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69）
第四章 莫泽斯·赫斯
一、早期生活和第一部著作：《人类的神圣历史》
莫泽斯·赫斯，1812年生于莱因兰州波恩的一个家教严格的犹太人家庭里，他排行第一，是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父亲是个商人，1816年在科伦开办了一座制糖厂，把莫泽斯留给他的祖父照管。莫择斯的祖父是个非凡的人，看来曾对他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赫斯对此曾作过如下的描述：
我极其保守的祖父是个非常精通圣经的人，他有犹太教教士的头衔和知识而没有以教士为业。一年到头他每天做完事就要学习犹太教法典塔尔木经及各种注释直到凌晨。只有遇到轰动一时的大事时他才会中断这种学习。那时他常常给他的孙子们朗读犹太人被逐出以色列的故事，他的孙子们必得伴着他通宵达旦。在朗读这些故事时，泪水总是湿透了这位严肃老人的雪白胡须；当然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情不自禁地流泪、抽泣[1]。
赫斯十四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父亲把他带到科伦，让他在自己的企业里做事。但是赫斯却利用空闲时间阅读斯宾诺莎和卢梭的著作。由于他性情急躁，不愿忍受这种学徒生活，赫斯终于和他的父亲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在1833年离开了家庭。
赫斯到荷兰和法国去了，无疑他在那里对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学说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后来穷困终于驱使他回家与他父亲言归于好，他又到他家的企业里去做事了。他利用空闲时间到被恩去听一些课，但是他主要是一个自修者，继续广泛地独立阅读作品。他的第一部著作《人类的神圣历史》就是他早年所作的这些研究的结果。
《人类的神圣历史》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它对赫斯同时代人发生过什么影响，因为该书在当时是完全不受人重视的，而是由于它在德国最先提出社会主义思想，比魏特林写的第一部著作还要早一年。《人类的神圣历史》的主题是人类怎样才能恢复与上帝的一致性，因为最初的和谐一致已经不存在了。历史是“神圣的”，因为它表现了上帝的生活。赫斯的未来共产主义概念是从过去推论出来的概念，所以书分两部分“过去是将来的基础”，而“将来是过去的结果”。第一部分分三节：第一节是公元前时期，这是人类的童年，与上帝无意识的统一，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和谐是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公元后这种和谐时断时续，而在促使私有制和继承权骤然出现的中世纪，不和谐达到了极点。第三个时期为恢复到原始的社会统一开辟了道路，这个时期以斯宾诺莎这个第一次指出达到这种恢复之路者为起点，而在法国大革命达于顶峰。在第二部分中，赫斯叙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如何通过自由和平等来医治人们之间形成的裂罅。他认为这也许会和平地发生，但又担心贫富之间的悬殊越来越大，更可能引起社会革命。
这部感人的著作，虽然写得并不漂亮，但颇为重要，主要是因为赫斯应用了法国的资料。象勒鲁和卡塞那样的激进派影响看来是很大的，虽然他可能也从弗兰茨·冯·巳德之类的浪漫派吸取了许多东西。他对传统的批判和他新的超自由宗教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吸取来的。卢梭似乎是赫斯强调天赋平等的思想来源.他所提出的和谐的理想以及通过“跃进”以开创这种理想境界的思想，他对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和贸易的批判则代表了傅立叶的思想。对赫斯来说共产主义是目的：他把“财富的共有”说成是“社会生存”的最终目标，同时他认为“财富的公有最明确最鲜明地表现了平等概念”[2]，因为不平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不乌平等是由财产权和继承权引起的，所以赫斯反复提醒人们注意他分别称之为“贫民”和“金钱贵族”之间越来越扩大的距离。现在正开始占统治的物质匮乏是由予社会上一部分人越来越富，另一部分人越来越穷而引起的。这种不和谐、不平等、自私自利会变得越来越厉害，甚至连最迟钝最不动感情的人也会给吓坏了……”[3]，但是在神意的支配下，贸易和工业只是达到最后和谐的手段。“它们使贫富对立到了极点，之后就必然会夷平这种对立”[4]中产阶级在迅速地消失，只有能严格节制贸易和工业的法律才有某种用处。
赫斯的主张、预言和告诫投有得到反响，而马克思究竟是否读到这本书是非常可疑的。但是如果他曾经读过的话，他就会在书里发现资本积累、贫困化和革命的理论的最早设想，他后来竭力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更科学的基础。
二、《欧洲三头政治》
赫斯的第二部书《欧洲|三头政治》是他还在科伦时写的，而且引起了他同时代人对他的注意。该书的写作起因于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大主教之间关于杂婚问题的争论。鉴于这种争论，赫斯决定写一本论教会与国家的著作：这就是他在1840年写成的名为《欧洲三头政治》一书，其所以用这个书名，是为了与当时出版的名为《欧洲五头政治》的一本书相对立，该书鼓吹俄、奥、普、法和英实行联盟。反之，赫斯则主张普鲁士同英、法两个先进的强国结成排他性联盟。
《欧洲三头政治》对《人类的神圣历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神圣历史》中人总是作为世界精神的盲目工具而出现的。在《欧洲三头政治》中人却通过行动的概念而恢复了他的自主性，行动的概念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从这以后成了赫斯著作的中心论题。
他为该书写了长篇序言，论述了黑格尔和黑格尔的学生们。赫斯同意黑格尔的体系代表哲学的顶峰：他认为黑格尔的体系是“精神哲学的绝对的最高点”[5]。然而他还是根据两点理由批判了黑格尔。首先，黑格尔的体系不知道它自己的限度：当黑格尔以为他的哲学不仅是一种精神哲学而且是eo ipso（事实上）也包含行动的一种哲学时，他就错了。因为生活比哲学更为广大。其次，黑格尔的哲学是现在和过去的哲学，而不是将来的哲学。赫斯说，他的历史哲学是历史多于哲学的一种历史哲学，如果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样只企图把过去和现在理解为合理的，那末它对自己的任务就只理解了一半：赫斯同时也和这样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展开争论，他们的消极唯理论使他们不能超过黑格尔而做出任何有益的进展。赫斯承认他对于黑格尔这两方面的批判都是受了A.V.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切什考夫斯基的《引论》是在1838年发表的，他是第一个提倡行动哲学用以发展黑格尔精神哲学的。
尽管如此，赫斯还是承认德国哲学有独特的成就，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并且领导我们完成了真理气但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我们必须搭桥使我们从天国回到人世间来。”[6]为此目的，赫斯主张把德国精神财富和法国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宗教改革已经使国家摆脱了教会的束缚，而且给世界带来了精神自由。这个事业已经由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继续下来。但是只有精神活动是不够的。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已由法国完成，法国革命继续了宗教改革的事业，使精神自由获得实现。这样，已经从德国和法国两个方面通过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剩下的唯一任务是把这两种倾向结合起来去完成这项事业。英国看来是必定能够完成这项事业的，因此我们的世纪应该特别注视着这个国家。
《欧洲三头政治》最重要的部分是标题为《我们的将来，或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的第五章。赫斯在这里提出了各种对他同时代人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思想。因为他深知检查制度对他的威胁，所以他的语言有时是非常隐晦的。他确实认为废除私有制对于任何新的社会秩序都是根本而不可缺少的。只要组成社会的各个集团具有不同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在个人、家庭等之间不应有财产的划分，因此我们必须互相联合起来以达到人类社会的理想境地”[7]。
至于这种未来社会将如何实现，赫斯是完全不清楚的。他总的观点似乎是认为“只有精神自由的丧失才是使社会和道德失去自由的原因”，因而精神的解放乃是任何其他解放的必然前提。另一方面，赫斯关于生产手段和人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一段有趣的话，虽然他并没有试图对这种关系做出概括的论述。在这段话中，他在提到亚里士多德把奴隶定义为活的工具时说，无生命的工具越是不完善，人就越是必然被降低为活的工具。但是随着近代机械的发展，这种剥削就不再必要了，而奴隶阶级的解放已经成为可能了。赫斯在另外几段话中则暗示社会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物质因素。例如，他在序言中说：
“贫富之间的对立不仅依然存在，尚未克服，而且这种对立还没有达到引起革命的程度，纵然这种对立已经足够明显了。但是在我们今天仍然是富者越富，而穷者耗尽自己的血汗都活不下的世界上，怎能谈什么真实的和谐一致呢？”
[8]
《欧洲三头政治》与《人类的神圣历史》不同，它拥有广大的读者，赫斯的匿名也很快被大家识破，使他成了知名的人物。该书对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影响是很深的。它的主要成就在于给知识界传播了共产主义知识，而且继切什考夫斯基提出的相当笼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之后，对社会主义作了第一次明白的表达，赫斯进一步发展了切什考夫斯基的那种能够包括将来并导致行动的哲学观念。正是青年黑格尔派在当时所发挥的哲学用法国社会主义学说的这种联合指出了马克思所要走的道路。赫斯的著作将社会问题明确地提到了最前列，与海涅不同，他所拿来加以类比的法国人不是政治方面的人物，而是社会方面的人物：他把黑格尔比作圣西门，而把费希特比作昔鲁东。海涅在《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是把康德比之为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政治人物的。象后来赫斯他自己所写的那样，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是“它以含蓄难懂的方式向公众提出了一个尚不能公开而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11]。虽然这个思想想、还是“含蓄而难懂的”但是该书主要是通过它提倡行动哲学，特别是它将德法两国加以比较并主张德国必须从莱茵河彼岸给它的哲学寻找补充而发生了直接影响。所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特别是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接受了这个思想。上面提到的关于经济因素影响社会发展的思想也被马克思接受了，因为实际上赫斯在谈到贫富不同程度的差别时所说的，就是只有用革命消除了资本主义和工人之间的对立的时候，所有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赫斯关于精神与自然统一的观点即思想和物质统一的观点，也是马克思观点的先导。赫斯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时而说精神是决定所有其他事物的主要方面，时而说经济是任何有效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同样要求这种统一，因而特别强调物质方面，而同样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巴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出现了由此产生的矛盾，例如马克思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12]。这种学说，特别是当它开始系统地阐述一个行动纲领时所包含的含混不清之处，由马克思的信徒们后来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分裂而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三、赫斯和《莱茵报》
在《欧洲三头政治》发表以后，赫斯仍在科伦他父亲的厂里工作，他计划写一部较大的论行动哲学的著作。《莱茵报》的创办给了他渴望已久的独立生活的机会。《莱茵报》的资金是由自由党的莱茵地方实业家供给的，他们希望有一份报纸大力地支持自由企业以对付天主教和保守的《科伦日报》，该报直到那时才在莱茵兰占据统治地位。赫斯积极参加了在报纸开始发行前为争取支援而进行的协商和征求订户的工作，有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说他是“整个事业的灵魂”。但是使他感到大为失望的是只给他当了个副主编。无疑，报纸的后台老板对他那人所周知的社会主义倾向是感到担心的。实际上，赫斯还是能够继续进行他的宣传活动的，因为他在报馆专门负责处理法国方面的事务，而法国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内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故乡。
赫斯刊载在《莱茵报》上的论文继续探讨《欧洲三头政治》一书所讨论的课题。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论英国及其大难临头的文章。下面我们可以用一节冗长的引文来看一看赫斯如何强调地说明阶级对立的日益加深和根本不触动社会罪恶的单纯政治改革之完全不够：
“对于归根到底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罪恶，一切政治改革都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这种罪恶不是任何统治形式所造成的，也不是任何统治形式所能治愈的……，当人们面对着在英国几乎达到顶点的恶劣的社会状况，说什么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任何政府下面都有穷人和富人，我只能说，这并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宽慰的地方，而只是说明，即使最激进的政治改革，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在英国引起巨大灾难的客观原因根本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工业从人民手中转入资本家之手，商业先前由小商人小规模经营，目前已日益由少数大资本家或投机分子所操纵，地产根据继承法集中于少数贵族之家——所有这一切状况都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这些状况到处都有，但在英国则特别显著，它们是当前巨大灾难的根源，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根源，至少也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根源”
[13]。
在这个时期，赫斯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马克思在1841年4月到波恩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他希望在波恩大学里谋一职位。与马克思的初次会见：给赫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正象他后来给奥尔巴赫的信中表示的：“马克思博士将要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致命的打击。他把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和辛辣的诙谐结合在一起，似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溶合成了一个人，我说榕合，就是说不是一个个地堆在一起，而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你会发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博士”[16]。但是，这时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非常怀疑的，而最初赫斯对马克思的思想倾向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确，从马克思间接提到赫斯的一篇文章中来看，他似乎完全没有理解赫斯。因为他批判赫斯写的《论法德中央集权制问题》一文太抽象，太空想了：“如果有人把哲学与幻想棍为一谈，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哲学不承认有‘正直的人'这种虚构，正如自然界不承认‘敬神的狼'这种虚构一样。这位作者是把他自己的抽象来代替哲学了”[17]。这个批判表明马克思完全不了解赫斯。赫斯绝对不是“抽象的”，因为他不仅断定说，如果一切人都是正直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个人与集体分裂的问题了，而且他接着就又指出：“不过这里并不是要给中央集权制问题做一个理论的，哲学的，绝对的回答，而且要做一个实践的，当然只是经验的，相对的回答；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何者更为可取……”[18]，接着赫斯对这个问题在法国和德国的不同解决作了非常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尽管如此，马克思不能不多少被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引起注意，而且，共产主义在1842—1843年间会突然变得时髦起来，无疑地多半要功归于这种宣传。
当1842年10月，马克思由波恩迁往科伦的时候，与赫斯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他曾参加过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定期的讨论。该俱乐部的主席是赫斯，它的会员包括梅维森和曾资助《莱茵报》的荣克及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的卡尔·德斯特尔。当《奥格斯堡总汇报》因为《莱茵报》发表了赫斯的文章，攻击《莱茵报》是共产主义宣传工具的时候，回答这种攻击的责任就落在马克思的身上，马克思以编辑的身分写了第一篇论文。他激烈反对这种攻击：“《莱茵报》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但是，马克思提到普鲁东的“智慧”的作品，他承认共产主义思想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同时最后他对未来作了完全是预示的结论：共产主义行动常常可以被武力禁止，但是“掌握着我们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棚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19]。
赫斯曾对恩格斯发生过更加深刻的影响，他使恩格斯完全转向共产主义。恩格斯服完兵役后，离开柏林前往英国，到他父亲在曼切斯特开设的一家工厂工作。他在科伦作了逗留，拜访了他要为其撰稿的《莱茵报》编辑部。虽然恩格斯受到了马克思的冷遇，当时马克思把他当作是柏林自由人的代理人，但是他与赫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后来赫斯把这次会晤对他的朋友奥尔巴赫作了如下的介绍：“我们谈论了当代的问题，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与我不同的最热情的共产主义者”[20]。当赫斯在英国的时候，与恩格斯关系密切，他与恩格斯的交往比与马克思的交往更为密切。在1845—1846年间，他们曾共同协作，在爱北斐特组织共产主义思想讨论会，而恩格斯与赫斯一起都是《社会明镜报》的编辑。恩格斯对赫斯很敬佩，第二年，他把赫斯描述为“该党第一个共产主义者”[21]和“第一个通过哲学道路达到共产主义”的人。
四、《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的几篇论文
当赫斯还在巴黎担任《莱茵报》的一名通讯员时，他写了几篇论文，后来发表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这是曾遭到德国检查制度禁止的一些作者的论文集。这里，赫斯的论文连同魏特林和恩格斯的著作一起曾被马克思称为“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即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丰富而又富于独创性的著作”[22]。
这些论文中的第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罗伦兹·冯·施泰因著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所做的广泛的评论。施泰因被赫斯说成是一个“中派”黑格尔分子；他是被普鲁士政府派到巴黎去搜集社会主义运动情报的，该书就是他进行情报工作的成果。赫斯以评述法德两国的现状着手进行批判。他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象德国那样不讲实际，德国在理论上的成就（这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与它的现状处于尖锐的对立。但是一种行动的哲学仍然只能由德国产生，因为只有在德国哲学才能达到它的顶点。相比之下，法国太片面讲究实际了：正如康德企图把宗教变成“合乎理性的”从而改革宗教一样，法国革命则企图改革政治。但是政治象宗教一样需要的是废除而不是改革。最先提出这种主张的是费希特和巴贝夫：“德国从费希特开始有了无神论，而法国从巴贝夫开始有了共产主义，或者按普鲁东更确切的说法，有了无政府主义，即否定任何政治统治、否定国家和政治的概念。”[23]
这种将法国政治事件和德国哲学进行比较的做法，首见于海涅的《论德国哲学和宗教史》（1835年）一书。但是赫斯对这种对比做了颇能表明其不同观点的改变。他说，只有“诗人的空想”[24]才能把法国“政治”与德国哲学相对比；倒不如说谢林类似圣西门，黑格尔类似傅立叶。由于这些人才取得了超过费希特和巴贝夫的进展。傅立叶解决了平等问题，黑格尔解决了自由问题，而普鲁东则提出了财产问题。现在必须把法国的绝对平等和德国的绝对自由结合起来。没有法国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没有德国无神论的绝对自由，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都不能变成现实。
只要客观世界存在着矛盾和依赖性，只要政治统治着世界，那么要把这个世界从神圣的政治桂桔中解放出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宗教和政治二者存则共存，死则同死。[25]
施泰因在他的书中曾正确地强调平等是法国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则。但是他只看到消极的一面，即工人们企图得现有产阶级那样的物质享受。但是，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恰恰是消灭了享受和劳动的对立[26]。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及取得这种平等和自由的方法只是在最近才被人们彻底地了解。
“劳动，以及一般地说，社会，不应当从外部加以组织，而只能这样来自行组织，使每个人都能做他所不能不做的，而不做他所不能做的。每一个人可以爱好某一种活动，甚至可以爱好几种不同的活动，从这种自由的合乎人性的爱好和活动的多样性中就产生出富有生气而永葆其青春的自由的合乎人性的社会机体，产生出使劳动完全变成一种‘享受’的自由的合乎人性的各种职业。”
[27]
第二篇论文题为《行动哲学》，它企图为共产主义提供一个哲学基础。费希特关于自我能动性的概念是赫斯论题的中心思想。按照赫斯的意见：我所知道的是：我在思想，我是一个有精神活动的东西。这种精神活动是一切现实的泉源。“如果这种行动只完成了一半，而能思与所思仍有区别的话，那么精神就是在以头碰壁，就是在撞它自己树立的屏障而不能突破。它走进了死胡同。行动凝止了。”[28]自我意识变成了神学意识。“当能思与所思是割裂的时候.现实的生命和活生生的自我似乎是互相外在的东西，这种被想象为外在的生命乃是空虚的自我之空虚的反映，是影子的影子，是神学的上帝……”[29]。因此一切思想和对象归根结底都被自我意识看作属于它自己的东西。所以无神论是必需的。
接着赫斯从哲学转向政治和宗教，因为“社会自由或者是精神自由的结果，或者是没有根据的东西……”[30]。他又一次指出正如法国社会主义者们不了解德国宗教思想一样，德国哲学则不了解社会主义。宗教和政治两者的实质都在于它们让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生活被抽象的非现实的共相所吞并了。过去的革命没有真正获得什么东西。“革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二元论……无论是精神的革命还是社会的革命，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实际上让一切东西依然如故”[31]。甚至连青年黑格尔派也还是在固执地坚持神学意识，他们仍然把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他们顶多只能达到一种使他们重新回到某种神学国家观念的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真正的目标是自愿的活动。对于无神论、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说，最根本的是人民应该自己限制自己，而不受并非他们同意的任何事情的限制。要做到这一步，就一定要来一次革命，这场革命不会迟延很久，因为在糟糕的复辟时代之后，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力量正在增长着。
第三篇论文是一篇非常短的论文，标题为《唯一的和完全的自由》。它只是重复说没有社会自由就别扭达到精神自由，反之亦然，同时它强调这种自由的“命根子”是劳动和愉快的统一。
有人说，在这些文章中费尔巴哈的影响是主要的。但是直到1843年末和《德法年鉴》的出版，赫斯才完全是费尔巴哈的一名信徒。他用过费尔巴哈爱用的“类”这个术语，但是除此之外就看不到有什么地方是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H.阿冯[32]说赫斯的文章经常提到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的基本论点，好象这里就有受他影响的问题，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原理》是在赫斯文章写了数月以后才出版的。赫斯所使用的词汇和内容，特别是第二篇文章《行动哲学》的词汇和内容很多是仿照布鲁诺·鲍威尔的。这时赫斯无疑是熟悉鲍威尔的思想的：因为在1841—1842年间，赫斯曾和马克思一道听过鲍威尔几次讲课，同时他肯定读过鲍威尔的著作，因为他在文章中二次提到《最后审判》。当赫斯谈论德国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结合时，他所说的哲学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在他看来，青年黑格尔派是“最新哲学”的代表。布鲁诺·鲍威尔这时（在他刚刚被解职之后）被认为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按照恩格斯（他是在赫斯的影响下转向共产主义的）的意见：赫斯认为共产主义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结果。
特别是仔细阅读一下《行动哲学》就会发现布鲁诺的影响是很强烈的。认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认为这种自我意识经历各种不同的阶段，认为整个以前的历史只不过是那种为了变成现实而不得不与它自己对立的精神的友展，这些思想完全是鲍威尔的。关于正反两极对立的辩证法和否弃一切中介的思想也是从鲍威尔那里来的：”在共产主义和私有制原则之间不能再谈什么‘和解’了。从现在起，真正的自觉的原则斗争开始了。”
这些文章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文章表明国家和私有制也是人的自我异化形式，因此批判不仅必须成为哲学与宗教的批判，而且必须变成政治的与社会的批判。象马克思本人在前面提到的巴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导言中所说，恩格斯在为《新道德世界》写的一篇文章也说过，赫斯第一个在哲学和法国共产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十分重要的桥梁。赫斯把发展的思想引进了费尔巴哈的静止的人的概念里，因而就使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具有了一种历史的广度，并且指出了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消极批判获得积极结果的道路。马克思通过亲自与赫斯交往和研究他的著作，才能使自己摆脱在1842年末所采取的模糊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在1843年底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显示出赫斯的影响：认为德国由于她优越的哲学地位能够产生将使她占据欧洲先进国家最前列的革命，这个基本论点是赫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开头就已经提出来了，《导言》把无产阶级当作是整个社会的解放者的描述，与赫斯的描述是非常接近的，不过赫斯从未真正接受阶级斗争的思想。但是在马克思转向信仰共产主义之后的第一部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某些章节里，赫斯的影响表现得甚至重为明显。马克思自己承认他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是得益于赫斯的：
“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或者当我们直接享有它，吃它，喝它，穿戴它，住它等等时，总之，当我们
消费它时，它才是
我们的，……因此，
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为这
一切感觉的简单的异化即
拥有感所代替。……（关于
拥有这个范畴，请参看
赫斯发表在文集《二十一印张》中的论文）”
[33]。
“共产主义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
[34]。
五、赫斯与《德法年鉴》
赫斯在写了刊载在《二十一印张》上的几篇文章以后，化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杂文评价威廉·魏特林。总的来说他是赞成魏特林的，但批评他在哲学上有些不足。同时赫斯写了一篇标题为《我们要什么》的声明，这篇声明一直没有发表。该声明有许多思想是与《行动哲学》一样的，但是在中央集权制问题上完全改变了以前的思想，因为他在这里赞成建立一些尽可能小的社会实体。
在《莱茵报》被禁止出版以后，赫斯回到了科伦，在这里他一直呆到8月，继续努力争取支持者，他给奥尔巳哈的信中讲述了这个情况：
“《莱茵报》停刊时我还在巴黎，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在专心致力于共产主义的哲学研究。……我高兴地看到我的活动不是徒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被争取过来了……我有很多话可以告诉你，我正在开始把欧洲三头政治的理论付之实施；为此，我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已建立了联系”
[35]。
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末或1844年初，是为《德法年鉴》写的。当《德法年鉴》由于经济困难在出版第一期后即决定停刊的时候，赫斯已经把大部分文章交给了编辑部，所以赫斯的文章没有发表。正象赫斯两年后在与卢格的争论中写的那样：
当《德法年鉴》在巴黎创办起来的时候，我从这个刊物的两位后台老板弗略贝尔和格拉齐安诺[37]那里预支了一些钱，因为我已经给他们写过文章，同时还准备给他们写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还在我手上，虽然已经接近完稿（在后面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关于《金钱的本质》的论文！大部分已经交给《德法年鉴》编辑部，只是因为格拉齐安诺的《年鉴》创刊不久就停刊了，所以这篇文章直到一年半后才发表出来……）[38]。
可见：马克思在写自己的文章以前谅必读过赫斯的大部分文章，尤其是因为卢格这时病了，因而编辑的全部责任落在马克思身上。赫斯肯定认为他的文章是别开生面的创新的文章，因为他曾就这篇文章写道：
最近发表的关于金钱本质的最优秀的作品都已采用了我所发挥的那些思想，即：实践世界中的金钱犹之乎理论世界中的那个神，就是“在天主教中”化身为硬币，而“在新教中”升华为纸币的那个彼岸的社会“价值”的观念。换句话说，金钱不外是剥夺了我们的理性意志并因而统治着我们的那种现存生产方式的幻影[39]。
不论赫斯在这里是不是特指马克思，但赫斯的文章和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异常相似的。所以这样相似，只能用这样的假定来解释，即马克思估计赫斯的论文不会发表因而作了大量的抄录。
赫斯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企图把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的思想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第一次尝试。这种思想在青年黑格尔派迅速世俗化的气氛中已经扩展到政治生活方面。赫斯是第一个比较深入地探讨在他看来更为根本的经济现象的人。要了解这种进步，我们只要把赫斯一年前写的论文《行动哲学》一开头所下的生活就是“活动”的定义[40]与《论金钱的本质》一开头所说：“生活就是生产活动的交换”[41]的说法作个比较就行了。赫斯论文的主题是：包含在这种交换中的，人们之间的协作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现在它已经可以达到完善的地步了。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在理论上通过宗教，在实践上通过奴役一切人的金钱力量而与自己的社会本质分裂了。一切价值都是用金钱表现出来的，而结果则产生了比古代更坏的奴隶制。社会被原子化了，因为中世纪的同业公会已经被象“人权”之类的反社会的概念所消解了。这是基督教中的宗教异化所促成的，而犹太教则以最粗野的方式表现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这种罪恶的象征就是金钱。这种社会形式现在已经过时，而必须让位于以爱为基础的社会。
马克思的文章对人权也持同样的观点，即认为人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典型表现，对中世纪同业公会和狭隘共同体来说是一个倒退。赫斯说：
实际的利己主义得到了核准，因为人被宣布为单独的个人，真正的人被宣布为抽象的赤裸裸的个人；人权被宣布为独立的人的权利。因而人与人之间互不依属的独立性，他们的分裂和孤立被宣布为生活和自由的本质，而孤立的个人则被认为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然的人[42]，
赫斯又说：
我们是不折不扣的、自觉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通过自由竞争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合法化了，通过所谓人权把孤立的个人、私人的权利合法化了……[43]
马克思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逐一研究了人权并且重复了这种批判。例如他说：
“自由这项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44]。“私有财产这项人权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傲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的限制”
[45]。
赫斯和马克思都一致同意在一切问题中“社会”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赫斯看来，个人的真正本质，他们真正的权力是在于他们的产品交换、贸易和协作。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来源于人们的商品交换和共同劳动[48]。在马克思看来，也要从这个途径去解决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制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因素’，才能消灭犹太教的问题”[49]。赫斯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相同的2在宗教领域内流行的那种异化现在同样在经济领域内存在，这种异化是由金钱来象征的。赫斯说：“被颠倒了的世界的实践生活中的金钱，犹之乎理论生活中的神2这是人的被异化了的力量，是人的被出卖了的活动”[50]。按照赫斯和马克思二人的意见：金钱使一切事物，乃至爱本身都变成它的附属物。赫斯说：“金钱是用数字来表现的人的价值，是我们的奴隶制的标志”[51]。在现代世界中“从自然的爱到全部文明世界的思想交流，任何事情没有金钱都是行不通的”[52]。马克思则说：
“金钱是以色列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和独立的价值……甚至连宗族延续关系、男女关系都成了做生意的对象”
[53]。
“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基督教是高尚的犹太教思想，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卑鄙的功利的运用，但这种运用只有当基督教作为完整的宗教从理论上完成了从自身和自然界的自我异化，才能成为普遍的”
[57]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既与工人有关，也与资本家有关的思想，在赫斯的著作中也有两个地方强调指出过[59]。《论金钱的本质》[60]的第一节从自然的和社会的结构探讨了贸易、商业的起源和发展，不禁使人联想起《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头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早的著名论断，而赫斯在下一节关于“思想和活动的唯一基础是贸易和个人之间的协作”[61]的论点则已预示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和他的意识形态概念。
所以在1844年初，赫斯是开路先锋，但是，马克思看过的赫斯的这篇论文却被扔在抽屉里搁置不用年半以后才在一家不出名的杂志上发表出来。人们称它是“早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著作最重要的作品之一”[62]，但是为了传播它所预示的思想，却是需要大声疾呼的。
六、1844年到1848年的赫斯
要把赫斯从《德法年鉴》停刊直到1848年2月他与马克思最后决裂这段时间的著作特点描述出来是极困难的，因为这段时间的著作比往常更加缺乏一贯性。这特别是由于赫斯在1846—1847年曾竭力想采纳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体系的某些方面，而这与赫斯的基本观点是矛盾的。结果，他这段时间的著作虽然有好些段落看起来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还是常常回到由他创始的、一般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这个时期与赫斯一起的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为卡尔·格律恩，他是费尔巴哈的一名热心的门徒，后来曾编辑、出版费尔巴哈的书信。费尔巴哈的人性或“类”的概念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中心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真正的”，是因为它促进了类的实现。这种人类本质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爱，爱必须成为新社会的基础。因此大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著作都提倡爱，主张反对阻碍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拒绝采用武力和严峻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正当的，是用道德观念来证明的，是因为它是正确和正义的，而非因为它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赫斯所讲的人类本质是一切人所共同具有的某种东西，是根本不受他们的社会地位影响的。
1844年初，赫斯回到科伦他父亲的家里，重新开始他的研究并继续写文章，其中《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是最早企图叙述德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文章。这时赫斯与卢格决裂了，卢格坚持要求偿还他已经付给赫斯为《德法年鉴》写文章预支的稿费（这是根据赫斯自己的说法，很遗憾，卢格却从未谈过此事。）。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无疑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因为卢格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不久以后他也与马克思决裂了。1844年末，赫斯在巴黎一家共产主义报纸《前进报》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信条问答》手册。该文献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直接先导，文献本身也是第一次采用了问答的方式写的。其中有一节是论宗教的，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典型观点，它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大家应该信仰什么宗教？爱和人道的宗教。这种宗教在何处呢？它就在一切善良人们的心里”[63]。这种说法马克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后来他们的分歧就变得更加明显了。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是赫斯最先提出而在后来出了名的一个口号“各尽所能，按需消费是理性联合的真正原则”
赫斯在1844年底写了一本标题为《最近的哲学家》的小册子，该小册子主要是对施蒂纳（他的书刚刚出版）的批判和对布鲁诺·鲍威尔与费尔巴哈的评论。赫斯对施蒂纳的批判当然主要是批判他的把社会变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利己主义。他说施蒂纳想回到动物状态，而赫斯则把他在《论金钱的本质》中早已用过的对利己主义和人权的批判重新拿来批判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是有趣的，文章的末尾虽然说，如果施蒂纳和鲍威尔互相学习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效法费尔巴哈，向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在文章的开头，赫斯却对费尔巴哈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费尔巴哈“承认这种本质（即人的本质）存在于每个承认它的个别的人之中，这是一种哲学的谎言和现代国家的观念，因为类存在只有在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培育，得到满足和发展其活动的社会中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64]。在这里赫斯通过批判施蒂纳已经大致地预示了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此后，赫斯继续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时断时续的合作，甚至帮助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章，但是不久他们就疏远了，虽然赫斯在第一国际中还是坚定地支持马克思的。
[1] 见：M.赫斯：《罗马和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16页。
[2] 见M.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51页。
[3] 同上，第62页。
[4] 同上，第64页。
[5] M.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79页。
[6] 同上，第77页。
[7] M.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153页。
[8] M.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96页。
[9] 同上，第107页。
[10] 向上，第156页
[11] M.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301页。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1979年，人民出版社，第120页。
[13] M.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184页。
[14] 同上，第153页。
[15] 汉森，（吉斯道夫·冯·梅维森lì，柏林，1906年，第1卷，第93页。
[16] 《赫斯通讯集》，第80页。
[17] M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12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部分，第9卷，第1册，第23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4页。
[20] 《赫斯通讯集》，第10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1页。
[2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1979年，第2页
[23] 见《赫斯论文集》，第199页。
[24] 同上，第200页。
[25] 同上，第202页。
[26] 同上，第207页。
[27] 见《赫斯论文集》，第207页。
[28] 同上，第210页。
[29] 同上。
[30] 同上，第214页。
[31] 见《赫斯论文集》，第217页。
[32] 见H.阿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巴黎，1957年，第107页。
[3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1979年，人民出版社，第77—78页。
[34] 同上，第73页。
[35] 《赫斯通讯集》，第103页。
[36] F.希尔特：《海涅通讯集》，慕尼黑和柏林，1917年，第2卷，第469页。
[37] 赫斯给卢格起的绰号。
[38] 赫斯：《格拉齐安诺或A.卢格博士在巴黎》，载《社会》.1931年，第1期，第178页。
[39] 同上。
[40] 《赫斯论文集》，第210页。
[41] 同上，第330页。
[42] 见《赫斯论文集》，第339页。
[43] 同上，第345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38页。
[45] 同上，第438页。
[46] 见：《赫斯论文集》，第313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1页。
[48] 《赫斯论文集》，第331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5页。
[50] 《赫斯论文集》，第334页。
[51] 同上，第335页。
[52] 同上，第339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8，449页。
[54] 《赫斯论文集》，第331页。
[55] 同上，第337页。
[56] 《赫斯论文集》，第345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0页。
[58] 见《赫斯论文集》，第333页。
[59] 同上，第335、 341页。
[60] 同上，第330页。
[61] 同上，第331页。
[62] E.齐尔贝纳尔：《莫泽斯·赫斯的活动），1（年鉴》，第431页。
[63] 《赫斯论文集》，第366页。
[64] 4泌斯论文集丁，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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