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美国和古巴
一、英国
从上面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多数欧洲国家的命运的特殊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法西斯主义在一个历史时期使工人运动，从而也使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比较自由地得到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特 点是自由的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完全消失。非斯大林化开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这些国家里得到了新的推动，而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以及赫鲁晓夫提出新的政治方针曾具有头等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进程也有其特有的盛衰，一 直到用一句话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切最终占了上风为止。
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首先是在英国和美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发展得弱得多，有其别的原因。19个世纪末以及20世纪30年代前，英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还反映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中。英国工人阶级较好的社会政治地位——20世纪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利于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争取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而他们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由于走工联主义和工团主义斗争的道路（这种斗争由于民主传统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可能），这些运动的理论家们丧失了广泛考察历史动向的可能，而局限于提出经济主义的和实际政治的主张。他们这样做是不需要马克思的艰深的辩证法的，而且，我们还要提到，英美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又与这一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还产生一些理论上的幻觉，认为在这种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运动，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的思想只适用于一定的形势，但一般不适用于这些运动。这当然也就促成了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弱点，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用到英国 和美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条件中去，以便成为本来可望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运动的领导者。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很明显，由于基本上按照俄国的样板和经验办事，这两国共产党孤立于本国工人运动的主流之外，脱离了这个主流。
英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人物是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00-1976），他早年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加过许多马克思主义杂志（《当代季刊》、《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是剑桥大学的一名教员。多布首先是由于写了有关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苏联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文章而在国际舆论界出名的。[1]
多布在各种文章以及在关于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著作中，也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2]这一著作的大部分跟多布关于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样，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多布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解释危机时首先依靠马克思的这样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结构变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趋于下降。[3]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很难能同生产率按比例地增长，这两者的冲突是表现在制度的周期性破产上的矛盾的一个因素。“同时，由于它只是一个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领域内的矛盾——作为积累结果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下降的资本赢利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构成问题的实质。”[4]
多布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参加了两次大战之间自由派社会主义学派就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展开的广泛讨论。在多布身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场讨论的影响，这场讨论基本上具有理论的和抽象的性质，他们能够用来充当自己的某些假设的依据的经验，又只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的有限的经验。因此，在多布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批评家们相反，他竭力想证明，计划经济可能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多布在分析中，主要是把计划管理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因此，他的这些分析基本上是抽象的。具体的历史发展 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也并不完全排除计划，在现在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经济同样也不排除市场。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下面这样的结论也是抽象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规律有重大区别，原因是，假设说，那些仍然不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制定统治决定的人所了解、所认识的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附属的变数，从而也作为受制于一定条件的行动和事态出现的一部分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受到控制和受制于自觉的决定的，从而也是属于问题的一定条件之列的。”[5]
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多布跟高度发达国家的其他许多理论家一样，当然也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赖以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的一般观点的那些理论假设以及本国的实际可能。然而，社会主义在不够发达的国家里的具体发展，在面临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的时候，必然会采取破坏生产和社会发展完全按计划调节这样一幅抽象图像的某些措施。
除多布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科学工作者中，我们还可以提到赫·勒维（H. Levy）、J.刘易斯（J. Lewis）、莫·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R.梅克（R. Meek）、T. B.博托莫雷（T. B. Bottomore）、E.J.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两位著名学者：J. B.哈耳达奈（J.B. Haldane）和J. D.贝尔纳（J.D.Bernal）。《新左翼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今天在英国肯定属于最活跃和最令人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之列。[6]
二、美国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和发展与此相类似。在英国，资本主义是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这个时期自己的经济和文化遗产，而北美的资本主义则是在缺乏许多这种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种发展的个别时期也有过尖锐的阶级冲突，特别是在19世纪末，当时在欧洲侨民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得到发展；虽然在这些阶级尖锐冲突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L.萨尼亚尔（L. Sanial）、L.布丁（L. Boudin）等人推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但是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和急剧发展，促使政治斗争首先导向经济的目的。从此，美国的工团主义也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工团主义如同在英国一样，一直在相当程度上对革命的和更广泛的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漠不关心。不存在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相应的理论，并不是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和内部的矛盾。恰恰相反，在整个蓬勃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仍然出现的30年代初震撼美国的危机以及朝着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生的内部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旧的资本主义关系对于大大发展了的生产力来说，是太狭窄了。[7]但是，北美资本主义的这些矛盾目前主要不是在基本阶级力量的政治冲突中来解决，也不是通过强化美国工人阶级的社会要求来解决。北美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优惠地位，几十年来没有发生战争冲突和破坏，并恰恰由于这样的局面而在世界其他地区中获利，为维持现在的生产和阶级关系制度而建立各种“排气口”（制订耗费十分巨大的征服宇宙的计划，或者反动地干预一些国家人民的求解放的愿望和斗争，如刚果、越南等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制度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幻觉，并且始终使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利益感觉迟钝。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对于本国的这种历史幻觉，对于其他种族的艰难的和非人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正当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漠不关心。然而，对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对美国人民在自己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最不体面的一场战争采取调和态度，同样只会对他们的内部矛盾的结局产生致命的影响。
这种形势无论如何都无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常影响着美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初，L.布丁（L. Boudin）出版了一本谈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书，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认为有必要将这部书翻译出版。在 这同一时期，丹尼尔·德·莱昂（1852-1914）展开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活动，他在根据马克思的原理写的一些文章中奠定了所谓的“工业工联主义”的基础，而这种“工业工联主义”成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基本主张。20世纪初，德·莱昂的某些基本主张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主张以及列宁时期为具体实现这些主张而做的尝试十分接近。德·莱昂明确地强调，推翻阶级统治意味着“推翻政治国家并用工业社会制度来替代这一个国家，在这种制度下，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并支配生产资料”[8]。德·莱昂竭力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与斗争统一起来，他认为，他的“工业工联主义”可以战胜无政府主义的废除一切行政管理的主张，也可以战胜“政客的议会痴呆症”，并开创一种建立在“民主的地方自治”基础上的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管理部门。[9]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内，保罗·A.巴兰（Paul A. Baran，1910-1964）和保罗·M.斯韦齐（Paul M. Sweezy，1910-2004）取得的成就最为重大。保·巴兰生于乌克兰，在父母家里他就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父亲在大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孟什 维克派。他曾在德国和苏联学习，1939年起到美国，1949年获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教授职位。除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许多文章外，巴兰发表了一部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著名大部头著作。[10]在这部著作中，他研究两个关键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产品以及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问题、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巴兰看来，经济剩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四种形式出现：“第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首先是在高收人者中，但也在诸如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中）；第二，社会由于存在非生产性工人而有生产性亏损；第三，由于现有生产机构组织不合理和浪费而造成生产性亏损；第四，由于存在失业而造成可以理解的亏损，而造成失业的原因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缺少有效的需求。”[11]
巴兰接着研究垄断资本的发展和政策（关于这一点，在他与保·斯韦齐共同发表的书中谈得更多），他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私有制不能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合理基础，也不能成为不发达国家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合理基础。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关于资本主义向这些国家的渗透，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后果，关于每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特殊环境，以及关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前景的研究。
保罗·斯韦齐生于美国，他因发表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著作闻名于世，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论述了马克思的基本经济观念，而且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许多经济观念。[12]此外，斯韦齐非常注意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他和巴兰合写了一部专门的著作来谈这些问题，这部著作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
斯韦齐同自己的同事巴兰在这部著作中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在他们看来，这一阶段与以往的竞争阶段在许多方面有区别。现阶段的基础不是私人企业主和竞争，而是大公司和垄断。公司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们是由经理管理的，经理们组成执行机构，他们同时又是董事会成员。主要的决定和权力掌握在经理们手中，他们自己维持自己，靠自己的资金实现再生产，几乎不必对其他股东负什么责任。每一个这样的公司都企求在财务上完全独立。[13]
这两位作者接着认为，就其管理方式及其对企业界的关系而言，以及就企业的合理化而言，这些公司同旧的企业有质的不同。首先是这些公司有计划地逃避风险，又允许企业界的其他成员生存。[14]然而，在他们看来，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及使它区别于旧企业的是，“创造剩余”的规律以及根据整个制度的发展使这一剩余绝对和相对地增长的趋势。“这一规律立即要求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势性下降规律做对比，而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去分析这一规律的各种变种，我们可以说，所有那些变种都是一种竞争制度的前提。当我们用关于不断增加的剩余的规律来替代关于日益下降的利润率的规律时，我们并不抛弃，也不修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神圣的立场，因为我们只不过考虑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自从提出这一立场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竞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替代中也有其理论表现。”[15]
这两位作者在序言中就强调指出，他们的这一著作主要探讨一个基本问题：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生产和吸收。而这种吸收通常是通过消费，或者通过投资或浪费进行的。[16]作者在对这些进程进行分析时，得出结论认为，在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中，存在着使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的制度。这一制度追求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剩余，而又不能创造为吸收增长的剩余和使制度不受阻碍地运转所必要的消费和投资可能性。由于不能自行吸 收的剩余不能自行生产，因此，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17]
由于这些原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吸收在科学和工艺规程迅猛发展基础上创造的剩余方面出现的困难。他们专门用了好几章来探讨公司以及国家为实现这种吸收而奉行的各种政策。作者特别强调指出不合理和昂贵的市场宣传、政府的民用开支，为了保持世界的现状和遏制当代人类的解放愿望而拨出的巨额军费。[18]
制度的这些矛盾性和不合理性必然反映在今天成了国际性的阶级矛盾中。作者得出了与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得出的相似的结论：美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构成美国工人阶级的少数）基本上已同现有制度融为一体，并享受着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在国际范围内，革命的主动性转移到正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不发达国家中贫困化的群众身上。[19]至于美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回答——工业无产阶级最终必然会举行革命来反对自己的资本主义压迫者——听起来不再是可信的。产业工人是美国工人阶级中微不足道的少数，而他们在基础材料工业中的有组织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已作为消费者和意识形态已得到校正的社会一员而与制度一体化了。他们已经不像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那样，是制度的特铢的牺牲品了，尽管他们跟制度的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一起受制度的自发性和不合理性之害，其受害程度比一些阶级和阶层重些，比另一些阶级和阶层又轻些。
当然，制度有其专门的牺牲品。他们是失业者和无法就业者，到处流浪的农业工人，大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流浪儿童，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一句话，是那些‘局外人’，他们由于自己的购买力有限，不可能去求得消费的满足”[20]。
但是，作者认为，这些集团过于不纯，不可能作为一支统一的和团结的力量出现。由此得出结论：在当前时期不存在一支能够从内部使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发生严重问题的唯一力量。然而，垄断资本主义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对它的未来只做内部的界限、规律和趋势的探讨是 不够的。美利坚合众国统治着和剥削着几乎所有所谓的自由世界国家，因而遇到强大的抵抗。抵抗的最高形式是进行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革命战争。巴兰和斯韦齐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有过多次的革命战争：越南、中国、朝鲜、古巴和阿尔及利亚。这些战争和胜利，同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解决自己问题的切身体验一起，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播下了种子。正因为如此，“世界革命不只是一种动听的空谈：这一措辞反映了现实，肯定将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占主导地位的特点”[21]。
巴兰和斯韦齐的著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规律性、矛盾和趋势进行探索的一个独创性的尝试。他们的分析不是无所不包的，这是作者自己也强调的，而某些最重要的结果和观点起码会引起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对提出的问题做出富有论据的解决的努力。某些马 克思主义者，如莫·多布或者J. M.基尔曼（J. M. Gillman），对于作者所提出的观念表示激烈的反对，他们不得不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转以及这种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出似乎更有利的解释，来与这种观念相抗衡。[22]
然而，有一点必定是毫无争议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发达的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的反应要猛烈得多，其觉悟和行动绝不至于走到这种地步：把这一制度经济上的福利看成是解决自己的生存的历史性办法。
在30年代比较出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有悉尼·胡克（Sidney Hook），他的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然而，他后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方法的一部篇幅较小而又不充分的著作证明了这一点。[23]在战后时期，除了已经提到的人以外，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已经提到过的赫·马尔库塞和埃·弗洛姆。在美国作者中应当提到霍·塞尔森（H. Selsam）、约·桑默维勒（J. Somerville）、J. M.基尔曼、D.斯特鲁尼克（D. Strunik）、H.威尔斯（H. Wells）、巴.丹汉姆（B. Dunham）、K.沃尔弗（K. Wolff）、M.比恩鲍姆（M. Birnbaum）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Marxist Studies）的活动，该所在H.阿普特克尔（H. Aptheker）、F.斯·科恩（R. S. Cohen）的领导下，展开了广泛的出版和理论活动。[24]
然而，马克思的思想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尽管美国公众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多数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和现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著名的社会学家T.维布伦（T. Veblen），到社会科学领域内当代的一些研究家，诸如W.米尔斯（W. Mills）、D.里斯曼（D. Riesman），或者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约·熊彼特（J. Schumpeter）。[25]
三、古巴
如果我们不能说两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实现马克思的思想和梦想，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古巴在这么做，不过，古巴是开始以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这么做的。总的来说，在谈到拉丁美洲的时候，欧洲的准绳，像不适用于亚洲的现实一样，也不适用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古巴的特点首先是若干世纪以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同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民族解放战争的经验以及与一个日益强大的、最终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邻，这个国家在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越来越多地使自己的资本渗透进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大地主、资本家和军阀依附于自己。因此，我们在20世纪就看到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有力，但同时又存在大庄园主，存在大批贫困的无地农民。尽管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土地问题以及摆脱对北美的经济依附和摆脱北美的剥削，仍然是两项首要任务。[26]
从19世纪末，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从而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时，阿根廷的许多社会主义联盟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从中产生了阿根廷社会党。该党有自己的理论家J. B.胡斯托（Juán B. Justo），他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达尔文、斯宾塞和马克思主张的基础上。在智利，在L. E.雷卡瓦伦（L. E. Recabarren）的领导下，社会党加入了第三国际，而秘鲁产生了两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ictor Raul Haya de la Torre）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1895-1930）。维·劳·阿亚是人民党的奠基人，最终采取了改良主义和因循守旧的态度，而何·卡·马里亚特吉却成了拉丁美洲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8年成了秘鲁社会党（两年以后，改名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不仅接受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而且把它运用于秘鲁的特殊情况，他得出结论认为，考虑到个体农民在封建大庄园的落后反动的结构中的地位，这一农民阶层是有可能进行反帝革命，因而也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
由于上面谈到的拉丁美洲特殊和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情况，出现了关于拉丁美洲各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各种看法。有人认为，主要的矛盾是工业的发展和落后的农业结构之间的矛盾。有人又认为，主要矛盾表现在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关系上。而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主要矛盾是外国（首先是北美的）垄断资本、地主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本国资本家同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矛盾。
如果我们除此之外还考虑到古巴的事件——那里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力量是游击运动，那么，应当着重指出，拉丁美洲在这方面也具有杰出的传统和重要的经验。只消指出20世纪初的革命中的墨西哥游击战或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30年代初，尼加拉瓜在传奇 般的奧古斯托·桑迪诺（Augusto Sandino）领导下，依靠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援助，同美国军队进行的成功的游击战，就够了。同样，古巴也具有进行地下的、游击式的和公开的斗争的杰力传统：先是反对西班牙当局，特别是19世纪末在何塞·马蒂（José Marti）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后来是反对美国的渗透和对美国垄断资本的依附的斗争（40年代的E.切瓦斯〔E. Chibás〕运动〉。所有这一切向我们指明，卡斯特罗（F. Castro）考虑到了一种革命的可能性，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在此以前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是成功地经受了考验的。
古巴的不同寻常的革命现象，像20世纪其他许多革命现象——俄国、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等等的革命现象一样，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和对历史的解释必须有两个因素作为自己的基础：第一，对于采取历史性行动来说，最具决定性的，但也是最困难的，是对采取这一革命的历史性行动的现实的和最佳的可能性做出估计；第二，人在不断选择他认为最能解决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矛盾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的规律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发起的，也不是共产党发起的。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及其战友受到何·马蒂和E.切瓦斯这两位古巴进步思想家以及一些革命进程——我们提到过其中的一些——的鼓舞。但是，古巴的革命也表明，当代解放运动，由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在与自己迄今的殖民者或剥削者的冲突中开展的，它们如果想实现鼓舞着它们的主要的人道目标，就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卡斯特罗要把古巴从富·巴蒂斯塔（F. Batista）这个独裁者和美国资本的傀儡手中解放出来，这在开始时似乎是不现实的和不可能的。[27]卡斯特罗早在1953年就首次尝试强行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但是没有成功。自那时起，他的革命运动就以1953年7月26日作为开创日。第二次尝试是在1956年，他带领80名追随者在古巴岛登陆，在最初的日子里就只余下12人仍是自由和在进行斗争的。1959年1月1日，古巴全境终于解放。这12位革命者所开始的游击战，他们从事游击战的策略、决心和坚定的态度以及在同大垄断资本，首先是北美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发生冲突后又进一步把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起没有先例的历史性事件。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其他革命者解救古巴人民，特别是古巴农民的苦难的革命坚定态度，立即遭到国内外资本的猛烈反抗。对于土地改革和建立合作社，美国垄断资本的回答是抵制，最后是封锁。如果想拯救革命和巩固已经争取到的成果，就不能停止在资产阶级民 主阶段。美国帝国主义决意维护自己的阵地，这使革命要么投降，要 217么发展到进一步、更加彻底的阶段。而这是需要有异常的勇气、自信心、人民的信任、革命的想象力，需要摆脱公式主义和教条的。而这些正是菲·卡斯特罗及其战友在很大程度上所具备的特点。因此，60年代古巴的发展的特点是做了特殊的努力，根据古巴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特殊情况来克服古巴旧的剥削者结构。从60年代初起，古巴的革命者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样，古巴革命就提出了，特别是给拉丁美洲提出了几个供讨论的主要问题，这同时又导致了与一些共产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发生尖锐的争论。
尽管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方面并不坚持一些固定的看法，因为他们在革命开始时还没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是试图把自己的道路理解成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几乎是必然要经历的道路。埃·切·格瓦拉（E. Che Guevara）认为，胜利的革命战争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从古巴革命的经验中，可以为拉丁美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引出三个重要的教训：1. 人民的力量在战争中可以战胜一支正规军队；2. 未必总是要等待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进行革命，起义领导可以去创造这样的条件；3. 拉丁美洲大陆不发达国家的武装斗争必须主要在农业地区进行。”[28]
诚然，古巴革命的领袖们并没有搞绝对化，并没有认为游击战是拉丁美洲国家唯一的革命道路，但是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他们认为，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只要出现游击战的尝试就应立即给予援助。他们甚至认为，游击战是人民的和群众的斗争，认为几乎对于他们的大陆的所有国家来说，游击战都要放在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的前面。卡斯特罗有句名言，他说“安第斯山脉应该成为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菲·卡斯特罗的讲话中的许多地方以及切·格瓦拉的许多文章都是谈这个问题的。他们提出的基本论据是：这些国家的军队是压迫者的军队，必须加以粉碎；拉丁美洲农民总的处境是爆炸性的，他们反对封建结构的斗争越来越具爆炸性而遭到国内外联合起来的资本的武装抵抗；最后，这一斗争的性质是全大陆性的，也就是说，不能设想这场斗争将只是作为内部社会力量的斗争展开的，而应看到这将是所有人民的力量和所有镇压的力量之间的一场生死之争。[29]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系统地陈述了这些看法。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一种不能像军人般简要精确地表达的政策不可能被认为是革命的。德布雷在总结古巴的经验时认为，在这场革命中出现了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新东西的现象。例如，德布雷阐述了卡斯特 罗的思想：对革命而言，先锋队的存在是必需的，但是，“这一先锋队不一定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那些想进行革命的人们也有权利和义务独立于这些政党而把自己组织成为先锋队”[30]。
德布雷认为，拉丁美洲的革命及其先驱古巴革命对国际革命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机构是不能脱离军事机构的，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组织是人民军队，它的核心是游击队军队。先锋党可以以游击队中心的特殊形式存在。游击队是成长中的党”[31]。
建立武装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这一观念肯定主宰着他们的看法，这种看法后来最激进地表现在格瓦拉的下面这个口号上：让我们造出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除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斗争有比较发达的民主条件的某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例如，乌拉圭或者智利）之外，对于几乎其他一切存在着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来说，古巴革命者认为，最有效和几乎唯一可能的道路是建立得到人民支持的游击队，游击队同时也将是新的革命党的萌芽和核心，而不是相反。德布雷认为，对于当代的条件来说，“人民军队将是党的核心，而不是相反。游击队是核心中的政治先锋队，真正的党只能从它的发展中才能诞生。因此，要发展政治先锋队，就应当发展游击队。因此，在今天的环境下，主要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游击战上，而不是放在巩固现有的党或者建立新党上。因此，武装起义的工作今天是第一号政治工作”[32]。
抱有这样一些想法的古巴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发生了冲突，这是显而易见的，后者基本上仍然坚持首先是工人阶级从事非法或合法斗争的传统观念，而在这个大陆的某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从人数上说已经超过了农民。[33]古巴的论点，特别是在强调武力和农民是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时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农（F. Fanon）关于第三世界以及第三世界摆脱殖民主义的论点是吻合的。今天，几乎已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这些思想家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最尖锐的谴责是完全有道理的。法农正确地指出，殖民主义绝不是什么“思想机器”，也不是“理智力量”，而是“自然状态”的武力，这种武力只能用更强大的武力才能加以消除。法农明确地写道，“在多数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中，农民一贯被忽视。虽然在殖民地国家中显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农民没有什么可以丧失，而只会得到一切。农民丧失了社会地位，忍饥挨饿，遭受掠夺，从而能最迅速地发现，只有使用武力才是合算的”[34]。
古巴的革命者跟法农一样，可以以古巴、阿尔及利亚或者越南为例，说这些都明显地证明了他们的观点。然而，必须同样指出，各国的情况不是一样的。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社会党和共产党为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进行民主的、公开的和合法的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在一些国家里，也存在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十分强大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但是，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情况跟法农或卡斯特罗的说法和分析是一模一样的。大批受剥削的、落后贫穷的农民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压榨，而且不能跟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剥削第三世界而兴旺起来的那些国家的越来越迅猛的发展的步调。如果帝国主义继续奉行自己的政策，这个第三世界很可能将从卡斯特罗、法农或者胡志明的革命主张中看到多多少少是人的生存的前景。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尽管这种解放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牺牲，对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来说，以及对于仍然始终是落后的意识的发展和变化来说，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公开的革命冲突是第三世界被剥夺了权利和受凌辱的群众历史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应当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切·格瓦拉决定。他的奋不顾身和牺牲只是这个被剥夺了权利的世界求解放的光辉时刻之一，因此他将永远被铭记在所有把自由看成是人的生存的同义词的人心中。
从更广的历史前景来看，切·格瓦拉试图在玻利维亚组织游击队而当时又没有成功，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问题是，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现在的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就是这样）或者在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里，它们求解放的革命道路是要走游击战，还是要走党进行斗争的传统道路或者是两者相结合。我们已经看到，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走游击队的道路。看来，在许多国家里，这条道路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要加上地下运动在城市里获得可能的和肯定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支持。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看到，古巴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有一种特别鲜明的主观因素，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往往采取唯意志论的做法。卡斯特罗曾多次强调，设想先要有觉悟，然后才进行斗争是极其错误的。“必须首先进行斗争，然后革命觉悟才必然会越来越有力地产生。”[35]这一态度在国内政策上也反映出来了。为了使生产更加顺利地增长，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还是精神刺激，在这个难题上，古巴马克思主义者把重点更多得多地放在后者上，担心过多地大力强调物质因素会使社会主义觉悟和关系走样。“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绝不否定物质刺激的客观必要性，但是我们拒绝把它当作鼓励人们行动的唯一刺激。我们担心，在经济领域内，这种刺激很快会成为目的本身，那时就会妨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当忘记，这一种刺激形式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加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措施。”[36]
特别是在对古巴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认为，可以更多得多地依靠群众的觉悟和发扬这样的觉悟，而不是依靠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某些经济规律。他们明确地表明，他们不主张首先应当建设物质基础而把觉悟的提高看作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或者首先应当渡过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个阶段然后才开始发展共产主义关系；而是主张应当同时建设这两个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在斯大林主义的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肯定有许多惨痛的经验，这些经验使得没有定见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古巴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摆脱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形而上学。在任何方面，把所谓的社会主义阶段同共产主义分割开来只能成为——迄今也始终成为——替许多与社会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相容的东西辩护的借口，我们还会有机会以南斯拉夫为例谈论这一点。
然而，只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只有认为所有这些阶段实际上说的是共产主义的不同阶段，说的是一种不能强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的异化（例如在政治领域内加强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及其各种伴生的官僚权力等级制，或者把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它的一种贫乏的变种——变为一种新的宗教，等等）的某些形式的社会制度，——只有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真正的和最困难的问题。在新社会最初几个发展阶段已经预告着未来发达的共产主义关系的形式有哪些呢？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最初几个阶段就应当解决和克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些经济范畴和关系，例如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他们中头脑最清醒的理论家切·格瓦拉写道，一根看不见的粗绳——价值规律——把异化了的人束缚于社会，它涉足于人的生活的 各个领域，决定着人的道路和命运。格瓦拉认为，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用我们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腐朽的武器来实现（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赢利，作为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等），那么，就很容易走进死胡同〔……〕为了建成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在建设物质基础的同时培养出新人。因此，重要的是正确地选择动员群众的工具。这一工具基本上必须是道义性质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正确地使用物质鼓励，首先是社会性质的物质鼓励”[37]。
限制和克服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式之一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这同时也是对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的结果，这是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完成的一件事。然而，国有化和中央集权制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关系的加强，而这种关系也是有较深的历史传统的。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到了古巴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卡斯特罗在取得胜利仅仅五年就在自己的讲话中强调，“应当像保护社会主义不受帝国主义之害那样来保护它，使它不受官僚主义之害。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官僚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暗藏的敌人。你们听到过一千万人在谈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你们听到过多少人在谈反对官僚主义？肯定、肯定、肯定是不多的。它是一大祸害，但我们现在对它不重视，因为我们对它还没有概念”[38]。
似出于上述理由，古巴马克思主义者还吸取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看到了过分中央集权的危险性，并立即宣布采取权力下放的措施，加强了某些自治的形式，据我们所知，在这方面还不存在比较固定的主张。在这方面，多尔蒂科斯（O. Dorticos）总统在一次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的话是富有特征的，他说：“1960年和1961年，研究古巴革命进程的某些观察家对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过分中央集权的趋势表示不安。对于进行革命的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实行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是势所难免的，这是为了协调一致地运用自己的资源，解决落后所带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复杂程度的越来越高和社会关系的越来越多样化，要求实行能使生产力在更高水平上发展的权力下放过程。恰恰是过分的中央集权，由于不了解需要，由于生产脱离消费，由于压制工作中的主动性以及由于生产和分配活动的官僚化，最终窒息了地方上的主动性，因为地方和地区的生产条件服从于高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决定。除此之外，还应当补充的是政治上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危险性，这甚至带来了个人专权的问题。万幸的是，看来古巴领导人是充分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今天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实行权力下放的双重趋势。这或许是今日古巴最令人感兴趣的现象之一。”[39]
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问题，迄今的经验表明，重要的是建立起官僚、个人权力等等无法加强的那样一种社会关系，而这不是取决于一个或者几个领导人的善良愿望、觉悟的高低或者性格的。因此，克服政治形式的问题、等级制度，发扬自治的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迄今为止，除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古巴人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毅力、勇气和真正的人道主义来实现这一主张，舍此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克服经济和政治上的异化。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为消灭他们的革命事业所做的种种尝试，他们勇敢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古老的设想：武装人民。古巴人建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和民兵，把武器发到大多数人的手中，从而表明，特别是向小国表明，全民防御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可能的侵略者可能在它面前却步；这同样是对建立军国主义官僚制的做法的重要纠正和障碍。他们同时总是声明，他们的革命问题不只是他们一国的狭小的事业。卡斯特罗和古巴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强调，他们的“人民绝不会以背叛国际主义义务的代价来实现未来”，“对于古巴革命者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场包括全世界”[40]。
他们的革命活动的深刻人道性质的动力是对本国人民以及整个未解放人类的苦难的同情。尽管他们从未忽视自己的民族责任，但是他们意识到，只要世界大部分地区还受压迫和被剥夺权利，就不可能有完全自由的民族。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的豪言壮语，他说：“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热爱我们杰出的人民，我们热爱用我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但是早于祖国，存在着人类！”[41]
古巴革命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非凡的现象。它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是古巴革命者所没有料想到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不是他们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事实表明，革命的彻底性和决心最终会把当代的任何革命引上社会主义轨道。这立即向古巴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们必须不仅根据著名的原则，而且同样根据他们的革命过去和现在在其中展开的历史环境和特殊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古巴革命肯定不是最后的一幕，正如当代任何一场社会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后的一幕一样。因此，他们的思想和探索的活跃是值得注目的，这必然会有某些失误，或者至少会出现理论要求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然而，仅就到目前的情况而言，他们的事业和思想已属于现代史最光辉的几页，这几页将永远成为人类历史创造活动最杰出的文件。
以上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如果我们没有提到某些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国家里不存在或不曾存在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研究。但是在某些没有被提及的国家里，没有使我们觉得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贡献的比较明显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对这一发展进行综合的时候不考虑专门提及。那将是撰写专门的个别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的任务。其他许多国家则刚刚走上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依附状态的道路，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不够强大，理论和哲学的传统更为薄弱，而这样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我们还需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发展，这个国家尽管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国，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非凡的活动，它表明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革命进程的理论基础；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这个国 家今天正在书写当代历史的重要一页。
[1]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64);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London 1948). 关于多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保·斯韦齐（P. Sweezy）50年代初在《科学和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上揭开了一场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许多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解释，在这一发展中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意义和作用问题，以及把从14至16世纪这个时期定为封建主义时期还是定为过渡时期。多布那本关于苏联经济的著作是对苏联经济发展的最完整的研究著作之一，包含对苏联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的许多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布哈林、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辛斯基等）后来都被斯大林主义作为敌人而加以迫害。
[2] M. Dobb,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1937,1945);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1955).
[3] 多布在这本著作中写道:“资本在正常情况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而积累；这一变化如果不被‘剩余价值年率’的增长消除的话，就会加速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显然把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看成是发生周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把它看成是一个决定长期趋势的因素：这是积累和扩张的过程由于自身的后果遭到削弱并由此不可避免地重新下降的一个基本原因。”（M. Dobb,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Beograd 1959, str. 109）
[4] M. Dobb,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Beograd 1959, str. 119.
[5] M. Dobb,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Beograd 1959, str. 271.跟多数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多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差别是：“在前者，财产的利益占主导地位，而人的利益意义不大或者甚至毫无意义；在后者，人的生活的利益是最高主宰，而保持财产的价值毫不重要。”（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Beograd 1959, str. 119）
[6] 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理论家的著作主要有：H. Levy, Social Thinking(1945); M. Cornforth, Science versus Idealism (1946); M. Cornfor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J. Haldane, Th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 (1938); T. B. Bottomore,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1955); 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1959);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1962); John Strachey, Contemporary Capitalism(1956); G. D. H. Col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1-5(1953-1960)。
[7]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最著名的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企图以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的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美国，凯恩斯（J. M. Keynes）学派也有许多追随者，其中，最出名的是：A. H.汉森（A. H. Hansen）、S. E.哈里斯（S. E. Harris）、A. P.勒纳（A. P. Lerner）等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斯韦齐（P. M. Sweezy）在自己的一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书中曾俏皮地嘲笑凯恩斯学派，说他们“抽掉经济制度的社会内容，把经济制度看成是一台需要送到修理车间整修的机床，在那里，国家这位工程师将对它加以整修"。（Teorija kapitalističkog razvitka, Zagreb 1959, str. 365）
[8] Danial de Leon, Industrijalni Junionizam, Cleveland, O. 1934, str. 70.
[9] 参见Danial de Leon, Industrijalni Junionizam, Cleveland, O. 1934, str. 71。
[10] P.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1957, str. 24.
[11] 参见P.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1957, str. 24。
[12] 这部著作于1942年问世，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只需要强调指出，跟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斯韦齐不认为要到利润率趋势性下降的规律中去寻找原因，而应到消费不足的趋势中去寻找原因。然而，他并不像凯恩斯及其信徒们那样认为，这些困难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得到解决。
[13] 参见P. A. Baran, P. M.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15-16。关于经理人员问题，巴兰和斯韦齐认为，他们是产业主阶级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一部分。调查表明，他们是从这个阶级的中层和上层吸收人员的。因此，经理人员也位居最大 的业主之列。此外，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作为经理人员的特殊利益了，阶级的毎一个特 殊的部分都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参见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34）
[14] 参见P. A. Baran, P. M.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48。
[15] P. A. Baran, P. M.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72.
[16] 参见P. A. Baran, P. M.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79。
[17] P. A. Baran, P. M.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108.
[18] 作者在谈到国家和吸收剩余时，由于下面的理由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他们写道：“我们决定，不遵照前面引过的例子[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垄断资本主 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普·弗兰尼茨基]，而是出于两个理由宁愿使用不加引号的‘垄断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这两个词。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始终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一作用在数量上肯定增强的话，我们并不认为，关于最近几十年来发生质的变化的证据是可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强调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现阶 段的作用只会使人以为，这一作用在资本主义早先的历史上是毫不重要的。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术语，几乎势必使人以为，国家是站在私人经济一边的某种独立的社会势力，制度的运转不仅取决于这两个势力的合作，而且取决于它们的对抗和冲突。我们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意见。那些看来是经济界和政府之 间的冲突，事实上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的反映。因此我们认为，避免使用导致这种看法 的术语是可取的。”（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66-67）
[19] 参见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9。
[20] P. A. Baran, P. M.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363-364.
[21] P. A. Baran, P. M.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365.
[22]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杂志《马克思主义评论》（Critica Marxista, 1961年11-12月号）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讨论，参加的有莫·多布、J.基尔曼、泰·普拉格尔（Th. Prager）等人。这 里我们还能指出的是，巴兰和斯韦齐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要比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逊色 得多。他们认识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中当前进程的种种复杂性，怎么也不能接受我们在这一部分已经有机会了解到的先锋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中的某些过渡性措施，不能接受放弃了关于计划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市场不起作用等等教条主义观点的南斯拉夫的实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两位站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23] Sidney Hook, Toward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1933); From Hegel to Marx (1936);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1955).
[24] 霍·塞尔森试图研究社会主义和伦理学问题（Sozialismus und Ethik, 1943, 1955; Philosophy in Revolution, 1957）。约·桑默维勒发表了一本关于苏联的哲学的书（Soviet Philosophy, A Stud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946），还出版了一部关于和平的哲学的引人注目的书，他在这本书中令人信服地告诉美国公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要求消除各国人民间的战争冲突的民主运动（Philosophy of Peace，1949）。H. 威尔斯发表了批判实用主义哲学的著作（Pragmatism—Philosophy of Imperialism，1954），而巴罗·丹汉姆著有《人与神话的对立》（Man against Myth，1947）和《锁住的巨人》（Giant in Chains, 1953）。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范围内出版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异化的两本书（Marx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1965; Marxism and Alienation, New York 1965），参加写作的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埃·弗洛姆发表了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引人注目的文集，参加撰写的也有许多特别是来自欧洲和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1965）。1969 年，德国裔的“委员会社会主义”最老的代表之一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发表了自己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限度》（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 Cambridge, Mass. 1969）。
[25] 在上述理论家和当代文明的研究家的最出名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 J.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 C. W.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1951); C. W. Mills, The power elite(1956); C. W.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1959); 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1960); D. Bell,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1952); G. Lichtheim,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1961)。
[26] 参见秘鲁马克思主义者何·卡·马里亚特吉（J. C. Mariátegui）写的一部关于这些问题的优秀著作《论秘鲁现实的七篇文章》（Sedam eseja tumačenja peruanske stvarnosti, 1928）。在当代出版物中，请参见《游击队员》（Partisans，巴黎）杂志1967年第37期（4-6月）上登载的一篇文章《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Cuba et le Castrisme en Amerique Latine），伊格纳西奥·索特洛（Ignacio Sotelo）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Der historische Ort des Marxismus in Lateinamerika, Marxismusstudien, Secheste Volge, Tübingen 1969）以及工人运动研究所百科手册《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Radnički i nacionalnooslobodilački pokreti I, Beograd 1968）。
[27] 参见L. Huberman and P. Sweezy, Cuba,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1961; Th. Draper, Castro’s Revolution,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1962。
[28] Ernesto Che Guevara, Der Partisanenkrieg, Hamburg 1968, str. 11. 在这部著作中，切·格瓦拉描述了游击斗争，并对进行游击斗争提供了指示。
[29] 参见《革命资料》（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Darmstadl 1968）中收集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报告，特别是格瓦拉1963年写的文章《游击战——一种方法》。
[30]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7, str. 103.
[31]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7, str. 113-114.
[32]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7, str. 125. 这里必须指出，德布雷在陈述这些观点时过分绝对化，他片面地强调了古巴的经验。这在存在比较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党的传统的地方，必然引起尖锐的反应。在考察这些国家的革命道路时，这一点是不能也不应该看不到的。
[33] 特别是他们和委内瑞拉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者把他们的成员D.布拉沃（D. Bravo）的游击运动说成是派别活动，而菲·卡斯特罗却充分支持布拉沃。卡斯特罗指责委内瑞拉领导犯了机会主义、右倾和投降主义的错误，而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则尖锐地指责古巴领导想充当革命的“超民族领导“，等等。参见《非·卡斯特罗的讲话》（Govor F. Castra of 13. marta 1967）和委内瑞拉共产党总书记庞·马科斯（P. Markos）的答复《到底讨论的是什么问题》（Šta je to o čemu se diskutira. “Medunarodni pokret. Dokumentacija”, br.3, Beograd 1968）。
[34] Frantz Fanon,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Reinbek bei Hamburg, str. 47.
[35] F. Castro, Revlutionäre und Pseudorevolutionäre, 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str. 119.
[36] E. Che Guevara, Brandstiftung oder Neuer Friede?Reinbek bei Hamburg 1969, str.75-76.
[37] E. Che Guevara, Der Sozialismus und Mensch auf Cuba, 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str. 175-176. 在这一意义上，古巴人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免费受教育，免费医疗，住房、电、煤气、水免费（还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等等。古巴的经济能否承担起这一切而产生较大的震动（尽管假设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提供了大量贷款和援助），这是我们很难说淸楚的。如果我们根据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发展经验来下结论的活，回答首先是否 定的，而不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现阶段，很难设想，可以完全克服商品生产的某些基本范畴，而又不产生比较深刻的社会动乱，不产生正是古巴人自己希望避免的现象，生产增长不足，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干预加强，等等。因此，在这方面，古巴的实例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感兴趣的。
[38] F. Castro, Govor od 2. januara1965, “Medunarodni radnički pokret. Dokumentacija”, str. 18.卡斯特罗在上述文章的另一段落中强调：“陈词滥调往往比帝国主义本身更有害，因为帝国主义总是通过镇压和犯罪活动来压制和抵制人民的斗争，而教条和陈词滥调相反，扼杀革命者的精神，使他变得迟钝。”（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str. 118）关于官僚主义问题，切·格瓦拉（参见Ökonomie und neues Bewusstsein, Berlin 1969）和其他许多人也谈到过。
[39] V.弗洛雷斯·奥莱亚（V. Flores Ole）和F.洛佩斯·卡马拉（F. Lopes Kamara）对奥·多尔蒂科斯的采访记，载于1967年1月18日的《永久报》（Siempre），题为《古巴总统心目中的古巴》（Kuba—kako je vidi njen predsjednik, “Medunarodni radnički pokret. Dokumentacija”, str. 13）。
[40] F. Castro, Unser Schlachtfeld umfasst die ganze Welt, 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str. 124, 126.
[41] F.Castro, Govor od 19. aprila 1967, “Partisans”, avril-juin 1967, str.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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