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第二章中国革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争
以上我们叙说了不断革命论——如其实地叙说它，即按照史的发展一步步说它如何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后由马克思提出来，如何被人忘记了半个世纪，如何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由托洛茨基复活起来，俄国革命者如何争论它，俄国革命如何证验它，革命以后它又如何成为世界革命问题争论之焦点的；此外，我们又叙说了托洛茨基如何应用它于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和两革命间时期底策略问题。总之，我们是把它联系于某一特定的革命（德国革命，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底具体条件来叙说它，而避免把它说成一种“超历史法则”，即脱离了特定的具体的条件之一种通用公式。不仅不断革命论而已，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根本反对被人视为一种通用的公式。
革命者——这里说的是以不断革命论为革命纲领基础的革命者，因为经过十月革命证验之后，我们敢断定真正的革命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要走到不断革命论——革命者底任务并不在于熟记不断革命论底公式或其应用于德俄中三国具体条件所得的结论，而必须将此理论与新的条件联系起来，证验它，充实它，做出新的结论。
第一节 战争时期要求特别的策略路线
今日的中国离第二次革命失败已有十五年，但尚未至第三次革命，尚望不见革命底曙光。此时，我们无疑地还是处在“两个革命间的时期”，还是处在黑暗的反动之中。但同时我们离中国开始战争时也已有五年了，离世界开始战争时也已有三年了。我们是在“两个革命间的战争时期”。
两个革命间的时期并不抹煞不断革命论之应用于中国，但它要求一种特别的策略路线，即民主运动路线，与此时期相适应的；同样，战争时期一般也不抹煞民主运动路线，但要求一种更特别的路线，适应于战争的条件——这个战争路线决不会与平时民主运动路线相同，有时甚至呈现为完全不同。
同在两革命间的反动时期，有战争条件和无战争条件底差别是很大的。第一，战争催促革命到来。列宁说：“凡经过革命高潮时代和革命低落时代之多年的革命斗争出来的人，都会知道：革命终归是要再起的。”不错，但是何时起来和怎样起来，在平时条件之下还是渺茫的，统治阶级依靠国外的和国内的援助，如能应用灵活的政策并能利用革命的党底主观错误，则虽不能消灭革命，却能尽量长久延缓革命底再起；但在战争条件之下则此便利不复存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一天比一天加重，被统治者地位一天比一天恶劣，不满和怨望愈积愈多，革命再起底时间和方式，平时视为渺茫的，此时已变成可捉摸的了。第二，革命准备，平时依赖于主观的努力较多，战时依赖于主观的努力较少。在战争条件之下，各种自由被剥夺了，宪兵特务威权高于一切，统治阶级扑灭任何初步的反抗尝试，革命运动不能不在潜伏中进行，其成熟往往不是政府所及知的，革命的党，甚至革命群众，也往往不知道革命已经成熟到只消几个星期或几日就可把威风凛凛的统治政权推翻了。俄国二月革命那五日以前谁能知道革命业已成熟呢？不仅二月革命如此，凡是在战争状态中爆发的革命都多少带着突然性质。第三，民主运动，如果指要求各种自由，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及召集国民会议一类而言，则在战争条件之下，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平时预计的那种效力。两个革命间的反动时期我们不能从组织苏维埃开始，必须以可以实现的国民会议口号为号召，为的引导工人及一般群众去参加政治生活；但是在战争条件底下，国民会议之无实现性差不多同苏维埃一样的，并不能发挥引导群众走上政治生活之作用。政治形势如果改变至于能够实现国民会议，那也就不难实现苏维埃了。第四，民主运动如果是指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而言，则在战争条件之下比平时更加迫切了。但是这二个任务，战时也比平时不同，即自始就不能出之于政治上和平的民主运动，而更加密切地与革命联系起来了。
战争使得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更加与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同时也就增加了中国无产阶级底力量，增加了中国无产阶级比先进国无产阶级更早些走到政权底可能性——这一方面证明了不断革命论根本原则之正确，他方面也并不违背“两革命间时期”的民主运动策略，只消把这策略解释为无产阶级将凭借这二大“民主任务”去发动革命，而不似以前那样解释为“国民会议运动”便够了。
凡以为中国仍处在两个革命间时期所以我们只能做国民会议运动的人，似乎是忠实于托洛茨基“手定的”策略路线，其实是违背托洛茨基精神的，正如当初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派”忠实于列宁“手定的”口号而违背了列宁底精神一样。托洛茨基自己对此早已有警告了。他的《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任务》（一名《中国反对派纲领》）一面提出民主运动策略，一面就警告我们说：
“共产主义反对派不受现成的死板系统所束缚，他们的任务是硏究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底实际发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缩当与每一新阶段实际环境相适应。”（见《中国革命问题》新版第二四一页——新注）
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都陷于战争的今日，而战争条件又与平时条件有种种上述的差别，[1]此时如仍死守平时条件下的策略路线，那真应当放到“老托派”博物馆去了。
第二节 中日战争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上面所分析的战争条件还是就一般战争说的，但是现在事实上正在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是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一点，不仅没有减轻我们要求采取特别策略路线的意义，反而更増加了这个意义。
但是在这战争时期，中国底革命的党应当采取什么策略路线呢？分歧便从此问题发生了。
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曾提到中国不断革命论者之中自始即存在了一种倾向，将民主“物神”化，有些人把这倾向发挥至其逻辑的归宿，因之脱离了不断革命论，有些人则尚发挥至半途，尚留恋于不断革命论，误解之或曲解之。但这两种人在这点是一致的：即他们对于当前的战争都采取保卫主义路线。
保卫主义底谬误——从论据上说，不是从阶级关系上说——起于否认中日战争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部分。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开战起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德波开战止，这二年间，他们根本把中日战争看做与世界大战无涉的独立进行的战争；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德波战争起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日战争止，这二年间，他们虽承认世界大战事实，但认为西方和东方两组战争不过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罢了，根本是各不相涉的；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日战争起，这“两组战争”已事实上纠缠为一了，他们虽承认这个纠缠，但仍认为中日战争仍旧保持着独立的性质，不是帝国主义大战底一个部分。这三个时期中，他们关于中日战争的说法无论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这个战争不是帝国主义大战一个部分，而是一方帝国主义，他方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是独立地进行的战争，现在仍是独立地进行的战争，在中国方面说则是民族独立的战争。因为中国作战含有特殊的目的，与其他国家之参加战争不同。
说是中国作战含有特殊目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是不能否认的。但也无人能够否认：其他国家之参加战争都是各自含有各自的特殊目的。姑不提起所谓侵略国家底侵略目的，而仅从所谓被侵略国家底观点来看；波兰底参加战争是为了保存但泽和走廊，罗马尼亚底参加战争是为了收回已失的领土，埃塞俄比亚底参加战争是为了恢复故国等等。帝国主义战争归根结蒂自然是出于民族国家疆界不能容纳过分发展了的生产力这一个原因，但这原因表现于各个国家（不仅生产力发展过分的国家，而且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国家）便成为各个国家底特殊问题，便成为各个国家参加世界大战底特殊目的。中国作战底特殊目的也不过是日本及诸大强国生产力发展过分而中国生产力发展不足这个原因之表现罢了。
中国作战的特殊目的不会比其他各国参战的特殊目的更加特殊么？中日战争在世界战争中的地位，不会比德波战争，英德战争，美日战争，英伊战争，意希战争等等更加特殊些么？也许。但即令如次，也不过是量的差异罢了，未能影响于质的差异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底时代，我们应当以比前不同的眼光去估定这时代事变底价值，我们应当知道这时代稍微大一些的事变都含着世界意义的，都是与世界战争或世界革命有关联的。自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革命浪潮渐次衰歇了以后，各国帝国主义政府便暂时搁置了对于革命的顾虑而专心从事分割世界的斗争。二十年来各国政府底种种活动，从外交，军事，政治，经济以至于文化，一言以蔽之曰：准备第二次世界战争一国政府，连一件比较小的设施都含有世界战争意义哩，何况兵戎相见的事情，更何况如此大规模的中日之间的战争？根据战争，革命，都是资本主义定期的危机之结果——这一个法则说来，则我们此次大战可以追溯其近因于一九二九年的全世界经济危机。危机中损耗的财富，仅就美国一国来说，有人估量，已经等于或超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战中的全部损耗了。这个危机更具体地更积极地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于各帝国主义政府底议事日程。中日战争起因于一九三一年满洲事件。但这事件含有什么意义呢？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以及后来侵占华北，仅仅表示帝国主义的扩张领士，如过去几世纪来对于印度近东中国及非洲诸地的殖民地战争么？不是的。日本此次的侵占中国领土自然含有英国当初侵占印度的意义。但如果仅仅拿这个眼光去看十年来的“满洲事件”或“中国事件”，那就是皮相之见。所谓“中国事件”，从“九一八”算起，首先含有日本帝国主义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备战的意义超过了普通扩张领土的意义。这点，以前也许不很明了，但自从太平洋开战以来，就明白表现在我们面前了。只有瞎子或为成见所蔽的人，才看不出这个意义，才不从这方面去思考。一九三七年所谓“全面战争”开始至今，我们也已经明白可见这远东战争不过是两大阵营帝国主义者未曾开始主力战以前一种前哨战罢了。轴心阵营之一员日本和民主阵营之一员中国交战二年之后再爆发德意和英法之间的战争。
其实不仅中日战争而已，十余年来规模稍大的战争，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都含有世界战争意义的，都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一部分。意大利之进攻埃塞俄比亚，扩张领土意义还是超出备战意义的；但德意二国之出兵西班牙则几乎完全是备战意义了。然而这二次战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都未至一九三九年主力战时候就结束了，形式上都与此次世界大战无关，都是独立进行的战争。这个特点，在我们分析事变时候，并非不重要的，并非不值得顾虑的。但是我们绝不可为这个特点而否认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为此次大战底部分，不过我们应当赋与这“部分”二字以更广泛的意义。这二个战争之为此次大战底部分，不同于中日战争之为此次大战底部分。
然而中日战争之为此次大战底部分，亦不尽同于德波战争或意希战争之为此次大战底部分呀！德波战争或意希战争，一望而知决不会在两大阵营主力战以前结束，它们本身就是主力战底部分；但中日战争，若不经过具体条件底分析，我们就不能贸然断定它绝对不会于两大阵营主力战之前结束的，如西班牙战争一样。首先，中日战争比两大阵营主力战争早爆发二年。
中日战争要成为形式上与此次大战无关的战争，必须：第一，爆发时候，两大阵营底准备尚不充分，尚须等待较长久时候，总之其间相隔须不止二年；第二，中国革命潜力大至于如此程度，能趁战争爆发机会崛起，转变此战争为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迅速击败日本。或中国胜利，或日本胜利，结束了战争，此时两大阵营底主力战尚未开始，如此中日战争就可成为单独进行的战争，形式上不是世界大战底一部分了。结束之后，到了两大阵营主力战时候，中国和日本也许仍要参战的。如今日的埃塞俄比亚和明日的西班牙，但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我们试看这两个条件存在么？
现在我们有了这五年战争事实可供判断，比较战争发生当时便利多了，对此问题是能够给予确定回答的。
第一，一九三七年中日发生战争，恰巧在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战争准备将近于成熟的时候，不能给予五年或十年时间让这远东战争独立进行。远东战争反而催促了世界大战底爆发。中日战争发生之后一年，德国就准备成熟了，决心发动大战，但英国尚未成熟，不得不于慕尼黑让步以换取一年的准备时间。这件事给予中日战争以意外的影响，不仅大战因之延迟了一年，而且太平洋部分的战争也因之延迟了三年。日本占领上海香港新加坡的准备早已于一九三八年完成了的，倘若慕尼黑妥协不成功，当时就为捷克问题爆发大战，日本在太平洋决不会如此三年之久守中立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德苏协定，三国防共协议立刻生效。日英在太平洋战争一发生，美国也就不能长久守中立了。中日战争之所以被人视为独立进行的，慕尼黑之功并不少。但我们知道，慕尼黑无改于此次大战底性质，因之也就无改于中日战争之实际地成为此次大战底部分了。
第二，这五年来的战争恰好证明了十五年前革命失败影响至今尚未消逝，而且又显示这个失败底深度。总之，现在大众都能明白，中国并未曾潜伏着那种革命势力，能趁战争爆发机会，以号召和拥护战争姿态崛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用工农广大群众力量进行战争至于胜利的。
恰好相反，中日战争底爆发，正是以中国没有存在那种革命潜力为条件，正是以第二次革命失败如此悲惨为条件。中国革命如果有趁战争爆发机会以号召和拥护战争姿态崛起之可能，资产阶级便宁愿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而不愿抗战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也宁愿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而不愿援助中国资产阶级抗战了。没有这个援助，中国资产阶级即使要抗战也不可能的。英美援助主要还不在军火，而在财政，一九三五年的“法币”改革非英美援助便不能成功，但这在战争中何等重要。这个改革之含有严重的备战意义，现在是完全明白了。
帝国主义主力战临近与否，中国潜在的革命势力能于中日战争起后即崛起而转变战争性质与否——这都是具体的事实问题，而且都须等待事变来证验。中日战争是否能成为独立进行的，形式上与世界大战无关的战争？——这个问题，在战争初起时是颇费踌躇的，那时是或否的答复都是不正确的。应当指出各种可能前途，提出工作用的假定的公式，或者如托洛茨基说的使用“渐次接近真理法”，随时注意事变底进展，考验提出的公式，改变它，或者抛弃它。
现在，战争过了五年之后，具体的事实太明显了，足够让我们断定：中日战争自始就是而且只能是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底一部分，同德波战争一样，同意希战争一样，同英伊战争一样……。
托洛茨基在中日战争初起时估量这个战争不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部分，他正是根据上述两个条件去判断的。第一，他认为当时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底战争准备离成熟尚远。他在《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之前》预测大战将爆发于一九四一年，即中日战争之后四年，因为英国军备须待这年才能完成。他在一九三七年估量英美法苏诸国一时都不会参加远东战争。在此情形之下远东战争就决定于中日两国力量对比了。中国力量还含有革命在内。所以第二，他认为中国广大群众有可能以热烘烘的土地革命来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战争不必一定为资产阶级政府主持的战争，因之不必一定为帝国主义大战底一个部分。他这两种意见，当战争初起时候是很自然的。那时不仅没有紧张的但泽问题，而且没有紧张的苏台德问题，英国也未曾像慕尼黑以后那样加紧完成军备。但是重要的，还在：失败十年之后的革命究竟恢复至什么程度尚待事实证验的。
然而这不是容易的事。预测英美法苏诸国一时不能参加远东战争，那并不难，但是中日两国备战底国际关系，两国背后外交的拉拢和活动，种种内幕足供判断这个战争和世界大战关系之用，而这种种活动仅靠公开的新闻是无法知悉的。中国底革命形势尤非从广大的下层群众情绪去仔细考察不能做出什么结论。这两方面都不是住在离活的战场半个地球远的仅凭官式新闻做材料的人，所能正确判断无误的。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说起列宁为什么迟至一九一七年四月才改正布尔什维克派旧公式时，曾说道：
“这是自明的道理，倘若列宁住居于俄国国内，而且每日观察了党底发展，尤其当战争时候，那么他就会及时地做出必需的修正和解释的。”
倘若托洛茨基住居于中国国内，而且每日观察了事变底发展，搜集了可靠的情报，知道了群众底情绪，那他就会给予他的这个估量以必需的修正和解释的。两者之同不同的，就在列宁必须改正一个旧公式，而托洛茨基只须改正他的一时的对于局势之估量而已。
住在中国国内的人，经过了五年战争，每日观察着事变底发展，多少搜集了公开新闻以外的情报，多少知道了群众底情绪，但至今仍然坚持着中日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一部分——这种人还要引托洛茨基底意见以自重，可见只知忠于托洛茨基底文字而不知忠于他的精神，他的方法。
第三节 革命的失败主义能适用于中国么？
对于中日战争的估量不同，就决定了对此战争的策略路线不同。
凡认为中日战争是单独进行的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一个部分的人都要采取拥护（或曰支持）中国作战的路线，都要竭尽一切力量务使中国胜利。反之，凡认为中日战争不是单独进行的战争而是世界大战一个部分的人，则都要采取列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托洛茨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采取的总路线，即是视此战争为强盗间的战争而反对之，在战争中利用统治阶级底困难发动革命，转变国家间的战争为国家内的战争。第一种路线就是第二国际下各国的党（除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上次大战中的路线，其公认的各称叫做“保卫主义”或“保护祖国主义”。第二种路线，则从一世代以前列宁提出时候起便被称为“失败主义”，或“革命的失败主义”，以别于通常的失败主义。
上次大战时各国革命的党关于策略之争论就是以“保卫主义或失败主义”问题为中心的；此次大战时争论中心也是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各国亦然。
这争论首先遇到一种障碍，即：大家都明白什么是保卫主义，因为这是一种久远相传下来的观念，本已家喻户晓了的，又加以资产阶级舆论在备战时和作战中的宣传，更加不会受人误解了；但是“失败主义”则是一种新的观念，自从列宁提出至今还不满三十年，这“失败主义”底内容究竟是什么，不仅广大群众不很明白，连那些以群众领袖自居的革命者也常常弄错了。[2]
保卫主义或失败主义问题之争论，有好多是出于误解“失败主义”意义。这里我们先说清楚什么是失败主义，倒是有必要的。
失败主义，就是革命者在战争中希望和促成本国政府失败之意。但这意思还嫌不够，我们应当说：失败主义就是各交战国革命者各自希望和促成各自的政府都失败之意。仅仅责令他国革命者采取失败主义而自己不采取失败主义，或者反过来，仅仅自己采取失败主义而不责令他国革命者采取失败主义——在这二种情形之下，失败主义都是不完全的，总之都不是列宁当初提出这种策略路线时的真意。列宁底失败主义是与战争底帝国主义性和革命底无产阶级国际性不可分离的。与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那个时期的战争有别，帝国主义战争是反动的，全无进步意义，但是第二国际下各国的党底机会主义多数并不明白此点，或者装做不明白此点，他们继续以那个时期的眼光来看一九一四年开始的战争，他们各自采取保卫主义立场，即是各自希望和促成本国政府底胜利。这个路线乃是背叛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与这机会主义对抗，列宁就提出了失败主义路线，要各国无产阶级都希望和促成本国政府底失败，要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要以革命来结束战争。他说：
“革命的阶级在反动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见政府底军事失败和革命之间有关系，即是政府军事愈失败，则推翻政府的机会愈增加。资产阶级分子以为政府之间发动的战争将必然以政府间的战争结束的，而且希望这样结束；惟有这种资产阶级分子才觉得各交战国社会主义者希望各自政府都失败的观念是‘可笑的’或‘荒谬的’。反之，这个观念正合于每个有阶级觉悟工人底隐藏的思想，它将成为我们的活动底路线，我们的活动趋向于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见列宁一九一五年著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小册子）
根据这个认识，列宁便首先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采取失败主义路线，以为战争期中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底“唯一的政策”。可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无产阶级党正式采取这个路线，正式以失败主义为号召的，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罢了。
上面所征引的列宁底话，很正确地说明了失败主义底意义。失败主义不外是革命的阶级在反动战争中的革命活动，不外是被压迫阶级在反动战争中继续做阶级斗争之意（列宁在同时期写的《论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一文内，也说：“如果不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政府以打击，就不能作阶级斗争，而在战争时候来打击政府就是‘叛国’，就是促成本国底失败。”）并非专指军事破坏而言的（列宁在同一文中也说：“告诉聪明读者：这并不是说要‘炸断桥梁’，举行失算的军事罢工及一般地帮助政府去使革命者失败。”）一般人一听见“失败主义”便联想到“军事破坏”，甚至以为除了军事破坏之外没有其他内容。这自然是完全不了解列宁底失败主义。一般人是可以原谅的，但那些自命为“列宁通”的人也是这样设想，那就是不可饶恕的了。其次，失败主义并非希望和促成敌国胜利之意。所谓本国失败害处较小者，并非说本国失败比敌国失败害处较小，而是说本国军事失败比较本国革命失败害处较小。我们宁愿进行阶级斗争致使本国军事失败而达到革命胜利，却不愿停止革命，阶级合作，以企求本国军事胜利。那些自命为“列宁通”的人把失败主义解释为“本国失败此敌国失败害处较小”，他们不仅不了解失败主义，而且是站在资产阶级和政府底战争观点上，因为他们认为本国失败就是敌国胜利，本国胜利就是敌国失败的，他们实在不明白帝国主义战争与过去的战争不同，即有可能达到交战双方政府都失败。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证明了列宁底失败主义路线之正确，从此以后这个路线就应当成为革命党在任何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路线了。但是，在此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惟有第四国际采取这个路线，即主张交战阵营双方革命的党都应实行失败主义。其他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属下各党并不采取这个路线。第二国际党一般在轴心阵营采取失败主义，在民主阵营则采取保卫主义。第三国际党在德苏开战之后也是这样做的，但在此以前则相反：在轴心阵营采取保卫主义，在民主阵营则采取失败主义。一方面的失败主义不是革命的失败主义，总之不是列宁底失败主义。
列宁说：
要排斥失败主义，“就应当证明以下三件事情中之一件：或者（一）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的战争不是反动的；或者(二)因战争而发生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或者(三)一切参战国底革命运动不能彼此互相协调和帮助的。”（见《论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之失败》）
失败主义或保卫主义问题，可以凭此标准来解决。
这里，我们不提起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因为这个争论早于上次大战中解决了。我们仅仅从中国方面来看这个争论。
中国能适用失败主义么？
这是现时期革命策略底中心问题。否认中国能适用失败主义的人，其所持的论据是很多的。这些论据之中，凡能反对适用失败主义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如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所持的论据，我们在这里可以放开不论。我们仅仅回答那些承认失败主义适用于方今交战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但独不适用于中国的人所持的论据。
论据第一号：中国是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它的参加世界战争含有客观上进步的意义，因此，不能适用失败主义。
这个论据是把现行的中日战争看做属于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时期的战争性质。列宁说：
在这时期，“有些战争具有一种资产阶级进步性质，因为是为了民族解放的。换一句话说，这些战争底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乃在于推翻专制和封建（至少要损毁这些制度底基础）或解除各国底枷轭。所以这些战争可以被视为进步的。这些战争如果进行时候，一切正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要同情于那一方（即资产阶级——列宁原注），它帮助推翻封建和专制（或至少损毁其最危险的基础）或打击外国压迫。”
列宁认为一九一四年开始的那个战争已不属于这类战争底性质了，但他仍说：
“明日，如果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则此种战争还是‘正义的’‘自卫的’战争。”（均见《社会主义与战争》）
现行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军队侵入中国而中国起来抵抗的，倘若这个战争没有与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纠缠一起，倘若中日两国都不是以双方帝国主义阵营一员资格来战争,则照列宁上面的话看来，中国抗战应该是“正义的”“自卫的”战争了。在这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个殖民地被压迫国家反抗其压迫者的战争是否还能带着七十年以前那种战争底性质呢？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一下，留待下章再说。现在只要指出一件事实，即是：现行的中日战争并非单独进行的殖民地被压迫国家反抗其压迫者战争，而自始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底一部分，交战双方自始就是各以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之一员资格来交战的。
一个殖民地被压迫国家为反抗其帝国主义的压迫者而举行的战争，在其不与帝国主义战争相关涉之下，列宁和托洛茨基还能认为具有进步意义的，还主张正直的社会主义者应同情于被压迫国家方面的。但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当中，一个殖民地被压迫的国家参加进去，那怕它的切近的特别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了抵抗最凶恶的压迫者之进攻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从来未曾认为具有进步的意义。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弱小国家塞尔维亚为了抵抗奥地利底侵略而参加战争，弱小国家比利时为了抵抗德国底侵略而参加战争，殖民地国家土耳其为了反对主要敌人英国和俄国而参加在德奥方面作战。这三个被压迫的国家底反抗其压迫者的战争，若是单独进行的，不是与帝国主义战争纠缠一起，那么列宁无疑会主张它们是“正义的”“自卫的”战争而值得正直的社会主义者同情的。但是列宁当时对此怎样说呢？他说：
“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中民族成分完全只有附带的意义，没有改变战争底一般的帝国性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会议》一文）
他又说：
“在现时的政府进行的现时的战争中，要帮助比利时就不能不勒杀……土耳其的。”（见《社会主义与战争》）
同样，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中国也曾参加。中国之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今番并不是第一次。托洛茨基对于中国上次的参战是怎样说的呢？他说：
“中国底参战，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自愿的’，而实际上只是奴隶参加于主人间的格斗。”（见《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三页）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夸茨基》一书中说：
“战争底性质（反动的或革命的——列宁原注）并不依赖于谁先进攻，‘敌人’站在谁的国界内，而是要看哪一阶级在进行战争，那一种政策使这战争继续着的。如果现在的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即为世界两大帝国主义的暴力的掠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集团所进行着的战争，那么一切资产阶级（连小国底资产阶级在内——列宁原注）都变为掠夺之参加人了。”
由此可见，塞尔维亚，比利时，土耳其等国家虽然是不能掠夺他人的小国（但比利时在非洲也有殖民地），但既然参加了帝国主义大战，这些小国底资产阶级也就要分沾本阵营帝国主义底掠夺了。
要断定中国底作战含有客观的进步意义，就必须先证明这个战争是单独进行的，不是现行帝国主义大战底一个部分。但我们上节已经说过：这是徒劳无功的企图。
论据第二号：即算中国参加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罢，但苏联也是参加了这个大战的，中国之不能适用失败主义正如苏联之不能适用失败主义一样，因为战争底性质受决定于进行此战争的国家底性质，不是受决定于进行此战争的阶级底性质。列宁教我们把世界国家分为两类：“帝国主义国家”和“非帝国主义国家”，工人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同属于第二类：同一战争，在第一类国家方面是反动的，在第二类国家方面则是进步的。
工人国家的苏联之不能适用失败主义乃是自明的道理。苏联与非工人国家作战时，无论是单独进行的战争，或是参加在帝国主义大战里面，都是进步的，不仅是客观上进步的，而且是主观上进步的，这个进步性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革命者对此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即是：保卫苏联。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列宁所以认为有进步意义者显然是指单独进行的战争而言，而非指殖民地国家之参加帝国主义大战而言。如果是指参加大战而言，那么列宁为甚么不认为上次土耳其之参战有进步意义呢？换一句话说，殖民地国家作战之有进步意义是相对的，是有条件性的，其第一个条件便是这个战争不是帝国主义大战一部分。这里，我们又说到第一号论据来了。
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当中拿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放在一类，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这种分类法是错误的。在这将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于议事日程的战争中，与其将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归在一类，宁可将它们和帝国主义国家归在一类。托洛茨基说：
“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差别在那里呢？这差别是很大的，但仍旧保持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底界限以内。资产阶级统治底形式和方法各国大不相同。一极端，这统治带着强烈的绝对的性质：美国。他极端，财政资本适应于过了时的亚洲式中古制度，臣服这些制度，强之接受资本主义方法：印度。但在这二种情形之下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着。”（见《不断革命论》）
现在全世界上惟有苏联一国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着。所以惟有苏联一国底作战是有进步意义的。统治苏联的是无产阶级，领导苏联进行战争的也是无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拿某一国家是殖民地或帝国主义，来决定它的战争是进步的或反动的——这种标准也是错误的。战争性质之决定，在无产阶级应付战争的策略上占据重要位置。“失败主义或保卫主义”问题之争论，归结于战争性质问题之争论。中国社会主义者之间争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其实一九一四年世界社会主义者中间争论的根本也是这个问题，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也很热烈争论这个问题。我们且引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说的一段话看看他对于俄国当时还在进行的战争底性质是怎样决定的。他说：
“我们应当有能干去对群众解释说，战争底社会政治性质不是由个人，团体或甚至民众底好意来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阶级底情形，这个阶级底政策（战争只是这种政策底继续），资本主义底联系（这是支配现在社会的经济力量），国际资本底帝国主义性质，俄国在财政上，银行，外交上，对于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来决定的。要使群众明白了解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够避免错误而做到这点。”（见《我们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
论据第三号：即算中国不是工人国家，不能同苏联相比罢，但西班牙也不是工人国家，也不能同苏联相比的，西班牙战争，本质上也是此次大战底一个部份，那么对于西班牙政府军为什么不能适用失败主义呢？对于尼格林政府既然不能适用失败主义，对于蒋介石政府也就不能适用失败主义了。
这个论据忽视了西班牙和中国之间一点区别。这区别并不是在于西班牙战争未曾与此次大战实际合流而中国战争已经与此次大战实际合流，而是在于西班牙战争中有个革命而中国战争中没有革命。西班牙政府军和国民军的战争虽然带有民主阵营和轴心阵营前哨战的性质，但因有个革命原故，同时也带有克伦斯基政府和哥尼洛夫军队战争的性质，与当初克伦斯基政府参加协约国对德战争不同的。政府军在此战争中的失败，就是革命本身的失败，所以支持政府军战争，其意乃在于支持革命胜利。在中国能够这样说么？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战争含有支持中国革命之意么？没有。中国现在没有革命，而未来的革命决不会从支持这个部分的帝国主义战争上面发展起来的，而必然从反对这个战争上面发展起来的。
我们上面说过：中日战争发生时中国并未曾潜在那种革命势力，能趁战争发生机会以号召和拥护战争姿态崛起的。我们上面又说过：这个战争催促中国革命到来，使革命再起底时间和方式变成可以捉摸了的。这两种说法并非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足的。正惟没有潜在那种势力所以资产阶级放胆进行战争；但战争既然进行了，则其本身就步步制造革命，即制造那些条件使得被统治阶级一天比一天更不能忍受，而统治阶级也一天比一天更不能维持其统治，到了临界点时候，革命就要爆发出来了。革命在这个局势之下的爆发，虽仍要提出历史所遗下来的一切问题，但其爆发形式不能不是首先反对战争的，首先反对主持这战争的政府的。此时群众就要抛弃一切以保卫主义为号召的党派，而倾向于那以失败主义为号召的党派——倘若那时中国有这样一个党派的话。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实行失败主义路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仅仅知道他反对中国的失败主义还不够，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知道他为什么反对。他反对，因为他不是把中日战争看做世界大战一个部分。我们上面已经解释过他这个不合事实的估量是因何原故产生得来的。
那么托洛茨基对于中日战争主张采取甚么路线呢？他主张参加和支持中国反抗日本的战争，以此获得群众底信任，积聚力量，到了相当时候就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底政权而以无产阶级底政权继续战争至于胜利。这个路线不是失败主义，因为它主张支持战争，但也不是保卫主义，因为它主张在战争过程中革命，推翻进行此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个路线底表现，就是它于号召支持中国“正义的”战争时候，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口号，并不隐瞒要在战争过程中准备武装暴动和推翻政府之意向。
我们的保卫主义者引托洛茨基以自重。他们也估量中日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一个部份。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托洛茨基如此估量是可以拿他远离斗争舞台的事实来解释的，我们的保卫主义者如此估量则我们除了指出这是资产阶级舆论底影响之外别无方法解释。他们也采取支持中国政府战争的路线，但这更加是受资产阶级舆论底影响了。
他们的保卫主义和托洛茨基底“保卫主义”之间不同的，乃在于他们支持战争同时取消了存在十年之久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口号。他们隐瞒了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目的。事实上他们按受了托洛茨基路线底一半而阉割其另一半，即接受了“支持战争”而阉割了“在战争过程中革命”。他们的路线才是道道地地的保卫主义。他们当然解释说：他们并非反对“打倒国民党政府”，并非反对准备武装暴动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过为了“策略”，为了“环境”，不把这些话说出来罢了，倘若力量已经积聚充足，革命局势已经成熟，则他们也要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不管在战争过程中或在战争结束以后。当然，当然！但是“这些话”说出来或不说出来，公开对群众说或秘密在互相亲信的几个人中间说，在这里，并不是不重要的。到了革命局势已经成熟，力量已经积聚充足时候，素来反对革命的党派也会出来“革命”呀，如一九一七年二月时的俄国孟什维克派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然而无论那时以前或以后这些党派并无助于革命，反而有害于革命。革命所希望于革命党者，正是要它于群众不知道有革命必要时候就公开宣传革命底必要，要它于群众不知有“打倒国民党政府”必要时候就大声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口号。群众愈加对国民党政府存幻想，我们就愈加要大声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口号，那怕因此受群众围殴亦所不惜。因为如果我们采取了支持战争路线，则除了同时告诉群众有准备于战争过程中革命的必要之外，还有甚么与其他采取保卫主义立场的一切党派（从蓝衣社起至斯大林派止）不同呢？
支持中国战争的路线，如果不变为背叛革命的路线，必须含着一种解毒素，即：同时公开号召群众准备于战争过程之中革命。托洛茨基底路线就含有这个解毒素。
我们的保卫主义者接受托洛茨基底路线，但把其中的解毒素清除出去，这件事实一面说明了它们是资产阶级舆论底俘虏，他面也说明了这个路线在这个具体情形之下是行不通的。当时中国并未曾潜在着托洛茨基所悬想的那种革命力量，战争愈展开，群众愈销沉，革命愈无望，必须等待战争从相反的方向去引起革命。在此情形之下，要支持战争就不能不放弃革命宣传，要保留革命宣传就不能不反对战争，即不能不采取失败主义路线的。
保卫主义者要反驳道：你们反对战争，就是反对工农群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之仇恨，也就是便利日本之统治沦陷的中国领土，如此一来，不仅无助于中国革命，而且有害于中国革命。
这个反驳完全做了资产阶级舆论底应声虫。中国资产阶级当然把它的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解释做中国人民抗日情绪之行动的表现，正如一般民主阵营资产阶级把它们的战争解释做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情绪之行动的表现一般。反法西斯情绪是正当的，进步的，革命的，但要达到消灭法西斯目的，并不能依赖于所谓民主资产阶级底战争，而必须依赖于革命，依赖于掘毁资本主义根基，使得法西斯和民主资产阶级都无立足之地。掘毁资本主义根基，现在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做起，即从失败主义做起。这一点，目前大多数劳苦群众还不明白，正惟不明白所以需要一个革命党来解释，来疏导群众底反法西斯情绪到革命道路上去。同样，中国人民底抗日情绪也是正当的，进步的，革命的，但要达到驱逐日本强盗离开中国领土之目的，也不能依赖于中国资产阶级这个战争，而必须依赖于革命，于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工农群众目前还不明白日本为甚么侵略中国，也不明白用什么手段才能排除日本底侵略。这是事实。革命党应当面对着这个事实，设法向群众恳切地解释，疏导群众底抗日情绪到革命道路上去，而不应当疏导之去拥护这一部分的帝国主义战争，更不应当认为这个战争就是抗日情绪底行动的表现。
向群众解释：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及用什么手段才能排除日本底侵略，以此将群众在战争灾害下积蓄起来的怨望和不满疏导到一条道路上去，使得到了一个时候，能将历史遗留给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提出来，而爆发了革命——这便是我们的革命的失败主义之宣传方向。
失败主义不是消极的，不是仅仅反对战争，不是仅仅希望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而是积极的，而是向群众解释战争底真正的意义，指示一条可能的出路，并领导之走上这条出路，以达到革命，社会主义，永远消灭战争。
第四节 战争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于中国无产阶级面前
战争还不是革命，它不能实行我们的革命纲领；但战争也不是一般的“两革命之间的过渡期”，它也不能实现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求”。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表明现在这个战争对于行将到来的中国革命的关系说：战争已经将夺取政权任务提出于中国无产阶级面前了。
这里说的“提出夺取政权任务”并非中国革命已经成熟到了武装暴动条件之意，但也非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底“终极目的”之意。这里说的是一般人不大注意到的第三种意义。我们试拿俄国革命底历史来做例。无产阶级把夺取政权当作立即实行的任务，是从一九一七年九月起，当哥尼洛夫叛乱削平而两首都苏维埃都入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以后；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夺取政权当作“终极目的”则至少已于一九〇三年布尔什维克派产生时候起就提出来了。在这两种“提法”中间，我们还看见第三种“提法”，即是“四月提纲”底“提法”。一九一七年四月初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在布尔什维克派大会上问道：“为什么不夺取政权？”接着他自己回答道：“因为无产阶级还不够觉醒，他们的组织还不够好。”从此以后，我们应当致力于唤醒群众和组织群众，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时期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总之，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之提出夺取政权，并非当作立即实行的任务的，但也非当作“终极目的”，而是当作这个时期底战略和策略——总之党底一切活动——之中心，其出发点。
上面说的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于中国无产阶级面前，也就是把这任务当作整个战略和策略底中心之意，正是“四月提纲”底提法。
但是——反对的人说——“四月提纲”是在二月革命之后，即俄国已经存在了革命局势时候呀，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革命局势，怎能适用“四月提纲”底提法呢？
不错，“四月提纲”是针对着俄国革命底第一阶段提出来的，但这绝不是说其中各条都须等待爆发了革命之后才能提出来。就夺取政权一点说，四月间才提出来已微嫌过迟了。俄国无产阶级直至十月革命才夺得了政权，但它二月革命时候就应当夺取政权的，那时政权而且已经落在它手里，但又送给资产阶级。为什么？首先为了“不够觉醒”；而二月革命前战争时期，不仅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没有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为战略和策略之中心，连布尔什维克派也没有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为战略和策略之中心——这一点，正是这个“不够觉醒”底一种原因和一种表现呀！
中国如果需要“四月提纲”，那么这个提纲提出愈早愈好，提出于革命前的战争时期比较提出于革命发生后无产阶级又把政权送给了资产阶级时候，还更好些。
未来中国革命发生后，无产阶级还会把政权送给资产阶级么？换一句话说，中国革命要经过所说“两重政权”的时期么？
可能的，多半可能的。列宁给“两重政权”下个定义说：
“当革命超出了普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但还没有达到‘纯粹’工农专政（按列宁这里说的即是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候，两重政权是革命发展中的过渡阶段。”（见《我们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
可见“两重政权”并非俄国革命特别的产物。
然而若以为中国革命绝对非经过“两重政权”时期不可，那也是错误的。俄国革命对于中国不是没有教训的。在这教训之下，加以那时国际的和国内的事变之凑合，我们不能说中国无产阶级绝无可能不把已得的政权送给左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个可能条件之一就是中国能有个无产阶级革命党，于革命发生以前就融化了俄国革命教训而提出了夺取政权任务为一切战略和策略之中心。这样提出，即使不能阻止政权落于左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手的，至少在中国的“两重政权”时期也将帮助无产阶级更容易实现其“单一的政权”，即夺取政权。
失败主义的策略路线，正是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战略中心，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个战略中心；反之，如以上所指出的，保卫主义在中国这个具体的状况之下是不能达到夺取政权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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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再起底时间和方式虽变成可以捉摸的了，但确于何时再起，确以何方式再起，我们此时还是不能预言。革命底结果，此时尤其不能预言。中国第三次革命定能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定能以胜利结束么？或者将如第二次革命那样葬送于血泊之中？
我们知道，并非每个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都已成熟到能够夺取政权和建立专政之程度的。在此情形之下，这个国家也就不能完成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呢？它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了么？这个问题，不能用经济统计来回答，不能凭无产阶级人数及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百分比来决定。还有其他种种因素活跃于这个问题周围。最可靠的标准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次革命中的作用。无论斯大林底中国路线怎样错误，无论这个革命终于失败，但无产阶级表现了力量，表现了它能够联合和领导农民，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夺取政权，巩固其专政。
但是——反对的人问道——现在经过了五年的战争，工商业大城市遭受破坏，而且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工业生产和交通衰落，紊乱，适应着日本帝国主义战争需要而改组，此时无产阶级还能具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中的力量和地位么？
不错，这是值得每个严肃的革命家考虑的问题。工业生产和交通受战争影响至何种程度，尚难统计；无产阶级力量和地位所受影响，更难确知。无论如何这个影响是不利的。但他方面，战争也使得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接近于革命，中国革命底国际性质大大增加，中国无产阶级将更加以世界无产阶级一部分资格活跃于中国革命舞台。这是有利的。这个有利的形势能否抵消那个不利的形势，甚至盖过那个不利的形势么？这个问题须待第三次革命证验之后才能加以答复。
革命党底活动虽非立足在革命必胜之上，却是从革命胜利前途出发的。革命党本身底活动也就是革命胜利底条件之一。
[1] 有人也许会说：有战争条件和无战争条件之间的差别多着哩，不止你举出的四点，而且你那四点是专从革命说的，难道这二种条件之间，除了从革命说的以外，没有其他差别値得说么？
不错，但是正如职业的鞋匠看人先看两只脚一样，又如职业的刽子手看人先看后颈骨一样，职业的革命家看战争首先是要看它对于革命之关系的。战争与平时之其他的差别，也只有间接与革命有关的，才能引起革命家底兴趣。
[2] 这说的“失败主义”，乃是“革命的失败主义”，而非通常的失败主义。本书凡言及“失败主义”之处，如无特别说明，都是指“革命的失败主义”而言的。通常的失败主义自然也是久远相传下来观念，无须多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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