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和组织问题）（1904）
四、雅各宾主义与社会民主党
（一）没有雅各宾派社会民主党人，
只有雅各宾派或者社会民主党人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第140页）［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这个说法必然会使我们党的列宁派所取得的一切政治和理论成果合法化。对不幸的党章第一条以及所有策略问题的意见分歧，它们的根源就隐藏在这个小小的说法中。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说列宁在上面的这条定义中不仅仅是为了玩弄词句，而是完全自觉和严肃地在谈论“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那么他的说法就不包含任何异端邪说，因为它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赘语。当然，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结合起来的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在列宁的定义中，雅各宾派这个词也可以用自由派、民粹派、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门诺派[1]来代替……什么都可以。因为，一旦雅各宾派、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门诺派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结合在一起，他们就不再是雅各宾派、托尔斯泰主义者和门诺派，而是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如果列宁打算通过他的定义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那么就必须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一个雅各宾派分子，虽然他在整个政治思想方法，尤其是在组织观点上依然故我，但是只要他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发生了“结合”，或者更准确地说，只要历史把他强加给革命的无产阶级，他就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列宁在理论上发展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定义，从而答复了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一点对于列宁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的进一步发展而言比对于我们党而言更为重要。
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中，人们常常会用山岳派[2]和吉伦特派[3]来比拟二者的关系。当然，这种比拟不仅没有确定雅各宾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同一性，甚至都没有确定二者之间有任何内在的相似之处……如果不用词句和外在的比拟来思考，而是以活生生的概念来思考，就自然会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同雅各宾主义的距离同它与改良主义的距离至少是一样遥远的。罗伯斯庇尔和倍倍尔的距离至少同他和饶勒斯的距离是一样遥远的。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雅各宾派呢？在情绪上？学说上？政治斗争的方法上？党内政治的方法上？还是冠冕堂皇的演说方式上？
雅各宾主义不是一个超社会的“革命”范畴，不是的，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雅各宾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自我解放的紧张时代中革命能量最集中的时刻。它是资产阶级社会所能产生的最大的激进主义——它的办法不是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而是取消和压制内部矛盾：在理论上诉诸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公民的道德，在实践中则诉诸断头台。为了使雅各宾主义继续掌权，历史必须停顿下来，因为任何向前的运动都必然会使积极地或消极地支持过雅各宾派的各种不同的分子互相对立，并以这种方式，在内部摩擦的过程中削弱这道令山岳派站在顶端的革命浪潮。雅各宾派不曾相信也不可能相信，他们的真理（la vérité）会赢得越来越多的人心。事实恰恰相反：阴谋家、伪君子、“贵族”和“modérantiste”（温和派）从各种缝隙、各个地方爬出来了。昨天他们还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真正的雅各宾派，而今天就动摇不决了。雅各宾派与其他人之间不仅在原则界限上，而且在私人界限上的任何缓和都会导致内部的离心力释放出来，从而使他们的工作涣散。通过“戒严状态”使革命的最高潮时刻永远维持下去，并且通过断头台的钢铡来划定分界线——这就是政治自保的本能所决定的政治策略。
雅各宾派是空想主义者。他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Fonder une République sur les bases de la raison et l'égalité”（在理性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他们希望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在阶级剥削的框架内建立一个理性和美德的共和国。他们的斗争方法只是来源于他们的革命空想主义。他们站在巨大矛盾的尖锐边缘，他们召唤断头台的利刃来帮助他们。
雅各宾派是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像他们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唯心主义者一样，他们“最先”认识到“Principes de la morale universelle”（普遍道德原则）。他们相信“真理”（“la vérité”）这一思想的绝对力量。他们认为，为了给这一真理建立基座而屠杀一些人作为牺牲，并不是过分昂贵的代价。同他们所宣称的普遍道德原则相背离的一切，都是恶习和虚伪的产物。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在著名的热月八日演讲，也就是他的绝唱中说道：“Je ne connais que deux partis, celui des bons et celui des mauvais citoyens.”※［注：1794年7月26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雅各宾派的结社：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历史文件汇编》，弗·奥拉尔编，1897年巴黎版第6卷第254页。——编者注］对形而上学思想的绝对信仰与对活生生的人的绝对不信任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怀疑是为“真理”服务的必然方法，也是“真正爱国者”最高的公民义务。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这个支配意见和观念冲突的社会机制，因此也就没有历史前途，不能确信：在“意见和观念”领域，某些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加深，而另一些矛盾则相反，会随着被革命解放出来的社会力量间的斗争不断发展而日趋缓和。
※ “我只知道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La Société des Jacobins. Recueil de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u club des Jacobins de Paris: par S.-A.-Aulard. T. VI, p. 254.)
为了使雅各宾主义能够更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历史必须停顿下来。但历史并没有停下来。所以它只好残酷无情地与自然力作斗争，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任何停顿和最微小的让步都意味着死亡。
罗伯斯庇尔于热月八日在国民公会和当天晚上在雅各宾俱乐部里重复了一次的演说简直是在毫无出路的历史悲剧中进行的！这个已经站在深渊边缘的独裁者说道：
“在我们所处的道路（carrière）上，过早地停止就是灭亡，而我们却可耻地退缩了。你们下令惩处几个凶犯，也就是我们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胆敢反对民族的正义审判——于是人们为他们牺牲了祖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那么就让我们等待正在不受惩罚地进行着的阴谋可能引起的一切灾难吧……只要你们一放松革命的控制权，你们就会看到，军事专制将会抓住它，阴谋的头头将会推翻受到贬损的国民政府。长年累月的内战和穷困将使我们的祖国糜烂，而我们将走向灭亡，这是因为我们不想抓住人类历史中注定要为自由奠定基础的那一刻；我们把祖国委弃给一个灾难的时代，人民的诅咒将与对我们的纪念融为一体，而这份纪念本应该是人类的宝贵财富！”（La soc. des Jac., T. VI, p. 278）［注：《雅各宾派的结社》第6卷第278页。——编者注］
与这种历史命运（“carrière”）截然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命运，这个前景最为乐观的政党的命运。未来会保证社会民主党的“真理”的支持者将会增多，因为这一真理不是突如其来的革命“启示”，而只是无产阶级不断扩大和深化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确信无产阶级的政党必然要成长，而且也确信党内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必然要取得胜利。第一个确信的根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自发地把无产阶级引向政治上的分离与独立。第二个确信的根据是：这种独立的客观趋势和策略任务是由革命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揭示得最好、最完整和最深刻。
我们能够把党在形式上的界限规定得宽一些或窄一些，“软”一些或者“硬”一些，这取决于一系列客观的原因，取决于政治分寸，取决于对政治合理性的种种考虑。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以何种半径划定我们的边界圈，我们的党总是代表着从中心到外围的一系列无产阶级同心环，从中心向外围，人数逐渐增加，觉悟逐渐降低。在我们的党内，觉悟最高的、因而也是最革命的分子将“始终是少数派”。如果我们“容忍”了这种状况——而我们确实是在容忍它——那么这一点只能用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命运”的信念来解释，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相信革命的思想作为最“适应”无产阶级历史运动的思想必然会“存活下来”。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这面反光镜反射的光芒照耀下，阶级实践将会提高觉悟较低成分的觉悟，并使那些昨天还完全没有觉悟的成分也吸引到它的光芒中来。我们和雅各宾派之间的深刻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是以革命的信念对待各种社会的自发力量，也就是说对待未来。而雅各宾派却有充分的理由阴沉着脸怀疑地对待它。这种引起雅各宾派分化和瓦解的自发力量正在发展出整合无产阶级并使其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的趋势。
两个世界，两种学说，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被一道鸿沟隔开……
我们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是雅各宾派呢？
他们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只想成为客观趋势的代言人。他们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而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唯理论者，我们是辩证论者。他们相信一种超阶级的真理的救赎力量，在这种真理面前所有的人都得俯首听命，而我们只相信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他们自相矛盾的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将他们推上了政治不信任和无情猜忌的道路，我们理论上的唯物主义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历史“意志”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的方法是把最轻微的偏离行为也送上断头台处理，而我们的方法是在思想和政治上根除分歧。他们杀得人头滚滚，而我们用阶级意识来启发人的头脑。
我们到底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是雅各宾派呢？
的确，他们是不妥协的，而我们也是不妥协的。雅各宾派分子知道一种可怕的政治控告，它以modérantisme（温和主义）这个词来表达。我们则知道机会主义这种控告。不过我们的“不妥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我们在我们和机会主义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机器，阶级斗争的每一次沉重打击都会使这个楔子越来越深入。
我们以这种方式“清洗自己”，摆脱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者要么离开我们这边，投奔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阵营，要么服从革命的、完全不是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阶级运动逻辑。每一次这样的“清洗”都会增强我们的力量，并且往往会直接地壮大我们的队伍。
雅各宾派把断头台的钢铡搬到自己和温和主义之间。阶级运动的逻辑与他们背道而驰，而他们却试图砍掉这个逻辑的脑袋。真是疯狂！这个九头蛇的头越长越多，而忠于美德和真理的头每天都在死去。雅各宾派通过削弱自己来“清洗自己”。断头台只是政治自杀的机械工具，而自杀本身就是他们毫无希望的历史立场——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宣扬平等，在阶级剥削的框架内宣扬普世的道德——所带来的命中注定的结论。
某个无名的雅各宾派在1792年10月说过：
“为了净化感染坏疽的机体，大的危机是必要的；为了拯救身体，必须把肢体切掉。如果我们的领袖恶劣，我们就会偏离真理的道路；但如果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雅各宾派，他们将成为我们的领袖：我们将加入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拯救这个国家。” （La soc. des Jacob., T. IV, p. 372）［注：《雅各宾派的结社》1892年巴黎版第4卷第372页。——编者注］
但是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丹东和很多别的“真正的雅各宾派”被当作感染了坏疽的肢体送上了断头台，此时另一个雅各宾派在这家俱乐部又重新以几乎同样的话谈到了“清洗”：
“如果我们清洗自己，那是因为要取得清洗法国的权利。我们不容许任何异物留在共和国里：自由的敌人必须发抖，因为棒槌已经举起来了，国民公会将会落槌审判。我们的敌人并不像他们想使我们相信的那么多；他们很快就会被揭露，他们将出现在断头台上（sur le théâtre de la guillotine）。他们说，我们要摧毁国民公会：不对，国民公会将会不受侵犯；但是我们要把这棵大树上的枯枝砍掉。我们正在采取的重大措施就像一阵疾风，吹掉了长虫的果实，把好的果实留在树上；之后，就可以摘下剩下的果实；它们会又熟又甜（saveur），它们将使共和国获得生命力。如果树枝上到处都是虫眼，那么树枝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少留一些，只要它们新鲜健康，那就要好得多。”（出处同上，T. VI, p. 47）［注：《雅各宾派的结社》1892年巴黎版第6卷第47页。——编者注］
……两个世界，两种学说，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被一道鸿沟隔开……
毫无疑问，如果一个革命的法庭控告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都是搞温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就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任何把雅各宾主义的方法引入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尝试，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纯粹的机会主义，是为了虚构暂时的成功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这就意味着，用一些渺小的手段去冒充崇高的历史性冲突。阶级斗争从自己的发展中、也只有从自己的发展中吸取力量，在它面前，断头台和消费合作社都同样无足轻重，雅各宾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都一样是机会主义。
当然，如果各位试图把雅各宾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策略方法移植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领域，那么各位得到的只会是雅各宾主义可悲的讽刺漫画像——但它不会是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不是雅各宾主义，当然也不是雅各宾主义的漫画像。
可以期望的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最终会脱离无产阶级的组织。但只要他还同这个组织保持形式上的联系，而且同时保持着雅各宾派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对自发力量和对未来的不信任和怀疑，他就根本不可能对他所属的那个党的发展做出评价。“Je ne connais que deux partis, celui des bons et celui des mauvais citoyens.”好公民是这样一些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觉悟是高是低，今天都会对我的“计划”产生有利的影响。这种非常特殊的和偶然的局面需要加以巩固。坏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今天背离了我的计划的这些或那些细节。需要……培养他们吗？不！要打压他们、削弱他们、消灭他们、排除他们……党不是在动态中运行，而是在静态中运行。评价党内各种分子的标准不是他们在工人阶级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而是他们目前对待这个或者那个“计划”的态度。所以才得出了这样令人惊异的结果：在列宁看来，扮演我们党的“落后”一派的是“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编辑部、国外同盟[4]、组织委员会——而“进步”一派是由一批尚未定型的社会民主党新成员组成，可以期望将来能从他们中间产生许多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人肯定会在我们党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迷失。
“Je ne connais que deux partis, celui des bons et celui des mauvais citoyens.”这句政治格言已经刻在了马克西米利安·列宁的心中——而且我们在这里要补充一句，那就是这句格言粗略地概括了旧《火星报》的策略智慧。
怀疑和猜忌无疑是《火星报》活动家们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是知识分子群体，而知识分子的各种“回避”表现出了反无产阶级的本质。如果说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工作就只是形成推动无产阶级走向政治团结的“自发力量”，那么旧《火星报》的工作则是同推动知识分子远离无产阶级、阻止知识分子溶解在无产阶级中的自发力量作斗争。任务不仅仅在于启发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而且还要在理论上以恐怖手段威吓他们。对于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正统”是一种非常接近于绝对vérité那种腔调的东西，也就是曾经鼓舞过雅各宾派的真理。正统的真理预先规定了一切，连不通过选举人的缺员增补问题也包括在内。谁反对这一点，谁就必须被驱逐。谁产生怀疑，谁就接近于提出反对意见。谁提出问题，就是准备怀疑了。
列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他的经典方式表达了他对党的发展道路的“雅各宾派”观点。他，列宁，知道绝对的组织“真理”，他有一个“计划”，并且在努力使计划实现。假如他列宁没有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阴谋、诡计和陷阱的包围，党早就达到了蒸蒸日上的状态。所有人似乎都在合谋反对他和他的“计划”。反对他的不仅有宿敌，而且也有些“火星派分子同《火星报》作斗争，使《火星报》遭到种种困难，阻碍《火星报》的活动”［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1页。——编者注］……哪怕他们是直接地公开地进行斗争也好！“不，他们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活动”［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1页。——编者注］……“总的印象（不只是对组织委员会前一阶段全部工作的印象，而且也包括对代表大会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同阴谋诡计作斗争。”［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6页，括号内的文字和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列宁得出了一个有力的结论：“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一切捣乱分子，使他们处于不能损害党的地位……”※［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6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换句话说，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建立一套“戒严状态”的制度，用罗马的术语来说，领导这套制度的应该是一个dictator seditionis sedandae et rei gerundae causa（平乱及战事的独裁官）。但是“恐怖”的制度一开始就暴露出了它的完全无能。Dictator seditionis sedandae既不能使“破坏组织者”服从他的权威，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党的大门，或者是用纪律的死结把他们套住。“落后分子”丝毫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满怀信心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阵地……而我们垂头丧气的“罗伯斯庇尔”却只有重复他怀着不自觉的诚挚之情去模仿的那个人所说的那些悲观话语：“阴谋经常战胜真理，正义成了谎言，极卑劣的感情和最可笑的恐惧占据了人类神圣利益在心灵中的位置，为什么还要生活在这样的秩序之下？”……
※ 我们提醒一下读者，雅各宾派在日常生活中谈到共和国的“内部敌人”时，经常使用“mettre dans l'impuissance de nuir”（使之无力作恶）这种说法。
直到深刻地体验到这样一种思想，列宁和他的同僚们才会意识到他们失败的原因：不仅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道路，连单个政党的发展道路都是无法规定的。它们只能从历史赋予的条件中推导出来，并通过孜孜不倦的批判工作来加以扫清。政治上的唯理论者——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很多，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党还没有来得及积累策略上的智慧，还没有来得及用一系列的失望来培养起领袖们思想上的纪律性——唯理论者和形而上学者认为：只要“替大家考虑” 全党的发展，以官方权力的鞭子武装自己，从中央鞭策全党——就一定会成功。然而，成功的条件刚刚具备，障碍和阻力就突然出现了。“阴谋”和“暗算”的时期开始了。有一些人不理解，并且会问“为什么？”也有一些人坚持己见，或指出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有第三种人，他们考虑到第一种人的不理解和第二种人的坚持，并寻找可以促进党的进步运动工作的策略方法。政治上的形而上学者从根本上就无法区分这三种类型。他不分析、不分门别类、不详细规定，也不做出解释，不追问“怎么会？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他只看到，一群反动分子阻碍了他想象中的党的领导。我们的“雅各宾派”按照自己思想上这种唯理论的逻辑，越来越脱离党的发展的历史逻辑——而这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就成了党内的暗算者、瓦解分子、冒险家和阴谋家增长起来的这么一个危险过程——而最终，这位可怜的“领袖”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他正在被……自己的党“暗算”。不同发展水平、不同世界观、不同气质的个体的集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党本身的物质的形体，最后竟然阻碍了它由唯理论思想构建起来的自身的发展。列宁失败的秘密就在于此，他气量狭小的怀疑态度的原因也在于此。
列宁这种蓄意的、道德上令人厌恶的怀疑态度，是对雅各宾主义悲剧性的不容忍态度进行了平庸而滑稽的模仿，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它代表了旧《火星报》的策略遗产，同时又是这种策略蜕化的结果。这些方法和手段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在今天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消除，否则它们就有使我们党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理论上彻底崩溃的危险。
这个行为不是偶然，而是一个深刻的“预兆”：我们党反动的一派的领袖，列宁同志，为了维护滑稽的雅各宾主义的策略方法，在心理上不得不给社会民主党下个定义，这个定义不是别的，而正是对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一次理论上的谋害。是的，是一次理论上的谋害，它的危险性不亚于某一位伯恩施坦的批判观点。
的确如此。伯恩施坦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什么样的理论操作呢？他主要是致力于淡化它们之间鲜明的阶级界限。他致力于把它们变成两种超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通过内在的逻辑联系相互联系。饶勒斯和他并不忠实的朋友米勒兰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的同样是这种操作。无需提醒各位也知道，这种崇高的理论投机完全对应着谋求部长席位的实践投机，或者，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中推算出社会主义这个逻辑意义上的尾巴，就相当于在实践中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尾巴。
我们的前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主义”唯心主义者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仅限于理论领域。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通过唯心主义哲学的炼狱，把社会主义送到自由主义那里去学艺。布尔加科夫先生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理想，必然来源于哲学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自由主义的政治遗训和誓言则充当了绝对的，也就是不受阶级评价影响的唯心主义原则。别尔嘉耶夫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自由主义根据其理想的本质提出了发展个性、实现天然权利、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目标，而社会主义只是为更加彻底地贯彻这些永恒的原则开辟了新的途径。”※※最后是《解放报》，我们总是要在这份刊物当中才能找到政治释义，来解释我国蓬勃发展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天书，而它以这么一个有力的论点巩固了唯心主义的理论成果：“……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绝不能相互割裂，甚至不能进行对比：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离的……”※※※
※ 《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第VI页。
※ 《唯心主义问题》（论文集），第118页，斜体强调是我加的。
※ 《解放报》第9期（总第33期），《论农业问题》。
资产阶级民主派想把无产阶级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的这种政治倾向提出的要求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表现为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集体主义的世界、资产阶级的世界和无产阶级的世界——的原则，而是表现为两种抽象的体系，其中的一个（自由主义）覆盖了另一个（社会主义），就像整体覆盖了局部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代数式覆盖了它局部的算术值一样。从这一立场出发，资产阶级社会阶级肌体的残酷“竞技”完全消失了，社会现实的清晰轮廓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下变得模糊不清。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伯恩施坦、饶勒斯和米勒兰也好，明天在自由俄国的别尔嘉耶夫先生、布尔加科夫先生，也许还有司徒卢威先生也好，都会欣然同意以这样的公式来下定义：“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有联系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主义者）。”
列宁同志对这个“公式”会怎么说呢？他会说，这个公式在逻辑上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政治上表达了一种无可怀疑的倾向，就是把一种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策略，最后是政治心理强加给无产阶级。难道不是这样吗？而这同一个列宁同志又做了些什么呢？他在试图进行与伯恩施坦、饶勒斯和我们的“唯心主义者”完全相同的行动，除了一个区别：与他的革命立场相适应的是，他用自由主义最革命的子嗣，也就是自由主义的肉中之肉、血中之血——雅各宾主义来代替自由主义。列宁同志用大胆的斜体字宣称：“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同志就必须也承认另外一个公式，也就是《解放报》的公式，当然是在人们用自由主义的左翼即雅各宾主义代替这一公式中的自由主义以后。这样一来，公式就成了这样：“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绝不能相互割裂，甚至不能进行对比：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离的……”不仅是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而且在革命策略的方法和政治心理的内容上也是如此。于是，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总结了：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特殊的雅各宾主义。
如果列宁同志不想从他提出的唯一的原则性的、无畏的原则性的“口号”上“退两步”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从他的定义出发“进一步”，接受由此而得出的全部结论，并且……把他的名帖寄送给党内的同志们。
Entweder – oder! （校注：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您要么在革命资产阶级（雅各宾派）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之间架起您的理论桥梁，就像从马克思主义中出走的自由主义者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架起桥梁那样，要么就放弃推动您去搞这种理论谋害的实践风格。
要么是雅各宾主义，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您要么从在您同“少数派”的斗争中真正采取过的唯一的原则立场上退下来，要么从您在反对“少数派”时似乎捍卫过的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上退下来。
Entweder – oder，列宁同志！……
“我们听到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声音：难道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不是给了我国自由派一个文坛上的领袖［注：指司徒卢威。——编者注］吗，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出一个领袖给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呢？”［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页。——编者注］为什么不呢？……
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只能是雅各宾派。他将在严厉的“专政”、铁的“纪律”、“号召起义”这些耀武扬威的口号下召集他的军队（这支军队既不会庞大，也不会令人畏惧！）。革命知识分子和他们具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革命（雅各宾派）作用的调和思想形式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它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内容，而是它的形式框架，其内容完全被抽空了，以至于可以把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同雅各宾主义“结合”起来，得到一种“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
按照列宁的主张，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我们党内正统（印出来的就是这两个字！）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革命资产阶级的，也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倾向。”（《进一步》，第139页，斜体强调是作者加的）［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页，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丝毫不能证明”——既不能证明“经济派”的倾向，虽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们的；也不能证明我们的雅各宾派处长们的倾向，虽然他在同盟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中描述了他们的政治特点，从而钉住了他们。阿克雪里罗得“丝毫不能证明”。他没有绘制出学术的图表，他没有耍手腕组合出一些间接的罪证，因此他才“丝毫不能证明”。他做了另外一件事：他阐述了一种已经在党内出现的倾向。要做第一类工作，就必须是一个机灵的统计学家和一个粗枝大叶的律师。要做第二类工作，就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敏锐的政治家。另外一些人则关心“公文式的”证据。列宁所需要的这些证据，在我们的七等雅各宾派、五等雅各宾派和四等雅各宾派[5]的党内实践中是多而又多的，在我们的各个委员会的决议中是很多的，其中又以著名的乌拉尔“宣言”为首……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散的、“手工业方式的”谋害，由列宁“自己”在他的小册子［注：指《进一步，退两步》。——编者注］里加以“集中”并以“雅各宾派社会民主党人”这个不朽的“公式”告终之后，就具有格外突出的重要性了！
（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生活的逻辑多么有力！它“把一粒沙子放在路上，聪明人就一个跟头跌倒在地”[6]……在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某个组织计划中，曾经抚育了这个党的团体却被排挤在外，这个“微小”事实竟成了一场巨大的党内斗争的根源。人们不得不对自己说：这个组织计划显然有个小毛病，产生这个计划的思想显然有某种本质上的缺陷……
“计划”的作者把同整个社会民主党精神格格不入的方法运用到党内政治中来，他出于自身立场的需要，不得不“拓宽”社会民主党人的概念，把它同雅各宾派这一概念结合起来。生活发挥它有力的逻辑，逼得那些无足轻重的、前后不一的和折中主义的人们无论如何都要自圆其说。而且愈快愈好……
……当列宁在创造他那套雅各宾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公式”时，他在乌拉尔的志同道合者也制定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公式”。从主观上看，乌拉尔的雅各宾派同列宁一样，依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但是政治生活中有很多推动和挫折，足以迫使他们“扩大”这个范围……或者，当这些限制过于束缚他们时，他们就会彻底从中脱离。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乌拉尔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说1871年的巴黎公社失败了，那么直接原因就是它是由不同的方向，由不同的、往往是相反的和矛盾的利益代表组成的。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因此争论很多，但行动很少……不仅对俄国，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都必须这样说：无产阶级必须为获得（！！！）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做好准备……使无产阶级为专政做好准备是一项重要的组织（！）任务，所有其他任务都必须服从它。准备工作中还包括创造一种有利于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情绪（！）。有人会反对说，独裁者[7]（！！！）过去和现在都会自行出现的。但是，过去并不总是这样的，而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这种情况不应当自发地、机会主义地出现。”
“在这里，最高程度的觉悟必须与无条件的服从相结合——一方必然要引起另一方（对必然性的觉悟就是意志的自由）。”在我们俄国，面对着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一个严格集中的、秘密的、能够走在党的前面并指导党的直接任务（这与最终任务是一致的）的组织的问题” 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就是乌法、中乌拉尔和彼尔姆三个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哲学……（参见《火星报》第63期附录，斜体强调是我加的）
这个哲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论点：
1．使无产阶级为专政做好准备是一项组织任务，这项任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准备获得一个强大的组织，而这个组织最后要以一个独裁者告终。
2．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必须有意识地为这个身居无产阶级之上的独裁者的出现做准备。
3．违背这个纲领就是机会主义。
但不管怎样，这一文件的作者有勇气公开表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并非具有主动精神的工人阶级把社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由“坚强有力的组织”来统治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统治社会，从而保证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
为了使工人阶级为政治统治做好准备，必须培养和锻炼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并使他们养成对革命的全体执行人员不断积极地进行监督的习惯。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对于“雅各宾派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对于在组织方面搞包办代替的勇敢代表们来说，使工人阶级为统治国家做好准备这一艰巨的社会政治任务却被建立一个权力机构这一组织策略任务所代替了。
第一项任务将重心放在对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群体进行政治教育和再教育的方法上，让他们参与积极的政治工作。第二项任务把一切都归结为从技术上选拔严守纪律的执行者加入“坚强有力的组织”，而且为了便利起见，这种选拔只能通过机械地清除不合适的人，也就是通过“解散”和“剥夺权利”来进行。
我们重复一遍。乌拉尔的同志们在用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对阶级的组织统治代替阶级的政治统治这方面是始终一贯的。然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性，而是雅各宾派的一贯性，或者把雅各宾派翻译成“社会主义”的语言，就是布朗基主义[8]者的一贯性……当然，其中还带有乌拉尔文化的独特风格。
总之，我们指责乌拉尔的同志犯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起，伯恩施坦恰恰指责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犯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这似乎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说明应当把乌拉尔人看作是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把我们看作是伯恩施坦主义者。※
※ 这一章的大部分是在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发表之前写的。事实表明，我们没有弄错。不出所料，列宁对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种指责反驳说: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名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第132页）［《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477页。——编者］阿克雪里罗得“附和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了对他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罪名（第140页）［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里引用恩格斯的意见是极为有益的。恩格斯认为，布朗基主义者这样看待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时的作用：
“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格斯为德文版第三版所作的前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编者注］
但众所周知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并没有按照他们学说的逻辑要求行事，而是按照当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逻辑要求行事。公社没有号召无产阶级“自觉”服从专政（按照我们的乌拉尔辩证法学家的见解，工人阶级的“自由意志”必须表现为这样的服从），而是首先就懂得：
“……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就必须……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出处同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编者注］
从这两段引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并不一定是伯恩施坦主义者。而反过来，让我们在这里补充一句：有的人可以是彻头彻尾的反伯恩施坦主义者，而同时却离马克思主义隔着十万八千里。普列汉诺夫曾经写道，我们的“经济派”同米哈伊洛夫斯基和克里文科[9]等人笔下的马克思主义者讽刺形象相比简直就像两滴水一样相似。而我们主张集中制的“包办代替派”同俄国“经济主义”理论家和欧洲伯恩施坦主义者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所描绘的讽刺形象相比也和两滴水一样相似。要想掌握革命社会主义政治的全部秘密，单纯地在机会主义者用负号的地方用正号去代替、而在机会主义者用正号的地方用负号去代替，这么做是绝对不够的。
把机会主义者整个翻转过来绝不等于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点在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
在我们党内盛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社会主义的其他问题上一样，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观点，就只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也就是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正确的。还有第三种观点，就是布朗基主义机会主义。我们的“正统派”根本不怀疑或者害怕这后一种异端，但是在许多方面，它比伯恩施坦主义更接近我们……
改良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是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带入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独特因素决定的。当他们呼吸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醉人气息时，还倾向于通过密谋方式夺取政权，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传统逐步成为历史陈迹，他们就愈来愈倾向于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雅各宾派机会主义与现代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心理是一致的，这就和改良主义机会主义与现代法国民主派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是一个道理。
对于欧洲社会主义来说，雅各宾主义倾向是一种überwundener Standpunkt，也就是一种早已结束的发展阶段。在那里，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过是修正主义者和伯恩施坦主义者口中吓唬人的东西。我们这里则相反，修正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正在明确地变为公开倾向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正统派”口中和笔下用来吓唬人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我们俄国革命者由于政治上的普遍落后，在我们所处的前革命时代更容易受到雅各宾主义的影响而不是改良主义的影响，那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吹嘘的。无论是雅各宾主义还是改良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都同样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任务是多么艰巨——不是指组织密谋活动方面的任务，而是指将要开辟一个崭新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提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任务——换言之，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在党内斗争中给我们形式主义的“正统性”加冕的一句空话，而是分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日益广泛和加强的社会政治斗争后得出的一个活生生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不会和乌拉尔人一样得出这种可悲的结论，说什么公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它没有独裁者，或者指责公社“争论很多，行动很少”，或者事后聪明地建议通过“解散”和“剥夺权利”来消除“争论者”，也就是反对公社的阴谋家、破坏者和暗算人。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方法之间的竞争、通过长期的“争论”、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内部不同思潮之间的斗争，只要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几十上百个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新问题，这些思潮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只有这样做，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无法为了加快和简化这一进程而压制这些思潮和意见分歧，因为无产阶级能够对社会实行专政，却不会容忍对自身实行专政，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无疑会把许多政治残废包括到自己的行列中来，在它的行装里也会带着许多思想包袱。在专政时代和在今天一样，工人阶级必须清除其意识中的错误理论和资产阶级经验，将其队伍中的空谈政治者和拥护旧观念的人清除出去……但是，要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不能靠“在无产阶级中插入一群精心挑选的人，或者最好是一个拥有解散权和降职权的人”来代替……
马克思用几句话描绘了公社中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内部敌人”。但马克思知道，不可能通过从上面颁布一个法令来摆脱这些人。马克思写道：“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编者注］要想摆脱它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使其越来越少地依赖于某些“领袖”的某些错误和失手。※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两天就对它做出了极其出色的评价，而他想必没有料到，那些自称是他学生的人们竟会在三十三年之后重复当时由公社揭示出的雅各宾主义的教条偏见。
※ 《火星报》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它写道：“在德国，指挥棒的问题正在失去意义，而这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增长成正比。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正在稳步地、尽管是缓慢地实现自己的事业。”乌拉尔的同志们对此回答说：“《火星报》把这样一个纯粹机会主义（！！！）的立场看作是党在组织上成熟的可靠征兆。” 由此看来，把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缓慢但稳定的增长视为无产阶级事业成功和党成熟的唯一“可靠征兆”，这就正好无异于陷入了“纯粹的机会主义”！
正是公社表明，一切主张密谋的教条主义者在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逻辑面前是多么可悲、多么束手无策。正是公社表明，非冒险主义社会主义策略的唯一基础只能是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一个被嫁接了“情绪”、赞成让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来对它实行专政的阶级。
先生们，我们必须懂得，整个阶级的发展是稳定但缓慢的；虽然缓慢，但是也稳定。我们必须懂得，除了无产阶级的觉悟水平，我们别无其他政治成功的基础，也不可能再找到别的基础。我们必须永远放弃用政治包办代替来“加速”的种种方法。谁要是耐不住性子，谁企图去寻找其他的保证——不是在阶级基础上，而是在组织密谋活动的上层中——他现在就可以离开我们，因为无产阶级发展“缓慢但稳定的”的逻辑明天反正都要把他赶走……赶到哪里去？去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还是去改良主义者那里——谁又说得准呢？……
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有人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归结为组织任务，又把组织问题归结为需要及时准备一个独裁者，这不过是乌拉尔这个地方的委员会犯了蠢而已。
不过我们要问了，为什么这种蠢事出现得如此“合乎规律”？它怎么会如此精确地证实了“少数派”著作中所做的预言？难道不是在乌拉尔的文件出现以前很久，西伯利亚代表团[10]就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话么：要是按照“戒严状态”的逻辑，社会民主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就意味着某一个人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还有。难道列宁不知道谁将在乌拉尔社会民主主义的布朗热主义[11]体制中发挥核心作用吗？他难道对于这种嘲弄侮辱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上升为一种理论的立场提出过抗议吗？没有，他沉默着。不仅如此。他对这个问题的沉默真是意味深长，这使大家觉得他似乎在预感，并且在内心里给自己梳妆打扮。
不对，乌拉尔宣言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古怪的笑话，而是威胁着我们党的最严重危险的征兆。我们在政治上要深深感谢乌拉尔的同志们，因为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大多数志同道合者在思想上表现出的怯懦，得出了令相当勇敢的人也感到毛骨悚然的结论。
……他们将离开我们——我指的是上述观点已经或多或少成为其完整的世界观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些观点不仅仅是政治成长中的疾病。他们将离开，因为这种形式上的革命性——这种组织形式上的革命性，而不是政治内容上的革命性，本身就保证了它会不可避免而且迅速地瓦解。
就算我们党在专制制度的环境下建起一个理想的组织结构（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算它在消灭专制制度的这个时期为我们准备的一切考验中安然无恙地继续完成自己的建设……但是，在获得解放的俄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民族国家上升的时代，当俄国资本主义由于开辟了新的发展源泉而陶醉，它可能暂时能够使无产阶级离开尖锐的政治斗争，推动他们走上阻力较小的道路，也就是行业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道路，那么，“坚强有力的组织”就会像一张不能被风鼓起的帆一样，死气沉沉地悬挂在活生生的阶级之上……
到那时，所有那些把指望“阶级觉悟缓慢但稳定的提高”看作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人，所有那些在意识上对于某个组织“计划”的官僚逻辑比对于阶级运动的历史逻辑更加重视的人，他们都将被打个措手不及，而政治失望的浪潮将必然卷走许许多多这种在组织形式上搞神秘主义的人，使他们脱离我们的队伍。因为这种失望不仅会损害组织的形式，不仅会损害集中制思想，而且会损害以集中制思想为基础的革命世界观。对于他们的政治觉悟来说，组织拜物教的垮台就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垮台，是“正统派”的垮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全部的马克思主义都被磨成了锋利的针尖，只剩下几个粗浅的组织公式……不仅如此，这也将意味着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信念走向破灭，因为他们觉得无产阶级不愿意被人引向专政，即便他们为此向它指出了这样明确和直接的道路……
感到失望之后，他们将离开我们——一些人走向改良主义，另一些人走向无政府主义。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在两条政治道路的交叉口遇到他们，我们就会提醒一下，让他们想起这个预言。
[1] 一个信奉再洗礼派的基督教团体。——校注
[2]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激进派政治团体，由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与乔治·雅克·丹东为首。——校注
[3]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由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组成的政治团体。——校注
[4]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校注
[5] 原文是借用沙俄的官职（七等文官、五等文官、四等文官）来进行讽刺。——校注
[6] 出自瑞典剧作家托尔·赫德贝里（1862—1931）的诗歌《耶哈德·格里姆》。——校注
[7] 即“专政者”，二者是同一个词。——校注
[8] 由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政治家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应由相对少数的高度组织化和秘密的密谋者施行。——校注
[9] 克里文科也是俄国有名的民粹派政论家。——校注
[10] 指托洛茨基自己。他曾作为西伯利亚联盟的代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他写了一篇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经过修改并增加了一篇跋以后于1903年在日内瓦出版。——编者注
[11] 布朗热主义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的反动沙文主义，因其领导人布朗热将军而得名。布朗热曾经批评执政的温和的共和派的政策，假装反对保皇派，企图借此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赢得威望，并且利用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来获取个人的名利。暗地里布朗热同保皇派保持联系，接受保皇派的津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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