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和组织问题）（1904）
二、策略任务
（一）我们在无产阶级之中的活动内容
是的，毫无疑问，颇有趣味的斗争岁月在等待着我们，激动人心的事件正在预备之中。但在目前，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摆脱我们党在其中已经挣扎一年的这个僵局。委员会的工作处于异常悲惨的状态：与群众的组织联系微乎其微，与群众几乎没有政治“联系”。“无产阶级是普遍民主运动的先锋队”这种言论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刺耳的政治欺骗。每一个能够进行政治思考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恶习，这种恶习或者是传承自“经济主义”，或者是在《火星报》时期染上的，总之这种“恶习”阻止我们挺直腰杆，完全地发展自己的潜力。如果认为内部摩擦是停滞的原因，那简直太幼稚了，它们只是症状与表象。
我们先暂时忘掉党内分歧、组织冲突和相互“抵制”，先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就会惊讶于它的贫乏——不仅是数量贫乏，质量上也是如此……我们的全部活动领域都贴满了大小不一的层层传单，上面印着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推翻专制制度的笼统思想。这些传单就叫做宣言。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宣言的总和就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经济派”工作的支点是罢工。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里，游行示威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没有这样的“支点”，我们在群众中就绝对不可能开展工作。在西方，革命的“生产”中的“关键时刻”就是定期竞选运动（更不用说目前那里的行动步伐要“耐心”得多）……罢工和游行示威锻炼了群众抗争的一系列复杂技能，增强了团结意识，培养了战斗情绪——这种规模是单靠鼓动和书面宣传永远无法达到的。如果像第一批拉夫罗夫派[1]所相信的那样——仅仅向无产阶级介绍其他国家的工人是如何进行斗争的，或者仅仅证明斗争的必要性而不直接指出和立即号召他们在特定的时刻采用可能的斗争形式，以为这样就能在无产阶级中发展阶级政治的力量——那么这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罢工和游行示威是前两个时期的两个工作高潮，它们不仅使产生于书面和口头鼓动的工人抗议情绪得到了实际应用，而且还立即飞跃性地扩大了这种鼓动的领域，并从质的方面提高了群众的接受程度，也就是接受那些更高级、更复杂的新斗争思想。
群众的积极主动和首创精神由我们的实践发展出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这些形式在我们的革命工作全局中所处的位置，工作的组织本身在两种形式之间摇摆不定：要么是技术性机构，负责大规模散发已在国内外出版的刊物，要么是革命的杠杆，把群众带入合适的运动，从而在他们身上锻炼出一种积极主动的习惯。
“经济派”的“手工业”[2]组织特别接近第二种类型。无论好坏，这种类型的组织完全适应于众所周知的“工人对资本家的实际反抗”这种方式；无论好坏，它都直接而活跃地促进了“经济斗争”（主要是罢工斗争）这个范围当中工人的团结和纪律。
要找到一个多少比较纯粹的第一类组织（也就是散发党的刊物的机构），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所谓的波兰社会党（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为了尽量缩小与群众接触的范围，波兰社会党在其大会决议中甚至以阴谋论为由禁止一切以小组形式进行的宣传，最后把动员群众的政治任务全部寄托在自己的文字活动上，其中一部分交给它的报纸，但主要是交给它的种种宣言。1894 年的波兰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由于意识到这种工作（党组织秘密宣传小组）的消极方面，党把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通过出版物进行鼓动上，而党的小组工作仅限于培养宣传者。出版和大规模散发社会主义刊物是波兰社会党用来帮助劳动群众为反对政府和资本家的斗争做好准备的主要（唯一？）活动办法。”《俄属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要》（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й Польше）※的作者说：“像这样一种对党的任务的看法，影响了波兰社会党的全部活动，并赋予党一种特殊的烙印，也就是离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相去甚远。”（第129页）这位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自发爆发的罢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果而终，由于组织与群众之间相距甚远，波兰社会党与群众没有联系，它不仅不能领导斗争和有计划地指导斗争，甚至没办法合适地利用斗争进行政治鼓动。”（第190页）事实证明，这种非常适合传播革命刊物的机构不适合扮演调节者的角色，它调节不了群众活生生的革命能量。
我们绝不是想让党回到“经济派”的那种手工业组织。但是波兰社会党的组织——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这本有趣《概要》的作者的意见——也确实“离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相去甚远”。这对我们来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我们将在下文中努力解释这一点），不管我们在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的刊物这一工作上如何臻于完美，我们都还没有就此建立起一个社会民主党。同时，我们从反对手工业式组织的斗争过程中得出的组织理想，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客观条件强加给我们的，这个“理想”正让我们党越来越接近波兰社会党——我们刚才已经从《概要》中看到，波兰社会党把“大规模散发社会主义刊物”当成了“帮助劳动群众为反对政府和资本家的斗争做好准备”的主要手段，而实际上就是唯一的手段！
事实上，我们的组织早已不再服从“行业工会”斗争的要求和需要，尤其是不再服从斗争最有战斗力的方式：罢工。在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在各种情况下都进行“政治揭露”，以此反对“经济主义”），我们不仅完全忘记了领导罢工的艺术，甚至开始怀疑所有的“行业工会”斗争，认为它们可能“在政治上不可靠”。※
※ 当然，列宁同志会说这是诽谤。他（在《进一步，退两步》里，第141页
[4]）请我们参考《火星报》第43期，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早在1903年，“人们就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我们按照列宁同志的指引，查找了第43期的文章《论我们党的鼓动任务》（致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写道：“我们的
政治鼓动最近变得过于
抽象，与工人群众的具体生活和日常需要联系太少……我们的
政治鼓动有时完全变成了
矫揉造作的政治朗诵。没有这些基层群众的参与，就不可能开展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只有扩大我们政治运动的基础，唤醒基层人民独立自主的生活，才能使我们的党
重新强大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决不能忽视工人的行业利益和行业斗争。
我们必须重新唤醒广泛的群众性行业运动……可与此同时，巴库委员会就和去年的梯弗里斯委员会一样（这封信是从高加索写来的），在其存续的全部时间里没有发行过一份行业传单，也没有组织过一次罢工。”就从这些字句中，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最终“确信”，早在1903年7月，“人们就认为（谁？）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列宁同志就是这样草率地书写历史的。不管怎样，他给了我们向他提出几个问题的权利。如果《火星报》第43期中“政治派的迷恋”
已经被视作“明显的返祖现象”，那这是否意味着这种“迷恋”曾经发生过？发生在哪个时期？或许是在《火星报》时期么？“政治派的迷恋” 表现在哪些方面？谁与他们进行了斗争？又或者，此事与我们党全部的经验相违背，我们是在没进行任何文学斗争的情况下战胜了“政治派的迷恋”吗？如果列宁同志思考一下这些有趣的问题（不过他需要先承认他在引用《火星报》第43期这件事上犯了错），他可能会意识到，只有“少数派”对“政治派的迷恋”展开过思想斗争，因为它正日益威胁着（见《乌拉尔宣言》和《进一步……》）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要宣布后者的一切理论和政治成果都是“明显的返祖现象”。列宁如此不谨慎地提到的这封来信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甚至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试图在不放弃“火星派”立场的情况下找出我们党的实践在所谓“第三时期的清算”过程中由此形成的各种痛点。
在新世纪之初，经过一系列声势浩大事件的宣告，游行示威在俄国已经取代了罢工，成为地方工作开展斗争的中心点。在许多城市，地方委员会的活动开始缩减到仅限于筹备游行示威，而在示威的过程中，地方组织的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成员往往就像烟花那样一次性地燃尽了，而且并不总是绚丽夺目。但是，没有明确目标的游行示威、“泛泛地”反对现存制度的游行示威、为了示威而进行的示威，这样的示威一旦没有了新鲜感，就丧失了其强大的吸引力。游行示威所带来的激动振奋已经无法弥补物力和人力方面的消耗。在那些已经发生过游行的城镇，群众不可能非常愿意只为了唱唱革命歌曲、挥挥红旗就走出去直面刺刀、子弹和哥萨克的皮鞭。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在这里就要指出：只有运用更丰富更复杂的手段，让群众参与到活生生的政治利益领域中，游行示威活动才会重焕生机。
为了让自己的组织更加秘密化、更加灵活、更加适应于对群众示威游行的革命领导，我们的委员会削弱甚至切断了它们与群众之间仅有的“工联主义”联系，挖空了自己脚下的地基，结果不得不确信示威游行越来越不容易成功。于是，委员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越走越远，完全把“示威”推到了自己的视野之外。与此相适应的结果是，使地方组织适应街头斗争任务的尝试也正在遭到放弃。一年半到两年前的委员会里还经常能听到讨论“武装回击”和“义勇战斗队”的讲话，如今哪个委员会里还有这些发言？没有。结果搞得怎么样？委员会和群众毫无联系，它既不领导罢工斗争，也不号召和安排街头示威。
由于缺乏直接的战斗性刺激，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沦为印刷和散发传单。这个组织正日益变成一个专门适应这种功能的技术性机构。传单的散发也走上了阻力最小的路线，最终——由于组织脱离群众——甚至回避了……工人。（参见《火星报》第64期一位敖德萨工人的有趣来信）
当然，与波兰社会党组织不同的是，我们的组织散发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但如果认为哪怕我们把工作局限于传播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我们仍是在建设社会民主党，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我们加倍地、三倍地需要一个协调良好的秘密组织，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谁会否认这一点呢？——但是需要这个组织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或者至少主要是为了在我们所服务的一定范围的群众中成功地传播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吗？不是这样！这项任务本身不应该成为我们组织建设的基础，也不应该决定组织机构的形式。绝对不应该，这是完完全全的错误！仅仅散发有某个党机构印章的刊物是不够的。这些刊物还必须要让广大工人群众读得下去，这就要求群众的政治注意力必须随时保持警惕，而要做到这件事，就绝不可能安排我们的整个组织去散发传单。我们越是适应这种技术性的职能，组织就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想让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深入群众而非浮浅地接触群众，组织就必须适应它的根本职能，那就是制定或者“挑选”自发产生的策略形式，工人们可以借此对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事件做出集体反应，而阐明这些事件正是我们党刊物的任务。这种“反应”必须有系统、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党内有创造性思想的先进政治家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项任务中。党的组织形式必须服从这一目标。否则，一切都会沦为：中央机关报来写，中央委员会（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了！）把写出来的东西运到各地，无产阶级的上层再不时地读一读……
如果说党是有组织的阶级意识和有组织的阶级意志（我们有权对党下这样的定义），那么显然，不断运用这两种品质就是发展党的条件。通过社会民主主义刊物的“大量”传播来或多或少地对无产阶级意识施加正确的影响，这还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因为党不仅是有组织的阶级意识，也是有组织的阶级意志。当我们在一定意识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合适的策略方法组织起阶级的政治意志，党才开始存在。只有通过“意志”和“意识”的相互作用，党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当每一个策略步骤都以某种政治“义务”的形式将阶级中最有觉悟的成员的意志组织起来时，就必然会提高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从而为更坚决、更有政治分量、更能表现阶级特性的新策略步骤奠定物质和思想基础……
我们表述时使用的是一般的心理学术语，因为我们暂时只是提出问题，还没有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想法转译为具体的例子和说明，从而使陈述复杂化。但是，如果读者试着清楚地看到罢工在“经济派”的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游行示威在紧随其后的时期的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如果他把这样一个事实同它们对照一下——今天的革命实践缺乏这种对各种成果进行深入思考、对所有“对象”进行政治检验的时刻，但恰恰是这些时刻才让我们的全部工作充满活力——那么他就不会觉得我们的思考是抽象的，他本人会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问题：要让无产阶级的觉悟成分不仅是政治的客体，也是政治的主体；不仅是政治的听众，也是集体的“行动者”；不仅是《火星报》的读者，也是政治事件的积极参加者——这种合适的策略形式在哪里？
显然，无论是谁，只要敢于把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就一定会清楚地认识到，党不是党报的附属建筑，而是更高一级；他会意识到，党不仅由《火星报》的忠实读者组成，而且是由日复一日展现出集体积极性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组成的。我们再重复一遍：为了激发、推进、协调和形成这样的集体积极性，我们需要一个灵活而积极主动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它不是报刊的搬运工，而是党的政治领导者。
（二）忽略无产阶级主动精神的任务是《火星报》时期的遗产
对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和考虑，还有许许多多同志——太多的同志！——完全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们的耳聋与盲目并非个别的、偶然的失误，而是在对“经济主义”与“手工业习气”进行思想清算期间产生的一种“带有成见”的特点。许多“火星派”成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特点并且“清算”它们——要越快越好……
过去，我们“火星派”总是倾向于认为党是报纸的技术代理机关，并且把党所有政治工作的内容与党刊物的内容混为一谈。
尽管“少数派”极力试图打破这种局限性，但列宁同志在他最新的小册子《进一步》中再次试图把我们党的工作内容问题简化为党的纲领问题，或者是……几期《火星报》就能解决的问题（第146页）。在形式上，列宁仍然忠诚于小册子《怎么办？》的传统，在部分程度上也忠诚于整个旧《火星报》的传统。但是，Vernunft wird Unsinn[5]，把党和它的报纸混为一谈的这种做法在完成准备时期的某些任务时有着有限的“合理性”，而今天则变成了一种深刻的反动残余——今天，党的理论基础之间的矛盾决定着新时期的整个问题，一方面是过去党的刊物中发展起来并在党纲中规定的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党影响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影响社会一切政治团体的政治内容。由帕·鲍·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提出的这一任务（克服这个矛盾），就是“少数派”反对“多数派”之狭隘性、局限性和政治形式主义的全部政治意义。像列宁那样说：我们之所以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来行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这就纯粹是用一种文牍主义的办法敷衍地答复了一个对我们党可能有致命威胁的问题。同劳动解放社二十年前制定的纲领相比，我们的纲领并没有根本性的进步，但是我们党影响社会的形式已经极大地丰富和复杂化了。
Vernunft wird Unsinn。《怎么办？》的作者提出的组织“计划”极其原始，它在整个《火星报》和《曙光》所贡献的思想总和中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但它无疑起到了进步的作用；而三年后，《进一步，退两步》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又临摹了这一计划，使它成了一种企图阻止社会民主党真正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激烈尝试……
如上所述，旧《火星报》直接争取对革命知识分子施加影响，目的是使他们服从于以极其严格的标准制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这种斗争有它自己的方法，它唯一的武器就是刊物上的文字论战，因为刊物对于俄国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学习的唯一媒介，也是生活的唯一媒介。那些专业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刊物并且在刊物之中熟悉某个阶级的政治原则。建立一份理论的和政治的机关报，并把那些将为无产阶级事业赢得胜利的革命分子团结在它周围，这就是《火星报》的计划。《火星报》既是政治平台，同时也是斗争工具——同什么斗争？主要是同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斗争。党的工作内容确实与《火星报》的内容等同了——如果偏离了（实际上每个人都“偏离了”！）在无产阶级中的直接工作就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在无产阶级中的直接工作做得越深入，就越是赶不上党在原则上认定的任务与职责。列宁的“组织计划”（如果我们指的不是他在《给彼得堡一位同志的信》[6]当中初显文牍风气的“处女作”，而是《从何着手？》这篇文章或者《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当然不是一种启示，但它成功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何着手？怎么办？如何才能把未来党组织中零散的成分集中起来，从而有可能制定广泛的政治任务？至于这个业已形成的组织要如何落实自己在原则上认定的任务，这个问题自然就被推迟了。我重复一遍，所谓的“组织计划”所涉及的不是党这座大楼本身（列宁本人在做他的进步工作时也清楚这一点），而只是在建设大楼的过程中要搭建的“脚手架”（参见《怎么办？》，第125页及之后）。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少数派”只是试图提出一些策略性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因为“主要的事情”已经完成了：《火星报》得以巩固，中央委员会也归它管辖。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正统神权政治”计划是一种反动的企图，它想把那一套工作方法和关系形式强加给全党的实践活动——in saecula saeculorum[7]——仅仅因为它们在“反对‘经济主义’和‘手工业习气’、支持建立一个由职业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家组成的集权组织”这个有限的斗争范围内表现得适合。但是，就算代表大会的权力再怎么至高无上，它也和那些专制君主一样，阻止不了历史的潮流。
和自己的意愿相反的是，第二届代表大会成为了提出新要求的工具。它本来只是想巩固“清算时期”的成果，实际上却开辟了一个新时期，还带来了海量的新任务。而且，从时期更替的内在规律性中可以看出，这些新任务只是从我们旧有的根本任务中得出的一系列个别的结论，而到现在，正是由于旧《火星报》所做的工作，这个旧有的根本任务才以一种真正直接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意识和阶级主动精神。
这个任务比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还要繁难得多。如果要立即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仅仅在理论上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原则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原则对立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
但是，要怎么做？用什么办法呢？
（三）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还是《信条》[8]政治？
要怎么做？用什么办法？……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引用一位敖德萨同志的未发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经济派”如何组织无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意愿（或者叫做“有害的意愿”）。它说的是1896年初卷烟工人的一次罢工。
这次罢工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几乎是专门为应对与雇主们即将到来的冲突而设立了一项互助基金（只有在极端需要的情况下才给予援助），到罢工爆发时，这笔基金大约是150卢布。虽然要让工厂停工只需要让生产高档卷烟的工人和一部分生产中档卷烟的工人丢下工作就够了，但组织罢工却非常困难。我们几乎只能与有家室的年长工人打交道，而且他们对起来罢工一事答应得也相当不痛快。我们举行了几次筹备会议，在会上分析了要求问题，最重要的是讨论了工厂主的卷烟储备什么时候会低到足以使为期一周的罢工有成功的可能。1896年1月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时间，于是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开始了。为了节省基金，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了鼓励那些犹豫不决的工人们，我们组织了集体聚餐。工人的就座方式是，在每组聚餐工人中，既有坚决支持罢工的顽强工人，也有在最初几天后想要放弃要求的犹豫工人。多亏了“坚定者”对“犹疑者”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的频繁会谈，罢工才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1896年2月，由于许多罢工者突然被逮捕，罢工被迫停止了。
各位所见的是一次相当复杂的集体工作。设立基金、共同制定罢工要求、计算烟草库存、根据复杂的心理因素来分组安排罢工者的聚餐。如果再考虑到罢工蔓延到了敖德萨的大多数工厂，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事业要求组织意识、毅力、纪律性和对现有条件的了解——它要求这些品质，同时也培养了这些品质。
我们目前是否正在进行类似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形式符不符合我们组织为自己设定的尤其广泛的目标？谁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众所周知，只要出现揭露这样或那样不公的传单，雇主们往往不等罢工开始就立即对工人做出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在可能发生罢工的威胁下做出的。这一点相当明显——而“经济派”的委员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或者进行这样的实践：不需要诉诸像罢工这样笨重的武器，而只是通过散发传单的方式来代替工人进行行业斗争。委员会不可能采取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结果将是立竿见影的：工厂主将不再让步，委员会的揭露传单将失去一切实际意义，因为传单背后不再有工人的“工联主义”意志了。
不过，虽说这种简化在行业斗争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行业斗争中每一个斗争行为都有一个直接的结果来评价自己，但是在政治领域，斗争方式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计算的难度也不可同日而语——用委员会在决议或传单中表达的“职业革命家”意志来代替无产阶级觉悟分子的有组织的政治意志，这种做法得到了最为普遍的应用。事实上，甚至没有必要证明这一点——直接指出来就足够了。
一位彼得堡的女宣传员在一封信中顺便告诉了我一件虽微不足道但意义重大的事情：“我在讲述代表大会※上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9]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一位工人站起来，非常激动地问道：‘那我们呢，现在要怎么办？’其他人则遗憾地说，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看到，也没有参加其中……”
※ 这里说的是第三届技术和职业教育人士代表大会。
我必须承认，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我也像那位工人一样站了起来，激动地问道：那我们呢，现在要怎么办？……因为这是个致命的问题。一场要在全城乃至全国激起风潮的重大政治事件正在发生，工人们从宣传员那里顺便得知了这件事，并激动地问：“那我们呢，现在要怎么办？”可宣传员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委员会也不知道。最糟糕的是，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出“现在要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经济派”和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吗？双方在工作内容上有根本的区别吗？唉，太可悲了！……无产阶级在“经济主义”时期就已在政治的贫民窟，而至今仍未从中走出。
激进的民主派给了反动派一记耳光，可革命的无产阶级却只是站在一边，不知所措地发问:“现在要怎么办？”彼得堡发生的这个片段乍一看不大重要，却具有象征意义：它概括了我们党一切政治工作的典型特点。革命的无产阶级根本没有通过“行动”参与政治事件，甚至没有人试图让他们参与其中。他们最多只会在事后通过传单知道发生的事情，这就让他们能够……激动而不知所措地发问:“怎么办？”——而且还得不到答案。这就是目前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实际。只有伪君子才会否认这一点。任何一个真诚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会把彼得堡工人的疑问当作关乎自己政治良心的分内之事。
是的，我们重复一遍，这与受到如此无情谴责的“经济主义”做法有什么区别呢？更糟糕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工作中，我们难道不是比“经济派”本身还要接近我们曾发誓诅咒的《信条》纲领吗？
这四个人物——“暴徒”斯捷潘诺夫、合法的民主主义者、“来自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员还有革命的无产者——对他们看得越多，他们就越失去各自的特点，就越能清楚地“代表”各自的政治团体，并从他们的面目描绘出这些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对角色。这就更加迫切需要对上述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是的，我们已经通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了《信条》的纲领。
这份纲领教导我们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以原始的表现形式领导无产者的阶级斗争并且使它停留在这种初级形态，另一方面积极地加入激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队伍。
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工作的内容——而不仅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纲领或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的“内容”——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党”（列宁同志和他的支持者所理解的党），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这部分人就算没达到十分之九，也有四分之三多，他们指挥着无产者阶级斗争原始的表现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此外还不时地“在各阶级居民当中”开展运动……也就是说，参加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双关语，或者（更糟糕的）是一种文字上的曲解。不幸的是，委员会的工作实践恰恰与这种“曲解”相吻合。委员会“指挥着”（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他们愈发地遗忘了这门艺术）无产者经济斗争（罢工）和政治斗争（喊着模糊革命口号的半自发示威）的原始表现形式，此外还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走向社会的各个阶级”——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传单……这就是全部了。
有些同志自豪地指出，把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开除出“技术”代表大会一事是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准备的。我很乐意假定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彻底地强调了所做分析的正确性。觉悟的彼得堡无产阶级没有参与进来，甚至对此毫不知情，彼得堡的委员会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与激进的知识分子达成了某种协议。彼得堡委员会进行了干预，乃至于驱逐了这两名基希讷乌的暴徒，我们毫不怀疑地说，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它帮助了激进知识分子，使他们在一个既定的口号周围团结起来，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在政治发展中向前迈出了一步。彼得堡委员会以其主动精神和实际帮助支持了民主知识分子，从而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普遍民主斗争事业提供了帮助。但是我们不该无视一点：无产阶级，彼得堡活生生的无产阶级，完全置身事外，他们只是在事后、为时已晚之后，才问“党”派来的人：“那我们呢，现在要怎么办？”“职业革命家”小组并没有带领觉悟的无产阶级向前走，而是代替了无产阶级，为了行动而行动。
这种在政治上包办代替的做法，显然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做法相去甚远，它甚至比“经济主义”的实践还要全面得多地涵盖了《信条》的纲领。“经济主义”是有意识地止步于领导工人运动中的原始（“工联主义”）要求。《信条》的理论家们则认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的缺席在俄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是一个无法克服的事实，所以他们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要求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形式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在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缺席的情况下，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参加社会中自由主义分子的反对派政治。这个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溶入资产阶级反对派，这只能显示出教条主义的顽固，导致“所有在争取合法形式时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人受到重大损失”（《信条》）。 “经济派”是前后矛盾的，基本上来说他们表现出的正是这种“顽固”。
但“政治派”取而代之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经济主义”的实践因他们发生了既有退步也有改进的变化，而他们在此基础之上又完成了《信条》提出的第二项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任务。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一听到《信条》这个名字就不寒而栗的人们从事的工作居然如此接近《信条》，以至于《信条》的作者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不是来破坏戒律的，而是来履行戒律的。”
（四）究竟怎么办？
假如彼得堡的委员会每时每刻都认为自己不是无产阶级的替代者，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那么它的行动就会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假如它这么做了，就必然会对委员会的全部行为产生影响。
如果技术和职业教育人士代表大会具有政治意义，那当然应该加以利用。我们都同意这一点。但如何去“利用”？要留在无产阶级之中，而不是脱离无产阶级。我们认为，假如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染上“脱离无产阶级”这种“职业革命家”的毛病，那么他们就不会像条件反射一样把脸转向代表大会，背对着彼得堡的工人。一切都会不同：在代表大会召开很久之前，委员会就会向彼得堡无产阶级发行传单。委员会将在传单里说明正在筹备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什么，彼得堡的工人可以而且应该向它提出什么要求。委员会将召集它所有的宣传员，就纲领中关于支持反对派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那一段，对他们进行指导——不是蜻蜓点水，而是结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详细又透彻地进行指导——使他们知道该如何让先进工人了解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政治面貌，以及社会民主党对大会的态度。大会也自然应该是各种短会上的讨论主题。可能还需要更多更多的传单，宣传员小圈子里的谈话也会越来越多……运动就会发展起来。至少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之中，对代表大会的兴趣会被激起。在此之后，委员会将起草一份决议，向大会提出彼得堡工人的要求，而这份决议则要由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宣传员、鼓动者一起进行详细研究。他们会在组织的各个支部中进一步传阅决议，并进行投票统计。等收集到一二百张赞成票，决议就会上版印刷，再分发出去征集签名。当然，签名的形式是画“叉”[10]。参加宣传小组的工人——尤其是专业的鼓动者们——会尽一切努力收集尽可能多的签名，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们对委员会正在开展的运动产生兴趣。在很多情况下（假如主动性不高的话！），可以通过朗读决议和举手表决来代替费力的征集签名，然后统计举手的数量。统计了画“叉”次数和举手人数的清单将全部交给委员会。而且，随着这场运动日益扩大，委员会实际上把彼得堡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官方小组的“决定”变成了觉悟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志表述，它会慢慢开始从“职业革命家”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并且尝试着……尝试着把自己看作是彼得堡无产阶级的领袖。这对我们来说是种意义非凡却又相当陌生（这一点太令我们痛苦了！）的感觉！……然后大会开幕了。彼得堡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决议，阐述了500名、1000名乃至5000名彼得堡工人的觉悟要求。决议指出的其中一件事项是必须把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开除出代表大会。每个在决议上签了字的工人都知道，提交给大会的是他的要求，代表大会必须给他一个答复。如果接下来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被开除出代表大会，革命的工人就不必怀着被疏远的痛苦感和无力感，激动地询问那位女宣传员小姐了：“那我们呢，现在要怎么办？”因为他已经办了自己该办的事。
提交代表大会的决议将面临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大会将满足彼得堡工人的要求，把反动匪徒清除出去，以自己的名义提出八小时工作制、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等要求……如果大会这样做了（这相当有可能，因为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希望保持自己在革命无产阶级心目中的良好声誉），如果大会满足了要求，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无产阶级真正充当了普遍民主斗争的先锋队，以其政治主动性和影响力，把民主运动中的非无产阶级部分吸引过来，使他们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提出更坚决的要求。而第二种情况，如果代表大会更愿意精心维护它合法的、温和的性质而非它的民主声誉，并且以某种形式表示了对彼得堡工人要求的轻视，工人们就会得到直观而难忘的教训：资产阶级反对派“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总而言之，无论代表大会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声音作何反应，委员会的努力都不会白费。那些在运动期间参与对激进民主派“施压”的工人已经脱离了激进民主派。他们已经对增加自己的政治分量产生了兴趣，也已经掌握了一项技巧——如何在政治上触碰到自己这个阶级的身体（暂且这样表达吧）。
当然，天地宽广，技术代表大会这样的事件比比皆是，这只是一个例子。无论我们的社会生活多么贫乏，它依然提供了一系列机会，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进行积极的政治干预。
彼得堡委员会有没有利用最近的杜马选举？由于选举门槛的降低，上届杜马选举非常热闹。自由派的报刊上充斥着选举的内容，支持选举门槛的自由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边缘”知识分子围绕着选举宣传组织起来。委员会有没有试图在这大合唱中加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声音？它有没有尝试针对这个问题以某种形式反对普勒韦[11]政府、反对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杜马议员、反对自由派报刊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它有没有试着把觉悟的工人团结在“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这个口号周围？没有。它甚至都没想到过这是它的职责。
去年，在内务大臣的推动下，各地方自治局就地方自治局选举的资格门槛问题进行了讨论。地方自治派就这一问题得出了结论，证明了他们在“容许”人民参与未来自由俄国的政治生活这个问题上到底有多么温和……自由主义报刊吵闹着，拿出自己最为极端的激进态度，提议在降低选举的财产资格门槛的同时，再引入“居住时间和教育水平”的资格门槛。怎么样呢，无产阶级有没有对这两种资格门槛发出抗议之声呢？没有。领导组织有没有试图“推动”无产阶级，帮助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呢？根本没有！……在这方面，党所做的全部只不过是……在《火星报》第55期上发表了一篇社论（《与人民为伍还是与人民作对？》[12]）。中央机关报受了代表大会的委托，代替在政治方面如同文盲（暂且这样说吧）的无产阶级签字画押。在这种情况下，当自由派受到召集，组建起了地方自治会议，要在政治上窃取人民的利益时，我们还有丝毫的理由希望这个沉默的无产阶级有能力积极地站出来捍卫人民的利益吗？还是说，我们寄希望于《火星报》会按照特别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关键时刻“推动”自由派——来支持普选权？
包办代替，还是包办代替！
这半年的战争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真是毫无结果！但与此同时，战争又会为我们党的全俄政治运动提供不可替代的材料，因为它非常会尖锐地影响社会最底层的意识……举个例子。党给自己设定任务，要花一到三个月时间把革命力量集中在如下口号周围：“不给战争出一分钱！” 在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核心的领导之下，整个宣传活动都发展成一条路线。在所有的圈子和团体中、在封闭的“讨论”中、在大规模的集会中、在宣言传单中，谈论的都是同样的主题：自由派报刊（无论是莫斯科的还是斯图加特的[13]）的奴颜婢膝或者模棱两可；还有背叛出卖的杜马和地方自治局，它们侵吞人民的钱财作为战争捐款——所有这一切都为口头和纸面的激烈鼓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地方委员会就可以在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核心的领导之下，散发充满义愤之词的传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举行相应的群众示威游行，以此组织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反对自治机构和报刊界的可耻行径。
假如我们党有一次，哪怕只有一次，这样严整的战斗行动，它就会完全振奋起来，有用的人们就会涌现出来，就像大颗的坚果在摇晃时就会升到顶端。对“内部敌人”的愚蠢抱怨也会停止——党会马上获得新生，长出一个新的脑袋！
（五）就宣传问题讲两句
随着我们党政治活动的扩大和深化，宣传工作的开展必须进行重大变革。宣传问题一直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痛点……不过，又有哪一点不算是我们的痛点呢？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实验，那就是在专制主义的范围内（不仅是其警察制度的范围，而且是其社会历史的范围）创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的整部历史，就是一部试图按照不断变化的内在必然性规律，以适合我国政治贫乏的方式简化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的历史。在小组内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成了某种对这类自发简化的纠正。它常常看起来像是什么走私活动——实际上，无论是在“经济主义”的实践中，还是在列宁所谓的“计划”中，小组宣传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它几乎总是一种被迫的迁就，是我们党因为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付出的代价。“小组活动，”一位波兰同志在与波兰社会党论战时写道，“在社会革命活动仍然非法的情况下，它今后也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组织掌握的主要培养手段，以此从工人中培养出尽可能多的聪明而有经验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俄属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要》，第188页）就算说在盲目崇拜组织的拜物教时期，我们没有像波兰社会党那样把小组宣传当作集权主义阴谋论的累赘，没有把它抛出窗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组织机制的“小缺陷”，这些缺陷往往导致我们手头找不到党的任何刊物，因而不得不采用小组宣传这种“手工业”办法。
新时期党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将我们的宣传从抽象的、往往是学术性的特征中解放出来，使其充满生动的政治内容；清除手工业方式的“残余”，使宣传变成我们扩大和深化了的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的小组宣传通常是按照委员会拟定的某种方案，某种非常复杂而从来都完成不了的方案来进行的。他们这样宣传：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或者是：农民解放……到人民中去……“民意党”……工业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宣传员（真诚的那些）抱怨说，工人们听得都睡着了。在讲到社会民主主义之前，小组里的人员组成就已经换了一茬。就算是历尽磨难讲到了这里，他们也是从一种抽象得可怕的概念开始讲社会民主主义……而且结尾的时候也是这副样子。宣传员没有意识到，他做的事业是政治，而不是教育；他没有意识到，政治领域里，“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14]，这一点比起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正确；他没有感觉到也没有意识到，他的任务是让他小组里的工人们掌握一系列的事实和思想，使他们能够理解目前在全城、全国、全世界掀起风潮的全部事件——不仅要理解这些事件本身，还要使这些事件成为生动的鼓动素材。然而，宣传员的头脑里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他奉命给工人们“上课”。要是他在讲农民解放问题时突然撞见了工业危机、国际社会主义大会或者俄国与日本的战争，他就会把战争问题撇在一边，继续介绍农民改革的历史。就好像工人们是准备参加“课程”考试的小学生，而不是政治活跃分子！就算工人们听得直打哈欠，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假如我们的宣传是工人正在参加……或者说应该要参加的这场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就不会打哈欠了。
但首先，为了说明宣传工作的特征，我们要引用一些来自“小组领导人和实干家”的评论。在概述了他们的“方案”（与类似的好几十份别的“方案”相比，这份“方案”不好也不坏）之后，评论的作者写道: “讲这些课程需要很长时间，超过20个晚上。所以，对于一个有10个工人的小组，知识分子要花费5到6个月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实践表明，大多数听众并不能完整地吸收这些内容，只要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多停留一会儿，工人的注意力就会疲劳，他们的接受度就会降低；我们就可以感觉到，演讲的所有细节和详细内容都是完全多余的，必须说得越少越好；简而言之，要几乎把课程变成一场鼓动性的演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我们不想再听煽动和鼓动性的演讲了。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已经受到过充分的宣传了。’曾经还有工人要求在小组里教他们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给宣传员同志的信》，同盟出版社，1902年，第6页)下面是另一位宣传员的评论，他也有自己的“方案”。他写道：“头两三节课非常活跃。他们理解我说的，问我问题，显然期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崭新的、强有力的东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兴趣开始减退，小组里经常有人缺勤，那些留下来的人也变得消极了。我经常看到他们脸上流露出厌倦和疲惫的表情，眼神里流露出沉默的疑问:‘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些?’我试着改变我讲话的语气，经常，在讲到行政部门或政府方面有什么特别令人发指的违法行径时，我试着解释整个制度的丑恶，以及必须要与之斗争。我讲得全神贯注，滔滔不绝、充满激情。然后我抬起眼睛，看着我的听众……结果呢？我面前是一张张漠不关心的脸，看起来很疲惫……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人阶级是一支深具革命性的力量。它要求行动，并且寻求行动。当我碰巧和这些工人谈论他们的同志们真正的、积极的斗争，讲述特别出色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时，他们简直是焕然一新了！那些已经参加过这种运动的人真是非常兴奋地传达了自己的印象。”作者总结道：“积累的能量必须得到宣泄。我们的工人需要行动，真实的、活生生的行动，光说不练只会让他们昏昏欲睡。即使不用我们说，他们也知道资本家和政府是他们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而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斗争的手段，推动他们前进……”（同上，第21和22页）就像这样，宣传员们在课程的“煽动性”和“宣传性”之间绞尽脑汁，徒劳地试图引起听众的注意。他们认识到了罪恶的根源：只要意志未受触动，思想就还将沉睡。——那要怎么解决呢？怎么给宣传工作注入活力呢？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了技术代表大会，让我们再举这次事件作为例子。比如，委员会正在组织上文讲过的复杂政治运动。草拟出运动的大致计划之后，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向宣传员详细解释了计划，并建议他们在宣传小组内以坚持原则的立场介绍和宣传这一计划。可以肯定地说，在接下来的小组会议上，没有一个工人会睡着。宣传员会立即感到，自己不是学校里的教员，而是一名出色的政治人物，因为他积极而直接地参与了复杂的政治工作。他要给小组作一次富有战斗性的政治演讲，为此，他在家里认真地调动了自己脑海里和这一问题相关的全部知识。
他将介绍正在筹备的这场大会，解释其意义和重要性。在此之后，宣传员将描述运动的计划：将无产阶级的所有觉悟分子团结在关于技术大会的决议周围；民主派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我们对反对派和革命潮流的态度。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原则的立场上加以讨论和阐述，也就是说，要追溯到党纲的某几条细则。如果运动持续几个星期，毫无疑问，在下一次会议上，工人们会提出一系列直接来自他们的鼓动实践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就不会左耳进右耳出，而是会把它们铭刻在自己的头脑里，因为这些答案不是简单地靠“上课”得来的，而是今天就需要、现在就需要的，是为了把一项伟大的、有趣的、激动人心的事业进行到底。在这样的宣传过程中，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以及党纲的相应段落就会变得有血有肉。工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撰写这些决议和纲领不是为了加重负担，而是为了指导大大小小的政治斗争。如此，从一场运动到下一场运动，全部党纲就会在各个宣传小组里“传播开来”。虽然这样一来，逻辑上的连贯性确实是被破坏了，但是在任何宣传体系中，这种连贯性终究都会被打破：可能小组解散了，或者小组成员换人了，或者宣传员被逮捕了……
有些地方的组织非常弱，影响范围也很小，因此委员会无法做复杂的政治事业——不过就算是在规模大、力量强的委员会里面，如果是在政治平静的时期，当然也有可能按照某种以逻辑排布的“上课顺序”来安排宣传。但是，恐怕不见得有哪个委员会能制定出比我们党的纲领更好的小组活动计划。如果小组活动不按某种模板就进行不下去，那这种模板就是最好的模板。让讲义适应纲领的段落顺序——这种“上课”的任务是从小组成员中培养出有觉悟的党员，他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因此也就是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党的纲领。
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要学习党的纲领，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体验活生生的案例，从一次事件到另一次事件，每次都是为了“功利性”的政治目的。只有采用这种方法，宣传才不会再显得像是（对党的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让步——“经济派”和他们的继承者正是这样对待宣传的。这样一来，宣传工作不仅能保证我们的组织拥有单纯的技术职能执行者，还能拥有一群活跃的、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陷入慌乱的党政工作者。
（六）从教育到策略
上文引用的《给宣传员同志的信》写于1901年底，它在1902年发表时没有引起丝毫反响（它提出的问题不是时候！）。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下面这些有趣的句子：“工人们对这种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活动，对这种只需要听、什么也不用做，不能体现出他们革命性的状况一再表示不满，然后，他们开始殴打告密者，与雇主肉搏。有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为他们的精力与力量至少提供一些发泄口。为此，委员会可以采用抗议和支持讲话的办法。比如，当政府对饥荒问题保持沉默时，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散发一些传单，揭露政府将饥荒说成是歉收的恶毒做法，然后印发一份公告，请工人们在刊物上公开提出抗议，把抗议书的内容整理出来并在所有的小组里宣读，随后发给工人征集签名（当然是匿名的），最后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抗议书，并注明抗议的工人人数。这种简单易行的工作可以振奋工人的士气，如果经常重复这类工作，就能使他们为更严肃的工作做好准备。同样地，如果某个地方爆发了罢工，又可以撰写支持讲话，并在群众中广泛传播罢工的所有消息，在工人中募捐，哪怕只有几分钱，等等。简而言之，对任何只会引起抗议的事情提出抗议，对任何只会激起工人支持的事情做出反应。最后，为什么不试着组织一次抵制活动，抵制一个不受欢迎的工长呢，或者为了厂主很容易就会让步的一些琐事组织一次罢工呢？然而，团结一致、同志情谊、相互支持以及工人们现在已经听厌了的其他一切优良品质唯有在实践中才能培养起来，必须尽可能锻炼这些情绪，把各个工厂、车间和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成为一群真正的同志，去响应被压迫者的求援号召。因此，我们建议各委员会尽可能经常地号召工人们走上积极的抗议、罢工和支持同志的道路，我们坚信，这样做符合群众目前的情绪，并将结出灿烂的果实，教导他们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来，教导他们对当今的一切事件做出反应。”（《给宣传员同志的信》，同盟出版社，1902年，第15页）
在这些富有启发性的段落中还没有提出真正意义上的策略任务——作者不加区分地提了一些建议，诸如对政府的“饥荒”措施提出抗议，对不受欢迎的工长进行抵制，或者为一些小事举行罢工。但是，从他不经意间给出的指引中得出的这个任务可以笼统地表述为：发展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我们之前就指出，这个想法在那个时期被白白浪费掉了，因为工人的主动精神就算没有“工联主义”的嫌疑，它对当时的每个人来说也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对许多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名词，但依然只是一个名词……※霍普特曼[15]在某个地方曾说过，“话语只在某些时刻拥有生命……而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是僵死的……”我们党的政治口号也是如此。经过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党组织中发生了无数次急剧的转折之后，在一系列全方位的剧烈冲突之后（而且还有基层的沉默“纵容”），强横的党的胸膛里才迸发出一声几乎是呻吟的呐喊：“到群众中去！融入群众！”，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这几个词才成为活生生的、使人活跃振奋（我们希望如此）的口号。
※ 纳杰日金同志是一个杰出的例外。遗憾的是，他几乎是竭尽所能地将自己与党割裂开来，排除了影响党的可能性。
我们在“序言”中指出过，我们党以前的整个发展过程已经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问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前提条件，而完全以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群众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问题在这一时刻已经凸显出来。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任何追求工人阶级政治主动精神的笔头和实践工作都不会毫无结果，不会被掩埋或者压倒……
引用的这封信的作者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我们在上文已经用心理学术语表述过了，那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意志进行教育。我们重复一遍，就词语本身的意思来说，这里还没有涉及到策略问题：抵制不受欢迎的工长、为“琐事”罢工、抗议政府在饥荒时期的“凶恶做法”，在作者看来，这些“表现行动”都应该同样地服务于他所认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面临的任务（与其说是政治任务，不如说是教育任务）。各个口号当中说的团结工人完全是基于主观心理、而非客观政治结果的角度来评价的。这完全可以理解。
在从小组（“手工业式的”）活动向政党活动过渡的时期，个别党务工作者的思想偶然发现了那些本质上新颖的策略方法，但他本身仍然是从旧的“手工业”角度、从教育的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来考虑这些方法。这种受了限制的视角不过是与党组织在这一过渡时期所拥有的有限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资源相对应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思想并不满足于小组宣传和刊物传播，而是在寻找影响群众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包含着进一步发展和从教育办法转变为策略方法的可能性。《信》的作者所传授的一些“手工业”式的教育建议就像谷物上的穗一样，里面隐藏着政治策略的新方法。
拿事例来说明一下。
如果工人对政府在饥荒期间的行为只是举行了一两百人参加、涉及一两个城市的抗议，那就还只是一种单纯的“教育”办法，而如果抗议在整个俄国形成一股日益壮大的浪潮，聚集起成千上万抗议的无产阶级呼声，那它就具有了政治意义……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中心则将把党的一切有生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把号召大学生和“正直公民”参加这种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当作自己的下一步行动。接下来将是革命无产阶级对自由派报刊奴颜婢膝的沉默提出抗议，因为这些报刊即使面对着国家的巨大厄运也不敢打破新闻检查的禁令。然后，可能会呼吁统治阶级的所有社会组织，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临时性的，以某种方式表明他们对政府策略的态度。最后，如果这些社会组织，尤其是地方自治局和杜马保持沉默，革命群众就会提出抗议。
这就是无产阶级中觉悟较高的阶层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普遍民主斗争过程中、在政治上反对统治阶级组织时要走的道路。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政治斗争具有阶级性。
在行业斗争中，是一个工人群体与一个类别的资本家对垒。在政治斗争中，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专制制度。但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也站在专制制度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还不是俄国的统治阶级，政府还不像议会制国家那样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因此，群众还不可能在政治层面上对其进行广泛的斗争。然而，恰恰是这种斗争使无产阶级运动具有了阶级性。只有在未来的自由俄国，我们自然而然地必须扮演反对党而非执政党的角色（不像“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那样去执政），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才有机会得到广泛而充分的发展。但是，为了使无产阶级争取“自由俄国”的斗争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为夺取专政做好准备，今天就必须将无产阶级同那个明天要执掌国家权柄的阶级对立起来，同它的一切常设组织和临时组织对立起来。仅仅在纲领中提出原则理论上的反对或在党的刊物上写政论去反对是不够的。政治行动中必须有实际的对立。
这就是我们要为党的活动带来的“新事物”。
帕·鲍·阿克雪里罗德多年来一直在口头上宣传新的策略任务，从而在领导运动的同志们心中打下了必要的心理基础。阿克雪里罗德同志明白，党只有组织起来，也就是说为党的各个部分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创造思想和技术上的先决条件，才能接近这些任务……在整个《火星报》时期，阿克雪里罗德同志都没有停止过用“手工业式”的宣传办法宣传非手工业式的工作办法，他在这方面对代表大会寄予了厚望※。但是，“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那些同志们听完阿克雪里罗德谈政治的策略问题之后，有的人表面上同意他的意见，但自己却没把他讲话的内容落实下去，还有的人则反对他，说这种安排太新奇、太复杂，说它不符合俄国警察制度下的条件，强调这种策略所考虑的地方自治局、杜马和代表大会的政治作用微不足道……这一切考量，无论其中每一个想法包含着有多少真实性，都不能成为反对阿克雪里罗德制定的策略任务的理由。
※ 见《西伯利亚工作报告》第7页和《二大会议记录》中阿克雪里罗德的讲话，第360页。
1.地下活动这个条件不会影响组织罢工或者示威，同样也无法影响组织复杂的政治运动。我们在此只需要回顾一下，最初的宣传员们曾认为警察的压制会妨碍在群众中进行鼓动的工作，而“经济派”则用这个论点来反对政治示威这个“疯狂的想法”。
2.新的工作方法并不是什么“风险”，因为它们的意思不是说要为了新的、未知的斗争方法而与旧的、久经考验的、值得信赖的斗争方法决裂，而只是对同样的旧方法——宣传、口头鼓动和刊物鼓动，以及领导群众“行动”——进行更复杂的组合。
3.在革命时期，地方自治局和杜马（尤其是地方自治局）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支持设立选举门槛的自由主义政党很有可能将地方自治局视为“未来教会赖以建造的磐石”[16]。因此，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消灭专制制度之时和之后）很容易变成直接反对地方自治局和杜马所支持的选举门槛的斗争。我们有责任为这场斗争做好准备。
无论地方自治局、杜马、代表大会、自由派报刊和各种其他资产阶级组织作为反对沙皇专制之斗争的“积极”力量发挥了多么微不足道的作用，它们毕竟是我们国家资产阶级政治意志的直接组织。现有的状况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阶级自决设置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障碍，假如忽视它们，那就是犯了大罪。这就像是说，因为做不了太多事情，所以连那一点点小事都不做了……
不管怎么说，试图事先算清楚我们党的内部发展和国家的总体政治状况给我们带来的策略方法会有怎样的结果——这种做法肯定是徒劳无功的。在革命时期对所有力量进行的总决算之中，历史本身会总结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它既不会刻意贬损，也不会夸大其词。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敢不以某种方式考虑到我们为无产阶级运动增添的哪怕最微小的一点阶级自觉和主动精神。
总之，开始工作吧！
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万岁——让政治包办代替一边去！
（七）让政治“包办代替”一边去！
我们希望同志们不要忽视这两种工作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它藏在上述各个例子的具体细节背后。如果归根究底地去看这种区别的原则基础，它对我们党全部工作的性质就具有关键的意义。一种情况下，我们是替无产阶级做安排，在政治上包办代替了无产阶级；而另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是在政治上教育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动员无产阶级，对所有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意志有效地施加压力。而这两种方法所产生的客观政治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试图用自己的主动行动来“推动”自由主义反对派时，他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这个反对派的政治心理，而这就已经预先决定了他的“成功”有多么微不足道。他的行动，无论采取的形式是宣言还是政治舞台幕后的“秘密”建议，只要符合自由派受众的情绪和思想，就会得到考虑。换句话说，在自由派眼中，这里的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一个持有马克思主义偏见的民主派。
而当自由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党人身上看到了真正力量的代表，哪怕只有几千名工人，这时的情况就会截然不同。此时，政治事件就不会遵循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心理所规定的道路，而会遵循在另一种力量——觉悟无产阶级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心理——的作用下所获得的合力。社会民主党人在采取主动行动时，不会倚仗临时“合作者”的心理，而只会对此做些考虑；无产阶级组织严整的意见才是他要依赖的东西。他出现在自由派面前时不是一个持有马克思主义偏见的民主派，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民主要求的代表人。
我们的委员会时常背向无产阶级，向大学生、向地方自治局、向杜马和各种代表大会发表呼吁性或谴责性的声明，这种策略与自由派的地方自治局在专制制度面前为“人民”“求情”的那种策略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包办代替无产阶级的这个过程中，领导社会民主党的团体没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不仅需要吸引无产阶级表现出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还要吸引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相对于自由派和激进民主派的阶级意志。我们的委员会不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舆论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舆论直接施加压力，而是在它们的宣言中为“它们的”无产阶级求情，以此代替了无产阶级。有时，这些无力的求情会由“色厉内荏”、粗暴无知的训斥所掩盖，也就是批评民主派“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些训斥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只能让学问高深的自由派先生们讥讽地耸耸肩膀※。
※ “我们……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原文如此！！！）地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求情运动而去进行斗争……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而斥责（原文如此！）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怎么办？》，第71页）“我们”在列宁同志那里就是这么办事的！要是再多来一点，“我们”恐怕连日蚀和月蚀也要“鼓励”一番了……
我们对自由派的所谓 “推动”越是不像向自由派求情的活动（哪怕是要靠粗暴的“驱赶”来推动他们），我们就越要学会团结无产阶级来采取积极行动（请愿、决议、抗议、集会、示威），不仅团结在总的民主运动的旗帜周围，而且要围绕某些局部性质的口号，从阶级视角来看，这些口号适合于特定的政治时刻——不仅反对警察和专制，还反对“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自由派。我们越少“深入各个阶级的民众”、越少脱离无产阶级（这正是我们的“政治派”委员会的致命错误），我们对自由主义政治的真正影响（而非臆想出来的影响）才会越发重大。我们必须理解这种思想的全部内容，无论它乍看起来有多么简单：我们只能通过无产阶级来影响政治生活，而不能受无产阶级的委托去影响政治生活；因此，我们不应该“深入各个阶级的民众”，而是要——用一个言简意赅的说法来概括——“引导无产阶级深入各个阶级的民众”。阿克雪里罗德同志在他1897年的文章中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社会民主党人绝对没有必要为了影响这些（‘苦于当前混乱情况的’）阶层而到他们中间去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赢得拥护者和直接或者间接同盟者的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是通过他们在无产阶级本身当中进行鼓动和宣传活动来解决的。”（阿克雪里罗德，《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第16页，斜体为作者标注）
政治上的包办代替和“经济派”的简化一样，都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与无产阶级觉悟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错误的“复杂化”理解（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由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决定的。这些利益相当强大而且不可避免，因此无产阶级最终必然要把它们转移到自己的意识领域，即把实现自己的客观利益视作自己的主观利益。一方面是阶级利益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是阶级利益的主观觉悟——连接二者的道路就是生活中的打击与震动、错误和失望、动摇和失败。无产阶级政党策略的任务和难处就在于这两个方面之间，在于如何缩短和疏通它们之间的道路。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独立于当前的总体政治形势，特别是也独立于特定时刻工人群众的觉悟水平，但如果不通过无产阶级的觉悟意识，就无法对这种政治形势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在政治这个喧闹的菜市场上，党所能考虑※的不是已经用理论手段精加工过的无产阶级客观利益，而是无产阶级有觉悟有组织的意志。
※ 多疑的读者请注意，我们所说的“考虑”当然不是指根据无产阶级“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逐渐上升的觉悟程度来局部地体现社会主义，而是对政治环境进行局部的影响（首先是要往使它分化的方向走），从而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如果我们撇开任何社会民主党都会经历的“前历史”时期、也就是宗派主义和小组活动的时期不谈——在这个时期，党的方法必然更接近于空想和启蒙，而非革命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只懂得用社会主义去教育，而不懂得政治策略；如果我们看一个已经摆脱了这一萌芽期的政党，那么它的全部政治工作就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如下图景。党依靠无产阶级既定的觉悟水平，介入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试图使天平偏向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试图使自己的介入成为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水平的手段，从而使党又能够依靠这种提高了的觉悟水平，利用它来实现同一个“一石二鸟”的目标。当我们克服了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与其主观觉悟之间的差距，当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客观社会革命利益，从而能够用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把任何反革命障碍从自己的道路上清走，这时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就到来了。
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距离越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水平越低，党内就会越自然地出现这么一类“办法”，也就是在面对我们当前的任务时以某种形式向这巨大的困难低头。无论是“经济派”在政治上的主动放弃，还是他们的对立面所搞的政治“包办代替”，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社会民主党试图在历史面前“耍滑头”而已。
当然，在实际情况当中，“经济派”和“政治派”远远没有我们的概括再现里表现的这么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使他们都在我们党的发展中发挥过非常进步的作用。当我们描述“经济主义”或者“政治包办代替”的“主要错误”时，我们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谈论一种假如没有遭到反对就本会成为现实的可能。做完这样的预先声明之后，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对比。
“经济派”在在无产阶级发展的每一个特定时刻都从无产阶级的主观利益出发，依靠这些利益，并把仔细记录这些利益视为自己的唯一任务。至于应当决定我们策略内容的那些责任，他们则交给事物的自然进程来解决（并且预先把他们自己从这个进程里排除出去了）。
与“经济派”相反，“政治派”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所确立的无产阶级的客观阶级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他们也和“经济派”一样，怀着恐惧的态度回避了他们从根本上“代表”的这个阶级的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之间的“距离”。对他们来说（和“经济派”一样），就“策略”这个词的本意而言的政治策略问题是不存在的：既然有了揭示社会发展趋向的历史哲学研究，既然这种研究的成果已经经过了我们的安排，成为了“我们的”根本财产，那么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我们得出的结论像支票一样交给历史来核算。可见，“经济派”不领导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拖了无产阶级的后腿，而“政治派”不领导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想把无产阶级的职责给完成了。“经济派”是通过让自己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拖历史的后腿”——来免于承担艰巨的任务，而“政治派”则是试图通过把历史变成自己的“后腿”来解决问题。
然而，我们必须要附带地说明一句，如果是作为革命者而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身上的“包办代替”特征就要少得多了。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更难“耍滑头”：历史按时间顺序规定了特定的任务，正在密切注视着我们。不论成果好坏（多数情况下都不成功），我们通过唤醒群众最简单的政治本能来实现群众的革命化。但是，将这些“本能”转化为政治上足以自决的工人阶级的自觉愿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尽可能广泛地采取了“做安排”和“包办代替”这类缩减了的、简化了的办法。
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在党内政治中的这些方法会导致党的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的组织，到最后会有一个“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此外，还会导致委员会来做“指示”，又在“人民保持缄默”的情况下取消指示；在党外的政治中，这些方法则表现为企图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种抽象力量，而非觉悟了自身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现实力量来压制其他社会组织。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方法”要求的前提是“先验地”把我们在原则上通过的纲领同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内容混为一谈。结果就是，这些“方法”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完全给取消了。
列宁同志在他的原则性提纲里证据确凿地记录下了这种“取消”，因此我们对这篇提纲不能等闲视之。纳杰日金同志抱怨说我们没有“深处的根子”，而列宁则反对他说：“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91页）列宁同志非常珍视这个观点，又把它写进了新的小册子里。他对阿克雪里罗德同志提出了反对意见：“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金的错误，因为纳杰日金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进一步……》，第42页）可见，在列宁同志看来，“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政治策略问题，而是一个哲学理论问题：既然我们的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深处的根子”，那么剩下的就是要完成组织技术方面的任务。在“哲学”和“组织技术”这两个问题之间，列宁同志缺少了一个小小的环节，那就是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列宁同志把策略问题淹没在了“哲学”问题之中，成功地让自己把党的实践内容与党的纲领内容给混为一谈了。他一点也不想明白，我们需要的不是深处的“哲学”根子——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不管什么类型的密谋者肯定都没有什么深处的根子！——而是活生生的政治根子，是与群众活生生的联系，这种联系才能使我们可以在任何关键时刻把群众动员起来，团结在这面他们所熟知、所认同的旗帜之下。
因此，我们的组织任务完全从属于我们的政治策略方法，而把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问题与 “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 ……的技术问题混为一谈，这种说法在我们听来是彻底的破产了。彻底破产！帕尔乌斯同志在专门论述列宁方法的几行充满活力的文字中这样说道，如果“地下工作的条件造成了这种混淆，那就意味着清理内奸的斗争盖过了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和另一场更大的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
我们认为，组织任务完全从属于政治策略方法。这本由“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而诞生的小册子为什么要以策略问题为出发点，原因就在于此。要理解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超越这些分歧本身，否则我们就可能会在烦琐的争辩里活活憋死！
[1] 民粹派革命家彼得·拉夫罗维奇·拉夫罗夫（1823—1900）的追随者，也指他与其他民粹派成员于1872—1878年在圣彼得堡组建的小圈子，其成员资助出版《前进！》杂志，并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译注
[2] 俄语中的“手工业”（<（кустарный）一词同时指“缺乏组织、办法原始”，与 “工业”相对。——译注
[3] 波兰社会党“无产者”（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 „Proletariat”）是span>1900年5月由波兰社会党利沃夫支部退党而成立的工人政党，主要领导人为路德维克·库尔奇茨基（1866—1941），也就是《俄属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要》的作者。——译注
[4] 参见《进一步，退两步》第十七节：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译注
[5] 这是歌德《浮士德》中的一句诗，大意是“理性变成胡说”。——译注
[6] 指列宁1902年9月写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译注
[7] 拉丁语，来自天主教的祈祷文，意为“直到永远”。 ——译注
[8] 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作者是库斯柯娃，当时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信条》有大量的机会主义论点，列宁于同年8月在西伯利亚流放地阅读了《信条》并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抗议书引用了《信条》全文）。——译注
[9] 据《火星报》第57期（1904年1月15日）《来自我们的社会生活》专栏报道：“最后，在一次活动中，对仇犹心理的抗议以一种特别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大会上，来自基希讷乌的著名人物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参加了关于手工学徒的讨论。斯捷潘诺夫开始以胡言乱语现身说法。显然，他对演说家这个身份情有独钟。他遭到了嘲笑和责骂，甚至被迫离开了会场。大会委员会显然意识到了即将发生的丑闻，似乎已经提前将他们排除在参会成员之外。”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是基希讷乌反犹大屠杀的积极参与者，并因此被第三届全俄技术和职业教育人士代表大会的其他参会者称作“暴徒”和“杀人犯”。 ——译注
[10] 20世纪初俄国的识字率相当低，画“叉”一方面使不识字的工人也可以签名，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签名者免受警察追捕。——译注
[11] 时任俄国内务大臣。——译注
[12] 由孟什维克领导人费奥多尔·丹（又译为唐恩）撰写，1903年12月15日。——译注
[13] 前者指《俄罗斯公报》，后者指《解放报》。——译注
[14] 原文为教会斯拉夫语довлѣетъ дневи злоба его，出自《马太福音》6：34，意为“每天只需要操心当天的事情就足够了”。 ——译注
[15] 格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和诗人，自然主义文学在德国的重要代表人。——译注
[16] 出自《马太福音》16：18，原文为“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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