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69）
第三章 麦克斯·施蒂纳
一、施蒂纳的生平与著作
麦克斯·施蒂纳，他的真名叫卡斯巳尔·施米特，双亲是新教徒，他是独子。其父是巴伐利亚的一个长笛制作者，挣的钱足以过相当不错的生活。但在施蒂纳1806年出生后两年，他就去世了。他妻子改嫁给一个牙科大夫，举家迁往西普鲁士。十二岁时，施蒂纳被送回巴伐利亚，并在那里住了六年，上中学。在二十岁时，他入柏林大学哲学示，在那里他听的课程中有黑格尔的讲课。他在柏林大学学了两年，而后在爱尔兰根大学度过一年。接着，他中断了学习，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初发精神病。
到1832年，他又回到柏林大学，但在两年后，他只得到有限制的授课证书。尽管学习了这一段时间，他竟未能在公立学校谋得一个职位。施蒂纳就开始在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任教。在那里，他一直呆到1844年他的书出版之前辞职时为止。
1837年施蒂纳与女房东的侄女结婚，但一年后她就死于分娩。1843年施蒂纳再次结婚，这次是与玛丽·德恩哈特结婚，《唯一者》一书就是献给她的。她相当富有，1845年施蒂纳用她的钱买下了一座奶酪厂，但是过了一年就破产了？把钱亏损光了。同一年，她也离开了他。施蒂纳为混饭吃翻译让·巴蒂斯特·萨伊和亚当·斯密的著作，然而他仍因欠债而两次遭监禁，并在1856年死于贫困之中。
施蒂纳的唯一著作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从事创作的全部旺盛时期是1842至1844年。他在当教员后，并没有马上与大学发生联系，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才与青年黑格尔派有了接触。促使他在短暂的时间里进行写作的是在布鲁诺·鲍威尔被解职后在柏林组成的，叫做“自由人”的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每天夜间总是聚集在一家姓希佩尔的人的酒馆里，恩格斯在他的幽默诗《信仰的胜利》中描写了在这些聚会中出现的施蒂纳：
“现在他还在大喝啤酒，
一会儿他就要喝血如饮水一般；
只要别人一狂呼‘打倒国王’，
施蒂纳马上就会喊着‘连法律也打倒！’
去破釜沉舟地大干。” |
因为马克思是在这年年底离开柏林的，施蒂纳不可能在1841年底以前加入柏林这个小集团，而马克思显然从未与施蒂纳会过面。在这段时间里，施蒂纳给报纸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一篇是对布鲁诺·鲍威尔《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末日宣告》一文备加称赞的评论；还有两篇较长的文章发表在莱茵报的副刊上，一篇论教育是自我的发展，另一篇中费尔巴哈的影响极为明显，是关于艺术和宗教的关系这一地道的黑格尔主义的题目的。稍后，施蒂纳还在一个“自由人”成员所编辑的《柏林月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在第一篇中，他驳斥了任何关于国家的思想，而第二篇则是对欧仁·苏的通俗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施蒂纳不顾任何确定的道德准则来抬高自我。
1843年的大部分时间施蒂纳用于写《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该书于1844年4月前写毕，同年11月出版。就该书表面上一切稀奇古怪的特点而言，它显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特别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产物。该书所采取的辩证的和三段式的形式，以及对语言和词源的精心讲究，都是黑格尔主义的。在青年黑格尔运动自身内部，施蒂纳将他们摒弃任何宗教和反对任何“体系”这一点推至极端。青年黑格尔派经常指责人们依然用“神学的”方式，亦即抽象的方式进行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把某些观念或原则置于人心之外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与人心相对立，青年黑格尔派还指责人们在从前提引出完全的结论时缺乏一贯性和坚定性。这两种指责在施蒂纳那里郁达到了顶点，在施蒂纳看来，所有他的那些思想家同伴们与他相比都是“精神的”和“宗教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施蒂纳看作是最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所以说他是最后一个，也许是因为他是最有逻辑性的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并不试图以任何“人类”或“无阶级”社会来取代黑格尔的“具体共相”，因为在施蒂纳那里没有共相，只有个人、无所不能的自我。施蒂纳以黑格尔的观点为基础，而后通过对黑格尔批判者鲍威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一切积极的东西加以批判，搞出了他自己的哲学，按照施蒂纳的看法，这些批判者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因而黑格尔主义是终结了，施蒂纳只是采用了黑格尔体系的形式而没有吸取它的内容，象所有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最使他心迷神往的乃是辩证法。但是就连这一点也仅仅是一种外表，因为施蒂纳在历史方面是很薄弱的，无论是世界精神、自我意识‘或阶级斗争，他没有给历史留下发展的余地。施蒂纳确是一个唯我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但是，尽管他批判费尔巴哈，他还是受费尔巴哈自然主义观点的影响。因为施蒂纳的个人主义没有为任何形式的道德留下余地，而道德在黑格尔那里是属于自由的范围。既然伦理的领域空无所有，因此施蒂纳有时就陷入建立在自然价值和需要基础之上的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这是不足为怪的。
施蒂纳的书是难读的，原因是该书没有一以贯之的发展线索，而且常常是信笔写来，前后参差。譬如，在书的开头关于世界历史就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又如，施蒂纳在写书过程中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然而他也没有打算把这两种观点协调起来。的确，施蒂纳就自己的这一方面所说的话，大概对该书的大部分都是适用的，他说“上面关于‘自由人的批判’的评述是在所评诸书刚出版后即逐渐写出来的。我在别处提到具有此种倾向的著作的那些文字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将那些片断的手稿收聚在一起而已。”[1]不过这本书论述问题还是循序渐进的，因为同一的论点在以后还会重复并得到更详细的阐述。另一个使施蒂纳的阐述复杂化的因素是他处理语言的方式。为了获得新的效果，他经常将外来词译成德语，给通常习用的词加上早已弃而不用的原来的涵义，还对词的起源作语源学的考察。这一切当然使施蒂纳的书很难翻译了。
关于该书的基本要旨以及它的文风，只要引一下前言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还有什么不是我的事！首先是善事、其次是神的事、再次是人类、真理、自由、人道和正义的事；……最后，乃至于还有精神的事以及千万件其他的事。唯有我的事从来就不该是我的事。‘好不害臊.只考虑自己的利己主义者’！”
[2]
“神的事是神的事业，人的事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
[3]
“儿童是现实主义的、拘泥于这一世界的事物，以后儿童才渐渐地洞悉事物背后的情况；青年是理想主义的，为思想所鼓舞，以后他变为成人、利己主义的成人，利己主义的成人随心所欲地处理事物和思想并将他的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最后还有老人呢？如果我有一天成为老人，那么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谈他。”
[4]
把施蒂纳的思想与他的同时代人的思想加以比较是可以很好地理解它的，所以该书最富启示的部分就是他对青年黑格尔派同伴的态度。施蒂纳在论述古代时，把自然界和它的规律当作比人更有威力的现实，然后，施蒂纳更为详尽地描述了现代世界，基督教世界，在宗教和哲学中的纯粹精神的王国，它的最后的表现即费尔巴哈哲学仍然是“彻底的神学”。
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充其量也不过是将基督教的神恩的概念变为人类的观念，将宗教命令变为道德命令而已。然而基督教关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之间的二元论依然存在着，实际上，情况甚至比以前更坏，因为这种二元论既已由天上降到了尘世，因而也就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了。如果费尔巴哈摧毁了“上帝精神”的天上寓所并迫使它携其所有迁至地上，那末，在它的尘世的寓所，我们就会拥挤不堪了。施蒂纳说：“费尔巴哈以为，如果把神人化，他就找到了真理。不，假若说神给了我们痛苦，那么，‘人’就能更加残酷地折磨我们。”[5]人仍然被凌驾于他们之七并与他们分开的那些理想束缚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只不过是基督教宗教的最后变形“现在自由主义已经声称树立了‘人’之后，我们就可以公开声明，这样做不过是使基督教得到彻底的贯彻，实际上，基督教除了要使‘人’、‘真正的’人得到实现”[6]从来就没有给自己提出过其他的任务。因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担任何形式的神一下子统统抛掉。“只要在人之中的神死了，人神就能真正死掉吗？”[7]为了获得真正的解放，我们不仅必须杀死神，而且也要杀死人。施蒂纳在这里以典型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手法，拿费尔巴哈自己的出发点反过来反对费尔巴哈本人，指责他没有将自己的出发点贯彻到底。同马克思一样，对施蒂纳来说，一切哲学都是唯心主义，不过，马克思将哲学的基础归结为社会经济，而施蒂纳则归结为自我。
施蒂纳接着论述近代人中最时髦的——自由人、或自由派，他将他们分成三种类型：政治的、社会的和人道的。
施蒂纳在第一节的开头，描写了在十八世纪政治舞台上发生的那些变化：
“在把所谓君主专制的酒杯喝干之后，为了不再贪饮一杯，十八世纪的人们发觉，他们所饮的酒并不适合人的口味。我们的父亲们毕竟是人，他们总归也希望被当作人来看待。”
[8]
在“社会自由主义”这个标题下面，施蒂纳接着谈论了共产主义者的学说。经过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已经变得无所不能，每个人都上升（或下降）到“市民”的尊严地位，然而共产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却回答说：
“我们的尊严和本质不在于我们大家都是我们的母亲——国家的平等的孩子，而在于我们大家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只有借助于他入才能存在，他人为我的需要操心，同时他的需要可以指望从我这里得到满足。我们的尊严和平等在于劳动。”
[11]
“共产主义者把你看做人和兄弟，这只是共产主义在星期天的那一方面。而在平时工作日方面，他绝不会把你当人看，而是把你当作人的劳动者或劳动着的人。第一种观点包含着臼由的原则；而第二种观点则包含着不自由。假若你是一个懒汉，他尽管不会否认你是人，然而他是把这个人作为‘懒惰的人’，而要尽力使之去掉‘懒惰’并尽力使你相信劳动是人的命运和天职。”
[13]
施蒂纳接着谈论人道自由主义者或布鲁诺·鲍威尔的门徒，他们对共产主义提出的批判是认为假若社会给个人规崽工作，那么就连这一点也未必能使这种工作成为纯粹的人的活动。而要做到这一点，这种工作就必须是“人”的工作并要求进行劳动的人知道他的劳动的人的目的，而且只有当他知道自己是人的时候，他才能具有这种意识，因此决定性的条件是自我意识，这就是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学派的口号。“人道自由主义说：‘你需要劳动’，很好，我们同样需要劳动，然而我们要的是最完满的劳动。我们需要劳动，并不是为了由此可以获得余暇，而是为了在劳动本身中找到所有的满足。我们需要劳动，这是因为它是我们的自我发展。”[15]简言之，人只有在人的自觉的劳动中才是真正的自己。施蒂纳认为，这个观点似乎是说一个人不可能是高于人的东西。而施蒂纳则宁愿说，一个人不可能是低于人的东西：“并不是人使你伟大，而是你创造了它，因为你是比人更高，比其他的人更有力量的东西。”[16]施蒂纳承认，鲍威尔的思想肯定是各种社会理论中最完善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把一切将人与人分离的东西都消除了。施蒂纳在鲍威尔的批判中发现了”基督教的博爱原则这个真正的社会原则的最纯粹的完成”，这一点使人不禁想起费尔巴哈。对此，施蒂纳提出如下的问题来反驳，他问道：“即使在你们之间只有一种联系，你们如何能真正地成为唯一者呢？”[17]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也提出了相同的反驳。因为鲍威尔是赞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认为个人的天职在于通过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而实现人的本质，从而为了人道的观念而牺牲了个人。
不过施蒂纳很佩服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极端的辩证法以及要不断摧毁观念的宣言。实际上，施蒂纳认为，其最后的终结就是他自己的观点：
“恰恰是最尖锐的批判家将会由于他的原则所做的诅咒而遭到最沉重的打击。他自己造出一个又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最后，当一切联系都断绝了，他就孤立了。在所有人中偏偏是他必须排除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或个人的东西的一切事物；归根到底还有什么比这个独一元二的唯一的人本身更独一无二呢？”
[18]
“当〔鲍威尔〕谈到‘批判对自己的批判’时，他说得太多了。批判或者毋宁说是他仅仅批判了自己的疏忽并消除了自己前后矛盾之处。如果他真正想对批判进行批判，那么他就该看看在它的前提中有没有上述这种东西。”
[19]
在说明了宗教、哲学和自由主义力图征服自我的诡计之后，施蒂纳在书的第二部分则指出了完全解放自我的道路。自我的解放不能靠依从其他永恒的观念或价值而得到，而是要靠将自我提高到这些观念的一切魔法和网罗之上才能达到。我的自我是我自己的创造物和我自己的所有物。它的威力是无穷的并且它完全是属于我的。施蒂纳指出，只有在我自己的自我之中才能找到这种解放，这又是与费尔巴哈的观点相反的：
“费尔巴哈在他的《原理》中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存在’。尽管他反对黑格尔和绝对哲学，但在这一点上他也是牢牢地被拘于抽象之中；因为‘存在’与‘自我’一样是一个抽象。只有我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我就是一切，因而我甚至是抽象或无；我不是单纯的思想，我同时是充满了思想的，是一个思想世界。”
[20]
自由国家只把我看做人类的一员，它并不关心我的特性，它只要求我将我个人的利益服从总的社会的利益。然而人类社会和人权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与我的同类似乎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在本质上我是无与伦比的。我的肉体并非是他们的肉体，我的心灵并非是他们的心灵。我不能为他人的利益忘掉我自己。其他的东西——民族、社会、国家——都不过是为我所用的工具。我将它们变为我的所有物和我的创造物，我用利己主义者的联合来代替它们，即是说用有血有肉的自我们的联合来代替它们，这些自我喜爱自己甚于任何其他事物并且决不想为自由主义所奉为理想的这个——人的类而牺牲自己。这个人的类显然不过是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一个幽灵罢了，真正的自我是没有类、没有准则、没有模特儿、没有法律、没有义务、没有权利的。
法也是从外界提供给我的东西。然而只有我才能判定什么是我的权利。我的权利是与我的权力相联系的，因为“只有‘你的权势’、‘你的权力’给你以权利。”[21]我没有权利做的唯一事情是去做我不允许自己做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唯一的法律就是那存在于我的自我之中并通过我的自我而存在的法律。
因而自我的最坏的敌人就是国家，因为它总是反对个人的意愿？我从不能使我的意愿与国家脱离，因为我的意愿是经常变化着的东西。即便是最好类型的国家，在那里我对我自己仍然是奴隶。然而只要我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末我的意愿就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破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将是一团混乱，每个人都能为所欲为。因为如果一切人都按利己主义行事并保护自己，那么他们将诸事顺遂。对于热衷于个人的施蒂纳来说，马克思的观点是太世界主义了。施蒂纳认为，改善世界、国家、法律、社会是无济于事的。进步是从下面、从个人而来的。虽然他和马克思对普鲁士国家作了同样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所根据的原则却是不同的：马克思是从伊壁鸪鲁以来的任何一种原子论国家观的激烈批判者；相反地，施蒂纳则要把国家消解为原子。
自由国家的目标是保证每人有一小笔财产。然而在实际上财产成了大财主们的猎获物，而无产者增加了，因而共产主义者的攻击是正当的。施蒂纳在这里对自由国家的批判很可能是受了马克思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的影响。两人对于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两元性、协作和白白竞争的差异，以及基督教国家的本质特征的看法是相同的。解决的办法是由保持其各自的自我的人们组成一个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将剥夺所有者并共同管理他们的财富，每个人能干多少就得多少。人们一定要组成联合体以减少必要的劳动量，但是自我及其唯一无二的权力永远要占居优先地位。一切力图使自己自由的人们所援引的最高法则是爱的法则：“每个人都应该有某种超过他自己的东西。”这种爱并不是一件自由的赠品，而是加之于我们的一种命令。诚然，我可以为他人牺性各种各样的东西，然而我不能牺牲我自己。利己主义者爱他人，是因为这种爱使他幸福，而且它的基础在于他的利己主义。
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我享有我的解放所给予我的所有这一切财产；它们是我的所有物，我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甚至是我的意见的主人，我可以如换衣服般地不断改变意见。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是孑然一身和孤立的。因为人的本性是社会的。家庭、朋友、政党、国家，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联合体，是利己主义者为组成一个能适应各种不同利益的“自由联合体”所要打破的许多锁链。
施蒂纳承认这一“利己主义者的联合体”必须建立在一种爱的原则之上，然而这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爱一一我的爱。联合体是我自己的创造物，进出随我所愿。我是唯一能使我自己参加联合体的人。
联合体的目标不是革命，而是反抗，不是创立新制度，而是设立自我。施蒂纳知道他的“利己主义者联合体”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他在答复别人对该书的批判时关于联合体的问题就极少谈到了。如开头时那样，该书也是从宣称个人的唯一性结尾的：
“我是我的力量的所有者，而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唯一的。在唯一者中，所有者自己又回到他所诞生的那个创造性的无那里去。任何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谈下去。假若我关心的是我自己这个唯一者，那么我所关心的就只是我自己的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而这个创造者也即是我自己，这样，我可以说：‘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
[22]
二、施蒂纳反对费尔巴哈
与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和赫斯不同，施蒂纳没有给马克思提供积极的学说：然而他在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影响的思想、发展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指出下面几点，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施蒂纳在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过程中所起的这一作用了。首先，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发表时，马克思是一个费尔巴哈的门徒，而且（更重要的是）被人们认为是费尔巴哈的门徒；其次，施蒂纳的书被认为是重要的，而且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有很大影响；第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以这场争论为背景写成的，其中包括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从施蒂纳那里吸取了一些因素；对施蒂纳的批判则默认了他对费尔巴哈的攻击是正确的，不过又强调说这种批判已不再适用了。
就第一点而言，有许多事实表明到1844年末，马克思还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的门徒。
施蒂纳肯定也是这样看的。在《唯一者》中，唯一一处提到马克思的是指出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使用类存在（Gattungs-wese）的这一术语，而这一术语是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来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一章）。
在《唯一者》中费尔巴哈被当作一个共产主义者[23]。在当时使用这个词是很不严格的，而且许多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作区别。但是在1843年当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分裂时，费尔巴哈（1843—44年正是他的影响达于顶峰之际）则已被看作是这个运动的唯物主义一翼的精神领袖，正如布鲁诺·鲍威尔被看作为唯心主义一翼的精神领袖一样。
1845年，《莱比锡总汇报》的前任编辑、布鲁诺·鲍威尔的朋友G．尤利乌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批判性批判的批判的批判》的文章，把马克思简单地看作费尔巴哈的一个门徒。尤利乌斯说：“在解释人的本性时，马克思决没有消除二元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将二元论转移到现实物质的世界，在此地完全是遵循费尔巴哈的。”
布鲁诺·鲍威尔在题为《费尔巴哈的特征》的对施蒂纳的答复中，也试图指示施蒂纳是反对费尔巴哈的门徒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所阐发的那种费尔巴哈主义的，但是施蒂纳和这些人的学说都是必须用“纯粹批判”加以克服的独断论。
赫斯，特别是在收入《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一书的文章中，充分运用了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念并把自己的“真正社会主义”视为费尔巴哈哲学的实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是与赫斯有紧密联系的。
当施蒂纳的著作出版时，马克思除了发表在《轶文集》上的两篇论文和《莱茵报》上的若干文章外，只发表了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显然是受费尔巴哈影响的。
最后，还有马克思自己提供的证据，他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做了高度赞扬。这部著作写于《唯一者》出版之前，在那里，马克思把推翻旧体系和将人置于哲学讨论的中心仅仅归功于费尔巴哈一人。
第二点是《唯一者》一书在当时的重要性及其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所有遭到施蒂纳攻击的各派都作了相当长的答辩。施里加和布鲁诺·鲍威尔都写了文章，费尔巴哈也作了回答。赫斯写了《晚近的哲学家们》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一部著作（按：指《德意志意识形态》——译者）的大部分是批判施蒂纳的3甚至迟至1847—48年，年青的库诺·费舍最初发表的文章还是驳斥《唯一者》的。
大家都承认施蒂纳是一个重要的对手。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施蒂纳在所有反对他的“纯粹批判”的斗士中是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费尔巴哈在一封信中把施蒂纳说成是“我所遇到的最有才华和最无拘束的著作家”。甚至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讨论该书的第一封信中（1844年11月19日）也说：“施蒂纳在‘自由人'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立见解和最勤奋的了。”[24]
上面这些事实表明，该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时代的产物，因而今天人们对它的兴趣已差不多消失了，但是这并不能抹煞它对同时代人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该书影响最大的部分是它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概念的批判，即认为他的“人”的概念还只是一个更一般的抽象，人们还会象以前一样受它的束缚。实际上，它比以往的那些抽象更坏，因为那些抽象至少是唯心的和天上的，而现在费尔巴哈则使暴政降到地上，因而也就更难摆脱。费尔巴哈完成了“基督教的最后变形”[25]。
至少，卢格认为该书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的批判。在致瑙韦克的信中，他把该书说成是摆脱“手工业者的社会独断主义”的一种解放。赫斯认为施蒂纳摧毁了他的哲学的共产主义，因而曾要求与卢格合作反对施蒂纳，但是卢格回信拒绝了。
最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这样大的篇幅（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来批判施蒂纳，其唯一的理由就在于他们认为施蒂纳在当时是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看来，这并没有任何个人的原因，因为马克思可能从未见过施蒂纳。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从未出版，这并不奇怪，但是无关紧要，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竭力为此书寻找出版者。
第三点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态度。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将他们自己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这就表示他们默默地接受了施蒂纳的批判。费尔巴哈在这里遭到批判的是他的感性，他的静观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思想的这一个方面，只是在他对施蒂纳的答复中才出现的。这是他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抽象而使用的一种自卫的手段。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实践”概念与费尔巴哈的“感性”相对立，这最清楚地表现在费尔巴哈论纲第一条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巳啥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容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僻。”[26]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情况看来，毫无疑问，施蒂纳不仅迫使马克思修正了对费尔巴哈的观点，而且通过他所提出的与一切抽象相对立的“创造性自我”这个观念为这一修正提供了某种帮助。当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部分时，马克思看来肯定是才想到了施蒂纳的。有许多地方提到施蒂纳而且有一段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著名的描述甚至是摹仿施蒂纳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括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于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7]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第一次以不赞成的口吻提到蒲鲁东的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很显然是与施蒂纳最近对他的攻击有联系的：
“但是，我们还要请圣桑乔费心〔麦克斯·施蒂纳〕例如从欧文著作中指出有关上面这些命题中所提到的‘本质'、普遍劳动的玉国等等的话，哪怕是指出一处也行（因为欧文是英国共产主义的代表，他比起例如非共产主义者蒲鲁东更有资格作为‘共产主义'的代表），而刚才所引用的这些命题多半是从蒲鲁东那里摘来的和用他的词句编成的。”
[28]
三、施蒂纳与马克思
在经济学方面，施蒂纳对马克思是否有过“直接影响”，似乎还有疑问。查一查时间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及“诸如此类”的主要著作是1844年写于巴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异化劳动没有任何新东西，虽然重复了1844年所做的分析，但只是附带地谈一下而已，着重注意的则是问题的历史方面，即异化劳动的起源在于劳动的分工。施蒂纳的著作大概发表于1844年9月，肯定不会早于8月，在这个月之前马克思已经写完了《经济学—哲学手稿》。两者在时间的相同表明，马克思决不是当时唯一思考这一问题的人。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理论可以简略概述如下：
1．人的产品不属于他自己，却转化为统治他的一种敌对力量。
2．人的生产活动不是自由而是受强制的。
3．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破坏了，人已不再能象他应该做的那样支配自然了。
4．人既然必须服从他的雇主，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破坏了。
这个思想在马克思的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简略地有所预示，但只涉及金钱而未涉及产品。他说：“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外来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选行活动，实际创造出物品来。”[29]
关于这段话的含意，如果看一下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非异化的社会中劳动是什么样子，那么可以了解得更清楚了。在写《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同时，马克思阅读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他在笔记中做了一些评论。对詹姆斯·穆勒的，评论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这段话是阐述他所谓的“自由劳动”的，这种劳动的前提是：
1．我的生产应当是我自己个性的对象化。
2．我的产品应能满足他人的需要，举例说一个作曲家和演唱他的歌曲的歌唱家〔这是我举的例子，不是马克思举的例子——作者〕。
3．我的产品应是你和类之间的中介，应是你的本质的完成，应被你所认识和感到是你自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国此我应感到我自己在我的思想、我的感情中得到了确证。
4．在我的外部活动中，我应创造你的外部活动从而确证我的共同的人的本质。马克思说，在上述条件下，我们的产品将如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的共同本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关于费尔巴哈部分相接的是对施蒂纳的冗长而使人厌烦的攻击，只是偶而有精彩的地方，其要点是说施蒂纳所批判的是一个已不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共产主义。至少后面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见赫斯《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和马克思《德国年鉴》上的论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引用来驳斥施蒂纳对蒲鲁东关于“本质”观点的攻击的著作，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赫斯的，而是欧文的著作。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些思想与施蒂纳所批判的那些思想确实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有理由设想，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批判所引起的。
当叙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忽略施蒂纳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前费尔巴哈是最后影响了马克思的人。这一误解始于恩格斯的那本写得再清楚不过的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在这本书里恩格斯把费尔巴哈同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分开，放在后面叙述他3因此给人一种印象：时间的顺序就是这样的。但是时间的顺序本身却证明这是错的。费尔巴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所写的最后一部重要的论著是1843年7月发表的《未来哲学原理》，而《唯一者》则出版于1844年末。这一误解甚至在晚近出版的书中还保留着，没有一本书[30]提及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影响，而且也都认为费尔巴哈是在施蒂纳之后影响了马克思的[31]。
人们已经正确地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部分是马克思著作的这个阶段的终结，但是人们还没有看到的是，紧接着的题为“圣麦克斯”的这一更大的部分，不仅使这个阶段必然达到终极而且使这个终极成为可能。“圣麦克斯”这一部分也许写得过于夸张，而不值得阅读，然而却值得问一下，为什么在这里写这一部分。
施蒂纳没有清楚地阐述他的经济思想（这符合他的书的风格），然而仍有许多与马克思明显类似的地方[32]。这主要在论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部分[33]。在论政治自由主义一节中有一段关于货币万能的话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极为类似，在那里马克思引了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的诗句并评述道：“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亦即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借助于货币都能做到……。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34]。
施蒂纳那一段是“‘金钱统治世界’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主旋律。没有产业的贵族和没有产业的劳动者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出身和劳动不起作用，而是金钱起作用（Das Geld gibt Geltung）”[35]。
有一个地方施蒂纳似乎预示了马克思的思想，这就是他简略地提到的一种学说，马克思后来把它变成自己经济理论的一块基石即剩余价值学说。施蒂纳说：
“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劳动者总是落入有产者手中，即那些自由占有任何国家财产特别是金钱和土地的人的手中，亦即落入资本家的手中。劳动者不能使自己的劳动按照他为悄费者创洁的价值的量得到实现。资本家从中获得最大的利润。”
在社会自由主义（即共产主义）一节中，施蒂纳街一段话分析了劳动分工带来的坏的结果和工人之丧失他们生产的产品，这与马克思在这同时所写的是十分相象的：
“当人人都应提高为人的时候，迫使人从事机器般的劳动就等于实行奴京制。假若一个工厂工人必须累死累活地劳动十二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那么他就失掉了成为人的可能。每种劳动都应当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因此，他在劳动中也必须成为主人，即把劳动作为一个整体来干。一个人在别针厂里如果仅仅装针头，或拉金属丝，那么他就是机械地、象机器般地进行劳动，他就仍旧是一个不熟练的粗工，而不能成为一个主人：他的劳动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他的劳动就自身而言等于乌有、它没有自在的目的，它不是自为地完成的东西，他只是为他人而操劳，并为他人所利用（所剥削）。”
[36]
“举例说，如果一个工业部分破产了，几千名工人没有饭吃，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就会承认，这并非个人的过错，弊病在于环境。
那末我们就来改变环境吧，但是我们要彻底地改变它，使偶然性变得不起作用。”
[37]
[1]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190页。
[2] 同上，第3页。
[3] 同上，第6页
[4]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16页。
[5]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227页。
[6] 同上，第228页。
[7] 同上，第202页。
[8] 同上，第128页。
[9]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128页。
[10] 同上，第132页。
[11]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156页。
[12] 同上，第155页。
[13] 同上，第160页。
[14] 同上，第162页。
[15]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173页。
[16] 同上，第176页。
[17] 同上，第177页。
[18]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177页。
[19] 同上，第199页。
[20]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53页。
[21]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254页。
[22]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23] 同上，第41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页。
[25] 同上，第22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38页。
[28] 同上，第3卷，第236—23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1页。
[30] 一个例外是H.阿尔冯：《存在主义的起源·麦克斯·施蒂纳》。
[31] 见S．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M.弗里德里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R. 图克尔准备写一部关于马克思哲学和神话的书，但没有一处提到施蒂纳。
[32] 这在D.科伊根：《现代德国社会主义前史》（伯尔尼，1901）中有所暗示，但未详作阐述。
[33] M.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128页、152页。
[3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1979年，第107页。
[35] M.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50页。
[36] M．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57页。
[37] 同上，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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