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革命以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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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革命

第一章革命以前的时期

　　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20世纪初还在进行反对土耳其落后的封建主义和奥匈帝国属于时代错误的制度的解放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国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南斯拉夫几乎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占人口的75%以上，并处于由此而来的落后状态。只有看到这一切，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组织所做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就。这个组织利用了国内外的对抗关系和形势，通过一次革命高潮，不仅使本国升入自由民族之列，而且通过自觉地改变社会结构，使本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1]
　　虽然使南斯拉夫变成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个过程，还需要一番新的努力，还需要经过一段发展，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南斯拉夫就没有自己的长期历史。实际上，早在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已经随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了，并且经历了革命运动本身在不发达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必然经历的各个阶段。由于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的落后环境里，资产阶级很晚才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必然要遇到在欧洲比较发达的土地上发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仅已经预告了资本与劳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且把这场斗争提到战场上来。
　　虽然南斯拉夫各地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但是，这些过程以及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必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所影响并起一定的作用。而这就意味着，除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还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2]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里还是一种不常见的而且不够发展的思想，但是它首先是通过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Svetozar Marković，1846-1875）特别是在解放了的塞尔维亚开拓道路的。
　　斯·马尔科维奇^[3]是塞尔维亚政治史和文化史上最伟大和最光辉的人物之一。由于他为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而斗争，因此他标志着塞尔维亚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转折点。但是在他的著作和活动中，一般地说，还没有完全摆脱空想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除了他以外，在这一时期还必须指出一位主张社会主义的值得注意的人物瓦萨·佩拉吉奇（Vasa Pelagić），而稍后还有腊多万·德拉戈维奇（Radovan Dragović）、米塔·策尼奇（Mita Cenić）、迪米特里·图措维奇（Dimitri Tucović）和杜山·波波维奇（Dušan Popović），他们都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这个党最革命和最有才干的领袖，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通过他们在我国才变得越来越出名的。在克罗地亚，最出名的社会主义者当时有伊万·安策尔（Ivan Ancel）和维托米尔·科拉奇（Vitomir Korać），而在斯洛文尼亚则有弗朗策·热列兹尼卡尔（France Železnikar）和埃特宾·克里斯坦（Etbin Kristan）。
　　资本主义发展的日益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劳动阶层的艰难的生活条件以及国家在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霸权统治下统一起来之后的一系列问题（民族问题，农民问题，一般劳动阶层的生活问题和民主自由问题，等等）得不到解决，以及对战后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发生的革命事件的活跃反应——所有这一切都‘致了各地社会党的统一（1919年4月）和“南斯拉夫社会工党（共产党人）”的建立，并在1920年的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上完成了这个统一过程和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的过程。从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经历了各种阶段，仍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斗争的理论基础和有赖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才能够存在的一种世界观和社会观。
　　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斗争恰恰碰到了一系列重大的障碍和困难。新诞生的国家从创立之初起，就充满一系列的对抗。主要由于落后的农民经济，细小而分散的农村庄园，大量的土地掌握在一小撮地主手里，由于在外国资本（起先是法国和英国的资本，而以后越来越是德国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下经济很不发达，国家成了进行各种经济投机活动和金融投机活动的理想之地，这些投机活动一直伴随着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政策，直到它破产。因此，两派势力立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派是以君主制度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另一派特别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倾向，使得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以民族斗争为幌子，掩盖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
　　在这些矛盾中发展着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些矛盾在南斯拉夫劳动群众的发展、要求和斗争中又有共同的矛盾，因为南斯拉夫劳动群众，除了民族问题之外，还日益尖锐地把其他的政治和社会要求，如民主化、解决艰难的经济地位、解决工会问题和解决土地问题等等要求提上了日程。对于这些要求以及对于共产党人在制宪议会选举中的显著胜利，资产阶级的答复是颁布非常法（1920年的公告和1921年的保卫国家法），从而禁止共产党并废除全体共产党议员的当选证书。
　　只有从这些情况中才能了解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主要革命组织——南斯拉夫共产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全处于非法状态，受到残酷的迫害，并在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常有许多最优秀的干部牺牲。迫害是残酷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党在这样的环境里，必须把严密的地下活动和合法的斗争形式尽量妥善地结合起来，因为党的最优秀的干部，当时只能辗转过着非法的政治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也常常为多年的监禁和劳役所中断。我们今天可以提到的所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即这场革命斗争的主角和这场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主要代表者，以及多数今天仍然处于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经受了所有这些严重的考验、迫害和监禁，等等。
　　在这个时期，党内的派别斗争也使得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尤其是在1929年1月君主主义专政以后，党内的派别斗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在30年代初，党的队伍终于开始逐渐巩固起来，虽然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已经开始产生消极影响，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政策的工具。^[4]在这一发展过程中，1937年无疑是一个转折性的年头。这一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担任了党的书记，并且在国内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党的新的领导在极短时期内便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使党在当时日益临近的我国历史的决定性时期里胜任最艰巨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上与代表它的力量具有同样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当代社会革命力量在思想上的最高表现，在南斯拉夫很难突破严格的书刊检查和政治迫害，而它的代表者没有任何方便条件，可以在地下斗争的尖锐冲突中静下心来建设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单是向南斯拉夫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仅要准备全部出版物可能遭到没收，而且还要准备经受多年蹲监狱的痛苦。^[5]
　　由此可见，形势无论如何是不利于思想理论工作，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原理的建设的。当时的形势是直接准备革命，迅速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进攻并防止他们的袭击，为影响可能有助于革命高涨的一切力量的觉悟而斗争。
　　在一个文化活动还没有欧洲那样广泛和发达的国家里，在一个理论思想基本上带有模仿性质，而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必须针对克服和解决最严重的，有时关系到党组织本身的存在的政治和组织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也始终是一种指南针，它不仅给革命力量指出了现代发展的总趋势，而且使革命力量能够从常常是错综复杂和几乎毫无指望的形势中正确地找到出路。
　　这种发展情况的另一个特点是，南斯拉夫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一起站在斗争的行列里的，或者至少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的熏陶的。早在20年代初期，就有一部阐述辩证法的著作问世^[6]，而在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方面出类拔萃的有:菲力浦·菲力波维奇（Filip Filipović）、奥格年·普里察（Ognjen Prica）、西马·马尔科维奇（Sima Marković）、维塞林·马斯列沙（Veselin Masleša）、博日达尔·阿季亚（Božidar Adžija）、奥托卡尔·克尔绍万尼（Otokar Keršovani）、萨费特·克鲁皮奇（Safet Krupić）、D.内德利科维奇（D. Nedeljković）、M.什纳伊德尔（M. Šnajder）等人。^[7]
　　在其他的文化工作着、作家、批评家等等中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样也有自己重要的代表者。可是，在上面提到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困难情况下，革命的思想往往要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和刊物才能比较容易地传达给读者，因此，正是某些文学家和政论家对当时的几代人起了强有力的进步影响。他们中间首先要推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日阿（Miroslav Krleža）所创造的强有力的艺术形象，他以自己全面的文学活动和政论作品写下了我国进步思想的重要的一章，其次是莫·皮雅杰（M. Pijade）、阿·策萨雷茨（A. Cesarec）、罗·乔拉科维奇（R. Čolaković）、约·波波维奇（J. Popović）、斯·加洛加日阿（S. Galogaža）、乔·约万诺维奇（D. Jovanović）、普·比哈里-梅林（P. Bihalji-Merin）、马·里斯提奇（M. Ristić）、布·克雷夫特（B. Kreft）、韦·格利戈里奇（V. Gligorić）、米·波格丹诺维奇（MJ. Bogdanović）、哈·基基奇（H. Kikić）、克·拉津（K. Racin）、伊·格腊霍尔（I. Grabor）以及其他许多人。
　　他们全都曾经做了多次努力来出版进步刊物，他们面对巨大的困难，通过下述杂志为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阐明各种现象，首先是社会生活现象而进行了斗争，这些杂志是：《火焰》、《文坛》、《科学和生活》、《文学》、《新文学》，还有《今天》、《轴心》、《犁沟》、《艺术和批评》、《我们的实现》、《表现》、《当代》以及其他许多杂志。
　　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阐述哲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时有过尖锐的交锋。我们30年代的革命运动以之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前提受到两个重大因素的制约：第一，属于第三国际并且严守纪律地为它的存在辩护；第二，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存在及其入侵的直接危险。为了理解后来——不仅是战时的，而且也包括战后的——进程，需要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严格的地下党和干部党是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建立的，当时，列宁主义已用斯大林说法做了解释，有人又借用列宁的第三国际的威信把这样解释过的一种列宁主义强加给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伟大十月革命的这一产物的信任推动了党，当然也巩固了党的队伍，特别是在面临决定性的较量的时候。因此，党一方面受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党和意识形态、艺术、哲学等等的阐述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治上灵活的革命党。第一个因素特别反映在党的某些主要人物和集团围绕米·克尔莱日阿编辑的《烙印》杂志展开的尖锐的论战。^[8]尽管这场冲突的基本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对今后历史道路和斗争的估价，但论战在哲学和艺术方面反映得最为强烈。克尔莱日阿这批人对30年代的事件所持的某种历史性的怀疑态度和听天由命的态度，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在理论领域内，也有失误，有对违背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某些观点做不必要的辩护（例如，受实证主义影响的里希特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但是当论战和讨论转到艺术领域——在南斯拉夫文化界，克尔莱日阿肯定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那些为反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辩护的人的前景，看样子很不美妙。在艺术上挥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绝不可能在任何方面给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头脑清醒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明白，纯理性的态度和阐述不可能造就艺术家和创造出艺术。一个政治运动必须使自己的理论观念，特别是艺术立场和观念完全划一和毫无对话，这在克尔莱日阿看来绝不是合乎逻辑的。他对某些历史问题，特别是艺术问题的透彻的观察，他的批判精神，他的革命的艺术直觉和远见，对未来的进程来说是重大的批判性提示。
　　如果我们看到——而当时在这一场合是最重要的——代表斯大林主义观念的不是一个掌权的社会主义官僚，而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它还没有明确区分马克思或列宁的观念和它们的斯大林化的变种之间的差异，那么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矛盾。南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它并没有由于耽溺于理论争论而忘记自己的首要任务：革命的政治活动。南共领导的英明最清楚地表现在1941年，当时，尽管有斯大林关于革命的教条，但是，实际上等于否定斯大林精神的一个革命进程还是开始了。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情况，但是，这一斗争行动和景象本身，显然是同当时斯大林的革命观念和唯一的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念相对立的。

^[1] 战前（1941年），南共大约有1.2万名党员，同时，地下的南共青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大约有3万名团员。

^[2] 关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可参见铁托所做的《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Politički izvještaj CK KPJ，1948）和他在庆祝南共成立和活动40周年时所做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的报告（Četrdeset godina revolucionarne borbe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1959）。同样，还请参见《南共联盟简史》（Pregled istorije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Beograd 1963）。

^[3] 斯·马尔科维奇的主要著作有:《东方的塞尔维亚》（Srbija na Istoku，1872）；《巴黎公社与国际》（Pariska komuna i Internacionala，1871）；《科学和生活的现实方向》（Realni pravac u nauci i životu，1873）等。

^[4] 铁托在南共成立40周年时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共产国际几乎已经准备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正当党组织随着新的领导的确立而开始巩固的时候，却要来解散南斯拉夫的党组织。考虑到30年代后半期所发生的事件，铁托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下面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时共产国际在同其他党的关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官僚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斯大林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通过共产国际对其他党所奉行的政策，是一种毁灭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制造无气节的共产党人这样一类人的政策。当时，列宁给共产国际的工作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就开始遭到严重的歪曲。这种政策给许多党带来了巨大损失，这在法西斯侵略时期，在对这些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当时这些党应当表现出自己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同群众是有联系的，在思想上是成熟的，应当组织人民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并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斯大林的这一政策在1947年后通过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活动，再度复活了）由于斯大林的这种政策，我党丧失了大批干部，他们或者是在政治上堕落了，或者是在苏联斯大林的各次大‘清洗’时期遭到杀害。在清洗中，我党和国际革命斗争多年来所培养的百余名经过锻炼的共产党人遭了难。在他们之中，有我党几十名从前的领导人，我只想举出几个人来：菲力浦·菲力波维奇（Filip Filipović）、斯切潘·茨维伊奇（什特费克〉（Stjepan Cvijić- “Štefek”）、弗拉迪米尔·乔皮奇（Vladimir Čopić）、腊德·武约维奇（Rad Vujović）、克·霍尔瓦廷（K. Horvatin）等人。他们以及我国其他上百名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都一起死于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中。"（J. B. Tito, Četrdeset godina revolucionarne borbe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 Govori i članci, Zagreb 1960, sv. I, str. XX-XXI）

^[5] 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全部著作都是以半合法的或秘密的方式出版的，而更不用说列宁的著作或在严格的地下活动状态下出版的党的刊物了。合法地出版的有，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1933年）和第2卷（1934年）。第1卷是莫·皮雅杰（M. Pijade）和罗·乔拉科维奇（R. Čolaković）在服苦役时译的，而第2卷是莫·皮雅杰一人翻译的。还有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34年萨格勒布版）；弗·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4年萨格勒布版）；格·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35年萨格勒布版）；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5年贝尔格莱德版），等等。

^[6] V.里巴尔：《辩证法原理》（V. Ribar, Principi dijalektike, Zagreb 1922）。在该书中，作者试图把辩证法运用于生物学物种起源的问题和进化论上。里巴尔后来始终专心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

^[7] 所有这些人也都是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的翻译者和各种进步刊物的出版者。他们的主要著作有：F. Fillipović, Razvitak društva u ogledalu historijskog materijalizma(1924); F. Fillipović, Seljački pokret i agrarno pitanje u Jugoslaviji(1929); O. Prica, Suvremena filozofija i prirodne znanosti(1937); Sima Marković, Prinvip kauzalitera i moderna fizika (1935); D. Nedeljković, Ideološki sukob democratije i fašizma(1938); D. Nedeljković, Anti-Bergson(1939); D. Nedeljković, Dijalektika(Beograd 1939)。

^[8] 关于哲学问题的论战是在《科学和生活》杂志上展开的，同克尔莱日阿展开的进一步的论战是在《表现》、《青年文化》、《烙印》等杂志上进行的。克尔莱日阿以《辩证的反野蛮行动》（Dijalektički anti-barbarus）为题把整整两期《烙印》杂志（1939年12月第8期和第9 期）用于这场论战，而党的方面则于1940年把主要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了《文集》第1期（1940年萨格勒布版）。关于这场讨论的哲学方面，参见下列文献: I. Babić, Odnos filozofije i znanosti u radovima jugoslavenskih marksista 1931-1941, “Putevi recolucije” br. 5/1965; Stanko Lasić, Sukob na Književnoj ljevici 1928-1952, Zagreb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