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章 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问题
在列宁被流放期间，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回来，立即动身出国，参加了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列并着手创办《火星报》，这一机关报的任务是要澄清许多争论问题和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
无产阶级和自发的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第二国际这一时期修正主义的流行，在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在关于“自发性”、“经济主义”的理论中以及在把马克思同康德结合起来等等问题上，也都具有强烈的反应。列宁精辟、风趣，然而又尖锐地把从1897年开始的这一时期描述为“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这种假嗓一方面出自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耶夫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却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卷进来了，并且扩展到整个俄国，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在广泛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几乎纯粹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要求他们具备的自觉性愈高，这样的书刊也就愈显得不足。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判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合法书刊上的布伦坦诺派和秘密书刊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1]。
[1]V. I. Lenin, Čto delat' ?; Sočinenia, sv. 5, str. 484.（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6页。——译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进行的理论斗争首先对于确定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作用和性质来说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这一著名的论点，对俄国无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任务、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性质做出了论断，以自己天才的洞察力超过了当时人们所想到的和可能想到的一切。[2]
[1]V. I. Lenin, Čto delat' ?; Sočinenia, sv. 5, str. 341.（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译者注）
[2]列宁从自己的分析中勇敢地得出的那些论断确实是惊人的。列宁在上述著作中探讨了恩格斯对德国无产阶级作用的分析，恩格斯的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在今天仍具有极为现实和重要意义的思想：“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恩格斯语）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峻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Čto delat' ?; Sočinenia, sv. 5, str. 345. [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译者注]）这段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列宁对那种形势的估计，说明了列宁正是要争取建立一个在他以后的一切著作和论断中所提到的那样的党。
工人运动的自发论并非仅仅是俄国的现象，而且基本上是同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和工联主义这些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普遍现象相联系的。列宁尖锐地提出另一个论点，即作为这个运动的领导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是一个坚强的和自觉的组织。“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1]当时列宁还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即在工人运动开始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仍然必须由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来建立，因为分工造成的种种客观原因使工人不可能大力研究理论问题。列宁尖锐地提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由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恰好是朝着遭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影响的方向进行的，列宁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2]
[1]V. I. Lenin, Čto delat' ?; Sočinenia, sv. 5, str. 354.（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5页。——译者注）
[2]V. I. Lenin, Čto delat' ?; Sočinenia, sv. 5, str. 356.（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译者注）
自发性的观念主要是在“经济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中形成的，这种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它是由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产生的。列宁并不反对经济斗争，而是强调指出，孤立地进行经济斗争只能引导工人去注意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仅仅在经济斗争的范围之内是无法发展工人阶级的觉悟的，这个范围太狭窄了。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知识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1]
[1]V. I. Lenin, Čto delat' ?; Sočinenia, sv. 5, str. 392.（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页。——译者注）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同时也由于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而困难的条件，列宁坚决主张，党应当是一支严密组织起来的革命家队伍，它不应当由于在组织问题上的广泛发展和自由主义而涣散。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已经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不久以后，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基本观点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和分裂，列宁强调：“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1]
[1]V. I. Lenin, Čto delat' ?; Sočinenia, sv. 5, str. 422.（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页。——译者注）
列宁的这个观点对俄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在社会民主党涣散时期他提出了这个至少是对俄国以及类似情况唯一能够行之有效的原则。列宁是从正确的分析出发的，他认为工人运动正在进入革命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必须锻炼出一支无产阶级的突击力量。无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或党外，所有站在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都必然要反对列宁这一激进的主张。
1903年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立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党章第一条条文的问题上，因为这个条文有两种表述：一种是马尔托夫(L. Martov)的表述，一种是列宁的表述。在党的组织问题上，马尔托夫持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列宁则要求，某一个人不能仅仅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还必须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后来列宁在阐述这次代表大会的著作中写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正因为如此，组织问题是中心问题之一，而在某些历史时刻它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来看，列宁比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袖站得高得多，他对当时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比这些领袖深刻得多。
[1]V. I. Lenin, Šag vperëd, dva šaga nazad, sv. 7, str. 383.（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6页。——译者注）
由于这些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列宁获得了多数，但是党的机关报《火星报》却落到了少数派（孟什维克）手中，普列汉诺夫后来也成了孟什维克。列宁在上述著作中扼要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1]
[1]V. I. Lenin, Šag vperëd, dva šaga nazad, sv. 7, str. 188-189.（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199页。——译者注）罗·卢森堡在《新时代》杂志上写过一篇批评这本书的文章，就列宁本人从来没有那样提出过的一些观点（如中央委员会万能、中央委员会垄断、雅各宾主义等等）谴责列宁，列宁曾写过一篇答复的文章，但该文章当时并没有发表。
在土地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列宁提出农民在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论点。在这些事件之后不久，即在俄国1905年的革命期间，出现了更为尖锐的分歧。
俄国沙皇制度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这再一次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衰弱和落后）和对参加和平示威游行的工人的一月大屠杀，引起了自发的暴动，暴动转变为革命。
从理论观点来看，对待这次革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列宁是一种态度，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则是另一种态度。普列汉诺夫做出结论说，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该轮到资产阶级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了。因此，他就陷入了形式主义地、抽象地解释历史的地步。而列宁则是从具体条件，从力量和关系的各种情况出发，提供了对一定形式进行深刻的辩证分析的杰出范例，因为形势从来也不是仅仅按照抽象的一般公式来发展的，它会由于特殊的因素和非常重要的个别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并受这些因素制约。
这次革命的性质必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具体的特殊的地位，这次革命必然具有特殊的性质。列宁就这一问题写道：“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作为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农民占大多数，农民受半农奴制的大地产的残酷压迫，已经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有力量有自觉性——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一特点并不排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在他们对考茨基的立场所作的最不成功的批评中都企图说明是排斥的）。这一特点只是决定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质和为了在这样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
[1]V. I. Lenin, K ocenke russkoj revoljucii, sv. 15, str. 41.（参见列宁：《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译者注）
列宁后来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十月革命以后又大加补充的这些分析，几乎是列宁留给革命力量的遗训中最宝贵的部分，而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却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种分析就是：不要用现成的死板公式来对待历史，不要把现成的公式强加给诸如历史这样的变动极大、十分特殊的时间综合。因此，列宁在同普列汉诺夫论战时完全正确地这样谴责普列汉诺夫，他说：“普列汉诺夫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尝试，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概念’推断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立宪民主党的具体态度；而不是从研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特点来推断出现代俄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1]
[1]V. I. Lenin, Predislovie k russkomu perevodu brošjury: " V. Libkneht, Nikakvih kompromisov, nikakvih izbirateljnih soglašenij!", sv. 11, str. 366.（参见列宁：《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译者注）列宁在考茨基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的俄译本序言中，对革命问题的这种非辩证的观点提出了更尖锐的警告，虽然考茨基当时在小册子中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分析和评价还是很不错的。列宁从分析一定的革命形势得出下列基本的方法论的观点：“从泛泛的空谈中推断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一定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各政党的态度，关于革命‘一般性质’等具体原理，却不从精确地分析俄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的具体材料中得出这个‘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的结论。——难道这不是捏造吗？难道这不是公然嘲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吗？”（Predislovie k russkomu perevodu brošjury: " K. Kautski, Dvižuščije sily i perspektivy russkoj revoljucii", sv. 11, str. 372. [参见列宁：《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译者注]）
俄国开启了现代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即过渡到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总的趋势是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实现的：资产阶级不仅置身于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已经面临着强大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而这就是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的根本不同点，这一特点对将来任何一个类似的情况都会是适用的。列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对这种资产阶级的性质不抱任何幻想，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却对历史的顺序得出了形式主义的结论，并把革命完全让给已经显然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与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和奥地利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的情况如出一辙，而这同一个考茨基在此以前还是知道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一定的历史现象的。
列宁在分析和评价历史发展和十分具体的情况时充分发挥了的非凡的辩证思想，在革命的进程中提供了真正精辟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一书中举出这样一段话作为例子：“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是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1]
[1]V. I. Lenin, Dve taktiki social-demokratii v demokratičeskoj revoljucii, sv. 9, str. 39-40.（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2页。——译者注）
1905年的俄国革命还使列宁能更透彻地去说明无产阶级的策略。在这种革命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彻底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克服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然后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并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此外，列宁把在革命中产生的苏维埃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基础。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说明了怎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观来解释一定的历史情况，从而制定革命力量的一定的策略。而这对于现代历史来说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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