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三章 哲学问题
俄国革命的失败必然影响到社会民主党，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当时日益加剧的思想动摇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以前就已存在。有些人早已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则受新康德主义者、奥斯特瓦尔德(F. W. Ostwald)、马赫(E. Mach)和阿芬那留斯(R. Avenarius)的影响。波格丹诺夫(A. Bogdanov)已写出自己的著作《经验一元论》。而在1908年，巴扎罗夫(V. Bazarov)、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A. V. Lunačarski)、别尔曼(J. Berman)、海尔方德(O. J. Heljfond)、尤什凯维奇(P. S. Juškevič)和苏沃洛夫(S. A. Suvorov)的论文集也出版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却完全主张哲学上的经验批判主义观点。别尔曼在《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一书中、尤什凯维奇在《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一书中和瓦连廷诺夫(N. Valentinov)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一书中，也传播着同样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当时已经同他们，特别是同波格丹诺夫展开论战，但是，列宁对已展开的论战并不完全满意。1908年3月24日列宁在给马·高尔基(M. Gorki)的信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反对他们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懒于具体地、细致地、简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不必要地去吓唬读者。我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意见。”[1]
[1]V. I. Lenin, Psimo M. Gorkom od 24. III1908; Izabrana pisma, Zagreb 1956, str. 180.（参见列宁：《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译者注）
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曾经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不希望由于哲学上的分歧而导致政治上的分歧和决裂。因此，列宁特别是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强调了这种情况，并认为，如果在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问题上基本一致的话，那么，上面这种分歧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论点，如认为应该用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认为唯物主义已被科学的最新成就所驳倒，等等，列宁是不能不加以反驳的。1908年初，列宁就开始写他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是在伦敦和巴黎写的，于同年年底写成，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
这部书显然是论战性的。列宁首先要澄清情况，也就是要指出：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出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任何一种唯心主义都绝对没有联系，因此也同马赫主义绝对没有联系。所以，在评价列宁的这本著作时，首先必须注意这一点。
列宁详细地分析了他们的全部观点，分析了阿芬那留斯、马赫以及其他一些马赫主义者的观点，指出了他们的一致之处和他们的唯心主义。马赫主义的基本论点是：客观世界是感觉的复合，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割的同格。与此相反，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指出：这一论点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列宁在全书中主要坚持的是以下观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1]
[1]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34.（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译者注）列宁在第81页上（中文版，同上，第90页。——译者注）也表述了有关“反映”是物质的特性这一观点：“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
列宁在这里从根本上提出以下问题：或者走唯物主义的路线，承认物质的现实是第一性的，因而是不依赖于意识的；或者走唯心主义的路线，把客观现实变成感觉的复合。这是列宁的分析和批判的重点，因为这是基本问题。因此，列宁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着重强调唯物主义，是因为以后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这些观点在列宁的这部著作里以各种形式得到表述。“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也就是说，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1]
[1]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43-44.（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译者注）
围绕列宁的这些观点，特别是从上述观点必然产生的反映问题，争论颇多，意见纷纭，因此这里有必要立即做一个说明。列宁根据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想首先指出应当唯物主义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他有理由说这些观点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必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1]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关于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问题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任何唯物主义，甚至大部分唯心主义早就承认的一个观点。而且，对于马克思来说，仅仅停留在这个观点上，那是一种局限性，最后必然变成纯思辨，而这只会妨碍解决在马克思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历史问题和人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就用自己关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的观点克服了当时那种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把重点放在自然界的“人化”、自然界和历史的人性上。马克思关于改变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的原理，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类认识的基础。可见，列宁是停留在上述范围，仍然从古典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践这一被马克思主义用来说明人和认识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标准出发。他的大多数后继人，不懂得这种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原理同马克思的辩证的人道主义的原理是有重大区别的，而其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1]列宁的表述同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表述是一致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像；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57-58.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译者注]）他在另一处写道：“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309.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译者注]）
因此，在这部著作里，在谈到实践时，列宁仍然是首先把它作为真理的标准，尽管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在研究标准问题时，列宁却敏锐地看到，不能把实践的标准变得绝对：“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
[1]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130.（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译者注）
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今天的许多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这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的看法过去就是不正确的，现在更是加倍的不正确，因为他们把列宁当时的某些观点绝对化了；同样还因为他们把一般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宣布为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其次又把实践这一范畴片面地理解为认识论的范畴，同时又在认识论内把它片面地理解为只是真理的标准。[1]
[1]关于这一点，将在《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一章中详加论述。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列宁后来由于研究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哲学家而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时候，向前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
列宁在同经验批判主义论战时，还提出并解决了一些应该着重指出的问题。例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虽然恩格斯和狄慈根已经研究过，但列宁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时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2）如果有客观真理，那么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1]
[1]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110.（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译者注）
列宁赞同并遵循恩格斯关于这种关系的论断，同时指出，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他也指出，这些真理无疑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意识中的映像是客观存在着的模型的反映。
因此，列宁同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一致，既排斥相对主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接受相对主义。排斥它，这是因为仅仅停留在相对主义上，相对主义就会成为各种诡辩论的根据，接受它，这是因为相对主义也包含有绝对因素。“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1]
[1]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124.（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译者注）
在这部著作里，列宁对当时的物理学危机和根据这一危机而得出唯心主义结论的企图所做的分析，意义是很重大的。20世纪初，对原子构造和光的性质的新的理解，动摇了那些已经统治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权威观点。正如列宁所断言的，在这样急剧转变的时候，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此以前对物质的理解还是很不辩证的，而今则为新的理解所补充。能量、电力等等成为只是不具有物质性的新的实体。与形形色色的反唯物主义的意图相反，列宁用自己的解决方法说明了什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物质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看来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1]
[1]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247.（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译者注）
列宁的这些观点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恩格斯和狄慈根对这些基本问题所做的辩证的解释。在理解“实体”、“不变的实质”等等方面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被克服了。“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1]“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2]
[1]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248.（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译者注）
[2]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249.（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译者注）
正是关于科学真理的非绝对性的理解，过去和现在都在科学家队伍中引起迷惑不解，但也正是这一理解成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认识所做的解释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列宁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新物理学陷入了唯心主义，这正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1]
[1]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248.（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译者注）
列宁正确地估计了自然科学当时的情况和分析了当时的危机，这场危机一方面在打破旧的观念，同时又在导向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等。列宁特别根据雷伊(A. Rey)和杜恒(P. Duhem)的文章发现了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根源，即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同时指出，他们由于不懂得辩证法而不可能正确地表述相对性的问题，并且必然被导向唯心主义。
一般来说，第二国际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差。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论战还是最多的，这些论战表明，不论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布伦坦诺(L. Brentano)、巴尔特(H. Barth)、施塔姆勒(R. Stammler)、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 J. Tugan-Baranovski)、桑巴特(W. Sombart)、柏姆-巴维克(E. Böhm-Bawerk)、马萨利克(T. Masaryk)，或者是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人，都没有理解，而且从资产阶级的角度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实质。一讲到唯物史观，大部分批评家都简单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无非是机械的经济主义，无非是上层建筑单方面地依赖于基础的观点，然后去激烈地反驳这些基本观点。
要证明这些看法的毫无根据，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困难。上面提到的每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同这些任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战。
然而，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来说，我们可以再次断言，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认识。既然在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感兴趣，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归结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被归结为唯心主义的某一个派别，那么，在资产阶级官方哲学的队伍里，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的学者中间，人们对这一问题知道得更少，就毫不奇怪了。
这种情况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某些理论家（雷伊、杜恒）在企图解释最新成果，比如物理学的最新成果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实际有时是在敲敞开的大门。另一方面，他们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在所有这些困难和怪论的牵引下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
列宁在结论里扼要地说明了自己的分析，指出经验批判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反动性质，指出它与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与内在论者（舒伯特-佐尔德恩[R. Schubert-Soldern]、勒克莱尔[A. Leclair]、舒佩[W. Schuppe]）相近。同时列宁指出：“最新的哲学也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哲学派别的对抗归根到底表现为阶级的对抗。”[1]
[1]这个结论虽然基本是是正确的，却是片面的，特别是考虑到唯心主义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列宁后来对此做了修改。“最新的哲学象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v. 14, str. 343.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译者注]）后来在斯大林时期，人们把列宁的这些观点绝对化了，并企图完全机械地用之说明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列宁本人在自己的笔记中对这个问题早已采取了另外一种看法。列宁写道：“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话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360-361.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译者注]）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的摘要中同样写道：“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代表聪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代表愚蠢的。”（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271.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译者注]）这已经是对他本人的观点做出重大修改，也是对他的信徒后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的荒谬做法的重大否定。
列宁的这本书是他所发表的唯一的一部篇幅较大的哲学著作，因此，应该根据当时的整个形势和任务，并给予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哲学水平的考量来研究和评价这本书。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于列宁来说，政治利益也是占第一位的，他认为，经验批判主义的种种解释已使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成了问题，因此必须给以最坚决的回击。这部著作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发展时刻彻底完成了这一任务，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加强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正确性的信念，从而促进了俄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后来发展中，列宁的每一个观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个观点）都被偶像化，哲学领域中上述的种种缺点都被说成是优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做法的荒谬之处完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做法恰恰同列宁本人格格不入。列宁认为，革命的辩证法思想也必须不断地被运用到自己的成果中去。
列宁在研究过去的辩证法巨匠，特别是黑格尔时所做的出色的哲学笔记、批注、评语、记号和注解中提供了这种榜样。列宁还在青年时代就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1905年以后的时期，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出现了动摇和把经验批判主义，即一种唯心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并以前者来代替后者的倾向时，列宁认为必须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
但是，列宁并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一个方面。当重新出现引起国际冲突的历史因素时，当必须准备进行决定性的革命战斗，而这种战斗要求巧妙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时，列宁再次对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给予极大的重视。在1914-1916年期间，列宁详细地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和《哲学史》，还研究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等人的著作，也就是说，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在其著作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辩证法问题的所有那些哲学家。
在阅读大量哲学著作过程中写下的所有这些札记和批注，后来汇集成书出版，这就是《哲学笔记》。因此这本书不是一部特别系统的著作，而是列宁在自己研究哲学的过程中记下来的零散的想法、评语、片段和个别论点。但是这些札记，特别是在1914-1916年期间所写的札记的中心问题是辩证法问题。
在恩格斯之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深化地触及这个问题。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思维领域还是一个在理论上未经触动的领域。就连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最著名的代表者之一的普列汉诺夫本仁，也没有比较广泛地阐明过这个问题，而在大多数场合只是对哲学历史问题、社会学和各种文化历史的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
因此，列宁特别在自己关于辩证法的短文中坚决主张按逻辑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不是只停留在举例说明某一原理上。[1]
[1]应当立即着重指出，列宁创造性的哲学遗产正是包含在《哲学笔记》的这些片段中。例如联系到对立面渗透的辩证规律问题，列宁对恩格斯也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见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357.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译者注]）
列宁对认识论和逻辑学特别感兴趣。他在一个批注中指出，在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时，应当注意专门科学的历史、动物的智力发展史、语言史、感觉器官的生理学和心理学。
然而，在这一切之中，对列宁来说，什么是主要的呢？他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的呢？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任何事物和任何现象都是辩证的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客观现实的任何一个个别情况中都可以指示出辩证法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要素。
既然人的思维只是物质现实存在的一种形式（虽然是最高的形式），那么它自身也必然是辩证的。一方面应该考察我们的思维从有逻辑以前直到现在的辩证发展；另一方面，应该联系现实本身的形式和规律来考察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因为思维不仅仅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也反映着这个现实。
列宁依照黑格尔对逻辑学问题所做的深刻分析，指出判断的问题，在判断中，一般和特殊、个别和一般、必然和偶然等等的统一得到揭示。判断作为我们的思维的一种形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是某种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身具有辩证性的思维形式。它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所反映的现实是辩证的。因此，在判断中，个别和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比如，玫瑰是植物）是一个现实的、客观的内容在思想上的反映，是组成客观现实本身的个别和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现实统一在思想上的反映。
列宁在《哲学笔记》的著名短文《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是这样理解和批注的：“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概念的因素、胚芽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我们在说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很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胚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1]
[1]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359.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08页。——译者注)
这只是列宁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人类思维提出最基本的原理所做的努力的一个实例。他在自己的这些主张中明确指出，研究思维不能离开唯物主义辩证法，而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本质上也正是辩证法的问题。[1]
[1]因此，列宁在这一段的最后提醒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360.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译者注)）
在这些主张中，列宁的想法和意图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论述是一致的，只是在很多问题上列宁走得更远一些。从上面所引的短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并不主张把逻辑学问题分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问题，而把逻辑学问题主要是理解为辩证逻辑的问题，我们的任何一个思维命题都说明这一点。如果思维是现实的一种形式，那么由于它是现实的一部分，由于它反映着辩证的现实，因此它自身同样也是辩证的。“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过渡=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过渡、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1]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非常明显地指出一般判断（其中反映了现实的辩证法）的复杂的辩证法。任何一个普通的个别在判断中向我们表明，它同另一个个别有共同的宾词，从而表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个别性转变为特殊性和共同性，表明它同那种不仅为它本身所固有，而且也为另一些同样的个别性所固有的情况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判断都不仅指出同一性，而且还指出差异性、对立面和转化，因此，一般不能讲形式上的抽象性，而是讲真正的辩证法。
[1]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188.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译者注)
在所有这些论述中，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列宁所感兴趣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忽视了的东西——辩证法。因此，他的意图是要指出一般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的重大区别。所以列宁坚决主张辩证地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概念、范畴等等。这样理解认识问题，就不会停留在对反映所做的机械理解上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发表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评论和思想。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写道：“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1]
[1]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360.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311页。——译者注)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361.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译者注]）
这就是说，列宁在这里又一次修改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同时出色地阐明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指出唯心主义不只是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定的认识上的结果。虽然它是片面的和直线的等等。
因此，列宁在很多地方强调指出的正是这种既要辩证地理解反映本身，也要辩证地理解我们的认识的必要性。“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1]
[1]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186.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译者注)
列宁的这些观点在他的笔记中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而这些观点的基本特点是列宁要求并坚决主张尽量灵活地、动态地和辩证地理解认识。列宁在一个地方写道：“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复制（=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行为；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是抽象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上帝）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所意识不到的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1]
[1]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370.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译者注)
列宁从这方面去考虑，就找出了具体的一般和抽象的一般的重大差别，现实本身所包含的一般同我们的概念和范畴（即对这个具体的一般的认识）的重大差别。列宁一方面把概念了解为判断的“纽结”，把范畴了解为“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另一方面，列宁着重指出，我们的任何一种认识都是“粗鄙化、僵化。不仅思想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2]。正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具有抽象的、不完全的、主观的性质，所以“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务”[3]。但是同时列宁（同黑格尔一致）得出结论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如果思维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抽象的力量就在于此，因为一切科学的抽象比一般观察的认识更深刻、更完全地反映反映着自然界，因为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概括了主要的和本质的因素。[4]
[1]“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81.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译者注]）
[2]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255.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译者注)
[3]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275.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译者注)
[4]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161.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译者注)
其次，列宁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实践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克服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并且发现了在他以前没有人提到过的某些因素。例如，在构成、创立和形成我们的思维、一定的原则、规律和公理的问题上，列宁把实践看作可以借以构成我们思维的整个锁链的基础。列宁在评论黑格尔的一个非常模糊的思想时指出：“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Schluß)，说主体（人）在‘推理’的逻辑的‘式’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这不只是牵强附会，不只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1]
[1]V. I. Lenin, 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181-182.（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译者注）联系到这个把实践看做认识过程的组成要素（因而是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彻底理解了的实践）的观点，应该指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常常被错误地引用，这个观点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Filosofskie tetradi, sv. 38, str. 161.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译者注]）实践的因素在这里说明得还不够，还是更多地被理解为真理和我们的认识的某种补充的标准。因此，更确切的提法应该是：从实践和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且再到实践。
这里列宁直接指出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历史性论战的解决办法，他指出任何一方都没有完全掌握真理。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都完全不懂得实践的要素，因此，必须不是陷入片面的后验论(aposteriorizam)就是陷入片面的先验论(apriorizam)。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革命后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的一次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曾经回到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来。列宁在举“玻璃杯”这个简单的例子时，首先指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多种性质，一个定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它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关系。其次，他指出，实践本身也将从根本上确定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将择取哪些方面，舍弃哪些方面；在这以后，列宁得出以下结论：“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炊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1]
[1]V. I. Lenin, Ešče raz o profsojuzah, o tekuščem momente i ob ošibkah tov. Trockogo i Buharina, sv. 32, str. 72. (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译者注)
列宁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和研究都服从于一个唯一的目的，那就是革命。列宁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和事业都贡献给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的目的，即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人类共同体。正因为这样，加上自己的天才，列宁才成了革命的真正领袖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也只有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列宁对哲学的兴趣。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有许多问题和流派，列宁出于自己迫切的需要首先关心方法论问题，关心哲学中那些可以直接帮助他分析和观察复杂历史事件的认识。因此，作为认识和方法的辩证法问题成了列宁的研究的中心，逻辑方法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本体论问题成了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伟大思想家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成了他研究得最多和最详尽的一部著作。在这方面，列宁的哲学兴趣同晚年的恩格斯的哲学兴趣基本上相一致，可以说，他们两人都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奉行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把辩证法首先理解为在对现实的辩证法的联系中对思维的辩证法进行的哲学研究。
哲学的-历史的问题和人道主义的-人本学的问题，基本上处在列宁的哲学视野之外，这首先因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是在直接的历史活动中、在与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各种政治派别和观点进行理论争论中解决上述问题的。从列宁当时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发展中，一些理论家也那样做，无视20世纪以来哲学兴趣和问题的新变化，毫无创造性地只停留在上述范围，就令人完全不能满意了。因此，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应责无旁贷地对新的历史情势，对资本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始终不及的错综复杂情况做出回答。所有这些只是再一次证明，我们要解释和理解我们的极其伟大的思想家以及所有其他思想家，就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能离开他们的现实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那些问题。而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对他们的伟大，对他们解决当时和现代一系列问题的天才钦佩不已，而且也要看到任何一个个人所必然具有的主观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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