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五部分 当代马克思主义
第一篇 “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安·日丹诺夫和约·维·斯大林的理论干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留下了荒无人烟的废墟，而且在人类面前提出了简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经历了20世纪如此深重的灾难之后，人们有理由在极其紧急的时刻提出一个问题——具有如此高度文明的人用如此残暴和不人道的方式解决自己问题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集中营、瓦斯暗室、战场上的大规模屠杀和原子毁灭时期，是不是人类历史上不会再重复的可耻一页呢？人能否消除彼此间的某些对抗，并把历史进程引向新的途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新的力量组合。首先是由于苏联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承受了战争的最大负担，以及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和同情。一系列新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苏联再不能以自己处于孤立为理由来为许多事情辩解了。
历史的辩证法这一次也嘲弄了人们的理论和推断，再次指出了刻板的公式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历史。按照一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代世界的基本对立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这没有任何理由说不正确！然而，复杂的历史运动在一定时期（这个时期总是具体的和对人至关重要的）把暂时掩盖了上述对抗的新对抗投入舞台。结果，在这个时期，反动的法西斯国家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也成为它们的盟国）之间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也开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蓬蓬勃勃地开展解放斗争的意义重大的新时期，在这些国家中，主导的力量往往不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力量，或者甚至是民族军队的一些集团。这些对于现代历史时期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过程，在阶级力量的对比、政权的性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方面，必然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而这一切尖锐地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分析这些过程和制定正确的政治方针。
仅仅这些因素便足以向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即如何估计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其中出现的新矛盾。可是斯大林又是在荒径绝路上蹒跚。他看不到和平问题是现阶段的关键问题，是能使人们不分社会制度重新组合的一个因素，却依然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陈旧标准来估计整个形势，并把集团的实力政策认定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他们同样把军事集团看成是抗衡和防御社会主义的最好手段。因此，划分利益范围成了这种立场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同时也成了在大国会议上占有中心位置的议题。在这种划分世界的热潮中，南斯拉夫也有“幸”被划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所得到的竟是这样的奖赏。集团之间的冷战已经露头，它是这种观念的必然后果。
斯大林关于现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观点，丝毫没有重大的改变。相反，鉴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他竟认为本国的国家主义的政策和方法可以简单地搬到其他国家中去运用。对于各国情况的特殊性、各国的传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民族的特点等等，一概不予考虑。苏联必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绝对不能触犯的榜样。既然苏联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建成，所有其他国家就得走同样的路，而不管这些国家具有一系列的新因素和一系列的特点。
斯大林的官僚政治确实力图在其控制下的其他国家建立起完全从属于苏联政治中心的同样的官僚主义组织。
在理论方面，必然要为此制造出一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统治权的新观点，其必然结果是，把理论观点强加给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抱着蒙昧的民族主义的野心，去力图证明俄罗斯和苏联的科学几乎在一切文化和文明领域内领先。我们亲眼看到，在战后的头几年，官僚主义垄断制如何发动了这种典型的反国际主义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苏联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抱着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竭力把俄罗斯民族和苏维埃国家说成在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都是优越的。
安·日丹诺夫在《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问题上，尤其是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G. F. Aleksandrov）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中的干涉，特别助长了这种情况的发展。按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看法，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机构是基本的裁决者，这种看法在战后也以同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来。中央委员会对任何不符合已经宣布的公式的现象都进行干涉，它的指令成为文化和科学的创作与发展必须遵循的框子。
为了在“社会主义集团”内和在集团外的其他共产党内实行政治，便宣布苏维埃国家是整个进步人类的榜样，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文化只不过是一堆没落和腐朽的东西。日丹诺夫写道：“社会主义问题被提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日程上。这是各色各样的帝国主义者所不高兴的，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害怕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是整个先进人类的榜样。……在这些情况下，苏联文学的任务，就不仅在于给打击者以打击来回答这一切对于我们的苏维埃文化和社会主义的丑恶的诽镑和攻击[指帝国主义的诽镑和攻击。——弗茨尼茨基注]，而且还在于大胆地鞭挞和攻击那处在污秽和腐朽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文化。”[1]
[1] A. A. Ždanov, Referat o časopisima "Zvijezda" i "Lejingrad", Beograd-Zagreb 1946, str. 42.（参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页。——译者注）一年以后，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的书的讨论会上结束他的报告时髙呼“国际主义的”口号，“我们的时代，是列宁斯大林时代，是我国人民的时代，是我国人民成了胜利者的时代，我们要不愧为这个时代的人！”（"Voprosy filosofii", 1/1947, str. 272.〔参见《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页——译者注〕）这里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就能发现在圣洁的外衣掩盖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
整个历史情况只具有红白两色，其中一切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有一个烙印——颓废性。而且当资产阶级世界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水平方面都比苏联高，与此相适应，无论科学或艺术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果（尽管也有一系列颓废现象，尽管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存在着危机）的时候，他们仍然死抱着这种看法。
日丹诺夫的关于哲学史对象的论点，实际上显然是庸俗社会学的论点，同时也是把科学问题简单化，并做出不科学的解释。
日丹诺夫把整个历史仅仅归结为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斗争，并且把哲学作为直接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分摊给其中的每一个阶级。“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
[1] A. A. Ždanov, Vystuplenie tov. Ždanova, "Voprosy filosofii", br. 1/1947, str. 257.（参见安·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译者注）
这个极其不正确和极其片面的论点，立刻成了使哲学“党性”获得充分表现的基础。立刻就有人出来研究，千方百计地力图证明唯物主义是何等进步的哲学，而唯心主义却是何等反动的哲学，于是把这个极其独特和复杂的问题彻底庸俗化了。[1]任何“指令”都否定不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费希特或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意义，他们的唯心主义不仅标志着哲学发展的一个时代，而且也是进步的历史力量的表现。这里的特殊性在于，一系列的特殊因素决定了进步的哲学内容形成于唯心主义范围之内，在所有这类场合，对于这些哲学促进人类思想的发展这一事实来说，唯心主义范围是无关紧要的。
[1]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列昂诺夫（M. A. Leonov）在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中写道：“唯心主义始终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总是力图使人类从科学的进步成就向后倒退。某些唯心主义者在与唯物主义的斗争中有时也提出过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原则上是不可能解决的。”（Očerk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Moskva 1948, str. 340）既然这是一种官方立场，他们的其他一切教科书和著作也就只重复同样的论点。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列举日丹诺夫在这次讨论中所有不正确和简单化的地方[1]，但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要的。日丹诺夫根据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协调的论点，企图使社会主义制度也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对立面渗透规律是现实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的论点一致起来。既然社会经济基础内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根本性的对立）被排斥于社会主义制度之外，日丹诺夫于是杜撰出新的对立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在我们苏维埃社会已经消灭了互相对抗的阶级，因此新与旧之间的斗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不是表现在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式中，不是表现在社会生活急剧破坏的变革中，如像资产阶级社会那样，而是表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中。这就是我们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是党所掌握的强大工具。这无疑是新的运动形态，新的发展形式，新的辩证规律性。”[2]
[1] 参见我所著的《就日丹诺夫对亚历山大洛夫的批评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O nekim pitanjima marksističke teorije u vezi s Ždanovljevom kritikom Aleksandrova, Zagreb 1950）。
[2] A. A. Ždanov, Vystuplenie tov. Ždanova, "Voprosy filosofii", br. 1/1947, str. 270.（参见安·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5页。——译者注）
日丹诺夫以及后来所有阐述上述论点的人都没有觉察到，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协调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把他们引到了十足的唯心主义。因为，如果属于思想领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的运动形态和新的辩证规律性，那么，自社会主义之后，基本的历史规律性就不再存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之中，而是存在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领域内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竟由于他本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而不再适用了。
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而且，如果官僚主义地把它理解为“党所掌握的强大工具”（日丹诺夫语），那么，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一些历史时期，当时批评由于没有受到任何垄断的压制而起过更为强大和更为重要的社会作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在许多国家曾是它们革命的先声，尽管这种批评当时并不是“运动的基本规律”。
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批评就其建设性而言，在许多方面可能有更大的意义，但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同其他制度比较起来，就社会过程本身的基本规律性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生产力发展与整个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何况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整整的一个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不仅必然要消灭资产阶级时期的残余，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时期的残余，即各种必然与整个社会发展发生矛盾的关系。
苏联官僚在政治方面和理论方面的野心都是很大的。在政治方面，苏联官僚认为自己的“红军”是今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所能指望的唯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在第三国际的第二个时期的做法一样，力图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切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遵循和不得触犯的观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就是根据这种路线建立起来的。成立情报局的意图，是要它成为一种政策的工具，而这种政策无论用什么深谋远虑和坦率性来装饰打扮也无济于事，因为按其许多特征来看，这种政策是落后于现代历史的复杂拿件和过程的。
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与这些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野心的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关于这一点，本书最后一章将要谈到）。
在理论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党和国家主义的垄断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所有国家中使理论思想一直处于苟且偷安的可悲状态中。理论思想界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狂热地阐述其领导人的某些观点和提法，而这些领导人对所垄断的东西又完全外行。因此，苏联的理论思想界便完全忘记什么是科学的批评立场和态度了，因为任何讨论只能在既定的范围内进行。[1]
[1] 因此，他们的理论书刊给人一种非常讨厌的印象，因为在这些理论书刊中，某激烈的批评观点总是只在事后，即在党政领导发表批评意见以后才出现。不言而喻，他们发表的学术著作和哲学著作，就成了堆积无聊乏味的东西和不断“研究”既定思想的场所。如果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这种学术著作和哲学著作还充满政治词汇和思想标准，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思想在国内的领导作用会是怎样的了。
苏共中央在1948年进行了上述理论干涉之后，又进行了两次干涉：一是对音乐的干涉，二是对生物学的干涉。在音乐问题上，袒护特别是19世纪的俄罗斯音乐的民族旋律的传统，而这可以说是犯了一种最通常的时代错误；而在生物学问题上，则支持那位维护米丘林的观点，反对孟德尔-摩尔根染色体遗传理论的李森科（T. D. Lisenko）。[1]
[1] 当米丘林（I.V. Mičurin）强调有机体及其生活必需条件的统一，并由此推论出这些条件必然参与影响有机体变化时，他的观点无论如何是很有根据的。虽然米丘林和李森科有理由反对把有机体非辩证地划分为它的躯体和遗传质，并坚持“躯体”的变化影响遗传质这个论点，然而李森科的营养杂种毕竟丝毫也不足以证明，躯体部分对于遗传性有着与染色体同样重要的作用。李森科在其《生物科学状况》的报告和《结论》中断言：“有些人至今还不清楚，不但染色体而且生物的任何小部分都具有遗传性。”（Lisenko, Završna riječ, O stanju u biološkoj nauci, Beograd 1948, str. 178）这个观点使得他后来反对偶然性和盖然性，反对生物过程中所具有的统计学规律：“摩尔根主义者不能够揭发生物界的规律性，便不得不求助于盖然性理论……把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魏斯曼主义从我们的科学内消灭掉，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偶然性驱逐出生物科学之外。”（Lisenko, Završna riječ, O stanju u biološkoj nauci, Beograd 1948, str. 184）
按照我们的想法，关于自然界和有机体的统一这个正确的思想（由此得出人可以能动地掌握有机体的变化的观点），丝毫没有必要摈弃有机体发展中的统计规律性和偶然性。李森科的那种观点，实际上处于两个
世纪以前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上。
这样一来，最高政治人物便成了最高的万能专家——不仅成了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政治人物的真正职责范围）的专家，而且也成了文学、音乐、哲学、生物学方面的专家，而稍后又成了语言学等等方面的专家。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向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做斗争时，就以特有的笔调尖锐而巧妙地写道：“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1]
[1] K. Marx,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eus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Werke I, str. 6.（参见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译者注）
马克思嘲笑这些书报检査官的全才，并得出结论道：“我们在这种博学多才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1]而在上述场合，我们也确实碰到这种“使人感到惊奇的人物”，他们居然能在人类的思想和理论活动的几乎一切基本领域内充当不可侵犯的裁决者。与此相反，伟大的列宁却公开承认对许多这样的领域并不内行。
[1] K. Marx,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eus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Werke I, str. 20.（参见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译者注）
在这些事件后不久，斯大林又进行过两次干涉，这就是对语言学讨论的干涉（1950年）和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的干涉（1952年）。他的论著自然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于是在这以后的几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在这些论断的范围内活动。
在语言学问题上，斯大林与马尔及其学派相反，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因为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而语言并不随着这些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语言是为全社会而存在，为全社会服务的，从它作为人们之间的交际工具这个属性来看，它对于全社会是共同的。存在着同行语、“客厅语言”等等，但这并不是独立的语言。文化可以分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但语言却是全民的。[1]
[1] J. V. Stalin, Otnositel' no marksizma v jazikoznanii, "Voprosy filosofii", br. 1/1950, str. 5-11.（参见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6页。——译者注）
斯大林在批评关于语言是上层建筑的论点时，根本没有回答应把语言放在社会结构的哪一部分这个问题。而他反对语言是上层建筑这一论点时举出的论据，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这一论点。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里确实存在着尚未全面解决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难道上层建筑的每一种形式都必须是具有明显的阶级特性的？难道它始终必须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难道阶级社会不也是社会，换言之，不也是某种统一体？难道这种统一的因素不能有自己的统一表现（这种统一表现几乎在整个社会实践的发展中都会按照各个社会阶层的情况发生畸变，但不会完全相异，不会只反映阶级的差异性）？例如，在另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即宗教里，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它经历了几个社会经济形态，却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基督教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语言的发展（指语言结构的发展，而不只是语言形式的变异）随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一事实。从原始公社的啰唆而多义的语言的各个不同阶段到现代语言的现代结构，语言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人类实践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的变化、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需求，因此，如果不把语言也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殊部分，是同社会结构一样发生变化的，那么，要解释这些因素就困难了。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就语言的发展问题企图修改从量到质的转化这一辩证规律，这样，他实际上就同现实的辩证法观点发生了某种矛盾。斯大林断言语言的发展不是像上层建筑的发展那样通过破旧立新的方式进行的，并得出结论说：“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1]斯大林还要走得更远。他不仅缩小这个规律对语言的作用，而且认为某些其他历史现象也不服从这个规律。根据他的这种新观点，自然界和历史的某些领域是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的，而某些领域则是按照典型的进化论者的观点发展的，这些进化论者早就宣扬自然界没有飞跃。“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2]
[1] J. V. Stalin, Otnositel' no marksizma v jazikoznanii, "Voprosy filosofii", br. 1/1950, str. 13.（参见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译者注）
[2] J. V. Stalin, Otnositel' no marksizma v jazikoznanii, "Voprosy filosofii", br. 1/1950, str. 14.（参见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页。——译者注）
斯大林在自己的这些观点中，首先是否定了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这一基本原则只获得了局部价值。这一原则的作用的普遍性不仅遭到怀疑，而且被否定了。
另一方面，刚才引过的斯大林的一段话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问题的实质。他承认消灭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制度是革命，同时却认为它不是由突变（爆发）来实现的，因为它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进行的。斯大林没有看到，这里所指的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两个方面，一个社会过程变化的激烈性可以具有这样的性质，而不管它是在现存政权内部还是在某种作为旧政权的革命的继承者的新政权内部发展的。由于没有发生另一过程而否定一个过程的激烈性、爆发性，这就等于根据另一种变化，而不是根据这种变化本身来评价这种变化。
稍后，凯德罗夫（B. M. Kedrov）曾企图从理论上全面论证这种想法，但实质上仍然停留在斯大林下述观点的范围内：某些事件是通过事物的质的突变而发展的（根据斯大林的单质论，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事物只由一种质来规定），而其他的一些过程则是通过质的渐变而发展的。无论斯大林或者凯德罗夫都没有解释：决定着事物的质的本身怎么可能既发生着质的变化，又依然保持着原来的质？他们简单地以质变代替了量变，陷人了旧的早已被克服的进化论，而这种进化论实际上任何时候也不能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说明白。[1]
[1] 参见B. M. Kedrov, Postepenost' kak odna iz form perehoda ot starogo kačetva novomu kačestvu, "Voprosy filosofii", br. 2/1954。
两年以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进行了他生平最后一次理论干涉。在这次讨论中，他修改了很多自己过去的观点。这已经是这样的时期了，那时，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力克服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和解决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活动中，已经明确地宣布过，那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协调等观点（我们姑且只举出这些观点），是十足的幻想，这些幻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明显的矛盾。正是苏联发展中的这些矛盾，迫使斯大林也要放弃自己关于计划占绝对主导地位和调节市场等观念，因为必须使苏联经济有较为迅猛的发展，才能同较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激烈的国际竞争。
斯大林在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的问题时答道：“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交换。
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1]
[1] J. V. Stalin, Eknomieskie problemy socializma v SSSR, "Voprosy filosofii", br. 5/1952, str. 14-15.（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15页。——译者注）
正如我所引证的，斯大林终于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不得不考虑到这个规律，而且考虑到这个规律就会教育经济工作人员去合理地分析过程，“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等。[1]
[1] J. V. Stalin, Eknomieskie problemy socializma v SSSR, "Voprosy filosofii", br. 5/1952, str. 15.（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页。——译者注）
斯大林虽然着重指出，价值规律并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是生产的调节者，它的作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但他还是克服了过去的抽象论断，即那种先是为布哈林而后又为他本人所坚持过的论断：国家的计划工作消除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我们知道，所以不得不做出这个修正，原因十分具体，那就是要加强生产过程。与此相关，斯大林还修正了自己以前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协调的论点[1]，等等。
[1] 斯大林就这个问题回答亚·诺特京（A. Notkin）时说道：“那末‘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J. V. Stalin, Eknomieskie problemy socializma v SSSR, "Voprosy filosofii", br. 5/1952, str. 30. 〔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页。——译者注〕）同样，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斯大林也比15年前谨慎了（参见对L. 雅罗申柯[L. Jarošenk]的错误的批评）。
但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基本上被斯大林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例如，他认为商品流通的存在，正是还没有实行全部国家化的结果。集体农庄所有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而集体农庄除了以商品形式、以交换其他商品的办法来出让自己的产品之外，不愿采取其他方式。因此，斯大林把消除集体农庄所有制、实行全盘国家主义化看成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1]
[1] J. V. Stalin, Eknomieskie problemy socializma v SSSR, "Voprosy filosofii", br. 5/1952, str. 13.（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译者注）斯大林假设“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没集体农庄”可以是消除两种基本生产成分的途径，但他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这个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他又提出可以组织一个有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全民的经济机构”，（J. V. Stalin, Eknomieskie problemy socializma v SSSR, "Voprosy filosofii", br. 5/1952, str. 13. 〔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译者注〕）依我们看，这事实上也是国家“吞没集体农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在理论上十分贫乏而肤浅地又提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没有提供任何必要的论据。斯大林仍然把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与工人占有生产资料等同起来，从而十分轻率地否定了苏维埃社会中的工人处于雇佣关系的任何可能性。国家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个框子，仍然是对问题做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时所依据的基础。
接着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认为，战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他甚至在其生命末期还不能克服自己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本体论观念，这种观念常常使人最终走到某种历史和人的二元论。
在斯大林看来，不仅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且历史的客观规律都是某种存在于人之外的、不以人及其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是人能够认识和利用，但不能创造和废除的东西等等，好像历史是某种特殊的事件，而人的生活是另一种特殊的东西，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平行和反映关系，却不存在渗透关系似的，好像这一历史和历史规律性本身，不正是由人本身在发展自己的社会形式和结构的同时创造出来似的。
斯大林在他给阿·萨宁娜（A. Sanina）和符·温什尔（V. Venžer）的答复中写道：“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1]《这一切与他自己的实践相矛盾，甚至在人对历史过程的干涉并不是唯一的最好出路和唯一的可能的情况下，他竟然也用自己的实践废除了某些结构和规律。
[1] J. V. Stalin, Eknomieskie problemy socializma v SSSR, "Voprosy filosofii", br. 5/1952, str. 45.（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8-69页。——译者注）
日丹诺夫和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框子，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当然没有可能，尤其是没有能力触及马克思主义和生活中未曾研究过的新领域，这些领域迫切需要做出创造性的分析，因为它们对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出现了，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战前时代合乎逻辑的继续。出版了一些关于辩证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有的写得好些，有的写得差些，但全都死抱着斯大林的公式不放[1]，或者根据斯大林的意图狂热地重新出版旧的形式逻辑学著作和编写新的形式逻辑学著作，而新编写出来的形式逻辑学著作在编写上又落后于现代的形式逻辑学著作。[2]
[1] 从这些最著名的教科书中，我们可以举出马·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M. Rosental, Marksistij dialektičeskij metod, 1947）和M. 列昂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M. Leonov, Očerk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1948），这两本书都是在斯大林划定的范围内兜圈子的；还有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F. V. Konstantinov, Istorič eskij materializm, 1950）。在这些著作中，对于人类今天面临的问题没有任何独创的思想和见解，基本上只是阐述斯大林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并从这种角度去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
[2] 例如出版格·切尔帕诺夫（G. Čelpanov）还是革命前的著作，以及V. F. 阿斯穆斯的《逻辑学》（V. F. Asmus, Logika, 1947）、M. S. 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学》（M. S. Strogovič, Logika, 1949）等新写的书，这种逻辑学完全是非辩证的。在较新的逻辑学著作中可举出D. P. 高尔斯基的《逻辑学》（D. P. Gorski, Logika, 1958）和匈牙利的贝拉·福高劳希的《逻辑学》（B. Fogarasi, Logika, 1955年德文版）。相反，叶·瓦尔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引起的变化》（E. Varga, Promjene u ekonomici kapitalizma uslijed drugog svjetskog rata, 1946）一书（1946年）则相当与众不同，在这一著作中，他在曾经表明自己学识渊博和富有分析才能的那个领域做出的分析颇具独创性。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的水平和创作活动，因而不仅没有能够实现日丹诺夫在宣称苏联的思想是最高的领导思想时所抱的巨大奢望，而且必不可免地成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解放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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