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上面谈论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发展在波兰的可能性时所说的一切，更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它的具有文化和民主传统的各族人民，很难忍受斯大林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我们把任何模式都看成是动态的）即使没有发生畸变，也根本不适用于一个可以向世界提供一个真正欧洲的社会主义样板的国家。
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紧张局势之后，社会主义力量本应首先利用的、在当时很广泛和有成果的民主发展中断了。不仅如此，这个国家还经历了鲁·斯兰斯基等人的冤假错案，并且不得不接受钦赐的、已虚有其表的、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变种。
应当注意到，早在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出于内心的动机和信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卡莱尔·泰格（Karel Teige）在文学批评和艺术领域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广阔的视野，而在哲学领域，拉·山托（L. Szánto）、Z. 卡兰德拉（Z. Kalandra）、J. 卡别施（J. Kabeš）、卢·斯沃博达（L. Svoboda）、A. 科尔曼（A. Kolman）、L. 里格尔（L. Rieger）、伊·赫鲁晓夫斯基（I. Hrušovský）——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活动的人物，都维护马克思主义。
然而，5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何比较自由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年代。任何比较自由的思想，都立即遭到诺沃提尼（A. Novotny）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指控，波匈事件使领导集团的官僚主义更加顽固不化，而国内经济生活中的重重矛盾的不断堆积，也使他们在这方面变本加厉。这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具有比阵营其他各国远为强大和有文化的工人阶级，它在采取了苏联的官僚中央集权制计划经济模式之后，必然会停滞或后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而言）。这个模式不仅不能为工人阶级通过工人委员会或其他联合形式进行管理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而且主要是发展粗放的经济，这种经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必然很快就陷入众多的矛盾和困难之中。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理论方面，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很快引起了起初是小心翼翼的和拐弯抹角的批评，引起了坚持更广泛、更深刻和更灵活地看问题的主张。而经济方面的停滞状况，在南斯拉夫的经验和观点，以及波兰的某些经验和观点的影响下，则引起了对适当的模式的批判性研究和探求。在持有这种主张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当中，奥塔·锡克（Ota Šik, 1919-2004）的努力最引人注意。他先是在一部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著作中，随后又在一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的著作[1]中发挥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种经济改革方针，这一方针后来为诺沃提尼制度垮台后的政治领导所采纳。
[1] 锡克最重要的著作有：《经济学、利益、政策》（Oekonomie, Interessen, Politik, Berlin 1966〔捷克文版1962年发表〕）和《社会主义商品关系问题》（Zur Problematik der sozialistischen Warenbeziehungen, Berlin 1965〔捷克文版1964年发表〕）。后一著作经彻底修改后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捷克文版1965年发表]）为题发表，我们在这里是根据维也纳的版本来分析他的观点的。除了锡克的著作外，还应特別强调指出卡莱尔·库巴（Karel Koube）等人集体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Razmatranja o socijalističkoj ekonomici, 1968）这一值得注意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J. 赫罗诺夫斯基（J. Hronovský）批判了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商品性质的观点。此外还有J. 戈德曼（J. Goldman）和卡·库巴合著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增长》（Privredni rast u ČSSR, 1967）。
整个后一部著作，一方面是同那种认为必须实行中央集权计划并排斥市场的教条主义观点展开争论，另一方面是论证这样的一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也必须发展特殊的市场关系，以及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利。锡克提醒人们，马克思根据他当时的私有制度和商品关系的发展情况，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将要被取消，这并不要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不能也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去得出结论。[1]
[1] 参见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19-20。锡克还批判了斯大林后来这样的一个观点：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因为存在着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锡克指出，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原因也深刻得多。（参见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2-36）
锡克不仅从理论上去研究，而且从经验上去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在60年代初达到了极限的落后局面。他指出了，这种落后和矛盾重重的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粗放经济的性质，同时他又强调指出，粗放经济并不一定总会引起不可解决的经济矛盾。“从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的集约发展的角度看，某一特定国家的粗放发展虽然总是会显得较少效率，但是在特定的生产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它是唯一可能的和有利的发展形式，并且不一定产生上述矛盾。然而，一旦粗放的发展超越了一定的界限，或者说一旦粗放的发展在不再适应发展的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以致产生不可解决的经济矛盾，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粗放的发展，它必然是无效率的、经济上否定的粗放发展，是一种错误的经济管理制度的后果，如果不想陷人灾难性局面，就必须迅速克服这种发展。”[1]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46-47.
根据我们在这里不得已删节掉的一系列资料，锡克指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落后、生产和经济制度的危机。在他看来，粗放的发展造成生产消费相当髙、固定基金效益低、投资消耗相当高、活劳动生产率的速度降低、国民收入在社会产品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少，而积累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再生产费用比社会产品更迅速地增长，导致了再生产的系数的增长。[1]如果有谁想否认粗放发展的这种消极后果，并想证明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由于就业程度的提高，那他就是掩盖现实的辩护士。如果认为这一切只需实行新的经济和政治方针，采用其他计划结构，起用有才能的干部就可以克服，那是一种幻想。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多年以来的消极的发展情况，只有把它看作是“只容许粗放发展的旧的行政管理制度盛行和市场关系遭到消灭的必然结果”[2]才可以理解。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71. 锡克还指出外贸等使形势更严重的其他情况。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曾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它可以向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出口自己生产的工业品，而目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形势就大大不利了。上述过程部分已完成了，而在外贸市场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只有专业化的和髙度集约的生产才能取得成功。（参见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78-79）
[2]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80.
锡克的基本结论是：问题的实质首先在于行政的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因为它们必然地以经济的粗放增长为目标，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亏损：出现不必要的投资和不必要的材料消耗，阻碍技术和质量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在联合的服务、科学、调查研究和开办学校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但是，行政管理首先减少“企业的独立性和破坏它们最适当的主动性。企业的领导机关几乎对任何一个经济过程都不能根据迅速变化着的经济条件做出决定，而首先不得不去证明行政规定的种种计划的执行”[1]。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就是实行一种真正经济的计划管理和始终不渝地利用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95.
正如我们在兰格那里已经看到的，而这也是在多数社会主义理论家那里出现的情况，锡克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工作的必要性，甚至必然性。他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是“客观的必然性、规律性”。[1]在他看来，没有一定的共同的计划，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然而，在这里，还必须尊重某些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采取不同的形式的规律性。锡克抛弃了把计划只当作是保证按比例发展这种一直是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观点，同时举出在编制计划时应当予以考虑的一些规律性：发展和扩大使用价值以保障社会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使已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数量总是同这些价值的供与求相适应；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具有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必须最终为非生产的消费及其增长服务。[2]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104.
[2] 参见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105。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特殊性是这样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的发展进行统一的、全社会的、有自觉目的的规定，同时考虑到一切主要的内部经济联系，以便使有计划的经济活动及其未来的实际发展之间始终一致。”（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107）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在现有的分工的条件下，需要有专门从事计划工作的机关。然而，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只由一个中央机关来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尽管它对于各现存的专门的计划机关的共同协调一致来说是必需的。但是，中央集权管理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一旦中央集权管理被理解为较高的管理机关应当取代专门的管理机关和代替专门的管理机关去做出决定，就会产生官僚主义的管理，而专门的机关便成为多余。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计划的一切细节都统统由中央管理机关做出决定的时候。
在统一的管理制度中，下级的专门的管理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些机关必须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所管理的部门的特殊条件，而又不破坏和谐和共同必需的发展。同样，生产者，即工人、技术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知识必须得到充分的利用，应当保证他们能够直接地，虽然不是经常地参加积极的管理。[1]这种由工人在总的发展方向范围内进行决定的相对独立性，是锡克称作民主制的社会主义管理制度的第二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管理制度因而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因此，“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的决定和管理之间的这种关系，它们之间的正确的区分和联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2]。
[1] 参见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119。
[2]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120.
然而，所有这些管理机关不只是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又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之间因而也有一定的矛盾。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计划的合作绝对化，以敦不承认这种合作有内部矛盾。一些问题和困难是由于若干原因产生的。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从一个中心去认识，是认识不了劳动的必然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各个管理机关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初期，很不充分；情报系统不能令人满意，一些情报往往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相互矛盾的；同样，情报的整理在初期基本上是粗糙的；等等。这样，计划的指令与劳动和生产的客观发展情况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产生。然而，强调指出这样的一点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家，首先是经济实际工作者们往往只用检查和认识不够来解释这些矛盾，从而否认了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对于在社会主义劳动内部克服这些矛盾有任何意义。[1]
[1] 参见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158-159。
锡克认为，应当使生产者能够在消费的变动中直接看到自己及自己有关生产的决定可获得什么利益，就是说能够直接感觉到，他的一些很狭窄的利益和决定，可以如何使他得到发展。“可见，在生产者之间必然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关系，通过这些经济关系，他们经常不得不在做出生产方面的决定时尊重消费者的利益；在这些经济关系中，每个生产者作为消费者，可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损害消费者的片面决定的不良后果，又可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最适当的决定的良好结果。这种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们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同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经常发生冲突，而又相互直接地一致起来，因而这些经济关系促进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形成。[1]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165-166.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同于私有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合作制的范围内部发展的；它的相对独立的代表者是社会主义的企业，这些企业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任何会损害社会合作的商品买卖的可能性。也完全排除把生产资料卖给私人的可能性，而如果把生产资料卖给私人，就会产生威胁社会合作的私人生产。[1]
[1] 参见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14。
只有存在上述计划体系和商品货币关系体系，才能够在宏观的经济计划领域自觉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联系起来。旧的行政性计划工作毁坏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造成上面描述过的后果。计划工作只有考虑到和适应着使用价直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追求整个生产的最高增长率，这不再是计划的正确性的基本标准。对于最适当的生产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有计划地保证必要的基本的生产条件。那时，生产的主要前提条件是必要的生产能力，是这些必要的生产能力在生产基金的技术水平得到十分理想的提高的条件下按比例的增长。[1]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19.
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条主义地抛弃任何关于市场机制或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调节者作用的思想。然而实际上，在企业做生产决定时，价值却不管或冲破任何教条主义而自动起作用，而上述观点对这一过程则只能起不良的影响。价格是用行政方法规定的，不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这只是加深了矛盾。因此，在主要的生产比例得到长期保证的情况下，也必须有计划地尊重价值规律。
在这些范围内，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也有调节者的作用的争论，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如果这种调节作用被理解为自发的，就如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基本上是自发的一样（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内部也有一定的有计划的控制，或者是某些国家的政府也进行一定的有计划的控制），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能谈论这种作用。“但是，只要还想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在社会有计划地确定投资的条件下，价值的未来发展一定得到考虑，并且，后来一旦断定基本比例方面有错误（如某类商品在现有生产能力条件下满足不了需要和长期按高于价值的价格，即按高于生产价格或商业价格出售），就一定有计划地改变投资方向，那么这一术语也就不确切了。其实，倒不如把这称作在主要生产比例得到保证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尊重价值规律的必然性。”[1]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24-225.
考虑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的办法，就在于共同计划与一系列地方计划协调一致，以及工人和企业参与计划工作，锡克还提出已生产出来的价值的支配问题、分配问题。他的看法是“企业不能支配整个已实现的价值”[1]。正是在这里他还看到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因为各个部门的生产条件的恢复和扩大，并不仅仅依赖于这些部门已实现的收入，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不依赖于这种收入而发展。这样，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落在中央社会机关身上，尽管这些机关不能确定所有个别生产比例的必然的变化。因此，一部分总收人由国家机关拿走，在做了其他的各种扣除之后，一部分收入留给企业支配。“总收人的一部分在偿付了各种义务（捐赠、应付的贷款、应付的利息、违约罚款等等）之后留下来完全归企业支配，企业对其使用可以自行决定。企业把这种收人的一部分用作技术发展基金（研究和开发等）、后备基金、社会和文化基金。余下部分为报酬基金，它又由两部分组成：1.佣金基金，2.保证金或奖金基金。”[2]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27.
[2]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30.
锡克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价格的形成这一领域。他列举了社会主义生产价格和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不同点[1]，认为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从主要是主观地确定价格关系的旧的行政管理制度，向应当建立在生产价格上的制度过渡。为此锡克认为中央只能确定宏观经济的价格关系，这就是说，大量的价格将偏离基本结构。
[1] 参见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58-259。锡克认为，社会主义生产价格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的主要不同点如下：它不是在竞争的内部自发地发展的；它的形成不是仅仅作为生产费用的发展和已创造的价值的阶级分配的结果，而是与生产在社会必要的价值分配中有计划的发展相一致的；因为它的形成是作为在对社会必要的再生产费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中对社会需要进行计算的表现；包含在生产价格中的利润不再被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所占有，而是借助于计划的工具在企业和国家之间进行分配。（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58-259）
因此，价格的实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价值，价格的变动必须经常地解决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已产生的矛盾。这无论如何是现有关系和市场关系的表现，不过，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内部的现有关系和市场关系的表现，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社会对整个社会劳动的发展进行直接的管理成为可能。价值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这种价格同时又是社会扩大了的再生产过程最理想的发展的前提。[1]
[1] Ota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str. 298-299. 锡克后来流亡国外时发表了《第三条道路》，（Der dritte Weg, Hamburg 1972）和《为了一个没有教条的经济》（Für eine Wirstschaft ohne Dogma, München 1974）。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及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的主张，锡克拒绝那种片面的和不科学的批评。例如，一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利用和发展市场关系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和复辟资本主义（L. 胡伯〔L. Huber〕和P. M. 斯韦齐〔M. Sweezy〕1964年发表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的文章，或者例如，中国的理论家否认物质上的利益关心和物质上的劳动刺激的任何必要性。与所有那些或者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社会立场产生的，或者是由于理论上抽象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观点相反，锡克正确地认为，主要危险并不在于经济上得到论证的管理和对各种经济刺激因素的利用，而在于片面的、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管理。
从所有这一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锡克的主张不仅仅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关系范围内实行计划管理非中央集权化和发展市场关系的主张的影响下产生的，而且也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在60年代出现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产生的。所有这些锡克也建议实行的措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来说是相当充足的基础，这本身又必然会引来社会生活其他许多领域的关系的改革。这一主张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也许，它的基本弱点至少是在原则上没有更激进地提出问题，就是说太不强调工人集体的权能和整个工人管理的权能。这一点在一月变革中也表现出来了，当时，一个发达的工人阶级本可以更多得多地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也许甚至使八月的悲痛的日子不至于发生。
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观念的另一重大突破，是由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在哲学中做出的。如果我们了解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多数国家里的伪哲学的演变和发展情况，了解那里存在着一种幻想，以为在哲学这个如此敏感的社会变动晴雨表中，在如此脆弱的思想创造化中，靠政治命令和规定演变的活动范围，就可以获得什么成就，那么，卡·科西克在他的关于具体的辩证法的著作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全部意义。
如果说科西克这个人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哲学中是一个孤立现象，那就言过其实了。那里不仅存在过一定的传统，而且，尤其是在20世纪，捷克斯洛伐克参与了欧洲和世界的文化生活，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对一切重大事件釆取坦率的态度。因此，战后哲学领域的整个发展的特点是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争吵，在这当中则总有人因为修正主义而倒霉。[1]
[1] 直至50年代末的这种发展情况，可看N. 洛勃科维奇的概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N. Lobkowicz, Marxismus-Leninismus in der ČSR, Dodrecht 1961）。此书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撰写的。
科西克的著作差不多已经脱离开当时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范围。他对哲学传统的态度就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不仅已经认识到卢卡奇早期的哲学活动和赫·马尔库塞的某些著作的巨大意义，而且考虑到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成果而没有陷人浅薄的社会学观点。科西克利用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以及早期萨特和海德格尔的某些诱力和影响。这一切使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深刻的传统之上继续发展，从而没有陷人关于物质和自然界的本体论思辨或关于几乎是非历史的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认识论思辨。同时，在我们看来，他成功地避免了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中也并不罕见的人本主义观点的某些片面性。因此，科西克的基本的一个论点是：“人并非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并非以自己的一部分存在生活在历史之中，另一部分则生活在自然界中。人永远是一下子同时既存在于自然界又存在于历史之中。作为历史的，从而也是社会的存在，他使自然界人化，但他又认识和承认自然界是绝对的整体、自满自足的自我原因，以及人化的条件和前提。”[1]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249. 科西克并不维护只有精神才具有否定性这一特点的论点。他说，“在物质本身中揭示否定性，即产生新的质和更发达的阶段的力——只有这种物质观才能提供唯物主义地把新东西解释成物质世界的特点的可能性”。（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52）
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把动力引进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还原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实际上是现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再生产的方法，是从历史的人所进行的客观实践活动出发说明文化现象和其他现象的方法。因此，对于科西克来说，对于卢卡奇、马尔库塞和一些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来说，向我们说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向我们说明人的生存的实质的中心范畴，都是实践范畴。人的实践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客观的东西变形为主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变形为客观的东西，人的实践成了实现人的意图和揭示自然界规律性的‘活动中心’”[1]。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137.
科西克研究了劳动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区别这一重大问题，部分地是继续进行马尔库塞最好的一本小册子，当然还有马克思的手稿和著作所开展的工作。[1]劳动是对象性的活动，是对自然界的改造，同时又是人的能力在自然界中的实现。劳动是人和自然界在其中得以统一的事件过程或活动过程。人在劳动中对象化，从而在劳动中获得对象性，而对象则人化。这同时也就是人的世界的创造过程，而动物只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这样，人的时间问题也同人的对象性活动相联系，科西克从而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世界和时间性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劳动过程向我们显示出时间的渐进性，正如由于劳动的结果，时间的连续显得被压缩或中断一样。“在现今的劳动过程中，过去的劳动的成果在变化着，而对未来的打算在实现着。人的时间的三维性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的维度，是基于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劳动之上的。时间的三维性和人的短暂性是基于对象化之上的。没有对象化就没有时间的规定。作为对象性的活动的劳动是时间（时间的规定）和空间（延伸）这些人的存在的基本的维的统一的特殊方式，即人在世界中运动的特殊形式。”[2]
[1] 这是指马尔库塞的著作《关于经济学的劳动概念的哲学原理》（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v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1933）。有理由认为，这一著作最好的地方至今未被超过。同时应当指出，科西克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并不仅仅是依靠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科西克是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从《提纲》到《资本论》的思想的联系和连续性，并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给予实质性的哲学说明的少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参见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v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1933, str. 161-219）
[2]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209-210.
劳动同时是这样的人的活动，它没有抛弃经济必然性的范围，但它同时在超越这个范围，并在其中创造着人的自由的现实前提。这样，自由也并不是作为不依赖于劳动的自动的领域从必然性的界限中被揭示给人，而是作为必然的前提从劳动中产生。人的活动如果“仅仅由内在的目的性来规定，并且不依赖于自然的必然性或社会的义务，那就不是劳动，而是不依赖于在何种领域实现的自由创造”[1]。同样，如果我们问到劳动和社会现实的创造的关系问题，我们会在劳动中寻找不到任何经济的东西。劳动作为人的现实性在其中形成的对象性活动，是哲学意义上的劳动。与此相反，经济意义上的劳动是财富的特殊历史形式和特殊社会形式的创造者。[2]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214.
[2] 参见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2016-217。
与此相反，在实践这个概念中，社会的人的现实是作为既定现实的对立物，就是说，是作为创造物，同时又作为人的存在的特殊形式显示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科西克来说，实践这个概念是近代哲学的终点，这种哲学在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争论中，强调人类的创造物作为本体论的现实的原本性质。“如果实践是人的存在的特殊形式，那么，实践实质上贯穿在人的存在的一切现象之中，因而不仅仅是规定着人的某些方面或特征。实践贯穿着整个的人和在整体上规定着人。”[1]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227.
然而，实践除了包括劳动要素外，还包括人的生存要素，因而不仅包括使自然界改变形状和人化的人的对象性活动，而且还包括人的主体性的形成，人的主体的创造，“在这种创造过程中，悲伤、厌恶、害怕、高兴、喜笑、希望等等生存要素，并不是表现为消极的‘感受’，而是表现为争取承认的斗争的一部分，即表现为实现人类自由的过程的一部分”[1]。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229.
从这一切当中可以看出，科西克的基本意图同样地也是力图克服各种二元论和多元论，从而把人的现实理解为辩证的总体。科西克抛弃了那种只会喋喋不休地说一切均互相联系和总体大于部分的庸俗总体观，抛开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就辩证法的首要点是总体还是矛盾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他正确地强调说，没有矛盾的总体是空洞和静止的总体，而在总体之外的矛盾是形式上的和任意的矛盾）。他首先强调说，“总体不是一切事实的总和。总体是作为构成了的、辩证的总体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和从这个现实中，任何事实（一组事实、大量事实）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1]。矛盾和总体之间、总体中的矛盾和矛盾的总体之间的这种辩证的关系，是使唯物主义的观点区别于结构主义的观点的一个要素。其次，应当把这种总体理解成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基础起决定性作用情况下的总体，而如果不认识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主体，是实践的人，即创造这种总体，同时又赋予自己形式的实体，那这也还是抽象的说法。[2]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59.
[2]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76. 因此，科西克得出结论说，“可见，具体的整体作为认识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我们已几次强调过，与现实的本体论问题相比较，它具有派生性）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它包含如下的要素：对现象的伪具体性，即偶像化的和似是而非的对象性的毁坏，和对现象的真实对象性的认识；其次，对现象（个体的东西和全人类的东西的辩证法在其中以独特方式显示出来）的历史性质的认识；最后，对现象的客观内容和意义，它的客观职能和在社会整体中的历史地位的认识”。（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76）
唯物主义理解的总体是由人的社会生产创造的，而结构主义则认为总体是在自立的结构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因而可以说是“坏的总体”，这种总体只以客体和现成结构的形式存在着，而不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形式存在着。科西克划分出虚假的总体的三种基本形式：空洞的总体，在它里面缺乏反思、缺乏对具体要素的规定和缺乏分析；抽象的总体，它作为封闭的总体而与部分相对立，它不知道产生和发展；坏的总体，在它里面真实的主体被神话化了的主体所取代。[1]
[1] 参见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77-78。
科西克认为人完全被卷入关系和情况的历史总体之中。他并且把孤立的个人在这个关系网中的这种活动称作烦。这个概念无论如何会导致走向海德格尔，尽管这里怀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的企图。因此，在科西克看来，被理解为烦的人，是沉沦在世界中的真正的主体性。对世界的烦的态度，是从人对世界的实际态度中产生的。因此，烦就是：“1.社会的个人在其参与的和功利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关系体系的卷入；2.这个个人的以烦和操心的基本形式出现的活动；3.作为无差异性和无个性出现的活动（烦和操心）主体。”[1]在烦中，人也总是已经处在未来之中，所以，这个范围在烦中在一定意义上是特权化了的。今天没有成为真正的生存，而未来则成了崇拜的偶像。因此，在烦中，人的时代的原本的性质没有被揭示出来。未来本身并不自动地是异化的克服，它可能也是在异化面前的异己的逃避、生活的否定。海德格尔的分析的主要不足之处恰恰在于，他不认识作为人的生存的实践，而正是从实践中产生出真正的暂时性，因而烦和烦的暂时性是实践的派生形式和具体化形式。[2]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86.
[2]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92. 科西克还就日常生活的荒谬现象的感觉问题正确地指出，这种反思首先是历史现实使个人陷进去的荒谬现象的后果。
从实践和总体性的观念出发，科西克对艺术问题发表若干颇有意思的评论，并且他主张对艺术作品进行本体论的解释。从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问题来看，基本的问题是：现实一般指的是什么？因为，“诗歌不是比经济低一等的现实，它也是人的现实，虽然是另一种类和另一形式、具有另一使命和另一意义的人的现实。经济并没有直接地或间接地生产出诗歌，但人创造了经济和诗歌这些人类实践的创造物”[1]。如果我们比较强调经济，并不是为了使它具有比其他人类创造物更大的现实性，而是由于实践和劳动在表现和创造人的现实方面的中心意义。但是，任何艺术不仅再现一定的现实，而且同时也艺术地创造一定的现实。艺术作品的这一现实不是先于作品本身或离开作品本身存在着的，而是存在于作品本身之中。“艺术作品是社会现实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是这一现实的建设要素和人的社会-精神生产的表现。借助于研究作品的历史-社会的起源、作用和反响的‘艺术社会学’，或者借助于对传记的或传记-社会的性质进行的历史考察，来认识作品的社会性质和作品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理解艺术作品来说是不够的。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131.
无可争辩，艺术作品是受社会制约的。但是，非批判的考察把这种关系只变成社会现实和艺术的某种联系，从而既歪曲艺术的性质，也歪曲社会现实的性质。社会制约性这一论点默默地假定，社会现实留在作品之外。作品事实上成为某种社会之外的东西，并不构造社会现实，因而对社会现实没有内在的关系。”[1]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148-149.
这样，对于科西克，对于其他一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为了在整体上认识人的现实，只需两个基本的具有创造力的手段：哲学和艺术。正因为如此，它们对于人来说具有极其特殊的和决定性的意义，是无法替补、无法替代的。
科西克的所有这些努力，是对一个拜物教化了的哲学世界的意义重大的突破，并且如同任何突破一样，具有言简意赅和常常是格言式的表现形式。在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各国，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前所做的种种努力，差不多全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新的认识要求获得简练的表现，要求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科西克凭着自己的倾向，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领域和意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面向人和历史的倾向。他朝这个方面努力，但并没有陷入片面的人本主义之中，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人本主义把人禁锢在意识的主观性、种族、社会性之中，并使人与宇宙彻底分离。人和自然、自由和决定性、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性，从意识或物质的角度是不能克服的，只有从实践的角度才能克服。“辩证法探究‘物本身’。但这个‘物本身’并不是平常之物，甚至根本不是一个物。哲学研究的‘物本身’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但是，换一说法也一样：人在历史中揭示的世界总体和在世界总体中存在着的人。”[1]
[1] Karel Kosik,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Beograd 1967, str. 251.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过，这些努力和结果并不是孤立的。所有那些发生在国内和同际范围内的事情，都不可能不留下反响。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史学中就已经进行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的斗争，而60年代在哲学领域更显得活跃和彻底。60年代初已经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体系有关的新问题，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许多哲学家都参加了讨论。[1]
[1]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许多哲学家参加了所有这些和后来的一些讨论，首先是下列这些哲学家：罗·卡里沃达（R. Kalivoda）、J. 茨韦克尔（J. Cvekl）、L. 索霍尔（L. Sochor）、J. 择勒尼（J. Zelený）、L.诺维（L. Nový）、M. 库西（M. Kusý）、M. 马霍韦茨（M. Machovec）、J. 切尔尼（J. Černy）、J. 斯特林卡（J. Strinka）、J. 博德纳尔（J. Bodnař）、J. 乌赫尔（J. Uher）、M. 普鲁哈（M. Prucha）、伊·斯维塔克（J. Sviták）、J. 祖姆尔莱（J. Zumr）。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危机，还由于领导人官僚主义的管理和气质而加剧，贬低人的书报检査制度（马克思在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中就曾与之斗争）不仅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激进主义，导致竭力在理论领域使这种局面占上风，而且首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当中导致总的骚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1967年6月27-29日）是当时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的成熟过程中的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时刻。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建议中，特别是在讨论中，对当时的形势、斯大林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对待文化的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们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和拟定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时，明确提出，许许多多的思想潜力和创造潜力都被这样的一种制度窒息了。
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在当今世界中的意义和地位问题，并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说明：“如果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人道主义的意义是实现人的复归，保障人的公民地位，充分尊重个性的不可转让性（清除特权的神话）和维护个人对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的尊严，那么，就不能把文化仅仅看作是某种从属的、派生的东西，因为文化和政治具有共同的目的，虽然是在不同的领域，却负有同样的责任。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不是把合乎规范的现成认识编纂成册，而是实现这样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出下述问题和不断寻求下述问题的答案：人的解放，人取得更大的自由的意义是什么？道路是怎样的？
因此，文化是人可以在其中寻求现代人的生存道路的主要领域，是整个社会达到什么水平的主要标准。人类历史的伟大时代，例如整个古希腊罗马文化时期或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仅仅是靠自己的创造精神和自己的文化的价值才活在现代人的意识之中。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一个政治制度的长久非难，莫过于说它缺乏伟大的文化。
社会主义的伟大可能性在于，它可以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防御文明进步的主要的异化，即防御其非人道的倾向。社会主义文化，从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在创造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的汇集，因而是同人的关系的民主化和取得更大的自由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社会越是理解文化的人道化的意义，越是维护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自由，就越证明和加深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1]
[1]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中央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问题的看法的建议》（Prijedlog stavova Centralnog odbora Saveza čehoslovačkih književnika prema nekim pitanjima čehoslovač ke kulture, "Pregled", br. 10/1968, str. 426）。当时的党的领导立即对此做出粗暴的反应，并把若干作家开除出党[克里玛（J. Klíma）、利姆（A. J. Liehm）和瓦丘利克（L. Vaculík）被开除，科霍乌特（P. Kohout）受警告处分，米·昆德拉（M. Kunder）受纪律处分]，而《文学报》则改归文化和新闻部管辖。
所有这些过程，在全党和领导层中必然具有反应。面对上述经济的困难和体制的危机，面对人民当中的不满和来自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日常压力，一批进步的领导成员公开反对当时的管理方法。结果，在1968年1月5日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全会上，诺沃提尼体制垮台了，虽然苏联千方百计阻止事情落到这般地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 Dubček）任党的新书记，卢德维格·斯沃博达（L. Svoboda）任共和国的新总统，捷克斯洛伐克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真实阶段，这个阶段就其广泛民主的和人道的努力和探求来说， 仍然是现代社会主义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并将不可磨灭地不仅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意识之中，而且留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意识之中。
摆在新领导面前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而这必须制定新的经济体制，把市场同计划联系起来，使劳动集体拥有更大的影响，使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寻找最适合本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模式等。所有这一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就获得解决的。毫无疑问，新领导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对这些事情抱有反感，甚至敌视的态度。
党的领导在四月初就向党员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杜布切克在全会上发表讲话，论述了新的行动纲领，指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大特征不能仅仅是人事的变动，而且是社会关系、政治领导、党和人民的联系的根本改造，是个人自由的实现等等。杜布切克强调，民主的发展在今后的时期也必须保持自己的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让任何寄生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起来。同时，他首先强调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虽然他所说的主要是在我们分析锡克的主张时所说的那些范围内进行的经济改革。[1]然而，新领导也明确地拒绝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根据这些观点，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时至今日仍然认为，主要的解决办法在于增加物质财富的数量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社会，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反常的、狭隘和自私的，从而是反人道的社会进行经济竞赛。杜布切克强调指出：“今天我们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是处于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还要有比这更多的东西。社会主义，特别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应当创造一种当代新的人道主义形式，其他制度尽管在技术上成熟，但也不可能向人类提供这种新的人道主义形式。社会主义应当为人的发展创造比目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更好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取得经济的正常化，我们就不要把这一任务看作是目的自身，而是看作争取人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的手段。这种正常化应当最终使每一个人的才能能够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科学和艺术在这当中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发展那些与增加生产力和技术革命有关的科学部门，而且要发展那些帮助人寻找与技术革命时代和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原则相适应的新生活方式的人文科学和一切艺术。”[2]
[1] 为此目的杜布切克指出：“实际、迅速和彻底运用新的领导方法的第一个条件，是在企业范围内建立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在这里我们不妨强调——这也是对提出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各区代表会议提出的意见的答复——我们为经济领导的民主化而斗争的决心。至于企业，我们认为，企业将取得使它能够充分施展其活动的自治权。在企业内部，民主领导机构将执行其职能，厂长和其他经营领导人将对民主领导机构负责。此外，工会组织将在维护工人利益和参加管理监督方面起作用。”（Aleksander Dubček, Gover u Centralnom komitetu KP Čehoslovačke 1. aprila 1968. godine, "Pregled" br. 10/1968, str. 381-382）
[2] Aleksander Dubček, Gover u Centralnom komitetu KP Čehoslovačke 1. aprila 1968. godine, "Pregled" br. 10/1968, str. 381-382.
同样，行动纲领首先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为这种发展提供条件的政治体制的方针。经过多年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之后，经过对公民的充分的新闻自由权利和参与制定社会主义政策的权利的专横限制之后首先强调政治领域，这是毫不奇怪的，虽然许多人当时就已经明白，这还不够。同样，这个纲领还特别强调，保证宪法规定的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从法律上保障各种自愿组织和利益联合等等能够根据公民的不同阶层和团体当前的利益和需要建立起来，而不受官僚主义的限制，不容许任何组织拥有垄断的权利。“如果不始终不渝地为一切公民保证由法律手段和宪法加以保障的言论自由，总之保证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就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意见和观点有效地对我国的整个政治发生影响，就不能反抗企图扼杀人们的批评和主动精神的做法。社会主义不能仅仅意味着把劳动人民从剥削的阶级关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为了充分确认个性，它还必须提供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对于不再受剥削者阶级的颐指气使的劳动人民，不能专横地以随心所欲的解释去规定什么可以知道，什么不可以知道；什么观点可以公开讲，什么不可以公开讲；什么地方必须尊重舆论，什么地方却不必尊重。”[1]
[1]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4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通过）》（Akcioni program KP Čehoslovačke, "Pregled", 5. aprila 1968, str. 391）。
行动纲领特别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及其应受保护和免遭各种国家管理机构的侵犯的必要性。为此目的，又特别强调把安全部门改组成为国家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重要性。国家安全部门的目的是反对外部敌人，只要公民与外部敌人的活动没有联系，国家安全部门就不能干涉公民的政治信念、观点和工作；公共部门执行反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任务，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行动纲领还强调法庭独立于政治机关的十分重要的必要性，强调这样的原则：在诉讼纠纷中，法庭的判决是合法性的根本保障。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有关解决民族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久便导致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的建立）和各种有关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可以略而不谈。可见，党的领导注意的中心是问题的政治方面和经济领导制度。对于直接民主问题，工人管理委员会和社会管理委员会的历史问题，则缺乏任何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这几个月在各种报刊，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学报》上展开的广泛、热烈和自由的讨论，对上述问题却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亚·克列门特（A. Kliment）、V. 克洛科奇卡（V. Klokočka）、V. 哈维尔（V. Havel）、伊·克里玛、P. 皮特哈尔特（P. Pithart）、A. J. 利姆的文章，卢·瓦丘利克的《两千字》，以及伊·斯维塔克、J. 施克沃勒茨基（J. Škvorecki）、K. 巴尔托舍克（K. Bartošek）等许多人的文章，尤其阐明了他们现实的政治和文化方面，并且进一步揭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专横与无能，不能通过全体公民的讨论和参与来处理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和关键问题的实质。由于舆论领域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确实是最衰落的领域，可以理解，这些讨论的许多参加者都往这个问题上想，并首先在政治多元主义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在他们看来，政治多元主义在传统上和在当时，都是最适合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的。一些人主张两党制，认为这是解决新闻自由和舆论自由的办法，另一些人则主张还要扩大政治多元主义。在这场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历史性的讨论中，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卡·科西克、罗·卡里沃达和R. 里赫塔（R. Richta）的思想，因为他们在这一讨论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最深刻的分析。
科西克首先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政治词语，从而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轻率，例如，他把捷克人民历史上本民族统治阶层最恶劣最厉害的野蛮行为径直称作“蜕化”。这种称呼不仅表明了对这种形势的一种理解，而且显然也表明了一种评价，一种基本立场。“蜕化”可以来到世界上，同样也就可以从世界上被清除。[1]政治实用主义者有力量把一切砍得同他们自己的水平相齐，即把一切归结为技术、利益和直接效果。由此，他按照操纵、功利主义和控制的模式来思考现实。一切不受操纵和不直接有用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微不足道的和不现实的。政治实用主义者只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和某些种类的危机，面对超出它的眼界的现实便无能为力。他可以试图解决政府危机和经济危机，但在道德危机面前束手无策。而道德危机是民族和人的生存问题。“我们时代的危机首先是为民族生存和人的生存的意义而斗争：我们是否已经堕落到芸芸众生的水平，认为良心、人的尊严、真理和正义的含义、荣誉、庄重、勇敢是猎取虚幻的和现实的舒适生活的道路上无用的累赘，还是我们有能力根据一种人的存在和民族生存的要求，重新掌握和解决一切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呢？”[2]
[1] 参见K. Kosik, Die Krise unserer Gegenwart,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Frankfurt a. Main 1968, str. 63。罗·卡里沃达下这样的定义来表述这个问题的实质：“可见，如果可以把一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的蜕变，那么，这仅仅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R. Kalivoda, Demokratisierung und kritisches Denken,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str. 131）
[2] K. Kosik, Die Krise unserer Gegenwart,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Frankfurt a. Main 1968, str. 65.
科西克特别地和正确地指出，在官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受打击最甚的正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起政治作用，它甚至与自己最天然的同盟者——知识分子隔绝了。“官僚主义的警察制度首先使工人阶级非政治化。工人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起政治作用。”[1]
[1] K. Kosik, Die Krise unserer Gegenwart,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Frankfurt a. Main 1968, str. 66-67.
官僚们夺走了这一作用，他们故弄玄虚地，在意识形态上把自己同整体等同起来，并把自己的垄断地位宣布为阶级的统治。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没有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就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没有民主的自由，工人就被限制在自己的企业，甚至只是劳动地点的范围之内。工人阶级的坏朋友们竭力对工人说，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只是知识分子这一个阶层独有的事情。“实际上，民主的自由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恰恰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没有民主的自由，工人阶级就不能起自己的历史解放作用。”[1]如果没有新闻报道，工人阶级就不能及时准确地知道国内一般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阶级怎么能够起政治作用呢？如果工人阶级被剥夺了独立地靠自己的头脑来解释这些新闻报道的可能性，它怎么能够履行这一作用呢？
[1] K. Kosik, Die Krise unserer Gegenwart,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Frankfurt a. Main 1968, str. 67.
社会主义民主是完整的民主，或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者自治以及社会主义公民的政治民主：没有后者，前者就蜕化”[1]。
[1] K. Kosik, Die Krise unserer Gegenwart,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Frankfurt a. Main 1968, str. 69. 关于科学技术革命，参见该书第82-83页。
罗·卡里沃达以及其他许多人一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公民的民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来说，是使其他社会主义纲领和将与共产党一起参加国内社会生活的政党能够存在的前提。
为了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获得进一步的、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否在于克服一党垄断和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对本国社会主义力量的评价问题。但是卡里沃达等许多人都清楚，不能止步于两党制或多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仍然只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践和间接民主的水平上。卡里沃达在同一篇文章上强调说：“可是这仍然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这是因为各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社会主义议会里的合作，虽然肯定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因素，但这仍然是间接的（代议制的）民主的明显的因素，在这种民主制中，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的。把这种因素绝对化在思想上是一种退步，会导致非批判地把议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因素理想化。”[1]在这个意义上，他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没有认为解决这个社会主义问题的办法是发展间接的民主，而是认为要发展直接的民主，只有直接的民主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自治，促进国家逐渐消亡的前提条件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最终存在着一个由劳动者集体直接领导和管理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问题，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此刻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目前最被人忽视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工厂自治制度，没有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制度，就不可能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否则，新的经济制度就会变成一种监理人制度，变成技术至上主义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会消失殆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发展直接民主的联系完全是本质的联系”[2]。
[1] R. Kalivoda, Demokratisierung und kritisches Denken,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str. 143.
[2] R. Kalivoda, Demokratisierung und kritisches Denken,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str. 145. 卡里沃达还特别强调指出，南斯拉夫由于考虑到这些因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非斯大林化的先锋，这对于推动进一步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具有越来越巨大的意义。（Demokratisierung und kritisches Denken, Nachrichten aus der ČSSR, str. 134）这里还应当指出，在整个东方集团中，只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才是在思想开放方面达到如下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近年来发表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许多著作和论文，并把这种做法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唯一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做法。在其他国家，尽管个别人赞成并且很关心进行这种对话，但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完全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观点必要的交流，这种立场与各种教会及其写有禁书索引、禁忌问题和禁忌人物的教条，乃是一路的货色。
同样，R. 里赫塔及其在《红色权利报》七月份的若干号上就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发表过意见的合作的同事们所做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他的分析也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官僚主义局限性以及当局和教条主义的专横进行批判的。为此，他们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必须把代议制民主形式同更高的形式——自治的民主形式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强调现代发达的情报手段的重大作用，强调人民更好地和更及时地了解种种评价和可选择的科学意见，以便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决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还强调，目前党的工作结构和方法已经过时，不应当再把对各种问题持有自己观点的各个集团看作是应当加以消灭的派别。少数派在党目前的发展中也应当具有成为多数派的可能性。[1]
[1] 参见R. 里赫塔和合作的同事们的著作：《争取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Za jedan novi model socijalizma, "Rudé Právo", 10, 11, 12. jula 1968）。R. 里赫塔在此之前曾发表了一本叫作《文明在十字路口》（Civilazucija na raskršću, Prag 1966）的书也颇值得注意，此书也是他同一个创作集体写的，其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作者：J. 茨韦克尔、J. 杜布斯卡（J. Dubská）、J. 赫尔马赫（J. Hermach）、M. 普鲁哈、M. 斯沃博达、J. 欣德拉日（J. Šindelár）。可惜，在国家被占领之后，里赫塔没有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讨论十分热烈。在当代社会主义中纯属封建残余的书报检查制被取消了。共产党通过自我批评和打算实现“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决心把宣言变成行动，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在迄今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人民和共产党达到如此的团结一致的时刻是罕见的，人民为了争取一种新的生活，为了消除束缚人的一切精力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统治的所有无聊烦闷、沉重痛苦、不堪忍受和非人的方面而表现出如此高昂的热情的时刻是罕见的。完全可以理解，在挣脱迄今一切框框的束缚的热潮中，差不多一切禁忌都被扫除了，任何特权人物和特权民族都不可能免受批评了。
所有这一切，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法定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相比是过于标新立异了。于是首先是零星的警告和干预，接着是信函往来，然后是代表团来访，召开会议，举行磋商。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改变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坚持走自己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当时全世界已经以为，问题原则上已获得解决，最低限度的逻辑结果至少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和可能性之中，那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和党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内部发展事务。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1968年8月21日的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和极其惨痛的行动，它不仅伤害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感情和理智，而且伤害了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人的问题的人，甚至其他许许多多至少知道什么叫作民族主权的人的感情和理智。替这种入侵所做的种种辩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统统是不折不扣的借口和臆造。这一行动只是表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害怕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发展和没有能力接受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对话。它同时表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想放弃自己要充当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仲裁人的奢望。但是，由于下述原因，他们又无权这样做。第一，从原则上说，任何人都没有充当某一思想以及实现这一思想的唯一和最好的解释者的特权。第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至少犯了两次根本性历史错误：第一次是他们容许了非社会主义的和反人道的斯大林主义的实践，他们为此使许多最优秀的人民儿女付出了生命，使千百万人付出了牺牲，同时却把斯大林主义颂扬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第二次是他们专横地和粗暴地，但同时又是彻头彻尾错误地指责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抛弃社会主义，甚至最后指责他们成了法西斯分子，宣布自治和工人委员会的思想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两次他们已经被迫正式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而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次，历史也将不会对他们做出与此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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