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章 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关于黑格尔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在其他国家中的发展，最雄辩不过地证明上章末段的论断。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由于以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为指南，主要是沿着上述崎岖小路行进的。除了几个比较突出的人物保持住自己的个性外，其他大多数人都成了否定意义上的思想家。只要苏联国家主义顶峰和斯大林主义观点的苏联阐发者（他们的言论直至今天仍在这些国家中被竭诚搬用和引证）还霸占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优先权，事情就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结局。
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努力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问题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到保加利亚哲学家托多尔·巴甫洛夫（T. Pavlov, 1890-1977）的著作。他特别致力于反映论问题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反映论》（1936年俄文第一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反映论》（1929年）一书的修订和补充版。巴甫洛夫的主要意图是阐发和证明，人类的意识-反映的产生，是整个物质界所固有的反映（狄德罗和列宁的说法）的比较基本的形式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巴甫洛夫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个论断：“没有外在的反映，客观现实的物体是既不存在，也不可想象的；但同样，如果它本身即个别的物体，不随同外在的反映，来发展作用于它周围的客观现实物体正好在其中被反映的一定内在状态，那么，这种客观现实物体作为发展着的自然界整体的特殊部分也是既不存在，又不可想象的。当然，这种反映在不同的物体中，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具有的意义也各不相同，例如，它在胶体（有机的和无机的）中，就不同于在晶体、原子和电子中。”[1]
[1] Todor Pavlov, Teorija odraza, Beograd 1947, str. 41.
这一著作所做出的有价值的努力和超过同时期苏联类似著作的地方，就是作者坚持不仅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且特別从《哲学笔记》出发来研究列宁的思想。同样，巴甫洛夫对实践做广义的理解，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是真理的标准，他在解释感觉和意识的发展中引人实践问题，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探讨概念、抽象化、具体和抽象、一般等问题。在这方面，这部著作认真地努力运用和研究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以札记、批语、注释的形式所提供的珍贵遗产。[1]
[1] “正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实践使主体不仅同自然界，而且同社会历史现实发生最直接、最深刻和全面的联系。正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通过实践，人不仅仅同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祌的事物发生最深刻的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也不仅仅以自己对这些事物的作用改变这些事物，而且人本身也在同这些事物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全面的改变。这样，人在劳动过程中改变自然界和自身的整个存在，日益发展自己的手、脑、感觉器官、言语、意志和思维，同时，最初是自发地，后来是完全自觉地在自己的人类实践中看出真理的基础、真理的目的和真理的标准。
而现在，实践不仅包括生产活动，而且也包括科学实验活动、社会革命活动、建设活动、文化需要和日常需要活动、教育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创造出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事物（如雕像、绘画、舞蹈等等）。”（Todor Pavlov, Teorija odraza, str. 271）
然而，巴甫洛夫动摇于这些意图和斯大林的哲学和反映论的观点之间，他对斯大林的观点是很尊重的，这就不容许他从实质上来克服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旧提法，摆脱通常的认识论；因此，他必然只停留在“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种论点的范围之内，并且常常陷入素朴的实在论。在这一基础上，巴甫洛夫不可能对人类意识的历史要素进行分析，即不可能进行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其他解释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的分析。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巴甫洛夫在给哲学下定义时，只在恩格斯关于有内容的思维的说法中兜圈子。虽然他正确地看出，正因为这样，哲学必须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的一切基本问题，但他把这一时期实际上已被提到首位的人类学问题疏忽过去了。巴甫洛夫把哲学仅仅归结为科学，甚至仅仅归结为与其他科学并列的一般的科学。他忽略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哲学是自己时代的批判工具，因而也是合理而实际地解决不断更新的历史矛盾的人类发展的先知者。[1]
[1] 巴甫洛夫在把哲学同专门科学以及旧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时，得出结论说：“哲学要想成为专门的科学，就只有恩格斯早期指出过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哲学成为有内容的思维的一般科学，就是说它不是作为哲学的部分的旧本体论和旧认识论，不是旧的形式的主观的逻辑学，而是有内容的逻辑学，正因为它是有内容的和客观的，而不是形式的和主观的逻辑学，所以它同时包括本体论、宇宙论、旧认识论的全部基本问题，但是，这些基本问题现在是以辩证地被扬弃的形式，即以科学思维或意识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形式出现的。”（Teorija odraza, str. 317-318）
同样，巴甫洛夫在给历史唯物主义下定义时也没有能够超出上述范围，实际上仍然在追随着斯大林的把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的观点。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巴甫洛夫同德波林的观点完全对立，摈弃了德波林关于辩证法是一般方法论的观点，但他对于社会的辩证法，实质上持同样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或逻辑学，但是，这种哲学和逻辑学不是仅仅‘适用于’一门科学，而是‘适用于，一切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专门科学：一般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美学、语言学等等，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或逻辑学。简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的逻辑学。”[1]
[1] Todor Pavlov, Teorija odraza, str. 367. 关于这个问题，巴甫洛夫发表了几本小册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专门科学》（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ialektique et les sciences particulières, Sofia 1956），这是他在索非亚向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做的三次报告。在他的《艺术概论》（Općoj teoriji umjetnosti）中，他也坚持从反映论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艺术现象。
虽然我们认为巴甫洛夫的反映论比同时期苏联的著作更深刻地理解了认识论的问题，但是，它不能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反映论依然处在从认识论上解决问题的狭隘框子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反映论由于具有辩护士作风和斯大林的眼界而不可能达到现时代的高度。
在战后初期，关于黑格尔的讨论更值得注意，这次讨论是由于出版论述黑格尔的两部重要著作——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1948年）和布洛赫的《主体-客体》（1952年）而引起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从1941年前后直到5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苏联哲学界对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态度的变化，那么，这两部著作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珍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包罗万象的辩证法，在里面发现了唯一符合欧洲当时革命事件的德国当代精神。而在他们生活的后期，不论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认为，对于他们当作自己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的那种方法的问题，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有最深刻和最充分的阐述。大家知道，列宁也同样详细地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逻辑学；革命后，列宁曾留下遗言，嘱咐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全面研究和解释黑格尔。
对欧洲哲学的这一重大时期在理论上的这种态度和评价，在40年代初期整个地被简单抛弃并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整个地被完全修正了。新的指令不是按其本来面目去看待德国和欧洲哲学这一伟大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即不是把他们看作实质上是这一时期进步的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表，但在德国落后的封建专制的环境里，他们有局限性、妥协性，在政治上、历史实践上无所作为，而这一点又必然在他们的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方面，在他们其他许多妥协的和保守的方面表现出来，与此相反，新的指令却要求把这一哲学整个地看作是贵族阶级对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反动。[1]
[1] 这种立场被所有论述这一问题的人用各种各样的大同小异的形式重复着。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表述了官方的定论：“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自己的顶峰，它是贵族阶级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Bol' šaja sovetskaja enciklopedija, II izdanje, sv. 10, str. 306-307）同样，在第十一卷中也谈道：“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反映了德国的贵族和对贵族卑躬屈节、软弱胆怯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变革面前表现的恐惧和仇恨。他们维护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即由贵族掌握领导权的君主制政权来实行和平的和不彻底的改良道路。德国唯心主义把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基本任务。它反对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Ibidem, sv. 11, II izd. 1952, str. 85-86）
卢卡奇和布洛赫的书把一股强大的新鲜空气带进这种气氛中来，当然会引起充满卫道士精神的理论家不可避免的反应。
卢卡奇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完全不同于布洛赫。他注意黑格尔辩证法的起源，而布洛赫则注意整个黑格尔体系中的辩证思想。卢卡奇对这种起源所做的卓越分析的批判矛头，既指向上述斯大林主义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和黑格尔的观点，也指向狄尔泰（W. Dilthey）、克朗纳（R. Kroner）、拉松（G. Lasson）、海林（Th. Haering）以及其他许多人把黑格尔当作非理性主义者和神学家等等的资产阶级观点。
卢卡奇同时也主要研究对黑格尔观点的形成有特别作用的社会历史结构要素，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卢卡奇并不去研究它，而把它放在一边，虽然这个因素对于分析辩证法的起源是重要的，特别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青年谢林的自然-哲学著作的话。在这种分析中，尤其是对黑格尔的法兰克福发展时期的分析中，卢卡奇发现了黑格尔的经济论著的意义，并且认为黑格尔正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他的辩证方法，以及获得对劳动、异化、物化等范畴的非凡发现，虽然这种非凡发现采取了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形式；卢卡奇在分析了这些范畴之后，即在分析了《精神现象学》之后，完成了自己的巨著。
相反，布洛赫分析了黑格尔的整个体系，明确地指出，不研究黑格尔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黒格尔和欧洲整个精神传统的真正继承人。
无论卢卡奇或布洛赫都轻而易举地证明了德国古典作家中所有的泰斗（例如黑格尔）的哲学研究的市民历史根源，从而重新指出和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哲学运动的评价的正确性，这种哲学运动，由于它实质上是革命性质的，因此在当时德国的著作中唯一达到了欧洲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水平。[1]
[1] 关于马克思对这个运动的评价，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特别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论断。
不管斯大林主义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辩护士怎样估价自己，但是必须肯定，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代表是比所有批评他们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伟大得多的精神方面的革命家和社会政治方面的革命家。这也就是说，他们曾为自由思想和人道思想所鼓舞，他们曾热烈欢迎封建主义在法国的崩溃，最后，他们在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的观念中宣告了资产阶级的发展时期的开始，而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不敢在圈定的范围之外进行理论思考，更谈不上在思想政治上宣布要消灭过时的东西，更谈不上宣布要在一定的发展时期把最初的社会主义朝官僚国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化和蜕化这种反动现象加以消灭。我不想用这些话来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怯懦，因为理论表现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关系本身总的状况。我只不过是想指出这样一点：当批评别人似乎缺乏革命精神时，自己应该更多地做一番自我批评；何况被批评的那个人标志着人类思想发展的一大进步，而现代的批评家对待这一思想却采取完全毫无己见的随风倒态度。
在头一批激烈反对布洛赫和卢卡奇观点的人中间，有鲁·奥·格罗普（R. O. Gropp）。他在东德的杂志《德国哲学杂志》上按照上述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对他们的论点大肆批判，他同时否定黑格尔哲学是市民哲学思想的最高峰，而且还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几乎是直接来源于法国的唯物主义。[1]
[1] R. O. Gropp, Die marxistische dial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erlin 1954, br. 1, 2. 我们在这里马上可以举出格罗普稍后的一本书：《哲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若干问题》（Zu Fragen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Berlin 1959）。这本书对黑格尔的态度好得多，谨慎得多。不过，这部著作本身还是以旧方式在老问题中兜圈子。
此后不久，上述杂志就这些争论问题发起讨论，参加过这次讨论的有：奥·科尔纽、弗·贝伦斯（F. Behrens）、W. 舒巴尔特（W. Schubardt）、艾·阿尔勃莱希特（E. Albrecht）、沃·蒙克（W. Mönke）、约·施莱弗施坦（J. Schleifstein）、H. 宰德尔（H. Seidel）、K. 格布勒（Gäbler）、J赫普纳（J. Höppner）、伊·费切尔（I. Fetscher）、伊·库琴斯基（J. Kuczynski），以及该杂志编辑W. 哈利希（W. Harich）本人。讨论表明，许多人能够不抱成见地对待这个问题。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歪曲历史事实的说法特别受到W. 哈利希的尖锐批评。W. 哈利希在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人道主义解释的影响下，激烈反对本国的官僚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并企图得出政治上的结论。他和与自己意见相同的W. 扬卡（W. Janka）、G. 茹斯特（G. Just）、M. 海尔特维希（M. Hertwig）、B. 施泰因贝尔格（B. Steinberger）等人一起，要求首先摆脱斯大林主义和走适合德国这样的一个发达国家情况的德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认为，苏联的经验不适用于德国的情况；何况在内部关系方面苏联的领导也是社会主义正常发展的障碍。因此，苏联1945年在对待人民民主所持的态度方面是进步的，但它同时也是反动的，因为它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而它的模式却只起阻碍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作用。由此还发生了苏联在现代许多事件中，如在南斯拉夫事件、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采取的不民主的方法，并且实际上是法西斯的方法的情况。
哈利希认为，应当从内部对党进行改革，为此，应当考虑托洛茨基、布哈林、罗·卢森堡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还应当考虑卡·考茨基、弗·施特恩贝格的经验，以及南斯拉夫、波兰、中国等国的经验。其次，应当根据马克思和列宁所理解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设党，并把斯大林分子开除出党。在国内，应当更多地注意生活水平问题，不再强制实行集体化，并像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发展工人委员会。哈利希及其集团憧憬着马克思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即建立一个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方面胜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理想，因而要求这种自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同时也知道，斯大林主义的党政机构是反对他们的。因此他们准备进行合法的斗争，在遭到阻烧的时候则还要进行秘密的斗争。[1]
[1] 参见Die politische Platform der Harich-Gruppe, in G. Hillmann, Selbstkritik des Kommunismus, str. 189-197。哈利希还提出了同西德和德国社会党的关系问题，认为德国社会党是社会主义在西德的唯一保证者，因为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已丧失了影响。
毫无疑问，哈利希和他的同志们提出的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民主传统。他们虽然怀有这种真诚的愿望，但只是忽视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当时的现实是德国正处于一个这样的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个国家实现的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而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乌布利希及其党的集团不仅承认这一现实，而且根据这一现实考虑问题。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结局只能是：讨论遭到禁止，英勇无畏的批评者受到审讯。“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现实，竟还不能做到容许进行与黑格尔对当时制度进行的“保守”批评相类似的批评。
在同一时期还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结构问题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弗·贝伦斯、A. 贝纳里（A. Benary）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国家消亡，办法是国家应当取消一些职能，首先是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职能。他们在讨论中明确强调实行非中央集权制的主张，指出官僚主义的国家垄断所产生的危险，指出必须让劳动者更多地参与这些过程来使生产力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同时，他们要求对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进行准确周密的经验分析，其矛头是直接针对斯大林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意识形态理解。
这一切是与党的领导层的官僚主义的，而且日益技术至上主义的盘算不相协调的，因此，党的领导层在1958年初就用行政命令方法禁止了讨论，分别给讨论的发起者以各种各样的惩处。[1]
[1] 弗·贝伦斯在《统计学对于利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意义》（1956年）和《论利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1957年）这两篇论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一讨论的发展情况以及社会学的发展情况的概述，参见下列文献：Hellmuth Bütow, Soziologie und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I, II, "Hochschulinformationen der Zentralstelle für Gesamtdeutsche Hochschulfragen", br. 5/1966, br. 1/1967; Peter Christian Ludz, Soziologie und Marxismus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e I, II, Neuwied und Berlin 1972。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问题，参见：Erich Hahn, Theoretische Probleme der marxistischen Soziologie, Köln 1974; Die entwickelte sozialistische Gesellschaft, Berlin 1973; Freiheit und Gesellschaft, Berlin 1973。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次哲学家代表大会材料汇编：Objektive Gesetzmässigkeit und bewusstes Handeln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1975。
由于这一讨论遭到禁止，以及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又变本加厉地采取上述种种行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的任何坦率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对话都不可能了。如果哲学和社会学不努力开始对异化、自由、官僚主义、官僚国家主义垄断制度中的雇佣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一句话，如果在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里斯大林主义问题没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没有国际意义，也达不到国际意义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这必然造成这样的结局：它们最优秀的理论家们也一头扎入比较中立的领域，或者只提出同制度发挥职能直接相关的问题而并不怀疑制度的结构。[1]
[1] 他们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格奥尔格·克劳斯（Georg Klaus）写了《现代逻辑学》（Moderne Logik [Abriss der formalen Logik], Berlin 1958）；《专门的认识理论》（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 1965）；《电子计算机理论与哲学展望》（Kibernetik in philosophischer Sicht, Berlin 1961），许多或大或小的著作都是论述哲学和自然科学，论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的。甚至1965年在柏林召开的哲学家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参见"Zeitschr. f. Philosophie", Sonderheft 1965）。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我们可以举出彼得·博尔哈根（Peter Bollhagen）的两部著作:《社会学和历史》（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Berlin 1966）和《规律和社会》（Gesetzmässigkeit und Gesellschaft, Berlin 1967），这两部著作企图把各种类型的历史规律性加以区别。沃尔弗冈·伊·艾希霍恩（Wolfgang Eichhorn）阐述伦理学问题的著作《伦理学怎样能够成为科学？》（Wie ist Ethik als Wissenschaft möglich?），从书的标题本身开始提出问题。M. 布尔（M. Buher）、沃·伊·艾希霍恩、G. 海伊登（G. Heyden）、格·克劳斯（G. klaus）、A. 科辛（A. Kosing）、G. 克勒贝尔（G. Kröber）、V. 施托利亚罗夫（V. Stoljarov）集体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Berlin 1967），试图全面地、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这一教科书中，他们试图至少克服斯大林的两个原罪：割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割裂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史观。罗伯特·哈韦曼（Robert Havemann）做出了最彻底的批判尝试，他 在1963-1964年的讲稿中（Dialektik ohne Dogma, Reinbek bei Hamburt 1964），从自然科学的立场出发，对斯大林主义（哲学上是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上是官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哈韦曼认为，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庸俗机械唯物主义，只会给自然科学造成损害。他主张发展消除教条的辩证唯物主义，主张建立能够提供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关系。完全可以理解，那里的政治制度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容忍这样的独立思考。在阐述现代过程的经济学著作当中，有标准的集体著作《帝国主义在今天》（Imperialismus heute, Berlin 1965），编者是H. 赫姆贝格尔（H. Hemberger）、L. 迈 尔（L. Maier）、H. 佩特拉克（H. Petrak）、O. 莱茵霍尔德（O. Reinhold）和H. 施旺克 （K. H. Schwank）。
更有甚者，在最近时期官方又开始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特别的社会经济形态，这只不过是为现存的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关系所做的粉饰辩护而已。[1]因为，如果现在的社会关系被宣布为社会经济形态，那么，自治过程，加强劳动人民直接管理社会共同体的过程，就会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国家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统治在国有的（而不是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稳定，就会被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优成果。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界限，这些界限在日益发达和经济上日益稳定的社会中将成为蓬勃的自由发展的严重障碍。
[1] 参见例如K. 比希特勒尔（K. Bichtler）在马克思《资本论》发表一百周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国际讨论会上的报告。比希特勒尔断言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单一的社会机体，同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是一个很短的过渡时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应当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独立的生产方式，有其与之相应的经济范畴和规律的体系，在这些经济范畴和规律当中，也有形式上与资本主义的范畴相类似的范畴，例如价格、利润、信贷、利息等等”。（K. Bichtler, Die Marxische Theorie von der Gesellschafts-fornation und das entwickelte gesellschaftliche System des Sozialismus, in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 a. M. 1968, str. 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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