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序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本《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并非一本独立的书，而是另一本书，《不断革命论ABC》之后半部，是从那本书割裂出来的。这本书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及附录，就是那本书中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及附录。无论章数如何改动，小心的读者总能发现这本书中有许多地方提及那本书之处，而其口气并非提及另一本书，而是提及同一本书底其他章节。这一类形式的矛盾，改也不胜改，我们率兴不去改了，因为我们并不隐晦这本书是另一本书的一部分。不仅不隐晦哩，我们而且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够同那本书联系起来读。必须先读那本书，然后才能完全了解这本书。
为什么我们把一本割裂为两本呢？因为这割裂出来的后半部包含着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内部争论的问题。我们开始计划时，本想拿有名的《不断革命论》做一个通俗的说明，让普通读众都能懂得，而避免涉及内部争论问题。可是，说到不断革命论为一般落后国家底革命公式以后，就不能不说到它对中国革命的关系，因之就不能不说到中国自始就存在一种误解它或曲解它的倾向，因之又不能不说到关于此次战争的争论问题，最后，这与一切问题有关系的，又不能不对于一般殖民地解放运动作一个新的估价。既然不能避免内部争论问题我们率兴更彻底发挥下去，把这些问题置于系统的理论的说明之下。如此一来，这后半部书就成为内部争论问题的专书了。
为什么我们把内部争论问题割裂出来呢？是因为这种争论不应当向党外公开么？不是的！革命党内部关于组织的和私人的问题之争论自然不应公开，但是关于理论问题的争论，咋不是关系于一党的事情，而是关系于整个革命的事情，为凡同注意革命问题的人所同感兴趣，且无秘密可言，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公开出来。革命党公开内部争论问题，不乏前例。列宁著的《怎么办？》《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等等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争论问题的书，他的《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也是初生的第三国际内部争论问题的书。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成立而后也常常公开他为内部争论问题而写的文字，其中以小书形式出版的，前期可以举《保卫苏联与反对派》为例，后期可以举《保卫马克思主义》为例，更不必说起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写的文字，以及在列宁病后第三国际内写的文字了，中国自然不能列为例外。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并非没有理论的争论，可惜都未曾公开出来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理论争论更多，但始终限于内部刊物，从来未曾公开过的。这里，我们也必须把国际传统输入中国来。
我们把《不断革命论ABC》割裂为两半的，并非为了后半不愿公开的原故，而是为了后半主要是代表我们一派底意见，有几处甚至是代表著者个人的意见，至于前半则是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能承认的，因为不过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文字之通俗化罢了。我们现在急需这个通俗化，急需让广大的群众知道什么是不断革命论。为了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能向这个通俗化努力起见，我们认为还是把代表一派意见的后半部分出来好些。
后半部代表一派意见，正因为后半部不是以通俗化为限，而是有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一派，与别人不同的，就在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把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对于它的发挥，首先不是看作教条，而是看作分析的方法。我们并不把权威者所下的结论视为绝对不可移易的，我们每次都要探究这个结论根据什么前提，现在要应用这个结论时，其所根据的前提是否已有所改变。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导言中提出来说，在结论中提出来说，现在又提出来说。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底分裂，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对于“抗战”的立场不同，而其实是为了更深刻的理由。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于“抗战”的立场不同，那么现在“抗战”已经过去了，分裂底理由就不存在了。分裂既然继续着，我们应当更深一层去探究它的理由。
首先，我们明白，此次分裂，主要地并非为了抗战有无客观进步性，何时失去这个进步性，要不要拥护抗战，要不要抵抗日本侵略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分裂中自然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占据更重要位置的，还是另一个问题，即：要不要在抗战期中进行革命。
抗战初起时，内部争论已暴露了一种倾向，主张：在抗战时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政府中途妥协就够了，至于革命，则等待抗战胜利以后再说。代表这个倾向的人，有坦白说出上述主张的，也有以隐隐约约的话含蓄着上述主张的，坦白说出上述主张的人，在内部得不到支持，因为同志们究竟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底本能，不肯接受上述主张，但他们受了那些以托洛茨基主义的辞藻来掩饰上述主张的人所迷惑了。我们试揭开辞藻，把那些人底真相露出来。
那些人始终未曾说过我们要在抗战当中进行革命。我们重读了他们从抗战开始以来写的文字，尤其在争论中写的文字，无论个人署名的，或以讨论提纲和大会议决案形式发表的，都未曾说过要在抗战当中进行革命的话。
那些人最坚决主张取消“打倒国民党政府”这个传统口号，其中最坚决的一个领袖，竟不惜以去就争得取消这个口号，他而且以取消这个口号（录入者注：此处缺漏半行）立场，主张暂时取消，并不主张国民党政府抗战一日，我们绝不恢复这个口号。
可是，上述那些人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他们主张在抗战中取消这个口号。其中一个领袖在他起草的《提纲草案》第十一条中说到：
“我们认为要断定‘抗战变质’，必须根据底下的几个基本条件，即：国民党政府把抗战转变为内战或反苏联的战争，或美国在日美战争中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日帝的地位——但这三个条件在现时尚没有一个存在，因而在现时即断定抗战已经变质，乃是玄学的错误的。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还不能作根本的改变。”
上面征引来的一段话中，说明我们应当在什么条件之下来改变我们对于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他提出的态度有三个。综括起来就是说：须待抗战不成为抗战的时候，我们才能改变我们“现在”（指当时）对于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我们当时对于抗战的态度是什么呢？是拥护。三个条件实现之后，抗战已经根本没有了，无所谓变质了，更谈不上我们对于抗战的态度了。但那时国民党政府还存在着，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的确需要确定的。可见，在上引一段话中，虽然把“抗战”和“国民党政府”并列，而且把“抗战”放在“国民党政府”前面，仿佛“抗战”是主要的，“国民党政府”是附带的，而其实这里附带的是主要的，而主要的是附带的。这里，人们讨论的，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来改变我们当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不要忘记，我们当时是取消了“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的。那么我们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恢复这个口号呢？那个领袖说：须待抗战不成其为抗战的时候，换一句话说：国民党政府抗战一天，我们一天不提出打倒它的口号。
这《提纲草案》为大会所通过，成了正式的决议案，上引那段话在决议案之中几乎没有修改的，不过把“国民党政府”字眼删去了，成为简单的对于抗战态度的问题。但有了《提纲草案》之后，正式议决案虽然删去那五个字，仍是不能改变我们上面的判断的。
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一个孤证，不能凭藉来判断罢？然而不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分裂后新出的《斗争》报第六卷第三期中，那个领袖说道：
“我们可以预断，中日战争的终止，行将成为革命的开端！”
这几句话很明白地说出了他从抗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路线，即是：把革命移置于抗战之后。至于中日战争终止以前，则只要国民党政府抗战一日，我们就支持它一日的。
人们也许会说，以上不过证明了那个领袖是这般说，别的人不是这般说么？然而不然，另一个领袖对于抗战变质问题也会提出四个条件，即除了那四个条件之外还添入：国民党政府把抗战“转变为镇压别国人民革命的战争”。这虽表示他比较细心一点，但仍旧不能掩饰那些条件是为了决定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的，因为照那些条件看来，抗战根本没有了，还有什么变质可言呢？
第三个领袖说得更加明白些。他在抗战未曾胜利得期间，曾给我们一封信，其中说道：
“不错，××地方曾在大会前有过‘抗战中走向革命’等等荒谬的前途估计及盲动的工作方针，因此遭受重大损失。”
在抗战中走上革命——这个前途估计竟被认为“荒谬的”，由此可见所谓“正确的”前途估计是怎样的了。
以上引来的三段话，不错，是他们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并非时常在嘴头上说的话。可是，他们既然未曾说过要在抗战之中转变政治的批评为武装暴动或国内战争一类的话，则无论如何借用托洛茨基主义辞藻来装饰，总不能隐瞒他们是反对在抗战期中进行革命了。
抗战有无进步性？何时失去进步性？要不要拥护抗战？一类问题，在下一问题：要不要在抗战中进行革命——面前，就显得不重要了。
总之，抗战起初时，中国同志跟着托洛茨基宣布抗战有客观的进步性：应当支持它，而批评资产阶级领导底政策，他们只要同托洛茨基一样，以拥护抗战为手段来积聚革命力量，准备着转变政治的批评为武装暴动，为国内战争，为夺取政权的革命，不管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是否仍在抗战——那么他们仍不能算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我们还不能放弃籍抗战来发动群众之希望。可是到了争论时候及以后，他们还继续站在这个立场上，那就是错误的了，那就必须跟着那些领袖走上不许在抗战期中进行革命之道路了。
但是，要不要在抗战期中进行革命的问题，仍然是属于过去的问题，仍然不能作为现在继续分裂之理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得分裂继续下去呢？
从理论的立场来说，那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解释问题。
抗战问题和不断革命论解释问题，现在看来，是有密切联系的，但争论初起时人们并未曾明白这个联系。争论继续下去，范围愈扩大，意义愈深刻，于是这个联系愈加显露出来了。最后，我们大家都明白，若不把不断革命论解释清楚，则抗战问题的争论仍是不能解决的。
中国不断革命论者当中自始就存在一种倾向，坚决反对“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的说法。代表这个倾向的人，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底不断性，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发展到最后是社会主义性，但仍坚持把革命分做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阶段，非经过前一阶段不能走到后一阶段，他们和斯大林派不同的，仅仅在于斯大林派认为这两个阶段间隔离一个颇长的时期，而他们则否认有此隔离时期而主张两个阶段或两种革命互相“衔接”罢了。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衔接”时候固然是两种性质互相混合的，但在“衔接”以前和“衔接”以后，这两种性质显然是截然分开。所以“衔接论”必然是“阶段论”，必然主张在未“衔接”以前须拿百分之百力量去做民主运动，到了“衔接”时候才能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如此一来，当然要把民主“物神化”，即认为民主运动本身就是进步的，无论什么阶级来领导，无论用什么手段去进行，无论能否动员群众，能否促成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都是进步的。以这样的“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难怪他们对于抗战采取保卫主义立场了，因为他们说，抗战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就是民主运动，即便它是世界大战一部分，即便它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所领导的，即使它是用反动的政策去进行的，即使它不能动员群众，不能促进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它仍旧是进步的，我们仍旧要支持它。难怪他们把革命移置于战争终止之后，而不准备利用战争来发动革命了。
不错，托洛茨基有时也会说“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一类的话，有时也会令人觉得他也会把革命分成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但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托洛茨基所说的“民主革命”究竟是什么？托洛茨基说起民主革命时，如果是注重科学的解释，往往是要在民主革命字眼上添加括弧，或添加“所谓”两字，或用其他形容词来限制的。在《俄国革命史》底俄文版序言上，他一开始就说：“二月革命被人算做道地的民主革命”。以后，他又说：“二月革命不过是一种外壳，其中隐藏着十月革命底核心。”在“十月教训”中，他说的更清楚：
“二月革命，就其本身来看，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当作资产阶级革命说，它来的太迟了，它失去任何稳定的可能性了。内部矛盾直接表现为双权政制；受了这些矛盾所撕裂，此次革命只有两条道路可走：或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直接前奏曲（事实上走的是这条路），或者使得俄国堕落为半殖民地国家，由一种资产阶级寡头政制来统治着。因此二月革命以后那个时期，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的：或者看做‘民主’革命巩固，发展或完成之时期，或者看做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
这类的话，要征引起来，还有好多，但上面征引的已经足够了。我们要注意，二月革命是被人算做或就其本身来看（着重点都是新加的），才是民主革命，而其实并非民主革命，乃是“无产阶级革命底直接前奏曲”或其“准备时期”。认真说来，在不断革命论意义之下，落后国已经没有“民主革命”了，有的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底直接前奏曲”或其“准备时期”。
这话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不能使用“民主革命”字眼了。我们仍旧可以使用“民主革命”字眼，但必须拿托洛茨基这里所赋予的意义去了解它。
如此了解的民主革命，就不能构成一个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了，就不是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了，而是互相纠缠着，错综着，不可分离的。民主运动必须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底直接前奏曲，才有进步意义；抗战必须有可能成为革命底直接前奏曲，才有进步意义。
这便是我们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见解，这便是我们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解释。
他们的解释，上面说过，乃是阶段论的。在战时，他们主张：先完成抗战，再开始革命；在战后，他们主张：先完成民主革命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战时和战后的主张，是有这么一个统一性的。
战争已经过去了，革命还在我们的前面。将来，革命爆发，造成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后的局势，那时我们究竟要把它看做民主革命，来巩固它，发展它和完成它呢？还是把它看做社会主义革命底直接前奏曲？This is the question 。
这个问题是比战时争论的一切问题都更重要的。而这便是我们还在分裂的真正理由。我们希望这本小书出版能够帮助革命者同志去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
书中第三章，关于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是一种“试论”性质。著者不过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注意和讨论。附录中的第三篇，也不过是著者供给的一点材料，为了帮助大家讨论之用的。著者自己并不视书中所说为定论，而是时刻注意拿世界事变底发展来证验它。
这一章底重要意义，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文献对于殖民地问题观念的发展。这发展底趋势，是渐渐地不把殖民地国家和非殖民地国家看做性质上不同的，而是看做发展程度上不同的。殖民地国家和非殖民地国家之差别，不过是落后国和先进国之差别罢了；而落后国和先进国之差别不是愈来愈隔远的，而是愈来愈接近的。殖民地国家愈来愈能适用马克思主义者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拟定的战略路线和策略路线了。
这章书写好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五年前，世界还在战争，双方胜负还看不出来，如今已经是和平了，而且和平两年了。局势如此变动，究竟是倾向于驳斥上述的结论呢？还是倾向于证实上述的结论呢？无疑是倾向于证实的。这五年间世界事变证明落后国和先进国是愈来愈接近的，不是愈来愈隔远的。一些先进国因战争而趋于落后，一些落后国因战争而趋于“先进”。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印度，埃及，波斯等等，在战时和战后，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化了，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更加融合成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则与国家混合起来支配了一切。总之，列宁在《帝国主义》书中所分析的几个特性，以具体而微存在于殖民地了。
这个现象，在中国或称为“四大家族”，或称为“五大集团”，或称为“官僚资本”，或称为“豪门资本”，其实是一个东西。不仅中国有，其他重要的殖民地国家也有。同时，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战败的德意日或战胜的英法荷比，也渐渐仰赖于外国资本的救济了，在某种意义下也可以说渐渐“殖民地化”了。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中曾说：“革命也要开始排去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但现在尚没有革命，而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也已渐渐向着泯灭的道路上走了。在如此意义下说，在殖民地已经发展到金融资本的意义下说，殖民地国家不仅成熟了“民主革命”哩，而且成熟了社会主义革命。
五年来事变既然倾向于证实书中的结论，这就助长了我们的勇气，敢于把试论性质的文字发表出来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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