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 苏联最近时期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介绍了上述讨论的问题，就已经进入斯大林死后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由于局势动荡不已和事件层出不穷，在许多方面成了一个重要时期。
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留下的遗产，是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种遗产，在当代大大发展和变化了的形势下，必然不仅是整个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而且是其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也是解决当代人类某些基本问题的重大障碍。
首先，斯大林疯狂地诋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所做的努力的行径，越来越反过来对这位制造种种诽镑的祸首本人不利了。竭力把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宣布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甚至像我们往后将看到的，宣布为法西斯主义，这种政策必然会在国际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舆论界面前丧失信用。这种政策必然造成对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和意图的极大的不信任，而在和平不仅是社会主义，而且也是整个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本应是和平的主要台柱之一的。
除此之外，斯大林主义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垄断，在具有另外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的东欧各国，起了极端有害的作用，在这些国家中，不管我们是否注意到经济或文化的进步，这种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地造成了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
最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和这种社会政治关系在苏联本国也成了经济和文化生活更大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它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特别是从国民收入来看，还一直明显地落后于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之，这种状况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全部社会关系之间的典型矛盾。
由于国际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利用并进一步加深了本来就已紧张的国际关系，整个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对于这些国际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来说，冷战一直是榨取高额利润，首先是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高额利润的最好的政治幌子。另一方面，集团外的国家的和平力量，已开始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越来越举足轻重，并且成为和平政策的重要因素。
完全可以理解，差不多经过30年之久积成的沉重的官僚主义的遗产，不可能一下子克服掉。这不仅是因为强大的官僚主义势力在设置着障碍，抗拒任何会对他们做出否定的那些措施，而且还因为社会主义的意识过去和现在都必然背负着所有那些已经有机会介绍过的斯大林主义的赘瘤和斯大林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这一切，要克服官僚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迈进和摆脱一切斯大林主义的教条，那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赫鲁晓夫（N. Hruščov）为首的新领导，在这以前已经釆取了极其重要的行动：承认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错误的，承认了全部主要责难是没有根据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今后的进程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论点。这些论点，虽然对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新鲜，但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新鲜的。因此，这些论点本身也就意味着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的急剧转变。
赫鲁晓夫在一般理论方面，首先重新指出列宁的一个被人忘却的论点：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向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必然要求采取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这些问题。他同时指出一系列新的从根本上影响现代关系和力量的改变的因素，证明必须抛弃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由此，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运动也采取了颇为建设性的态度。[1]
[1]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肯定说：“所有这些情况使工人运动的一切活动家负有一个历史性的责任。为和平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放弃彼此的责难，找出接触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奠定合作的基础。而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些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看法跟我们不同的人，也是可能而且必须进行合作的。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善意地走人了迷途，但是这并不是合作的障碍。今天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进行积极的斗争来反对战争危险和军国主义，主张同社会主义各国接近，赞成工人运动的统一。我们真诚地欢迎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并准备做到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为保卫和平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崇高事业而奋斗。”（N. Hruščov, Izvještaj na XX kongresu KPSS; Dvadeseti kongres KPSS, Beograd 1956, str. 15-16. 〔参见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译者注〕）
因此，代表大会还赞同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并强调指出这是列宁在革命后制定的原则。赫鲁晓夫在指出最近二三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表示他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在当前的形势中，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增长了，社会主义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通过其他道路（例如通过议会道路），而不仅仅是通过武装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髙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
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当然，在那些资本主义还很强大而且拥有庞大的军事警察机构的国家，反动势力必然要进行顽强的抵抗。在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1]
[1] N. Hruščov, Izvještaj na XX kongresu KPSS, str. 26.（参见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页。——译者注）
新的领导同样也看出了，苏联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已到了应解决的最后时刻了，因为这些矛盾扼杀了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和使他们完全不能广泛参加社会主义的事业。恢复苏维埃民主制，克服破坏民主制和违反法制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同谴责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密切相关。虽然在此以前行政和管理机关已裁减近八十万人，但赫鲁晓夫依然不得不强调指出，“必须说，行政机关现在仍然过于庞大，国家用在这方面的经费是浩大的。苏维埃社会关心的是使更多的人在物质生产方面——在工厂、矿井、建筑工地、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以及创造人民财富的其他地方工作”[1]。
[1] N. Hruščov, Izvještaj na XX kongresu KPSS, str. 57-58.（参见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101页。——译者注）
因此，批判个人崇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对斯大林本人的个人崇拜，不仅带有彻头彻尾的非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对于人类发展的现阶段来说，已成为一种惨痛的旧时代残余。[1]
[1] 关于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专门做了报告，根据揭发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只不过涉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和待人态度的一部分）来看，这个报告是一个领导人异乎寻常的见证和坚决果断的行动。（参见Texte Intégral du Raport secred de M. Khrouchtchev, Paris 1956）
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来看，所有这些观点，与当时苏联的观点相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进步。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所批判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我指的首先是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问题。只要把官僚主义更多地理解为官僚主义的行政管理方面（这只不过是特殊社会结构的一定现象），就会把个人崇拜现象仅仅当作同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现象来批判，就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斯大林的个性，而不会提出问题问一问：在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中，为什么会产生即使今天在一种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也不会发生的这种严重破坏法制的变态现象呢？
可见，对苏联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发展的内部矛盾尚缺乏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苏联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才是这种变态现象的原因和基础，这种变态现象是不能只归结为偶然现象和一个人的偶然的特殊性格的。可是，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和努力，基本上局限在旧的框子内，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矛盾变动，而这种变动可以使本来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根本特性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面目全非”。所以，批判这些现象时只是批判后果，而不是批判原因本身，因为仍然坚持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旧观念，这就隐含着在社会主义关系方面无须再做什么根本改变的看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谈到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持有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的观点时，曾断言：“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
谁都知道，早在要通过新的苏联宪法（1936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就已经胜利了、巩固了。这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已经在我国基本上建成了，从此以后，它就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坚固基础上发展着。因此，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1]
[1] N. Hruščov, Izvještaj na XX kongresu KPSS, str. 71-72.（参见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页。——译者注）
在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及其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不彻底性和实用主义，严重地影响了对一些后来发生的事件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关系的评价。在解决社会主义的迫切的问题方面采取了这些最初的重大步骤以后不久发生的若干事件，促使他们加快速度把不管新旧的各种观念部统统用来解决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
对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方法，特别是对个人崇拜的尖锐批判，必然博得热烈的赞成，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那些由于自身的传统而对官僚主义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垄断有特别沉重感受的国家里。由于克服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变态现象和反社会主义现象（这些现象首先表现在机械地把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和社会主义观搬用于本国的现实）已成趋势，而某些领导集团又没有能力迅速和果断地认清自己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因此在1956年底，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的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动荡。波兰人不顾苏联的意图和苏联采取反对哥穆尔卡（W. Gomulka）重新当政的态度而相当顺利地解决了十月事件和危机，但上述趋势导致的冲突在匈牙利却发展成了人民和政权之间的公开冲突。无能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仰仗苏联的武装干涉，把事情本身弄得一发不可收拾，造成各走极端的惨痛后果，使反动分子能乘机利用了人民的激愤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纳吉（I. Nagy）及其同道的任何努力都未能把事件引上解决内部对抗的轨道。于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力量的全军覆没，就只剩下一种手段，一种对一个在暴乱中的民族来说最不欢迎的手段——对他国再次进行武装干涉。
匈牙利事件特别成了检验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试金石，因为这里实质上不仅仅要评价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反应的事件，而且要评价一种导致如此慘痛后果的制度的结构和机能。这里讲的那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检验，但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经得住检验。
反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和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在全世界面前勇敢地对事实的根源本身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地步，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同已经而且一直在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的过去相决裂的地步。官方宣称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利用过去的领导的缺点策动起来的。这种解释，从各方面都表明了他们理论上的贫乏和政治上的可怜。
凡是具有不同想法的人，都遭到按照旧标准进行的政治上的谴责。由于对这些事件的每一种评价都暗含有对社会主义过程的理论看法和观点，因而任何相反的观点都被官方宣称为修正主义观点。许多极有声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首先是卢卡奇和布洛赫，都有这种遭遇，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人道主义观点，向来都受到斯大林主义观念的攻击。然而，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全体马克思主义再次受到了攻击，但他们的革命经验，尤其是他们对付斯大林的政策和实践的经验已是如此成熟，他们在估计所有这些事件的性质时，不会有任何迷误，甚至不会有任何困惑了。早在这些事件正紧张的时刻，铁托（J. B. Tito）就向伊斯特里亚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发表演说（1956年11月11日），对解决这次危机的方式表示了批判的态度，并指出了危机的根源。
同一年12月7日，卡德尔就在联邦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他肯定说：“在原则上以及在实践上，我们早就抛弃了这样的斯大林主义论点：即要发展社会主义，只要共产党掌握着政权，然后依靠一个国家政治和计划机构来‘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建设工厂，实行农业生产集体化和给人们规定工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就行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无论在运动的实质方面还是运动的形式方面，都要广泛得多和复杂得多，它只有一部分是取决于领导力量的主观愿望的。过去我们的这种观点常常受到攻击。然而，最近的匈牙利事件再一次提醒了所有不愿意把事实当事实的人，以及所有认为随着革命的胜利或者某一共产党获得了政权，客观的社会规律就会停止起作用的人。正相反，谁要忽视这些规律，谁就会受这些规律的惩罚。
共产党的真正的社会领导作用不是简单地由规律决定的。党只有确实根据客观社会规律行动，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力量，也就是成为最进步的社会因素。由于这些规律是通过人、通过各个社会阶级起作用的，共产党或另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应当组织得使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趋势能够通过它以及通过整个社会机构表现出来；而且它本身也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假使一个党不懂得这一点，无论它怎样大拍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胸膛，无论它怎样炫耀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标榜它的历史的领导作用，它仍然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如果它硬要继续走这条道路，它甚至会变成反动力量。如果认为，一个党只要称作共产党就可以保证自己的政权的进步性和民主性，那是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这一点在匈牙利表现得很明显。在那里，一个官僚专制的反民主制度，违反劳动群众的意志，多年来奉行一个小集团的某一专横政策。这在最后引起了武装行动，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即恰恰是唯一能够担负起匈牙利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阶级……
如果某个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复杂，那就可以有一些革命的政治限制暂时存在。但是，这些限制的存在不能用来对付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为这样它们就会变成官僚主义的专制。不言而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日益加强国家的地位，这并不是充分解放社会主义力量的道路。不应当忘记，只要作为强力工具的国家还是经济关系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就谈不上某种已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谈不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必须摆脱官僚主义的障碍，以便能够依靠良己内部的动力获得发展，能够依靠社会经济关系本身的稳定和内部力量，以及依靠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自觉的主动性获得巩固和保卫。正因为这样，如果没有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各种形式独特的民主的平行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1]
[1] E. Kardelj, Govor u Saveznoj narodnoj skupštini 7, decembra 1956; Osnovi društvenog plana za 1957, Beograd 1956, str. 149-150.
从这场争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苏联影响下的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领导人评价这些事件时的理论基础，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及大会以后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所做的分析是不充分和不彻底的，它没有能力同已经被生活驳倒了的某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决裂，——所有这些大大地助长了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在这一极其关键的时刻占了上风。
所有这些，至今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观点，竟把一切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硬说成是修正主义。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斗争成了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实际上是维护官僚国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那些理论家的基调。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则成了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如果看一看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群众性、彻底性和明确性，就可以完全明白此中的原因了。除了这个原因外，还因为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他们的集团政策的观点，不同意他们的关于现代世界的发展和对抗的观点，不同意他们的关于党和政权关系的观点，不同意他们的关于科学和艺术对国家和党的关系的观点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后面将详加论述）。
他们不能和无意用马克思主义来开诚布公地和批判地对待某些较重大的事件，他们把既定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今天，世界联系如此紧密，通信工具又是如此完善，要想在舆论界面前长期隐瞒某些事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所有的共产党，特别是西方的共产党固执地重复着一种低于现代要求的水平的评价，而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就这些事件所持的观点远远胜过整个党的观点时，这些党的理论地位和政治地位是丝毫也不令人羡慕的。[1]
[1] 例如，只需要同让·保·萨特在《斯大林的怪影》（Le fantôme de Staline）这篇文章中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对照一下就够了。该文载《当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法文版1957年第129、130、131期。
如果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得到某种振奋和勇气，试图比较独立地去对待某些马克思主义问题，并且很快就获得了一定的结果，例如，纠正了过去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评价，看出了斯大林的哲学观念至少还必须用某些问题去扩充，批判了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等等，那么，波匈事件却又使维护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辩护士们神气起来，又使所有那些刚刚开始被历史所抛弃的保守的社会主义势力振作起来。
在这种思想上的手无寸铁和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中，正如在这种状态下常常会发生的一样，出现了片面的、人皆可想而知的思想进攻计划，这种计划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过去的成就，而又不使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威信发生问题。正如在不久前的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两条战线”上展开进攻，即反对左倾和右倾一样，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又同样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这当中，有意思的是，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教条主义，也不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更确切地说，划分的标准纯粹是主观的，即实用主义的。他们的看法大致是这样的：凡是得到旧观念的维护而又已经被宣布为不适用的一切观点，均属教条主义，即一种认为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和实践大厦无须做什么重大改变的主张。而凡是同苏联目前的观点相抵触和相矛盾的一切观点，则均属正式的修正主义。
这样，无怪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摆脱自己的某些严重的局限，依然贴有对理论思想来说难于容忍的官方标签，无怪乎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这一切而没有从事理论工作的基本前提，因为这样的基本前提是：可以自由独立地在复杂的理论道路上探索，可以在这一领域采取彻底的科学批判态度，而不管那些负责“照管”意识形态发展的人的反应如何。这样，马克思主义依然没有那些使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尺度。
因此我们看到，时至今日，那些本应具有极高科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的著作，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切基本领域：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意义和作用方面仍然坚持辩护士观念，死板地继续保持荒谬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千篇一律的腔调和庸俗政客的作风。他们的理论家不仅根本“忘记了”还存在着许多他们没有提出的问题，而且根本没有能力再提出某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哲学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在命题和立意方面尝试着把少许新鲜东西带进理论中去的著作，也总是充满同样的缺点。[1]
[1] 属于这一类的著作有：V. P. 图加林诺夫著的《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相互关系》（V. P. Tugarinov, Sootnošenie kategorij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Leningrad 1956）；集体写作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Kategorii materialističeskoj dialektiki, Moskva 1956）；维·彼·切尔特柯夫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非对抗性矛盾》（V. P. Čertkov, Neantagvnističeskie protivorečija pri socializme, Moskva 1957）等等。同样，有代表性的是一本少有的阐述伦理学问题的著作，即亚·施什金著的《共产主义道德原理》（A. Šiškin, Osnovy kommunističeskoj morali, Moskva 1955），这一著作实质上没有能克服斯大林主义对个人和集体关系的解释，也没有能够摆脱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完全协调的公式和抽象概念。其次，有代表性的是，形式主义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根本不提异化问题，更不去通过分析来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究竟把人的关系的这一根本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无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1]，还是各理论刊物的论文，都没有做到从根本上批判地分析过去的理论活动。将近七百页的一本巨著，没有提出任何一种可以称得上是冲破斯大林主义思维方法的理论迷雾的，具有独创见解的新思想。该书的作者们使某些问题同官方的观点，主要是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观点一致起来，因而没有什么创造性。这部著作甚至也未能克服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领域问题解释为哲学问题的错误。这样，这部哲学著作连阶级、国家、政党、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都谈到了，而人、异化和人道主义等问题却几乎一字不提。
[1] 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Osnovy marksistskoj filosofii, Moskva 1958）。该书1975年第3版也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作者们在那些从形式上看是正确的地方，也都不正确。例如，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思想（当然也包括社会学和经济学思想）的重大变革和根本变革这一说法（这一说法，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用了几种标准的提法重复过无数次）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所说的那种根本变革却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这种变革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唯物主义，同时以此来解释历史运动的实质。然而，在这种观点（在上述著作中也有反映）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更机械的综合，从而只能看到一个“顺正了头脚的”黑格尔。早就清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在于把头脚倒置的黑格尔顺正过来这个著名比喻的字面理解。正如我们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顺正头脚”要求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用物质去代替黑格尔的观念，用物质的辩证法去代替概念、观念的辩证法，那是不够的。这是一件十分简单的工作，要是事情这样简单，马克思完成的变革就不是那么彻底的变革了。他们没有看到，说明人，说明人与自然界和历史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实践”和“历史”因素，以及从这些因素中又接连派生出唯物史观的其他重要范畴，就是马克思的新发现的阿基米德那个能挑动地球的支点。
因此，整个这一部根据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计划制造出来的庞大的思想机器，本身也充满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它的教条主义在一切理论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首先，斯大林的某些基本教条——也包括对哲学和社会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党性、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和艺术的意义等等的看法——根本没有得到克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仍然以意识形态方面和党方面的领导的观点和指令为转移。实用主义的标准仍然是评价某一观点的根本标准。由于实质上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框框，因此，斯大林许多修正主义的观点继续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一切丝毫不难于证实。因此，我们在这本旨在剖视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趋势的著作中只想举几个例子。
反对修正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修正主义——的斗争，首先是在1956年事件之后加紧进行的。此后，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发表（1958年）之后，这种斗争又变本加厉起来。凡是不符合他们的理论观念和“苏联经验”的思想，一概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因此，不仅仅南斯拉夫的全体马克思主义者都成了修正主义者，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每一个国家，一些对斯大林主义的粗暴、庸俗和极端狭隘感到不可容忍的大胆人物，都被找了出来，并被划人这个新的修正主义集团。
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主要理论和哲学刊物《哲学问题》从1958年起以后的各期，就会相信上述说法。举几个例子：
在关于历史辩证法以及由此产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道路的必然性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们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终于放弃了一条道路论。可是，只要人们像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正确地彻底坚持这种观点，并试图探索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更深刻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他们的这种主张就被宣布为“民族共产主义”，而这种民族共产主义是“修正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总是力图发现某种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公认的”一般规律不同的“特殊道路”。于是，苏联的实践仍然是不得逾越的界线。[1]
[1] 例如《哲学问题》1958年第6期上A. P. 布坚科写的《“民族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A. P. Butenko, "Nacionalni komunizam" - ideološko oružje buržoazije, "Voprosy fil. " br. 6/1958）一文。布坚科和其他批评家根据这个主要“论点”一口咬定一种公式，然后扬扬自得地欣赏自己做出的连贯的分析、批判和结论。就是说，他们先散播“民族共产主义”这个荒诞的概念，然后发现这正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口号和观念。因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在为国际帝国主义效劳！根据这一点来看，这种讨论和分析同斯大林主义的讨论和分析又有什么不同呢？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I960年11月）也证明，他们仍然坚持这些看法，这次会议通过的声明，按其质量和理论水平来看，是与通过这一声明的党的数量完全不相称的。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仍然这样严重地束缚着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至于他们在处理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如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社会分配问题时，只是从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观念，只是从国家负责管理和分配的观念出发去考虑。正如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十月革命（1917年）时代所有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即公社、工人委员会，看作是一种改变当今世界的重要杠杆，而苏联的思想家却认为这只是某些民族特殊的东西，只是一些人想把它宣布为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而已。[1]
[1] “这就是说，有人企图把工人参加管理生产的具体的民族形式（工人委员会）说成是所有国家的必然规律，也就是说，企图使某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死灰复燃；在批判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的幌子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国际意义。”（A. P. Butenko, "Nacionalni komunizam" - ideološko oružje buržoazije, "Voprosy fil. " br. 6/1958, str. 10）
不言而喻，结果必然是：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党的作用等问题上抱着与斯大林相同的国家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仍然是极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主要组织者，党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主要领导者（依靠官僚主义的方式）。至于国家消亡（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人道主义更有力更切实地发展的基本前提），这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概念罢了。在国家消亡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混乱的看法：第一，没有看出，加强国家就必然要加强官僚制度，没有看出，那种认为万能的国家垄断制将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要力量的想法纯属幻想；第二，提出理论上极其荒诞的说法，认为国家将通过加强而消亡，也就是说，国家要不断加强，直到它一旦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共产主义的大门口自愿而宽宏大量地卸下自己身上的铠甲并放弃自己的官僚主义的特权时为止。“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官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以前的管理方法的残余加以根除。解决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资本主义世界还存在的时候，尤其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借口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号召使国家尽快消亡，宣布必须抛弃国家，这就是要使劳动人民在他们的阶级敌人面前解除武装。国家消亡的过程是不可能用某种人为的办法来加快的。国家不能被任何人取消，它将随着政权的必要性的消失而逐渐消亡。这只有当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时才是可能的，而为了解决这种任务就必须巩固人民政权。因此，决不能把关心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与国家消亡的远景对立起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
[1] Osnovy marksistskoj filosofii, Moskva 1958, str. 547.（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4-595页。——译者注）
因此，国家消亡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束之高阁，就是说被拖延到不再需要政权的时候。而实现国家消亡的条件，正如该书作者所列举的，首先是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和使国际形势发生能最终消除外来进攻危险的变化。[1]
[1] Osnovy marksistskoj filosofii, Moskva 1958, str. 548.（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4-595页。——译者注）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也全都坚持同样的意见。这里只要指出切斯诺柯夫（D. I. Česnokov）在《哲学问题》杂志1958年第7期上发表的论文，或者康·瓦·奥斯特罗维特扬诺夫（K. V. Ostrovitjanov）在《历史问题》杂志1958年第9期上发表的文章和费多谢耶夫以及其他人的文章，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克服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强迫别人接受这样的论点：国家消亡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共同体削弱及其军事威力的必然削弱。国家消亡的问题，首先是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基本问题的问题，这就是要大力地、广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使个人摆脱各种官僚主义的束缚和监视，一句话，这是一个由社会本身越来越直接地支配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克服对人的管理和实现对物的管理的过程。因此，国家消亡的过程，就是根本克服以往的阶级形态和阶级关系的那种历史形式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只要还没有实现普遍裁军，就必须依旧加强国家机构——军队，那是不在话下的。就是有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能赤手空拳地往狼阱里跑的！
因此，一切有关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豪言壮语，总是掩盖不住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由于尚未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基本局限而具有的明显弱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粉饰现实的，这就必然在解释某一情况和关系时进行理论欺骗。[1]
[1] 只要举出大肆讨论和宣传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他们如何非科学地和教条主义地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了。1958年年中和下半年，从科学院和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到其他各种团体，都隆重举行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会议，宣布苏联处于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时期。请看看《历史问题》1958年第9期上刊载的科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会议报道。好像进入共产主义是发一道命令或者是分发某个大型展览会门票一样的事情似的，好像共产主义不是从经济和技术因素到文化和心理因素以及思想因素的一个发展过程似的，而所有这一切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得到发展和实现，才能使共产主义的胜利一般成为可能。由于他们拥有这种思想武库，由于他们那里尚存在着这样的个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他们处于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所以在消灭阶级分工、阶级国家和阶级政治方面，他们实际上还只是处于解决最起码的社会主义任务的阶段。
与这些陈腐的和错误的观念不同，这个过程实际上更活动多变。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做出的成就，比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科学做出的重大得多。整个这种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本身并不替任何社会主义制度做什么证明，因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规模上取得了这种进步，因此这种进步是现代社会的，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主义的结构在这方面曾有过这样的优越性:可以有组织地向认为是重要的部门投资，因而能在这些部门中获得甚至胜过技术上一般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就。
然而，社会基础结构的这种积极的发展过程，必然要同一切阻碍着整个社会获得更大发展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国家主义等等发生冲突。因此，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1958年）尖锐地批判了农业问题上的斯大林主义，而在这方面，某些资料表明，有些农业部门还处于十月革命以前的水平。这次全会实际上指出了存在着这样的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和观点：即把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开（如机器拖拉机站），采取国家行政强制措施，阻碍经济规律，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不尊重物质利益的原则等等。
同样，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谈到必须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其实这也就是国家消亡问题。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理论认识，也没有撇开政治中心的意见来做比较彻底的理论分析的自由，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大大发展而日益显露出来的矛盾的发展本身，却无条件地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用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也罢。然而，在这些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不明确的理论认识，又必然在国内建设和内部关系方面，在对一系列具有国际性质和意义的事件做出评价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问题没有得到比较大力的和比较彻底的研究。而逻辑学和哲学以及许多中性的学科，则在摆脱僵化方面多少有所松动。这里首先指的是形式逻辑，尤其是有其实践意义的符号逻辑学。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在其他专门科学中也提供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因为这些学科的大部分科学工作者，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本门学科。但是这些问题不可能在本书里加以阐述，因为本书只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问题，而不是阐述这些问题在各专门领域中的运用。
1961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试图比较全面地就社会主义和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提出看法。但是，就是在苏联共产党所通过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1]这个文件中，所有的弱点、不彻底性依然表现出来，对斯大林时期以来苏联制度的结构依然缺乏根本的分析。
[1]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9.（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5页。——译者注）
在一个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纲领中，不能这样非批判地和欺骗地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是建筑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1]，或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相反，它不仅宣告了人民的权利，而且保障实际实现这些权利。苏维埃社会保证了真正的个人自由”[2]；——而又同时采取严厉的措施惩治那些在国外报刊上发表批判性文章的作家，或者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粗暴地扼杀整整一个党和两个民族的人民要实现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努力。
[1]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24.（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3页。——译者注）
[2]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25.（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页。——译者注）
关于共处、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纲领主要是重复在此以前已经说过的观点。但是，至于“修正主义的危险”，那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对于苏联领导来说，依然是“修正主义思想最充分的表现”，因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纲领把个人崇拜时期说成是苏联的根本关系造成的，而且在理论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劳动者自治的发展这一基本思想的崇高地位。
[1]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55.（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7页。——译者注）
虽然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再一次谴责了斯大林和个人崇拜时期，但在纲领中，斯大林主义的反抗和卷土重来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在对待问题和困难方面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坦率态度，结果，依然按照旧的框框去评价当前的形势，非批判地颂扬苏联的作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当前的危机和矛盾缺乏深刻的分析。如果谈论革命的工人阶级，谈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1]，那就必须阐明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政策越来越革命。他们还摆出一副官僚主义的高傲面孔，放不下社会主义首领的架子，在纲领中断言，到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将超过美国，到1980年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产品的丰裕，过渡到按需分配和单一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下一个时期完成。”[2]
[1]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18.（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8页。——译者注）
[2]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87.（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7页。——译者注）如果说我在60年代末准备本书第二版时已经能够断定这是不折不扣的骗人的空谈，那么我今天则已经握有物证来证明我的这一论断的正确了。
纲领在理论上唯一的新鲜之处，就是宣布国家作为全民组织，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是这又与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观念完全不合。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1971-1980年），“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全民组织的过程开始了”[1]。党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是先于国家消亡的。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2]。纲领认为，只有那个时候，“国家政权机关将逐渐变成社会自治机关”[3]。
[1]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126.（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5页。——译者注）
[2]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127.（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5页。——译者注）
[3] Programm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va 1962, str. 128.（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6页。——译者注）
正像我们在马克思、列宁和所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国家首先是暴力机关，同时又是社会的阶级划分的表现，各个阶级和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对抗的表现。消灭了以往的社会分工，从而也消灭了阶级以后，国家将是多余的。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不可设想会有诸如国家这样的政治异化的体现者，而且也不可设想会尚未克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一巨大的社会分工，因为只要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将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等级。
因此，就是苏联当今的一代，也一定能诧异地看到，所有上述断言的理论论证和经验论证，都同30年前斯大林的那些断言如出一辙。
且不说整个纲领在阐述苏联社会当前的关系和可能性时十分明显地采取欺骗和辩护态度，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这一次依然表明自己是毫无批判精神的辩护士和不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苏联的理论家们纷纷在各种文集、专著和小册子中“从理论上论证”纲领的主张，但他们不仅没有对十分重大和复杂的问题提出任何重要的见解，而且，由于其论证的辩护性质、不具体性（虽然貌似具体和具有党性）和对共产主义现阶段所做的抽象的、浪漫主义的描述，他们生产的作品具有完全是昙花一现的性质。这些著作在国际范围内，根本不能作为有思想的东西参与关于当今的世界和社会主义的热烈对话。如果他们的整个理论分析只是一味咀嚼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必须加强（这是斯大林的论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国家应当消亡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观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它不仅不与人民对立，而且与人民融洽一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对于个性获得全面的发展具有至为重大的意义，党在今后的发展中变成为全民的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剥削，也没有任何社会阶层过着寄生生活，只有阶级的相互合作和同志般的支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党仍有重大作用，共产主义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完全协调，并以类似的调子和在类似的理论水平上喋喋不休，那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明显地落后于那些有可能和有能力批判地思维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今的理论努力，而且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1]
[1] C. A. 斯切潘扬（C. A. Stepanjan）、格·格列捷尔曼（G. E. Glezerman）、M. T. 约夫丘克（M. T. Jovčuk）、康·瓦·奥斯特洛维特扬诺夫、米·达·卡姆马里（M. D. Kammari）、F. 巴·尤金、格·莫·加克、费·瓦·康斯坦丁诺夫、P. S. 罗马什金（P. S. Romaškin）、J. A. 克隆罗德（J. A. Kronrod）、彼·尼·费多谢耶夫（P. N. Fedoseev）等人在下列著作和文集中支持所有这些和类似的观点：Ot socializma k kommunizmu, Moskva 1962; Naučnij kommunizm, Moskva 1965; Dialektika sovremennogo obščestvennogo razvitia, Moskva 1966; Kommunizm i kul' tura, Moskva 1966; "Kapital" K. Marksa i sovremennaja epoha od L. A. Leontjeve, Moskva 1968.
在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尚处于进步的上升时期，当时它有自己的辩护士，但也有自己的批评者。而现今的斯大林主义，尽管矛盾重重、陈残堆积和弊陋丛生等等，却基本上只有辩护士。以往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过一个重大的优点，那就是容许批评，虽然人们为了争得进行批评的可能，也常常不得不进行斗争和忍受牺牲。而在斯大林主义之下，缺乏批评却是它的历史性的阿基里斯之踵。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不可能如此轻松地只讲那么一句个人崇拜就略而不谈那悲惨的年代，那时，斯大林主义实行统治，党内和社会内没有任何民主，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没有直言不讳的舆论，通信手段完全被垄断，社会被人利用这种垄断所操纵，那些对当局的某些举动持有异议的人横遭严厉惩罚等等。所有这一切说明，这一制度的矛盾，比所有那些官僚主义的理论著作反映出来的远为深刻，并且迟早必然引起后果不可预测的各种冲突。
在经济问题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批判性的主张和分析。官僚主义的集中计划早就显出自己的局限和缺陷。经济建设和经营的粗放、刺激的不足、个别经济部门的发展较差、担负生产的劳动力过剩等等，是迄今所有具有国家主义结构和实行集中计划的制度所遇到的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得到探讨，并且，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已着手采取具体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的集中计划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同时还有政治后果）了。
在苏联，叶·利别尔曼（J. Liberman）1962年9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掀起了讨论。利别尔曼在文章中主张扩大企业的权限、纠正编制计划的方法、建立各种物质奖励的统一基金、让价格灵活形成以便生产更能赢利。利别尔曼的主张包含这样的观点：计划最终由企业自行编制，企业必须具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在劳动产品、劳动力、积累、投资等等方面）。利别尔曼得到其他一些专家（瓦·涅姆钦诺夫〔V. Njemčinov〕、列·加托夫斯基〔L. Gatovski〕）的支持。由于他的这些观点遭到十分强大的反击，两年之后，V. 特拉佩兹尼科夫（V. Trapeznikov）重新挑起讨论，他也主张应当把企业的利润看作是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也维护价格必须可变的论点以及其他为增加生产和赢利率而采取的实际经济措施。
反对这些观点的人有来自各个官僚阶层，也有来自由于长期以来把科学变成意识形态的做法而形成的十分不良的干部培养制度所造就的专业人员。他们用抽象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加以反对，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不可能起作用，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存在，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关系。然而，实践本身和一些工厂所做的一些实验显示了令人十分满意的结果，以致讨论越来越热烈。这场讨论不仅指出了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分歧的观点，而且指出了，许多人决心坚持不懈和始终不渝地对经济关系的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1965年在莫斯科大学范围内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接受了改革派的论点，1965年9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也部分地接受了所提出的某些原则。对于舆论来说已经十分清楚，一些人坚持把整个问题仅仅看作是从行政方面改善一下经济管理体制，而另外一些人，诸如利别尔曼、列·列昂节夫（L. Leontijev）、M. 萨科夫（M. Sakov），特别是G. 里什奇金（G. Lisičkin），则认为改革是一场比较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这次讨论把开放自由市场、克服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管理以及实行工人参加管理等观点摆到了桌面上来，但党的领导并不准备进行认真的讨论，也不打算采取措施来实施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促进科学、哲学和艺术更加自由的发展，它暂时在等待时机，以便最终中断已经开始的讨论。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过程对于它采取这种态度也有影响，浸透了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直接的危险。
可见，60年代初的特点至少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经济学家和作家（索尔仁尼琴〔A. Solženjicyn〕、特瓦尔多夫斯基〔A. T. Twardovski〕、金斯堡〔A. Ginsburg〕、叶夫图申科〔J. A. Jevtušenko〕、加兰斯科夫〔J. Galanskov〕等）的努力活动以及报刊上众多的讨论，促进了这一过程，赋予这一过程主要的特征、活力和某些希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推动力恰恰是来自同具体的社会过程和问题联系比较直接的领域。而那些虽然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应当是最富批判精神的思想领域，则迄今最难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我指的是哲学领域。几十年来，哲学作为政治的侍从，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干部方面所受的损害最为严重。时至今日，高级研究所的主要位置仍被斯大林的旧干部把持。完全可以理解，在这种气氛之下是不可能有先锋的思想产生的。
这并不是说在这一领域中，没有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的哲学研究和讨论的各种影响下，试图改变一下对整个问题的研究和对某些问题的解释的方向。这里首先是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是耽误了很久才开始的，而且还很不够；其次是这种研究重新发现了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过去是完全被忽视的。
于是，60年代出版了L. 帕日特诺夫（L. Pažitnov）的研究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小册子。然而，作者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思想的整个哲学范围，他激烈地批判了马尔库塞和布洛赫，不懂得他们在手稿中是多么深刻地看出了马克思的意图。我们还可以指出泰·奥伊则尔曼（T. Ojizerman）、V. 图加林诺夫、R. 科索拉波夫（R. Kosolapov）的著作和论述人和时代问题的文集。[1]
[1] L. Pažitnov, U istokov revoljucionnoga perevorota u filosofii, Moskva 1960; T. I. Ojzerman, Formirovanie filosofii marksizma, Moskba 1962; T. I. Ojzerman, Problemy istorikofilosofskoj nauki, Moskva 1969; V. P. Tugarinov, Ličnost' i obščestvo, Moska 1965; R. J. Kosolapov, Kommunizm i svoboda, Moskva 1965; zbornik Čelovek i epoha, Moskva 1964; zbornik Kollektive i li čnost', Moskva 1968. 最近的一些著作的情况也是这样：M. T. Jovčuk, Leninizm, filosofskie tradicii i sovremennost, Moskva 1970; P. N. Fedoseev, Marksizm v XX veke, Moskva 1972; zbornik Leninskaja teorija socialističeskoj revoljucii, Moskva 1972; zbornik Suvremennyi pravij revizionizm, Moskva 1973; G. L. Smirnov, Sovetskii čelovek. Fornirovanie socialističeskogo tipa ličnosti, Moskva 1973, 等等。
这个文集是苏联最著名的哲学家们试图向世界舆论说明自己的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文集，同时又是他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所达到的水平的一个标志。文集收入了苏联出席墨西哥第八次哲学家代表大会的主要哲学家代表彼·尼·费多谢耶夫、马·波·米丁、费·瓦·康斯坦丁诺夫、泰·伊·奥伊则尔曼等人的报告。然而，在这些报告和论文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分析可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比马克思主义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果前进了一步。
然而，对于苏联现实来说，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即使是很不坚决，很不彻底，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在此以前，异化理论被说成是黑格尔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且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坚持这种看法，常常竭力从道义上取消持其他观点的人维护自己观点的资格[1]，一些苏联哲学家至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异化，但这些异化现象只是旧的关系的残余，而并不是新的矛盾结构的后果。上述文集也反对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的论点，反对异化是绝对的和不可克服的论点等等。个别苏联哲学家后来在自己的著作和会议上的讲话中，接受了异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和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事实。[2]
[1] 苏联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应当在哲学和理论的讨论和争论中停止以道德家自居而教训人的那种做法，停止指责任何有不同意见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等等。应当永远不再充当最髙独裁者的角色，因为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像斯大林主义那样的蜕变、教条化和低水平，而斯大林主义是苏联的产品。这不仅在理论上如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如此。例如，伊·费切尔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E. M. 西特尼科夫（E. M. Sitnikov）在自己的著作（《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异化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Problema "otč uždenija" v buržuaznoj filosofii i fal'sifikatory marksizma, Moskva 1962〕）中非马克思主义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和在分析苏联社会的异化时缺乏正确的思想觉悟。（I. Fetscher, Die Sowjetgesellschaft und das Problem der Entfremdung, Eine Polemik zwischen E. M. Sitnikov und Iring Fetsche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1963）
[2] P. M. 叶基杰斯（P. M. Egides）和 Z. M. 卡巴卡泽（Z. M. Kabakadze）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前问题》一文集（Aktual'nye problemy marksiskoj etiki, Tbilisi 1967）中比较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叶基杰斯指出在利用权势地位（党的书记或集体农庄主席的地位）方面的异化问题，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存在着书记头衔偶像化，甚至“先验化”的情况。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异化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无关，而与“社会主义的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条件有关，但这些历史条件被主观因素加强了。应当反对的正是这种加强”。（Aktual'nye problemy marksiskoj etiki, Tbilisi 1967, str. 105）而卡巴卡泽在自己的文章《“生存危机”和异化问题》中论述了人作为自由地进行创造的生物，论述了对深人到社会管理领域的技术的偶像崇拜。技术取消了创造因素而制造出某种自动装置——执行职能的官僚主义者的“程序化了的”机器。（Aktual'nye problemy marksiskoj etiki, Tbilisi 1967, str. 120）同样，我们还可以指出E. 伊连科夫（E. V. Iljekov）的新鲜的理论叙述（Dijalektika apstraktnog i konkretnog u Marxovu "Kapitalu", Moskva 1960）和G. S. 巴季希切夫（G. S. Batišičev）、I. S. 科恩（I. S. Kon）、N. V. 莫特罗希洛夫（N. V. Motrošilov）等人的著作。
尽管他们的哲学思想存在着种种理论的缺陷、分析的肤浅和皮相，以及极其可怜的理论水平，但是所有上述科学、理论和艺术领域发生的事情，在创造一种比较自由民主的气氛方面，在寻求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方面，以及在极其必要的向世界的科学和理论开放方面，是向前迈出的一些步骤。然而，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时还不能立即清楚的东西很快就清楚了。由于赫鲁晓夫的垮台，那些主张继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所开始的过程的力量暂时失败了。旧的斯大林国家主义力量由于提出新的技术至上主义的观点，即把苏联社会的重大问题归结为要对领导方法做科学技术方面的改进，而不是要对工人阶级与国家的关系结构进行变革的观点而又神气活现起来，并且还可靠地依靠着强大的军事官僚主义，从而暂时取得了胜利。已经开始的过程也就逐渐地被中断了，在著名的作家案件中对知识分子的舆论的压制加强了，其后果无非是最勇敢的一些人在公开场合回避采取上述做法，重新采取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时代就采取的传统的手段——秘密发表著作和文章。[1]
[1] 索尔仁尼琴、A. 马尔琴科（A. Marčenko）的许多作品和A. D. 萨哈罗夫（A. D. Saharov）著名的备忘录《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Razmyšlenija o progresse, mirnom sosuščestvovanii i intellektual' noj svobode, 1968）就是这样流传开来的，萨哈罗夫在书中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批判了限制思想自由和迫害能批判地思考的人的做法，批判了任何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等，并设想苏联社会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趋同的可能性。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今日苏联由于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它进行的一系列干涉（在越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所处的整个处境，那么，完全可以肯定，由于在军备和宇宙探索方面耗费巨大的财力，使许多其他满足居民需求的生产部门越来越无法大力发展，它的处境是困难的。“社会主义阵营”最强大的国家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历史责任感是不能低估的。但正是从这种处境中应该得出不同于苏联官僚们所得出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力量是不能仅仅用它的武器的力量来衡量的，因为这也可以成为毁灭它的力量。它的基本力量，无论如何从未来的进程来说，只能在于人民的信任和对人民的信任，不仅是对本国人民，而且也对别国人民的信任。历史形势的严峻根本不能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进程的理由，不能成为阻碍劳动者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管理自己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国家消亡的重要含义）的理由，因为这种阻碍的做法只会越来越使政治领域与劳动者相脱离，使官僚国家主义的结构得到巩固，并使社会主义本身成为问题。而这种做法使社会主义成为问题已经并非一次，从莫斯科事件到不久前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已经是多次了，这些事件的后果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其严重性是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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