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革命的第一阶段（1941一1945)

5-02.htm 第二章革命的第一阶段（1941一194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时期以及决定性的阶级搏斗的到来，比可能预想到的要快得多。到1941年年中，欧洲几乎全部处于法西斯的占领之下。1914年，第二国际曾面临一次生死攸关的挑战——帝国主义战争。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第三国际内的各国党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的形势是新的、特殊的，这种形势也就应当特殊地加以解决。但是，第三国际斯大林的领导在估计新战争方面优柔寡断，对当时的主要危险认识不清，第三国际的领导官僚主义地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一切权宜行动，不理解如果不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解决具体的民族矛盾和问题就谈不上国际主义，斯大林妄想解决一切理论之谜并把自己的教条主义决定强加于一系列的运动和民族，——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各国共产党的混乱和束手无策，以致整个欧洲，除了南斯拉夫之外，没有一个党能够积极地应付这种新的特殊的形势。
　　实际上，不仅应该成为彻底的列宁主义者，而且应该达到列宁的天才的革命创造水平，从而得以实现迅速的、刻不容缓的和根本的转变，指导革命力量从一条道路走上另一条道路，并为革命力量创造出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现实和富有成果的活动可能性。
　　南斯拉夫有它许多内在的特点，其中某些特点我们已提到过。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整个欧洲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占领的现实以及法西斯为反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民主力量，而稍后则为反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力量而发动了战争。而这些情况完全不同于1917年俄国的情况或者1927年中国的情况。
　　对于马克思主义问题来说，在理论上并且在实践上解决每一个国家当时的这种情况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早在1941年4月10日（即法西斯刚开始占领时）以主要的革命战略家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准备起义，而稍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6月22日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起义，6月27日组成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所有这些都是战略性的决策，在当时还看不出这些决策对于我国以及对整个国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后果。^[1]
　　当时的基本问题当然是民族解放问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这一问题是解决当时形势的关键，因此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提出来了。在整个斗争期间，民族解放问题一直是最基本的问题。早在1941年8月，铁托就曾对这个问题做过如下的说明：“第一，南斯拉夫各地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伏伊伏丁那、桑贾克和达尔马提亚）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主要目的是：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从占领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并同帮助占领者压迫和屠杀我国人民的内奸做斗争。
　　第二，我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最大敌人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在我国各地肆虐的其他一切法西斯帮凶。因此，一切爱国者的神圣职责就是亳不留情地进行斗争，直到这群法西斯匪帮被彻底消灭为止。
　　第三，游击队之所以称为人民解放游击队，就是因为它不是任何政党和派别的战斗组织（具体地说也不是共产党的战斗组织，虽然共产党人是站在斗争的前列的），而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战斗队。凡是能够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爱国者都应加入这一队伍，不问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
　　第四，在我国各族人民反对敌人的全面斗争中，游击队肩负着多方面的任务。他们必须摧毁为法西斯征服者效劳的一切设施：铁路、桥梁、工厂、工场、弹药库和武器库。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制止占领者抢走农民的粮食、牲口和其他食品。应当用武力从占领者手中夺回征用的粮食、牲口和其他食品，并把它们分给人民，而留下必要的数量供游击队用。游击队必须阻挠征收税赋，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是为占领者进行征服战和进一步压迫我国人民效劳的。
　　第五，游击队必须手执武器，保卫居民点、城市和农村不受法西斯的蹂躏。游击队必须保护人民的财产不受占领者抢劫。
　　第六，游击队必须处处消灭法西斯的队伍，特别是军官和盖世太保、黑衫党等等。同样，应当无情地消灭他们的南斯拉夫代理人、形形色色的人民的叛徒和内奸，他们把大批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交到法西斯刽子手的手中，充当占领者的忠实走狗，对我国人民实行恐怖。
　　第七，游击队必须不倦地发展人民的抵抗运动，举行人民起义，作为斗争的核心，领导这些起义。游击斗争迄今的经验表明，全民起义的问题未被重视，因此有必要火速消除这一缺点，因为不然的话，游击队可能脱离群众，而群众是准备为正义的事业奋斗的。
　　第八，游击队的政治路线必须是：由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组成人民解放反法西斯阵线，而不问其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差别如何。”^[2]
　　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和对革命斗争所进行的独特的指导，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革命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而且从它们以后的结果和影响来看，还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今天在南斯拉夫具有一些特点。
　　这是一个天才的决定，是我国革命的主要战略家——约·布·铁托的丰富经验、坚定意志和革命敏锐性的产物。由于这个文件以及后来在1948年所持的立场，还由于开创了迄今从未实现过的社会主义进程，铁托成了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人物之一。这个决定不仅发挥了共产党人的积极性（他们勇于牺牲自己并在被占领的城市里的残酷斗争中成批遇难），而且也发挥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向他们指出了明确的前途。同时，这个决定也使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妄想充当所谓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的任何企图都不能得逞，并迫使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立即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同占领者相勾结，反对人民解放斗争和共产党人。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懂得，广泛的人民阵线是胜利的根本保证，他们自觉地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阵线，然而，由于种种情况凑合的结果，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还是成了这样的唯一组织，它的全体党员和领导都投身于斗争，从而成为整个人民解放斗争公认的领袖和基本的活动力量。
　　与此相适应，在人民解放斗争范围内，还展开了一个逐渐改变当时的旧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结构的过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前途既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旧南斯拉夫，因为它不能解决一系列内部矛盾和问题，它最后听任占领者任意宰割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更不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南斯拉夫。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宣告要摧毁旧政权和建立以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形式的新政权。这一点早在爱·卡德尔（Edvard Kardalj，1910-1979）于1941年10月写的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是人民政权的临时代表一文在理论上得到了反映。卡德尔在文章中说：“在由于人民起义的胜利发展而业已驱逐占领者的地区内，现在正在建立从人民中间直接地和自由地选出的新的政权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3]
　　在进一步的阐述中，卡德尔明确地指出，之所以不能保留旧的区政府和宪兵队，是因为这些都是旧的政权机构，对于解放区的安全以及对于动员人民同占领者做斗争，它们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卡德尔强调指出，同样，“今天，人民解放委员会还不是到处都具有政权代表者的性质，但是它们必须具备这样的性质。它们今天事实上是政权的代表者，诚然，是临时的代表者。因为，它们的职责是行使这一职能，以利于人民解放斗争，直到我们获得解放，直到把占领者驱逐出我国从而能够转而从事组织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的那一天止”^[4]。
　　卡德尔在列举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时着重指出，人民到处自发地怀着激情欢迎它们，因为人民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权力和自己求解放的武器。卡德尔还强调指出，这些委员会“不是任何一个党或专门组织的机关，今天，站在同占领者做斗争的立场上的所有的政治集团、组织和人士都应有代表参加其中”^[5]。
　　事态的整个发展还在斗争进行的过程中就达到了顶峰：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南人解委会）第二次会议于1943年11月29日就在法律上使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合法化了，南人解委会同全国委员会一起组成了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从而宣告了新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诞生，因为这个国家是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为首的。^[6]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以欧洲前所未见的方式，以人民解放斗争的形式并通过这样的斗争，解决了根本任务，体现了历史发展现阶段的基本规律性，即摒弃和克服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不言而喻，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只不过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的任务——确保人民民主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新政权和建立新的国家机构，这种国家机构意味着根本消灭旧的国家机构，同时也是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保卫业已取得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作为这次人民革命的第一批战斗者和领导者，深得本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这尤其表现在广泛地设计和建立起来的人民阵线上。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人民政治组织，离开了它，就不能设想解放斗争会具有如此广泛的基础，同时也不能设想后来人民会如此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恢复和建设。^[7]
　　斯大林的最高机构对于我们这种事态发展中的许多情况（例如，建立无产者旅和组成国家的管理机构，等等）是不赞同的，而在解放后，由于这场革命不同于俄国的革命，他们又根本不懂得我们这个新型的人民民主国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官僚主义的自命不凡的态度不可能承认那些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和计划进行的事情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在不屈从于他们的一切指示和他们要支配一切新的社会主义进程的霸权主义愿望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8]
　　当时还不清楚的许多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整个这一革命实践和悲剧，南斯拉夫历史现实和革命主体的革命变革，过去和现在都必然改变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观点、心理、智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可以说，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是持续的斗争，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这场斗争产生于不发达的环境，是在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同斯大林的心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艺术、哲学、自由、批评、民主等等的看法的斗争。
　　在这一意义上，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中，1941年是他们至关重要的一年。实际冲突开始于1941年（当时还有许多旧观点和成见），且不说对当时革命进程的深刻程度和历史范围的认识如何。如若没有实现革命，我们的革命意识没有发生变化和得到发展，如若没有造就独立的革命主体，对在这一革命时期令人惊叹地表现出来的自身的创造力缺乏自信心，就绝不可能在1948年做出生命攸关的、历史性的伟大决策。

^[1] 我们要指出，南共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它不顾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对法西斯侵略的回答是号召自己的党员和其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捍卫国土，给予尽可能持久的抵抗并把武器保存起来。根据1941年4月10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建立了由铁托主持的军事委员会。南斯拉夫于1941年4月17日就签署了投降书。此后，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地区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分子所瓜分，而在另一部分地区则建立了完全依赖于轴心国的法西斯政权。南共在1941年5月1日的告人民书中以及在1941年5月初举行的会议上，都强调指出，党将组织和领导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并且指出，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是它的首要任务。这次会议还指出，党应当致力于团结所有的爱国志士，而不论政治、信仰或者民族的差异如何，致力于结成斗争的统一战线。开始武装斗争的最终决定是在1941年7月4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

^[2] 约·布·铁托:《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Zadatak Narodnooslobodilačkih partizanskih odreda），《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第1卷，第1-2页。其他各点（一直到第16点）谈的是游击队的其他任务和策略，等等。

^[3] E.Kardelj, 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 Put nove Jugoslavije, Beograd-Zagreb 1946, str. 234.

^[4] E.Kardelj, 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 Put nove Jugoslavije, Beograd-Zagreb 1946, str. 235.

^[5] E.Kardelj, 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 Put nove Jugoslavije, Beograd-Zagreb 1946, str. 236.几年以后，莫沙·皮雅杰（1890-1957）写道（当时他已同斯大林的官僚展开了尖锐的论战）：从中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从一开始起就明确地认识到，为了保证人民斗争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粉粹旧的国家政权机关，并代之以新的人民政权机关。在被占领的欧洲，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有力量这么做”。（M. Pijade, O tridesetgodišnjici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 Beograd 1949, str. 15）

^[6] 南人解委会第二次会议被视为南斯拉夫最高人民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会上选出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成了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最高人民政权机关。会议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决定剥夺在国外的南斯拉夫政府所享有的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权利并禁止彼得二世国王回国。会议同样还通过了如下决议，关于按照联邦原则建设南斯拉夫；关于赞扬和感谢人民解放军；关于实行南斯拉夫元帅称号；关于批准南人解委会执行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命令和声明。

^[7] 为了认淸武装斗争的形势，我们要指出，1941年底，游击队里就有大约8万名战士。无产者第一旅是1941年12月22日组成的。1942年和1943年又组建了一些旅、师和军，因此，1943年底，人民解放运动大约有30万名战士和很大的解放区。战争结束时，已经组编成集团军的游击队，大约有80万名战士。在人民解放斗争中，牺牲的战士和领导人超过了30万人，受伤的约有45万人。在这场斗争中，南共牺牲了大约5万名党员和它的3/4的战前的干部。经过战争，党大约有14万名党员，在战斗中以及在集中营里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总数大约为170万人，即每9名公民中有一人牺牲。为了了解这些事件，除上述书籍外，另请参见下列文献：Oslobodilački rat naroda Jugoslavije 1941-1945, I-II, Beograd 1957-1959; Vladimir Dedijer, Dnevnik I-III(1945-1950); Rodoljub Čolaković, Zapisi iz oslobodiačkog rata I-V (1946-1955)。

^[8] 铁托1946年在《新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和革命改造的特殊性何在》（U čemu je specifičnost oslobodilačke borbe i revolucionarnog preobražaja nove Jugoslavije）一文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不过，安·日丹诺夫在其众所周知的论1947年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在谈到人民民主国家时，把它们说成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某种东西，他说：“同时也就奠定了全民国家所有制的基础，建立新型的国家，即人民共和国，这里政权属于人民，大工业、运输机关和银行属于国家，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各劳动阶级联盟是主导的力量。于是，这些国家中的人民不仅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榨，而且已在奠定着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A. Ždanov, O medunarodnoj situaciji, Beograd-Zagreb 1947, str. 6）
　　因此，在就这些问题而产生的争论中，卡德尔还在当时就不得不强调指出：“鉴于我们的革命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条件下开始发展的，这场革命在它的每一阶段具有人民民主的形式，但是就其阶级力量和这些力量的内部关系来看，这场革命实际上只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除了解决了政权问题本身外——主要只是解决了一些一般的民主任务，而只是在战争结束阶段和战后不久，才开始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基本的问题是政权的性质和革命的力量的内部关系，而不是革命变革的速度本身。因为速度要取决于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革命领导力量的策略手段。所以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人民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形式，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在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条件下产生和开始发展的。”（E. Kardelj, O narodnoj demokratiji u Jugoslaviji, “Komunist” br. 4/1949, str.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