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篇 中国和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
如果说，我们从俄国的事例已经能够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只有如此，人的创造性才能够得到广泛的施展和表现，那么，中国的现代史更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情景和历史发展的夺目事例。
许多世纪以来的封建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封建残余和军阀残余势力强大，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垂涎之地。20世纪初，它尚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问题，尚不知道何谓马克思主义。进步的资产阶级人士（当中也有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受着亚当·斯密（A. Smith）、达尔文（Ch. Darwin）、斯宾塞（H. Spencer）、穆勒（J. S. Mill）、海克尔（E. Haeckel）的自由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学术思想的熏陶，而在现代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当中，他们则特别受罗素（Russell）、杜威（J. Dewey）、德里施（H. Driesch）等人的影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首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从欧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为自己的革命行动汲取经验。从阶级结构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中国当时面临几项巨大任务，这就是使国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推翻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及限制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权力。[1]
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911年结束了长达许多世纪的时期；而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则开始了以往整个历史上从无先例的发展。要知道，揭开这部史诗的是寥寥可数的几位马克思主义者（在1921年党的成立大会上他们只有十二人），这就再一次显 示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人的因素，即所谓的主观因素在改变历史中的威力和作用。
中国真正的革命热情高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是中国革命的进程在这一时期必然要朝某种不同的方向发展。“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成过去。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些国家里，正像列宁已经强调过的，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此外，中国的特点是，孙中山这位重要的革命人物，并不是某一狭隘的资本主义阶层的代表，他从广大人民的立场出发，怀着谋求民族利益的崇高理想去对待革命的任务。他的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虽然不够明确并有着各种解释，但他后来的革命步骤和宣言明显地表明了它的广泛性和进步性。例如，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孙中山宣布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一年后，孙中山逝世，但他的巨大声誉、他的进步的和广泛的政治纲领，在许多方面曾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教授和李大钊教授组织了第一批小组，并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首先依靠当时人数尚少的中国无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他们加入了第三国际，纪律上服从苏联的指令，认为俄国丰富的革命经验， 足以保障这些指令的正确性。而这些指令基本上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阶段的群众性组织和主要实现者的国民党。
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上台领导国民党以及早在1926年就已经开始的反共（如在广州〕，预示着另一势力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舵。当中国共产党人还在一心想同国民党联合、一心想首先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扩大影响的时候，蒋介石同大资产阶级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就巳经准备好反革命了。
这时，在莫斯科，斯大林集团同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斯大林仍然一味主张同国民党保持巩固的联合，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活动。同后来按照1905年的榜样采取的工农革命专政的口号相反，托洛茨基 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出路。托洛茨基的立场无疑是更彻底的，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来说是更少痛苦的，但它同样是同十分复杂和纷乱的中国局势不相适应的。这也表明，革命既不能只靠某些既定经验去指导，也不能从与群众和局势毫无直接联系的某个中心来 指挥。
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纠纷和斗争，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严重的后果。某一次革命的领导，如果听任这一派或那一派势力，而且是某个外国的这一派或那一派势力非常偶然的优势所左右，那么，失败几乎是无疑的。而如果这些势力（不管是其中的哪一派势力）越是固执 地认为自己的革命道路是所有其他人的范例，那么，人们自然会越加不信任这种领导。
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共产国际，或者服从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国领导，都不能理解中国具体情况产生的某些新提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当时主要还是个农业国家，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推动了农民群众，他们已公开和牢靠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农村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毛泽东正是研究了这种情况，特别是湖南省的情况之后，在1927年3月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肯定说：“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2]
中央委员会否定了毛泽东的报告。从当时的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处的范畴和范围来看，这是不奇怪的。报告提出的观点竟极其轻易地被说成是“农民倾向”和同小资产阶级意识有联系。
然而，这些认识成了推动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德支点。毛泽东以这些认识揭示了当时尚未为人所认识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可以说，1927年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年，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进行四月反革命事变和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因而开始走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另—方面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在革命的农民群众当中和在建立自由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当中寻找革命的主要依靠。中央 委员会八月全会（1927年）撤换了陈独秀，并派毛泽东到农业省份江西去建立军队和苏维埃。但是以新书记李立三为首的党的领导人认为，革命过程仍然是在总起义，特别是城市总起义和解放区苏维埃化的旧范围内的。他们不顾本国的具体情况，把毛泽东的组织游击战争、建立自由根据地、包围城市等观点看作是农民冒险主义，并且把毛 泽东从政治局排除出去。
但毛泽东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他的一小支部队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同朱德带领的队伍会合，建立起第一支革命军队，他任政治委员，朱德任司令。往后我们将看到，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各种论述人民民主等问题的理论著作而特别著名。但是，如果从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来 看，毛泽东的天才恰恰在于认识和力行当时尚未为人所认识的革命实践，这就是：革命从城市转到中国农村的革命的、分散的和简直可以说是闭塞的广大地区，建立红军和解放区，在解放区推翻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引导革命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而在第一阶段是建立工农政权。
从中国革命后来的整个进程可以看到，这几项，即毛泽东这种非凡的创造性实践，是其他一切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
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毛泽东既要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官方论点，又要反对党内其他许许多多从消极的到“极端革命的”思想和情绪。在这个时期的一篇著作中，毛泽东针对所有这些论点，特别是针对没有在全国赢得所有群众之前不应立即建立政权的论点，简述了自己的论点：“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3]
正是在这些方面，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观点，并且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指出，只有一种革命经验和一种革命理论做指南，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中是完全不够的。应当立即强调指出，中国这个经验，共产国际实质上没有接受，它仍然一直是苏联经验和观点的宣传中心。
在中国内部，领会毛泽东的这些观点的过程也长达许多年。当时不得不同夺取城市的李立三路线，同在红军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其他各种观点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派没有能够击退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第五次围剿，这就是著名的北上长征的原因。只是在这次长征途 中，在1935年，有了沉痛的经验和损失之后，毛泽东的路线才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成为党的书记。
这样，我们已经开始谈到革命第三阶段的直接事件了。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满洲，几年后又准备占领全中国。革命红军在北方各省推翻封建关系，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人民政权，并同时肩负起抗日的重担。在这同时，革命红军又一直不得不抗击国民党的进犯和围剿。只是1936年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的生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之后，根据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十分有远见的政策，重新达成国共合作，以反对共同的、当时主要的敌人。
两党双方都做了让步和一定的妥协，如共产党人同意废除红军的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国民党则承认中共地位和答应给予物质帮助等。但是，这次联合与1924-1927年的合作有着重大的差别，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了巨大和沉痛的经验，而且有了10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并领导着独立强大的兵团和解放区。所有这一切，足以保证1927年不会重演。
与国民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把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合作的性质、未来政权和国家结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述当时革命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等意义极其重大的著作。
在1938年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著名报告，他特别着重指出，当时国民党是最大最强的党，中国共产党人将支持它变成人民的革命联盟。“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并坚持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 并在自己的组织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门，用以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持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将陷于危险之中。”[4]
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也把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概括如下：建立敌后游击队；建立地方人民抗日政权；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战运动和进行群众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教育；官兵平等；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等。[5]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也提出了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并对他关于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论点做了解释。“各民族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中国将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6]
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阶段和建立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经阶段的人民民主的直接任务的完整思想，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有最扼要的阐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7]
毛泽东是从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情况出发的，他的主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摆脱一切根据事先规定的观点和经验去解决历史问题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情况同1905年和1917年俄国的情况不同，并且提出了自己与苏联的马 克思主义者和整个第三国际革命法典的唯一著名命题相反，即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相反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论点。
正如在1927年和1928年独创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从而指导了当时尚未为人所了解的进程一样，在国共领导下的广泛的人民抗日运动的新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具体的条件解决了形势问题。中国的情况同其他以往的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之所以有重大差别，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应当考虑到他们。而在外国侵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也能够表现出革命性。
再一个特点是，处在当时阶段的中国革命在外国侵略时期得到了发展，有了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兵团和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写的许多文章里，都肯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前途必然是独特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8]
在经济上，毛泽东认为这种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国家主义和私人占有的混合，认为在这个阶段不仅因为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不可能一般地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垄断资本必须国有化，但同时又必须使中小资本能够发展，因 为没有它们，落后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在农村也是一样，根据孙中山的原则，耕者应有其田，也就是说，不剥夺富农，而只剥夺封建土地和大地主土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9]
我们看到，毛泽东考虑到孙中山的巨大声誉，在许多方面依据了孙中山的观点和口号，特别是他活动后期的观点和口号。但毛泽东也立即指出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看法同国民党的纲领之间的区别，并且特别强调国民党纲领中缺少的革命后一阶段，即缺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的观点。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结果。毛泽东创造性地对待当时的问题，并继续反对各种教条主义的和极左的观点，同样也反对斯大林低估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支持国民党的做法。
贯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路线，主要是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路线，但在这当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军队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负。蒋介石采取少承担为上的策略，以便保存战争实力来同共产党人做最后的清算。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经过几年战争，共产党人领 导的中国军队恰恰在军事上和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在人民中进一步赢得了声誉和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支持网。因此，蒋介石在日本被粉碎之后便开始了新的反革命行动，他虽然得到所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援助（甚至得到苏联的外交援助），却年复一年地遭到接连的失败。
这是一次几百万军队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蒋介石军队占有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但没有道义上和经验上的优势。蒋介石为了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即为了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不仅威胁着中国广大工农群众，而且威胁着中小资产阶级的官僚资本主 义的利益，发动了反革命战争，这时，毛泽东立即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士的巨大的道义资本和以团结中国一切进步的民族力量的广泛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参加了决战。
虽然局势已发生变化，只剩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了，国民党领导已转入反革命，但革命依然是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到底的。因此，在冲突最激烈的一年，即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再一次并且更明确地说明自己关于这一革命阶段的思想。他说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10]可见，毛泽东当时描绘的新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符合他在 30年代末的想法。按他的意见，这种结构应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11]
1949年年中，国内战争结束了，反革命被打垮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这时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共产党人已不同国民党联合，而是革命的主要领袖了。这就使中共有可能加快速度解决某些问题，有可能彻底消灭大资本和封建地产。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并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不长的文章。他向当时尚未承认他的莫斯科伸出了手，从而同意日丹诺夫关于两个世界的集团观点，他基本上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上面，而又有差别，那就是把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提到第一位加以强调，并把制度更加明确地确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在革命舞台上留下的首先是这些力量，因而有理由得出这样的一个彻底的和唯一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始终是革命和抗日的主要力量。“‘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 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此处引文少了‘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一句——译者注）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12]
在这个公式里，虽然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他们已经不被算作主要力量，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不能是主要国家机构的领导者，因为它的社会地位决定它的软弱、缺乏远见和勇气。因此，走过的整条革命道路的最终经验就是实现“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13]。
于是，中国踏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但由于一系列困难和特殊的环境，这个过程也必须同样地按特殊的方式来理解。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发表了两篇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这两篇著作，不是对这些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做细致的哲学分析，而是更多地从理论上阐明革命实践本身和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实践。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所谓的教条主义者的，他们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研究所的出口品，并且由于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虽然这是毛泽东写这两篇著作的基本意图，但应当强调指出，在这两篇著作里，卓越的辩证思想家、无与伦比的革命实践家和战略家的思想是明显的，这对中国当时来说，不仅是首要的和最重大的，而且是最迫切的问题。因而，在《实践论》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同斯大林的认识论不同，他把实践在极广的意义上理解为人的认识、历史和整个生活的源泉和基础。“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14]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会一再重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背熟的思想和词句，而不懂得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到具体和特殊的环境中去，他有根据地特别强调实践，强调认识始于实践，并通过理论知识回到实践。这样，毛泽东就能够 比斯大林派马克思生义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并驳倒对认识过程的静观的解释。“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5]
毛泽东在对矛盾问题所做的分析中，也尖锐地反对教条主义和片面的经验主义。他在确定矛盾范畴时虽然不应如此片面地不加区别，把矛盾范畴和差异范畴混淆，但当他重申和特别坚决主张发现以及研究特殊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每一个过程都是各种矛盾着的关系和趋 向的综合时，却是正确的。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认识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他写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16]
毛泽东在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不同质的矛盾的同时，特别强调和提醒必须不仅懂得经常发现主要矛盾，而且还要寻找解决不同质的矛盾的特殊方法。
后来在武装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和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时期，毛泽东又在这些认识和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革命经验，对人民内部矛盾做了著名的分析，提出用非行政方法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虽然这些分析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批判性经验之后写出的，但这无疑并不降低其意义，因为这些分析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任何其他分析要深远些。
[1] 后来，毛泽东（1893-1976）在自己的一篇论述中国社会阶级的文章中只把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排斥在中国革命的同盟者之外：“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O klasama kineskog društva, Izabrana djela I. Beograd 1957, str. 8. [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译者注]）
关于毛泽东个人和中国革命，参见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第一篇真实可靠的报 道：《红星照耀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写于1937年，1968年英文版）；此外还有下列图书：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65);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1963); Tilemann Grimm, Mao Tse-tung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8 （该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国和毛泽东的书目）。
有关中国革命的新书，参见C. P. Fitzgerald, Revolution in China (Frankfurt a. M.1968); Han Suyin, Das China Mao Tse-tung (München 1968); C. Bettelheim, J. Charrière, H. Marchisio, 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isme en Chine, Paris 1965; A. Donnithome, Chinas Economics System, London 1967。此外，还必须参见下列报刊：“Peking Review”,“China Quarterley”(London)。此外请参见Die chinesische Frage auf dem 8. Plenum der Exekutiv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ai 1927, Hamburg-Berlin 1928. god.。
[2] Mao Ce-tunga, Referat o ispirivanju seljačkog pokreta u provinciji Hunan, Izabrana djela I, str. 18.（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译者注）毛泽东后来多次强调这一点。他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 中写道：“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Govori i članci Mao Ce-tunga, Beograd 1949, str. 120.[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笫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译者注]）
[3] Mao Ce-tung, Iz iskre može da bukne požar, Izabrana djela I, str. 101-102.（参见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译者注）
[4] Mao Ce-tung, Nova foza, Govori i članci, str. 38.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一个混杂的党，内部的反动分子常常在威胁着它。他说道：“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阻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和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一股逆流。”（Mao Ce-tung, Nova foza, Govori i članci, str. 39）
[5] 参见Mao Ce-tung, Nova foza, Govori i članci, str. 48-50。毛泽东有关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的最著名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游击战争的战马克思主义史_第三卷略问题》（1938年），《论持久战》（1938年）。
[6] Mao Ce-tung, Nova foza, Govori i članci, str. 70-71.
[7] Mao Ce-tung, 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Govori i članci, str.95.（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译者注）
[8] Mao Ce-tung, 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Govori i članci, str.98.（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译者注）。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另一篇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中，也做了同样的分析。他写道：“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Kineska revolucija i Komunistička partija Kine, 引自V. Teslić, Kineska revolucija i Moskva, Beograd 1953, str. 358.[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译者注]）
这些观点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中一再重复。
[9] Mao Ce-tung, 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Govori i članci, str.106-107.（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译者注）。这些观点，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也重复提到。
[10] Mao Ce-tung, Današnja situzcija i naši zadaci, Govori i članci, str. 232.（参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页。——译者注）
[11] Mao Ce-tung, Današnja situzcija i naši zadaci, Govori i članci, str. 233.（参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1256 页。——译者注）
[12] Mao Ce-tung, O diktature narodnoj demokratii, Moskva 1949, str. 10.（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译者注）
[13] Mao Ce-tung, O diktature narodnoj demokratii, Moskva 1949, str. 16.（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译者注）
[14] Mao Ce-tung, O praksi, Izabrana djela I, str. 257.（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译者注）
[15] Mao Ce-tung, O praksi, Izabrana djela I, str. 268.（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译者注）
[16] Mao Ce-tung, O protivrječnostima, Izabrana djela I, str. 277-278.（参见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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