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第一章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
本世纪二十年代，继俄国之后，第三个落后大国——中国也走到资产阶级革命了。这个革命未曾解决其任务即告失败。
中国革命也是历史上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烂熟期，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从一个国家涌起而且震动全世界，第一个工人国家也已成立而且存在好多年了，但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它的初期状态，还未曾将它的发展道路上种种障碍物扫除去。彻底扫除这些障碍物的革命，此次提到我们面前来的却不是已成的事实，而是将成的事实，却不是历史的回顾问题，而是未来行动的指导问题了。这本小书归根结蒂正是为此而写的。
这话并不是说，我们要在这本小书里面论述一切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问题。这需要另写一本书，而且一本更大的书。我们在这里只想论述一个问题，即是：中国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先决的问题，是讨论中国革命时不能不首先提到的。
但是中国革命和不断革命论有什么关系呢？一般说来，中国革命能够与不断革命论发生关系么？即是说：不断革命论能适用于中国么？
第一节 中国能适用不断革命论么？
根据过去几章写过的话说来，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但它实在不是多余的。新“热月党”即斯大林主义者，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更不用说反对应用这个理论于中国革命问题了。以上几章已经驳斥过他们，这里无须重说。这里要说到的，就是那些口头赞同不断革命论的人当中也有一种人认为这个理论应用于俄国是对的，但在中国不能适用。
这是民族独尊主义（National Messianism）底一种表现，这种主义往往罗列本民族底种种特性，认为这种种特性底配合使得本民族独能为他民族之所不能为，或者独能不为他民族之所为。这类的话我们听过很多，譬如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但不适用于中国；阶级斗争是历史和社会事实，但中国独没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好的，但中国用不着等等，等等。
其实这是中国民族排拒外来制度和思想时所抱持的传统态度。资本主义侵入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时，我们的祖先一般是排斥这种“西洋文明”的，认为没有我们的“国粹文明”来的好。以后懂得军舰大炮底厉害了，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物质文明”只能适用于西洋，不能适用于中国；李鸿章，张之洞接受西洋物质文明了，但认为西洋“精神文明”不适用于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接受西洋精神文明了，但认为其中“革命”“共和”一类的思想不适用于中国；孙文接受“革命”“共和”一类思想了，但认为社会主义或至少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上成为一种权威的，还不过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几个不排拒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公式呢？有几个承认不断革命论能适用于中国革命呢？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这个事实是大家都承认的。那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何以没有这个前途呢？最常听到的回答是说：俄国是个压迫他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个受他人压迫的殖民地国家。
我们绝不否认中国是殖民地国家，也决不否认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重要的差别。但是二者之间果真差别至于如此地步，即一方面适用无产阶级专政，他方面不适用无产阶级专政么？一方面革命能按着不断革命论道路进行的，他方面不能按着不断革命论道路进行的么？事实上，中国底殖民地地位，不仅无害于不断革命论之适用，反而有利于不断革命论之适用。
不断革命论正是作为落后国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之理论而产生，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之应用此理论于德国，托洛茨基之应用此理论于俄国，并非为了德俄二国是先进国原故，而正是为了这二国是落后国家原故。中国底殖民地地位，正是中国落后性底一种表现。中国农民不会为了是殖民地农民原故而能发挥独立的领导的作用的；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会为了是殖民地小资产阶级原故而能领导农民以及全民族去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中国资产阶级更不会为了是殖民地资产阶级原故而比俄国资产阶级更富于革命性的，恰好相反，中国资产阶级底买办性质更加注定它不能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在此情形之下，革命领导权不能不属于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底力量和觉悟并非完全受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美国无产阶级不及俄国无产阶级，并非为了俄国资本主义高出于美国上的原故，而是为了俄国除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外，尚有其他种种因落后性而造成的矛盾，这些矛盾配合起来就提高了无产阶级底力量和觉悟。在这一点说，中国无产阶级也比其他非殖民地国家底无产阶级更有利的。
总而言之，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若能负起领导责任，革命就有成功希望，若因准备不足，不能负起领导责任，则革命本身便注定非失败不可了。
以上所说绝非诊断问题，而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揭露所证实了的。中国之适用不断革命论，是有上次失败的革命可为证明的。
由此又可明白，我们在中国主张不断革命论，乃是分析了活的经验之结果，乃是从一次失败的革命所反映的各阶级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来的结论，正如当初在德国提出这理论，在俄国之复活这理论一样。换一句话说，我们绝非把这理论看做一种“超历史的公式”，应用之于任何一个国家，而不必去分析这个国家底特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否认有什么“超历史的公式”。“资本论”研究出来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法则，似乎可以通用于世界一切国家，至少可以通用于欧洲诸国了，但是马克思自己不肯仅仅依据这些法则来判断俄国社会发展前途，列宁也是详细分析了俄国特殊条件之后才能断定俄国非经过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列宁这个结论并非简单从“资本论”中那些法则推论出来的。
凡将不断革命论看做“超历史的公式”，以为马克思和托洛茨基从德俄二国特殊条件做出的一切结论都可适用于中国的，这种人虽然与那些根本否认不断革命论能适用于中国的人不同，但两方面错误的程度都是一样。“超历史的公式”如果能成立的话，不断革命论如果是这样一种公式的话，那么应用这个理论于中国便不会比较解决一个初等代数方程式困难多少了。
第二节 托洛茨基如何应用不断革命论于中国革命问题？
指出中国能适用不断革命论，而且第一个应用此理论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自己——何况他这是一步步做出结论而非开始便站在现在的立场哩——由此可见创立和复活此理论固难，但应用之于新的革命也是不容易的。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及以后，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之争论，其重要性，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并不减于一九〇五——〇七年革命中及以后，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之争论。但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一点差别，即是：争论俄国革命问题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而争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并非中国马克思主义者[1]，而是另一个国家即苏联底马克思主义者。
这争论开始于一九二七年革命达到高潮点以前，本是苏联共产党内大争论之一部分，与那关于苏联前途之争论（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问题）不可分离的。原来中国革命与当初德俄两落后国革命所不同的，不仅在于中国底殖民地地位（即中国更加落后），而且在于此时世界上已经有个无产阶级国家存在了。这正的方面（无产阶级国家之援助）本可以抵消负的方面（国家更落后，无产阶级存在和斗争历史更短，经验更欠缺等）而有余的。中国无产阶级抬头仰望胜利的兄弟辈在思想和物质双方面的帮助，苏维埃国家也毅然决然负起援助责任，而且寄托其希望于中国革命了。然而不幸，中国大事变底开展不是当列宁和托洛茨基执政时期，而是当此时期以后，即苏联已发生了新热月反动的时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和主持苏联国家的，是同一类的人物，即反动的新热月党，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官僚层。他们统治苏联和指导中国革命，用的是同一种路线。因此，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于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之时，不能不兼着反对官僚层在中国的破产路线了。
这个路线估量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性质，但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俄国是压迫他民族的国家，中国则是受他民族压迫的国家。为了有这差别，他们便估量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是能领导革命的，是能解决民主任务的，同世界资本主义初期英法诸国资产阶级一样，同俄国资产阶级不一样。以此原故，他们便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而服从其纪律。他们禁止批评“三民主义”；他们限制工人和农民底运动，不许这运动过火以免吓走了资产阶级，他们反对在中国组织苏维埃。到了右派资产阶级屠杀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人，而与国内外革命对象合作时候，他们仍旧不改变这个路线。他们仍旧为了挽留左派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里面起见，反对工人和农民底独立行动。到了整个国民党都公开反动了，左派资产阶级也跟着右派一起屠杀湘鄂赣各省工农了，革命势力受了几次大摧残已经衰败下去了，他们才一变为盲动，在各地实行武装暴动，但已经过晚，城市无产阶级已经销沉下去，最后随招致广州底大屠杀。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估量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的，而且限制这个革命于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范围内。他们提出的政权公式是“中国工农民主专政“。[2]这个路线显然可见是孟什维克的，而非布尔什维克的。新热月党人自然征引列宁列宁底文字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底传统来辩护这个路线，但至多我们只能说：他们援引的乃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底未经历史证实的部分。而非其业经历史证实而且由列宁于革命以后做了确定结论的部分。
托洛茨基之提出不断革命论路线以对抗这个破产的路线，固然为了中国革命本身，同时也是为了保持真实的布尔什维克传统。
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新热月党底孟什维克路线，虽始于一九二七年，但至次年被流放于阿拉木图时才发挥他的完全的系统的见解。这不仅因为他在流放中有必需的闲暇去研究中国问题并写下他的确定的见解，主要还是因为广州暴动给了最后的教训，使得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都完全明了了。[3]以下所说是以他在一九二八年的著作为根据的。
托洛茨基首先反驳那种以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比非殖民地资产阶级更能发挥革命作用的观念。列宁虽然曾教人分别压迫他人的资产阶级国家，但那是为了教人决定对于这二种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态度；他绝不曾说这受人压迫的资产阶级在本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会表现得比他国资产阶级更进步更革命些。殖民地资产阶级本是从买办蜕化而来，至今仍与买办有血缘关系，它只希望帝国主义相当放松其压迫而不敢梦想完全驱逐帝国主义于本国领土以外。即使它已经长成至于敢希望脱离帝国主义而独立了，但这个民族解放任务必须动员下层广大群众实行革命才可完成，绝非外交的和平的改良手段可以完成。可是广大群众之中已有无产阶级存在了，并非如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下层群众都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随着新式生产和技术的采用，殖民地无产阶级也容易接受新式的革命思想，以致阶级觉悟常常超出人数比例以上。下层群众起来从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起来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即不仅要求解除民族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要求解除一切种类的压迫和剥削。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立足地动摇了。下层群众奋起是民族革命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下层群众奋起之下，资产阶级又觉得它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退到次等位置了，它于是便屈服于帝国主义要求，反代替帝国主义去镇压下层群众底革命运动。
殖民地资产阶级这个反革命倾向，托洛茨基早于一九二七年将蒋介石未曾屠杀上海工人以前就指出了，而且警告了，革命发展果然不幸中了他的预言。
但中国资产阶级，除了上面这个属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通性以外，还有另一种反革命性质。中国人口中农民占据压倒的多数，其中有一半没有土地，农村中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但农民斗争底对象是谁呢？是贵族地主么？不是，中国没有贵族地主，中国差不多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无论农业技术如何原始，但土地商品化已经完成了的，农村中已经受资本主义法律关系所支配了的。地主往往就是城市商人，就是金融家，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人。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愿领导农民底土地革命，反而要尽力压迫这个革命。这也是上次革命明白证明了的。
殖民地小资产阶级之没有领导革命作用，正如殖民地资产阶级之没有革命作用一般。我们在革命历史上看见，自从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起，小资产阶级便不能发挥革命领导作用了。马克思一八五〇年希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能领导革命更进一步，可是这个希望终于没有实现。我们也已经知道，俄国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是如何可怜的。资产阶级底害怕革命和小资产阶级底不能领导革命，其原因是一个，即是：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阶级资格出现于革命舞台了。这点同样适用于殖民地。就中国来说，小资产阶级更不如俄国之有长久的革命传统。上次革命本来有最顺利的机会让中国小资产阶级发挥其领导作用的，譬如共产党包含在国民党之中没有独立起来，国民党被认为工人和农民底党，农民运动大规模发展，知识分子又都同情革命等等。但终于连俄国社会革命党式的党派，以土地革命为旗帜的，也未曾有过。这个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之估量。
中国农民在上次革命中表现具有极大的斗争力量，但未曾表现有独立的领导的作用。中国不仅没有贵族地主，而且没有整个的农民阶级，中国农村分化比革命前的俄国更为深刻。十月革命后半年之间俄国整个农民还是联合着反对地主的，后来才发主富农和贫农间的斗争；中国未来的革命,连这半年革命时期都不会有，农民两极之间的斗争一开始就要进行了的。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既然不能领导中国底资产阶级革命，既然不能解决民主任务，那么中国不会革命或革命不会成功便罢，如果有个成功的中国革命，则领导权就非无产阶级莫属了。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阶级开始干涉国家生活，这还是新近的事，还是上次革命以前几个年头的事。但在革命中无产阶级表现何种力量！刚有了阶级自觉，刚零星地试行着经济斗争，刚开始组织工会，便为事变所推动投身于政治斗争里面，汇合着为全国的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急先锋，事实上是革命底领导者。这个过程，在欧洲诸大强国底无产阶级是经过几十年以至几百年方能达到的，在俄国底无产阶级也须经过一世代长久，但中国无产阶级仅仅六七年间就渡过了。倘若不是领导错误，则新兴的无产阶级从开始平涉国家生活起，只消六七年也就可以做国家主人了。
从以上分析的中国各阶级底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看来，可知第三国际在上次革命中实行的路线必须根本改变了。
首先，“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公式必须放弃。无论主张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或主张工农联合领导革命，但既认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那就要限制革命任务于民主范围内了，就要认为革命须停止在民主阶段上了，或者就要认为非彻底完成民主任务，革命不能从资产阶级民主性的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了。可是中国革命不能等待彻底完成民主任务之后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更不能停止于民主阶段。根据以上分析，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领导革命作用，这话就是说在革命中不能存在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或农民的独立的党，与代表无产阶级的党成立联盟共同执政的。换一句话说，中国也不能有“工农民主专政”，只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一旦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实行若干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才能维持这个专政，才能去解决革命底民主任务。为了解决民主任务，革命必须超出民主的范围以外去，即必须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俄国革命早于十年前证明这个真理了。十年后中国革命本身事实也证明了这个真理，即是昙花一现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无论领导者仍然保持过去的路线，但为事实所迫不能不颁布法令将银行，交通机关和大工厂收归国家所有，没收大资产阶级一切住宅给予劳动者居住，工厂委员会监督一般工厂等。政权完全在共产党一党手里，国民党各派都被宜布为非法，此外并无其他党派与共产党同掌政权。倘若这是“工农民主专政”，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呢？倘若这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法，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方法又是什么呢？
过去失败的革命已经是这样的了，未来成功的革命更要是这样，即更要是不断地革命
那么——读者要问道——我们可以确定未来的中国革命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么？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简单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都是宽泛的社会学名词，并不能说明一个特定的革命底动态。革命就其历史任务说，不是就其动力和前途说，还是资产阶级性的；但他方面就其动力和前途说，以及就其必须采取若干超出民主范围以外的步骤始能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说，那就是无产阶级的了。
读者又要问道：这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彻底完成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从不断革命论出发，而不可从相反的理论，即所谓“一国社会主义论”出发。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能否走到底，以及能走到什么地步，那不是中国一国所能决定的，那须待当时国际局势来决定。中国一国不能走到社会主义。不仅中国而已，俄国亦然。不仅俄国而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亦然。英国若能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则其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正如印度无产阶级专政之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一般，虽然英国遇着的困难和印度遇着的困难是性质不同的。总而言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倘若世界已有几个大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中国当然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当然可以彻底完成的。
但无论将来国际局势如何，我们现在就可断定中国再没有独立的民主发展前途了。中国资产阶级所向往的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繁荣强盛的中国，在此时代是不能实现的了。倘若中国有个革命，且能成功，则新的中国是苏维埃的中国，否则中国不能不为帝国主义竞夺下之牺牲品的。
以上便是托洛茨基应用不断革命论于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所得到的重要结论。由以上所说，我们又知道这些结论是从分析了中国具体的条件和事变得来的，并非从甚么“超历史的法则”做出来的。
第三节 两个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
托洛茨基不仅解答了中国革命底根本理论问题而已，他而且定下了当前时期底策略路线。
托洛茨基确定当前时期为“两个革命间的时期”，第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第三次革命尚未起来，[4]在此期间是反革命的统治。无产阶级党在反革命时期的策略自然与在革命时期的不同。
未曾说到这个策略本身以前，我们要先说一说托洛茨基估量局势天才的眼光。
估量历史局势，尤其目前存在的局势，乃是实行革命政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革命领导底最困难的部分。在革命已趋于低潮时候继续实行高潮时代的政策，在革命已向上高涨时候继续实行低潮时代的政策——二者都要致革命死命的。以斯大林为首的新热月党，不仅在中国施行一个破产的路线，而且表现他们欠缺估量历史局势的能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就是革命从进潮趋于退潮的关键。以后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反动，以后七月十五日武汉分家，以后十月间叶贺军队在潮汕溃败，最后广州暴动失败——这一连串事件就是革命步步下降以至于完结的里程碑。当时每个事变发生时候，托洛茨基都是这样估量的。新热月党人则恰相反，他们估量革命从上海屠杀至广州屠杀是沿着上升曲线发展的，不仅事变当时如此估量，甚至以后好久还是如此估量。广州暴动失败之为革命完结，更是显而易见的，但新热月党人仍旧认为这是革命进入更高的阶段之开始。直至半年多以后，即一九二八年秋天，他们才肯承认广州暴动是“退兵时之一战”。可是虽在这个时候，他们仍不肯断定中国第二次革命已经结束哩。他们估量当时的局势，为处于“两个浪潮之间”，而非像托洛茨基说的是处于“两个革命之间”。
既然没有估量局势的能力，即使路线正确也会领导革命至于失败的，何况路线本身就是错误的呢？新热月党人于上海，长沙，武汉几次事变未曾发生以前禁止群众组织苏维埃，坚持留在国民党里面，以上层和平的协商代替下层武装的斗争；到了武汉分共之后，他们才匆忙进行暴动，实行那应当于进潮时候实行的路线。
他们究竟到了什么时候才承认第二次革命已经完结而第三次革命尚未开始呢？他们曾经这样承认过么？这很难说。总之广州暴动以后四五年中，他们还未承认革命局势已不存在了的。所以“两个革命期间的策略问题”，他们根本未曾提出。
一九二八年秋天共产国际开过第六次大会以后，托洛茨基正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底党，在这两革命间的反动时期，其任务并不在于夺取政权，而是在于将那溃散销沉的群众集合起来，使之重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便下次革命局势再来时更有力量更有把握地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要实行这个任务，必须进行民主运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贫农”，“民族解放和独立”等为国民会议底纲领。
托洛茨基认为民主运动是中国这个反革命时期中自然而然要发生的。资产阶级写了镇压革命不能不容忍拿破仑主义的军事独裁政制，现在革命镇压下去之后资产阶级就要变换一种统治形式的，即要相当限制军事独裁，相当采取宪政制度的。他方面，革命虽已结束，但未解决其历史任务，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并未曾改善其地位，他们随时都会提出他们的要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中国人口压倒的多数，人数众多就是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底最适宜的表现就是形式的民主政制。不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已，在反革命时代一般工人也必然要采取民主运动为其斗争形式的。直接的革命局势既不存在，广大的工人群众又已丧失了革命的觉悟和勇气，他们也需要种种的自由，以提出日常斗争底要求，然后能进一步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去从事于夺取政权的斗争。
由此可见，在此时期，民主运动将成为中国各阶级底斗争和要求之焦点了。每个阶级都想利用这个运动为自己的利益。工人阶级如果不参加这个运动，那么运动结果便不会有利于工人的。参加还是不够哩，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这个运动，然后运动底范围才能够超过资产阶级定下的界限，而走上名副其实的民主道路。
托洛茨基这个民主运动策略，与他对于中国发展趋向之估量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以此估量为基础的。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同时就是造成资产阶级底政治稳定，跟着政治稳定后面来的，就是经济复兴，工厂恢复和增加，工人数量集中和扩大，革命失败底创伤渐渐医好了，甚至能够开始新的斗争了。不仅工人方面而已，这新的政治经济局面，不会减少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反而要扩大这些矛盾，加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底斗争。这些斗争汇合起来便成为这个时期的民主运动底基础。在此前提下，中国经过一个时期的议会制度也不是不可能的。到了将来新的经济危机时候，这个政治稳定就要动摇了，就要让位于直接革命局势了，那个时候就是“两革命间时期”告终而到来第三次革命了。
托洛茨基自己声明他这个估量是属于诊断性质，并非说中国往后发展非完全依照这个估量不可。他特别指出国际的因素可以干涉这个过程。无产阶级革命党应当随时注意国内和国外实际生活底发展，根据这个实际的发展来确定策略路线，而不应当受现成的死板的路线所束缚的。在实际的发展光照之下，过去定下的路线可以改变，甚至可以根本抛弃。
托洛茨基定下这个民主运动的策略路线，同时也指出这个策略路线有使人忘记了战略目的之危险。人们将倾向于把中国两革命间时期的民主运动看做一种超历史的意义，将倾向于仅为民主运动去做民主运动。所以他提出警告道：
这些民主口号，“拿来与党底根本目的（以武力夺取政权）比较来看，则仅仅是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这些口号根本的意义仅仅在于能够引导至革命的道路。”(见《中国革命问题》——新版二二五页)
这个策略路线提出至今已有十四年长久了，中国第三次革命尚未到来，我们现在过的还是这个“两个革命间的时期”，虽然如此，这十四年的经验还是允许我们给这个策略路线判断一下的。
首先，客观的发展证明托洛茨基底估量和诊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压平革命后便巩固其中央政府权力，以此权力为基础，不仅扑灭了长江流域的农民战争（那是上次革命底余波），而且逐渐消除了军人割据的局面。以此巩固为基础，中国曾有一个经济复兴，工业，商业和交通都有发展，无产阶级亦曾开始表现其新的力量。在这经济复兴基础之上，各阶级果真提出各自的国民会议要求了，各党派果真在国民会议运动中提出各自的纲领和口号了。连当初反对国民会议口号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也不得不改变反对的态度而为赞成的态度了。
然而民主运动至今并没有大规模的开展，既没有引导至直接革命局势，也没有造成中国议会制度时期。难道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局势之下还是不适宜于民主运动么？
不然！中国这个反革命时期固然证验了托洛茨基底诊断，但也证验了他的附带的声明，即这个过程开始不久便有“国际的因素”来干涉了。中国底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日深一日的侵略底下进行的。政治的稳定伴着国权底丧失，经济的复兴伴着领土底沦亡！拿破仑主义的军事独裁仍然是资产阶级所急需的，资产阶级也以“国难”为有效的借口，拒绝民众底民主改革要求，于是这个“两革命间时期”竟引入于战争，而且引入于世界大战，中国第三次革命遂与世界第二次革命浪潮互相胶结不可分离的了。
第四节 不断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
中国革命问题得到不断革命论之完全的光照，乃是在革命本身业已失败了的时候，至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革命失败以后才知道不断革命论能适用于中国的——好多人甚至此时才第一次听到“不断革命论”这个名词哩！对于广大群众，这个革命理论还在等待第三次中国革命来作正面的证验。
从这个理论引出来的两革命期间的策略，在这反动时代表现得很复杂而奇特，那些不正确了解这个理论底基本原则又不明白这个时期事变意义的人，也不会认识到事变已经证明了这个策略之正确的。
一种革命理论以及从此理论引出的革命策略，需要事变来证验，但为了证验，需要有个推行此理论和策略的革命党，这个党又首先需要正确了解这个理论究竟是什么。不幸，中国以不断革命论为纲领基础的党，虽已有十四年历史，但至今仍未能成为干涉国家政治生活的群众组织，而且党内自始就存在一种曲解或误解不断革命论之倾向。
这个党出现于第二次革命失败此后，当初本是作为斯大林主义破产路线之反响而形成起来的。托洛茨基底“无产阶级专政”公式提出于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前，他的“民主运动”策略则提出于大会以后，但此二者同时传到中国来，同时为这新生的党所接受；党一面说中国革命再不能有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了，一面又说无产阶级目前只能从事于民主运动。这种根本原则和暂时策略的关系，本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补足的，但在幼稚、落后而又新遭失败的群众看来，这两种说话确是难以调和的。不仅群众而已，党自己，甚至党底领袖分子，也在这方面发生混乱，历年来党内的争论就是这个混乱底证据。历次争论几乎都以“国民会议”问题为中心，并非偶然的事情。为了工作偏重于鼓动，鼓动以民主口号为主体，民主口号甚至成为党底团结基础的原故，争论之中遂发现了一种“民主”物神化之倾向，彷佛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的斗争只因托洛茨基派主张做民主运动，要求国民会议，而斯大林派则反对做民主运动，主张组织苏维埃。这个倾向不是把民主运动策略看做一种只适应于两革命间时期的策略，看做一种手段用以达到革命高潮之目的的，而是把来看做革命目的自身，看做绝对不能跳过的历史阶段。总之这个倾向所要努力发挥的，仅仅是民主运动对于中国革命是如何如何重要——这一点。
这个倾向之逻辑的归宿，便是为策略而放弃根本原则，为民主而放弃专政，不仅要退到斯大林主义去，而且要退到形式的民主主义去。如此一来，它就根本脱离了不断革命论，无需要调和它与不断革命论根本原则之间的矛盾了。
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却不是这个倾向底逻辑的归宿，而是它的半途性，它还在寻觅方法与不断革命论根本原则相调和的情形。
这个“民主”物神化倾向之不彻底的代表者，仍旧承认不断革命论，仍旧自认为不断革命论者，他们而且以为只有他们才正确了解得不断革命论哩。他们怎样了解呢？
首先，他们把世界革命分成帝国主义国家底革命和殖民地（中国在其内）底革命两个种类，后者要解决的是民主的任务（民族的任务在其内），前者要解决的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其次他们也不否认殖民地革命中有社会主义任务存在，但他们认为这个革命必须彻底解决其民主任务，然后才能开始提出其社会主义任务。他们的种种怪论，归根结蒂都是从这两点出发的。
其实，这两点不仅不是不断革命论底观点，而且正是不断革命论所要反对的。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把世界国家分成已成熟了社会主义条件和尚未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两大种类，他第一次指出：殖民地革命也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方有成功希望；他第一个确定中国第三次革命为社会主义性质。这是明白表示他决不会把殖民地革命限止于解决民主任务的。也许他的意思是说必须先彻底解决民主任务才能开始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么？然而不然！再没有人比他更反对这种说法了。他在《俄国革命史》中说道：
“大战之前几年当中，布尔什维克派在公开的报纸上自称为‘彻底的民主派’。这个别号不是偶然选取来的。惟有布尔什维克党有勇气，敢彻底提出实行革命的民主口号。但在预测革命时候，布尔什维克派并未超出这些口号以上。可是大战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帝国主义结成了不解缘，确定地指示出：‘彻底的民主’政纲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的了。布尔什维克派之中那些人，在大战时未曾有此觉悟的，必然被革命所震惊，而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底左方同路人。”（见中译本第三卷第一〇九页）
“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彻底的民主”，正是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论底三大要点之一呀！
不错，托洛茨基并非把殖民地底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底革命看做完全一致的，他时常指出这二种革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这所谓差异，并不是在革命性质上，也不是在解决的任务上，主要的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凭靠的基础上。他在这方面的意见，可以拿《不断革命论》中几句话做代表，那里说，“稚小而数量相对地不多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在民主民族革命基础之上，能够比先进国无产阶级在纯粹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更早些走到政权。”这两种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凭靠的基础虽然不同，但要维持和巩固这政权，都必须采取若干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施，都必须解决若干社会主义任务。殖民地革命如果没有解决若干社会主义任务，则连民主任务也不能解决。
“民主”物神化倾向之不彻底的代表者，所持这两点意见，事实上正是斯大林主义底意见。第三国际拿“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给殖民地，拿“无产阶观专政”公式给帝国主义国家，不正是承认殖民地革命限于解决民主任务，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才能解决社会主义任务么？又殖民地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不正是以彻底解决了民主任务方能提出社会主义任务这个观念为前提么？由此可见这个倾向正是斯大林主义倾向在新党之中未曾肃清出去的。
这个倾向为了坚持上述两点意见，便不能不努力攻击以下两个观念。
第一，它攻击那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的观念。它认为这个观念是荒谬绝伦的。可是问题没有这样简单。整个革命或其某一段落底性质是凭什么决定的呢？上面已经说过，决定革命性质有三种标准，即革命底动力，革命底前途和革命底任务。从动力和前途来说，中国第三次革命，连开始段落在内，都是社会主义性的。托洛茨基一向便是教我们凭这二个标准来决定革命性质。他确认中国革命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凭革命动力和前途而说的，不错，他在某种情形下也曾从革命所解决的历史任务方面来看革命底性质，但严格说来这个标准不足为凭。一个革命能解决其历史任务至何种限度，往往须待未来历史家去决定，事先无法决定。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只解决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革命以前谁能想得到呢？但我们能因此说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么？当然不能！这个革命乃是失败了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此外，所谓社会主义任务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这个国家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说的么？那不仅中国革命开始时不是社会主义性的，连俄国革命至今也不是社会主义性的。也许是指没收重要的生产机关归公有，这些设施说的么？那么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也就要解决这些任务的，因为非有此设施不能成立和维持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则连民主任务也解决不了。所及即使就解决的任务来说，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主要的（即当作必需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性的。托洛茨基不止一次说过：
“中国第三次革命底最初阶段，就其内容说，将比十月革命底最初阶段更少含资产阶级性的。”（见《中国革命问题》——新版一六五页和一七九页）
第二，它又攻击那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顺带地在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观念。它也认为这个观念是荒谬绝伦的。可是我们在俄国看见，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实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的。事实是如此，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是如此解释。它或者认为俄国不是殖民地，俄国能够顺带地完成，中国则不能够么？可是这问题与殖民地或非殖民地无关；只要承认中国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解决民主任务，那就要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顺带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完成，因为这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正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必需的若干社会主义设施而言呀！
这两个观念，其实就是不断革命论中的根本的观念，接受不断革命论而反对这两个观念，无异乎买椟还珠，无异乎拒绝不断革命论而退到斯大林主义去。
这种后退到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也自称为“不断革命论”，它和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之间的差异,可以用以下的话概括之，即这个假的“不断革命论”是认为非彻底解决民主任务不能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的不断革命论则认为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即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解决民主任务。
最后为避免误会必须解释几点，即因过去领导错误而造成的这个两革命间时期，虽是不能跳过的，在此时期内虽必须以民主运动为工作中心，但这策略底重要并不在于本身目的，而在于能够引入直接的革命局势去。到了直接革命局势之下，那些民主口号就要退入次等位置，而让位于夺取政权运动，即无产阶级革命了。
但民主运动及其口号不过退入次等位置而已，并非完全失去意义。恰好相反，在直接的革命局势之下，民主运动仍能发挥其巨大的作用，虽然是补助的意义。在此时期我们也不能放弃民主运动的，但是在此时期我们必须以比在两革命间时期不同的观点来看民主运动，即不可将它看做没有革命局势不能实行夺取政权斗争时候一种唤起群众重入政治生活的手段，而应当把它看做正在进行的夺取政权斗争底一种补助工具。尤其重要的，即我们不可拿传统的观点来看民主运动，而应当拿不断革命论观点来看它，即应当看它是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顺带地完成的运动，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便不能完成，且无力量的。民主运动，反乎近代革命传统，不能独立完成——这个特点，正是落后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先进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处，正是不断革命论底出发点呀！
[1] 当然，一九二九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开始争论中国革命问题，但是直至现在为止，两方面都未曾超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争论范围以外。
[2] 这本小书假定中国一九二五年——二七年革命经过是早为读者所知悉的，正如以前几章不叙述俄国革命经过一样。但是除了参加过革命一代人之外，那次革命的经过是很少人知道的。知道的，也不见得合于真相。最好的记载这次革命的书是伊罗生著的《中国革命悲剧》。（译文连载于《新旗》杂志。——新注）
[3]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结论，其中几个重要点如何发展和变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不断革命论也是重要的。但我们想另写一文发挥这个问题。（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新版凡西同志写的序言中发挥这个问题。——新注）
[4] 托洛茨基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在此以前十五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但中国一向所谓“第二次革命”是指民国二年南方若干国民党都督反对袁世凯的战争而言的。我们这里从托洛茨基底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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