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市立长宁中学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到私立奉化中学报到，这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学年。
私立奉化中学是蒋介石前妻毛夫人的侄儿利用抗战胜利后接受的一处有花园的敌伪房产改建起来的，位于长宁路华阳路口。是个行伍出身的人，办个学校，打出文化牌，在上海滩混混。自己不会办学校，从天台县请来一位名士吴老先生全权主持教务。吴老先生一心想办出成绩，聘用知名教师和正宗大学毕业生来校任教，总务和财务操在毛氏私人手中。
中共地下党员蓝文瑞，复旦大学毕业，经人介绍给吴老先生，到奉化中学教生物。解放前，他是上海市西区“教联”的负责人，在“教联”举办的联谊会上我同他认识的。与蓝文瑞到奉化中学同时，教美术的也是共产党员，据说在一次接头时失误被捕，牺牲了。上海解放前夕，毛夫人的侄儿逃到台湾。上海解放后，吴老先生识时务，礼贤让位，蓝文瑞主持校政。实际上，在教员中，吴老先生还是有声望的，几个职员还是毛氏的关系，在解放的形势下，些人只好看蓝文瑞的马头是瞻。
蓝文瑞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夫都是党员，他的父亲蓝公武是当时政务院的政务员，是老革命。
解放了，革命胜利了，社会地位改变了，进城干部和原在城市的地下党员，都意识到当家作主，心潮澎湃，为改造落后、贫穷、愚昧的旧社会，为建设自由、平等、光明的新社会而废寝忘食地整天忙碌着。我看到蓝文瑞天天到区里去开会，上午去，下午去，有时晚上还去开会。像是有好多工作忙不完的忙，他原来教的生物已请来一位女老师代课。我还看到区里的一位交通员，天天骑一辆破旧的自由车来给他送通知公文，这些通知公文都是装在用旧报纸糊的袋子里，交通员向我讲，袋子是在空闲时间糊的，节约闹革命么，是位北方农村出身的工农干部。
正因为他的工作实在太忙，才说通了张弘放我。他向我讲，在“教联”时，就对我印象好，知道我帮张弘撤并正始中学的事情后，他就更相信我能帮他的忙。我应当再替他增加一个理由：当时他不知道我是托派，只知道我是刚走出校门的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大学生。
他指派我担任初一到高三的全校地理课，同时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在大学我读的是历史系，对地理学和地质学也有兴趣，我有信心边学边教这门功课。在学校附近的愚园路上新开了一家国际书店，可以购买到苏联出版的有关地理教学用的图表（都是中文的），我充分利用这些大幅的图表辅助教课，方便多了。那时正是一边倒向苏联，宣传苏联的时候，且苏联的出版物都带有宣传性，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张中国地理挂图就比中国地理出版的大四倍，虽然它把黄河入海画错了地方，但整个图挂在黑板上还是很醒目的。
国际书店有大批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宣传招贴画，我弄来挂在校园里的墙上，三十多张一套的“列宁画传”挂在图书馆的墙上，图书室里添置大批新出版的新文艺书和小人书，特别是小人书更受学生的喜爱。
老师和学生都误认我也是共产党员。蓝文瑞的党员身份是到一九五一年学校改为市立长宁中学同时宣布党小组建立时才公开的。从正始中学转来的四十多名学生早就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成了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
那时还是刚刚解放，社会上谣言很多，人心浮动，崇美恐美思想与疑苏反苏思想并存，受社会上的影响，在学生中，相信和拥护共产党的学生多靠拢我和蓝的一边，反之，有些学生与高中教国文的周老师等亲近，这样的学生在高三和高二都有。学生会自然流露思想感情，老师们的思想情况复杂，大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会把自己伪装起来。蓝文瑞曾对我讲过，周老师邱老师等在解放前，思想表现反动。据我看来，奉化中学的一些老师都是思想问题，不像正始中学的某些老师有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
学校附近的一家毛纺厂和一家棉纺厂的工会都要成立夜校扫盲班，要求学校帮他们解决师资问题。我和老蓝决定组织一部分高中学生去当小先生，思想进步的男女学生总是热情的，踊跃参加。每天晚上，我和老蓝分别陪学生到工厂去教识字课，受到了比他们年龄大的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学生们有了信心和兴趣。
一九五○年，发动青年学生参军运动，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有的家长对孩子参军想不通，做这项思想说服工作是很吃力的。当时我是初二班主任，我班上没有，因为年龄不达标，调我帮高中的班主任做说服工作，我就遇上了个钉子户，高二班的有一名学生一定要参军，他爸爸一定不要他参军，这位爸爸找到学校里来，由我接待，我先按照宣传提纲向他讲道理，他说，这些大道理都懂。我希望他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愿望，他要孩子尊重父母的心愿。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理解他的心情，他不敌对共产党，就是抱住一个传统的旧思想不放，认为当兵没出息，所谓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一场艰苦的磨嘴皮子的拉锯战，又一次为人作嫁衣裳的苦差事！
他的儿子坚决参军去了。
事后，我们把“光荣之家”的大红纸送到每位参军学生家贴在大门上，只有这位反对儿子参军的爸爸拒绝贴在他的门上。没有想到，事隔半年之后，这位爸爸托邻居的学生家长捎话给学校，希望“光荣之家”的红纸贴在他家的门上。我组织了一群学生敲锣打鼓地把“光荣之家”送上门，他客气地请我到屋里坐，看到墙上有他儿子的几张军装照、部队寄来的证明文件，知道他家也受到政府的拥军优属的照顾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思想落后啊！”
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一年，两年间全国社会政治局势迅速地变化着，人的思想感情也随之起了变化。反对儿子参军的爸爸相信他的儿子有前途了。
学校里成立了工会，教职员工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一个工会会员证的小红本本。选举杨念祖担任奉化中学的工会负责人。这位杨念祖老师到文革时遭了殃，他说江青的坏话被打成反革命，先判十年，他不服，又加刑十年，宣判大会是在市监狱里举行的，我在市监狱服刑，大会的广播中听到他的名字，我心里为之一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我获得释放后曾去看望他，双手腕上留下了手铐的疤痕，他说被铐了十年。惨！
工会成立后不久，学校中共党支部公开宣布建立，三名党员：蓝文瑞、高三学生周久红和高二学生励汝丰。这两名学生是党员我早就知道，我常看到他们三人在蓝的住室里开小组会。
一些老师和学生看到我不是党员，感到奇怪。“老师，你不是共产党呀？”接近我的学生带着满脸的稚气总是这样问一声。我常借用苏联的宣传画向学生们讲社会主义是无剥削无贫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启发学生对社会主一义社会的向往，老蓝有空的时候也这样做的。
紧接着，私立奉化中学被批准改为市立长宁中学，教育局正式任命蓝文瑞为校长，全校师生皆大欢喜，在操场上庆祝一番，学生们竟把老蓝和我都抛上空中。
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位中央大学的共产党同学赵宏才在老蓝的办公室里，谈话很长久，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怀疑赵宏才是为我的托派问题来调查的，没有去同他打招呼。
我认为老蓝是从那时才知道我是托派的，但我也注意到他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秋季开学，缺音乐教员和高中历史教员，他还同我商量，问我有没有熟悉的人，我把中央大学音乐系毕业的杨仁化介绍给他，又把杨博的爱人赵宗智介绍给他教高中历史课，他都接受了，说明他还是信任我的。杨仁化是个普通同学，怎么认识她的已记不起了，只知道她是四川军阀杨森第几房太太生的女儿。赵宗智是杨博在山东大学影响的一个托派成员，这一点我瞒了老蓝。赵宗智也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捕，经管训班学习没有判刑释放。一九八○年我去长宁中学看望老蓝时，他还告诉我，赵宗智被释放后，还曾找到他，要求回校教书，因学校不缺员，又受政策限制，他没有收留赵宗智。
解放后，我在学生中不进行托派活动，不是迫于形势，而是认为根本不可能。解放前影响的对象是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不满又对共产党路线怀疑的有进步思想、求索革命的人。解放后，共产党领导胜利的革命还在向前发展，觉醒了的工人、学生都愿意跟共产党走，去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对共产党的政策、路线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是有的，在学生中我就看到不少，他们多是受家庭影响或旧社会反动思想影响较深的，他们很难，甚至不会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真正的托派并不是斯大林所说的，是为反对共产党而反对共产党的死敌。它们是追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我理解到中共的政策在从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倾斜时，我宁愿公开讲社会主义，讲马克思主义而不在学生中发展托派组织活动。我不否认我有成见，比如三十多张《列宁画传》，我买来挂在图书室里，《斯大林画传》我就没有买。关于这点，学生们是不会察觉，连老蓝也没有提出异议。实际上，他常常向学生们讲列宁的故事，《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等影片里的列宁形象，他模仿得很像。我没有听说他讲斯大林的故事，他不是反对斯大林，斯大林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那时候，书店里有关列宁故事的书很多，很少见有关斯大林故事的书。还记得有一次他和我同一部分学生观看《攻克柏林》电影回来的路上，他评价说电影里的一个场面是不真实的。那个场所面是红军刚刚攻下柏林，炮火还没有停息，斯大林就飞抵柏林机场，受到红军战士的欢呼。其实那个镜头正是《攻克柏林》一部电影的画龙点睛之笔，突显斯大林的英明伟大和神奇。
一九五二年肃托案件中，没有一个学生受我牵连。可惜的是，一九五七年，有几个曾同我接近并听我讲社会主义理想的学生被打成右派，这是到文革时我才知道的。她或他们所在的单位外调人员到监狱里来提审我时告诉我的。我除了证明他们不是托派也没有托派思想之外，我心里是难过的，他们是受我的那些思想而成右派吗？现在想来，他们成为右派并不怪我，是共产党的政策本身出了毛病。几个学生都是好学生，都是班上干部和团干部。
一九五二年暑假，上海举行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全市是一个大队，又分成若干中队。蓝文瑞担任一个中队的队长，他已知道我是托派，我问他，“政治面貌”一项我如何填写？他叫我不要填写，这个问题“另行处理”。
他把另一所中学的十几位女老师同我编为一个学习小组，小组长是这所中学的校长，姓李，中共党员，解放前，参加“教联”活动时，我同她认识的。每个小组有学生代表一名，中队部还派一名华东革命大学的学员参加。
听了大队部的动员报告，又听了中队部对大队部动员报告精神的传达报告，又看了一部片名《思想问题》的电影片，这部影片内容很简单：几个青年人，各有一段不同的生活经历，因而成了历史问题，成了思想问题，经过互相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认清是非，划清界线，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继续干革命。
学习小组长综述动员报告的精神，讲解电影片的启示后，学员们先漫谈了两天，然后根据动员报告的精神要求，先分清什么是错误思想，什么是反动思想；而后再检查自己有那些错误思想，有那些反动思想。
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历史清白不等于历史清楚。在当时，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上没有问题，组织上也没有做结论，这种历史“清白”不等于历史清楚； 有历史问题，组织上做了结论才算历史清楚。思想改造就是要每个人把自己的历史讲清楚，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后才把资产阶级思想划作反动思想），什么是帝国主义反动思想，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把自己的历史问题讲清楚，不管有什么反共反人民的历史问题，甚至有血案的历史问题，只要这次思想思想改造运动中交待清楚，一律当作思想问题处理，不追究政治责任，等等。
我在检查错误时，从手提包里拿了一包大前门香烟，我说：我出门时，包里带大前门，敬烟与朋友共，在家里我一个人时吸三炮台（比大前门贵的高档烟），这种思想和行为是自私自利的，是虚伪的，是属于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云云。几位女老师都笑起来了，其实她们并不一定是笑我，她们笑我把这种市民的小气大胆讲出来了，一位女老师当真事一样地帮助我，叫我把烟戒掉就好了。
检查反动思想时，我说美国有原子弹，我国抗美援朝，我担心对我国投原子弹。我又拿出派克笔，认为是最好用的笔。我总结有恐美崇美思想，恐美崇美是帝国主义反动思想云云。
女老师们都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对我的思想检查提不出什么意见，小组长和那位华大学员对我提了几点意见，听得出是依照老蓝的安排。
思想改造的最后阶段是填写表格。政治面目一项，小组长填写中共党员，一位女老师填写民盟，其他女老师和我都填写群众。如果把我同自己学校的老师编为一组，我填写群众，估计有些老师借了给我提意见的机会，会讲出对老蓝的不满。老蓝是解放前到这所学校的，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生活表现散漫甚至浪漫。一九五一年学校党组织公开之前，有些老师和几个高中学生还在背后称呼蓝“咖喱”，上海话中这个词的意思我不懂，口气是轻视蔑视的。解放初那两年，他整天忙于校外的工作，我替他忙校里的工作，许多老师称赞我作风正派，这种话明摆着是反面批评老蓝的。把我编在别的小组，就避免了借给我提意见的机会产生些不必要的麻烦。我知道，有些老师肚皮里对老蓝不满的意见是很多的，这种不满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还是政治的原因，那就很难说清楚了。
把我编在另外一个小组，很明显也是让我过关，等待“另行处理”。至于“另行处理”的底细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一网打尽”，我相信在那个日子之前老蓝是不可能知道的。
思想改造结束后，一九五二年秋季开学，我担任班主任的那班初三学生升到高一，我仍然跟班担任他们的班主任，这个班的学生是一九四九年秋季开学时入读初中一年级的，那时我就担任他们的班主任，跟到初三时，我发现对这班的每名学生都太熟悉了，他们都很听我的话，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给这个班做班主任一直做到高三毕业，探索做班主任教育工作的经验。老蓝完全支持我的想法和做法。我的地理课是从初一教到高三，我做班主任不受初中、高中的年级限制。
思想改造运动后，我发现思想改造是有成效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彼此讲话谨慎了，动不动就发表议论的人少言寡语了，一些人对老蓝也变得尊敬和客气了。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监狱里从报纸上看到报导，电影演员石挥被打成右派，有人揭发他的反动言论之一，是他攻击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说把人改造成了“永远的微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上海托派多数派的“临委会”被破获后，主要领导成员钱川、丁毅、刘毅逃去香港，上海的组织不存在了。
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与我保持个别来往的有：杨博和他的爱人赵宗智，曹惠白、斯佩瑶、叶雅钿、叶春华。曹惠白从香港回来后，于一九五○年上半年我介绍她在私立奉化中学教了几个月语文课，那时蓝文瑞不知道我是托派，曹惠白同他争论过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事后蓝文瑞对我讲：“曹老师的思想不简单。”我提醒曹惠白，以后不要同老蓝争论这类问题。私立奉化中学改成市立长宁中学后，我介绍赵宗智教过一年多高中历史课，教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止。一九五○年叶雅钿在交通大学读书时，有时到奉化中学来看我，约我到她家里作客，受到她母亲和大姐的款待。一九五一年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南京无线电厂工作，假期里我回南京看望父母时，在家里接待她，并介绍她同金万林、曹先志认识。
斯佩瑶与我保持来往的时间较长，从一九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她常到学校里来，有时每周都来一次，我的学生们对她也都熟悉起来，女学生甚至问我，她是不是我的女朋友，我借用元曲回答他们：一个人关在我心里，我把钥匙丢了，门开不开，里边的人出不去，外在面的人进不来。“你们猜，她是不是我的女朋友？”是几个喜欢读文艺小说的高中学生，聪明、敏感，她们已察觉出我精神上的忧伤。斯佩瑶知道也看到许多学生很接近我，有一次她突然问我：“为什么不发展他们（成托派）？”我开玩笑式的反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发展呢？”“发展了几个？”我又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你不要问这些！”我没有想到这玩笑话，她信以为真。为此，在我被捕后初审时吃了两天苦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叶春华是温州人。解放前，一批接受托派观点的温州中学生到上海来，他们成了上海托派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争拉对象，为他们解决吃住和工作也成了争拉的手段。多数派“临委会”的钱川、王国龙都是温州人，他们去做这项争拉工作。钱川把叫叶春华介绍给我，由我把他到南京在金陵大学教务处找到个临时抄写的工作。南京是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的，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从南京回上海的。一九四九年底或一九五○年初，我在上海再见到他时，知道他已是郑超麟少数派的成员。我曾通过他同郑超麟在中山公园见过两次面。我们想找个幽静的地方坐下来谈话，他带我们走向一处僻静的亭子。那里正有一对热恋的青年人拥坐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去，他硬是领着我和郑超麟进亭坐下，那对恋人立即起身走了。他说：“就是要找这种地方，他们会跑的。”郑超麟把他刚写的《国家资本主义论》给我看，文章不长，是从理论上探讨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性质的。二战后英国的工党政府和法国的社民党政府为了拯救国家陷于社会经济困境而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郑超麟把英法的国有化与斯大林官僚层统治下苏联的国有化相提并论，认为是同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论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理人管理阶层与统治苏联的斯大林官僚层都是国家资产阶级。他认为苏联已不是托洛茨基所认为的“坠落的工（人）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他晚年提出了“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一种特殊的国家” 的概念）。当时看过他的论文，只能姑妄听之。我仍然信守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是具有过渡性质的“坠落的工人国家”的观点，因为还没有看到苏联出现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现象。我的理论认识有限，没有能力同他辩论。
上海解放后，我与郑超麟就见这两次面。一九五二年我们都被捕了，一九六四年，政府组织托派犯人学习反修文件——《九评》时，我同郑超麟不在一个小组学习，他写了八、九万字的《干部主义论》作为学习《九评》的思想汇报上交政府。政府干部说郑超麟写的东西是放毒，不准传播。喻守一同他一个小组学习，知道《干部主义论》的梗概，喻告诉我：郑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核心是干部主义，干部决定一切，不是经过选举而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国家机关干部，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成了社会的主人，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独占分配权等等。
一九五○年，李季、刘仁静分别在报上发表悔过声明，叶春华带着那天的《人民日报》来看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我同他谈了些什么。但我对李季发表声明不觉得奇怪，解放前，彭术之办《求真》杂志，约请李季写稿，李季写了篇题目《哥哥，行不得》的稿件，文中表露了要识时务不要干（托派）的意见。对于刘仁静发表我也不觉得奇怪，一九三五年他被国民党逮捕立即投降，证明是个骨质缺“钙”的人，放弃社会主义立场，替国民党宣传三民主义混饭吃。共产党胜利了，想归队，再混饭吃，也是理顺成章的。当时我对声明中扭曲自己的人格，向自己脸上抹黑的言词，认为他是在说假话。十五年后，在文革中，我不学自通地也会向自己头上扣帽子，说假话换安宁，回想刘仁静说的也许是真话。这种真做假来假做真的现象，反应了一种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在那大空假的年代，报导亩产万千以上的粮食，谁说不信。最高领导人还在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呢！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叶春华把他们的油印机刊物《新方向》给我送来几期，内容大都是按照郑超麟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产阶级”的观点写文章批判当时中共执行的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劳资两利”、“四马分肥”等政策方针，记得一篇《遍查〈资本论〉找不到合法利润一章》，题目很醒目，内容全忘了。当时确实有这么一种思潮，一种自发地反对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我所在的学校有一个周老师，一个邱老师，听说在解放前他们的思想表现很反动，我是解放后到这所学校的，我没有听到他们讲过一句反对共产党的话，他们爱发议论，针对保护资本家合法收入，劳资两利等问题，周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这那里像共产党政策？”我无法理解他是站在什么立场讲这一句话。邱老师更有一段妙论：新民主义政策，是养猪政策，把资本家养十五年，养肥了再宰。
看过叶春华送来的《新方向》，没来得及向他讲讲我看后的想法和意见，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就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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