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正始中学撤并始末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由南京来上海参加“临委会”工作。我的职业，事先已安排好，顶替林松祺在正始中学教书。为了避免嫌疑，林松祺托一位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出面，把我介绍到正始中学。
正始中学位于法华镇路，是杜月笙家族办的一所私立中学，办学为了扬名造势，有钱，学校规模建设得宏伟，一座四层的教学大楼，一座三层实验室大楼，六栋二层的宿舍楼，一栋供教师住，五栋供学生住，一个很广阔的大操场，学校有自备深井供水。
林松祺走前，告诉我，教国文的文超是中共党员，教童子军的是国民党特务，要我注意。我住的房间与文超相邻。我初来乍到，知道我是中央大学学生，又是约大教授介绍，他主动接近我，每天晚饭后，相约到附近的虹桥公墓一带散步，虹桥公墓是富人大长官长眠之地，孙夫人的父母也埋葬在那里，整个陵园肃穆宁静。天天接触和谈话，凭直觉就会感到知和辨识出对方思想的大致情况：进步的、落后的或反动的。他有个女朋友，剧专学生，两年前去了解放区，参加了二野的一个文工团，他只知道她的一点信息，他还是想念着她，等待着她。他向我讲了正始中学的一些情况，教童子军的和教务处的一个教务员都是大上海青年服务队的队员，不要理采他们。教务主任和事务主任以及财务是替杜家掌管这所学校的实权人物。
文超介绍我参加了上海市西区中小学教师联谊会，简称“教联”，无须说明就知道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参加“教联”的都是一些思想进步的中小学教师，都是喜欢唱：“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讲民主呀……”的青年人。文超告诉我，在正始中学教生物的戴老师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思想倾向进步，胆子小，要等一等看，暂不介绍他参加“教联”。教数学的徐老师和教英语的陈老师也倾向进步，他们都要有家室，也暂不介绍他们参加“教联”的活动。叫我常找他们谈谈。
四月南京和杭州先后解放后，上海处于被包围的形势，一个国民党的军部驻进了正始中学那座四层教学大楼，指挥虹桥一线的作战。我们把住校的和大胆敢来上学的学生迁到那座三层的实验室大楼继续上课。
形势一天天变得越来越紧张，都听到远处的隆隆炮声。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一天，文超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上海到江西去，他没说要走的理由，我也不便多问，但我猜想他的走与他的女朋友有关，二野正在进军江西。我的参军的弟弟，随二野已到了江西，给我来过信。
文超走后，“教联”方面同我联系的，有一次是姓章的，的一次是姓于的。参加“教联”集会流动时认识她们的，她俩在联谊会上是很活跃的。还记得她们组合几个人在集会上放声高唱“我们是民主青年……”歌时的情景。
三个月里，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教联”活动，参加托派“临委会”的活动， 使我感到生活节奏快、紧张、刺激，也使我顶住了初遭失恋的苦痛和烦恼，没有沉沦。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首先从虹桥一线发起了进攻。半夜里，国民党军队败退下来， 军部在嘈杂的汽车声中撤走了。次日早晨醒来，我从宿舍楼的窗口向外望去，看到许多军服不整齐又沾了泥土的解放军战士，半卧状态持枪休息。山东乡音一阵阵传来，多么熟悉，多么香甜，多么想到楼下同这些山东老乡聊一聊。
当天（二十六日），一个解放军的军部接管了四层的教学大楼，解放军战士把国民党军部遗留在大楼里的物资都搬了出来，堆放在校门旁附近的大操场边上，看样子，是等待运走。
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胜利了。我在正始中学教职员宿舍的窗口看到了这一嬗变的历史瞬间。
我做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贪污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失败，感到由衷的高兴；想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它们在南京珠江路上残酷地镇压学生，如今看到它们落得如此狼狈下场，满心称快。
我作为一名中国托派成员，带着成见看中共的胜利，却产生不出胜利者的喜悦激情，有失落感。
六月，学校宣布提前放暑假，实际已有半个月没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解放军军部撤走后，刘晓率领的中共上海市党校的班子进驻了四层的教学大楼，不几天的功夫，他们在大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他们的学习与普通学校的学习不一样，他们先在大礼堂里听报告，然后分组在各个教室进行讨论。下午，各组成员都高举着红旗列队在大操场上集体活动，他们集拢了又分开，分开了又集拢，反复进行多次后，又集体在大操场一周一周地绕地圈圈，一面还唱着歌曲。我猜想，他们在象征性的表演“来自五湖四海”和“万里长征”，等等。
解放军要在七月七日举行进城仪式，上海总工会号召并组织上海人民编成四路纵队与解放军并肩游行。可能是那时候气象预报还没有建立起来，根本不知道台风在上海附近登陆，开始时是风特大，刮得人够呛，继之是大雨瓢泼，冲击得市民队伍溃不成军，四散躲雨，解放军的四路纵队仍然整整齐齐地在大雨中行进着。那天我穿的一双定做的新皮鞋，在雨水里泡得不成样子。
上海解放后，“教联”就停止了单独活动，会员名单交到教育局。记得那时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指导小组，指导会员配合教育局的政令在各自的学校里进行工作。正始中学自文超走后，只我一个人是“教联”的。一天通知我到教育局中等教育司去。那时上海市教育局长是戴白涛，中等教育司是杭韦。中等教育司办公室负责人张弘接见了我，她向我交待了一件任务：党校急于开学，来不及自建校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找到一所犹太学校，小了点，不适合他们利用，打算用来同正始中学调换，是暂时的，将来有了适合的校舍会迁走的，给我的任务是要我团结一部分进步老师和学生，动员全校师生同意暂时换校舍。
很显然，她是根据“教联”的介绍，不知道我是托派，认为我是靠拢共产党的进步分子，信任我的。
我同她讲“何必这样麻烦，你们下道命令不就行了吗？”我还向她解释：我到这个学校没有多少日子，资历太浅，团结动员的工作怕是做不好的。
她说：政府不好下命令的，这有个统战问题呀，杜月笙现在在香港，何去何从，态度还不明朗，我们还要争取他的。
我一听，心里就发火了，同什么人都统战，就是不跟托派统战。我没有把话讲出来，只是表示很为难的样子。
她还是很诚恳的态度劝我回学校试一试看，遇到什么困难，到时候再另想办法。
她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她是华侨，原在南洋教小学，抗日战争后期，她回到了祖国，投奔了中共在福建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抗战结束，国共和谈，中共在福建地区的武装力量被迁送到山东烟台。济南解放，她调到济南教育局工作，那时戴白涛是济南教育局长，上海解放后，她又被调到上海来工作。
看得出，是位热情投身革命，忠诚执行党的政策的人，不管我对中共的统战政策有何成见，我还是为她的坦诚所感动，我回校按照她交待的办法试着办。
三位思想进步的戴老师、徐老师和陈老师都没问题，听我的。我也找了几个仍住在学校里的学生谈谈，他们大都表示没有意见。很快，掌握实权的教务主任有了反应，他快速发了聘书，三位思想进步老师都拿到了聘书，只有我没收到聘书，我被解聘了。
不仅如此，在教职员宿舍走廊的墙上和我的屋门上，都有“打倒出卖学校的×××”，“驱除×××”的粉笔字。
我把衣物和书籍整理了一下，准备走人。
党校管后勤工作的姓马（飞海）的找到我屋里来，“教育局打来电话叫我转告你，请你去一下。”
在教育局中等教育司办公室见到司长杭韦和张弘。张弘说“那边发生的事我们听说了”，接着又劝慰了几句。我被解聘憋了一肚子气，这口气本想找张弘出一出，杭韦在场，我不好发作，我说“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就离开那里，叫我来有什么事？”
“情况的了变化，我们做出了另外安排。由张弘同志同你仔细谈谈吧，我还要开个会。”杭韦讲完就离开了。
张弘告诉我：所谓情况有变化，是已知杜月笙最近的动向，明显投向蒋方。所谓另外安排是指正始中学仍是杜家的财产，政府不动，学校停办，让党校借用。
我心里又要发火，早这么办不就得了，为了统战，弄得这么啰嗦！但我的火气又发不出来。她的年龄不比我大，她那爽朗的神态和干练的工作作风，使我吃惊，征服了我，还说不上是爱慕，我确实对她产生了好感。
“学校停办，老师、学生怎么办？”
“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呀”。
她告诉我：老师进行登记，学生也进行登记；老师可以填写两个志愿去的学校，政府根据情况安排他到任一志愿的学校去的学校去教书，学生志愿到那要个学校就转到那个学校。这项登记工作交给我做，叫我不要登记。“工作结束了，我自然会安排你的工作。”这口气使我感到温慰。
她又告诉我：要我回到学校里找那三位进步老师，最好再找上几个学生，联合签名写一份要求停办这所学校的申请书，无故解聘人也是理由之一。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又憋不住要发火。
“这是项立案手续呀！”
为了出那口解聘我的气，我决定按照她的布置去做。回到学校，我就把申请报告写好了，要求停办这所学校的理由写了好几条，最后还写上与我当时的思想不相符的一句话：“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前途计，请求停办这所误人子弟的学校”云云。天晓得！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什么内容？
三位进步老师都是听我的，都签了名。
报告送上去没有几天，批准的文件直接寄达校办公室，并由校方转交我一纸指令，由我办理登记事宜。
校方主事的人和附合他们的人，审时度势，都悄悄离去了。包括三位进步老师共有五位老师进行了登记，他们都有真才实学，他们都选择了较理想的市立中学。学生都转送到他们志愿的学校。
正始中学的撤并工作结束了，从打算调换校舍到决定学校停办，历时半个多月，任务完成了，解决了党校暂时找不到合适校舍的困难问题，张弘对党做了一件好事，而我却做了一件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苦差事！
张弘要派我到淮海路的一所市立中学教政治课，我不想教政治，我推辞说：“我分送学生名单到奉化中学去时，蓝文瑞要我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张弘立即拨通电话，在电话里同蓝文瑞争执起来，张弘一再强调政治教员缺，好多学校都向她要人，蓝文瑞向她讲什么，我不知道。挂上电话后，张弘对我说：“你还是去老蓝那里吧，希望尽快把那个学校改造成市立中学。”私立奉化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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