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第三章殖民地解放运动底新估价
此次中日战争倘若是单独进行的战争而非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部分，不仅未曾纠缠于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在此期间并没有帝国主义战争——那么在中国方面说，这个战争具有客观的进步意义么？
我们在前章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未曾加以答复。现在试来答复它。
这个问题并没有现实的意义，因为现行的中日战争并不是单独进行的战争，在此期间不仅已经有了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已经纠缠在帝国主义战争里面为其一部分了。我们无须根据假说的条件来决定我们的行动路线。但这个问题现在还含有理论的意义，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从理论上推广起来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中日战争问题，不仅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战争问题，而且是一般殖民地解放运动价值问题。
第一节 殖民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位置
首先应当指出来的，即是：我们现在要论的乃是殖民地问题而非民族问题。或者说：民族问题中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其对象不是一般的民族压迫，而是与一般民族压迫有别的殖民地压迫。
民族压迫，及为反抗此压迫而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几乎是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就存在了。经济史上各个时代不同，民族压迫和运动底性质及其表现的形式也不同。近代史上的民族运动含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即是以创立“民族国家”为目的；“民族国家”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从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出来时一种最适宜的组织形态。可见近代的民族运动与过去一切时代的民族运动都不同，即近代的民族运动乃是资本主义解放运动，其反抗的对象是封建的压迫，其发展的前途是资本主义。这种民族运动，过去时代是不会有的，因为资本主义乃是近代的产物，倘若我们不把简单商品经济或甚至商业资本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话。未来时代也不会有这种民族运动，因为那时将没有资本主义了。近代民族运动，我们可以从尼德兰独立算起，到了一八七一年德意二国统一完成就算结束了，现在欧洲诸小国求独立的努力，如波兰，捷克及巴尔干诸国底运动可说是那个大运动之余波，还相当带着那个大运动底性质和形式。
“民族国家”本为生产力活动底最有利形态，后来变成了生产力本身底桎梏，跟着，民族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作用也就改变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如何估计民族运动底价值，以及如何利用此运动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工具——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上久已讨论过的，而且讨论得很详尽。我们无须把自马克思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各种意见及其达到的结论在这里写出来，因为我们认为这对于我们现在所说到的问题没有关系，或只有间接的关系。
我们现在说的是殖民地问题。同民族问题比较起来，这是颇为新近的问题。帝国主义底若干特性，如列宁所分析的，我们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可发现到了，但这并无害于我们将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底最后阶段”，将帝国主义时代看做是从十九和二十两世纪之交才开始的；同样，欧洲先进国之侵略亚洲落后国，资本主义国家之经营殖民地，虽已有三四百年历史了，但这也无害于我们将殖民地问题当作帝国主义时代底特殊问题来看。[1]现在我们所称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乃是指近东和远东诸落后国而言的。这些国家底图谋脱离欧洲诸大强国而独立的运动，确实是新近的事，发生于本世纪，甚至发生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文献上之提出和讨论殖民地运动问题，至今不过有二三十年历史罢了。
马克思主义文献上虽然时常拿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说，比较着说，但从未曾将这两个问题完全混同起来。这并不难解释。因为民族运动主要是资本主义初期的运动，其反抗的对象主要是封建的关系，其发展的前途则是资本主义；反之，殖民地运动则主要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临死期）的运动，其反抗的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且是帝国主义关系，其发展前途则不一定是资本主义。谁在这两种运动之间只看出量的差异而未曾看见质的不同，那他就不会拿马克思主义方法处理任何问题。
“共产主义宣言”中，以及一般马克思时代中，可以说，只提出民族问题而没有提出殖民地问题。托洛茨基在“共产主义宣言第九十周年纪念”一文中指出宣言中没有说到殖民地这个事实。他解释说：
“宣言叙述了资本主义怎样把落后的与野蛮的国家牵入其漩涡，但不曾提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只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至少在居于领导地位的文明国家’之社会革命，只是几年以内的事，所以他们觉得这些被压迫的民族不需经过独立的斗争，只要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得到了胜利，自然会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因此，宣言根本就没有说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战略问题。”
托洛茨基这个解释是很重要的，不仅对于“共产主义宣言”之没有提出殖民地问题来说，而且对于我们现在解决此问题来说。
第二国际成立已临帝国主义时代，客观事实将殖民地问题很迫切地提出来，不容不表示意见了。譬如巴塞尔大会底宣言就曾明白表示对于殖民地问题的意见。在此宣言中，第二国际属下各国的党允许以革命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但从未曾主张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应当直接援助本国属下殖民地底革命运动，更未曾做过甚么实际的援助工作。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上第一次指出殖民地运动对于世界革命之重要，第一次提高殖民地人民反对外国压迫者的革命，至于与先进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压迫者的革命同等的位置，第一次主张先进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事实援助殖民地底革命的解放运动。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成就于这样一个时代，此时既有先进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未发展的落后的被压迫的民族底一连串的民主革命的及民族解放的运动。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底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事实昭示我们，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旁边还有一连串很少发展的或经济上全未发展的民族。”（见俄文《全集》第八卷第三六九——三七〇页）
他对于殖民地问题的意见集大成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中。
这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上极重要的最常被人征引的文件之一，过去和现在都曾被人奉为殖民地革命之理论的指导的，将来仍要被人奉为指导。这提纲除了列宁自己起草的十二条之外还有印度马克思主义者鲁易起草的九条作为补充。列宁提纲兼论一般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鲁易提纲则专论殖民地问题。
列宁从殖民地解放运动底重要性出发，主张共产国际应援助这个运动；但认为这个运动含有“改良主义的”和“革命的”两种倾向，因为近来帝国主义也尽其可能在殖民地造成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了。宗主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资产阶级之间常有一种协调，共同去压迫一切革命运动，我们所以不能无条件赞助殖民地解放运动，
我们“共产主义者赞助这个运动，至少须当这个运动是真正革命的，其代表人又不反对我们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和组织农民以及一般被剥削的广大群众的时候，否则共产主义者也要反对殖民地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列宁在大会上的演说）“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底革命运动成立一种暂时的合作，甚至联盟，但不可与之混合，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那怕这运动尚在萌芽形态。”(见《提纲》第十一条第五项）
热月党人自以为遵照列宁这个提纲来领导中国革命，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如何不合事实了。中国第二次革命反映出来的共产国际政策，乃是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为能真正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不仅是革命底动力而且是革命底领导，工人和农民应当受它领导，无产阶级先锋共产党应当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服从其纪律，至于无产阶级目己的要求，则在革命未完成以前不可提出来，群众若是事实上有“过火”的行动，共产党不仅不可领导之，而且要制裁之。
列宁底提纲中只说我们要赞助殖民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只认为殖民地解放运动是革命的。不错，他认为“每一民族主义运动无疑只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见他的演说），他的提纲草案上本来说我们要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后因为这个名词有抹煞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区别之危险，他才放弃而代之以“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但是无论如何他仅指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革命的，他从来未曾指示殖民地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他说殖民地解放运动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他的意思很明显，“因为落后国人民广大群众是农民组成的，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底代表人。”（见他的演说）换一句话说，他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乃是指殖民地农民运动而言，而非指殖民地资产阶级运动而言。即使为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之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比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进步些，但无论如何中国资产阶级决不会比俄国资产阶级更革命些，整个的中国革命就是明显的证据。这是因为俄国和中国走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候，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了，“代表”此革命的再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了。为了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原故，便主张赞助资产阶级，承认资产阶级底领导权，这正是孟什维克派底主张。所以共产国际在中国所行的乃是一种孟什维克派政策，而且是比真正孟什维克派在俄国实行的更卑鄙的政策，因为俄国孟什维克派尚未曾加入立宪民主党，接受其主义并服从其纪律呀。
托洛茨基站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反对斯大林派这个孟什维克主义。他反对那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观点，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要求“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底独立性，那怕这运动尚在萌芽形态。”
托洛茨基第一次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输入于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之中，但同时他也输入不断革命论于殖民地问题里面了。他在俄国革命问题上过去和列宁争论的，乃是他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而且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完成这个革命。现在他把这点认识也应用到殖民地革命问题来了；他认为殖民地解放运动也能够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而且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完成这个运动的。这一点认识乃是列宁在他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之中所未曾有的[2]。
第二节 列宁提纲以后的殖民地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理论的贡献至托洛茨基为止。但是这个问题尚未耗竭其理论的内容，恰好相反，它还在发展之中，可以说还在发展初期哩。新而又新的殖民地事变：革命和战争，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继续予这问题以密切的注意，分析其经验，归纳其教训，填补过去的缺陷，必要时改正过去的错误。
托洛茨基以不断革命论立场填补列宁提纲底缺陷，如前节所说的——这不仅因为俄国革命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本是他提出的，是他几十年间为之斗争的，而且因为他比列宁多活多年，及见殖民期诸大运动，且有机会分析其经验，归纳其教训。
我们切勿忘记他之把不断革命论一般化为落后国通用的公式，乃是他分析了失败的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果。在他以前，齐诺维也夫已经分析了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后的殖民地运动。
一九二七年俄国共产党内争论中国革命问题时候，齐诺维也夫提纲代表了左派反对派当时的意见，正如斯大林提纲代表了新热月党意见一般。当时齐诺维也夫一派和托洛茨基一派是联合着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所代表的官僚层的。托洛茨基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演说，替齐诺维也夫提纲辩护。这提纲现在收集在托洛茨基底《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新版中文本第九九页——新注）作为卷一第一篇附录。我们切勿因齐诺维也夫之为人轻视了他这个提纲底意见。
齐诺维也夫提纲分析了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落后国和殖民地底民族解放游动，认为并非每个运动都是革命的，其中有些且是反动的。
民族解放运动能是反动的么？习惯于资产阶级教育和斯大林理论的人，听到这话一定要骇怪起来。但马克思主义者，以真名称呼实物，决不会骇怪。
这提纲分析了四国民族解放运动：芬兰，波兰，土耳其，波斯。我们姑略去芬兰和波兰，而抄录关于土耳其和波斯的几段于下。因为这两国连同中国，印度，埃及，最常被人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典型的。
“土耳其供给我们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在一个长久时间之中，无疑具有革命性质，完全配称为一种民族革命运动。它反对国内旧封建制度，反对苏丹政制，反对帝国主义，尤其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个运动激发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之下也激发了土耳其工人阶级。当时的凯末尔党有几分像今日的国民党。（但是一刻也不要忘记了土耳其工人阶级比中国工人阶级弱得多了。）凯末尔党有它的‘人民委员会议’，表示它与苏维埃俄罗斯一致等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凯末尔打了一个电报给齐赤林，简直说：‘我深信将有一天西方工人和亚非两洲被压迫人民会觉悟国际资本在利用着他们互相毁灭和奴役的，只为了他们的主人底利益，到了那一天，全世界劳动群众底心都浸透了对于殖民地政策罪恶之认识时，资产阶级底权力就要完结了。’但这并不能阻止同一凯末尔不久之后去切断共产党领袖们底咽喉，去驱遣劳动运动入于秘密状态，去减少土地改革至最小限度，去在他的内政上沿着一条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道路走去的。所以有此结果者，是因为土耳其无产阶级太弱，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阶级权力，不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帮助农民，不能成立土耳其革命底一个指挥中心不依赖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军官的。现在凯末尔运动已经不是一种民族革命运动了，已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了。土耳其底民族统一是照‘凯末尔方式’，即资产阶级方式，进行的，正如德国民族统一当初是照‘俾斯麦方式’完成了一般。土耳其底民族运动并未曾直接生长为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相联系的一种革命运动。
“在波斯，民族解放运动口号初期也是有财产阶级喊出来的，但以后转变为反面，成了理查汗底军事法西斯王国，在某种限度之下这个王国实是英国底工具。在‘民族统一’和‘进步’（‘中央集权’‘近代化’）口号掩饰之下，农村维持了一种农奴制，而劳动者政治上不满意之最轻微的表示也都要受压制的。
“这类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从印度，埃及等国民族运动历史之中寻得出来，尤其在帝国主义战争当中及以后几个年头时候。”（参见新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一〇〇页——新注）
从这些经验，齐诺维也夫得出教训道：
“当民族解放和统一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时候，即使有广大的规模，到了某个时期也要走上资产阶级反动道路的。近十年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整个说来，固然也贡献了不少力量去摇动帝国主义基础；可是过去几年那些民族运动底具体过程和结局必须使得国际无产阶级先锋以清醒的头脑明白这个事实，即是：民族运动绝非始终具有一种性质的，当它还在资产阶级领导底下时候，它绝对地要于某些时期发挥一种反无产阶级的作用，它要成为帝国主义工具。”
这提纲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写的，刚刚写好就发生了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的事情。其中分析的诸落后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为当时尚在进行的中国革命做镜子用的。
可是上次大战后最大规模的最富于教训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底具体过程和结局无须在这里多说，总之，它至少证明了：殖民地解放运动，如非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非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则不能达到成功，则没有进步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下说还有反动的意义。
第三节 殖民地运动底新教训
中国革命结局证实了齐诺维也夫提纲在此革命过程中分析其他殖民地经验所得到的教训。但不仅如此，比土耳其和波斯运动更深刻多倍的中国革命还给了我们以新的教训，以此教训为基础我们也许可以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问题上更前进一步的。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殖民地问题以系统的理论意义提出来的，始于列宁。列宁底学说全部包含于他的有名的《提纲》之中。这《提纲》底基础是什么？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演说此问题时自己说道：
“我们的提纲底最重要的根本的观念是什么呢？那就是区别被人压迫的民族和压迫人的民族。与第二国际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把这个区别指出来。……将民族区分为压迫人的和被人压迫的两大类——这个思想贯串了各条的提纲，不仅贯串了我自己起草的那几条提纲，而且贯串了鲁易同志起草的那几条提纲。”
他的提纲底第一条，特意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底本质，从平等观念底来源，这一类纯粹的抽象原则问题说起，正是为了供给这个“区别”以理论的前提。
世界上各个民族相互间不是平等的，有些民族居于压迫人地位，有些民族居于被人压迫地位，这两种民族在许许多多方面都不相同，无产阶级政党在许许多多方面应当运用不同的政策对于这两种民族——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列宁千万叮咛要我们区别这两种民族的，除了以上这些真理之外，他还根据着一个极重要的观念，即是他将构成整个世界革命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配合于两种地位不同的民族：在压迫人的民族方面，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在被人压迫的民族方面，至少在殖民地方面，革命则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在某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正是为了这个观念，列宁才如此重视这两种民族间之区别的。
托洛茨基起来纠正这个观念，他认为殖民地革命之能达到成功，哪怕只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也非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可。无产阶级专政及为建立和保持此专政所必需的若干社会主义设施，就使得殖民地革命也带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不断革命论打破了大党纲和小党纲之区别，同样也打破了成熟了社会主义条件的国家和尚未成熟社会主义条件的国家之区别。它也站在革命性质观点上打破了列宁这里指出的压迫人的民族和被人压迫的民族之间的区别么？还没有。托洛茨基不过在我们上述的意义之下承认殖民地革命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而已，但他仍旧认为这种革命与先进国革命是两样的，即先进国无产阶级主要地凭靠本阶级要求发展革命，到了高潮时候走上政权；殖民地无产阶级则主要地凭靠广大民众底民族解放要求发展革命，在此解放运动到了高潮时候走上政权。凭这一点不同，他也是重视这两种民族间之区别的。他在《不断革命论》中说道：
“在殖民地国家，由于土地问题之尖锐，由于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所以稚小而数量相对地不多的无产阶级在民主民族革命基础之上能够比先进国无产阶级在纯粹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更早些走到政权。”
这里我们看见，托洛茨基虽认为殖民地革命要达到成功也须带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但他觉其凭靠的基础是与先进国革命不同的：前者是民主民族革命，后者是纯粹社会主义革命。
殖民地革命将凭靠那与先进国革命不同的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已经十月革命证明了的。不错，俄国不是殖民地。但俄国革命已经需要凭靠那与先进国革命不同之基础，比俄国更落后的殖民地革命自然更需要凭靠那与先进国革命不同之基础了。
俄国革命所凭靠的基础主要是土地革命。殖民地革命所凭靠的基础，则托洛茨基以为主要是民族革命。试拿中国做例。托洛茨基说：
“在中国，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问题底比重大过于土地问题。……中国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农奴制度可说是与资产阶级剥削制化合起来。”（见《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又说：
“俄国土地革命远比中国土地革命为深刻，为了中国土地领有制之历史条件原故。”（见《致勃雷奥卜拉顺斯基信》《中国革命问题》新版第一五九页——新注）
在土地革命上俄国虽比较中国深刻，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经验还是教训我们：中国无产阶级仍将凭靠土地革命基础之上走到政权。这是中国革命与先进国革命不同之点，然而这也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共同之点，并非殖民地革命底特点呀！
要说殖民地革命在这方面有个特点的话，则必须认为它所凭靠的主要是殖民地解放运动——不是土地革命，不是一般的民族革命，而是殖民地民族革命。
可是过去的中国革命经验并未曾给我们以这个教训，恰好相反，它教训我们：在这革命中殖民地民族革命成分是很弱的。这个革命惟有最初阶段是反帝国主义的；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上海香港等地抗议帝国主义屠杀的大罢工，各校学生底爱国示威等等。事变发展如果仅以这个阶段为限，则我们不能称之为革命。无论各大城市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如何汹涌，无论各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国情绪如何热烈，但事情距离武装暴动还远得很哩。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决不能凭靠这个运动走上政权。幸而这个革命并不以此最初阶段为限，它还发展下去，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规模。这个发展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扩大和高涨么？不是的。在革命底往后阶段，即包含着国内战争和武装暴动的阶段，其对象都不是外国帝国主义（除了汉口占领英租界一件事情以外），而是本国统治阶级：北伐，上海杭州等地工人响应北伐军的暴动，各地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底加薪和算账运动，湘鄂赣诸省农民底土地革命，以及后来上海屠杀，武汉反共，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等。倘若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次革命中能够走上政权的话，那只能在往后阶段，而不能在最初阶段，只能凭靠那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运动，而不能靠那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
中国革命教训我们：殖民地广大群众一经觉醒起来，其斗争底对象也是内敌重于外敌的，也是阶级斗争重于民族斗争的。
这里，一些迂腐的学究一定要出来纠正我们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不可以机械地对立起来压；中国革命之转入反对内敌的国内战争和武装暴动阶段，正是民族斗争之更高一层发展的，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乃是外国帝国主义底代理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必须先反对他们才能反对帝国主义；此时革命乃是以阶级斗争手段去追求民族解放目的的。
即令如学究们所说的，但至少我们也应当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殖民地革命含有一种特性，于开始直接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后，不能不改变方向，暂时把帝国主义自身放置一旁，而去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之代理人了。这话就是说：惟有反对国内统治阶级（帝国主义代理人）才能使殖民地解放运动发展至于革命规模的。
然而把这一切阶级斗争事实都还原为民族解放运动——这个观点是错误而危险的。资本家和地主也正是根据这个观念来辩护他们的屠杀工农，他们说：他们是真正追求民族独立的，但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斗争妨害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不错，资本家和地主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不能对帝国主义作彻底的斗争。但事实上，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要求本国资本家加薪时，果真只为资本家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么？农民向地主夺取土地时，果真只为地主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么？或者这样说不是更妥当些么，即：工人和农民底斗争首先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利益。
在土地问题未曾解决的国家，无产阶级所以能够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夺取政权者，是因为土地问题关系着一种实在的利益，即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底利益。如果说殖民地无产阶级能够主要地凭靠民族解放运动基础上夺取政权的话，必须承认殖民地有个实在的民族利益，超过于农民利益或至少与之相等的。
一般的民族利益是实在的么？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即当资本主义初期典型的民族革命时代，一般的民族利益是实在的，此时“民族国家”具有进步的意义，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底发展，一切有利于“民族国家”的运动在历史上说都是进步的。此时的实在的民族利益，最后分析起来，固然就是资产阶级利益，但因此时资产阶级本身是进步的，而此时历史又谈不上拿其他的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拿其他的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所以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底利益就成为全民族底利益了。
殖民地底民族利益是实在的么？不，殖民地民族利益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殖民地压迫是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压迫，在此时代“民族国家”已成为反动的制度，资产阶级已成为反动的阶级，世界无产阶级底社会主义革命已提出于议事日程，资产阶级利益已不能代表民族利益了。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压迫并不能缓和殖民地内部的阶级斗争，使之一致对外，反而使得这个阶级斗争更加剧烈起来。殖民地已经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为“四阶级”或“三阶级”所公有的。殖民地革命中所表现的只有互相斗争的各阶级利益，而没有什么民族利益。
人们往往拿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相提并论。这话若是指一般的民族问题说，自然是对的，因为确有民族利益存在，同农民利益可以相比。若是指殖民地民族问题说，则不能相比了。土地问题关涉于一个人群——农民——底利益。在严格意义下农民并不是一个阶级，可是共同的农民利益还是存在的，俄国革命曾有一个阶段，全体农民联合着对抗贵族地主，即使中国农民分化得比俄国更深刻，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贫农仍有共同利益可言，为此共同利益而作的斗争仍能发挥巨大的力量。民族问题究竟关涉着什么特殊的人群呢？照其名称说来，它并非关涉着特殊的人群而是关涉着全体民族，现在说来就是关涉着互相敌对的一切阶级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个特殊的人群来代表民族利益，所以民族利益成为虚幻的而非实在的，所以在这方面说民族问题不能和土地问题相提并论的。
有人拿农民来代表民族，认为殖民地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因此殖民地民族利益其实就是农民利益。这话如果是对的，那么殖民地民族问题就消融于土地问题之中了。[3]
又有人拿工农“两阶级”来代表民族，认为工人和农民底共同利益就是殖民地民族利益。但是工农底共同利益将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只有从工人领导农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上面表现出来。如此，民族问题就消融于社会主义革命之中了。
总而言之，民族解放运动在上次中国革命中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事实是可以拿这时代阶级斗争剧烈因之没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可言来解释的。既然如此，从今以后我们就应当把殖民地革命在性质上看做与非殖民地革命相同的了。一切革命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都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本质上都须是无产阶级运动，仅因各国土地问题解决了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了。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上又不是无产阶级运动，那它还有客观上进步意义么？
我们可以回答：没有。因此，此次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的对日战争，即使不纠缠于帝国主义大战之中，也是没有客观上进步意义可言的。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回答。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有客观上进步意义的，就是等于说这个运动不是，而且不能是，无产阶级底革命运动，因为否则不是客观上而是主观上有进步意义的了。这个主观上没有进步意义的运动，为什么客观上有进步意义呢？因为它客观上能够掘毁帝国主义底根基，即阻塞了帝国主义国家底商品出路和原料来源。
能够掘毁帝国主义底根基，自然是进步的。但这里说的帝国主义乃是指整个帝国主义制度，而非指某一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这个帝国主义国家衰落了或崩渍了，哪个帝国主义国家起来占据它的位置，这仍然无损于帝国主义制度，不能算掘毁帝国主义根基的。
倘若殖民地运动本质上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便这运动能够成功，即能够脱离某一帝国主义国家而独立，那么只有两条路摆在它的面前：或者它本身发展资本主义，不久自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如过去的美国，但在现时代极少可能的），或者它落入于另一帝国主义国家之手，仍旧处于殖民地地位（此次大战中如果没有革命起来干涉，则大多数殖民地都要走这个命运）。在这二种情形之下，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失去这个殖民地，缺乏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原故，趋于衰落或崩溃了，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仍旧是没有损伤的。这种殖民地解放运动，仍旧不能掘毁帝国主义根基，即仍没有进步意义，连客观上进步意义也谈不上。
在这里，客观上进步意义和主观上进步意义是分不开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必须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不会转成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底殖民地，也才不会自己发展资本主义，以至帝国主义。换一句话说：必须这个运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如此说来——读者也许发问道——帝国主义国家底无产阶级，遇着本国属下的殖民地发生民族解放运动时候，必须有保证这运动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肯加以援助的么？
那又不然。每个国家无产阶级首先要反对本国资产阶级，首先要推翻本国资本主义，不管这革命行动是否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它应当无条件地援助本国属下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不管这运动是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或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的，也不管这个殖民地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或沦落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手，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底殖民地，因为无论在那种情形之下，削弱本国帝国主义底力量，掘毁其根基，总是可以做到的，总是有利于自己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底无产阶级应当无条件援助本国属下殖民地民族运动——这正是列宁底教训，正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底主要结论呀。
但是殖民地无产阶级则不能站在无条件援助本国民族解放运动底立场。它应当反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和更换主人前途，应当努力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前途。
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无产阶级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立场虽然不同，但都是正确的。倘若掉换了立场，倘若殖民地无产阶级无条件援助本国民族解放运动，不管是否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倘若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对于本国属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以无产阶级领导为援助条件，那么两方面都是背叛本阶级利益的。
两种国家底无产阶级对于同一运动之不同立场，都是从同一个原则出发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说的一句话：《每个国家无产阶级首先要清算本国资产阶级》。
[1] 按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第二条内也有过“财政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殖民地奴役制”的话。
[2] 读者也许要问道：十月革命既然证明了托洛茨基在革命前的认识是对的，列宁自己也曾向越飞表示托洛茨基当初的认识是对，那么列宁为什么不把这个业被革命证实的认识写入他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去呢？这问的话等于说：列宁为什么不把俄国底不断革命论一般化为落后国通用的公式，为什么不把它推广于殖民地。不错，列宁未曾将十月革命这一点经验一般化。但是列宁写他的提纲时，托洛茨基自己也未曾将他的不断革命论一般化呀。这一般化，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是一九二八年以后的事情。
[3] 按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讨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时，列宁演说道：“无疑，每个民族运动只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落后国人民广大群众是农民组成的，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底代表人。”由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列宁心目中的殖民地民族运动，本质上就是农民运动，如此说来，殖民地民族问题也就可以消融于土地问题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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