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 帝国主义问题
由于很多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对列宁和整个社会民主党来说是艰苦的年代。由于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的猖獗，列宁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反对孟什维克的取消秘密党的要求，稍后又加上反对某些布尔什维克的抛弃一切合法的斗争措施和方法的左倾激进要求。无论前者（取消派）或者后者（召回派）最终都联合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谓八月联盟中去了，这种情况终于促使列宁在1912年1月召开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组成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
使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面临困难问题的第二个因素，是帝国主义的因素、战争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搏斗的临近。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后来的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已经明显地表明社会党人的队伍不纯、观点不一。帝国主义这一现实情况和民族对抗在社会民主党队伍内部引起非常尖锐的分歧。
他们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一种人坚持保卫祖国的观点（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种人说帝国主义有进步性，从而替列强的扩张政策辩护（库诺夫[H. Cunow]），第三种人幻想帝国主义（考茨基），第四种人否认任何民族进步战争的可能性，从而也否定民族自决权（罗·卢森堡），等等。
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把形形色色的争论阐述得非常清楚，并为解决这一思想上的普遍混乱提出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列宁在同罗·卢森堡进行论战时，在自己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并证明，民族自决权是现代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问题之一。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自由的这一观点进行分析，最后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1]
[1] V. I. Lenin, O prave nacij na samoopredelenie, sv. 20, str. 423.（参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译者注）
两年以后（1916年），列宁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伦纳（K. Renner）和鲍威尔（O. Bauer）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以及库诺夫、帕尔乌斯（Parvus）和考茨基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写道：“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1]列宁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看成是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从而为现代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上的前景。所以他同时也激烈反对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2]
[1] V. I. Lenin, Socialističeskaja revoljucija i pravo nacij na samoopredelenie, sv. 22, str. 135.（参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4页。——译者注）
[2] V. I. Lenin, Socialističeskaja revoljucija i pravo nacij na samoopredelenie, sv. 22, str. 135-136.（参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页。——译者注）
与这个问题密切相联系，当时还进行了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很多的和非常有名的社会党人坚决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有正义的战争。而列宁则向革命力量指出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列宁始终如一地坚持民族自决权的论点，因而得出结论说，一个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是正义的和进步的。[1]整个世界最近40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当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解放的历史进程证明，这个观点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1]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对于“防御的”和“正义的”战争的理解做了如下的具体说明：“譬如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Socializam i vojna, sv. 21, str. 272-273. [参见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512页。——译者注]）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一次批评了“国际派”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发生任何民族战争的论点，罗·卢森堡也曾对这个论点表示赞同，她认为任何一次这样的战争都会立即被其他某个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从而又把它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反驳了这种看法，并在战争期间（191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得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国家资产阶级。……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1]
[1] V. I. Lenin, Voennaja programma proletarskoj revoljucii, sv. 23, str. 66-68.（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1-723页。——译者注）一年以前，列宁在论欧洲联邦一文中已经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十分重要的结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O lozunge soedinennyh štatov Evropy, sv. 21, str. 311. [参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页。——译者注]）
无须特别强调就可看出，列宁的这些创造性的观点，在帮助社会主义力量在各民族当前不仅争取社会解放，而且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找到明确的观点和方向方面，起到了何等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些年代里，由于整个世界的局势、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日益掩饰帝国主义本质的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列宁竭力向共产党人说明作为一种制度（而不仅是作为一种政策）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和基本特征，并从中做出有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国际地位的某些重要的结论。
在列宁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J. A. Hobson）和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R. Hilferding）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列宁的分析则达到了顶点。列宁同意他们说的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观点，但他当即指出，这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身就是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
列宁指出，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在20世纪初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变而来的，垄断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主要工业部门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垄断是从银行和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1]
[1] V. I. Lenin, Imperijalizam, kak vysšaja stadija kapitalizam, sv. 22, vidi, str. 284-286.（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5-647页。——译者注）
列宁在分析这些问题时首先分析了银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对当时来说）阶段上的作用，同时指出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有联系，而且工业资本则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列宁指出，这个过程的后果是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它们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的、新的因素。“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它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1]
[1] V. I. Lenin, Imperijalizam, kak vysšaja stadija kapitalizam, sv. 22, vidi, str. 226.（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4页。——译者注）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资本输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标志是商品输出，而在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占统治的则是资本输出，通过这种方式，愈来愈多的国家更加厉害地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过程，但同时又日益依赖于帝国主义列强。资本主义列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瓜分世界；它们之间进行着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而各种类型的殖民主义则是现时代的特征。列宁就这个问题特别强调指出，附属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1]
[1] V. I. Lenin, Imperijalizam, kak vysšaja stadija kapitalizam, sv. 22, vidi, str. 250.（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7-648页。——译者注）
因此，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帝国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当时与之并存的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并引起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制度的过渡。当然，任何一个定义永远也不能详尽无余地说明一个事物，但它应该包括基本的、主要的特征以及某些上述的其他特征。“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
[1] V. I. Lenin, Imperijalizam, kak vysšaja stadija kapitalizam, sv. 22, vidi, str. 253.（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1页。——译者注）
列宁和希法亭不同，他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还看到一个重要因素，他称之为寄生性和腐朽性。列宁指出，任何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在经济上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正如列宁所着重指出的，这一点不可能得到彻底实现，竞争必然迫使人们去改良技术，“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1]
[1] V. I. Lenin, Imperijalizam, kak vysšaja stadija kapitalizam, sv. 22, vidi, str. 263.（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1页。——译者注）列宁从来没有认为资本主义因此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相反地，列宁依据事实在同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出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Imperijalizam, kak vysšaja stadija kapitalizam, sv. 22, vidi, str. 286.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5页。——译者注]）
这整个运动和发展的后果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不参与管理企业的食利者阶层增加了。与此相似，最强大的国家成为“食利国”，它以自己大量的超额利润甚至对工人运动本身施加严重的影响。
列宁就这个问题在同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辩护士进行尖锐的论战时，分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现象，即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同资产阶级合作等等。列宁指出，资本家的高额利润提供了收买某些工人阶层的可能性，使他们站到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工人阶层。列宁不久以后在同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1]
[1] V. I. Lenin, Imperijalizam, kak vysšaja stadija kapitalizam, sv. 22, vidi, str. 181-182.（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1-582页。——译者注）这篇序言是1920年用法文和德文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时写的。列宁在以前，特别是在分析第二国际破产时，曾经以同样方式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说明这些现象。“为了说明整个运动发生危机的原因，必须考察：第一，当前政策的经济意义；第二，作为这种政策的基础的思想；第三，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运动各个派别的历史的联系。
在1914-1915年战争期间‘保卫祖国’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所有大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都是为了瓜分和剥削世界，为了压迫其他民族。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是一样的，都是为数不多的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都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的直接继续和完成。”（Opportunizm i krah II Internacionala, sv. 22, str. 100. [参见列宁：《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122页。——译者注]）
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这部著作是在俄国已处于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版的。1917年的二月革命已经完成，沙皇制度在长久统治俄国之后已经永远地退出了俄国舞台。当时一直住在瑞士的列宁写了著名的《远方来信》，说明了这些事件的意义，给俄国工人阶级指出了进一步斗争的前景，并表示要尽快返回俄国。1917年4月他回到俄国。可以说，从这时起，俄国革命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列宁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和一系列文章、演说和小册子等等，勇敢地、英明地领导布尔什维克和人民群众从革命的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阶段。
虽然由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搜捕，列宁不得不多半处于秘密状态，但是列宁不仅领导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活动，注视着人民群众的信任的变化和反革命分子准备进行最终的总报复的情况，而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以敏锐的革命洞察力真正看到了决定性的时机，他以自己的崇高的威望使中央委员会相信局势紧迫，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注意到当时布尔什维克最高中心的很多成员动摇不定，季诺维也夫（G. E. Zinovjev）和加米涅夫（L. B. Kamenjev）甚至在非党的《新生活报》泄露了布尔什维克在准备起义一事，如果进一步注意到俄国无论前线或后方的情况都极为困难，几乎毫无出路，那么，列宁对这个时机的估计和他在十月里给中央委员的那些信件就不仅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文献，而且是意义极其深远的历史性的行动。
列宁在十月里给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几封信中强调指出，不应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应该立即夺取政权。[1]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的附言（附言只是写给上述委员会看的）中，甚至提出要退出中央委员会，但是保留在党的“下层”组织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因为他认为如果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等于断送革命。列宁的果断和权威终于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欧洲和世界的历史因此而翻开了崭新的一章。[1]
[1] 《危机成熟了（1917年9月29日）》一文的附言（当时没有发表）（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8页。——译者注）；《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1917年10月1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334页。——译者注）；《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1917年0月8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382页。——译者注）；《给同志们的信（1917年10月17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410页。——译者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917年10月18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414页。——译者注）。
[2] 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最伟大、最英明和意义最重大的业绩，我们不愿意这部历史著作中遗漏列宁在革命前夕写给中央委员的那封令人惊心动魄的信，因此要从中摘引几段：“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资产阶级通过科尔尼洛夫分子发起的攻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Pismočlenam CK, sv. 26, str. 203-204. [参见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430-431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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