描绘了《火星报》的思想胜利：
“1902年11月6日……当地委员会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人向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表示要完全赞成《火星报》并承认它是党的最理想的机关报。委员会接受这一决议，不过……有一点小小的附注，那就是对论战的尖锐性进行了指责。最后，决议当然被撤回了，在这以后提案才在未加修订的情况下得到通过……但后来，彼得堡的故事在这里几乎丝毫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对此不满的人挑动那些最好面子的成员反对 ‘独断专行的知识分子’，而且结果证明（原文如此！！！），直至现在，鼓动和宣传工作几乎完全是由这批不满分子进行的，他们的影响力也因此十分强大。现在斗争已经白热化。老的鼓动者几乎全部被打发走了（去了哪儿？！），没有足够的合适人选来替代他们，因此我们的情况很不容易（这还用说吗！），但是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一个月之后，这位无畏的战士又写道：
“1902年12月4日。这里的情况如下：《工人事业》杂志的拥护者显然以双倍的注意力对付我们。11月24日星期天，委员会热情地接受了组织委员会
[10]的建议，并保证尽一切可能给予支持。但是大约五天之后，《工人事业》杂志的拥护者利用了若干同志缺席的机会，在委员会内发动了一场真正的coup d'état
（校注：政变）。他们提议把缺席者从委员名单上除名，并给《火星报》写信
［注：《与人民为伍还是与人民作对？》，载于《火星报》1904年1月15日第55号。——编者注］，不许它刊登已经寄出的承认它是党的机关报的文件。他们大约已经写信告诉您这一消息了，但是我奉命通知您，您一定要登出这份文件……它将是和当地的糊涂虫们进行决战的信号。这一切发生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过结果证明，
他们成功地迷惑了许多工人，尤其是那些更有影响力的工人。目前我们面临一场激战。事态最终将走向分裂——至少这个想法在这里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总的来说，情况显然很糟糕。各地的情况最终都证明（！！！），地方工作主要是由‘经济派’进行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各地都出现了Rückschläge
（校注：挫折）：在我们这里是这样，在彼得堡是这样，听说在哈尔科夫也是这样。”
［注：出处不详。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请看吧。新方针已经制定了，已经“热情洋溢地”宣布第四个时期开始了[12]，已经号召让《火星报》当领导了——这时，突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结果证明鼓动和宣传工作“几乎完全”是由对《火星报》不满的成员进行的，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们，他们挑动那些最“好面子”的和最有影响（真是无法解释的怪现象！）的工人反对《火星报》……这一切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如果“糊涂虫”束缚了你的行动自由，要搞高层政治确实就太困难了！※
※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遵循同样原则基础的敖德萨委员会在一份传单里提议说要高呼这个口号：“俄国人民的解放者（原文如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万岁！”敖德萨委员会显然是抛弃了“尾巴主义”的残余，把“人民的解放只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这个无关紧要的想法扔到了一边……人民的“解放者”，敖德萨委员会万岁！它已经把敖德萨工人从自己解放自己这个任务中解放出来了！只不过有一个问题：所谓的“人民英雄”许诺说，“战斗组织”
[13]将为劳动人民赢得自由，同这个诺言相比，敖德萨委员会的口号究竟好在哪里，又或者坏在哪里呢？
但是，在整个《火星报》时期以各种形式（从最生硬拙劣的形式到完全走议会路线的形式）应用的“代替”无产阶级的方法，在“火星派”自己的队伍里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受到自我批评，这要怎么解释呢？
从前面的叙述中，读者已经找到了解释：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替无产阶级、替它的原则、替它的最终目标而斗争，这个任务在《火星报》的全部工作中占了优先地位。
我们已经指出，这项工作虽然在“火星派”的意识中积累了政治包办代替的心理因素，但它从历史角度来看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它同时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是无产阶级新开辟的阶级运动总潮流中的一个辅助过程。但是，无产阶级总的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过程都会发展出它自己的内在倾向，就算是在这些局部过程比我们现在发展得更广泛的阶段也是如此：自己的思想方法和策略手段、自己独特的口号和心理……每一个局部过程都会试图超越其本质所规定的界限，并且把它的策略、思想、口号和道德强加于使这个局部过程诞生的整个历史运动。手段反对目的，形式反对内容……
我们从上文的“党外政治”领域看到了一些“包办代替”方法的例子，而在“党内政治”方面，上文展示过的好斗的“火星派”信件则为我们提供了惊人的样本——这些“包办代替”的方法构成了整个时期的普遍现象。它们是必然发生的，无非是形式不同，或公开或伪装，因为要追逐那些四散奔跑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就不能允许慢吞吞的方式，不能容忍在“糊涂虫”身上没完没了地磨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把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原则周围的速度，要比让革命无产阶级围绕阶级政治口号进行动员的速度快得多。但不言而喻的是，如果借口维护运动原则的纯洁性和“正统性”，而把“包办代替”的病症强加给整个运动，那么这就是破坏运动的根基。
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确保党的安全，防止各种意外。而毫无疑问，其中最悲惨的一种意外会是这样：“糊涂虫”（无产者）在关键时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把我们给抛弃了。为了避免这种真正悲惨的前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组织上加强我们和工人阶级觉悟分子的联系。我们的每一个原则性决定都必须是他们的决定。
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里，“经济派”因为希望根据以下基础建立地方组织而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委员会的决议只有经过所有的小组通过之后才能生效。”（第109页）［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51－352页。——编者注］我们绝不赞成“在委员会里举行全民公投”这种合法主义仪式，这种“民主”的假象并不重要。但是委员会必须记住，只有当委员会的决议形成了委员会之下所有小组和圈子的自觉意愿时，它才能“成为有效力的决议”。这是我们必须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为了这种或那种“民主”的偏见，而是为了我们党的稳定和活力。
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问题，我们在此不再赘述，请读者参阅切列万宁同志写的小册子《组织问题》，我们认为，它的精髓不在于某种组织“计划”，也不在于非常程式化的委员会“自治”原则，而恰恰在于这个简单得近乎平庸，但在我们看来被“清算”得太厉害的思想：发展和巩固领导组织与技术机器里“做零碎工作”的人员之间最紧密的集体思想联系。因为——我们在此重复一下我们在其他地方说过的话——“党的稳定性的保障必须从党的基础那里，也就是在积极主动的无产者当中去寻找，而不是从党的上层组织机构中去寻求，因为如果无产阶级感受不到它们，革命就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把它们当作历史中不值一提的灰尘，挥挥翅膀就把它们给扫开了。”（《火星报》，第62期）[14]
“Das war also der langen Rede kurzer Sinn?（这就是你长篇大论的精髓吗？）…… ‘少数派’可能并不否认‘分工’，但是他们把分工看作一种罪恶，同时却又想用一种更坏的罪恶来医治它。‘少数派’不过是回到了‘民主主义’，虽然加上了隐蔽；‘少数派’要求委员会的决议必须通过从属于委员会的小组，使职业革命家依赖于运动中觉悟不高的成员，从而削弱了委员会工作的主动性和规模，进而为‘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尾巴主义、机会主义打开了大门，归根结底是把无产阶级出卖给了资产阶级民主派！……”
很抱歉，老实说我在模仿着写下这一段文字堆砌的时候是怀着一些嫌恶之情的……但是必须对此习以为常！在当前这个严酷的时期，假如说列宁同志在他下一部“大作”（也许已经在创作中了）里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是要证明“少数派”赞同……讲坛社会主义[15]，我们对此也决不会吃惊。各位以为这很难证明吗？一点也不难！
“‘少数派’难道不是在日夜号叫（请原谅，我稍微借用一下可敬的列宁同志论战时用的拖把！）吗？他们说我列宁宣布的分工原则歪曲摧残了党员，把他们变成小螺丝钉和小轮子※，说我设计的体系剥夺了革命者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就是被我赶出中央的可怜的知识分子所需要的那些品质。可怜的家伙！很明显，他们读过德国教授施穆勒[16]的东西，这位教授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和这些倒霉的‘少数派’候选人一样痛切地抱怨分工，说分工‘日益分裂人，使许多人（按马尔托夫同志的机会主义说法，就是用党员这个词替换人）从事没有灵魂、空洞无物的专门活动（geistlose öde Spezialtätigkeit），使他们的灵魂、思想和身体都在这种活动中枯萎’，等等。发展吧，继续发展你们的‘原则’吧，‘少数派’先生们，你们很快就会投入施穆勒教授的怀抱！”
※ “……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进一步……》第147页）［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编者］
可惜的是，列宁同志的思维还不够灵活，否则，以他的方法，他可以利用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文献来“证明”更为离奇的事情……
我们对列宁同志当然是礼尚往来。让我们翻开他最近发表的小册子的随便哪一页……例如第159页……这里谈到“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并在括号中注明：“实践总是（注意）走在理论前面的。”［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0页。括号内的“注意”两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总是？我们号叫起来，甚至不惜用斜体来强调这两个字……真的总是吗，列宁同志？我们倒是认为，理论是对过去几个世纪经验的归纳，它能够预见明天的实践，甚至是好几十年间的实践。但是按照列宁同志的“理论”——想必这一理论反映了他自己的“实践”——理论总是（总是！！！）实践的尾巴。这不就是在为理论上的“尾巴主义”做假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吗？
我们还敢不敢说，这样的开头不算太坏呢？
（四）纪律和集中制
“党的纪律”，这是“多数派”最激进的口号之一。遗憾的是，早在这个问题从地下工作中冒出来之前，我们这些所谓“少数派”的成员有机会聆听到的关于纪律的种种讨论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也许在乌拉尔密林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这样的荒野当中，人们才会遇到头一批应征入伍的“坚定火星派”，遇到这个高尚但却濒临灭绝的种族的代表，他们就是les Jacobins pars comme les rayons du soleil（像太阳光线般纯粹的雅各宾派）。当然，批评和怀疑这类腐化人心的精神也会影响到他们，不过他们正在勇敢地与之抗争，努力把它从乌拉尔逐回西方，从而挽救由我感到相当亲切的西伯利亚联盟※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亚洲地区[17]。当然，历史已经注定了这些努力的结果，但是英勇的乌拉尔人在无意中也以他们的坚持和勇气赢得了人们的敬意。由于他们的这些品质，我们党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确保他们不被遗忘：他将写上几行字来描述他们的“宣言”，因为这宣言大胆而诚实地表述了“多数派”的立场。下面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纯粹列宁派的这一“信条”。目前，我们只谈“宣言”中与纪律问题有直接关系的那些观点。
※ 作者是代表西伯利亚联盟出席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公正地指出一点，那就是在我写下这几行字之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都已经远远落后于敖德萨和和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委员会，而后两个委员会所达到的激烈程度足以证明他们的“方针”已经处在濒死状态了。
现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同志们把愤怒的重心从“少数派”转向了“多数派”自己的调和思潮。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最近的一项决议谴责中央委员会的“调和”办法，这使我们生动地回忆起雅各宾俱乐部里说过的一段话。一位严厉的雅各宾派说道：“我谴责人民代表们，因为在人们只应当用斧头和长矛（avec la hache et la pique）来对待叛逆者的时候，他们却和叛逆者称兄道弟……”
来自乌拉尔三个委员会※的“代表”们说：
“要预见（？）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为其做好准备并走在群众的前面，就必须要有一个由革命者组成的全俄中央集权组织，并且能够
全权支配各个地方委员会……委员会和单独的党员都可以被赋予非常广泛的职权，但这必须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相反，在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和有好处的时候，它有权解散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其他组织，可以剥夺某个党员的权利。
否则，无产阶级斗争的事业就无法成功地组织起来。”（《火星报》第63期副刊，强调符号是我加的）
[18]
※ 注：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反复重申的观点是：批评委员会（即指导一切地方工作的党组织）的原则性决议，就是在理论上“穷得要饭”。至于这些委员会的个别代表投票选出……要在什么地点讨论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再根据投票情况构建图表，这就是运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了。我们一直试图理解，但总是白费力气，怎么委员会的一个代表的意见竟会比委员会本身的意见更为重要。说到真正的科学方法，还有一件事。列宁的“图表”列出44票，其中“少数派”20票，“多数派”24票。后面这24票中已有3票转向“少数派”，第四票甚至转投给了……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阿克雪里罗得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巴枯宁式的真无政府主义）。我们恳请列宁同志在进一步研究他的图表之前做出这些必要的更正。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内一直存在着一些单独的、完全独立的委员会，它们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都得到了承认。整个党的生活都是围绕它们形成和发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面貌。通过举手或者投票表决这样简单的做法，结果表明，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集中制的组织”，“能够全权支配各个地方委员会”。显然，他们并没有把“集中制”理解成一项复杂的组织政治或者组织技术任务，而纯粹把它当成了那臭名昭著的“手工业方式”的反题。他们以为，通过赋予中央委员会解散一切妨碍它的组织的权利，他们就能够回避“在共同工作过程中培养全体党员的道义和政治责任感”这个实际的任务。可见，要实现这种“集中制”的理想，党内所有真正的、还没有因为任何人和事而受过纪律处分的成员都必须对中央委员会瓦解他们的企图不作任何抵抗。按乌拉尔的同志们的意见来说就是，“否则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就不能成功地组织起来”。但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真的还能组织起来吗？唯一的答案就是：不，不能。
事实确实如此。
毫无疑问，这份文件的作者假定，唯有“经济派”、“机会主义者”，或者用他们的话说，“其他阶级的代表”，才会妨碍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彼此斗争的派别永远是这样划分的。但是要到哪里去找一个如此愚蠢的派别（哪怕它是“机会主义”的派别），会听任别人“解散”它，听任它的支持者被“剥夺权利”，而不首先进行它有能力进行的一切抵抗呢？任何严肃而有意义的运动（轻浮而无足轻重的运动是不值得反对的！），如果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出于纪律意识而默默地自行消亡，要么不顾什么纪律，为了生存而斗争，那么它毫无疑问会选择第二条道路，认识到这一点有这么难吗？因为只有当纪律提供了一个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的机会时，它才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才遵守纪律。但是，当一个派别面对着自己的“权利”要被“剥夺”的前景时，也就是说，争取思想影响力的可能性要被剥夺时，那么这个派别的存在问题就从一个Rechtfrage（权利问题）变成了一个Machtfrage（权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反叛派别的代表（取决于形势的紧迫程度）要么分裂党，把与他们的原则相关的真正纪律置于形式纪律的“原则”之上；要么继续留在党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努力将约束自己的党纪限制降到最低程度，以保证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和抵制有害倾向的自由。只要他们为了他们所理解的党的利益，只要他们的影响力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自觉地摆脱党的强制的约束，那么对方想靠重复“纪律”这个词来控制他们的任何企图都会是可怜的迷信。政治“领袖”却在关键时刻念起了这种咒语，还有什么能比这副形象更加威风扫地的！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
当然，如果纪律一方面是一种负担，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威胁，这种状况不能说是正常的，相反，它证明了党内存在着深刻的危机。不过人们毕竟不能靠大喊大叫来“压倒”危机，尽管有人是愿意喊破嗓子的。
到底怎么办呢？需要在正在瓦解的纪律之下找到运动的真正要求和需要，也就是对大家都一样的那一部分，以它们为中心，我们可以把党内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成员团结起来。当这些力量团结在切合实际的运动口号的周围，双方对党的团结造成的创伤就会愈合，人们不会再谈论纪律，因为已经不会再破坏纪律了。无论谁试图从这个角度去评述我们党内两个斗争派别的工作，都能毫不费力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哪一派在引领党走向真正的团结。
如果在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少数派”不得不违反“多数派”认为是纪律的东西，那么结论只能是：这种妨碍运动迫切利益的“纪律”，就让它消亡吧！“历史”无疑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与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不同，历史不会坚持“让世界灭亡吧，纪律万岁！”这种唯心主义的原则；相反，历史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它最终总是承认，在党内冲突中胜利的一方是正确的，因为归根结底，胜利总是属于对革命事业的任务能够更好、更全面和更深入理解的那一方。
因此，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真是了不起！比如说，如今我们党内有非常非常多主张集中制的形而上学者和神秘论者认为，与同盟[19]的冲突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他们的那位鼓舞者犯了错误、做了不恰当的事、出现了疏忽或者说是办事不讲策略。但是这些人又说，对于这种不讲策略，制度本身是绝对没有责任的……正是这套除了“剥夺权利”和“解散”以外就拿不出别的“组织无产阶级斗争”之方法的制度。从前提中似乎得出了完全符合规则的结论：这是偶然的错误，是个别人缺乏策略，这样一来，人类思维的惰性就有权利继续坚定地相信这些“前提”了。无论就整体还是就细节来看，某些思维体系通常就是以这种方式走向崩溃的。首先被摧毁的是直接受到实践经验打击的结论。意识隔断了这些符合规则、但本质上荒谬的结论，又依靠诡辩从荒谬的前提得出符合规则的结论。但是这种诡辩方法本身就已经是崩溃瓦解的标志了……思想纠缠在自我矛盾之中，终于举手投降……我们的“多数派”思想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结论同前提相斗争。我们认为，即使是上文引用过的乌拉尔的同志们现在也愿意承认，对同盟的讨伐是一次可悲的“误会”，尽管总的说来，他们还是认为不这样做“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就不能成功地组织起来”……
上面我们说过，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一个“领袖”试图通过重复纪律这个词来迷惑那些不同意他的、地位平等的反对者。列宁显然感到自己的处境窘迫，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深化他的咒语。
以下就是他就此得出的结果：
意志薄弱、神经涣散、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严格的纪律唯恐避之不及。“……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参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进一步……》，第147页）［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编者注］由此得出的寓意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正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那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同上，第150页）［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0页。——编者注］
※ 最好不要去“参见”，因为从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里自然是看不出这种意思的。
按照列宁的新哲学（从他写下小册子《怎么办？》到现在，几乎连穿坏一双鞋的时间都还不到）就是说，上过“工厂学校”的无产者就足以给现在还在党内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来一次政治纪律的教训！按这套新哲学的说法，任何不把理想的党看成一个“大工厂”、反而觉得这样的设想“凶恶可怕”的人，任何不相信机器有直接的政治教育力量的人， “一下子就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的本性就不能区分工厂的消极方面（“建筑在饿死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它的积极方面（“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进一步……》，第147页）［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6页，——编者注］）。
我们并不害怕表现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而是首先坚信，推动无产阶级采取集体协同斗争方式的条件不在于工厂里，而在于无产阶级的一般的社会生存条件；我们还认为，在这些客观条件和政治行动的自觉纪律之间，要经过一条斗争、犯错和教育的漫长道路——这不是“工厂学校”，而是政治生活的学校，我们的无产者在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不论这是好是坏）才刚刚进入这所学校；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几乎才刚刚开始发展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因此不管工厂怎样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中锻炼了他们，他们都还没有能力（这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是不幸的，而对于追求“专制”的先生们来说则是幸运的）去给他们的“知识分子”来一次纪律方面的教训。我们丝毫不害怕表现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我们还要进一步宣布，我们完全支持这一思想：“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工具的单调运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以及工厂特有的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有机体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兵营式的，不是自觉的政治上的！）纪律，而兵营式的纪律又变成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资本论》俄文版第一卷，第347页，由波波娃出版）[20]
列宁把俄国无产阶级的纪律当作一个实在的量而乞灵于它，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实际上是用“哲学”问题偷换了政治问题。当然，正如资本主义总体上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先决条件一样，“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 也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纪律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是站不住脚的，同样，把无产阶级的工厂纪律和革命政治纪律混为一谈也是拙劣的。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正是在于恢复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它反对那种以物质运动的节拍来代替人类思维工作的纪律，要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这种死气沉沉的僵化纪律，使他们成为一支战斗的军队——脚挨着脚、肩并着肩，依靠共同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而团结在一起。俄国无产者还不具备这种纪律，工厂和机器并没有像让他们染上职业病那样自发地让他们具备这种素质。
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把工厂当作榜样一样！可怜的实际工作者同志把这个思想说出口的时候，没料到“他提出来的那个吓人字眼（工厂）一下子就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进一步……》，第147页）［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6页。——编者注］可怜的列宁同志！命运要把他置于一种特别可笑的境地：他也“没有料到”，这位实际工作者同志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无产者，他进过工厂这所救命的学校……
俄国的无产阶级，列宁的志同道合者们正在各处向他们隐瞒党内的危机问题，而正是这样的俄国无产阶级，明天却必须在列宁同志的一声吆喝之下，给“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来一次严厉的教训……
当诸位读了这几行放肆蛊惑、不像样子的文字，一定会相当愤怒！他们昨天还对诸位说这些无产者“自发地趋向工联主义”，今天却又号召这同一批无产者在政治纪律方面去教训人了！教训谁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在昨天的提纲里还承担着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觉悟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使命！昨天无产阶级还匍匐在尘土里，今天它就已经被抬到了出人意料的高度！昨天知识分子还是社会主义意识的代表，今天工厂纪律的藤鞭就已经向他们抽来了！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说真的，要用比列宁的办法还要厚颜无耻的方式对待无产阶级最优秀的思想财富，简直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规定了重大理论义务的科学研究方法，不是的——如果需要擦掉脚印，它就是一块抹布；如果他想显示自己的庞大，它就是一块白色幕布；如果他要展现自己的党性，它就是一把折叠尺！……
“少数派”反对集中制。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起来反对集中制。因此，“少数派”是机会主义者。这种甚至从形式上看也是错误的三段论法构成了列宁最近一本书［注：指《进一步，退两步》。——编者注］的主要战斗思想，如果我们不看这本书中一大堆粗暴而草率地根据一套间接罪证的方法构建出来的控诉词……列宁百般重复他的三段论法，力图用集中制的“催眠手势”来迷惑读者。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反对集中制。海涅[21]在柏林反对集中制。饶勒斯[22]在巴黎反对集中制。海涅和饶勒斯都是机会主义者，因此阿克雪里罗得是同机会主义者为伍的。显然，他也是机会主义者。而比这还要清楚的是，“少数派”是机会主义者。而看另一边，考茨基在柏林赞成集中制。中央委员会的某位委员瓦西里耶夫以集中制的名义解散了同盟。列宁同志则是这场为维护集中制的荣誉而进行的讨伐的伟大鼓舞者。所以说……
在列宁用这种乌拉尔委员会的方式“解散”了国际社会民主党[23]以后（列宁竟然没有就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统计图表！），他就认为他已经为他的听众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一个败坏对手名誉的三段论假象。
我们认为，列宁对他同道们的评价还是过火了。我们希望，哪怕是列宁同志最不讲究要求的追随者也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是什么原因让那些在社会政治世界观上持机会主义立场（也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的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人物反对目前的集中制？
在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会回答说：如果我们假定组织上的集中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强大工具（毫无疑问，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那么，海涅和饶勒斯怎么会把集中制当作一种与他们敌对的组织体系而同它发生冲突，就已经很清楚了。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组织上的集中制是伴随一个派别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而来的，这个派别把运动的整体利益置于局部利益之上，而且竭力保证前者对后者的控制。集中制是党对其各个部分实行政治控制的组织形式。而机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不是为了争取运动的总的目标，就是说不是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全部历史意义上的阶级利益，而是在争取本行业的、市政的、地方选举性的局部目标和临时目标。可见，集中制同机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或者说纲领策略立场是敌对的。
不过，就连列宁同志（虽然他勇气十足）也不敢说“少数派”的纲领策略观点是机会主义的。那么，“少数派”到底为什么“反对”集中制呢？……反对哪种集中制呢？……考茨基、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同志都是海涅和饶勒斯不可调和的反对者，他们怎么会表示反对列宁同志的“集中制”呢？……这种主要是为了产生音响效果的三段论法，即使重复一千次当然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考茨基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组织观点（反对集中制、反对纪律、反对“紧密结合的多数派”）是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怕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心理相联系的。这一中肯而有价值的分析只需要补充一点：考茨基还说，欧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倾向于改良主义和纲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相互关系，因为这两者都源于相同的群体心理，而这种群体心理又是由知识分子的社会生存条件所决定的。但不言而喻的是，相同（或者说同质）的心理底布会因时间和地点条件的变化而绣出相当不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的政治花纹。
※ 例如，参见《社会革命》一书第42页及以后各页，同盟出版社，1903年。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我们面对的是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还是同革命后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具有关键的意义。在德国、法国的组织观点和俄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观点之间进行类比，却不考虑前者与后者隔着一条资产阶级革命的“卢比孔河”[24]，那就陷入了最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的肤浅类比，不过是打着唯物主义分析的幌子。这些或那些组织观点绝不代表知识分子世界观本身的基本的、必然的固有方面；这些观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来源于政治心理，而政治心理又以变化无常的形式应对着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今天的“雅各宾派”知识分子也可以在他的政治心理和思维方法中暗藏着明天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雅各宾派与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争取的最低限度民主保障的不同。
可见，既然同样的社会心理性质都会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折射，那么更何况是组织问题的局部领域呢！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主张联邦制或者主张集中制，可以倾向于自治或者专制，也可以倾向民主或者独裁，同时却丝毫也不改变他的心理本质和政治利益的性质。
列宁同志本来是很容易避免机械的类比的，只要他考虑到以下几点就行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进一步……》，第140页）［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典型的雅各宾派（列宁同志就打算成为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典型的雅各宾派）毕竟也是革命知识分子。但愿列宁在谈到法国大革命和——mutatis mutandis（类推适用）——谈到我国的民意党的时候不否认这一点。雅各宾派的“集中制”和“纪律”都是列宁非常欣赏的，但这些东西并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受过工厂纪律训练的无产阶级那里借来的，而是他们“从他们自身”直接发展出来的。后来，在民主制的环境下，新的“中间等级”的这些社会成员曾经和现在都放射出彩虹般的种种异彩，从无政府主义到米勒兰主义[25]应有尽有。知识分子的天性正是具有这样的可塑性和灵活性，事先安排好的图表牢笼可没法一劳永逸地框住他们！
我们必须要牢牢记住——同样的“性质”将革命前的知识分子推向雅各宾主义，推向用炸药或者人民起义的“计划”武装起来的集中制密谋组织，而把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推向改良主义，磨钝了阶级斗争的锋芒。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不过，辩证法和列宁同志毫无关系。
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条例”就和对待《刑法典》里的死硬条款一样：他首先找出“合适”的条款，然后一头扎进起诉状的材料中去，并寻找形式上符合刑法条款的推定罪证。
辩证法和列宁同志毫无关系。他知道得很清楚，“机会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它的本性，不只是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进一步……》，第128页，强调符号是我加的）［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361页。——编者注］。
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连我们这位大胆的论战者也不敢把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完全地塞进机会主义者的范畴（从简洁明了的角度来看，这么做本来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他给他们造出一个称号：“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这样一来，机会主义的概念就失去了任何政治内容。它不过是一个用来吓唬小孩的“烟囱里的魔鬼”。
把辩证法降低成诡辩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习惯中所有活生生的概念都抽空，把社会历史的“类型”变成用来衡量尘世罪孽的不可动摇的超社会规范——这些就是反对“少数派”所付出的代价！“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由三分之二的成员进行补选，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这一事件上是吉伦特主义［注：指党领导层中关于补选问题的辩论。——编者注］！中央委员会是否有权决定同盟行政机关的所在地——这一问题上又是饶勒斯主义！
好像已经登峰造极了？可列宁同志还有招式。
列宁同志写了一整本书论述说，革命的方法（“起义”和“推翻”）只有在小组生活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必须由纪律来统治；在无产阶级政党中违反纪律的分子已经由此表现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一百五十页的篇幅里就算没有让读者信服，也已经用这类哲学让读者疲乏不堪了，随后他突然间简直是用下面的箴言重重地打了读者的脑袋：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本是一件好事情。革命派实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也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实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不妙了。”（《进一步……》，第160页）［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2页。——编者注］
列宁同志的所有崇拜者都该细想一下他的“论证”，这会很有作用。“少数派”受不了党的纪律。正是这一点（注意：正是这一点！）就暴露了它的“无政府主义”和“饶勒斯主义”。因此，“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别。这是顺向定理。接下来是逆向定理。
“少数派”起义就大事不妙了，因为“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别。而如果“多数派”要起来反叛，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机会主义的“少数派”反对“多数派”，这就证明了“多数派”的革命性……而根据顺向定理的证明，“少数派”之所以是机会主义的，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纪律。从两条定理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同志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可以自由行动。
Quod est demonstandum（校注：证明完毕）。
列宁怎么敢只用上文引用的这几行字就把他的整本小册子踢到一边去呢？只需稍加思索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形势所迫！……我们的大元帅的军队在渐渐减少，“纪律”又大有把刀尖指向他自己的势头。而与“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相对立，列宁（用他引用的考茨基文章中的话来说）是“一个满怀无产阶级情绪的知识分子理想典型……他毫无怨言地走在行列之中，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既然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从来没有想要出风头、占头名※，而且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17页。托洛茨基的引文与列宁的引文有出入。——编者注］；既然列宁同志具备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员所具有的这些绝对宝贵的品质，不怕变成一个“少数派”，那么他就认为有必要预先在他的著作中“插入”一段哲学论证，为他正在策划的党的分裂进行辩护，以便维持和巩固他残余的军队。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很是随便，这种从容正展现了他对党内同僚鄙夷蔑视态度的另一面。
※ 我们认为，就连列宁写下这些字时用的那张纸都会为他感到惭愧……
如果别人起来反对我，那就很坏。如果是我自己起来，那就是好事……
这本冗长无味的书中充斥着大量的引文、“国际事例”的对照比拟、狡猾的图标和其他各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手段——而以上这句话就是从这本书里得出的简短而有趣的寓意。
（五）几点结论
（信件摘编）
第一封
1904年3月……
昨天，宣传员（十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员举行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介绍一下整个组织的计划，特别是我们这里的组织计划。在概述组织计划之前，组织员说了一些关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话。他属于“多数派”，承认由列宁同志提出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计划（原文如此！）。组织者说，“少数派”指责“多数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你们会看到，这是非常不公正的指责……“少数派”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计划来取代列宁的计划。他又接着说，“少数派”中表现出了“联合会[26]”（“民主主义”）的残余。当列宁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和《怎么办？》中提出组织计划的时候，人们却对组织计划问题漠不关心，这位组织员对这种态度感到遗憾。他同时还提到，托洛茨基和查苏利奇已经同意《信》中的那个计划（？！）。然后，他开始概述计划。小组不算是组织，甚至也不是组织的支部。支部是工厂委员会（至今任何地方都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支部。我们完全不了解工厂中的生活，而那里却蕴含着丰富的事实材料……鼓动者们讲话的时候常常毫无根据……总之，需要工厂委员会。领导它的是工人组织员。委员会里要有五六个优秀的、有影响力的组织员（由于缺乏继承性，找不到这样的人）。工厂委员会的职能是：传播刊物、设立互助储金会、建立小组、搜集信息、散发传单……他详细地说明了如何组织小组散发传单。到现在为止，这一工作还没有组织起来。接下来是组织鼓动会议和宣传小组。工厂委员会的委员包括：组织员、技术员、出纳员、图书管理员和通讯员。全市分七个区，再加上在知识分子中的工作。一个区的组织包括：区组织员、区宣传员、图书管理员、区通讯员、出纳员。而本市地方委员会的组成是：集体选派的成员（关于这个人还一点也没有提到过）、技术员、负责的宣传员、组织员、编辑和秘书。（匆匆忙忙，说得很乱，请原谅。我没有时间。如果有必要，我之后再详细告诉你。）这位报告人详细地讲解了整个工作的技术，以及如何组织工作才能既保密又有效。至于这些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则只字未提。只说明了表面形式。最后，报告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计划中是否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都倾向于认为没有任何危险。宣传员们对意见分歧一无所知，因为手头没有刊物。现在为他们设立了一个“阅览室”，里面摆着最近一期《解放报》[27]、《第二次代表大会纪要》的第一卷（？！）和巴甫洛维奇[28]的小册子。不久前组织了二十五个在学习和从事技术工作的人进行了一次会议。也向他们介绍了组织计划。在这以前，根本没有同他们开过会：“你们这是何必呢？把自己的学问搞好吧！”……同你紧紧地握手。※……
※ 信件有删减，着重符号是我加的。
回信
1904年3月……
亲爱的朋友！您的上一封信特别有趣，引起了种种想法和考虑，以至于我有些犯难，不知道应当从何说起。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这件无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不仅是N地的有组织的工人，不仅是宣传员，而且连N地委员会的委员，至今都还没有弄清楚使党分裂的那些意见分歧的意义。现在，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一种说法：“集中制的思想（！）必须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巴统委员会的决议似乎就是如此，可参看）。在明格列尔委员会和在彼得堡委员会，在里加委员会和在赤塔委员会，人们到处都在谈论集中制。而且他们认为，集中制就是指中央委员会。如果有了一个中央委员会，那就是说，也就存在集中制了。但是像N地的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既缺乏文献又缺乏兴趣——根本不知道党的中央机关报要取得什么，同盟想要什么，五六个同中央机关报团结一致的俄国委员会想要什么，而这一事实却并没有使N地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根本没有集中制。因为集中制所指的——至少必须这样理解——不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或者代表会议，而是比这远为重大的某种东西。最重要的是，集中制的前提是全体党员积极参与全党的生活。当然，我说的是“欧洲式的”集中制，不是亚洲式的专制的“集中制”。后者不仅不以这种参与为前提，甚至还排除它。他们为你们制定的组织“计划”“本身”也许是很不错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但毕竟这个计划已经存在了两年，按照列宁的《给一位同志的信》而“生活”（按字面意义！）的整整一代人产生了，集中制似乎应该已经开出了茂盛的花朵。但是事实上，对于已经将党内最有影响力的工作者们分裂了将近一年的这些问题，N地的委员会（不是波尔塔瓦委员会，不是乌法委员会，而是N地的委员会）还是只能耸耸肩膀，无能为力。这不就是说，N地的委员会无非是一小群完全和三年前一样毫无起色的手工业者吗？这些手工业者，如您信中所说，连百分之一的地方工作都无法胜任，而且像那时一样，对全党的问题完全漠不关心，甚至明显地表示出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什么？差别在于：人们更新了革命行话的某些术语，对着集中制赌咒发誓，还在于把一切希望从“任务的自发发展”转移到了“集中制的思想”上，或者转移到由随便哪一个人在随便什么时候所实行的组织计划上（如果破坏分子不加以阻挠的话），于是“森林和高山便开始跳起舞来”[29]……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什么？……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必然以一切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为前提。这首先需要熟悉情况。但到目前为止，你们只有代表大会记录的第一册（是谁把记录分成两“册”，又是为什么这么做？）和巴甫洛维奇的小册子，既没有同盟的代表大会记录，也没有马尔托夫的小册子或者《火星报》。作为党的工作基础的“集中制思想”的良好结果究竟在哪里？有了中央委员会绝不等于有了集中制，即使按照这个词的最狭隘的技术方面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而且N地的委员会不应当向你们这些宣传员说明这么一个组织“计划”——已经由三四代“集中派”委员会委员提出，引起了三四代“集中派”宣传员的注意，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使党的财富有任何增加——不应当三番五次地重复这种工作而对意见分歧问题绝口不谈，你们的委员会本来应当停下脚步，回头看看：它曾经是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它又拥有了什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如果这样做了，它就会看到，在一切神速的蜕变和变革中，它只保留了自己唯一的资产，那就是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剩下手工业习气的旧残余。
然后，它就会自问：事情的关键真的在于组织“计划”吗？虽然“集中制的思想”已经植入每个人的头脑，甚至在一些人的头上干脆露出了列宁的《给一位同志的信》的一角，但我们不还是在原地徘徊吗？也许党停滞不前的原因比在哪一个地方必须有多少出纳、会计和其他“集中制思想”的代表人这种问题要更深刻呢？
一旦这个委员会开始朝这个方向（而且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方向）去思考，他就会失去向“少数派”发问（就像你们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的冲动：“你们拒绝列宁的计划，但是你们拿来代替它的计划在哪里？”因为这个委员会将懂得，“少数派”不是拒绝把某一个独立自足的组织计划当作救治手段，而是拒绝“打算搞出一个自足计划”这种计划本身。
你们在从前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很少举行宣传员会议：所有的人都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每一个人都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秘密工作束缚着大家的手脚。但是现在召开了一次这种稀有的会议，出席的是一位领导同志。他对你们说，“少数派”（不过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并不熟悉“少数派”）表现出“民主主义”的残余，然后他向你们这些宣传员概述了组织“计划”。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从这一计划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它对你们的宣传工作给了哪些指示呢？它是如何丰富你们的意识的？你们在散会以后是否着手使这一计划变为现实呢？怎么做？用什么方式？从哪一头开始？还是说，这项工作将由其他人来做，例如，由让你们了解这一计划一切秘密的那位组织者来完成？他有没有告诉你们，他想怎样着手使他的“计划”变为现实？难道他想解散一切现有的小组和支部，并且按照集中制建造术的全部规则，在打扫干净的空地上由单独的分子建起一栋新的组织大楼吗？或者他是想逐步取消现有组织的那些发育不全的机构？通过什么办法？他打算从何开始呢？作为宣传员，你们在组织上的协助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琐事”只字未提。但这样一来，你们的整个讨论会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小组不算是组织，甚至也不是组织的支部。支部是工厂委员会，而至今任何地方都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这个计划妙极了，连官僚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但是你们的组织者难道就没有花点心思思考一下这个现象的奥秘么：一方面这一计划自在地存在着，而另一方面N地的社会民主党也独立自在地存在着。你们的组织如此糟糕，传单的散发工作甚至比“民主主义”时期还要糟。这个计划是专门为N市制定的，由当时的N市委员会提出，并经过N市的同志们，包括“老同志”和“年轻同志”的仔细研究，它仍然哺育着N市“集中派”们完全无私的激情。在这两年的集中制柏拉图主义[30]之后，列宁“计划”的支部——工厂委员会——还是哪儿都不存在。但是，根据“计划”只存在于后台的“小组”，却被推到了前台，与计划背道而驰，而且到今天为止，小组实际上是唯一一个让你们那位组织者有机会去阐述他的组织计划的“支部”。而你们这些宣传员开完你们小组的会议以后回去做你们小组的工作，你们开始同工人谈话，也许就谈同样的主题：总有一天，工厂委员会将遍布整个N市，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包括一名组织员、一名技术员、一名出纳和一个通讯员；工厂委员会之上将设立区委员会，里面包括一名区组织员、一名区宣传员、一名区刊物管理员、一名区出纳和一名区通讯员；再往上就是党的地方委员会和作为全体委员会之委员会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它会在适当的时候将号召地方委员会，而地方委员会将号召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将号召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将号召工人——于是整个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将会去书写……去书写……只要那些破坏分子不来阻挠的话！
我又一次深思起来：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这个组织者要向你们解释他的“计划”？我试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他的行为。我记得搞小组宣传的那个“原始”时代。当时，宣传员的目的是要向帕尔工厂或马克斯韦尔工厂的工人阐明他在宇宙中的位置。他们从宇宙学讲起。他们成功地说明了人是从猿猴变来的。翻过文化史这道坎以后，他们抵达（很少能办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项工作的基本想法是要把一个愚昧的无产者变为具有完整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如今，这种可敬的教条主义已经逝去了，上面长满了荒草……结果，它却以最为可悲的、像讽刺漫画一样的形式重生了。
我们党内那些在“手工业方式”破产时期成长起来的党员产生了一种异常贫乏的想法：集中制的思想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基础。对世界结构做唯物主义解释的思想让位给了按集中制制定“计划”的思想。“让小组成员明确自己在这神创的大千世界中的位置”这一广泛但教条的任务让位给了“让组织中的成员明确自己在列宁的微观世界中的位置”这一公家所有的官僚主义思想。
在小组里面，原始宣传的对象很少能撑到把这么一个问题解决清楚：他，帕尔工厂或马克斯韦尔工厂的一个工人，究竟是什么？尽管如此，但他毕竟了解到，人类经历过一妻多夫制的时期。这一切都是有益的和正确的知识，有助于理解现状和过去。而建立在一百三十个工人出纳、一百三十个会计和一百三十个通讯员基础上的N地宇宙，只是列宁同志在文牍之风的本能驱使下编造出来的。它根本不存在。完全不存在。而当你们向工人说明他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时，你们就是在告诉他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
亲爱的朋友，他们说“少数派”对我们党内某些人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责难“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答案清清楚楚，不是吗？
紧紧地同你握手……
第二封
1903年［注：刊误，应为1904年。——编者注］7月……
尊敬的同志！……现在是详细地探讨组织问题的时候吗？大事件正在不知不觉地逼近，革命的到来可能会比我们敢于预料的要快得多。而我们却在讨论应该加入委员会的那三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员……当坚决的革命群众走上街头时，我们会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吗？群众能找到他们需要的口号吗？军队又怎么样呢？毕竟，街头斗争的结果要取决于他们的行为……我们做了什么工作使他们同革命群众更加接近呢？革命是“如夜中之贼一般”[31]到来的，现在真正是我们为这一革命做好准备的时候了。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必须迅速做好准备，就好像革命会在夏末就开始一样，并利用好每一次“时间推迟”，让它们有利于我们的党……是时候了，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回信
1904年8月……
尊敬的同志，我也同意您的这些意见：革命可能比我们设想的要临近得多；我们必须尽可能深入和广泛地开展政治鼓动工作；必须向尽可能多的群众宣传这些可以由他们带着走上街头的激进口号；现在还不是深入研究组织问题细节的时候……但是，如果您提出这些想法是为了反对“少数派”所进行的工作，那我是不同意您的。即使您不直接这样说，但人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革命无论如何都会“如夜中之贼一般”到来，为了不让它在熄灯以后把我们打个措手不及，我们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清醒。但不幸的是，从政治上看来我们党是在打瞌睡。它在沉睡中看到一些组织上的梦幻泡影，而有时这种幻影会变成沉重的噩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唤醒我们党，否则它的政治美梦就会变成政治死亡。
当您说“我们必须为革命做准备”时，全党的意见同您是一致的，但四分之三的人会将您的意思理解为组织技术方面的准备。里加委员会会说：“必须培养出一个严格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其他十多个委员会也会说一些类似的话。对它们来说，革命的准备工作就算不是发布口令和提出口号，不是指定好日期和时间以发起所谓的“号召”，进行所谓的“革命”，它也至少是一种内部的组织建设——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种“瓦解组织”的建设，因为它首先要摧毁那些已经存在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当前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决定性时刻，任务在于：将所有已经存在的组织要素集中起来，开展系统的、集中的而非分散的工作。这一工作的目的是通过适当的策略方法使群众保持政治紧张状态，这种状态必须愈来愈高，并最终通过一个革命时期或暂时的反动时期（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得到解决。
我们的全部任务都是在政治策略方面。我们这些所谓的“少数派”并没有提出独立的组织任务，我们认为，最紧迫的那些组织任务会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顺便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表现出了“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只是必须要记住，与我们的机会主义相对立的组织上的严格主义[32]无非是政治愚笨的另一面。
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说过的话：只要多数同志的思想还像捕鼠器里的耗子一样在一俄寸见方的组织章程这些琐事中无助地转来转去，那么就不可能制定真正的政治任务。“少数派”的“论战”工作同“详细地”推敲“组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而这项工作可以归结为破坏组织拜物教，为政治策略问题清理场地，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命运，就取决于政治策略问题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实际的解决。Sapienti sat!（校注：智者一言足矣！）
我们必须利用我们个人和组织的全部力量立刻开展这场运动，而运动的出发点当然必须是战争。战争向我们提出的口号很明确：和平与自由！提出这一口号，不仅表明了我们对战争的原则立场，而且表明了我们打算直接实现的目标。我们不仅仅是为和平而示威，我们实际上希望在“结束”独裁统治的同时也使战争结束。我们必须对此抱有希望，而且这一点必须在我们的鼓动的内容和语调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我们还根本没有学会如何向群众提出战斗口号。我们政治思维中的形式主义没有与切实有效的口号相匹配，只有一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合适的模板，因为甚至在我们自己看来，它们也往往只具有漂亮话的意义。
里加委员会“关于战争”的传单提出如下口号：“对专制集团企图煽起我们心中的兽性并把它指向我们的日本兄弟的一切尝试，我们应当以这样的呼声作为答复：打倒资产阶级！打倒战争！和平万岁，各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团结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很清楚，这里提出的不是行之有效的战斗口号。为了回应“专制集团”的冒进而发出“打倒资产阶级”的“呼声”——我们绝不能把这种说法看作是口号！从这几句话来看，当前战争的命运是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委员会说道：“我们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反对工人阶级。我们现在不能防止战争，但是我们强烈抗议这场不必要的、破坏性的、冒险的战争！”（黑体强调由传单标注）
这种观点会大大削弱我们的革命立场。我们必须牢记，沙皇制度的命运现在是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如果我们真的将要进入专制制度最终崩溃的时期，那么就必须由此得出这样的策略结论：我们不仅仅是要反对战争，而且必须要求立即结束战争。
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
任何一份传单、任何一次鼓动讲话都要以这样的口号开始和结束。必须考虑到战争的全部后果，并使群众看到这些后果。必须把明确好懂并且尽可能简短的传单传遍整个俄国，而且在每一个特定的鼓动时期，所有传单都必须集中精力干一件事。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号召所有的人响应这一口号；你们要将这个号召传播到每间作坊、每座村庄、每个茅屋里去。让城市工作者把他们较高的见解和文化程度传达到农村工作者那里去。你们要说话，要到处议论，每天如此，不知疲倦，从不间断……你们的呼声越是得到千百万倍的响应，这种声音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变得不可抗拒。”（拉萨尔，《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回应》）［注：《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2页。——编者注］
在失业者中，必须根据这同一个口号进行最强烈的鼓动。结束战争，它只会给人民带来赤贫、失业和死亡！
到了一定阶段，我们把统治阶级的社会组织对战争的态度也纳入了鼓动对象，那就必须让鼓动更加复杂。工人必须要求地方自治局、杜马、大学、学术团体和新闻界发出强有力的反战声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如何回应革命无产阶级的要求。
由国家救济饥饿的农民和失业者，以及因为战争无家可归的人！必须在适当的时刻大力提出这第二个口号。在此基础上进行鼓动，可以使无产阶级，特别是失业者，表现出对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反对，因为它们侵吞人民的钱财用于战争。
反对战争的运动越深入、越广泛，陷入两面夹攻之中的专制制度遇到的困难就越大。“立宪会议万岁！”这个口号指明了摆脱困境的关键出路，它必须响遍整个俄国。这个口号与上述两个口号之间的联系不言自明：立宪会议必须结束战争，同时还要清算罗曼诺夫王朝的全部家业。
地方自治局、杜马和大学代表的“号召”不应当使我们感到出乎意料。在许多同志的心目中，这样的号召可能会引起担忧：我们太晚了（什么太晚了？是号召起义太晚了吗？）。但实际上，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立宪”改革绝对遏止不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相反，它会成为这一运动的前奏。杜尔哥[33]的改革就迎来了法国大革命。
我们必须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权这一口号来对抗杜马和地方自治局“自上而下”的呼吁。我在上面已经简略地指出过，为了使群众支持这一口号，我们必须在围绕一切其他口号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把群众同地方自治局和杜马这些基于等级和财产资格的社会组织对立起来。
当然，试图立即确定我们提出这些或者那些口号的次序，或者围绕这些口号动员群众的形式，这当然是荒唐的……我只能为我们面临的革命工作提出一个大概的图示。但是，不管我们的策略应用办法怎样改变，也不管这些办法会以什么样的组合形式出现，策略的方法本身必须保持不变：要使无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中对抗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的一切社会组织，特别是对抗那些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被“号召”过来决定俄国自由之命运的社会组织，比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
在开展这一复杂的革命前运动时，我们必须记住拉萨尔在1863年向德国工人讲过的原则：
“取得实际成就的全部艺术在于：任何时候都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在最重要的一点上——而不要左顾右盼。你们不要左顾右盼，对一切不意味着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或者同它没有联系，不能促使它实现的事情都要置若罔闻！”（《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回应》）［注：参见《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3页。——编者注］
不管革命使我们处于运动的哪一个阶段，团结在特定政治口号周围的无产阶级总会在革命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本身将极大地推进无产阶级进一步的政治团结。所以说：围绕着基本的革命口号动员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决定性事件进行的直接准备内容。即使由于历史的意志，这些事件要无限期地推迟下去，我们的努力也丝毫不会白费。它们会全部纳入我们“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之中。
目前，除了这项准备工作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但我知道并且看到了这项准备工作全部的复杂性、艰苦性和巨大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其他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这一准备工作的附加。Da stehe ich, anders kann ich nicht.[34]当然，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少数派”拥护者都会这样说。任凭他因为组织上的“机会主义”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不会投降认输。即使在十字架上，他也必然准备着高喊：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35]……
[1] 在俄语中，план既可以指“计划”，也可以指“提纲”。——校注
[2] 路易·茹尔·特罗胥（1815—1896），法国将军，国防政府总统兼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870年9月—1871年2月）。——校注
[3] 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1748—1836），耶稣会士，法国大革命、法兰西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法兰西督政府督政官、法兰西执政府执政官。——校注
[4] 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7页为：“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括号内的“即做零碎细节工作的”为托洛茨基添加。——校注
[5] 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5页为：“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括号内的“中央”为托洛茨基添加。——校注
[6] 托洛茨基在引文中的внушить一词后加了“注意”字样。这个词可译为“使……相信”“唤起……感情”，也有“灌输、注入某种思想”的意思。即，列宁的这句话也可以译为：“为了给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灌输信念……”——校注
[7] 第一个“手工业者”的用词为ремесленник，第二个“‘手工业者’”的用词为кустарь。——校注
[8] 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为：“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括号内的文字为托洛茨基添加。——校注
[9] 法语，意为“根据穆夫提的命令”，即“根据上级机关的命令”。穆夫提是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的学者，他们也是乌理玛和教法官，有权发布伊斯兰教令。这个表达经常被用来讽刺缺乏正当理由或透明度的决定。——校注
[10] 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使《火星报》组织同一些其他的地方性组织联合而建立的组织委员会。它于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成立，在《火星报》（1903年1月15日第32期）上敦促各委员会和各地方组织共同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为此请求能够承担共同的和统一的任务（虽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性）。《工人事业》杂志激烈反对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计划。——编者注
[11] 马尔托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反对“戒严状态”的斗争》（1904年日内瓦版）一书中的用语，以此指责列宁试图在党内推行“戒严状态”。——校注
[12] 暗指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的结束语。列宁在结束语中把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并且指出会出现第四个时期。列宁说:“我们深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深信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所‘代替’”。（《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88 页)——编者注
[13] 指“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下辖的一个专门负责恐怖活动的内部组织。——校注
[14] 文章的标题为《我们的“军事”行动》，署名为Т.，但1926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文集第4卷《政治纪事》并未收录此文。——校注
[15] 讲坛社会主义这个术语由德国经济学家海因里希·奥本海姆提出，因其代表大多是德国大学中的教授而得名。它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保守派经济学家中兴起，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回应。这一派别的支持者认为国家有必要以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干预经济，寄希望于国家以超阶级组织的身分调和阶级矛盾。——校注
[16]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创始人。——校注
[17] 指俄罗斯的亚洲地区。——校注
[18]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乌法、中部乌拉尔和彼尔姆委员会对中央机关报来信的答复》。——编者注
[19]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校注
[20] 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4页为：“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 着重号和括号内的文字为托洛茨基添加。——校注
[21] 沃尔夫冈·海涅（1861—1944），德国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代表。——校注
[22] 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政治家，社会主义领导者。——校注
[23] 指上文的同盟。——校注
[24] 公元前49年，古罗马将领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卢比孔河的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格奈乌斯·庞培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此处指政治上的分水岭。——校注
[25] 以法国改良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命名的政治理念，主张通过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办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校注
[26]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编者注
[27]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非法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编者注
[28]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东方学家和革命家米哈伊尔·拉扎列维奇·韦尔特曼（1871—1927）的笔名。——校注
[29] 出自克雷洛夫的寓言《四重奏》，这个寓言讽刺的是只重形式而忽略实质的行为。——校注
[30] 柏拉图主义的核心是承认抽象对象的存在。抽象对象并不依赖于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因此既非物理的，又非心灵的，而是存在于第三个地方。——校注
[31] 原文是教会斯拉夫语яко тать в нощи，意为“出乎意料”。——校注
[32] 严格主义是指在原则或实践上极端严格或刻板。从本质上讲，它强调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也要遵守既定规则。——校注
[33]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即位后调任财政大臣，试图进行多方面的财政改革，但引起了宫廷和贵族的强烈反对，因而很快下台。——校注
[34] 出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原文为“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意为“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校注
[35] 出自《马太福音》第23章第24节。比喻人们不懂分辨轻重，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却忽略了重要的大事。——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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