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参加上海托派活动始末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籍云龙由上海到南京看我，给我带来建党的纲领草案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路》即托洛茨基写的《过渡纲领》。籍云龙走后，过了几天，林松祺到中央大学找到我，告诉我：欧伯（彭述之）到南京了。随即跟林松祺到了欧伯住的地方，林松祺告辞回上海。欧伯告诉我，他是先到广州后到武汉再到南京的。他住的地方是与他私交甚笃的朋友，也姓彭，时在国防部任专员职。嘱我讲话时要注意点。
欧伯要我陪他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去看看。出中央大学生后，我陪他从老虎桥监狱旁边走过，他说：“我们又开始了。”我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又要建党了。走到金陵大学校门口，他说：“这里的建筑还是老样子。”北伐时期，他是第×军的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攻占南京后，他曾在金陵大学的大礼堂发表演讲，听众挤满堂。讲起往事，他兴致高又无限感慨。我陪他走进空无一人的大礼堂坐了一会。他吸着烟斗沉默不语好长时间后，告诉我，准备八月底或九月初召开建党大会，要我八月下旬一定到上海。
次日，我安排他同中央大学学生金万林、杜一飞和金陵大学学生杨同春、熊人望见面。他们陪欧伯到玄武湖和紫金山去玩，边走边谈了一天。回来后，欧伯告诉我他对这几个人的印象很好，都能把自己的见解说得清楚。我告诉他，杜的思想倾向少方，他问：“少方有人来吗？”我实告：“这里是门户开放的。”事实是这样子，就在欧伯来前不久，与籍云龙到南京差不多是同时，少数派的李培到南京看我，给我带来了两部影印出版的《俄国革命史》。一九四八年春天，参加了少数派的范文华（六中同学）要到北方去，路过南京时逗留了一段时间，就住在我那里。
我讲了“门户开放”，看到欧伯沉默不语，我向他讲：从四川到上海的七、八个人，有的参加了多数派，有的参加了少数派，但在我们七、八个同学之间，还是抱成一团的，谁也不会拉谁，彼此尊重各自的观点。
第三天，我安排赵慎（国防部图书馆职员）和李修梅（后勤部职员，是范文华在四川影响的一个工人）同欧伯见面，我陪他们两人同欧伯谈了一会儿话。然后我陪同欧伯到江宁师范去看望范月秋。抗战时期，欧伯曾到靖江避难，范月秋是那时直接受欧伯思想影响的。她在江宁师范影响了两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她们成立了一个读书会。
一对年轻的广东夫妇（同情者），从武汉赶到南京，当晚他们陪同欧伯回到上海，要不，我还准备安排曹先志、曹惠白以及建国法商学院的胡振东、邱季隆等同他见面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国民党政府逮捕了中央大学的杨同春，中央大学的曹先志、曹惠白。杜一飞也是被逮捕的对象，他住楼下，在特务猛敲门时，他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从后窗逃跑了。从此，他同我失去了联系。
南京大逮捕的第二天我到了上海。刘乃光安排我住到浙江北路一家门市是小百货店的三楼上，钱川同李丽华住在那里，他们住后间，我睡在做客室的前间。每天早晨，都是刘乃光来带我到开会的地方去。
建党大会先是在海宁路大公小学里开了三天，担任保卫工作的郑铿（朴克）发现有情况，即迅速散会。以后两天改到八仙桥泰丰烟店楼上开会。店主人严燕宾是欧伯的老朋友又是同情者，会开完了，严燕宾在楼上办了两桌丰盛的酒席，以示庆贺也有为他的店子掩人耳目之意。
参加大会的有：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尹宽，喻守一，籍云龙，刘乃光，郑铿，王国龙，杨博，刘毅，姜君羊，陆绩，丁毅，钱川，周仁生，章涛，熊安东，陈晓霞，等。
在讨论彭述之的政治报告时，曾产生过激烈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彭述之的政治报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走上政权，这个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保住政权，无产阶级不能不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陆绩和姜君羊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政权的，彭述之、刘家良、喻守一都认为陆绩的讲法是少数派郑超麟的观点；陆绩认为彭述之的观点是革命阶段论不是不断革命论，等等。
我的理论水平有限，当时对这些抽象概念的文字游戏式的争论不感兴趣，没有发言。事后，刘毅向我讲，对我的不发言表态，欧伯有点不满意，大概我的“门户开放”引起了对我的误解，实际我认为彭述之的政治报告中阐述的思想，更贴近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
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纲》、《党章》。把“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选出了中央委员：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真渔、尹宽、喻守一、戴颜。后补委员：刘毅、郑铿、刘乃光（秘书）。常务委员：彭述之（书记）、刘家良（组织）、尹宽（宣传）。
当时，我对中国有了一个争取社会主义的党，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它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待历史的考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知多少黄浦江水流入东海，历史老人在中国托派的考卷上批了个零分！
一九四八年底，为了避免遭受来自国共两方面的破坏或斩首，刚成立的组织中央迁搬到香港，决定在上海成立“江浙党团临委会”，领导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组织活动。临委会由钱川，丁毅，刘毅三人组成，后又调王国龙，杨博、熊安东三人参加。
临委会的机关刊物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由周履锵负责刻腊版编印。
我是一九四九年春节过后，由南京来到上海参加工作的，分配我联系三个支部：大自鸣钟法商电车公司销票员盛××为中心的“法电支部”，忻康里铁厂“工人支部”，番禺路“青工支部”，另外联系交大叶雅钿和某纱厂女工韩风英。
一月到五月上旬，“临委会”和各支部生活都正常进行。上海是五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解放的，上海解放后，“临委会”停止开会两个多月，原因是“临委会”的六个人都要各自适应解放后的社会生活环境，各人联系的支部人员也有很大的变动；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胜利冲击了中国托派的一些理论观点。中国托派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党，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又认为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苏联外交政策制约，不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等等。历史的现实是，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四七年宣布土地改革，掀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战争，推倒了三座大山，夺取了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和国民党必败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回答各支部成员对中国共产党胜利所提出的问题，成了“临委”们的难题。
我联系的青工支部三个人有两个不知去向，法电支部只剩盛××一人，另二人回苏北家乡参加土地改革分地去了，忻康里支部也跑了一个人，据说去参军了。
九月间，召开过一次“临委会”，汇报了一下各人联系的支部人员情况，都有较大的变动，王国龙和钱川联系的一批温州中学生都被少数派拉过去了。十月再开一次会，决定把各支部人员重新编组，恢复机关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会议开了一天，准备停一天后再开一次，就在休会的那一天，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钱川、丁毅、刘毅、王国龙，被捕的还有周履锵、赵养性、沈云芳等。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先后释放。释放时受到警告：不准再搞组织活动，不然就不再客气了。刘毅被释放后找到我，对我讲了上述情况。
从此，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在国内的组织瘫痪了。许多个人，大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中，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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