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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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逮捕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饭后回到教员休息室同杨念祖打了几盘康乐球。蓝文瑞喊杨念祖去下象棋，我回到自己的写字桌看学生交来的周记。我是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初中三年级时，我也是他们的班主任。从初三时我就规定他们每人自备一本练习簿，每星期日写一篇周记，星期一交来给我看。生活、学习、家庭和学校的事情都可以写，同学之间有什么问题或对教课的老师和对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写。我也明确告诉他们，要他们写周记的目的是帮助我把班主任的工作做好，他们听我的话，这件事情又新鲜，他们都乐于做。实行一年多来，他们的周记写得越来越好，反映出来的问题，我总是要处理的。有的是思想问题，我把我要说的话写在簿子上，周记成了我同学生们交流的工具，师生关系拉得更近。

　　党员校长蓝文瑞赞赏我的做法，他也正在阅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初期的几本探讨教育的书，他在求索新的育人道路。他同意我把这个班带到高三毕业后，再回到初中一年级带一个班到高三毕业的计划。我想经过二个、三个六年的轮回反复，熟悉孩子们在这一人生阶段的发展过程，摸索点中学教育的经验。我想终生从事教育事业。

　　我正在批阅学生的周记，“是熊老师吧？”发现有两个人站在我身边。抬头看了一下，面孔陌生，一个是胖胖的大块头，年龄比我大，另一个瘦小年轻。“是的，什么事？”“请到你屋里一下好吧？”（我的住室就在教员休息室的隔壁），他们随我进入我睡觉的一间小室，关上门，“你被逮捕了。”胖子拿出逮捕证在我前面一晃。

　　我不感到意外，也不惊慌。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十多年前，斯大林创造了几起莫斯科审判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右派、托洛茨基联合反苏案”。那时我还不是托派，就知道的。正是那些震惊世界的冤案才引起我的好奇，研究托洛茨基，读托洛茨基的书，信服托洛茨基的理论。二次大战后，镇压托派的案件在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一出一个出地上演，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案，匈牙利的拉伊克案，还有阿尔巴尼亚等国都有镇托案。

　　我既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中共政权下，我不会承认信仰马列的社会主义是反革命，被逮捕是无法回避的事。

　　胖子留在我住室内搜查，年轻人带我出来，嘱我不要讲话。蓝文瑞已站在我的写字桌旁，看得出，他已事先知道今晚要发生的事情。我把几把钥匙交给他，又把钥匙圈上的一把小刀和指剪给了立在他身边的邓子爵老师。我默默地跟年轻人走出教员休息室，已是八点多钟，校园里静悄悄、空荡荡。出校门口时，看门的校工老王躺在床上还问了一声：“看电影去？”

　　走出校门口，马路对面有辆小汽车停在一家烟纸店门前，下午放学时我就看到它在那里，我过去买香烟，女老板还抱怨这辆车不前不后地堵在她的小店门前，没想到这辆车子停在那里是等我的！

　　车子开了，年轻人拿出手铐把我双手铐上，“这是公事，”又说“刚才不铐是给你面子。”

　　车子一直开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大院子里小轿车排成长队，我意识到被逮捕的人不少。车子缓缓地向前移动着，开进第二道铁门，开铐后下车，在聚光灯照耀下站了片刻，把我送上大楼的三楼，靠西头的一个房间，门上有个小小的方形洞口，洞口边挂着一个白漆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十八号”，从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十八号”就是我的番号。

　　进了门，门在我的背后哐啷一声关上，上了锁。世界留在门外，从此我失去了自由。

　　哨子声把我弄醒，天已大亮。室内的墙壁像是粉刷不久，雪白。房间大约有十五平方米，西墙上有两扇带铁棂的玻璃窗，窗台高过我的头，只能抬头向上看，蓝蓝的天空，缓缓浮动着白云。

　　三年来为恋爱受挫折而烦恼、苦闷、心灵上的创伤难愈合。精力全花在学校工作和学生们身上，以图稀释精神上的痛苦，时间并没有偷换了我心。

　　铁门锁上了。爱与恨，都化作了绵绵无尽期的如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