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


一、安东尼奥·班菲
二、加尔万诺·德拉·沃尔佩
三、切扎雷·卢波里尼
四、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上台粗暴地中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大利的发展，同时也揭开了欧洲法西斯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被开除出公开的文化生活二十多年之后才得到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意大利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是强大的，因而在从法西斯主义解放出来和建立了一种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之后，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极为活跃。经常参加讨论的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参加过抵抗运动或者起码是在历史实践中支持意大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的哲学教授们，他们拥护一种本质上是历史的思想，其意向是超越资产阶级世界的界限。[1]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意大利情况的特殊性也就造成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存在，它们都在意大利外面和在意大利地下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此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有一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意大利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葛兰西（A. Geamsci）的本质上反教条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如果说法国人曾经有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在战前几乎能够不受阻碍地发展的优越性，那么意大利人具有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后来的共产党的奠基人和书记——安·葛兰西，他知识渊博，鲜明彻底地坚持了欧洲最良好的文化思想传统。战后，他的《狱中札记》发表，这对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意大利共产党人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不依赖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极为容易地接受了葛兰西的观念；共产党人都反对接受葛兰西的原理，导致同他们本应遵循的意识形态相矛盾。这不仅发生在哲学理论方面，同样也发生在具体政治方面。葛兰西观念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没有意义的哲学、辩证法、认识论的解释等等混为一谈，也不能与斯大林主义关于铁板一块的党、民主主义完全消失了的民主集中制的观念混为一谈，不能与认为苏联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模式是唯一可能的因而是必须的等等主张混为一谈。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实践在这一时期不仅是矛盾的而且是完全不彻底的。要把对葛兰西的号召，他的自由的和有弹性的精神、他的反官僚主义、他的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的观念，同另一方面参加情报局反对真正开始实现葛兰西预见到将成为新的历史关系的实质的东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讨伐统一起来是很困难的。
　　说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这种矛盾情况的性质的是他们当时最大的哲学界人士安·班菲（Antonio Banfi）和加·德拉·沃尔佩（G. della Volpe）的活动，他们经过长期大量的哲学理论活动之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作为全面的文化思想家，并不那么容易能够躺到斯大林范畴体系的官方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2]

　　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安东尼奥·班菲（1886-1957），他在经历了战前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富有成果的时期之后，通过丰富的文化和本质上人道主义的想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正如大多数坚强的知识分子一样，班菲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而且也是整个资 产阶级社会的危机的理论和实践的答案。因此，对于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够只是成为某种狭义的方法，某些特征而且是人的解放的普遍适用的思想。因此，班菲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伦理学的、理论的和人道主义的普遍适用性，这对于他来说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具体的历史性，而且意味着人的解放的理论和对人争取人性的实现的斗争的说明。[3]
　　班菲特别明显地坚持意大利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同某种本体论主义、机械性、范畴体系等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格格不入的，而是从根本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解放的性质。这样，班菲就在革命的历史的辩证法中来寻找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从而使历史实践，实践范畴重新被置于注意的中心。[4]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口头上的历史的理论，而是作为人的事业,作为自我创造的历史理论，而伴随着它的文化意识乃是对这种有机的发展的赞美”[5]。
　　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班菲来说是有关人和他的历史的见解和理论大纲的根本主张，摆脱了任何教条主义和抽象性的自由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从而作为“历史本身实行的激进行动的指南，以便通过人的中介来建立人的世界和生活”[6]。
　　因此，对于班菲来说，本体论作为论述现实的东西的根本原则的存在及其形式的理论，终究是某种“实用主义的神话学”[7]，它注定要把现实简单化，而不是说明和解释现实。因此，我在后边还要谈到，他任何时候也没有涉及“为什么”和最根本原因的问题，而是谈到现实的具体结构“怎样”的问题。同样，他认为思辨概念只能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用作理性研究的手段，而不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用非理性的东西本身的客观形式。[8]
　　班菲通过他的所有这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历史实践的最好理论的主张，继承了欧洲最好的和最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和科学的传统，这些传统使人摆脱形而上学、反自然主义和教条丰义，并且为新的科学的和历史的意识而斗争。班菲同非马克思丰义思想家进行公开的和全面的对话，这不仅是一种伟大文化和博学的榜样，而且也是唯一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和理论的对话对于人的问题的解决的必要性的原理的范例。因此，对于班菲来说，新的“社会化的人”是那种不存在形而上学的妄想的人，并且他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在自然中活动并且创造自己特有的历史事业的同时求得意识的普遍适用性和知识的合理性，它们使人能够从事他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因此，班菲认为，从哲学理论上钻研一种文明和文化的理论应该是注意的中心，马克思主义作为伴随着工人阶级为确认它的万能的人的职能的斗争的意识，给这种理论提供了最多的前提。[9]

　　第二个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大利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人是加尔万诺·德拉·沃尔佩（1895-1968），他也是在作为哲学教授长期从事理论活动之后经过独特的经验主义和后来的存在主义，在战后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的激烈争论[10]同他 的战后的著作和与他思想相同的人有联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意大利的哲学中，金蒂雷（G. Gentile）和克罗齐（B. Croce）的独特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占统治地位，从而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哲学的过时性的批判也容易超越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德拉·沃尔佩和与他思想相同的人就有过那种情况。在他的关于逻辑学这门实证科学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的解释是关注的中心。[11]德拉·沃尔佩在谈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的批判的时候，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同黑格尔的方法根本不同，并且这两位思想家在起源学上也是无法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说黑格尔的方法是神秘主义的、抽象的总体的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那么，马克思的方法是具体—抽象—具体的途径。[12]
　　在德拉·沃尔佩的影响下，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是L.科莱蒂（L. Colletti）、马里奧·罗西（Mario Rossi）和尼古拉奥·梅尔克耳（Nicola Merker）也维护这种观点。在50年代末（1958年），在《当代》杂志上科莱蒂和V.杰拉丹（V. Gerratan）展开了尖锐的争 论。科莱蒂竭力指出恩格斯在晚期论述黑格尔哲学的性质、辩证法和体系的关系等等的著作中的观点，同样还有列宁在晚期论述黑格尔哲学的意义的著作中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几年以后，切·卢波里尼（C. Luporini）也卷进争论中去，他认为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生们忘记了马克思范畴的历史性，并且指出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完全割裂开来是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方法论主义是错误的，他提出认为自己的马克思的模式是抽象—抽象的模式的观点，同德拉·沃尔佩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解释相对立。[13]
　　德拉·沃尔佩还企图提出自己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为的是首先同占统治地位的克罗齐的和科学的理性美学观相反的直觉美学观相对立。艺术的东西和科学的东西在德拉·沃尔佩看来，按其认识因素是根本无法区分的，因为如果不是那样，艺术作品的相关性就将是不可理解的。[14]所以，他认为论述这些问题的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卢卡奇）并没有完全丢掉浪漫主义的美学的前提。
　　在德拉·沃尔佩看来，为了认识艺术著作，除了艺术著作的结构和产生它的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之外，除了要证实一般认识论方面之外，还需要确定认识论方面的特殊性，这构成要求说明那种理性-直觉的具体性，有别于任何其他科学的或哲学的著作的艺术作品的语义学分析。而这种分析指出语义学-技术中介的特殊性，语言-表现的特殊性。德拉·沃尔佩在分析了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之后得出结论: “前面做过的对诗作的实际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完全能够得出结论如下：1）真理或作为语言的诗的认识价值（正如其他任何语言一样）是建立在形象-概念之上或者是在逻辑-直觉结构之上，在给我们证实任何诗的或‘幻想的’作品的某种（理性的）结构或某种意义的必要的优越性的东西的基础上的；2）每一种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表示着经验或联系，因而表示着一种社会学的怎么样，因而这样一来，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给诗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由于它的科学的、反教条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性质只能批判地理解；3）终究只有分析诗的语义学的（语词的）构成（这是迄今被回避了的）才能够做到也表明它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指明在何种意义上诗的语言有别于科学的语言，从而确定以前使用过的关于客观的和历史的激情的公式等等。”[15]而那种语义学-技术领城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的“多义性、‘多种含义性’（多种语义性），这是和科学性，单义的那种语言有区别的”[16]。
　　这种多义性表现在比喻、符号以及各种表现方式上，它们作为技术因素不仅是为艺术作品构成的，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区别艺术作品的标准，换言之，艺术作品按其技术因素的那种差别实际上是无法互译的。[17]
　　德拉·沃尔佩的这些努力是一种超越克罗奇把直觉和推理领域鲜明地分割开来的直觉美学的片面性的尝试。但是，同样，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些仅仅满足于艺术认识论方面的观念在许多艺术现象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德拉·沃尔佩没有最终从自己的原理引出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分析和观点已使他形成一种本体论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其代理人。

　　我们已经提到德拉·沃尔佩的观念，特别是考虑到对马克思和他同黑格尔的关系的解释，在意大利哲学界和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这些论战中最积极的是一位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切扎雷·卢波里尼（Cesare Luporini，1909-1993）[18]，他通过存在主义和政治上参加抵抗运动而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现代历史 性论争的理论和实践的答案。
　　在有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讨论中，卢波里尼反对德拉·沃尔佩和他的追随者的观点，认为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范畴的基本特性——它们的历史性。他责备他们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完全分割开来，从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派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解释。同样，同他们把辩证方 法看作是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的观点相反，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卢波里尼认为这种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叫作抽象—抽象的方法。[19]
　　卢波里尼的研究活动的一部分是批判地回顾哲学传统，并且发表了论列奧纳多·达·芬奇、伏尔泰和康德的著作。[20]他研究的问题中，研究得最多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辩证法和历史的东西的问题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站在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路线上，卢波里尼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的历史存在的基础，并且认为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实践。[21]所以，批判地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以及列宁同经验批判主义论战时的片面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特别在学术著作《真理和自由》一书 中，卢波里尼强调，抽象的或孤立的意见任何时候也不能看作是现实的直接反映。这种关于意见以及主客观关系的抽象观点在列宁时代是普遍流行的。但是，“如果这说明列宁的历史情况，那么这并不能证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维护这一个站不住脚的、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完全多余的概念上的经常巧妙的努力是有道理的”[22]。
　　卢波里尼在他的最新的著作，即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本的很长的序言中，重新回到争论很多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的问题上来。特别说明这一著作的特点的是：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和大多数对这一发展的解释者不 同，他认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还“不是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这一过渡的直接先导”[23]。和阿尔都塞不同，卢波里尼特别坚持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哲学根据，也就是它的人道主义。[24]同样，卢波里尼强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同“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也就是费尔巴哈的立场决裂，并且正确地解释道，在下述意义上可以谈到马克思的科学性：“就是结构的观点，个人的功能（反过来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人的个体的问题。丧失或以某种方式消灭了那种个人本身或个体本身在其中成为结构本身的前提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虽然它表面上看来是科学的。”[25]卢波里尼确实强调政治领域在他们的发展中的决定意义，同时又正确地强调在他们的发展中并不存在纯粹黑格尔的阶段，费尔巴哈的阶段，或者康德的阶段，费希特的阶段，等等。[26]

　　当时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情况以及已经提到过的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够比较全面、比较自由和比较富有弹性地对待今天重大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这就预先决定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得以避免在政治上孤立。对此做出最大努力的是他们最著名的人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一位几乎经历过近几十年来欧洲共产主义的全部盛衰的人。
　　虽然以前他在自己的某些看法上与第三国际的领导集团不一致（例如，法西斯主义问题）或者起码有过不同的意见；虽然在战后他基本上维护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但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事件使得陶里亚蒂有可能以一种独立政策的精神极为迅速地表述自己的怀疑、不一致和分歧。
　　陶里亚蒂在他答《新论据》杂志记者问时（1956年5-6月）已经表示赞成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并且提出鲜明的意见，对那种批判的水平表示不能满意。[27]虽然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首要的任务是对本身的历史的各个时期做出有根据的分析，同时提出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陶里亚蒂终究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造成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官僚机构在苏联的经资和政治生活中，而且可能首先是在党的生活中起着过大的作用。但是，在这里要说明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是相当困难的。是一种东西渐渐地变成另一种东西的表现。”[28]
　　陶里亚蒂看到现代世界的全部总体性，发展的各种不同形式，历史和文化的传统，等等。据此得出结论：再也不能说只有一种苏联的模式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运动了。“制度就整个来说成为多中心的，因而在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中再也不能说一个领导中心，而只能说经常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达到进步。”[29]
　　陶里亚蒂从这一切中郑重提出下列主张：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情况下展开强大的和群众性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领导公式，这些公式曾经使得任何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孤立和无所作为。人们早已清楚，把一个运动的经验机械地搬到另一个运动中，就会导致注定的错误和失败。在这种意义上，陶里亚蒂认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在其争取社会改革的斗争中，还可以极多地利用民主的宪法。“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因为我们将在宪法、它所规定的民主的法规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并且我们要求一切人尊重这种法律和循守一切法律规范，首先要求统治者这样做。我们把握住民主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将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前进。”[30]
　　据此陶里亚蒂认为采取多党制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和实际必要的。这种想法不仅仅是从意大利情况的特殊性或者从对“斯大林统治下造成的错误以致恶行”的批判中引申出来的。[31]在他看来，他提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本主题是从关于说明具有民主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的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分析的意识以及从关于社会主义的样板不断发展的意识引申出来的。“在以前只能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确定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一点出发，在今天这一过程正在工人群众以及中等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中实现着。因而存在着扩大那些即使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承认社会主义前景的政治力量的阵营，当然，他们不可能全都属于一个唯一的政党的。”[32]
　　陶里亚蒂在其著名的所谓《雅尔塔备忘录》中提出他关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和批判的看法，由于它是在他临终之前写成的，因而意大利共产党人也就把它看成是某种政治遗嘱。在这里，陶里亚蒂首先反对苏联党的领导想要在那个时候召幵 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来正式谴责中国的观点和政策的意图，并且认为这种现代的革出教门的做法只会损害西方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它们终究还不能够适应它们面临着的任务”[33]。
　　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正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集中经济管理、进行计划和国家干预中寻求出路，革命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的任务必然要获得新内容。资本主义的计划化是伴随着反民主的和专制的趋势发展的，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反对这些趋势。在陶里亚蒂看来，由于资本主义计划化的发展，工会碰到特别明显的困难处境。因为计划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所谓收入政策，它包括整整一系列为此推行的限制提高日工资的措施。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会的斗争不能依然孤立在各个国家的领域内。而实际缺少那种国际的计划和共同的斗争，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之一。
　　陶里亚蒂毋庸置疑地和坚决地主张在寻求和选择自己的历史道路上每个党的自主和每个民族的主权，这对于意大利共产党的自由的胜利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陶里亚蒂写道：“我想，在今天的历史发展和它的总的前景（进步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路线上， 争取进步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形式和具体条件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都将是同过去极不相同的。同时，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懂得独立地行事。我们坚决拥护的党的自主不仅是我们党内在的必要性，而且也是在当代条件下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我们将是任何关于重新建立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的建议的反对者。”[34]
　　由这些要求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以及对那些集中主义的组织的许多失败和有时是悲剧性的看法、要求和行动的批判，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情报局崇三次会议的评价，对把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加给中欧各国的做法的批判，是站得住脚的，因为 这种做法引起工人阶级本身的一系列公开造反行动，它们只是靠暴力才被镇压下去。陶里亚蒂没有抛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统一的思想，然而他所理解的统一，是在每个国家实现这些任务的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为了解决个别党之间可能的隔绝和紧张关系，陶里亚蒂提出最好的手段是：各个党经常接触和交流经验；召开集体的会议研究各个党共同的问题；召开关于经济、哲学、历史等一般问题的国际讨论会。[35]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整个备忘录中确实对终究依然存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结构提出了本质上尖锐的批判——这就不必多说了。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关于在各个国家和在国际方面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观念的尖锐冲突：老的、终究还是斯大林主义的、不民主的、官僚主义的和不明智的实践，建立在欧洲政治和文化的最优良传统和许多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开放的、富有弹性的观念。因此，陶里亚蒂“无法理解的”是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劳动的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领域比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存在的还要狭小。[36]陶里亚蒂感到奇怪的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各个领导集团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分歧。因此他主张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下公开讨论迫切的问题，在他看来这将会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和影响。[37]
　　但是陶里亚蒂认为，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最重要的是“超越斯大林造成的限制以及取消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提供统一的图景。普遍的印象是返回到列宁主义的保障党内外广泛的发表意见和在文化、艺术及政治方面进行讨论的自由的努力受到阻碍和反对。这种阻碍和反对在我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首先是因为今天的情况再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而经济建设已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永远赖以出发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它对工人存在着最广泛的自由，他们以有组织的方式参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我们欢迎一切合乎原则的说法和一切事实证明，这种现实不仅存在于苏联而且存在于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但是相反，有时呈现给我们的事实给整个运动带来损害”[38]。
　　陶里亚蒂去世后不久，意大利共产党人就全部发表了他的“遗嘱”[39]，还有L. 隆哥（L. Long）写的前言，从前言可以看出党的领导把陶里亚蒂的观点完全接受下来而作为自己正式的观点，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意大利共产党人迄今为止，证实了他们对所采取的立场始终 如一的决心。无论在党内民主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有关决定性地把运动的界限加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头上的做法上，我们都将能够成为它的见证人。
　　即使考虑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很多流派，从迄今为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理论讨论已具可观的规模，正在进行许多从理论上解决现代历史的重大问题的努力。在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新左派的评述中我们已经谈到，许多在为资本主义范围内结构改革而斗争的新观念的拥护者，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不乏其人（列·巴索、布·特连亭、维·福阿等等）。
　　同样，本来意义的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某些意大利哲学流派中，特别是在所谓新启蒙运动中有着肯定的反响，各种不同起源的思想家拥护新启蒙运动。[40]以恩兹·帕奇（Enz Paci）为首要人物的《或此或彼》杂志（Atu-Atu）周围的集团特别想把胡塞尔的某些观念同马克思的观念联结起来。由于坚持可能性范畴、消除任何末世论的骗局、批判的人道主义，意大利新启蒙运动极其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的理论立场。
　　因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因其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传统和在意识形态上独立自主，将能够写成现代史上有意义的一页。在对一种将是最接近马克思的观念的欧洲社会主义观念的探讨研究中，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具有把许多成分编织成那样一种新观念的前提条件。



[1] 安东尼奥·班菲（Antonio Banfi），一位最著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后来写道：“党的斗争，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对于我正如对于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具体的和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Prospettiva filosofica, 1950, in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II, Firenze 1959, str. 728）班菲同时补充说，对此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在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围绕“新秩序”集团的运动、第三国际目标的实际同情中，和在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发展的热忱中，也受过长期的训练。在《马克思主义论文集》（Saggi sul marxismo, Roma 1960, str.117,118）一书中可以看到类似的论题。

[2] 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强盗，常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用来杀人的铁床上，矮小者被拉长，高大者被锯短。——译者注

[3] 参见A. Banfi, Saggi sul marxismo, Roma 1960 （Sull’universalità del marxismo, 1957）,str. 45-61。班菲在归纳这些原理时写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原则上能够解决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哲学之间、实践和理论之间、具体参与和精神之间进行的争论。它的历史渊源和有关它的意识是同一种潜在的历史的、伦理的、理论的和人道的普遍适用性相符合的。但是，正因为这样，这普遍适用性并不是以抽象真理的直接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斗争、要求、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终究要在历史中并通过历史才能知道。（Saggi sul marxismo, str. 61）

[4] 班菲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写道：“历史不是像形而上学思维想象的那样是天命或抽象合理的大纲，亦非如抽象历史主义想象的那样是一系列冷漠的事件，历史主义同形而上学思维的对立纯粹是消极的。它是情况、结构、价值的创造和发展。如果想把它的含义规定为在文化意识中接受的各种不同的对立方面之间共同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人的普遍适应性和自律形成的辩证过程，理想的普遍适应性和精神自律存在的基础。”（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 str. 11-12）

[5] 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 Firenze 1959, str. 14.他还继续写到某一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种哲学、科学或历史；它是哲学，精神自由的活动的历史的人道性。”（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 Firenze 1959, str. 15.）

[6] 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I, str. 696，759-761.除别的外，他在这里写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以外的某种形而上学思想，而是历史本身对其辩证过程和具体历史行动的意识，“按其伦理学意义也是潜在的行动目的，而按文明和文化则是唯一组织和发展的原则”（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I, str. 760.）。有关这种问题还见于上述论文集中《哲学的远景》一文。

[7] A. Banfi, Prospettiv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II, str. 719.

[8] 参见A. Banfi, Prospettiv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II, str. 719-720。同意参见L’uomo copernicano, Milano 1950, str. 381。

[9] 参见L’uono copernicano, Milano 1950。同时可参见Prospettiva filosofica（1950）；L’unità dialettica della civiltà moderna（1951）。另一方面，就是在班菲关于苏联社会和人的非 批判的和几乎是浪漫主义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 者）的意识，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有沉重负担的，同时不知道他的观念是同斯大林主义的狭隘 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主义及机械论完全对立的。例如，上面引用过的《现代文明的辩 证统一》（L’unità dialettica della civiltà moderna）一书中的有关的段落。福尔维奥·帕皮（Fulvio Papi）发表了大部头的关于班菲的专著《安东尼奥·班菲的思想》（Il pensiero di Antonio Banfi, Firenze 1961）。

[10] 关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有关黑格尔在马克思问题上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参见Vjekoslav Mikecin, Suvremena talijanska filozofija, Zagreb 1966;Marksisti i Marx, Zagreb 1968（它附有大量书目文献）。

[11] Galvano della Volpe, 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 Messina-Firenze 1950.

[12] 德拉·沃尔佩在其论逻辑学这一实证科学的主要著作中写道：“具体的方法表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循环的运动……”（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 Messina-Firenze 1950, str. 189）他在此书的末尾还说：“逻辑符号依然是事先确定的，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是标志任何科学的知识——因此不再是纯粹的知识或思考——的统一的三个逻辑认识论方面的循环：1）问题的给定性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2）假说或历史-理性的组织（确定前后项的假定的中介）；3）实验或结束给定的东西和假设或者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循环（把假设变为规律）。”（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 Messina-Firenze 1950, str. 211）此外，德拉·沃尔佩还指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性，从而已在1950年翻译和出版了它们。

[13] 在这次讨论中最重要的文章有：M. Rossi, “Rovesciamento” e “nucleo razionale” della dialettica hegeliana secondo Marx (“Opinione”, br. 4-6, 1957-58); L. Colletti, Il marxismo et Hegel(1958); L. Colletti, Dialettica sxientifica e teoria del valore(predgovor knjizi E. V. Iljenkova, 1961); C. Luporini, Appunti per una discussione tra i filosofi marxisti in Italia(“Rinascita” 1962); C. Luporini, “Rovesciamento” e il metodo nella dialettica marxista(“Critica marxista”, br. 3, 1963); Mario Rossi, Marx e la dialettica hegelianaI, Roma 1960, II, Roma 1963; Nicolao Merker, Le origini della logica hegeliana, Milano 1961。

[14] “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正如存在历史的或科学的语言等等一样也存在‘诗的语言’（discorso），应该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语言’这一术语——作为理性-直觉的行为——，在诗的情况下，在一切情况下去理解它。在其他精确的术语中我们应该理解诗和艺术完全是（具体的）精神，这正如历史或科学一样，没有理由把历史和一般科学区分开来：就是说在认识的、认识论的一般因素中感觉（幻想或类似的东西）和精神是统一的、不能区分的。”（G. della Volpe, 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6）

[15] G. della Volpe, 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46-47.稍晚些时候，德拉·沃尔佩以下述方式概括了自己的看法：“美学——真正文学的诗学或严格意义的诗学——的必然后果在问题范围上是从关于上述语言学符号的理论产生出来的，可以暂时表述如下：1）诗或文学的特殊性、独特性就是语义学的特殊性，即特殊的技术的性质；2）从而同样是一般科学的语义学的特殊性，因而是它的技术的独特性；自然，同时注意到迄今提出问题和经过检验的认识论前提被压缩为抛弃已成为习惯的回避精神（理想性）或幻想（特殊性）具有的这种或那种共同的或一般的认识论性质，以便对诗或文学艺术同哲学和科学做出区分。”（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69）

[16] G. della Volpe, 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77.

[17] “为了彻底确定诗的符号，最后需要提出：1）如果说比喻（连同它的极端性、比较和夸张）是那种活生生的或僵死的一般认识的价值（是诗的或者庸俗的），如果说那种诗的符号或者有典型特征的多义的概念同样可以是转义和字面意义的，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诗的符号或概念是为它的语义学的多义性或多种语义性的方面或性质所规定或确定的，因而 也是为它的语义学的自律所确定的；2）因此，诗的符号在典型意义上是这样一些意义或者绘画的表现或者语词的表现，它们从其语义学的自律中吸取足够的组织和构成的力量——或 者它们本身直接地或者和其他交织而成——全部表现的领域（文学作品）……”（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119）

[18] 卢波里尼生于1909年，弗兰尼茨基在本书中误写为“生于1908年”，特此更正。——译者注

[19] 参见C. Luporini, Il circolo concreto-astratto-concteto,“Rinascita”, 1962, br. 24。

[20] 主要著作有：Filosofi vecchi e nuovi, Firenze 1947; La mente di Leonardo, Firenze 1953; Voltaire e le“Lettres philosophiques”, Firenze 1955。

[21] 参见C. Luporini, La consapevolezza storica del marxismo,“Società”1955, br. 3。

[22] C. Luporini, Verità e libertà, “Società” 1960, br. 2, str. 212.后来在研究与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后的原著有关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著作中卢波里尼又谈到这点:“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从人的方面去‘占有’（Aneignung）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机械的反映（Widerspiegelung）就够了。关于‘反映’（或‘抽象’）的比喻只适用于表示同一过程的（局部的或全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运动方式。分析到底，它只能实际应用于描述一个理想的过程的地方而不把它同唯心主义混为一谈。”（Realtà e storicità,“Critica marxista” 1966, jan.-febr., str. 100）

[23] C. Luporini, 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di K. Marx-F. Engels, Roma 1968, str. 64.

[24] 切·卢波里尼在这一著作中写道：“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在这里‘基础’一词是什么意思。1844年手稿显然提供了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种人的哲学）。因此，在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将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di K. Marx-F. Engels, Roma 1968, str. 81）

[25] C. Luporini, 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di K. Marx-F. Engels, Roma 1968, str. 85.

[26] 参见C. Luporini, 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di K. Marx-F. Engels, Roma 1968, str. 87.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多次讨论中无论如何有必要提到阿尔多·扎纳尔多（Aldo Zanardo）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叶·P.康捷尔（E. P. Kandelj）和V.A.卡尔普申（V. A. Karpušin）的论战。扎纳尔多在其著作《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问题》（《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反响》[Forme i problemi suvremenog marksizma（O odjeku misli mladoga Marxa）, “Studi storici”1962, br. 4]中批判了苏联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重要因素（实证主义、教条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行为等等），苏联作者以《再论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命运》（Još jednom o historijskoj sudbini misli mladog Marxa,“Voprosy filosofii”, 1964, br. 1）一文作答，它只是表明哪些被人们看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能进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27] 在这次答记者问中，陶里亚蒂强调，如果要追究这种制度是怎样造成的，就恰恰说明斯大林时代以后这一切做法“只有说明这些错误不仅是某种个别的东西，而是深深地贯穿苏联生活的现实的，这样才是能够理解的”。（P. Togliatti, L’intervista a “Nuovi argomenti”, 1956, br. 20, in P. Togliatti, Problemi del mob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1956-1961], Roma 1962, str. 101）

[28] P. Togliatti, Problemi del mob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1956-1961], Roma 1962, str. 103.后来，陶里亚蒂断定，苏联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开始有害地限制党内的民主制度，并且开始建立官僚机构。（参见Problemi del mob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1956-1961], Roma 1962, str. 104）

[29] P. Togliatti, Problemi del mob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1956-1961], Roma 1962, str. 116.

[30] P. Togliatti, Rapporto all’ VIII Congresso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dicembre 1956), Nella democrazia e nella pace verso il socializmo, Roma 1966, str. 51.

[31] P. Togliatti, Die marxistische Konzeption der politischen Partei der Arbeiterklas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 M. 1967, str. 201.

[32] P. Togliatti, Die marxistische Konzeption der politischen Partei der Arbeiterklas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 M. 1967, str. 201.关于这一问题参见Ivo Petrinović, Koncepcija Komunističke partije Italije o talijanskom putu u socijalizam (1969)。关于陶里亚蒂的研究参见：Giorgio Bocca, P. Togliatti, Roma-Bari 1973; E. Ragionieri, Palmiro Togliatti, Roma 1973; L. Gruppi, Togliatti e la via italiana al socialismo, Roma 1974。

[33] 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Yalta, agosto 1964),“Rinascita”5. septembra 1964, str.3.

[34] 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Yalta, agosto 1964),“Rinascita”5. septembra 1964, str.4.

[35] 参见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Yalta, agosto 1964),“Rinascita”5. septembra 1964, str.4.

[36] 陶里亚蒂自然很好地懂得（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思考什么和怎样思考），在斯大林时代不仅有许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有着不同于官方的思想而丧失了生命，而且在斯大林以后许多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丧失了自己的地位。所以，在陶里亚蒂那一时代的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中的一些中央委员是大学教授或者著名的社会和文化工作者。（在其他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完全可以理解：从这种情况考察政治文化问题的视野和坐标与斯大林主义的根本不同，后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上述场合是粗俗的和独断专行的。

[37] 参见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str.4。

[38] 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str.4.

[39] Testament, “Rinascita”,5. sept. 1964.

[40] 就意大利本身的来源来说，意大利新启蒙运动可能包括：尼·阿巴尼亚诺（N. Abbagnano）的实证主义的存在主义，G.普雷蒂（G. Preti）的实用主义的新实证主义，R.康托尼（R. Cantoni）的历史主义的人道主义，N.博比（N. Bobbi）和L.杰伊蒙纳特（L. Geymonat）的方法论的唯理论及恩·帕齐和《或此或彼》杂志周围的集团坚持的现象学。此外，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P.南尼（P. Neni）、列·巴索（L. Basso）、E.阿加齐（E. Agazzi）、U.切罗尼（U. Ceroni）、G.彼特拉浬拉（G. Pietranera）、拉·洛姆巴尔多·拉狄塞（L. Lombardo Radice）、C.萨里纳里（C. Salinari）、N.巴达洛尼（N. Badaloni）、R.B.班狄涅里（R. B. Bandinelli）、C.卡塞斯（C. Cases）、E.拉卓涅里（E. Ragioneri）、G.康德洛罗（G. Candeloro）、P.阿拉特里（P. Alatri）、G.马纳科尔达（G. Manacorda）、G. 阿尔菲（G. Arfè）、P.斯普里阿诺（P. Spriano）、G.普罗卡齐（G. Procacci）、A.卡腊齐奥落（A. Caracciolo）、A.佩森蒂（A. Pesenti）、V.维特洛（V. Vitello）、E.扎塞雷尼（E. Sereni）、罗·罗桑达（Rossana Rossanda）、G.普雷斯蒂皮诺（G. Prestipino）、阿·扎纳尔多（A. Zanardo）、L.格鲁皮（L. Gruppi）等等。杂志除提到的外还有，《工人世界》（Mondo operaio）、《社会主义史杂志》（Rivista storica del socialismo）、《当代人》（Il Contemporaneo）、《马克思主义批判》（Kritica marxista），罗马安东尼奥·葛兰西学院出版的《葛兰西研究》（Studi Gramsciani）和米兰的贾恩贾科莫·费尔特里涅利学院出版的《年鉴》（Ann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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