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章 武装革命胜利后的观念和实践
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是我们世纪最有影响力和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之一，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在他们的进一步的实践和理论中常常清晰地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这样特殊的问题和境遇是不可能完全按照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标准、范畴和经验来加以解决的。中国不仅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而且民众对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个性发展和个人主义都不熟悉，并且今天也是从半个世纪前俄国的不成熟的立场出发来开始社会主义实践的。但是，这也表明，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不可能传播和运用基于欧洲条件而形成的观念和经验，在这方面人们经常会犯错误。
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完成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的，它是一个经历了几个世纪封建统治的，经济上和技术上落后的农业社会。无产阶级只由社会的极少部分构成，而20年代末的事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革命进程引起的。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中国的革命的和民主的 传统非常薄弱，因而只能通过革命中人民群众的解放高潮来加以培养，考虑到无论是何种战争，也包括解放战争的军事条件，如此培养起来的民主传统就有局限性。如果一个持续了整个20年代的革命解放了千百万人的能量，那么就会发展起人民的觉悟，灌输一种对领导力量的信任——这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此长时期的战争在领导干部之中发展了其一种战时的心理，行政命令式解决问题的习惯，以及对等级结构的敬意，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后来的国家的和党的机构的官僚化。
中国遭遇的进一步的困难是帝国主义力量，首先是美国的封锁，它采取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去阻止这一革命进程，并期待使其已经落伍的代理人蒋介石或迟或早能够控制整个中国，它把蒋介石安置在台湾，却赋予他在联合国中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如果我们对此再加以补充，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不正常的关系，即斯大林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带有霸权主义倾向的政策，最后还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一步增大而不是减少的巨大鸿沟——那么，我们就至少列举了审视和解释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 所必须考虑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在上述复杂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也不可能考虑经济和思想的内在的逐步成熟的进程，而是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快这一进程。在那样的努力中，很难看到一种主观的行为与急功近利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分界线——也是毫无疑问的。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第一批措施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加快推进农业集体化。这种行政措施总是容易导致一些明显的矛盾，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化，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自己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尝试着在理论上加以确定和解决。最具理论特色的是毛泽东强调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不仅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也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1]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结构本身的矛盾的学说。“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2]
毛泽东强调，为了解决不适应性的因素，必须扫除官僚主义，加大力度改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按照正确的和特殊的办法解决每一矛盾。考虑到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毛泽东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通过行政决定让其他人相信他们的立场和理论，而且要进行思想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3]
依据这样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毛泽东在50年代后半期就表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理论。对此，毛泽东揭示了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法展开的范围和理解。“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4]
正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目的是为了激发全体人民建设国家。然而，成果并不显著，在那不久之后，就开始了另一个措施，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跃进”（1958年）。全中国都为在农村（以及一些城市）彻底建立人民公社的战役而激动不已，这是通过消灭私有制、集体劳动和平等分配来实现的。这一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这可能是有意识地追求整体发展的急躁病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同时也是由于幻想可以在这种落后的国家实现马克思关于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设想（而没有考虑到马克思是依据已经发展 了的公民的个性，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体的分化的设想而做出的构想），因此，整个运动遭遇了挫折。我们这里不去考虑由于这一努力而进一步加重的灾荒年，整个这一运动过分强调了主观因素，这种努力由于低估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性的制约而令人遗憾地转变为 冒险。
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1959年9月）已经可以确证这样的结果，并且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在公社、私有财产等方面具有很多妥协性成分。由此毛泽东辞去了共和国主席的职务，而只是担任党的主席。所有这些事态，以及国际舞台矛盾的加剧，使得党的高层的旧有矛盾尖锐化，对此我们后面还要提及。两种不同思想的这一内在冲突成为后来几乎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些事件使得关于不断革命的命题获得了理论的合理性，在国际领域则是关于“贫穷的农村”和“富有的城市”的命题，指责积极的共处政策，同苏联展开激烈的冲突。[5]
中国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由来已久，虽然最激进的冲突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到来的。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与斯大林之间没有过特别积极的体验，但是在那些年中几乎每个人都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南斯拉夫抵抗苏联的斗争，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观念表达出不友好的关系，并且在苏共二十大已经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之后还对斯大林进行无理的辩护。然而，不考虑漫长的过去，可以确证，毛泽东和中国关于当代历史进程的理解在许多方面与斯大林的理解是一致的。并且，他们是世界的这一阵营的激进的代表，在社会主义阵营本身被视作社会主义的保证。他们甚至不仅是使由不发达国家争取解放的战争引发的矛盾尖锐化的代表，而且也是这些运动的激发者。他们首先把美国视作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并且排除了任何与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同样，在国内发展中，他们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拒斥各种关于经济激励的想法，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过大的经济差别，出现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导致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分化。正因为如此，当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批判地分析斯大林主义时，中国的领导者们站出来替斯大林辩护，主要不是因为这种批判在他们看来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一种妥协，而是因为这在社会主义内部开始了一种与中国的理解完全不同的东西。[6]
50年代初，南斯拉夫在不仅为了维护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紧张的和戏剧性的斗争中宣布，积极的与和平的共处政策是当代世界能够使全世界避免总体性灾难的唯一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阻止任何民族采取任何手段为争取民族 解放而战斗。而当南斯拉夫首次宣布，结盟政治按其本身的存在和变化逻辑必然会导致不同阵营的冲突时，中国领导人毫无理由地把这种立场解释为是对社会主义的削弱，以及对历史的错误状况的满足。他们，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其他追随者，都只是认为，其他国家的内部的革命力量巳经不值得相信，这种观点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也正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处于困难的和不利的条件下，还是开始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社会自治，就在这个时刻，中国领导人加剧了批判南斯拉夫的战役，宣称南斯拉夫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7]
南斯拉夫问题的特别尖锐化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领导人方面对于南斯拉夫政策的变化而引起的。尽管有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的会议上对南斯拉夫的谴责，但是，在那不久之后，苏联领导人也无法再坚持在那以前的不可行的和不合理的立场。[8]
由此，对积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采纳、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承认，以及努力把控冷战政治等，就与中国的立场的分歧越发明显和深刻。6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中断了技术和经济援助，并相互发表公开信和相互指责。对中国人而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是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主义者。由此，对中国领导人而言，革命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中心已经由发达的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而中国是革命的中心。[9]
毫无疑问，在这20年中，不发达国家的阶级冲突加剧和剥削问题又进一步表现出来，这些国家或是从数世纪的殖民地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或是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直接的和残酷的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剥削。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于这些革命运动，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像一个阶级那样对抗发达国家。贫穷、社会歧视和无权力感总是革命的主要的不满；但是，对于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言，前提是人的丰富性和发达的个性到达一定的水平。
国际层面上的这些冲突也会在国内的关系中留下痕迹。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领导人也主要依据关于斯大林个人的和阵营的政策的评价。然而，60年代中国由于过分的激进主义和关系紧张所导致的对外政策所遭受的挫折，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灾难，导致 了中国党内分歧的加剧。这些分歧被很小心地掩饰住，尽管从国内战争和革命时期就一直存在。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所维护的流派一直倾向于妥协政策。这一点在战后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时肯定是在苏联关于局势的评价的影响下，反对对抗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维护 妥协政策，并对政权进行分割。由于毛泽东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判断取得了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因此内部反对派没有任何理由进行反对。但是，当毛泽东试图通过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政策重新加快革命变革时，当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具有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时，党内的冲突就开始重新恢复起来。这些在我们上述所提到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所受到的挫折时就出现了，这些挫折在那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从其他共产党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孤立出来。
同时也表明，战后赫鲁晓夫的新领导基本上依旧坚持自己的国际政治理念，这使毛泽东和他的团体面临着明显的两难：或者是放弃自己到那时为止与帝国主义对抗的立场，而主要通过使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革命，反对国内外帝国主义，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 从而引导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或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到那时为止的关于世界革命和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念。在国内的平台上，两难表现在：或是继续坚持推行国家的继续革命的变革，这将以群众为基础推动社会关系和政权的进一步重组；或是通过传统的工业化、国家的-官僚制的计划管理和发展，来转变到那时已经众所周知的发展状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的反对派集团的第一次失败是彭德怀被撤职（1959年），并由林彪接替他的位置，毛泽东对于林彪完全相信，通过他可以在进一步的党内斗争和社会变革中确保对军队的掌握。毛泽东为了继续坚持上述的政策，就不得不坚持反对自己的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因为，正如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表明的那样，党已经逐渐与国家机器合一，成为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成为所有的重要的，通常也包括不重要的决定集中的中心。这一机构，特别是在其顶层，直接受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的影响，并且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希望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城市的和农村的青年人，以及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和部队干部作为最重要的依靠。整个那一革命表明，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这一点也表现在统治阶层的力量关系的建构，也表现在对于一种在建设国家的和平条件下尚属空前的群众运动的引领中。开始于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串联，特别是年轻人的串联，展开了“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冲突，并且经常出现对个人的迫害和强制性的自我批判，出现了对毛泽东的狂热的追随者和偶像崇拜——这一切经常导致濒临社会灾难的边缘。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且事实表明，整个行动都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所掌控。[10]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1966年八月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十六条”的形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的反对派被定性为鼓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批判，特别是在“大字报”上进行批判。基本的命题当然是依据毛泽东的观念，在他的立场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因此，重心放在群众身上，而不是放在党和国家机构之上，依赖可以在那一革命实践中经受教育的群众。强调必须特别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毛泽东认为，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弁且也不必担心会出现混乱。对于现存的矛盾，需要在人民当中来加以解决。在群众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想法和分歧是十分正常的，这些分歧应当通过讨论加以解决，因此，不应当嘲笑少数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不能强制人们改变自己的思想。少数人可以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中。要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以及他们对于正确的和错误的行为加以区分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应该能够不断地组织群众，应当实行选举制度，并以巴黎公社为榜样，拥有对官员进行批评和撤换的权利。只要引证一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第九条提纲就足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11]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继续规定了关于教育体制、教学改革、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特别防止资产阶级对于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公职人员的影响，以及把“文化大革命”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决定》同样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并且使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而这意味着部队的革命进程不能放任自流，以防止意外情况出现。十六条决定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这样一来，十六条决定虽然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通过的，但是，它的确构成了反对党和国家制度化的力量的行动的充足的基础，这些观点在根本上是毛泽东关于国际领域和国内领域的政治的理解。为了使群众对当时的政权的批判进程更加强有力，中央领 导于1966年9月做出关于继续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法的决定。这样就为群众运动和通常具有无情的和粗暴的形式的公开批判的充分发展敞开了大门，这在根本上只是与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相联系，这种社会结构和心理与我们欧洲的社会结构和心理完全不同。贬损一些当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最重要作用的人物是经常的现象；同样，还对许多文化成就持粗暴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在一种盲目的狂热中把这些文化成就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抛弃。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性的是发生在上海的事件。在1966年12月，上海的一个工人组织，即坚持十条规定的工人团体（Deset tačaka radničke manjine）就发表公告，强调需要遵循十六条的纲领，特别涉及到促生产，要与大学生、中小学生、工人和农民联合，并且相互教育，禁止宣传资本主义观点。然而，除了十六条，还要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意义上，警察可以禁止任何反对毛泽东、林彪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人。这样的要求无论如何是不同于1966年末党中央和政府的民主宣言的。
此后不久，1967年1月初，发表了《紧急通告》（Hitni apel），呼吁所有到全国其他地方交流革命经验的工人、公务人员、学生立即返回上海，以保证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进行，并且能够完成1967年的生产计划；在这个呼吁中，取缔了所有放弃工作岗位进行经验交流的做法；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充分强调和要求联合大学生、中小学生、工人和农民；禁止占领公共建筑，没收资本家的房屋，作为全体人民的财产，用于行政管理用房；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逮捕那些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领导小组的人。公告最后强调，所有反对上述要求的人都被视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者，都将受到惩罚。[12]
毛泽东当然宣布上述文件是进一步推进运动的样板。在上海本身，还总是展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追随者与党的机构之间的斗争，通过“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的冲击，原有的政权垮台了，建立起新的政权，叫作上海市“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新的政权组织由来自革命造反派、党的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组成。此后不久，党中央报刊的社论就指出：“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13]
这样，最终创造出一种新政权的规范，这同时也意味着原有的党的权力形式被限制和不再存在。刘少奇的路线被摧毁了。虽然斗争还在继续进行，虽然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使新的政权形势渗透到全国各地，毛泽东的反对派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这些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各种极为不同的反响。尽管时至今日关于这些事件我们依旧很难更确切地表述些什么，因为许多方面的资料依旧不充分，但是，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些反应和批评还是很有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而不依据某些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运动及进程的模式和观念来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同样，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一些与他们的经历和环境完全不同的欧洲事件时，也无法加以解释。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反对欧洲制度化的政权或者欧洲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青年一代的骚动中，也有人认为，中国的革命方法可以原封不动地运用到我们的情境之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涉及到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水平上和不同的结构之中的非常不同的进程。由于这一点，不仅中国在这一阶段的一些我们不可接受的方法，而且这些进程的内涵，在今天都可能适合于他们的条件，但是，这些都尚未经受过历史的检验。
不应当忘记，这一运动并不是群众的自发的进程，更完全不是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带有自主倡导和自发的特征），相反，这一进程一直是被发动的，而且在根本上是牢牢掌控在一部分领导人手中的，这一运动不仅具有开始的标志，而且在特定的时刻可以 确切地结束，而不考虑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想法和意愿。这一事实在中国的目前发展阶段无论如何无法减少。但是，不应当忽视的是，中国的这种进程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才会发生，而这对发达的欧洲而言是完全不适合的。狂热的群众运动方法、毛泽东的个人神化、在长达数小时的群众大会上对一些人物进行公开的羞辱并且要求他们做自我批判，或者让某个人带着侮辱性的招牌游街示众，等等，这些对于发达的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在最严酷的革命冲突中，也不可能否定欧洲数世纪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在这些成就中所包含的个性的尊严和自由是未来每一个进歩发展的基点和轴心。
从另一方面来看，不考虑关于中国的观点和方法的分歧，在关于这些事件的命运的评价方面，我们也不敢陷入中国人在评价我们的事件时所犯的那种错误。关于这样强调的理由，我们已经谈论过，在这里不必再加以强调。这是关于国际形势，以及他们的民族的进一步的 革命进程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冲突。毛泽东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反对派（如果不愿意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对自己的反对派使用政治暴力和肉体消灭——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方法存在很大的不同），而又不允许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等级制的-官僚制的结构进行一般的打击。因此，那些运动的实质是要摧毁旧有的权力结构。因而，合乎逻辑的是认同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与此相反，反对的潮流主要依赖到那时为止的结构，而对于进一步的发展进程则更多的是按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验的精神来理解的，这些国家主要依赖于国家和党的机构， 而不关心群众参与社会主义进程的直接管理。
然而，中国离消灭阶级结构和消灭分工还相差甚远。而只要存在着这样的条件，官僚制的和等级制的结构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无法直接纠正官僚化问题，或者甚至无法参与直接的管理。这样，中国就应该，并且必须把下列事情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参与世界市场竞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改善自己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且不得不发展主导性的专业化的和政治的机构，这一机构在依旧存在着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区别于那些依旧被束缚在体力活动中的团体和社会阶层而有效地 行使主导的功能。而这构成了党和国家机构官僚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能在自己现有发展水平上，在尚不能消灭劳动分工，以及群众的文化和专业水平依旧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新出现的权力机关，有效地抑制官僚化和等级制——这个问题不完全取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意愿。
但是，随着国家越来越发达，随着所有关系越来越复杂，关于“文化大革命”最新的历史演化的看法将会越来越含糊不清，而且对整个体制而言会越来越危险。当现今的新关系进一步稳定，专业化队伍——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科学的——将掌控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进程的领导权。新的权力形式能否坚持住持久地改进制度化，纠正官僚化的蜕变——这些将会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很快地显示出来。
[1]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Dodatak Tanjugovom biltenu od 19. VI 1957, str. 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2] Mao Ce-tung, 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Govor Mao Ce-tunga na XI proširenom zasjedanju Vrhovne državne konferencije od 27. februara 1957.), Dodatak Tanjugovom biltenu od 19. VI 1957, str. 10.（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 页。——译者注）
[3] Mao Ce-tung, 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Dodatak Tanjugovom biltenu od 19. VI 1957, str. 2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译者注）
[4] Mao Ce-tung, 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Dodatak Tanjugovom biltenu od 19. VI 1957, str. 21-2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 页。——译者注）
[5] 关于在共处和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立场问题，可以参见卡德尔（E. Kardelj）的成果《社会主义与战争》（Socijalizam i rat, 1960），在这里从多方面探讨了当代中国关于这些问题的立场。关于这一问题参见Stuart R. Schram, Die pernanente Revolution in China (Frankfurt a. M. 1966) 。我想强调的是，关于中国的最新事态很难得出更加确定的结论，因为文献还是不够充足。
[6] 参见《关于斯大林问题》（Zur Stalinfrage，13. sept. 1963）。中国领导人站出来为几乎整个斯大林活动时期进行辩护。除了其他观点，这篇文章特别强调：“斯大林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Zur Stalinfrage，载论文集Die Polemik über die Generalin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Peking 1965, str.138[参见《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译者注]）“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Zur Stalinfrage, str.137）而涉及30年代的问题时，文章也只是承认一些远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Zur Stalinfrage, str.137）并且最后强调：“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 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 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Zur Stalinfrage, str.138）
[7] 参见《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Ist Jugoslawien ein Sozialistischer Staat? 26. sept. 1963）。（见《人民日报》，1963年9月26日。——译者注）这篇文章试图表明，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者，而且他们出卖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南斯拉夫成为美帝国主义用来破坏俄国革命的特别舰队。不必说这种立场的滑稽可笑，也不用进行辩驳。只要说明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可以确切地和充分地想到，或者非常简单地说，南斯拉夫发展中存在着某些不合法的行为或者困难，对此南斯拉夫自己的出版物也加以描写剖析，把这些问题一般化到整个制度是幼稚的。这个小册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在对于发生在不同的历史和民族条件下的特定历史事件的评价中，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能限于窘境,这需要特别的谨慎。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中，蕴含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是它的困难和当前的局限性，可以看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
[8] 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分析这一变化所引发的所有情况。只要提及其中一些主要之点就足够了：南斯拉夫的自治和民主发展的进程，至少对于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是不可掩盖的；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奉行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政策，同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同南斯拉夫的敌对的政策自然会在与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引发困难；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的内部发展同样面临着经济改革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样，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对苏联而言意味着军备负担的明显减轻。
[9] 参见Brief des ZK der KPdSU an das ZK der KP Chinas od 30. marta 1963; Ein Vorschlag zur Generallin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od 14. juna 1963. god。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这些谴责。说明这一点就足够了：中国人指责赫鲁晓夫及苏联领导人背叛了社会主义运动，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打着和平共处的旗号与美帝国主义签署了条约，暗中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样，中国人同时断定，在苏联人民与特权的官僚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官僚化的主要倡导者正是斯大林，他们竟然激烈地替他辩护。进而中国人断言，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关于中苏关系参见以下文献：D. S. Zagoria, The Sino-Sowjet Conflict, 1956-61, Princeton 1962; Heinz Brahm, Pekings Griff nach der Vormacht, Der chiesisch-sowjetische Konflikt von Juli 1963 bis Marz 1965, Köln 1966; J. Baby, La grande Controverse sinosowjetique, 1956-1966, Paris 1966。还有中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文集Die Polemik über die Generallin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Peking 1956（在这本文集中也发表了苏联的公开信）。
[10] 关于中国的最新的事态和“文化大革命”，可以参见以下文献：Joahim Schickel, Dialektik in China. Mao Tse-tung und die Grosse Kulturrevolution, Kursbuch 9, Frankfurt a. M. 1967; Giovanni Blumer,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 M. 1968; Klaus Mehnert, Maos zweite Revolution（包括1966年中国的有关文献）, Stuttgart 1966; E. Collotti-Pischel, La Cina rivoluzionaria, Torino 1968; K. S. Karol, La deuxième révolution chinoise, Paris 1973；以及1966和1967年在北京出版的一些小册子。Die Grosse sozialistische Kultur-revolution in China。
[11] Beschluss des ZK der KP Chinas übur die Grass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8 august 1966), 引自G. Blumer,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 M., str.181-182。（参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译者注）
[12] 参见Punkte der Arbeiterminderheit (Dezember Schanghai) i Dringende Bekanntmachung (9. I 1967), in Giovanni Blumer,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 M. 1968, str. 254-259。
[13] Über die revolutionäre “Dreierverbindung”, “Hongqi” br. 5, 1967, in Giovanni Blumer,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 M. 1968, str. 382.（参见《红旗》杂志 1967年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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