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和组织问题）（1904）
一、导言
（一）党的发展的标准与评价方法
E pur si muove! （可它还在运动啊！）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猛烈打击下，在我们的国际主义军队任何一支分队都不曾与之抗衡过的政治困难中，即使在强大的暗流不断地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拉离轨道的情况下，它“仍然在运动”，在前进，不仅作为解放俄国的党，而且作为无产阶级的党。
在原则上协调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表现出两种独立历史趋势的任务，以及在这两个任务协调的基础上实现策略上的协调，这就是俄国社会的政治命运摆在我们党面前的谜题。
整个俄国革命运动从来没有放弃这两种趋势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俄国第一个重要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1]一分为二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根本矛盾的重压之下，革命的民粹派思想拼命乱窜，无所适从，从未从中摆脱出来。这些以民粹派彻底失败而告终的革命任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来承担时才能解决。
“俄国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工人运动的胜利而胜利，否则就不会胜利。”[2]我们一开始就懂得这个道理，并把它作为我们革命实践的内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可以这样表述：俄国革命运动在作为工人运动胜利之后，必须立即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自决进程，否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就是历史的时代错乱。
把工人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把革命作为工人的政治学校，这其中曾有着一切分歧与争吵的根源，这是迄今为止使我们党备受折磨的一切内部问题中的焦点问题。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团体的第一本出版物《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3]所提出的正是这个两位一体的问题，并且第一个对此进行了解决，从而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有了存在的权利。
作为第一份在俄国主张与拥护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文件”，第一次代表大会[4]的宣言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来使俄国革命运动中根本的“二律背反”协调一致。《宣言》说:“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但是社会民主党选择了另一种手段和途径。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自始至终都要自觉地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说得再好不过了。社会民主主义“自觉地希望成为并将始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这种尚未在政治上实现的主观抱负，为它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在这个出发点上，它可以评价和批评、判断和谴责、采纳或拒绝争取政治自由的一切“手段和途径”。社会民主党还远远没有走上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道路，它的工作内容，无论昨天还是今天，仍然完全取决于党的当前任务中的“最主要任务”，即“争取政治自由”。但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社会民主党都自觉地希望“成为并将始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也就是说，过去是并将始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党。
一部分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所作对于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也是他们正在坚持的东西是这样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回答的是“民主的”问题，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力量来重新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通过将知识分子推入无产阶级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主力军，它早已把知识分子的主观政治良知置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约束之下。
如果回顾过去，考虑种种潮流和倾向的诸多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激烈斗争（有些“革命的”观察家曾试图从中看出“我们党的分裂”的征兆），我们可以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深感满意地注意到，这些交替出现的、相互排斥的种种倾向总的说来仍有同一个指导思想支配，即社会民主主义“自觉地希望成为并将始终是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声明中不止一次地偏离了这一目标，但总而言之，这些不容否认的异端言论只是一个年轻的、尚未巩固的党试图解决矛盾的结果，它们志在解决革命目标的极端重要性和革命手段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即使是以损坏目标本身和轻视任务的原则性安排为代价。
“自我协调”行为（潜在地意味着政治上的让步）的客观条件的存在，无疑会影响社会民主党自身内在逻辑的发展，导致那些昨天的无产阶级事业支持者今天脱离无产阶级事业，投向敌人阵营，这种现象正是“经济主义”（关于经济主义，我们将在后面再谈到）简化革命方法论理所当然的结果。但我们要立即指出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党内斗争的决定性标准，而这种斗争的主旨，总是谴责各种对手“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利益而客观上出卖无产阶级”。
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论鼓动》（Об агитации）[5]（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它开启了“经济主义”时期）这本小册子指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者，说他们的行动仅仅是让自觉的工人从群众中脱离。这本小册子说：“欧洲历史表明，当工人群众运动的条件趋于成熟，但他们利益的真实代表远离时，工人群众就会为自己找到其他的领袖，这种领袖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者，那种以一个阶级的发展事业为代价的实践者。”
取代“经济主义”的“《火星报》[6]倾向”在这样的旗帜之下抗议，例如《怎么办？》一书的作者推广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的论点，写道：“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 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 这位作者还提到，《火星报》不止一次地指责《工人事业》[7]杂志“间接地为工人运动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具做准备”。最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他的两篇小品文中对我党的政治处境给出了他的评价，他说，如果列宁同志所谓的“计划”得以实施，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治组织，作为一支战斗部队领导俄国的劳动群众”。（《火星报》第57期）
此外，必须记住在每一种情况下，双方都有类似的指责。“宣传者”指责“经济派”只局限于发动工人，而没有给予他们以社会主义意识，因而只是把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利益的炮灰。“经济派”指责《火星报》试图将“政治”维度从“经济”条件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工人运动脱离阶级特征。最后，列宁认为要使他目前的对手（帕·鲍·阿克雪里罗得和他的政治朋友们）在党内名誉扫地，除了指责他们在组织问题上是“机会主义”以外，毫无他法。机会主义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它意味着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种子引入我们党内。
然而，如果认为这些“刻板印象”式的指责只是双方指责的互相抵消就完全错误了，更糟的是认为它们只是党内一致性的意见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绝对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刻板印象”，两种倾向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我们党的分裂，因为，正如巴枯宁所写，“当争论的焦点是把基督教一整个扔出窗外时，操心圣餐是该以两种还是一种方式进行就显得十分荒谬。”诉诸双方都承认的更高权威，即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用内部手段”来熬过一切冲突。
因此，虽然说我们党内所有倾向所依据的基本标准（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大体上总是相同，但在另一方面，评价这些倾向的方法并不总符合这个标准，而且它的粗浅无知特征，再好不过地描绘出了我们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原始粗浅”这个特征，说明党的政治经验基本资产依然少得可怜。这种粗浅体现在，每一种新倾向都以革出教门异端的方式描写前一种倾向，对于新思想的拥护者来说，以前的每一个时期似乎都不过是对正确道路的一次严重偏离，是一次历史的偏差，一次错误的总和，是理论的各种迷信之后一个偶然配合的结果。
《论鼓动》这本小册子的作者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步是错误的”，而他的目的在于对这一时期的战术失策进行清算。《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看待“经济主义”时期。“经济主义”的一切特征是我们的运动在难以置信的困难中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特征，而在他看来，这些都标志着暂时的、偶然的衰落。衰落——是和什么时候相比？也就是和“假如警察没有让列宁同志的朋友们停止工作”的时期相比。※
※ 注：见《怎么办？》第26页。
当然，有些人，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总是能够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甚至从党的内部发展的复杂问题来看待一切，但这些人总是个别的。各种倾向以一种 “形而上学”的方式相互作用，完全地相互摒弃。所谓“少数派”，实际上代表第一个这样的事例：从党的整体发展角度来审视他们自己，新倾向的代言人们自觉地试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非前人的尸骨上。这对“少数派”和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好征兆。它见证了我们党在思想上的成长，也见证了这样一件事：“少数派”的代表承载着成长中的政党思想中的进步要求。
不言而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点与历史“保守”主义观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历史之于历史“保守”主义观点就如以色列人的上帝之于上帝的仆人摩西，只能是a posteriori（从事实推断原因）。这整个观点完全纠缠在经验主义和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这一问题中，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的消极无为。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则是一贯积极的和革命的辩证必然性，它不仅解释每一种新情况与前一种情况的关系，而且能够在每一种新情况中一方面显示出发展和运动的因素，另一方面显示出停滞、静止和反动的因素。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观点不同于历史保守主义，不会剥夺我们评估、审判和谴责的权利，但是，与唯心主义的观点不同，这要求我们的判断建立在发展本身内在趋势的基础上，并在这种趋势中找到能够克服内在矛盾的力量，并提供能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理论“评估”。
很有必要像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样来研究党的内部倾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也很有必要像参与“外部政治”一样参与“内部政治”。在前一类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是现成的，可以作为模板。而在后一类情况下，只有不断运用辩证法，才能发展这些结论……
对于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来说这十分困难，但我们并不是说，如德国的党那样老到的政党中所有领导人都是哲人王一样富含修养的政治家，远非如此。但在那里，不和、斗争、错误和失望使集体的思想受到辩证的磨砺。这种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发积累形成的，它常常妨碍确立新的政治方法，但同时又使党免于采用那些极为“放肆”违反党的传统的策略。
我们党处于停滞状态差不多有一年了，“怎么办？”这一问题摆在所有善于思考的同志们面前。所有担心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看到，造成停滞的原因很深刻，党必须克服一种机体的疾病。但“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抽象的理性”来解决，它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视角中提出和解决。我们代表什么？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什么？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这就意味着，在解决我们不久的将来面临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最近的过去：“经济主义”时期和旧《火星报》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演变：
“经济主义”“批判主义”[8]“唯心主义”“社会革命主义”[9]
“经济派”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经验的无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简单化的政治方法论。在资产阶级左翼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早已斗争多次，而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必须从资产阶级左翼的政治征服中解放无产阶级。而对于我们的“经济派”来说，与这种情况有关的许多政治任务根本不存在。在纯粹的民主意识形态完全腐朽的历史影响之下，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没有能力回答“之后怎么办？”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由于俄国的历史条件，他们被迫将社会主义作为民主斗争的起点，但正是因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吸收革命民主主义的一切要素，它才丧失了把自己同这些要素对立起来的能力，从而难以发展和形成自己的政治特质。由于缺少资产阶级激进派来争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力，经济派们一度满足于最粗糙的策略方法，并形成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发展前景的畸形、简化的想法，反对它则是清一色的“反动群众”——这种想法认为，工人阶级将日复一日从简单发展到复杂，如同数学规律似的有条不紊壮大起来，它将从烧水泡茶的需求起步，直到要求将所有工厂转为劳动者所有。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还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中，这样简单化的思想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简单化的策略都无力加强阶级意识，无力向他们提供反击激进民主派的政治工具。所以，如果在本世纪初的革命高潮时期有一个十分进取的激进民主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同时存在，那么它完全有机会打倒我们党，让它一蹶不振。这一点已经被多次指出过了，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同样毫无疑问的还有另一件事情。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激进政党不可能在革命的灵感刺激下就突然成长起来，它要在关键时刻摆明自己已经武装起来了，而这就必须在之前的时期就武装自己。但它只有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民主主义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并列存在，在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当中拥有影响或者在积极争取这种影响——本来是绝对不可能把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简单化的，而这种简单化却正是“经济主义”的主要特征。既然俄国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是一块处女地，并非没有人对它公开宣示主权，那就不能简单地说一声“这是我的地盘”就把问题解决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必须证明，而且是在政治上证明，这确实是它的领域；它将不得不按照政治竞争的逻辑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政策与民主派的政策对立起来。
在这方面，历史的青睐让我们党的第一步走得容易一些。但正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最初成果的“容易”正是它们在政治上不稳定的原因。通过他们的政治实践（生活显然对这些实践有自己的看法），“经济派”们自己培养起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但正如以上所述的原因，他们没做出一丁点儿努力“警告”群众对这个对手加以提防，甚至说，“经济派”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个对手会成为现实。但他还是来了。虽然“经济主义”的策略手段非常原始，虽然它为实现目标——也就是让无产阶级群众与国家的一切伎俩（阶级的和“超阶级的”）对立起来——所采取的行动相当不充分，但它们都是使群众反抗警察国家这一庞大统治机器的有力武器，它们唤醒了广大阶层的无产阶级，使之成为革命力量的主要储备库。
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一连串的后果。资产阶级“社会”通过革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与革命群众联系在一起。革命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兴奋、最有“传导性”的阶层，是“人民”政治觉醒度的晴雨表。学生运动的浪潮此前从未如此高涨过。在浪潮之巅，出现了一批英勇无畏的人物，社会同时怀着悲痛和自豪之情，将他们认作自己的儿女。民主派从死局中走出，开始一波接一波，从左到右地涌入政治潮流。民主运动中的右派很快显露出它的基础：它准备依靠在政治上分量庞大的地方自治局反对派。乘着地方自治派和知识分子的风浪，还出现了一些“人物”，当然，他们没有丝毫英雄气概……社会对他们的情感十分矛盾，既充满了志满意得（“这是我们自己人！”），又带有某种“主人翁”式的怀疑。
在这一政治过程中，有些人走向了极端—— 一部分人走向了什利谢利堡[10]的绞刑架，另一部分人则流落在斯图加特[11]这座远方城镇的安静街区中，“远离俄国警察和审查制度的活动区域”〔注：出自《解放报》第一期〕。这一运动进程当然不是机械发展的，它要求和发展了一系列并行的意识形态过程，彼此之间划清界线的知识分子群体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界定、塑造和巩固。不言而喻，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哲学信仰和理论世界观出现了紧张的更迭，它们虽然受人类思想这个总的认知和概括基础支配，但与这一逻辑一如既往相伴的是另一种更具支配性和不妥协性的政治利益逻辑。后者更不灵活、更难让步，它使前者服从于自己，并把自己的意志和法则强加于前者。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沉寂之后，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苏醒起步的标志是合法出版物引介“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来了，得到了合法化，并且占据了一片它在本质上并没有历史权利去声索（如果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话）的广阔领域。但最后，马克思主义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反对它自己的时候。知识分子，尤其是它日益明确的右派，利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已经从上至下变得反动的民粹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全部理论依据来支撑他们把俄国社会生活“欧洲化”的自然向往，而且他们正在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结论中解放出来，起初还带着几分胆怯，后来则越来越自信。正如已故的米哈伊洛夫斯基[12]幸灾乐祸地指出的一样，这种自我解放出现的形式是无情地“修正教条”和“粉碎马克思主义”。然而，与“实证论”或“形而上学”派别的唯心主义者观点相反的是，“粉碎”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由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理论上的破产与否所决定，而是由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和说明的社会动因所决定。
上面已经说过，在吸收了民主运动的一切积极因素之后，我们党剥夺了它自己反对民主派的可能性，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就预先决定了它的蒙昧粗浅。 “把自然赶出门外，它就会从窗户飞进来”[13]。只有划清界线才应该是社会主义运动阶级力量的“源泉”，也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成分之间划清界线——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一种共同的、吸引了所有知识分子的教义（也就是受到简化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发展起来。不是社会主义成分开始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成分脱钩，而是相反，是后者在“批判”的形式之下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阶级要素从他们的思想中积极清洗出去。宛如一把尖刀的革命学说失去了阶级的锋芒，它持续不断地遭到磨损，在半是有意半是无意的行动中变钝了——无论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形式框架内搞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还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公开进行“批判”（这种情况下，他们是觉得就连这个形式框架本身也成了限制）……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曾在我国占领了它实际上没有权利去声索的社会要素，但事实是这样吗？难道不是恰恰相反吗：是这些人为了一时的目的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现在，并不需要太多的政治洞察力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唯心主义者”、昨天的“批评家”和前“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整个俄国民主运动的真正意义。《唯心主义的问题》（Проблемы идеализма）[14]一书的作者之一П. Г.[15]先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提供了一种清晰而实用的新的大众纲领”（第88页）。而这同一位作者在前一页宣称说“社会主义本身无论过去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还是在现在，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大众纲领。”可见，只要马克思主义里没有社会主义，那它就有上述的那种优点，但是没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П. Г.先生的回答直截了当：“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优点（作者本人用了斜体强调）”是“科学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判明了俄国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第88页）。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使知识分子的良心获得解脱，从保护任何人、任何事免受资本主义的伤害的责任感中解脱，马克思主义推动他们为俄国社会结构的欧洲化而奋斗，马克思主义为他们的政治解放斗争提供理论基础，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优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就可以理解作者关于司徒卢威先生的如下评价，虽然这种评价乍一看骇人听闻（顺便说一句，П. Г.先生对于司徒卢威先生有一种有伤风化的仰慕）：司徒卢威先生“放弃了实证主义，从而在哲学上（作者本人用了斜体强调）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第90页）。只是哲学上吗？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积极的结论以及它的政论纲领带来的宝贵成果不受形而上学转向的影响”（第90页）。这么一来，原来《解放报》（Освобождение）[16]的编辑竟然是政治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科夫[17]先生也是这样，他也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学说”，并从“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基础”出发，但他也“在涉及具体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保留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От марксизма к идеализму〕，第315页）……
实际上，П. Г.先生代表了19世纪9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显得过于粗糙和坦率的态度。今天，大火已扑灭，色彩已褪去，П. Г.先生才能带着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明显意图，以他过去的名义打听马克思主义的“价钱”，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证明资本主义之正当性时起到了什么作用。而在当时，在19世纪90年代上半叶，对于П. Г.先生而言，马克思主义——从主观上来说——甚至不仅仅是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正当理由……不过，就算说П. Г.先生罪孽地对他的过去采取了一种毫不客气的放肆态度（毕竟里面多少有些“浪漫主义”的成分），这也并不妨碍他对以下问题做出毫无疑问的正确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被大多数文学沙龙所接纳？——正如刚才我们所了解的，因为它提供了一套宝贵的“政论宣传纲领”，其中可以不包含社会主义的成分。
很明显，提出如此思路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攀附在马克思主义上的哲学寄生虫，他们机械地分割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面，那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理论“辩护”。这种“辩护”机械地脱离了辩证世界观的背景，从而让极端保守的结论得到准许——但是在真正的、而非伪造的马克思主义之中，这种“正当性辩护”完全服从于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的一面：每一种社会关系形式会发展出自己的对立面，并最终成为这种矛盾的牺牲品。于是，他们的“批判”就不得不消去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这乖张顽劣的另一面。但是，由于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不科学”（也就是革命的）经验的工作很快就变成了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整个马克思主义也就很快丧失了对П. Г.先生的吸引力，它变成了一种陌生的学说。
看看一位亲历者是如何生动地描述这一时刻的:“就这样，我感到脚下的土地正在逐渐消逝。那座甚至在昨天还显得那么齐整的大厦，现在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当然，抛开一切理论不谈，某些由生活现实本身所规定的社会和政治要求（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要求了——托洛茨基）依然保留着它们的实际价值。然而，有思想的人自然会努力理解这些不同的要求，用世界观和理念的统一让这类要求充满崇高的精神。这样的统一从前是由马克思主义赋予的，但现在它已经失去了。”（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序言，第XIII页）。我们引用的这位作家以为，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事情是这样的：马克思信徒中某些不受待见的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实际原因）在合适的时间点屈服于唯心主义的阴影，屈服于唱诗和祈祷的声音，在宁静的居所里寻找慰藉。”（《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序言，第X、XI页）这些当然是胡说八道。在出自布尔加科夫先生之口、以马克思主义者为名的那些“解释”（或者说指责）中，集体的心理动机被个人的“实际”动机所取代，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同样被道德谴责所取代。理想主义[18]这一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信条被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耶夫[19]两位先生的身影推开了——“出于一些实际原因”，他们退后了，去听那唱诗和祈祷的声音，在宁静的居所里寻找慰藉去了……如果“理想主义”的领袖们以后也能捞到某些作者来给他们立传的话，那么，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个人“考虑”（不管是实际的还是“宗教的”）而从这个位置往后退——这就要由那些评判他们的传记作者来考虑了。但另一方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为“马克思信徒中某些不受待见的人”的思想“转移”创造了心理共鸣——这个问题无疑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职权范围，它也只能由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
我们已经说过，作为无产阶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它的创造者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影响：它给了俄国民主运动一种道德权利，让它能带着纯洁心灵、高抬着头去“向资本主义学习”；是无产阶级唤醒了我国的民主派知识分子，让他们回到政治生活当中，可在此之后“批判”又出手相助，廓清了他们的意识，使他们失去了对整个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尊重——而正是马克思主义教给了他们这些理论，让他们以此为工具来反对反动的民粹主义。之后是什么呢？纯粹的寄生性思想，它的形式是赤裸裸地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另一个社会阶级的学说，它没有能力支持广泛民主圈子的存在——这可是在民主反对派蓬勃发展的时候，它正准备大展拳脚、充分发挥可以为它所用的政治热情……我们才听布尔加科夫先生说，“有思想的人自然会努力理解这些不同的要求，用世界观和理念的统一让这类要求充满崇高的精神。”在和马克思主义说再见之后，这些“有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自然会努力”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神庙，在那里他可以不受打扰地敬拜他的主。但是对于布尔加科夫先生和所有遵循同样思想转变的人来说，用现实主义思想的石头来建造这座哲学神庙完全不可能。因为俄国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不可避免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所有亲身经历过同 “主观主义”社会学和民粹主义斗争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转向哲学上的“现实主义”就会撞上马克思主义，哪怕它之前才在长期的精心打磨中被清除掉了一切“非科学”的成分——也就是说什么也没剩下了。拒绝马克思主义就是拒绝现实主义世界观的全部思想传统。然后呢？俄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这些人曾经历过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洗礼，并在其中受到过理论上的“伤害”，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云端寻求精神上的庇护，甚至按照费尔巴哈的说法，是去“神学的疯人院”里寻找庇护了……
这些“有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自然会努力理解”民主运动的不同要求。但是他的阶级本能驱使他脱离历史的和社会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被社会学思维的最高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垄断。马克思主义把历史与社会的立场转化为阶级的立场，并在这种立场的协助下将“不同的要求”“理解”为阶级利益的产物。对于那些“有思想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派来说，采取如此立场意味着政治自杀，因为一旦采纳这种观点，他们在自己眼中就会变成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显然，他们必须在历史进程和构成历史进程的阶级现实之外寻找理论支撑，他们不得不向一个超历史的世界求助。在变化的、经验上可感知的“实然”之外，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不变的、永恒的“应然”。为了从哲学上“理解”斯图加特的《解放报》所揭示和表述的那些不同的政治要求，他们需要把道德的定言令式召唤出来。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都有必要提出他们的纲领，不是进步（吝啬）资产阶级的庸俗纲领，而是永恒道德法则的表达——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回应这种“必要性”，《唯心主义问题》在不脱离自己超历史的立场之前提下，用了一个小小的三段论来论证：“道德的形式原则既消除了伦理保守主义，也消除了人间完满的伦理乌托邦。它谴责……那种只要实现乌托邦就有可能实现利益与力量普遍和谐的想法。”（第288页）简要地说：定言令式作为政治的指导原则，“消除”了不可调和的保守主义，又“谴责”了毫不妥协的革命社会主义。它“赞同”自由主义。布尔加科夫先生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说得完全正确：“这个原则既不多也不少，恰好足以为我们时代的一切解放性愿望提供根据。”（《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序言，第XXI页）
如此一来，立场就得到了稳固。“人和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被置于定言令式的保护之下，它们在今后必须成为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的支持基础：今天反对专制警察，明天反对无产阶级；今天反对专制主义，明天反对社会主义。
当知识分子的温和自由派正力争在形而上学的堡垒中巩固自己的地位时，知识分子的一些中间派为同样的“批判”所解放，决定从现在起，什么都可以！毫无疑问，法国的革命民主主义并没有像我们的“社会革命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从理论理性的一切义务中解放那样欢欣鼓舞地庆祝理性女神的节日。各位读者只要读一下“解放了的”社会主义的机关报《俄国革命通报》[20]，就可以看到：它是一种“社会革命”的《十日谈》，一部短篇小说集，虽然在艺术上远不如薄伽丘的作品，但同样体现了觉醒的资产阶级“肉体”对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教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加的专制束缚的强烈抗议。“批判”把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了——在这种氛围中，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喧闹着闯进了革命斗争的天地，他们感到自己已经摆脱了严苛的“教条”。但以“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的这些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的拒绝会使他们承担太大的责任。他们零敲碎打、像强盗一样利用马克思主义，以便为某些政治冒进主义行为辩护。“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只是他们对无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理论反映。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他们也没有背弃无产阶级——他们同意在政治上剥削它利用它……※
※ 我们的“主观”社会主义者介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之间的中间地位，这一点在哲学领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如果说指导我们活动的“主观标准”源于经验现实，那么它就必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即阶级性。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一事实评价出发，在下方画一条辅助线，确定这一主观标准的阶级性，从而将其置于客观标准（即社会发展规律）的控制之下。从这个角度看，“主观论”之所以自我封闭，是因为它的“积极”思想在它自己得出的结论面前感到恐惧了。
而如果“主观标准”独立于社会经验，而且企图指引社会经验，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超验的来源，从这个来源借用道德评价和其他评价的标准和尺度。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一事实评价出发，在上方画一条线，进入必然性的彼岸世界，从而再次将主观标准置于“客观标准”（即绝对的义务规范）的控制之下。从这个角度看，“主观论”之所以自我封闭，是因为它懦弱地放弃了思想本身的形而上学（或者宗教）前提。
（注：要么是“经济主义唯物主义”，要么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摆在“主观论”面前的这种两难处境（用一种“倒推式”的办法）清楚地表明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常常遭到否认。）
俄国知识分子从书本和报纸上很容易就了解到欧洲正在痛苦中孕育什么，在社会和政治上已经消除了什么，但太可惜了！——环境稍有变化，这些知识分子就很容易从这些新收获当中摆脱出来……一旦他们感受到自己的革命力量，并且充分意识到或者预感到自己在不远将来的政治意义，他们就会立即暴露出自己在思想上旧病复发的能力——表现为伪装起来的民粹主义、历史主观论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这种事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完全没有预见到的。曾经看起来如此坚实可靠的“马克思主义”方阵正在日益消融……“前马克思主义者”“前社会民主党人”的头衔一夜之间成了进入文学“妓院”“上等包厢”的入场券。除了少数人之外，似乎没有人觉得这些光荣的“称号”仅仅是一种证明，证明他们从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迁移去了敌营。而这种迁移就叫做政治背叛……
昨天还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们急忙收拾行李，生怕赶不上这列火车；而与此同时，党内大多数将全部身心献给无产阶级事业的工人们却眼睁睁看着知识分子们“迁移”离去，连这件事的政治意义都无法理解。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派”并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几乎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武器。他们只从马克思主义里摘取两三个简单化的论点，在他们看来，这就给他们的策略提供了胜利的保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冷淡态度无异于自杀。更有甚者，他们自己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批判”。党内缺乏理论气氛，于是“经济主义”的实践者们呼吸着合法出版物的空气，呼吸着资产阶级式的“马克思主义”辩护词还有它的“批判”空气，并且受了感染。总的来看，在城市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行动的背景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普遍逃离马克思主义的不幸时期。社会民主党从一个确实非常原始的事实变成了一个的确非常复杂的问题。
而正是《火星报》把我们的党看作一个复杂的问题。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火星报》时期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把天与地、白昼与黑夜、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分开了。原初的混乱消失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已然确立了统治。委员会对《火星报》的赞扬和声明就用了这种圣经式的文体。这种风格的主要特点就是缺乏任何历史的观点。
《火星报》并非“专断自发地”选择了它的任务，这些任务是我们上文所述的政治时刻的条件强加于它的。“经济派”已经唤醒新的力量，但是发现自己无力支配这些力量。“经济派”唤起了一场群众运动，但又因为不能赋予运动以阶级性而束手无策。“经济派”通过工人运动这一中介又唤醒了民主派知识分子，但他们没有将这些知识分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相反，当民主派知识分子发动一场理论运动来反对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这条原则时，他们就向知识分子们屈服了。
以上两个事实决定了《火星报》整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尤其是第二个事实（民主运动迅速发展）给我们第一份问世的政治报纸[21]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时，由于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权能抱有信心，人们认为必须最积极地参与到知识分子划清界线的运动当中去，以便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赢得尽可能多的觉悟支持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22]是主宰整个时期的口号，革命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这一口号周围。这句口号变得像曾经的“有人谋反！”（Слово и дело!）[23]一样令人生畏。
《火星报》并没有创造奇迹。它既没有把天与地分开，也没有把海与陆分开。但是，依靠着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24]，《火星报》在民主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站队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济派”时期是为了争取对无产阶级群众施加影响而进行直接特殊斗争的时期，这一斗争不是针对其他民主政党，而是针对无产阶级本身的缺少文化、针对俄国野蛮的政治条件；就客观的政治意义而言，《火星报》时期是在无产阶级广泛参与民主斗争的背景下，直接争取对革命知识分子施加影响的时期。这就是我们党过去两个时期的基本政治分歧和历史“辩护词”。这种分歧，也就是说整个《火星报》时期的意义，是任何想要大致理解我们党内目前分歧这一问题的人首先必须明白的。
《火星报》时期是对知识分子施加影响的斗争时期。《火星报》曾宣称：“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线”[25]。它确实划清了界线。但这并不意味着《火星报》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直接“划清界线”制定了策略办法（在这方面它做得很少），不是这样，它是利用由《曙光》恢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完成了划清界线的任务：将坚持原则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同民主派知识分子中潜在的资产阶级“支持者”分离开来。“必须划清界线。”当然，“归根到底”，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以独立阶级政策的形式实现了政治自决。但是这个“最终目标”是一种主观的意思：将它发扬光大是伟大而丰富的新时期的任务，那个时候我们的党也许正是如日中天；而旧《火星报》的使命则是（手持马克思主义学说明晃晃的利刃）留住民主派知识分子中一切尚未完全隔绝于“第四等级[26]之思想”的成分，并且它实际上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里必须要预先说明一下。我们指的是《火星报》所完成的客观使命。当我们谈论《火星报》时，我们所说的不是它构想或者它的诞生，而是它的发展。《火星报》在主观上为自己设定了最为广泛的目标：首先把自发的工人运动提高到政治运动的水平，然后（以无产阶级这个解放者阶级的名义！）领导“所有那些热爱自由之名的人！”（第3期）一份政治报纸，作为一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要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灯塔；作为一份民主主义的报纸，要成为民主斗争力量的北斗星。但事实证明，想要通过文学创作方式取得不符合政治力量对比的政治效果是不可能的。社会民主党不能替工人进行斗争，同样，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也不能替社会民主党去战斗。如果社会民主党凭借其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深刻影响、凭借其政治行动的活力和合理性，却无法在民主斗争的事业中赢得决定性的话语权，那么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试图拖着整个民主运动向前走（以解放者阶级的名义），这种举动就是徒劳的。历史不允许“包办代替”。
民主运动不允许自己被纯粹的文学手段所束缚，因为纸面上的文学创作正是知识分子最强大，因而也是最独立的领域。按照《火星报》活生生的例子组织《解放报》和《革命俄罗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27]，从而消除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关系，哪怕是“暂时的义务”关系，这些事情在一两年之内就发生了。
随着民主派获得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财产（对此我们已经在上文加以阐述过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迟滞落后表现为如下事实：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面临着为民主派所溶解（就算不是全部，也至少是部分）的危险。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火星报》发现自己已经不再“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与民主派绑定，而是被迫“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脱离了民主派。不管它愿不愿意，《火星报》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划清界线”的任务中，而这本来是由《曙光》独自来完成的。按照设想，《火星报》要在无产阶级政党获得领导权的情况下去领导普遍的民主斗争，但它实际上已经为了客观任务的需要（让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参与普遍的民主斗争）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自卫机关报。这种半自发的转变赋予了这份报纸一种好战和“激烈论战”的面貌，每当提到《火星报》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想到这种印象……在《火星报》的第35期，斯塔罗韦尔（Старовер）[28]同志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介绍了塑造《火星报》形象的客观变化。斯塔罗韦尔说：“民主派思想中的转向是一个既成事实。无产阶级领导解放斗争的思想被无产阶级在解放斗争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思想所取代。”（《论口是心非的民主派》）
《火星报》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批判“经济主义”，批判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偏见。如前所述，《火星报》不是一份政治报纸，而是一份论战报纸。针对它的指责是这样的：它反对的与其说是专制制度，不如说是革命运动里的其他派系。从这一指责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把上面的说法贯彻到底），《火星报》不应提出没有得到整个解放运动共同认可的政治主张——而这种结论的意思就是，《火星报》应该将阶级思想溶入民主思想。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就等于抛弃对未来的全部观点。《火星报》并没有这样做，这对党来说是一件幸事。相反，它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知识分子内部的派系意见分歧”上。在反对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中，《火星报》为知识分子指明了争取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斗争道路。《火星报》当时直接肩负的任务不是在政治上区分出无产阶级，而是向知识分子阐明这个阶级的历史利益。
当拉萨尔与“进步派（прогрессисты）”进行激烈斗争时，他直接争取的是已经参加普遍民主斗争的工人，虽然在这些工人中，“进步派”已经拥有成组织的追随者了。而当我们与民粹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时，直接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他们首先会离开我们，然后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去争取工人。《火星报》并没有像拉萨尔对待“进步派”那样（我们的编辑部只是在微不足道的范围内做了这件事），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审判，它只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理论上的谴责。《火星报》并没有使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面对面地对抗，它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招募了在原则上坚定支持这种“对抗”的成分。它并没有制定无产阶级独立政策的策略形式（尽管这种策略形式在我们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可能的），它只是向革命知识分子证明了这种独立政策的必要性。
如果某个研究者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旧《火星报》犯了一系列理论错误，毁掉了整整一代正值青春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假如这些错误在适当的时候按照他提出的指示加以纠正，党现在就会蓬勃发展，开出灿烂的花朵——那么我们对此只能是不耐烦地耸耸肩。这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不在于理论上的过失（比如“自发性”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或者至少说，理论过失的重要程度比不上社会民主党人手中任务的政治局限性，而这种任务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一定历史时期赋予社会民主党人的：当时，民主知识分子迅速而狂热的运行和重组过程造成了威胁，它可能使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成分几乎毫无痕迹地四散分离，而在此之前，这些成分一直是由一个主观的愿望——“成为并始终充当”“有组织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的自觉工具——而结合成一个不成形的整体。
仅仅承认《火星报》的历史功绩还远远不够，当然，仅仅列举它所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或模棱两可的表述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理解《火星报》所起作用的历史局限性。它在分化革命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从这个过程当中拿走了很多东西。沙龙辩论、文学论战、茶余饭后的智力风暴，以上这些都被《火星报》翻译成了政治纲领的语言。它将各种理论与哲学上的支持同特定的阶级利益唯物地联系在一起，正是通过这种“分裂派”的办法，它“划清了界线”，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争取到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并通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的决议稳固了这些“成果”。然而，所有这些工作只是社会民主党真正政治工作的第一阶段。目前的问题是：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应该进一步“划清界线”——在目前这个有限的、已经通过共同纲领合并成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范围内——还是制定办法，使无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它的“思想”）在政治上直接脱离资产阶级（也不仅仅是它的“思想”）？
我们坚持第二个答案。旧《火星报》把四散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为党的创造性提供了力量，而这种创造性必须着眼于直接解决我们的基本政治任务——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从这个角度出发，《火星报》的工作才能得到解释和确证，但《火星报》和它那个时代的实践者们几乎从未直接提出过这个任务。
我们坚定认为，党现在只是第一次开始接近无产阶级。在“经济主义”时期，工作是完全直接面向无产阶级的，但从原则上来说它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在《火星报》时期，工作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它并非直接面向无产阶级——就面向无产阶级的工作而言，它只有一种原始的民主性质，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说。只有到现在，社会民主党才开始以符合党性质的身份接近无产阶级本身。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定义目前的情况，那么上述问题的表述本身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党所经历的分歧的未来可能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这种分歧的必然性。每个时期都会发展出各自的惰性，并且试图把自己的倾向强加给整个运动。“经济派”（由于自然的心理偏差因素）把他们领导的工会与职业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等同起来；以同样的方式，“火星派”也常常把争取“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在原则上得到承认”的斗争同这种政策的实际制定等同起来，这种等同导致他们最终完全忽略了他们的直接任务，那就是运用适当形式的日常政治实践，落实这种他们所承认的无产阶级阶级政策之原则。不过，有关这一点的论述我们将在下文再谈。※
※ 我们不知道列宁同志的同伴们是否会同意我们对《火星报》时期的评价。我们认为不会，因为这会迫使他们得出一系列他们无法接受的结论。但是，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必须指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和他的同伴们都没有试图反对我在发言中对《火星报》工作所做的“狭隘”评价。当时我曾这样说过：让我们回忆一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迅速占据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对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民主派从过时的民粹派意识形态中获得思想解放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为他们争取到了自由地“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权利。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发展了其真正的革命内容。工人运动越是发展，民主派就越迫切需要正式确定对它的态度。但民主派本身也得以成长、壮大，并有了独立的政治语调。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适合它。一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开始了。这场进军的形式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从缺乏批判能力的“教条主义”经验中解放出来，而它的真正目的是使民主派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批判”“挖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础，使它的魔力丝毫也没有剩下。在我们的队伍中，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也感受到了这种“批判”的腐蚀影响。一个怀疑、动摇和分歧的时期开始了。我们把一个又一个阵地让给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火星报》和《曙光》小组挺身而出，冒着千难万险承担起了在革命社会主义旗帜下团结全党的任务……（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12页）在各类其他演讲当中，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基本相同的角度评价过《火星报》。
虽然列宁把有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之间关系的荒谬观点偷偷塞给考茨基，但他只是在对他那个时代的任务做粗略的描绘。他对知识分子喊话——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曙光》和《火星报》的读者，《火星报》虽然就是普通的“火星”[29]，但它提出的问题却相当复杂——他对他们说：“我们首先要给你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灌输一种高度浓缩的自觉性，我们要让你们的心里充满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怀疑，然后……再投入工作，向‘自发性’发起攻击！是的，这正是任务所在：用马克思主义‘填满’知识分子，把他们固定住，捆住他们的手脚，阻止他们逃跑、背叛、公开攻击马克思——换句话说，让他们喘不过气来！”[30]这是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正在像蜡一样融化，从我们的指间溜走，流向“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火星报》因为专注于参加知识分子的分化工作，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真正任务，把无产阶级给忘了，而去追逐“另一个阶级的人”。完全不是这样！《火星报》所追逐的知识分子首先就是它的党本身。政治上的自保本能促使它同“批判主义”、伯恩施坦主义、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和唯心主义作斗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都会给党的队伍带来纷争和腐坏的因素，而《火星报》则希望能以这支队伍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在一小群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觉醒的工人群众之间有一个惊惶不安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中间的“自己人”淹没在了“异己”当中——而《火星报》的真正任务就是为这种“混乱”带来“秩序”。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第一份政治报纸最终没有成为直接领导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机关报，而是成为了原则性的政治纲领，它的作用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半马克思主义成分和微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各种知识分子之间划清界线。但我们必须记住，《火星报》从“经济主义”时期抓取了一份可观而非常宝贵的遗产，那就是觉醒的城市无产阶级群众。在这一历史基础上争取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这项任务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部分时期劳动解放社所面临的任务截然不同。当时所需要的是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并由此推断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存在的历史合法性。要完成这一任务，所需要的不是一张报纸，而是一份刊物，不是《火星报》，而是《社会民主党人报》[31]。那些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革命者成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者。摆在《火星报》面前的问题是不同的，它要培养的不是宣传者，而是业已存在的群众运动的政治领袖。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仅仅通过在理论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要在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现象中展示这些方法。但是，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辩护，还是在时事评论中对这些方法的全面和直接的应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巩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
不过，我们还没有穷尽最近这一时期的全部内容。
自发觉醒的城市群众（“经济派”鼓动的遗产）不仅以其存在的事实本身决定了影响知识分子的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群众首先就要求对他们给予直接的关注。《火星报》在第3期中写道：“不论领袖的意见如何，当无产阶级注意到社会中的激进分子已经认真准备与统治者实力较量时，他们就投入了战斗……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把工人群众希望积极参加整个俄国民主解放斗争的这一明确愿望作为其实践活动的基础；如果它不想靠边站，如果它不想把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权利拱手让给其他政治力量，它就必须这样做。”[32]俄国社会民主党也确实将这种“工人群众的愿望”放在了自己政治活动的首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在《火星报》时期的实践已经完全改变了，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火星报》的影响：它不再是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行业工会”罢工运动，而是通过全面的政治揭露系统地促进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这种差异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而且正在这样看了）工联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政策之间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火星报》与党的全部工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火星报》的全部作用，就以一种极其简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一份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这种认识既十分虚假，又相当诱人。
对于党来说，它完全做不到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火星报》和《曙光》提出的全部任务。它不可能随时随地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搬上舞台，仅仅有无产阶级的存在这一事实是不够的。广大无产阶级或多或少地参加民主政治是必要的先决条件，但此时还不存在这样的无产阶级。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自己创造这种阶级政治的先决条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任务：即无产阶级的自发觉醒（“经济主义”时期），让无产阶级参与广泛的民主斗争领域（“政治”时期）。“经济派”的鼓动办法是为了唤醒植根于无产阶级“自发”形成的阶级心理中最基本的革命本能；政治“揭露”的方式是为了使这些被唤醒的本能具有自觉的公民抗议的形式。因此，之前两个时期的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客观结果上都是相似的，都代表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是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主观上也出于纯粹的社会主义动机。
虽说“经济主义”的理论家和政论家无情地裁短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但《曙光》和《火星报》的小组完全没有犯下这种反对“圣灵”的大罪：他们为他们自己、为整个党设定了一个对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说是共通的任务，那就是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33]（《火星报》创刊号）。他们在理论中、在政论和论战中发展了这一任务，而正是围绕着对这一任务的认识，《火星报》才把自己的支持者聚集在了一起。但是，这些支持者在无产阶级中开展的工作（顺便一说，做工作的不仅有“支持者”，还有被客观要求推上同一条道路并与支持者竞争的“反对者”）仅限于把工人群众的意识从“古老的政治偏见压迫下解放出来，其中主要包括盲目相信政府、相信沙皇，以及不知道自己是平等的公民，不知道他所生活的社会是靠工人阶级的劳动而生存的”（《火星报》创刊号）。《曙光》在理论领域、《火星报》在政论与纲领论战的领域都为我们指出了“平等公民”与无产者之间的正确关系，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向读者讲授社会主义的政治。但是已觉醒群众的政治生活并没有浸透关于这种关系的意识，而是完全局限于“解放”这种一般性的口号。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工人写道：“我相当喜欢《火星报》，这是因为他们把工人视作公民。这是非常重要的！”（《火星报》第14期）
因此，声称《火星报》直接领导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它得到了运动的直接经验的滋养，并对运动的直接要求做出了直接回答——这就是公然的历史谎言。在知识分子“划清界线”的工作中，《火星报》确实发挥了领导作用，作为形势的主宰者全权行事：它在理论上武装到牙齿，而在这种斗争中，理论的军械库就是一切。但这场斗争本身并不是一切。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学说不能取代政治上发达的无产阶级。这一点不仅表现为《火星报》在早期阶段企图“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使民主运动的一切倾向服从社会民主主义领导却遭到失败，而且也表现为《火星报》完全不能通过它在思想方面对革命知识分子觉悟所做的贡献来直接推动无产阶级运动本身。
当然，在过去的三四年里，《火星报》确实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实践的复苏。但是，从抽象的角度来说，如果只需要提出那些已经为实践所采纳的口号，《火星报》并不需要成为《火星报》：它只需要是一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至于《火星报》以《火星报》的身份提出的复杂的政治思想，与其说是为了现在，不如说是为了将来。这些思想并没有被实践直接吸收，但却在运动领导成分的头脑中为制定革命的阶级策略任务准备了思想前提——在党的前“几代”努力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上。
我们说过，从抽象的角度来说，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足以实现过去一个时期的实践复苏。但是，为了使无产阶级“参与”“人与公民”这个利益领域的时期成为无产阶级阶级自决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必须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一个复杂的、能够抵抗各种形式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并在这一概念的帮助下，将运动的领导人员和民主知识分子团结在无产阶级历史事业的背后。
如果想用一些个别的、但又非常生动的例子来说明《火星报》在领导知识分子思想分化和无产阶级政治自决时达到了怎样不平等的程度，只需要回顾一下：《火星报》无情而严厉地对待各类知识分子的一切“动摇”，同时又对政治觉醒的无产者的一切言论表现出相当大的、有时甚至是不可容忍的纵容。当一名彼得堡工人对彻底废除一切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也给废除了）的言论表示极度高兴时，《火星报》保持着沉默——几乎是默许了；而与此同时，它非常合理地把理论的全部怒火发泄在了“社会革命党人”身上，因为他们悄悄决定对阶级下一个不太“教条”的定义，也就是认为阶级是一个由分配而非生产决定的范畴。《火星报》毫无保留地引用了一些觉醒工人的话，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学习“如何投入战斗”；与此同时，它狠狠地嘲笑了《历史的转折》（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оворот）[34]，还建议编成许多突击纵队！但事实上，像“编成纵队”这种口号只不过是空洞地回答了“如何投入战斗”这个空洞的问题。[35]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火星报》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不协调，因而有两种不同的尺度。对于知识分子，必须立即用社会主义学说把他们五花大绑；而从“剩余价值”中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刚开始了解“人权和公民权”，他们能引起兴趣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而是因为（请允许我使用这种说法）他们的革命性可以让知识分子中的“尾巴主义者”难堪……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不仅要对未来负责，也要对过去负责。我们进一步的“行为”不仅决定着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未来几年的命运，而且决定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迄今为止所做工作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价值……
从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革命）的意义上讲，为了防止之前的所有工作付诸东流，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进一步开展活动的两个先决条件：下面，是政治上觉醒、由十年的传统[36]与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群众；上面，是对作为一种政治思维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尊重，无论这种尊重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良知。这两个要素必须成为我们未来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呼吁，听到有人要求“取消”这些先决条件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对此我们必须坚决而彻底地予以拒绝，因为这是一种荒谬的企图，是要我们放弃以巨大努力为代价才获得的全部政治文化。如果没有了这种文化，我们就会像约伯[37]一样一贫如洗、赤身裸体……
……《火星报》和《曙光》没能创造奇迹，因为历史是不允许奇迹的。但我们党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因为足够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要求马克思主义著作创造奇迹的党员，都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一段时期的笔锋论战。
从“批判”的垃圾堆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是由《曙光》完成的，而《曙光》的领导人当然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薇·伊·查苏利奇向知识分子指出了在我们俄国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中出现的唯心主义因素，用温和却又致命的讽刺来反对知识分子的新神像，并且“召唤”知识分子回来（同时也是向前进），重新为无产阶级服务。斯塔罗韦尔征服了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描绘了一幅微妙而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上）的、理想化的自画像……马尔托夫，《火星报》的杜勃罗留波夫[38]，能够把一束束明亮的光线投射到我们悲惨贫乏、缺少发展、呆滞无神的社会生活中，而且总是从一个令人愉快的角度出发，使社会生活的政治轮廓，也就是阶级轮廓显得格外清晰……而哪里需要形成、加强、集中或者死死绑住，哪里需要“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哪里就有列宁同志的身影，他会以坚定的决心和过人的才智行动起来。
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呢？这正是有趣之处：在这一时期，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并没有活跃地发挥作用，因为这不是属于他的时期。他是无产阶级运动利益忠实而敏锐的守护者，在这一时期（也就是《火星报）留下明亮而优美印记的时期）来临之际，他第一个敲响了警钟……但是，不仅从他的世界观来看，而且从他的政治情绪来看，就他的思想结构本身而言（而不仅仅看他的“纲领”），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家，这里的思想家指的是只存在于德国的那一种。这样的人无法主观地对待知识分子，只能从客观角度出发。他在谈到知识分子时总是用第三人称，从不用第二人称。对他而言，知识分子不是他诉诸感情、进行呼吁的对象——不，知识分子只是一种他必须进行权衡和考量的一股政治力量。这就解释了，在这个以正在松懈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为工作中心的时期，帕·鲍·阿克雪里罗得为什么不能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文章的“数量”方面※（阿克雪里罗德写的根本不是“文章”，而是用数学办法浓缩的公式，包括列宁在内的其他人根据这些公式写了大量文章），而且还体现在《火星报》的文学运动方面，阿克雪里罗德的策略“公式”研究在其中占据的位置并不突出。在专制主义的社会历史框架内直接寻找无产阶级政治自决的策略方法，这是贯穿阿克雪里罗德同志所有著作的“自己的路线”，但它在这一时期几乎从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大家正忙着对内做划清界线的工作……
※ 现在，在列宁的成功发起下，政论家在我们党内的影响力是由印张的总重量决定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火星报》时期结束时又站出来说：“够了！现在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作的重心——必须把《火星报》已经为无产阶级事业所赢得的潜在力量投入到活生生的政治转变中去！”阿克雪里罗得在《火星报》第55和57期的小品文标志着我们运动新时期的开始。
我用讣告的方式谈论《火星报》似乎有些奇怪：《火星报》还活着，还在工作和战斗。但我认为，我说有两个《火星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其中一个是过去式。新《火星报》是旧《火星报》的直接后代，但两者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在某种程度上，我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就是要解释这一点）。这并不是因为有人灰心失望了，或者有人犯了错误又改正了，更不是因为有人脱离队伍了，而是因为三年过去了——不是一般的三年，而是战斗的三年、政治的三年——这整整三年在所有人的政治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新痕迹。这三年是生动有趣的三年，过去的时间不会重复——而不会重复也是件好事，因为我们今后还面临着许多更生动、更有趣的岁月……
[1] 土地与自由社，是1861年至1864年期间的俄罗斯秘密革命组织，它最初是民粹派运动的中心机关。其纲领受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影响，主张召开平等的国民会议，人人有土地权，各省组成联邦，并通过选举产生政府。后来它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译注
[2] 这是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的一句名言。——译注
[3] 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第一次在俄国用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思想作了批评，列宁曾评价此书是俄国社会主义信仰的第一次公开声明。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译注
[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出席代表9名，大会宣布了党的成立，但由于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们在大会闭幕之后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逮捕，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真正展开工作，各地的组织还是处于分散状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没有实际上建立起来。————译注
[5] 亚·约·克列梅尔在1894年写的小册子，主要总结了社会民主党在维尔诺（今维尔纽斯）的工作经验，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应该在工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影响颇大。但作者夸大了纯粹经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含有经济主义的萌芽，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文中进行了批评性分析。——译注
[6] 《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托洛茨基也曾一度参与编辑部工作。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
《火星报》编辑部在早期一度起到了中央委员会指导组织、培养干部、凝聚力量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译注
党的二大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是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期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译注
[7] 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经济主义派的不定期杂志，1899年—1902年在日内瓦出版，编辑有马尔丁诺夫等人，共出了12期（9册）。——译注
[8] 即新康德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曾企图将新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试图从伦理角度而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批判了企图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新康德主义式阐释。——译注
[9] 即社会革命党的基本理论与纲领。——译注
[10] 位于今天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内，是大北方战争期间彼得大帝攻陷的重要军事堡垒，后来作为被用来关押政治犯，是沙俄时期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十月革命后曾遭焚烧。——译注
[11] 德国重要城市，当时是符腾堡王国的首府，当时司徒卢威的《解放报》编辑部就在斯图加特。——译注
[12] 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民粹派的重要理论家，社会学主观学派的代表人物。1892年起任《俄国财富》杂志的编辑，在该杂志上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激烈论战。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是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专门批判。——译注
[13] 语出自卡拉姆津的散文，最初借用自贺拉斯的一句诗：Naturam expellas furca, tamen usque recurret. （用草叉赶走自然，但它终究归来。）——译注
[14] 论文集，1902年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收录了十二篇哲学与宗教学相关的论文，一些思想史研究者认为《唯心主义问题》的出现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哲学分水岭。——译注
[15]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1894年出版）中批判民粹主义的同时，“批判”和“补充”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转向自由主义，是立宪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1905年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十月革命之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者，曾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流亡政府，任后者的外交部长。弗兰格尔失败后司徒卢威流亡巴黎，并最后在巴黎去世。他在《唯心主义问题》一书上署名为П. Г.，《我们的政治任务》中也以此称呼他。——译注
[16] 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然后偷运回俄国发行。编辑是司徒卢威，在杂志的主要倾向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自由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后者在1905年10月构成立宪民主党的核心。——译注
[17] 谢尔盖·布尔加科夫（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出生在东正教牧师家庭，早年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经过新康德主义最终重回东正教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曾于司徒卢威共同编辑《解放》杂志。反对十月革命，在十月革命后出版《永不褪色之光》，编辑《路标》文集。1922年9月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即著名的“哲学船”事件；1944年在巴黎去世。——译注
[18] идеализм既有唯心主义之意，也有理想主义之意，托洛茨基意在进行双关讽刺。——译注
[19]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罗斯哲学家、神学家和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大学期间曾因参加反沙皇活动而被判处流放三年，1919年成立“精神文化自由学院”，从基督教的观点分析和探讨十月革命。1920年因被指控反对苏维埃政府而被捕，由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审讯，鉴于早年革命经历免于监禁。1922年9月同布尔加科夫一道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1948年在法国克拉马特去世，著述颇丰，代表作基本已有中译版。——译注
[20] 俄国社会革命党所办的杂志，在1901年—1905年出版。——译注
[21] 见《〈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四卷。——译注
[22] 这是托洛茨基概括《火星报》的基本立场。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大概也没有必要再补充说，我们主张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爱·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译注
[23] 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前流行的一种告密说法，说出这句话的人意在向当局告发某些谋反罪行，并且受指控者和告发者都要受到调查。——译注
[24] 《曙光》，1901—1902年由《火星报》编辑部在斯图加特公开出版的政治杂志，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主要集中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四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译注
[25] 见《〈火星报〉编辑部声明》，这里采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20年）的译文。——译注
[26] 指无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往往由市民社会拥有财产权的成员构成，而无产阶级则被排斥在第三等级之外。第四等级（在西欧）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法律、公民或政治地位，而在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他们在经济上的非自给自足、他们对生产工具所有者的依赖。尽管如此，“第四等级”一词在历史上很有意义，因为它让人联想到已经发生的第三等级的解放。——译注
[27] 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创办的秘密报纸，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在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发行，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两人均在二月革命之后的临时政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译注
[28] 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1869—1934）的笔名，意为“守旧者”。1896年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火星报》最初的6名编辑之一，在党的二大之后成为孟什维克的领袖。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主义者，一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25年以就医的名义离开苏联，在国外定期为克伦斯基主办的杂志撰稿，认为苏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寡头政治。最后在巴黎去世。——译注
[29] 《火星报》的名字源于“Из искры возгорится пламя”，普希金为支持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写了一首诗，这句话出自十二月党人奥多耶夫斯基对这首诗的回复，大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译注
[30] 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中没有找到类似的话，这应该是托洛茨基模拟的喊话。——译注
[31]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时期，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译注
[32] 此处引文出自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3期上撰写的文章《狂风暴雨之月》（Бурный месяц）。——译注
[33] 参见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四卷，第333—338页。——译注
[34] 经济派的《工人事业报》编辑部于1900年至1901年间在日内瓦发行了数期小报，《历史的转折》是其中第6期（1901年）的标题。——译注
[35] 列宁曾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强调“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
[36] 1894年底和1895年初，俄罗斯境外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在普列汉诺夫的倡议下成立，至本文写作时约有十年。——译注
[37] 圣经中的人物，约伯起初是一位正直善良的富人，在几次巨大灾难中失去了人生最珍贵的事物，包括子女、财产和健康。——译注
[38]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罗斯文学评论家、记者、诗人和社会革命者，支持革命民主主义。——译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