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革命的第二阶段（1945

5-03.htm 第三章革命的第二阶段（1945—195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三章革命的第二阶段（1945—1950)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既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也是他们的实践。在真正创造历史和加速历史进程的紧要关头，革命的决定既不是根据什么处方，也不是按照什么教科书作出的，而是在对本国和国际的整个一系列关系作透彻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首先是他们的领导，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前景的基础上，的确是胜任历史任务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历史性活动，把广大人民阶层吸引在自己周围。广大人民阶层在毫不留情的解放战争和革命的烈火中，经历了在别的场合下需要几十年和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内部改造。
　　在国家解放以后，革命立即继续进行。摆在年轻的革命面前的直接任务是：巩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并为将使国家脱离落后状态的经济和社会的新进程做好准备。^[1]1945年末，人民阵线在大选中以压倒优势获胜，新议会遂宣告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人占主导地位的新政权把主要生产手段（工业、银行业和商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1947-1951年）的意图是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改变仍与战前一样的十分不利的人口结构。
　　然而，对于南斯拉夫革命者来说，形势不仅是复杂而困难的，而且是充满矛盾的。尽管正在实现的是一个实质上反斯大林主义的进程，斯大林主义作为一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念还深受所有那些由第三国际作为唯一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观点强加于人的观点的影响。^[2]此外，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所能依据的只有唯一的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他们当时始终无私地承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威望，承认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甚至认为，这个狭隘的联盟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合乎逻辑的和唯一可能的前景。在革命时期同苏联领导打交道的某些糟糕的经验还不足以成为抛弃对他们的信任以及从另一角度观察他们的社会结构的理由。在国家的组织、党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对科学和文化的态度等方面，苏联的影响极为强烈。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和国家主义的因素不断阻碍我们的发展，结果必然造成困难和各种畸形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民主的革命道路经常在抵制这些畸形现象。
　　不论上述影响如何，最初的中央集权制在革命的武装阶段以后的最初的日子里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团结一致地去战胜国内的资产阶级，后者得到国际资本主义集团的强大支持。同时还需要由雄厚的中央积累和基金来保障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进行大量投资。然而，同样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南共努力由其他群众性政治组织（人民阵线、反法西斯妇女阵线、反法西斯青年阵线，等等）来贯彻这些措施，并因此得到人民的巨大支持。同样，党内的民主也比在受斯大林直接影响的那些国家里广泛得多。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革命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这个革命还始终处于高涨时期，它完全是一次独特的革命，必然要求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行动，对进一步的发展过程做一系列特殊的研究，并且，由于这一切而绝不能够轻易地把它纳入其他某些“规定”的范围和道路中。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则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真正想把革命过程进行到底的，是献身于建设新世界的伟大而崇高的理想的，我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为了建成这样一个新世界，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都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世纪以来，这些伟大的原则一直推动无数的劳动群众同多少世代以来的剥削人和损害人的尊严的世界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些原则同把斯大林及其领导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强加于人的倾向，同否定国内和国际上的独立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原则行为，最后同那些与本国和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格格不入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行为是无法一致的。
　　因此，当斯大林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合营公司、中央银行、自己的军事专家和民用专家）使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并最后主宰它们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的盲目性，对南斯拉夫的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知道，苏联和他本人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他没有看到一条创造牲的革命道路本身所带来的成果和巨大的变化。他本来寄希望于他一采取行动就会要么粉碎抵抗，要么干脆撤换领导。
　　联共（布）中央通过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 M. Molotov）签署的信（第一封写于1948年3月27日，第二封写于1948年5月4日）开始攻击，他们在信中指责南共中央奉行反苏政策，党溶化于人民阵线，醉心于资本主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等等。南共中央通过4月13日和5月17日两封信拒绝了这一批评和攻击，此后，情报局于1948年6月28日进行了公开的谴责。
　　情报局的决议（南斯拉夫公开发表了这一决议及各封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公开发表南共中央的回答）指控南共把南斯拉夫引向资本主义，并号召南共党员强迫南共领导放弃到当时为止的政策。南共中央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拒绝所有的指责并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情报局决议发表一个月之后，于1948年7月21日至28日举行，代表大会完全赞成南共中央的立场。
　　这一转折性事件很快就表明，这实质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冲突。冲突初期（1948年）所发生的情况连我们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和模糊不清，随着这些分歧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刻板公式的被抛弃和通过整个国内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分析，现代世界及其趋势的图像以及这种冲突的性质才获得了另一种、越来越清楚的轮廓。
　　事实上，必须把斯大林及其辩护者们在第三国际的第二个时期精心制造和硬要强加于人的那一套教条主义遗产全部抛弃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明显地感到，有必要对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大肆宣扬的关于斯大林的种种评价做真正的重新估价。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国家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政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及其智力活动的分析，所有这一切都通过这次冲突获得了新的说明。
　　尽管自那次事件以来从历史的角度看相隔的时间还很短，但是，今天已经很清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领导所采取的立场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历史性行动，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转折点之一。
　　这一冲突本身把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来了。在当时开始的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中出现的某些现象，不仅使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感到吃惊，而且使他们深深地感到痛心。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应当弄清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可能使用往往低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实践和政治水平的方法呢！^[3]
　　当苏联和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开始对进入紧张的经济建设时期的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采取歧视措施吋，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做出了巨大努力来顶住这一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而且也努力从理论方面来解释这一切现象。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十来年所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根本否定和战胜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释，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开辟了新的境界。
　　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几个阶段，主要的危险之一是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是在社会主义进程本身内部产生的，它可能使社会主义关系发生致命的蜕变，变成国家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关系，这一点在到当时为止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则是不为人们所承认的。正如铁托后来在总结这一过程和问题时所说的那样：“然而，在经济和其他方面仍然很落后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在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过大的作用，政权高度集中在国家中央机构手中，以及党直接领导国家机构，这些情况自发地产生出新的现象和危险：官僚主义，党和国家机构合而为一的危险，政权机器独立行事及其置身于社会之上的危险，社会政治工作者变成行政首长和劳动人民变成命令的执行人，而不是社会建设的积极和自觉的参加者的危险，等等。这一切现象有使政治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并且会使劳动人民的创造性主动精神受到压抑和使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陷于停滞。但是，尽管我国经济落后，官僚主义的蜕变和党同行政机构合而为一的倾向并不是在我国的国土上产生的，而是通过抄袭斯大林的做法中的一切，作为斯大林的做法的思想影响和物质影响从外部传来的。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损失。
　　另一方面，尽管南斯拉夫革命经常强调需要实行民主，强调自己的特点，反对官僚主义蜕化，但是，直到同斯大林的压力发生冲突和对它进行反抗之后，我们才懂得了官僚主义蜕变的全部意义及其危险性。霸权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外部表现，而内部的官僚主义分子则是官僚主义在威胁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发展方面的积极支柱。
　　因此，在外部同官僚主义的冲突更加要求对国内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更彻底的清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官僚主义的威胁。这一预言在我国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表现和证实。”^[4]
　　在革命初期就开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经过这些事件之后达到了新的高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认识到，国家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必然会加强官僚主义因素和国家主义因素，所以便大胆地开始了国家机器的权力下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正是由于这些具体的动向和进程，在理论方面也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特别是在1948年以后，社会主义及其实质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中心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仅有职业理论家，而且还有最强的理论干部，他们同时也在实践上指导着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里提出了下面两个基本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包括一系列其他问题）：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及其建设的道路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得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实质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基本思想，但是与一系列观点相抵触，这些观点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近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
　　首先，关于只存在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点被彻底抛弃了，这种观点是斯大林主义顽固地、教条式地强加于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这一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理由可资说明。南斯拉夫的实践本身就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不是用俄国革命的方法，而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范围内，通过完全独特的途径争取到的。除了这一点之外，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使人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不应该被归结为一种唯一的形式。这是同辩证法关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统一这个基本论点相违背的。每一个实现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性的个别国家，都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殊的内部结构，并处在不断变化的特殊的外界条件下的特殊的国家。可见，这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性必然要在具体的形式中得到体现，而这些具体形式是由某个国家的性质以及某个时刻的各种历史情况所决定的。各个国家的特殊性是如此的多种多样，情况又是如此的不同，因此，任何从教条主义出发指定发展道路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真理的最普通的违背。
　　几年之后，卡德尔在奥斯陆所做的众所周知的演说中，曾特别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系列国家已通过欧洲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机构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进化的道路，因此革命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适用的，他并且强调指出，这里不能忽视两点：“目前，这种过程主要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早期便就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上，获得了特殊的经济特权，有了经济力量以及与此相应的很高的生活水平，而这就会减弱它们内部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传统真正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矛盾的调节者，以逐渐加强社会主义的因素。至于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任何悠久的民主传统，而内部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过程的开展要困难得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现代国际资本的巨大集中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都不能指望沿着正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求得发展。这样，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仅面临着解放劳动的方法问题，而且首先面临着使本国从落后状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地位解放出来（这是不发达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的准备条件）的道路和方法问题。
　　除此以外，不管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任何内部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这种尖锐化是在某种不能在工人运动中实行妥协的制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毫无出路的特殊条件下发生的），都会使这些矛盾的和平的、民主的解决受到破坏。这种尖锐化必然会导向革命的冲突。旧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正是这样的。如果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就是说，应该把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向社会主义发展唯一可能的方式，这就等于制造一种教条，这种教条的危害性，比方说，不比另一个教条——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强加于一切国家——的危害性小些。目前，有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在一定条件下足够清楚地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今天来否认这个事实，正像当社会主义通过正统的民主形式而逐渐演变已成为一系列国家的历史事实的时候来争论这种演变是否可能一样，也是错误的和可笑的。依我看来，这两种教条今天都是实现当代国际社会主义的绝对要求的一个巨大障碍，而这种要求就是：找到一条有机的内部团结的道路；不是——比方说——像共产党情报局那样要求一致思想和一致行动的团结，而是要建设性的民主合作，以便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总的运动路线的基础上把各别的国际社会主义潮流联系起来。”^[5]
　　这一历史发展因素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提出来了。在这一大堆问题中，必须解决国家、政党、社会主义民主和符合新的社会关系的新道德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成果肯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对于斯大林主义来说，下面这种做法已习以为常：以各种数字——从生产出多少吨钢、牛奶和谷物，直到工厂的数目和军队的实力——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他们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只需要从经济上加强它，而忘记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范畴，因此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人逐渐地不再是客体、数目、听任摆布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逐渐消除对人的统治，而实现对物的统治，实现劳动人民自己的统治。然而人们只是有权选举那些管理他们或“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的人，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而只有他们自己来管理生活的一切主要领域，即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才能实现这一点。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人们才能认识到，才能充分意识到，他们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从而摆脱一切历史幻想，摆脱思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各种盲目崇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唯有自由的人才能真有的那种人的尊严，因为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的命运不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国家暴力，不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或者等级制度的轻率决定，而取决于他在其中作为平等的一员的自己的集体。
　　这种认识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提了出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有机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和国家消亡问题的解决，从列宁致力于组织工人管理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及从当时的其他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有所了解。
　　然而，必须考虑到，在这以后的整整30多年中，整个马克思主义受到斯大林所宣扬的观点的影响，这些观点顽固地反复出现在一切出版物、论文、书籍和指示之中，甚至无产阶级的国际实践也以它们为指南。正因为如此，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上述那些思想和认识不仅得到了特别的阐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获得了真正新颖的内容和意外的收获，因为这些东西是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被发掘出来的，而这种经验是同所有那些在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符合传统的经验不相符的。而传统的经验同发掘出来的经验恰恰相反。
　　这样说绝不是贬低那些在得出历史经验本身之前就提出了这些思想的人的天才，但是也不贬低下面这些人的创造性活动，他们同整整一个被奉为“神圣的”时期相反，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而使他们的理论观点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性的创造和人类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1950年6月27日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来说，将成为有意义的一天。那一年，在上述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史无先例的进程——把政权和管理交给劳动群众自己的进程，这也意味着国家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部门的消亡。那一年，铁托便能够指出：“国民议会今天要讨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一项法律的草案——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根本法草案。这一法律的通过，将是国民议会在通过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法律以后的一个意义最重大的历史性行动。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并没有实现工人运动的‘工厂归工人’的行动口号，因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不是什么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一个含有深刻内容的口号。它包含着关于公有制、关于劳动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纲领；因此，如果我们真正想建设社会主义的话，就可以而且必须把这一口号付诸实现。”^[6]
　　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不论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能由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来代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公有制是以社会管理这些资料为前提的，也就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解放和独立为前提的。
　　在无产阶级用武力夺取政权，而资本主义关系存此以前未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情况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集中行使权力和实行管理，是这个国家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将通过高度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而产生的那些国家中，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在上面提到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给它指出的那种任务，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整顿国内的关系，保障自己不受其他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危害以及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巩固革命的首要和基本的任务以后，还会面临一种在其本身中存在的内部危险——官僚主义的危险。^[7]凡是在无产阶级国家还没有开始消亡的进程，首先是在经济职能方面还没有开始消亡的进程的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必然会得到加强，并独立而成为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特殊机构。劳动群众经济上的解放以及整个社会方面的解放的被延缓和推迟，必然使那些在经济上最近似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停滞不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就已明确地看到的那样，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建立起标志着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历史阶段的那些关系，工人阶级的国家必须开始一个实际上意味着它本身的消亡的进程。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这一认识和革命行动使得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1]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总共有几百个（据计算约为800个）敌对团体在活动，有一万多名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竭力想推翻新政权。当时，36%以上的工业、50%的铁路以及80多万幢房屋遭到破坏。根据1938年的国民收入，南斯拉夫每人大约是60美元，比德国少5/6，比法国少3/4。以上材料取自D.比兰季奇《1945-1969年南斯拉夫争取自治社会主义的斗争》（D. Bilandžić, Borba za samoupravni socijalizam u Jugoslaviji 1945-1969, Zagreb 1969）。比兰季奇的材料取自我国以及国际的资料。

^[2] 在这一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斯大林当时被列为第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外，还大量发表了苏联时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日丹诺夫、列昂诺夫（M. A. Leonov）、罗森塔尔（M. Rozental）的，还有列昂节夫（L. A. Leontijev）、奥斯特罗维特扬诺夫（K. V. Ostrovitjanov）的，等等，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极其官僚主义党性的文章。在艺术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然而，这种观念完全没有产生出比较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上，占主导地位的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

^[3]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所有那些伟大活动和成果之外，还需要永久写下这样一些估价和观点，它们被认为是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最高水平，人们并以此来约束所有共产党和指导它们的某些活动，而实际上这些估价和观点只是一个官僚主义集团的最卑鄙的污蔑和愚蠢的自以为是。1948年我们被指责为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错误，保存资本主义因素，使党消失在人民阵线中，等等；此后，情报局1949年在决议中又声称：“在1948年6月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已经指出铁托-兰科维奇（A. Ranković）集团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方面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面去的事实，而在情报局那次会议后所经过的这一时期内，该集团则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出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了。”（“Boljševik” br. 22/1949, str. 19.[参见《南斯拉夫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译者注]）在各种结论中还有这样一条：“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反对这受人雇佣的铁托间谍凶手集团的斗争，乃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Boljševik” br. 22/1949, str. 21.[参见《南斯拉夫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9页。——译者注]）对一个实际上是欧洲的唯一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努力，完成了自己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竟做这样的分析，竟使用这样的词句，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和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原来竟该是这样的！

^[4] 约·布·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Četrdeset godina revolucionarne borbe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 Naprijed-Zagreb）第1卷，第34-35页。在这个时期（1949年），马克斯·巴切（Maks Baće）对当时试图带进国际生活的苏联国内生活中的官僚垄断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参见O nekim pitanjima kritike i samokritike u SSSR-u, “Komunist” br. 6/1949）。

^[5] E. Kardelj, Socijalistička demokratija u jugoslavenskoj praksi, Predavanje održano u Oslu, 8. oktobra 1954, Beograd, str. 12-14.（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34-236页。——译者注）

^[6] 约·布·铁托:《论工人管理经济企业》（O radničkom upravljanju privrednim preduzećima），《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第5卷，第205页。

^[7] 关于官僚主义问题，在我们的理论书籍中已经谈得很多了。铁托在谈工人自治的同一篇报告中曾经指出：“把工厂、矿场等等交给工人管理，我们就使得一种名叫官僚主义的传染病不能在我们这里传播。这种传染病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轻易地、迅速地从资产阶级社会带过来了，而且，在过渡时期中它是危险的，像水螅一样，它的触须从各方面阻碍和阻挠正确的和迅速的发展过程。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之一，这是恰恰由于它偷偷地渗入了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活动，人民在开始的时候还觉察不出来。认为官僚主义在我国不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它已经钻进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中心。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并且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使它的渗透成为不可能。单单只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定期运动是不够的，必须展开经常的斗争和教育人民。”（约·布·铁托:《论工人管理经济企业》（O radničkom upravljanju privrednim preduzećima），《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第5卷，第229页。[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01页。——译者注]）而卡德尔在人民革命十周年时曾经写道：“举例来说，国家的消亡过程是社会主义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过程是不会自发地完成的。听任这一过程自发地发展，这就等于加强同这一过程相对立的反动因素，这就等于首先加强想使整个社会屈从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以及最后屈从于官僚主义帮会的官僚主义倾向。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很重视官僚主义的危险，可是，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官僚主义的危险甚至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能预料的程度更大。我们从目前时期得到的经验告诉我们：官僚主义是阶级制度残余的最后和最顽固的堡垒，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Deset godina Narodne revolucije, “Komunist” br. 2-3/1951, str.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