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发展，如同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物质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及其某些变化的密切依赖。然而，要想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发展的一些特殊现象，至少还应当注意若干情况。波兰人在自己世世代代苦难重重的民族历史上，曾经由于德国封建主义和俄国专制主义的瓜分而四分五裂，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是实现他们世世代代谋求民族自由发展这一正当愿望的办法。因此，他们在战后的发展中的主导思想，也依然是寻求波兰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应当指出，波兰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曾经具有意义重大的传统。他们许多科学工作者和整个的学派曾具有超出本民族范围的那种意义。在两次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较差，但应当把这一情况同这样的一个事实联系起来看，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当时处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之下。当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在这种条件下，那些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很难在理论方面有所贡献。此外，波兰共产党恰恰遭受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极其可怕的打击，在对最优秀的革命干部实行大清算的过程中，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尤·连斯基〔J. Lenski〕、阿·瓦尔斯基〔A. Warski〕、维拉·柯斯特舍娃〔Wera Kostrzewa〕等）丧失了生命，共产党情报局把波兰共产党解散了。
德国法西斯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的波兰领土，波兰又重新被瓜分。一部分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迁居苏联，另一部分则留在沦陷区，坚持地下活动，组织小股的游击队和游击行动。瓦·哥穆尔卡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战后的各种可能性的界限内力图坚持认为波兰形势具有一定的特点，从而力图避免完全屈从斯大林的模式。
然而，许许多多的情况阻碍了它获得某种较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发展。首先，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波兰不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其次，存在着只有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僵化的非辩证的斯大林主义观念，而且许多领导人物都支持这种观念。最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这不容许它实行某种广泛的政治思想谋略。这一切说明，在斯大林主义的压力下，波兰人不可能实行他们本可以实行的真正的独创的发展。斯大林由于要排斥异己，甚至对一些像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也存有戒心。特别是在情报局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屈从苏联的观念未能得逞之后，波兰出现了完全屈从苏联的观念和政策的情况。哥穆尔卡1948年就被撤离党的书记职位，1949年底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51年被捕入狱。
于是，用不折不扣的马基雅弗利的方法推行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违背的主张的做法又重新出现了，而且此时在苏联国境之外也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这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无须特别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也无须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尤其是以言论自由为必要生存条件的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在二十大以后等待到了虽然是不彻底的非斯大林主义化运动，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开始自己的发展的新阶段。在差不多是全体人民的压力下，发生了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哥穆尔卡重新领导党，当时的波兰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也为此出了力。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如国家和官僚主义问题、对经济生活实行官僚主义行政中央集权管理问题、工人委员会问题，直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问题，都提到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日程上来了，虽然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苏联。
社会主义关系的结构问题，以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问题，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在这一经济领域，在这一最新时期。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1904-1965）是最著名的人物，他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完成了法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他由于自己所持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不能在大学里工作，便赴美国，在那里熟悉了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兰格当时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L. 米塞斯〔L. Mises〕、F. A. 哈耶克〔F. A. Hayek〕）和社会主义者M. 多布〔M. Dobb〕、莱希特尔〔O. Leichter〕等人之间开展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的经济核算的可能性的辩论。
战后，兰格成了主要的波兰经济学家，他同C. 博勃罗夫斯基（C. Bobrowski）领导了1956年底由政府设立的经济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兰格试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行他自己的某些经济学主张，同时运用近几十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最新的经济分析方法、经济计量、程序设计等等。[1]
[1] 兰格写了这方面的几本著作：《经济计量导论》（Uvod u ekonometriju, 1948）、《统计学理论》（Teorija statistike, 1952），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这些方法是功劳卓著的。他在《政治经济学》第一卷（Politička ekonomija I, 1959）中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基本观点。
早在1957年，他在一次关于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座中提出了波兰模式问题。他认为，这个模式必须是从自身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上面”发布命令规定的，其特点之一必须是集中的经济计划同尽可能深广的分权管理相结合。他认为，这一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管理必须依靠在集中的计划范围内进行的工人自治和合作社自治。[1]关于价格形成问题，兰格当时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价格必须符合价值规律，但又必须主要由国家来规定。[2]
[1] 参见O. Lange,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s polnischen Weges zum Sozialismus, Warschau 1957, str. 22, 23。另一个重要的波兰经济学家W. 布鲁斯在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W. Brus, Modeli socijalističke privrede, 1961）和K. 拉斯基在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纲要》（K. Laski, Nacrt teorije socijalističke reprodukcije, 1965）中，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2] 参见O. Lange,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s polnischen Weges zum Sozialismus, Warschau 1957, str. 26。虽然兰格后来也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出现的畸变现象不能简单地用“个人崇拜”加以解释，他在上述一次讲课后回答一个问题时解释说，这些畸变现象只发生在上层建筑（参见O. Lange,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s polnischen Weges zum Sozialismus, Warschau 1957, str. 31）。这种解释根本不能令人满意。
兰格在许多文章和讨论中发表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当代世界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一本论述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书。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这个矛盾与阶级利益无关，因而不具有对抗性质；因此，今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由于掌握了经济规律（一般的和特殊的经济规律），矛盾将走的是一条平坦道路。
社会主义本身有四种规律性。首先是适用于一切经济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规律（生产和再生产规律）。其次是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是由新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生产规律是创造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满足人的需求。再次，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人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的种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的规律是垄断和竞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计划。“在这方面我们打算不谈计划的方法，不谈是否应当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实行中央集权制还是非中央集权制，我们仅仅肯定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要求由社会主义社会对经济过程进行自觉的、有目的的管理，并在这个意义上决定着计划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经济规律没有自发的性质，而是被自觉地运用于为人的目的服务的原因。”[1]除了这些规律之外，兰格还指出，价值规律和货币流通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从几种社会主义所有制中，以及从分配的方式中产生的。[2]
[1] 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24.
[2] 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24.兰格举出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他还认为工会也可拥有生产资料。（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25）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两个基本形式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等），生产资料的管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它必须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它必须具有自决的权利。出此可以看出，两种极端都会危害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一种极端是，如果缺乏维护公众利益的原则，就会导致对社会持不负责任态度的纯集团所有制的产生。兰格把这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蜕化。第二种极端“是工人在企业内缺乏有效的自决权，我称之为官僚主义的蜕化。在这种场合，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虚拟的，因为劳动者对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这种状况会带来的危险是产生新的一种生产者与产品相异化（我们姑且使用马克思的一个著名术语）”[1]。
[1] 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28.
兰格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重大特征，社会主义的实现就形式来说在不同的国家是千变万化的。兰格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从集团所有制对共同体的利益的关系来考虑，以及从中央集权管理对劳动者的自决的关系来考虑，出现某些畸变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如果一开始就要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或非中央集权制之间进行抉择，兰格认为，“革命过程要求国家集中支配经济辅助资料。由此产生集中计划和管理的必然性。我认为，这适用于任何社会主义革命”[1]。
[1] 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31.
在这个时期，经济上的动力由对工人阶级进行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号召，爱国主义和社舍主义觉悟的号召所代替。在这些场合，经济是高度政治化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称之为特殊的战时经济。它的存在具有特定和必要的界限。这些方法是不灵活的，因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昂贵的官僚机构的建立，这又越发使生产难以适应居民的需求。兰格认为，从这些行政管理方法向以运用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新体制过渡，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行使职能的开始。他并不认为这是过渡时期问题唯一的一个方面，但无论如何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1]
[1] 参见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33。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这些说得如此绝对的观点，但社会主义各国迄今的发展情况基本上已经显示了这种发展情景则是事实，唯一要补充的是，几乎在所有场合，这种发展都极大地加强了官僚国家主义势力，并扼杀了许许多多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而这仅仅是指出，早在这一阶段就已经必须采取某些重大措施，以纠正这种行政体制了。关于这些纠正措施，我们在其他一些章节还将谈到。此外，我们同意另一个通常不乐意做出，但对社会主义以往过程的客观的考察和分析必然会证实的论断。兰格继续说道：“在研究这个时期时还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因素：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是很弱小的。我觉得，首先，工人阶级弱小，就会使官僚国家机关获得过大的意义，并且会使‘个人崇拜’这种现象得以产生。国家机关充当了工人阶级自发的积极性的代用品。”[1]
[1] 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33. 在第44-45页上他还列举出苏联发展中的一些一般公认的和有助于理解这一现象的因素（工人阶级的革命老干部在国内战争中的消失，缺乏党内民主和工会民主，缺乏公众的监督等等）。
但是，这些中央集权的方法导致了迅速的工业化，造就了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后导致了要求改变管理的方法。兰格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也正在于此，因为在这一场合，既然没有统治的阶级，也就没有对这些措施的原则性的抗拒。可能有某些集团或阶层坚持用旧的方法进行管理，但它们不会强大到能够阻止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改革。应当立即指出，这些阶层的反抗比兰格所说的要强大得多，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党的官僚阶层的意识结构和利益结构可能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比兰格所说的要更多地近似阶级的特征。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一些完全非社会主义的行动，存在着对社会民主化和舆论民主化（在这当中，工人自治从基层到上层的发展是这整个过程的重大问题）的强烈反抗。
兰格认为，这些主要经济职能非中央集权化的现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形式出现。兰格在谈到计划时，主张积极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包含两类资料：“第一，国民收入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第二，各经济部门的投资分配。”[1]
[1] 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35.
兰格考察计划过程中提出的某些问题时强调说，在资本主义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计划，即超出一个企业的合理化的狭窄界限，协调各个企业的活动，例如有托拉斯和卡特尔，直至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经济干预。然而，与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不同，这些计划工作不能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那里，除了生产力之外，只继承了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合理化的方法论，特别是核算和簿记，以及经济节约原则的思想本身。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但对于实现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合理性来说是不够的。[1]
[1] 参见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str. 56。兰格特别论述了与计划工作有关的专门方法，如编制平衡表，进出口分析（详细论述可见上述提到的他的几本书）。
兰格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分析研究了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看到它们的地位的特殊性，看到它们不可能走以往古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也不能按照社会主义各国到目前为止已有的模式发展。他把这第三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类型称作“民族革命的类型”，并认为这一类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某些类似之处（国家的强大作用、国有化、土地改革、计划化）。
兰格还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的立场。这显然是由于直至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里依然流行着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观点。兰格指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并明确主张用相对贫困化加以解释，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是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内在趋势，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必然不断地反抗这种趋势。
正如我们看到的，兰格对当代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持坦率态度的。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探讨，遵循两个方针：第一，坚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和运用最新的经济分析和数学分析方法，以此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最大的效果；第二，主张实行部分的分权，灵活的总计划和发展工人自治，以避免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然而，这些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主张，他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
在哲学家当中有一个人，他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实行了最深刻的决裂，他把自己的全部才能，都用来砸碎窒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辩证思想的教条主义坚硬积层。这个人就是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他的文章和评论所论述的问题，基本上是继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之后必然产生的一些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人的问题、历史问题。科拉科夫斯基任教于华沙大学，他由于自己敏锐的思维、无畏的精神和清新的风格而很快成为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深受波兰青年的珍重，但又备受党的官僚的攻击。
科拉科夫斯基的文章涉及的方面很多，我们打算只谈谈其中若干最重要的方面。此外，我们也不打算谈论他的论点和看法当中哪些是论据充分的，因为科拉科夫斯基常常竭力把某些观点推到极端，用这种办法使问题变得尖锐。但是，如果一个上述的意识形态体系在一个历史性时刻崩溃了，那是不能把寻求新的道路和新的解决办法看作是不流血的直线的过程的。
完全可以理解，科拉科夫斯基在目前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激烈论战中主张一种“理智的马克思主义”，即主张一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恰恰被斯大林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完全抛弃和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说成是“制度的而不是理智的现象”[1]，根据这种概念，例如黑格尔这个人，在1945年可以被说成是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和战争辩护士，而在1954年又可以被说成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从“理智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事情便有些不同，就是说，对于斯多噶派的哲学或密茨凯维奇（A. Mickiewicz）的诗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一种唯一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然，这里可以用得着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一般规则，但得出的结论必然各不相同，因为，如果以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可以充当对数表，从已知的许多相同的资料就总可以像用计算机一样得出意义相同的结果”[2]，那是极其错误的。因此，科拉科夫斯基反对划分出维护教条纯洁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而主张划分出人道主义的左派和人道主义的右派。在精神科学方面的理智的左派是指这样的人，他们的表现是：思维的彻底的理性主义、坚决反对科学中的任何神话、极端的批判主义、不相信臆想的教条和封闭的体系和要求直言不讳。这暗示决心修正已往接受的论点和理论，对其他学术观点采取宽容态度，同时决心向任何非理性主义宣战。持有这种立场，就能够接受马克思的一切伟大的主张，而又能够看到马克思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所做的预言，是有错误的。[3]
[1] L. Kolakowski, Aktueller und nichtaktueller Begriff des Marxismus, in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München 1967, str. 15.
[2] L. Kolakowski, Aktueller und nichtaktueller Begriff des Marxismus, in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München 1967, str. 17.
[3]参见L. Kolakowski, Aktueller und nichtaktueller Begriff des Marxismus, in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München 1967, str. 19-20。
在这种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可以全盘接受或全盘拋弃的任何教条，不可能是任何包罗万象的体系，而是对世界进行最一般的观察时活的哲学启示，是在人类的社会理智和社会意识中继续发挥作用和活动着的冲动力。
根据这些研究分析，科拉科夫斯基反对官方对意识形态概念所做的理解。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某一社会集团用以调整价值观念的观点的总和，那些价值观念既是其神秘化了的利益意识，又是其活动的反映。换言之，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意识形态的社会职能在于加强使集团能够有效地活动所必需的价值观的信念”[1]。所以，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区别，不是非真理和真理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社会职能不同，而不在于它们的真理性。同样，这也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无非是由非真理的论点组成的，因此也不是说，对意识形态的承认根本不是纯粹的理智行动，而是为了某种社会活动的目的所做的实用主义的确认。神话和空想也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理想也是空想，而这又根本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2]
[1] L. Kolakowski, Aktueller und nichtaktueller Begriff des Marxismus, in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München 1967, str. 22.
[2] 参见L. Kolakowski, Aktueller und nichtaktueller Begriff des Marxismus, in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München 1967, str. 22-23。
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理想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时，我们并不认为必须把它抛弃。“但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像一条物理定律一样可以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明，那是天真幼稚的”[1]，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绝对可以得到科学的预见，那确实是意识形态的信仰行为。
[1] L. Kolakowski, Aktueller und nichtaktueller Begriff des Marxismus, in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München 1967, str. 36.
这种看法是以科拉科夫斯基的这种观点为基础的：在精神科学中，特别是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基本概念连同表述这些基本概念的论点，从来不具相同的意义。由此同时可以看出，规定不允许怀疑真理的某一领域，那是轻率和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在科学中建立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垄断。要是那样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词充当施加压力和进行恫吓的手段，而学术争论则为行政压服所取代。[1]
[1] L. Kolakowski, Die Intellektuellen und die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str. 47.
在这里，科拉科夫斯基还看到一种斯大林主义行为的实质，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只规定一种选择，而这恰恰使人无法进行任何讨论和选择，并总是造成这种局面：进行批评，客观上就是同资本主义相呼应。“斯大林主义总是硬说进行批评就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从而使任何社会批评成为不可能。”[1]
[1] L. Kolakowski, Veramtwortung und Geschichte,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str. 64.
斯大林主义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宗派的生命形式。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是这样的党，它不再被看作是某一历史运动的工具，它成了与生产出它的那些社会力量相对立的自我目的。斯大林主义在它自己与其他世界之间划定的界限不知道有任何过渡，也不知道有任何过渡阶段。在它看来，唯一重要的是由斯大林主义这一封闭体系的生存所确立的东西。于是世界分化为万恶的世界和得救的世界，分化为魔鬼之国和上帝之国，社会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永久烙上其中之一的属性的标志。斯大林主义不容许任何抉择，而是要求非此即彼：或者是完全拒绝，或者是完全屈服。于是，斯大林主义时代的重大标志就是“把只有一种抉择的刻板公式强加给社会一切领域的人类现实”[1]。
[1] L. Kolakowski, Veramtwortung und Geschichte,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str. 67.
科拉科夫斯基必然同所有那些大致相同地经历过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问题和悲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斯大林主义完全无视和漫画式地歪曲了的那部分马克思思想上。他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的文章，探讨马克思关于人和历史的观点的哲学源泉，结果在本国到处引起围绕这些基本问题的十分热烈的辩论，同时也遭到激烈的反对。[1]
[1] 他受到亚·沙夫的尖锐攻击，其他一些波兰哲学家也表示同他的观点划清界限。
从马克思的基本范畴——实践范畴出发，科拉科夫斯基指出，通常把认识解释成是现实的反映，这种解释本身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左的。人并不是与自然界本身相对立的，而是与人自身用构成自身历史的那种自发努力所建成的自然界相对立。“正是这种克服现实的混乱的努力，不仅决定着人的历史，而且也决定着作为人的需求对象的自然界的历史——而我们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才能理解自然界。”[1]
[1] L. Kolakowski, Karl Marx i klasična definicija istine, Filozofski eseji, Beograd 1964, str. 209.
一个绝对独立的现实的图像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是人的形象。科拉科夫斯基抛弃了从不可知论角度对问题的一般提法，同时始终不渝地做出结论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很难想象‘纯粹的’、最一般的和非历史的认识理论的长久可能性，就是说，很难想象可以从人的存在的一般特点和普遍特点的角度探究人的认识可能性，或者说很难想象可以在人的不可改变的组成部分中探究人的自然界；认识只有作为历史才能得到检验，因而它不是在自身的普遍性中得到分析的，而是在我们变化时达到的东西中得到分析，在对我们已知的历史的依赖中，对人的社会生活的依赖中得到分析，在对人们与自然界接触的可变因素的依赖中，对社会冲突和社会各阶层的依赖中得到分析。”[1]
[1] L. Kolakowski, Karl Marx i klasična definicija istine, Filozofski eseji, Beograd 1964, str. 213-214.
所以，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看作是这样的一种主张，它坚持认为现实绝对可以摆脱任何人的系数而得到认识，那么我们可以说不可能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人作为认识的存在物，作为整体的人的一部分，不可能被理解成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被理解成人的种种需求与这些需求的对象的经常对话的职能。这种对话“被称为劳动，它一视同仁地创造着人的种类及其外部世界，由于这个原因，人只有在自己的人化了的形式中才能认识这一外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整个宇宙中，将找不到任何一个这样深的井，人在井上俯视时看不见井底里自己的面貌”[1]。
[1] L. Kolakowski, Karl Marx i klasična definicija istine, Filozofski eseji, Beograd 1964, str. 231.
在当代世界所有这些矛盾和反常状况中，人的问题也引起科拉科夫斯基的特别注意。科拉科夫斯基提出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问题，其出发前提是：只有个人才是道德法庭的对象，其他的一切则是历史法庭的对象。真正的社会责任是每一个单个的人要完全承担的伦理责任。“任何人都不能摆脱积极的或消极的责任，因而他的行为只是某一特定历史过程的片断。军人要对他奉自己长官的命令所犯下的暴行承担道德方面的责任，而个人更多地要对自己似乎是或实际是按无名的历史的命令所做出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我们主张个人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对历史过程的毫无道德承担全部的责任。”[1]正因为这些理由，特别是在谈到为新的人类而斗争的问题时，科拉科夫斯基激烈地谴责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喊着目的使手段神圣的口号犯下的不道德的残暴的罪行。即使共产党人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也是残暴者。他们因此可以维持政权，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权是靠恐怖和谎言维持的，而不是靠建设共产主义维持的。“就是说，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不仅仅包括生产关系和增加福利，而且还包括生活的其他珍宝和价值——理应作为目的本身而不只是手段的价值。”[2]共产主义又是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的完善、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伦理情感的发扬，而这一切又在互相渗透，甚至互为手段。“这样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使手段神圣的目的，因而可以很容易发现，靠采取政治措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陷人谎言和恐怖之中，是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 [3]
[1] L. Kolakowski, Verantwortung und Geschichte, str. 108. 他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接着又写道：“军人执行自己长官的一项错误命令，一项从战争技术角度看来是错误的命令，他对战斗的失败不承担责任。军人奉命参与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则应承担屠杀人民的责任。”（Verantwortung und Geschichte, str. 109）
[2] L. Kolakowski, Von der Richtigkeit der Marxime "Der Zweck heiligt die Mittel",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str. 205.
[3]L. Kolakowski, Von der Richtigkeit der Marxime "Der Zweck heiligt die Mittel",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str. 207.
我们列举科拉科夫斯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若干基本的担心，从中看到，科拉科夫斯基既具有理智洞察力，又具有无法轻易忘记对斯大林主义的惨痛经验和无法忽视当今世界其他不道德行为的道德素质，因而主张奉行“弄臣”（dvorska luda）的哲学，他自己在一篇论述现代思想的神学遗产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1]而这意味着主张对任何绝对都采取消极的警偈的立场，设计这样的一种“世界幻象，这种幻象向我们提供一种我们人的活动中性质迥然相异的因素的复杂配合的前景：善良亲切而又不万事宽容，勇敢无畏而又不狂热莽撞，聪慧多智而又不优柔寡断，满怀希望而又不易受迷惑”[2]，在这当中，所有其他哲学思维的成果对他来说都不大重要。科拉科夫斯基由于自己所进行的批判的、敏锐的、思想和风格清新的哲学活动，很快就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流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这个流派，从马克思主义的意旨和实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和批判方面最感兴趣。
[1] 科拉科夫斯基曾以牧师和弄臣为例阐释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在他的眼中，牧师是绝对和教条的捍卫者，而弄臣则能够在不同的极端思想之间转换，能够发现终极事物背后的非终极性。因此，他声称自己赞成弄臣哲学，实际上他在倡导一种彻底的反对教条主义立场。（参见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姜海波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一、牧师与弄臣”]。——译者注）
[2] L. Kolakowski, O teološkom nasljedu u savremenom mišljenju, Filozofski eseji, str. 59. 关于科拉科夫斯基的研究，参见Gesine Schwan, Leszke Kolakowski, Stuttgart 1971。
波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和哲学方向。他生于利沃夫，起初在利沃夫和巴黎研究法学和经济学，后来在波兰和苏联研究哲学。可以肯定，波兰的语言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重要传统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对认识论问题的关注，首先使亚·沙夫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一领域。著名的利沃夫-华沙学派的代表人物K. 特瓦尔多夫斯基（K. Twardowski）、卡·艾杜凯维奇（K. Ajdukiewicz）、T. 科塔尔宾斯基（T. Kotarbiński）、扬·卢卡谢维奇（J. Lukasiewicz）、A. 塔尔斯基（A. Tarski）、W. 维特维茨基（W. Witwicki）、T. 切佐夫斯基（T. Czezowski）、S. 列斯尼也夫斯基（S. Leśniewski）、L. 赫维斯迭克（L. Chwistek）和其他许多人都是一些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由于自己在逻辑学和语义学领域进行的探索研究而具有国际意义。因此，可以理解，他们对战后波兰哲学的研究方向也部分地发生影响。[1]
[1] 参见Z. A. Jordan,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Marxism-Leninism in Poland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Dordrecht 1963。以及由此书简编而成的教材：Marxistischer Revisionismus in Polen, Marxismusstudien, Fünfte Folge, Tübingen 1968。
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些方向基本上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从沙夫的第一本著名著作《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理论的一些问题》（1951年）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一著作中并没有克服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通常采取的研究方法，虽然从他所使用的批判材料和他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进行的争论来看，他显示出不同于与苏联类似的那种做法的水平。
波兰十月事件之后的上述情况，文化科学领域全面发展的时期，也对沙夫的主张，最后也对他的研究方向发生影响，因为沙夫对种种问题采取直言不讳的坦率的态度，不可能滞留在迄今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狭窄范围之内。虽然他在1959年底还激烈批判科拉科夫斯基关于青年马克思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地观察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但是他这几年就已经在出版他在语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而时至今日，这一领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很不注意研究的领域。
在《语义学引论》（1960年）一书中，他坚持首先克服和抛弃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一直使用的具有严重意识形态的和虚无主义的性质而没有哲学和科学性质的批判方法。[1]在报道A. 科尔兹普斯基（A. Korzybski）关于现代逻辑学、语义哲学和一般语义学的基本问题的著作吋，沙夫竭力排除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存在的一系列误解和错误评价，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中基本上尚未解决的丰富的问题。[2]如果说他在这一著作中对一般语义学，特别是对把社会问题归结为语义错乱的观点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论述意识形态和刻板模式时已经得出结论说，语言也参与人的行为方式，因而“当人也利用相应的语言辅助手段时，语言也能够并必然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3]。
[1] 沙夫在《语义学引论》中是这样表述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曾盛行这样的一种观点：批评的党性等于揭露和消灭对方，任何探讨和承认对方某些思想有正确之处，等于那种歪曲了分析和采取学究态度的‘客观主义’〔……〕如果这一切根本没有许许多多深刻的误解，没有许许多多原则的误解，问题最终是会十分清楚的，而医治这种虚无主义疾病的药剂是会十分容易找到的。这是因为，如果认为，一个作者在某一著作中有了不正确的观点，他的全部正确的观点就都可以被抹杀，那么，这种看法是以把科学的发展看作直线的发展的特殊观点为基础的，而在这种直线发展中，这一种理论体系代表着纯粹的真理，另一种则代表着纯粹的谬误。这完全是荒谬的，只要同现实稍为对症一下，就会不攻自破。由此可见，神话甚至在科学的发展中也会起某种作用。”（A. Šaf, Uvod u semantiku, Beograd 1965, str. 64-65）
[2]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的必要性》一文也论述了这一点。参见A. Schaff, Essays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Sprache, Wien, Frankfurt, Zürich 1968。
[3]A. Schaff, Die Sprache und das menschliche Handeln, Essays über die Phil. der Sprache, str. 116. 也可以参见Sprache und Erkenntnis, Wien 1964。
沙夫在评论逻辑语义学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时，首先承认它“突出了语言问题的巨大意义，但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错误：把当代哲学中心问题之一的语言问题，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的那样，说成是主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问题；此外，这个问题被归结为形式问题，首先是句法结构问题”[1]。沙夫同意这样的一种观点：每一科学部门可以自由地缩小自己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他责难逻辑语义学的代表人物把自己的观点变成绝对物。“那些研究语义学的逻辑学家们几乎完全忽视语言的整个社会学和认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对哲学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
[1] A. Šaf, Uvod u semantiku, str. 106.
[2] A. Šaf, Uvod u semantiku, str. 107.
沙夫回顾了约定论，对先验的和自然主义的约定论做了批判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把那些使马克思的人的观念区别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人的观念的因素引进这个问题。无论从种系发生学还是从个体发生学方面去考察人，人都是社会的产物。“正如在‘机体的相同性’中没有任何神秘莫测的东西一样，在‘意识的相同性’或‘精神的相同性’中也没有任何神秘莫测的东西。这种相同性（它给个体的差异留有广阔的余地）完全是自然的和正常的，是由于社会的培育，由于首先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把社会的种种历史成果继承下来而获得的。这两个因素相同地作用于社会的所有成员。由此，人们创造了‘意识的相同性’，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粉碎了关于‘绝对孤立的’个人的种种神话，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这里，为了说明约定的过程，完全没有必要引进任何神秘的先验的因素。事情可以完全自然地，但不是自然主义地得到说明。它可以社会地得到说明。”[1]这样，沙夫正确地认为，先验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以及一种极其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观念，是可以避免的。
[1] A. Šaf, Uvod u semantiku, str. 127.
沙夫分析了“符号”问题以及各种不同的符号类型学，同时特别注意语义学最重要的问题——“意义”问题。他回顾了许多人在新哲学中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査 ·凯·奥格登〔C. K. Ogden〕、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艾·胡塞尔〔E. Husserl〕、T. 科塔尔宾斯基、A. 加尔丁讷〔A. Gardiner〕、路·维特根施坦〔L. Wittgenstein〕），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他的看法，在概念与意义之间并无重大差异[1]，他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之后，提出如下结论：“1.不能接受那种认为概念和意义是具有不同内容的不同范畴的论点，因为那些似乎可以证明这种论点的论据并不真实，而坚持这种论点，就会转到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2.与此相反，应当承认概念和意义在内容上是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我们借助于它们从互相密不可分而又互不相同的角度去理解这同一个认识过程；在这一场合是从思维过程的角度，而在另一场合是从语言过程的角度。3.意义和概念之间似乎出现的内容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是普通概念和科学概念之间、科学术语的意义和普通表述的意义之间的差异。4.为了避免误解和逻辑错误，应当在内容方面区别出：除了由认识要素之外还由感情等要素组成的整个心理活动；普通表述的概念和意义；科学术语的科学概念和意义，这些术语像普通术语一样，是在整个心理过程上完成的特殊抽象的结果，并正因为如此是可以互相沟通的。”[2]
[1] “在理论上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是词义和概念是两个不同的现象，两者之间可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或者是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考察的和同整个认识过程相联系的同一个现象。有些著作，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通常持第一种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基于故弄玄虚之上的。我个人维护第二种观点；我在这一节中打算考察一下我所维护的这种观点。”（A. Šaf, Uvod u semantiku, str. 212）
[2] A. Šaf, Uvod u semantiku, str. 224.
沙夫在一部论述语言和认识的著作中也继续谈论这个问题当中的某些问题。他论述了自己关于思维和语言在认识和交流过程中是不可分的整体的论点，广泛地概述了这一问题的历史，他首先反对了艾杜凯维奇、卡西尔（E. Cassier） 、卡尔纳普（R. Carnap）所持的语言创造了世界和现实的景象这一观点。沙夫坚持反映论是基本的认识论立场，同时力图用实践的理论去充实它。尽管这是一种不彻底的立场，正如我们有机会在各种场合所指出的那样，沙夫仍然能够用这种方法较为灵活地理解问题，并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沙夫没有坚持做这样的二者择一：或者——语言创造现实的景象，或者——客观现实的反映。既然反映总是包含一定的主观要素，言语也就在某种适中的意义上说“创造”现实的景象。客观现实的反映和主观“创造”景象，两者在认识过程中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并构成整体。这就是说，“语言是对现实的特殊类型的反映，语言从自己方面说在一定意义上是我们的现实的景象的创造者。而这固然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世界的发音，至少到一定的阶段上不仅是个人经验的职能，而且是社会经验的职能，这一职能是通过教育，首先是通过语言转达给个人的”[1]。无论如何应当强调指出，沙夫常常并不满足于对认识的主观性论点做庸俗的图解式的说明，因为这种说明会把主观性归结为知觉器官的特性。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人及其实践的观念出发，事情要复杂得多。这样，认识以一切历史形态的人的实践为前提，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又以人的投射为前提。因此，人认识什么和怎样认识，这不仅取决于现实的结构，而且也取决于在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中积累起来的和人拥有的实践的种类，取决于人进人认识过程时的知识和经验的蕴积。”[2]
[1] A. Schaff, Sprache und Erkenntnis, Wien 1964, str. 173.
[2] A. Schaff, Sprache und Erkenntnis, Wien 1964, str. 162. 沙夫再一次就语言与现实景象的创造问题做出结论：“种系发生借以影响个体发生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早已逝去的世代的经验凌驾于我们个体经验之上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语言同时又是思维，它在现实中区别出什么东西，客观上是存在着的，但世界的景象对此并不这样或那样地稍加考虑，或者根本不予考虑。在这适当的意义上说，语言确实‘创造’现实的景象。”（Sprache und Erkenntnis, Wien 1964, str. 165）后来，沙夫又发表了一本论述结构主义问题的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Strukturalismus und Marxismus, Wien 1974）。
毫无疑问，渊博的学识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持坦率的态度，使沙夫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解决这些可以阐明人的本质和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哲学问题上，迈出了若干意义重大的步伐。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也处在当代人的某些生存问题的边缘上，沙夫也避免不了这些问题。沙夫早先参加围绕青年马克思以及存在主义进行的讨论时，就已经越来越注意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课题——人的问题。他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一书中倾向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强调马克思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能把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截然分开。[1]
[1] 参见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 1965, str. 36-38。由于沙夫在这一著作中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在卢卡奇、马尔库塞、弗罗姆、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提出和解决，我们在这里只引述说明沙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某些论点。另参见Geschichte und Wahrheit, Wien 1970。
沙夫对于有关人在迄今的社会主义中的地位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斗争的时期，诸如反个人主义、否定个性权利这些消极现象就已盛行，同时他又指出，这些消极现象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敌视态度。“这种反个人主义并不是社会的进步因素，相反，这是利用从旧制度产生的怨恨来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因素。”[1]
[1] 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 1965, str. 60.
沙夫认为，人的个体观念，单单因为它解决个体的本体状态问题，从而把人类学同整个世界观联系起来，就已经是任何哲学人类学的中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苏联所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异化的观点相反，提出了异化和社会主义问题。沙夫得出结论说，迄今已知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各种形式的异化，因此，异化随私有制的消灭而自动消灭的论点，是经不起严肃的批判的。[1]沙夫在这种情况下考察了国家和商品生产问题。他与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断言国家作为对人进行统治的机构应当消亡的论点是可以接受的，但国家作为对物进行管理的机构任何时候也不能消亡，从而假定还可能存在等级结构和官僚主义结构。因此，他还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这样的一个观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取消商品生产。[2]
[1] 参见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 1965, str. 168。
[2] 参见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 1965, str. 177。
沙夫还批判地指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他断言，在这里，妇女的地位和爱情等等已发生许多变化。传统的家庭形式依然存在，但从社会体制的进化考虑，谁都说不出什么合情合理的东西来。相反，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家庭，还与这一体制一起，接受了新教的清教徒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虚伪。沙夫得出最后的结论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在于它摆脱任何异化，而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具有更好的条件去进行斗争和克服现代社会的重大的异化形式。[1]
[1] 参见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 1965, str. 179-182。
沙夫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特别是艺术创作和学术创作的自由问题。他认为，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遇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行动的场合，政治干涉是合情合理的，但遇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场合，应反对这种干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为什么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各种学派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可以做到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一律，全然无异吗？[1]
[1] 参见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 1965, str. 209, 210。
沙夫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问题方面所做的分析也颇具特色。如果社会主义承认人的个性，它也就应当容许个性在幸福生活领域有尽可能宽广的活动余地。因此，“既然并没有，幸亏也不可能有适合所有人的幸福，那就不要试图去创造一种适合所有人的幸福生活的统一模式”[1]。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能给人的幸福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却可以十分轻而易举地指出大量的人类不幸的原因：饥饿、疾病、死亡、不自由、遭受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制等等。而我们争取人类幸福的斗争的基础也就在于此。这不是说我们能够去使人们幸福和规定人们应当怎样做才能幸福，而是要限制和消除他们遭受不幸的大量原因。
[1] 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 1965, str. 236.
沙夫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异化的事实，同时特别强调现存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力正确地和充分地影响人的意识和观点的改变：因此，可以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形成了一定的统治上层。然而，这一统治上层的生活作风对于新的人是异常重要的教育因素，所以在这方面应当不是从字面上，而是从意思上去认真考虑马克思论述公社的著作所表述的观点。[1]沙夫在这一著作的结尾指出当今世界在形成全面的人方面的可能性时，强调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可能性并不是注定能够实现的，要想对这一过程做出人道主义的和理论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不可取代的。
[1] 参见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 1965, str. 270。沙夫还正确地起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现象。
这一著作使沙夫在自己的理论发展方面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尽管有些问题还只是略加论述，有些尚论据不足，有些颇需争论[1]，但沙夫看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种种困难、矛盾和许许多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只靠政治决议，只由一个往往无法摆脱某些片面性和本位主义利益的封闭的政治机关去解决，那是解决不了的。从各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科学生活范围去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是尽可能有效地解决诸如在当今世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样复杂的社会过程的先决条件。然而，对于政治上的官僚主义来说，这种坦率的批判态度和对某些政治生活定理的怀疑，立即碰到激烈的反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稍后，内部的分化激烈起来，沙夫和其他许多卓越的波兰思想家一样，不仅不能进行政治活动，而且也不能进行学术活动。
[1] 例如，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的研究、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的不可分离的现象的异化问题等等，值得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讨论。
其他许多天才的波兰哲学家也参加了所有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讨论，他们以自己的批判的思想，为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思维结构和贫乏的哲学思想做出了贡献。他们是布·巴契科（B. Baczko）、A. 瓦利茨基（A. Walicki）、马·弗里茨汉德（M. Fritzhand）、H. 艾尔斯坦（H. Eilstein）、T. 克朗斯基（T. Kroński）、S. 莫拉夫斯基（S. Morawski）等。[1]
[1] 例如马·弗里茨汉德的《青年马克思的伦理学思想》（M. Fritzhand, Etička misao mladog Marxa, 1961），或布·巴契科的论文集《世界观、形而上学、异化》（B. Baczko, Weltanschaung, Methaphysik, Entfremdung 〔1965〕, Frankfurt a. M. 1969）。
在社会学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在这方面，波兰具有十分强大的，比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达的学术传统。早在20世纪前后，就有一些对社会学问题特别注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驰名于较广的国际范围。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有L. 克尔兹维茨基（L. Krzywicki）和K. 克勒斯-克劳兹（K. Kelles-Krauz），至于当时的社会主义最有才能的人物罗·卢森堡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意义重大的是，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由于F. 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的功劳，创办了社会学研究所（1927年）和第一家社会学杂志（1931年）[1]。由于他的学生们——J. 哈拉辛斯基（J. Chalasiński）、扬·什切潘斯基（J. Szczepański）和斯·奥索夫斯基（S. Ossowski）的努力，社会学不仅在教条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发展成为一个抽象的哲学学科，而且发展成为一门有自己卒身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的专门科学。于是，波兰有了经验社会学和一系列这样的研究。在斯大林主义化盛行时期，社会学的这一分支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方法论的残余，因循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根本不适用于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问题，因而奄奄一息。
[1] F. 兹纳涅茨基在一般社会学领域也有重要的先驱者，诸如路·龚普洛维奇（L. Gumplowicz）、L. 佩特拉兹茨基（L. Petrazycki）、S. 恰尔诺夫斯基（S. Czarnowski）、B. 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但是兹纳涅茨基被看作是波兰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
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观点不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早在1954年和1955年，J. 哈拉辛斯基就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当时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社会学的问题方面处于停滞和无能状态；而两年之后，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耶·维亚特尔（J. Wjatr）和齐·鲍曼（Z. Bauman）激烈反对党的领导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的垄断。他们指出了经验社会学和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所处的落后局面，认为这种状况只会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损害，因为人们不拥有经过科学检验的资料和认识。他们坚持主张尽快克服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于是立即遭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官方代表的激烈非难，随后也遭到波兰本国马克思主义官方代表的激烈非难，因为在那里，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很快就止于中途了。[1]
[1] 参见例如《哲学问题》（Voprosy filosofii）1958年第7期和1958年第12期批判维亚特尔和鲍曼1957年在《哲学思想》中发表的观点。然而，应当强调指出，战后对于社会学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斯塔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Stanislav Ossowski）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活动》（Marksizam i naučna djelatnost u socijalističkom društvu, 1957）、《社会意识的阶级结构》（Klasna struktura u društvenoj svijesti, 1957）、《论社会科学的特殊性》（O specifičnosti društvenih nauka, 1962）。
尽管是止于中途，1956年底的转折给予了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重大的推动。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已被提上日程，并成为主要关注的问题。第一批工人委员会也开始建立了，文化艺术领域的自由有了很大的扩大，并且很快获得许多成果。然而，波兰的官僚只允许这一过程进行到某一限度，他们摆脱不掉他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主宰作用这一错误观念。[1]他们不把非中央集权化过程进行到底，留给工人委员会的主要是咨询职能，手里把持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特权，同时，他们肯定也受到苏联官僚的强大压力，因而越来越抗拒所有坚持要把这些过程进行到底，以达到其逻辑结果的种种努力和趋势。毫不奇怪，这种抗拒和阻挠社会生活过程基本结构民主化的做法，引起了某些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极端反应，他们接受了当今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认为官僚是新的阶级，必须由工人阶级进行新的革命将它摧毁，并建立工人的民主，即根据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由下而上组织社会。[2]当1968年大学生行动起来，要求实现所宣布的原则时，官僚主义的当局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本来，国家的整个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是混乱的经济和官僚中央集权制管理造成的后果，然而却被说成是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罪责，后来还说是犹太人的主要罪责。于是我们目睹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莱·科拉科夫斯基、布·巴契科、齐·鲍曼、S. 莫拉夫斯基、亚·沙夫等许多知识分子都被撤销了行政职务，而恰恰是这些知识分子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本国疆界之外，并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就当今世界十分关键和困难的问题进行对话的真正伙伴。同样，我们目睹了：反动的种族主义现象竟重新出现了。我们之所以说重新出现，这并不是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把重心完全置于阶级和人之上，而不是置于民族或种族上（我们不禁想起斯大林在弥留之际对一些犹太医生的迫害）。而且，这仅仅是结构和意识的畸变的标志。在任何制度下，即使是在自诩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中央集权官僚垄断就一定会造出这种畸变现象。
[1] 1957年初这一情况已见端倪。当时，领导集团开始猛烈攻击《直言报》（Po prostu），并于年底将它査禁。1957年1月，《直言报》编辑部发表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内容如下：“我们的意见是，工人委员会是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不仅挫败个别恶劣的官僚主义者的反抗，而且必须挫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官僚的反抗，而要做到后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把工人委员会看作生产关系的建设性因素，那么，为了使这些生产关系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下一点：这些工人委员会只要仍然是纯粹的经济机构，它们就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我们认为，把我国生活中的政治功能移交给工人委员会，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委员会的必要前提。”（"Po prostu", br. 4/1957, 引自G. Hillmann, Selbstkritik des Kommunismus, str. 203。实际上，这里极其简明扼要地表述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纲领。）
[2] 参见K. Modzelewski, J. Kuron, Offener Brief an die "Vereinigte Polnische Arbeiterpartei". Sonderhetf der Zeitschrift “die Internationale”，heft II 1968。作者们因发表了这些观点而被逮捕和审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今某些托洛茨基分子（我们说某些，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派别）是怎样由于考虑到工人自治的主张而完全纠正了自己的观点，坚决维护马克思和列宁的重要主张的。然而，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这样激进的观点可能只适用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这里不仅存在着对工人阶级的偶像崇拜，而且存在着对革命的偶像崇拜。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解释成为一个阶级，那么，进一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的唯一出路就是由工人阶级进行新的革命。上述公开信对波兰的关系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但在它表述的内容中也存有幻想，以为一旦发生这样的革命和出现西方可进行的干涉，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奋起捍卫这样的新的革命。同样，那种认为苏联几乎不可能干涉的看法，是一种天真的错误看法。对于这些人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自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国家主义统治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统治一样，都是不堪忍受的。人们必须对这些人的激进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示尊重。不过，一是关于克服这些结构的必然性的批判性认识，二是对这些过程的道路的正确认识。那种极端极化和让群众只有一种选择的形势，在历史上并不是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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