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历史和理论前提
在对待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上，也像对待整个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直到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原因之一就是有人经常硬把这种统一的思想分成几个完全单独的部分，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丧失统一性和完整性，而缺乏上述这两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想要阐明的全部观点。
马克思一旦领悟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学中去寻求，就对经济方面的问题特别重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仅始终注意对这个社会的解剖，而且注意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更注意把这个社会看作人类阶级历史的决定性阶段之一。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历史有紧密的联系，同样也同马克思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有紧密的联系，同变革这个世界的革命纲领有紧密的联系，这个世界一方面使人全面地异化，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自身灭亡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基于上述这些理由，对马克思著作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的任何忽视，都必然导致对马克思意图的片面解释和阐述，甚至弄到连马克思著作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都不理解的地步。这个批判，并不是在指出缺点和纠正错误论点的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的批判，即辩证地扬弃一门实质上是市民社会理论的科学，而基本意图则是克服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身。因此，马克思的著作,是与他以往在哲学上和一般理论上建立一种关于历史和人的新观点的阶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若撇开这种关于历史和人的新观点，我们将会发现，是无法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基本的和根本的意图的；同时，马克思的著作，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分析，也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与他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基本区别，恰恰在于他关于历史和人的新的哲学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能够比那些仅仅对市民社会的理论感兴趣的人更深入和更彻底地解决经济关系中某些特殊问题。[1]
[1]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观点，需要从实质上分析他的一些观点以及他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直到《〈政铪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的思想发展过程。然而迄今对《〈政铪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分析尤其遭到忽视，因此从整体上考察就缺少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现代有关这些问题的几本比较有价值的专著是，卡·柯尔施：《卡尔·马克思》（K. Korsch, Karl Marx, 1938）；厄·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Ernest Mandel,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Paris 1967）；罗·罗斯多尔斯越：《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史》（Roman Rosdolsky, Zur En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ischen "Kapital", I, II, Frankfurt a. M. , Wien 1968）。
当然，在英国这个经济上较其他一切国家都先进的国家里，探索和研究近代史时期的经济关系和基本经济范畴的工作，获得了最大的推动力和最系统的材料。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在封建制度内部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价值、积累、利润等）的看法，开始在劳动价值论中日益获得解决。在这个被弄得混乱不堪的人们关系的领域中，早期的探索和理论突破，从威廉·配第（W. Petty）起，经过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和理査·康替龙（R. Cantillon），而在亚当·斯密（1723—1790）的天才研究和综合中达到了顶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把自己的成果和论断写人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
亚当·斯密在这部著作中，尽管不是完全彻底地，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解新经济制度的基础，并且极为明确地指出了作为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基础的分工的发展。但是，斯密作为一个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社会的理论家，像其他代表人物一样，认为有关人的一些根本问题可以在这个社会中得到解决。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自然权利的哲学观点是斯密的社会观的基础。卓越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埃·罗尔（E. Roll）在谈到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经济学派（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时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派之间尽管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思维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它的实质就在于把重点放在自然的东西上，而不是放在人造的东西上。这种思想包含着一种信念，认为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制度（不问这种制度是如何确定的），它胜过人们创造出来的一切其他制度。这种思想认为，对于明智的社会组织来说，只需要做一件事：尽量按照这种自然制度的原则行动。这里包括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行动，因此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所要求实行的政策，后来看来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宣布自然权利先于人定权利的原则。”[1]
[1] Eric Roll, Povijest ekonomske misli, Zagreb 1956, str. 114 - 115.
斯密也特别强调自然制度的优越性和人定制度的缺陷。因此需要允许个人有自由的进取心，因为它本身就包含在这种自然秩序之中。在年轻的资产阶级要求尽可能多地享受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和要求尽可能少地受到任何社会机关限制的时期，斯密是资产阶级理论的倡导者，而且是著名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倡导者。既然社会秩序和社会机构都只会造成障碍，那么就更加需要限制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满足于怀念自己的伟大的思想先驱者，满足于看到他们的某些范畴（如财产自由或竞争自由）是在历史上具有相对意义的范畴。然而人的自由和人的个性的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资本主义财产自由和进取心的基础上的。正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更高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阶段的前提一样，资产阶级个人自由在历史上的实现也是社会主义中人的个性进一步解放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迄今还不具备这些前提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对社会主义自由的曲解。然而，斯密也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范畴都看作是永恒的和天经地义的。
这种观点也是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 - 1823）的经济分析的依据。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时（1817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经过革命搏斗以后，已经作为社会的基本力量而站稳了脚跟。虽然李嘉图已经有条件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统一地概括劳动理论，但是他也和他的伟大的前辈一样，仍然陷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制度的幻觉。李嘉图引证了斯密关于劳动是价值基础的观点，然后得出结论：“除开不能由人类劳力增加的东西以外，这一点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因为在这门科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
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1]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李嘉图的身上达到了最高的理论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职能方面，马克思能从李嘉图的严密分析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同时也不应当忽略西斯蒙第（J. Ch. L. Sismondi, 1773 -1842）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西斯蒙第曾把生产过剩和危机发生的原因解释为竞争以及劳动与财产的分离，这导致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家。决定生产的是资本而不是需要，这个事实造成了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反常现象。西斯蒙第的批判是很有意义的，并且对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肯定产生了影响,但他的一些结论却是保守的，因而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同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W. Thompson）、约翰·格雷（J. Gray）、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 F. Bray）的研究成果也同样重要，他们从李嘉图的分析中得出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结论，研究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某些要素，并把英国的功利主义彻底变成消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要求。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 1787 - 1869）是他们之中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已经把资本当作一定的社会关系来分析，并且基本上追随着当时英国和法国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步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1] David Ricardo, Načela političke ekonomije, Zagreb 1953, str. 8 - 9·（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 9 页。——译者注）而关于资本主义范畴是永恒范畴的论断，最好引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话：“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资本可能是由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所以这类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David Ricardo, Načela političke ekonomije, Zagreb 1953, str. 4· 〔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 17—18 页。——译者注〕）
总之，无论在狭义还是广义的经济问题上，马克思都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批评家的丰富的思想成果来分析这些问题。
二、略论方法
然而，马克思与所有的前辈不同，他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问题之前，曾经过一段内容丰富的紧张的思索时期，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他在和当时欧洲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进行极有创见的对话中，树立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在理论上的新贡献，即他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尤其是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辩证法的观点。在简要地介绍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时，我们曾经提到马克思不仅对蒲鲁东，而且也对其他经济学家的两点主要责难：第一，指出他们方法的错误，即把历史的东西说成自然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关系理解为自然的关系因而是永恒的关系；第二，指出生产关系也和反映这些关系、利益和目的的观念和范畴一样，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因此只能说这些范畴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的产物。
同样，在稍后的时期，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手稿》[1] 的导言中曾提到：自由的个人，在18 世纪的思想家和后来的经济学家看来，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2]。
[1] 著作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包含在这些手稿中。——译者注）
[2]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 str. 5 - 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 页。——译者注）
马克思针对系统分析和论述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也使我们能够看出他的辩证思想。例如，他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而在经济学上从作为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初看起来似乎是最正确的。然而很快就会发现，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这个范畴就是一个寻常的抽象，而阶级又是以分工、交换、价格等等为前提的。这个分析向我们指明，最初的抽象是由越来越简单的规定组成的。如果反过来从这些简单的规定出发，再达到人口的范畴，那么我们这次得到的就不会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因而马克思认为，后一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一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具体的辩证法，即具体是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在黑格尔那里由一种幻觉，即把具体理解为思维抽象综合过程的结果这一幻觉所产生的外观问题。“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人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1]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 str. 21 - 22.（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5 页。——译者注）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也明确地规定了自己方法论的总原则：“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亊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K. Marx, Predgovor drugom izdanju Kapitala, Kapital I, str. LXIIL - LXIV.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2 页。——译者注〕）
马克思也以“劳动”这个看来十分简单的范畴为例说明了这方面的困难，他提醒说，设想通过劳动这个范畴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一个抽象的表现，这是不十分正确的。他说，如果我们对任何种类的劳动都同样看待，那么这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劳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创造财富的手段，因而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而这种状况只是最现代的社会的特点，因此这种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1]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以及在阐明经济范畴时，都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在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的是存在的形式，而且常常只是它的个别侧面，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在科学上也绝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看来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然而，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而不懂地租却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2]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 str. 25 - 2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9—30 页。——译者注）
[2]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 str. 27 - 28.（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1—32 页。——译者注）
三、资本
同样，马克思把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中心范畴，正是在对这个范畴的理解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辩护性政治经济学存在着本质区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各种结论，包含了马克思著作和他的历史批判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再次提到蒲鲁东，因为蒲鲁东认为，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主观的。马克思随即着重指出了理解这个范畴的要点：“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
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有些社会主义者说，他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种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忽视了资本包含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自由劳动和可能购买这种劳动的人的关系。资本可以从一个资本家手中分离出来，并转交给另一个资本家，但资本家一旦失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资本可以这样地与个别资本家分离，但是它不能与作为资本家而同工人相对立的资本家分离。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还写道：“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増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17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21 页。——译者注）
但是，这种错误丝毫不比谈论古代的资本，谈论罗马、希腊的资本家的那些语言学家所犯的错误大。这只不过是以另一种说法表明在罗马和希腊劳动曾是自由的，不过这一点是这些先生们未必想说出的。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畸形物而存在的。”[1]
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也特别强调这个基本区別。他写道，自然界并没有在一方造成货币和商品的所有者，而在另一方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可见，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关系。“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
总之，资本作为一定的社会关系，是整个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现象的基础。由于这种关系的直接表现是商品生产，而每个商品都具有可使用和可交换的属性，因此只有依据对这些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才能进一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即表现在一切个性和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的某种一般的形式上。马克思写道,这是截然不同于过去的情况，在过去，个人在家庭中或部落中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3]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412.（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08—509 页。——译者注）
[2] K. Marx, Kapital I, Zagreb 1947, str. 127.（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8 页。——译者注）
[3]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74 - 7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07 页。——译者注）
但是，价值生产造成了某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再次做了同样的分析和论证，由此可以系统地看出马克思的著作在理论上的一致性。在这些异化现象中，马克思看到了批判雇佣关系和政治关系以及在历史上克服这些关系的根本理由。
四、异化现象和商品拜物教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 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所持的主张，仅仅是他年青时期的某种黑格尔主义的弊病。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意图说明，上述看法是多么肤浅和多么错误。马克思的目的是要揭示和解释一种不断产生着非人道的关系，即普遍的物化和玄虚的关系的经济制度及其界限，指明消灭这种制度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道的社会关系的道路。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重提异化这个范畴，是因为这个范畴最能表达这些非人道的关系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出现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同的思想和分析。以商品生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必然生产出一种对人是异己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人仅仅表现为物，而不是表现为人。“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
在同一《手稿》接下去的一些段落里，马克思特别强调，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它只有在这种物的形式中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要性表明个人只是在社会中和为社会而进行生产，个人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因此，像某些改革家所设想的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监督，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7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07 页。——译者注）从大量的原文中我们还可以引一段：“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357 -358.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45-446 页。——译者注〕）
马克思始终强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克服现代人的片面状态，这就必然要考虑到这些历史的局限性，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新的更深刻的历史进程的前提。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人，其相互关系将受到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他们绝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1]
因此，简而言之，资本意味着一种异化关系。马克思早在十四年前在自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定的这些异化现象，在现在的这部著作中又提了出来，虽然他没有像在过去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对异化现象做系统的分析。但是资本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实质上分为两方：一方是能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另一方是拥有货币资金和生产力的资本家，他雇佣和使用劳动力，以便为自己创造价值，最终实现剩余价值。马克思所力图强调的和主张通过批判的和革命的方式扬弃的，正是这种根本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资产阶级文明中一切非人道的现象的基础。这当然也是《资本论》全书作为基础的观念。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往下就会知道，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2]。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79 - 80.（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12 页。——译者注）
[2]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214.（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66 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也包含了这一问题。马克思问道：一种可感觉的物一旦成为商品就具有神秘的性质，而货币连同它的全部“怪癖”以及对人的统治也是如此，这种神秘的性质从何而来呢？他指出，这种谜一般的性质来源于采取商品形式的产品本身。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
[1] K. Marx, Kapital I, str. 37.（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9 页。——译者注）马克思接着对拜物教的概念做了解释：“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Kapital I, str. 37 - 3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9—90页。——译者注〕）
马克思认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私人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而赋予这些劳动以特殊的性质。于是他们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劳动产品只是在交换中才获得脱离其使用价值的价值性质，因而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取得了二重性：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同时必须同另一种私人劳动相交换。它们之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然而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2]。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不是揭示了，而是更加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因而当一个生产者用自己的商品去换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商品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神秘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一旦跑到其他生产形式中，这种神秘性就消失了。例如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存在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各种形式的劳动就没有必要采取与它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3]。马克思还以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为例，说明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用作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为了分配就必须确立一种尺度，因而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成为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彼此之间以及同自己的产品之间的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
[1] K. Marx, Kapital I, str. 3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0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2] K. Marx, Kapital I, str. 3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1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下面还说，“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Kapital I, str. 40.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2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3] K. Marx, Kapital I, str. 4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5 页。——译者注）
同样地，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也简单明了得多，然而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1]。
[1] K. Marx, Kapital I, str. 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7 页。——译者注）马克思还把由商品价值决定的商品生产的这种关系同人的精神世界这样联系起来：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K. Marx, Kapital I, str. 43 - 4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7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综上所述，足以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同时也是他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要点和基础。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不仅是商品拜物教，而且是这种现象的另一面即人的普遍物化。这种关系的结果同时也在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在不断地把人变为资本、垄断、国家、民族等等结构的真正客体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相对立的日益庞大的力量。正如我们所强调过的，只有在这些哲学论据中我们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以后的全部分析以及他的历史批判的意义。同样也才能把握住马克思 40年代的著作与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理论联系。因而，正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发现了现代社会反常现象的基础，同样，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强调，他所做的分析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世界的物化问题上，而是放在这个世界的异化、外化和外在化上，即放在不归工人所有而归资本所有的巨大的物的权力上。马克思同时确定：“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被确立为这样的财产，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1]
在介绍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所阐明的某些观点，如关于人的解放以及克服人的物化存在和拜物教存在的看法之前，我们还需要考察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从本质上加以阐明的一些问题，否则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和历史局限性。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71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44 页。——译者注）
五、价值和剩余价值
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克思在解释价值问题时，首先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就连李嘉图也没有彻底解决人类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得以表现出来的基础所具有的不同性质，更没有解开创造剩余价值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奥秘。
马克思在1859年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价值理论，他在那里写道：“假定 1 盎司金、1 吨铁、1 夸特小麦、20 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价值。作为这样的等价物，它们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消失了，它们代表同一劳动的相等的分量。等量地对象化在它们之中的劳动，本身应该是同样的、无差别的、简单的劳动，对这种劳动来说，不论它出现在金、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样。但是，挖金、采铁、种麦、织绸，是质上互不相同的劳动种类。事实上，那种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差别的东西，在过程中就表现为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的差别。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其次，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1]
由此可见，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一般人类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是筋肉、神 经、脑等的一定的消耗。这是这样一种简单劳动，它的性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里是不同的，它是其他任何复杂劳动的基本要素，因为复杂劳动实际上是简单劳动的总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认为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和无可辩驳的：世界上所创造的全部价值，都来自人类劳动。
但是，现在在这里却碰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论如何不能解决的一个难题。既然一切价值都来自人类劳动，那么资本家获得的比他投人生产时更多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种剩余价值不可能在交换过程中产生，因为一方如果高于价值出卖商品，那么另一方就要因此受到损失，可是价值的总量仍然是一样的。如果停留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假设上，以为资本家偿付了劳动，那么又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资本家偿付了工人的全部劳动，那么积累在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此等等。
[1] K.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1907, str. 3 - 4.（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21 页。——译者注）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问题，是由马克思第一个解决的，为此，他正是利用了在前几章中指出的那些分析。马克思证明，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能够生产价值的商品即劳动力。这样一来，物化关系的性质就彻底暴露出来了。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从而也就有权按照既定的劳动日去使用劳动力。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劳动力的所得是两件不同的事。正如生产过程中所表明的，工人只要用劳动日的一部分时间进行劳动，就足以生产出他的劳动力的日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仅仅是劳动日的一部分。
“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増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1] 因此，工人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换得劳动力的日价值。但是，对工人来说，只要用一部分劳动时间（比如说半日）就足以生产出维持他的生活，即维持他的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劳动日的其余部分，他实际上是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工人在这部分无偿的劳动日中所创造的价值，就被资本家当作剩余价值而占为己有。
[1] K. Marx, Kapital I, str. 1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25、216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剩余劳动并不是资本发明的，因为在一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的各个社会中都存在剩余劳动。但是，在那些古代社会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从生产本身的性质中还没有产生出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但是在古代世界，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一种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两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1]
[1] K. Marx, Kapital I, str. 187 - 18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72—273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也扼要地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6 小时的平均劳动，工人就必须每天平均为自己劳动 6 小时。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会偏离身体上的这个最低限度；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K. Marx, Kapital I, str. 79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73 页。——译者注〕）
六、资本积累
这样就揭开了剩余价值及其各种不同形式形成的秘密。同时也为阐明资本积累的实质，为说明哪些生产要素创造这一积累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他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经济制度的地方正在于：一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需要，而是首先用于新的生产。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添置新的生产资料，用于增加可变资本（劳动力）。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
马克思既科学地说明了资本的产生，又科学地阐明了工人即社会上实际创造物质财富的那一部分人所受的剥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时所得出的那些结论，成了工人阶级开展斗争和观察未来的基本指南。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构成是以这样的方式增长的，即它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工人）要提高得快，这样经常就有一部分工人过剩，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资本家的竞争所造成的，因为每一个资本家在竞争中都力图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包含价值较少的商品，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进和增添各种机器，以便能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可是这样一来，用少得多的工人操作的更为完善的机器代替了许多工人，从而使一部分工人阶级成为“过剩的”人口。“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
[1] K. Marx, Kapital I, str. 547.（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14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2] K. Marx, Kapital I, str. 55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26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革命还要快。因此，还留在生产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就不断受到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的威胁，而资本家则利用这种情况来尽量进行剥削。马克思在结束自己根据 1866年以前的事实所做的这一分析时断定：“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1]
这个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问题，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倍倍尔、伯恩施坦、考茨基（K. Kautsky）等人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而不是绝对贫困化；布哈林（N. I. Buharin）则承认工人阶级的处境靠牺牲殖民地而有改善；诸如此类等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最新时期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详细进行研究的问题。马克思是从对 19 世纪 60年代以前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的，当时上述这些论断完全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得到证实。但是，不能否认，从那时以来工人阶级的状况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了改善。当代的俄国经济学家莫罗佐夫（A. Morozov）、格列则尔曼（G. Glezerman）、列昂节夫（A. Leontijev）等人证明，美国或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这是在分析工资的基础上所用的一种最常见的诡辩术（根据工资来确定生活水平就可能出现这种诡辩术，而要想避免得出片面的结论，就必须考察许多因素）。
由此又提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驳倒了马克思的结论呢？
[1] K. Marx, Kapital I, str. 57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42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不断增加、“过剩的工人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经常存在的论断，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今天的条件下仍然起作用。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中所说的，当时他本人并没有分析使这个规律（其他任何规律也一样）发生变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大大地削弱这个规律作用的情况，尽管这往往是通过损害某些其他生产者的方式而实现的。
不能忽视工人通过自己的各种政党和工会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群众性斗争。这些政党和工会通过争取提高工人工资、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争取给失业工人社会救济等等，也使得这个始终力求以最纯粹和最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规律本身有所改变。
同样，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首先通过对殖民地的奴役来实现资本扩张和取得超额利润。如果说通过这种方式和上面提到的方式可以使某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那么不能否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生活条件就降到了最低水平之下。
另一方面，价值较少的商品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无疑使居于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者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此外，不应忘记，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引起资本积聚和集中、生产扩大、生产过剩，以至大量的“过剩人口”，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矛盾之中，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矛盾的方法，在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正常的和对社会有利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战争和战争灾祸。可见，为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常态”，必然需要一种完全非人道的手段。
仅仅对上述几个条件的简短分析表明，存在着许多“使这个规律有所变化”的情况，而且对每一个国家必须分别做出具体分析，因为一个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可能和另一个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有相当大的差别。
也不应忘记和上述问题有联系的一个事实（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自己的前史，当时对靠自己的劳动挣得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小手工业者的资产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最无耻的和最野蛮的剥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形成的时候，相互竞争的规律、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在它的内部开始发生作用。现在被剥夺的对象已经是资本家本身了。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段著名的预见性的话，就是这样说的。帝国主义的现代史表现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为马克思所不能完全预见的特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特点同马克思的总的论点并不矛盾。马克思证明，竞争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积聚和集中导致了对较弱小的资本家的不断剥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过程直到今天显然还在继续进行。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那么就可以看出，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直到今天也不能解决在大危机（席卷了这些国家的大危机）中大规模的暂时的贫困状态，同样也不能解决世界性的战争灾祸（这实际上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桎梏的表现）。
[1] K. Marx, Kapital I, str. 683 - 68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73—874 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七、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的矛盾和进程
旧型的资本主义在20 世纪已经表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恰好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也还没有能力夺取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情形那样），国家机关本身就承担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摆脱直接的阶级影响，并力图通过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本身来解决这些矛盾。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再也不能适应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了。凡是工人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的地方（而这就是说在大多数国家里），国家就日益把暂时解决劳资矛盾的责任担负起来。而对生产过程本身的这种干预，不能以其他方式发展，只能通过限制私人资本直到剥夺私人资本即把整个生产部门国有化的方式而发展。这样一来，旧的资本主义形式被否定了，我们在这一发展中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就其结构来说，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前阶。[1]
毫无疑问，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必然要反抗这种过程。同样毫无疑问，旧的资本主义不能在自身的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最发达的国家中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日常的现实，只有国家能够（如果以资本主义的范围为限）以自己的有力的干预来减轻这种后果，并寻找暂时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
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国家中，是当前历史时期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而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跳板。
因为在这个阶段上，看来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可能性：或者国家机关朝着官僚主义的方向强化起来，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成为社会顺利向前发展的障碍，这样就势必要用革命的方式来消除这个最后的强大的桎梏以建立社会主义；或者无产阶级善于利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来加强工人阶级参与管理生产和整个社会过程,这样就能以较小的震动来达到同一目的。因此，今天工人阶级对这一发展采取正确的方针，是它的政策的基石之一。
某些国际历史情况可能在个别国家中引起无产阶级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的直接革命行动，从而缩短这一过程；但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当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这些国际历史情况。
[1]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布哈林）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曾经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对这种现象给予了不同的评价，但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根据这些现象当时所达到的发展程度来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在列宁和布哈林之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却完全忽视了这些过程，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总之，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正是作为一种趋势，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是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这一趋势的思想。所谓某种发展趋势，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一种发展方向，它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各种不同的程度、各种不同的阶段为前提，而所有这些可能性、程度和阶段在理论上是不可能预见的；因此在复杂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当代历史的复杂的发展中的一切因素、一切情况、一切作用和各种偶然性，也是不可能预见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通过对利润和利润率的分析，进一步补充、阐明和论证了自己的这一学说。在那里，他从另一些更为具体的方面说明了上述过程的不可避免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是不变资本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变资本（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的增长比可变资本（劳动力）的增长要快得多。但是，正因为有机构成发生这样的变化，于是对于资本家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即利润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性而日益下降。
由于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之比，而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力创造的，可是劳动力同不变资本相比却在不断减少，所以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就是利润率下降。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了许多起着与这个规律相反的作用的影响，它们削弱这个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规律发生变化等等，——因此马克思说的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资本家为了取得尽可能多的表现为利润、利息或地租的剩余价值，必须增加投人运转的资本量。但是，由于资本的这种不断增加是在相对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不变资本的增加相对而言要快得多），所以就出现了利润率下降的经常趋势。资本家首先通过增加总资本量来弥补这一点，这样，尽管利润率降低了，但仍能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总利润量。
马克思断定：“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同一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不断增加；结果，总的说来，与可变资本和利润的相对减少相适应的，是二者的绝对增加。我们讲过，这种双重的作用，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快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构成更高或不变资本以更大程度相对增加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更高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过剩。如果可变资本以前占总资本的 1/2，现在只占 1/6，那么，要使用同量劳动力，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三倍；如果所用的劳动力要增加一倍，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六倍。”[1]
所以，资本家不得不尽量增加总资本，以便通过增加利润量来补偿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这样增加资本和增加生产，实际上却具有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时所见到的那些后果。它引起生产过剩、小资本的破产、危机等等，从而表明，资本主义由于自己内部发展的必然性不能使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
于是，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率由于自身的下降而延缓了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并引起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其他灾祸。马克思指出，某些把资本主义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李嘉图），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在这里为自己造成了限制。“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2]
[1] K. Marx, Kapital III, str. 188 - 18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48 页。——译者注）
[2] K. Marx, Kapital III, str. 20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70 页。——译者注）
因此，马克思认为资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如下：“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1]
我们不打算叙述马克思这部不朽的著作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一切成就。我们只想强调指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马克思还全面地阐明了资本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以及关于地租（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学说。而这一切不仅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必要理论基础。
[1] K. Marx, Kapital III, str. 812 - 81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95—997 页。——译者注）
八、克服雇佣关系和自由问题
我们看到，马克思到晚年仍然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非人道的性质，只有通过消除和克服那些产生观代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解决。虽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在稍后时期他结合着对当时经济过程的更加详细得多和深刻得多的考察而给予了较为现实的解决，但是消除雇佣劳动从而消除经济异化（这是，一切其他异化形式的基础）的理想，以及形成全面的自由的人，仍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基本线索。因此，他在这两部著作的很多地方也表述了自己对个性解放的设想和看法。这些想法和看法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及其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合乎逻辑的人道主义的结论。
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一个地方，马克思曾关注一个论点（这个论点直到今天仍为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辩护者所津津乐道）：即认为自由竞争是人们自由发展的同义语。由于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基础——即资本的自由发展，所以马克思继续说，这种观念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索然无味的。马克思并没有低估这种个人自由的历史意义，但它毕竟也意味着取消个人自由和个人受到社会条件的束缚，这些社会条件具有不依个人为转移的现实力量和事物的形式。此外，“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1]。
我们看到，这种关系产生各种异化形式，从而也使现实生活神秘化。马克思在当时就以宗教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种神秘化为例，主张建立“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是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产品的“自由结合的人”的表现。马克思始终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就是不仅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求消除任何使生产者和他的产品脱离的关系，以及任何可能使一个社会集团变成统治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的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既反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反对一切国家主义关系，甚至反对在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国家主义关系。因此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54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4 页。——译者注）
[2] K. Marx, Kapital I, str. 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笫 97 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为人摆脱以往形式的分工（这对于人的活动方式特别重要）创造条件中，科学和技术随着这些过程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马克思认为，那时财富的创造将不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1]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592.（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00 页。——译者注）
劳动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有机地包括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机器工业极其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生产和财富的基础，既不是直接劳动，也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统治，总之，社会个人的发展是这种财富的基础。“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
可见，马克思当时就已经明确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许多人仍然需要用大量的时间从事生产，而科学过去和现在都是最强大的生产力。他写道，因为自然界没有制造出机器、机车、电报等，这些都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物化的知识。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只是在这种迅猛有力的知识发展过程中，才会具备人类解放的前提。
上述所有这些论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引证所有谈到这些问题的地方），都只是告诉我们马克思进行经济研究和他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同样，我们可以补充说，主要不是从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专门论述中，而正是从他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它的经济结构和构成这个一定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的辩证关系所做的全部无比卓越的分析中，可以最好地和最全面地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593.（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01 页。——译者注）
[2] K. Marx, Kapital III, str. 85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笫 927 页。——译者注）
本着这种看法的精神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曾重复指出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在历史上和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像它以前的所有生产形式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1] 同样，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而资本是对抗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未付等价物而从工人那里取走剩余劳动，因此这种劳动按其本质仍然是强制劳动。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始终应当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其他的阶级制度下，具有对抗的性质，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用比以往的社会形态更巧妙的方式榨取这种剩余劳动。同时，它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那时社会上一部分人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将会消灭。同样，它又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2]。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处在这种物质生产领域之外。“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
[1] K. Marx, Kapital III, str. 75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28 页。——译者注）
[2] K. Marx, Kapital III, str. 75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28—929 页。——译者注）
如果把马克思所解释的劳动范畴概括或理解为这样的范畴：它向我们指出了一种实质上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本质，那么可以理所当然地做出结论，从马克思的分析和主张中应当得出消除和克服这种劳动的论点。但是，如果把劳动范畴理解为人对现实，特別是对自然的一种基本关系的表现，即创造物质生活前提的关系的表现，那么当然谈不上消除劳动这回事。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领域作为必然性的领域仍然是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领域。至于它还将在多大范围内作为非自由的领域存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马克思没有把这个非自由的领域和自由时间的领域抽象地对立起来，也不认为非自由的领域将会变成游戏。因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自由时间的增加，即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的增加，在马克思看来，将会成为最大的劳动生产力，回过头去促进生产过程本身。因此，“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人直接生产过程”[1]。
当然，抽象区分这两个领域会得出片面的歪曲的结论。这里毕竟仍然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两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明确的理由可以有充分根据和有说服力地取消两者的区别。
马克思 从 19 世纪的 40年代起直到逝世为止，都在研究经济问题和写自己的这部不朽的著作。尽管时间拖得这么长，马克思却没有能在生前出版全书。《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恩格斯出版的，他为此而工作到 1894年。原定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大批手稿，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的标题第一次出版。
[1]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599.（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08 页。——译者注）
完全可以理解，根据上面列举的种种理由，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归人迄今科学分类中的某一正式门类。把它仅仅归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不正确的，同样，把它仅仅看作哲学、社会学或某种其他科学的著作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基本意图，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要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它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它的界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一种新的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同一切也研究这个领域的其他学者，甚至社会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正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方面而成为一部实质上是批判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最光辉的典范。
马克思花在这部著作中的巨大劳动是不会白费的。他的著作过去和现在都意味着新的社会力量的科学思想在理论上极其伟大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和能力：它能够在一种社会制度的现状中揭示出它的必然界限、它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趋势，从而彻底坚持自己的不可战胜的辩证观点，即在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中发现它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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