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三章 《共产党宣言》、革命和流亡（1847—1870）
一、《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之后，参加了同年召开的“同盟”的各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恩格斯代表巴黎各支部出席了这次大会。像恩格斯后来所写的那样，“同盟”彻底抛弃了“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1]，它由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组成，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一条写道：“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2]
[1] F. Engels, Prilog historiji Saveza komunista, str. 140.（参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36 页。——译者注）
[2] Statut Saveza komunista, čl. 1. Jubilarno izdanje Manifesta, Zagreb 1948, str. 15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36 页。——译者注）
同年11月29日至 12月8日，举行了“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讨论中提出并坚持了对历史、革命和无产阶级目的的新观点。代表大会一致接受了这些新观点，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宣言。
早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恩格斯因不满意“同盟”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一份《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草拟了自己的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原理》的提纲。同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恩格斯在11月底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我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时间十分仓促，还没有作仔细的修订。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的内容。”[1]
[1] F. Engels, Pismo Marxu od 23 - 24. novembra 1847, Odabrana pisma, str. 105.（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1月23—2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5—56 页。——译者注）
因为《共产党宣言》里已把这个《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许多观点表达得更确切和更扼要，所以我们只需要举出恩格斯在这个文献中提出的 在20 世纪引起很大争论的某些看法。对于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回答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 时 ，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1]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恩格斯在这个提纲中坚持这样的看法：私有制不可能用革命一下子废除，无产阶级应当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地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最后，恩格斯还坚持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因而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 从当时对欧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所能进行的观察中产生这些思想，是合乎逻辑的。在当时，这些推测是完全有理由的，而马克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19 世纪 70年代仍旧同意这种看法。然而，历史辩证法及其最富有决定性的因素——人，这一次也表明自己是更为复杂的和不可能完全被预见的，20 世纪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机械解释中都未能理解这一点。
[1] F. Engels,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Werke, sv. 4, Berlin 1959, str. 372.（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84—685 页。——译者注）
[2] F. Engels,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Werke, sv. 4, Berlin 1959, str. 374—375.（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87 页。——译者注）
这就是《宣言》发表前的简单情况。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宣言》的写作并把手稿寄往伦敦，于2月份在那里以《共产党宣言》为标题而发表。这篇光辉的科学政治文献，是全世界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且在当时，它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他们对历史、资本主义和革命的观点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著作。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开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阵营，即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
[1]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1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1 页。——译者注）恩格斯特别在后来的 1888年英文版中更确切地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2]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19 - 2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3—34 页。——译者注）
与过去的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它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破坏着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共同的财富。作者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结果，竞争、争夺新市场的斗争和危机，并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
马克思和恩格斯简要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发展的主要阶段、最初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建立、争取解放斗争的开始以及资产阶级本身的分化，然后做出了在早些时候的著作中已经得出的论断：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共产党人与无产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
[1]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28 - 29.（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7—38 页。——译者注）
[2]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4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4 页。——译者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
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一样，共产党人首先要求：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剥夺资产阶级意味着废除原来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对其大多数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资产阶级责备说，这会使懒惰之风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早就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动最多的人恰恰是所得最少的人。
当资产阶级谈到所有制、道德、妇女、家庭等等时，它不懂得所有这些范畴都不过是历史的范畴，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如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写道，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1]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4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4 页。——译者注）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
有人责备说，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宗教、道德，从而否认存在着永恒真理这一事实，而这些永恒真理是一切社会制度所共有的。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并利用这种政治统治，使无产阶级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在开始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起来，以便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最初，只有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将会是不同的。
由于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在进一步发展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3]因此，克服和消除国家这种人们关系中存在的政治和暴力形式，即一定的异化形式的观点，贯穿于他们当时的全部著作中，只是在后来才明确地表述和确定为国家消亡的理论。
[1]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56 - 5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0 页。——译者注）
[2]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59 - 6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1—52 页。——译者注）
[3]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63.（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3 页。——译者注）
同样，在马克思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看到这种批判），这种新型的共产主义的个人联合体并不意味着个人淹没于联合体之中，恰恰相反，意味着存在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自由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迄今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在第四章中，作者确定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 因此，共产党人支持一切进步运动，从而也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但同时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工人阶级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的的不同和对立。正如作者特别强调的：“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3]
[1]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63.（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3 页。——译者注）
[2]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8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5 页。——译者注）
[3]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89.（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6 页。——译者注）
同样，与许多共产党人后来通常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 这一点不仅是值得重视的，而且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共产党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作为结束。尽管这个口号到目前为止还往往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但它确实是形成一个新的历史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1]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9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6 页。——译者注）
二、革命和流亡
《共产党宣言》是真正的海燕。首先是法国革命，以后又是德国革命，都向“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了新的具体的历史任务。“同盟”的全体盟员陆续都来到了德国，帮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已经孕育着自己的对立物——无产阶级。马克思担任了科伦《新莱茵报》的主编，恩格斯也是编辑之一，他后来又加人维利希志愿部队当副官，并参加了失败的革命的最后斗争。
在革命中，马克思支持德国民主派的极左翼。他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捍卫了革命的民主专政。因此，马克思同哥特沙克（A. Gottschalk）及其追随者的“左倾活动”发生了冲突，这些人否认同资产阶级的任何暂时的联合，并想使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当时，这个革命甚至连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都不具备。
但是，当动摇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接二连三地丢失阵地的时候，当1849年春法兰克福议会停止工作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联系，而沃尔弗关于西里西亚的义务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文章，都清楚地表明，《新莱茵报》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的。
当俄国终于人侵匈牙利并扼杀革命时，德国反动派于1849年5月18日査禁了该报。退却是英勇而豪迈的，报纸的最后一期用红色油墨刊印，上面登载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告别诗和告工人阶级书：“《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
在这里提一下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和稍后时期发表的某些文章是有益的。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有历史的”民族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论点，当然，当时马克思也是同意这个论点的。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匈牙利的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恩格斯认为，一部分民族，特別是斯拉夫民族，没有任何历史前途，在欧洲的“历史上有过的”民族的革命之后，它们就会被同化。
这里不需要更详细地探讨这种观点的来源。从中可以发现黑格尔的影响残佘和关于“大民族”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念的影响残余。然而，当时的革命问题和一些民族对革命的态度，是促使恩格斯当时对这些民族做出如此严厉的判断的最主要的理由。由于一部分“奥地利斯拉夫人”和俄国的统治力量反对革命，并在当时大肆镇压革命而起了反革命的作用，由于恩格斯看到俄国沙皇制度是欧洲进步运动的最大危险，他就简单地断定这些民族的大部分将失去其民族性。
[1] F. Engels, Marx i "Nove rajnske novine", Izabrana djela, sv. II, Zagreb 1950, str. 312.（参见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2 页。——译者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观点的发展，请参见 Herwig Förder, Marx und Engels am Vorabend der Revolution, Berlin 1960。
历史彻底推翻了他们当时的观点，并再次证明：历史进程要比人们的理念可能对它提出的设想复杂得多。历史还证明，不能根据一个因素（无论这个因素多么重要）来做出最终判断，特别是对于一个民族整体做出最终判断。在现代，历史在其令人惊异的进程中同样证明，正是这些“反革命的”和“没有历史的”民族，在恩格斯所说的“革命的”和“有历史的”民族之前，踏上了历史上崭新的道路。如上所述，恩格斯倾向于在自己的历史观中加人一些比一种能动的观念所允许的更多的决定论色彩，而这种能动的观点是他和马克思的共同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未曾预料到，一个民族不是始终都能够利用一定时期的客观所提供的一切良机的。
然而，在这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假如恩格斯能够参与当代的革命事件，那么他的革命精神和热情只会欢迎在一般说来他未曾料到的，然而正是他本人的思想照亮了历史发展道路的地方的新历史的产生。
由于革命的失败，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不久又作为流亡者在伦敦出现。为了尽快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使它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个文件也分发到其他国家里。这篇文章篇幅虽小，但很著名。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作者向无产阶级阐释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措施。由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具有相对的进步性，无产阶级可以同它结成暂时同盟以反对反动势力。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目的是要尽快结束革命以实行资产阶级措施，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
[1] K. Marx i F. Engels, Adresa Centralne uprave Saveza komunis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83.（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2 页。——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应该提出什么要求，强调要坚持关于工人同农村无产阶级建立联系和结成联盟的论点，并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要经过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而法国工人阶级则有可能迅速取得胜利。他们宣称，工人自己“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首先必须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1]。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综合的典范，文中预见到了阶级关系、阶级变动、阶级对抗和决定性斗争的一整个历史时期。不断革命——对这个问题人们后来做了极为不同的解释——被第一次明确而突出地提了出来。尽管他们当时相信革命会迅速地重新来临，但他们还是完全正确地把不断革命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理解为无产阶级必须并准备继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非常熟悉法国的历史，而他现在，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新观点来分析这些相隔不太远的具体历史事件。
[1] K. Marx i F. Engels, Adresa Centralne uprave Saveza komunis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92.（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9 页。——译者注）
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分析表明了法国革命的经济背景和阶级背景，撕掉了六月血腥屠杀工人的罪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假面具。而且，他同样明确地揭露了路易·勃朗、蒲鲁东以及其他改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说教的反动性和荒谬性。马克思始终坚持自己过去关于组织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又明确地做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之点就是工人阶级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1]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与其他一切关于组织新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截然不同的革命共产主义的要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更详细地分析了当时整个经济和政治运动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当前还没有面临新的革命，如果不发生新的危机，新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第 5—6 期的最后一次《国际评述》中提出了上述观点，正是由于这个观点，他们与维利希、沙佩尔、弗伦克尔（L. Fränkel）和莱曼（A. Lehman）彻底决裂了。这些人狂热地无批判地幻想“制造”革命，筹集供最必要的准备工作之用的款项，并期待美国的贷款，而马克思却严肃地对待革命问题，要求对一切情况和可能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在1850年11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有六名中央委员（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埃卡留斯 〔J. G. Eccarius〕、普芬德 〔K. Pfänder〕 和康拉德·施拉姆 〔K. Schramm〕）反对维利希集团的革命浪漫主义。为了挽救“同盟”，大多数人主张把总部迁往科伦，而到 1852年底在有名的伪造的科伦审判案之后，则解散了“同盟”。[2]
[1] K. Marx, Klasne borbe u Francuskoj od 1848. do 1850. Zagreb 1949, str. 63.（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13 页。——译者注）
[2] 这个问题可参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 457—536 页。
当时，由于物质上的困难，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在父亲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当办事员，而马克思则留在伦敦，继续他业已开始的经济研究。为了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他还经常为各种报纸撰稿（马克思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为该报撰稿的年限特别长）。
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马克思写了一本著名的书，书中以精辟的分析对这个众说纷纭的事件做了合乎实际的解释。
从理论角度看，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书中第一次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在革命中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同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1]
后来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批评，按照这些批评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因素直接决定一切，既决定思想又决定行动，而意识形态和个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那么我们只要举出马克思的这篇著作，就足以驳倒所有这些批评了。这篇著作综合地、全面地概括了历史事件的进程，并对它们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没有忽视经济因素的意义，但也没有忽视人类的、个人的因素的意义。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
[1] K. Marx, Osamnaesti brumaire Louisa Bonapar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296.（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73 页。——译者注）在第一版中，这个地方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尤其是第一版中，有一段话要求无产阶级注意它的实际同盟军：“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糖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K. Marx, Osamnaesti brumaire Louisa Bonapar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296.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73 页脚注。——译者注〕）
[2] K. Marx, Osamnaesti brumaire Louisa Bonapar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211.（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70—471 页。——译者注）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的生活很困苦。然而，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在恩格斯对他的经常的慷慨帮助下，马克思还是于 19 世纪 50年代末完成了他后来的一部主要著作《资本论》的导言。但这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也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而且由于马克思在其序言中以他特有的经典式的简练笔调，只用一页的篇幅便概括了自己关于历史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使它成为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这段最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天才的综合，因此把它全文抄录如下：
“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巨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
[1] K.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1907, str. LV - LVI.（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91—592 页。着重号是弗兰尼茨基加的。——译者注）
我在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已经提到，马克思的这段对自己的基本历史观的卓越综合，后来被人们用一种恰恰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方式，即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方式做了解释。我们以后将有机会看到，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和斯大林主义时期，对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提出的所谓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像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一样，只是做了字面意义上的理解。许多人出于对主体-客体关系问题的传统看法，把这些观点简单地解释为只是反映论的特殊情况，从而或多或少地用机械决定论的精神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如果我们再加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提出的、正好是很不恰当的和非常简化的表述，即马克思强调“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马克思这方面，也存在着主要以古典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解他的唯物主义观点的推动力。
只要注意到我们在探讨马克思 1844—1847年的著作时所指出的和当时特别强调的他的观点和分析，就可以结合马克思的本来意图对所有这些地方做出正确的解释。
在这篇著作发表之后不久，1860年发生了同卡尔·福格特（K.Vogt）的争论。为此，马克思写了著名的论战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1年）。[2]
[1] K. Marx, Pogovor drugom izdanju Kapitala I, Zagreb 1947, str. LXIII - LXIV.（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2 页。——译者注）
[2] 梅林和梁赞诺夫对这篇著作的评价是不一致的。梁赞诺夫这样叙述了这些分歧：“梅林完全忽视了流亡者中间发生的主要争执。他没有看到，在这个似乎纯粹是个人事件的后面，隐藏着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深刻的策略上的分歧，而且正如拉萨尔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危险的动摇。梅林也未注意到，在这本批判福格特的书中，拉萨尔及其伙伴们的一切论据也受到了批判。”（D. Rjazanov, Marx i Engels, Beograd 1952, str. 141）
这些年里，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斐·拉萨尔 [1] 开始在工人中进行著名的鼓动，并创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种鼓动是以若干基本要求和论点为根据的，首先是以争取普选权的要求和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论点为根据的。拉萨尔断言，这个规律不允许工人的工资超过一定的限额。
由于他的“现实政策”、依赖普鲁士国家的态度和理论上的错误立场与空虚，拉萨尔同过去曾经友好相处的马克思发生了冲突。[2]
[1]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和有非凡才能的人物。他是一名法学家，创作了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巨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以及法学和经济学著作《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和《巴师夏 - 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或资本和劳动》（1864年）等作品，是革命后第一个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而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空虚的和政治上无原则的人。去世之前，他曾着手同普鲁士闰家和俾斯麦达成协定，以为这样就能解决克服资本主义的问题。由于拉萨尔在决斗中死亡，他的这些观点才没有发展到完全败坏他个人和他的有功绩的事业的名声。
卡·弗·布罗克施米特特别着重强调了拉萨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他认为，拉萨尔基本上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社会主义只是“民主主义的思想结论，并且是纯粹的理论”。（K. F. Brockschmid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Stuttgart 1929, str. 11）至于拉萨尔的革命观点，作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生硬的抽象”，（K. F. Brockschmid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Stuttgart 1929, str. 15），是把革命理解为“像自然力那样迸发出来的一种原则的胜利，因而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宿命论和机械论的”。（K. F. Brockschmid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Stuttgart 1929, str. 16）他的看法是，拉萨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并更有决定意义。
[2] 在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这样说明了他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就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所谓‘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是荒谬的。” （Pismo Kugelmannu od 23. febuara 1865, Pisma Kugelmannu, Zagreb 1951. Str. 12. 〔参见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19 页。——译者注〕）
拉萨尔的这种活动在当时毕竟还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从理论上看，必须注意到，拉萨尔从未克服过黑格尔的思辨；而从政治上看，他幻想普鲁士王国能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改革，这必然导致改良主义，甚至导致破坏工人阶级革命政策的声誉。正是这些观点后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其政策而言，更接近拉萨尔，而不是马克思。
三、第一国际
然而，正是在这几年中，发生了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但它能够顺利地克服空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则应该首先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从国际建立之日起就热诚地投身于这一事业，他认为，这不仅是实现自己的理论理想，而且也是实现现代历史基本任务的唯一可能的实际杠杆。
早在制定国际的章程和纲领时，由于参加这一工作的人（鲁 ·沃尔弗 〔L.Wolff〕、约·韦斯顿 〔J. Weston〕、勒·吕贝 〔Le Lubez〕 等人）本身持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就发生了最初的困难。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和社会主义者中间还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工人阶级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1]
[1] 指奥·布朗基（1805—1881）、约 ·蒲鲁东（1809—1865）和米·巴枯宁（1814—1876）的观点和学说。我们以前已经指出，尽管布朗基的策略是错误的，但他属于法国革命运动中最光辉的人物之列。他主张并为之奋斗的思想是：必须依錐一批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革命者，用暴力方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他的主要著作是《社会批判》（1885年）。约·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除了已经提到过的著作外，他后来的著作《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年）、《交换银行》（1848年）、《人民银行》（1848年）和《进步哲学》（1853年）也有影响。米·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只从事暴动的组织工作，以图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和一切国家。他否认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企图把国际变成自己的工具。主要著作是《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
马克思通过他的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克服了这些困难。他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为基础，在不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的条件下，成功地团结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派别。马克思告知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几星期以后，这些人将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一起举行争取选举权的群众大会。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做到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1]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内实行的政策直到今天在许多方面仍应成为国际工人合作的典范。因为工人运动今天还未统一，在许多观点和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而且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却面临着自己的最后斗争和最后进程的决定性时刻。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当现在许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殖民地解放、落后国家提高到现代水平的任务以及人类的生存本身还成为问题的时候，今天应当像过去一样，合理地克服很多策略性和纲领性的分歧。
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未能妨碍马克思。为了使工人阶级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争取解放的方式，他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国际的许多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通过制定纲领、章程、成立宣言和许多通告，提出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斗争的看法，从而教导无产阶级学会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和解释它自己的斗争。
这样，马克思得以在国际章程（这个章程直到 1871年9月在伦敦代表会议上才被通过）中写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1] K. Marx, Pismo Engelsu od 4. novembra 1864. Briefwechsel, sv. III, str. 238.（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16 页。——译者注）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1]
在1872年8月补人章程的第七条（a）中，再次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活动中就向工人阶级指出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2]。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或在某些信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还能够被人解释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为独立政党，那么上面引用的这些观点就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而今天某些社会主义者仍旧这样解释。
在谈到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需要强调的其他理论观点时，应该特别指出马克思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问题以及关于合作运动问题的观点，后一问题常常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主义者和后来的修正主义者等等）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特别注意的。
[1] K. Marx, Opći statut međunarodnog radničkog udruženj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341.（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26 页。——译者注）
[2] K. Marx, Opći statut međunarodnog radničkog udruženj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3433.（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28 页。——译者注）
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在他就 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给国际总委员会所做的指示中写道：“我们认为，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 9 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劳动者，就像任何身体健全的成年人一样，必须无例外地服从那普遍的自然规律，即：为了吃饭，必须劳动，不仅要用脑劳动，而且也要用双手劳动。”[1]
马克思的这一见解，反映出了他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一。不管这一过程将经过各个什么样的阶段，从人类生产和总的生产力所必然达到的髙度成就来看，这一过程只能随着大分工的消除，即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消除而获得最终的解决。特别是在现代原子能和电子学发展的前景下，人将怎样实现这一点，这是一个实际技术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在理论上很清楚，终生固定在一种劳动形式上，是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比起他的许多能力中单纯一种能力的部分发挥要复杂得多和丰富得多。
马克思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之一，并指出自由的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这个问题，认为这种联合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是有远大历史前途的。他在指示中写道：“但是，合作制度在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靠个人的努力所能为它创造的狭小形式局限之下，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除非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否则这种变革决不可能实现。”[2]
[1] K. Marx, Instrukcije delegatima privremenog Generalnog savjeta o pojedinim pitanjima. Prva internacionala, Beograd 1950, str. 60.（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69 页。——译者注）
[2] K. Marx, Instrukcije delegatima privremenog Generalnog savjeta o pojedinim pitanjima. Prva internacionala, Beograd 1950, str. 63.（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71 页。——译者注）
历史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因为，只要存在着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就总是不如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仍然控制着国家机器，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利益受到威胁，这个国家机器就会立即行动起来。这清楚地表明，从根本上说，任何阶级统治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在他的指示中同样还确定了社会主义对民族问题和工会运动的明确立场。法国人在总委员会中坚持这样的论点：民族是“陈腐的偏见”，应当把民族分解为小的团体和公社，再组成联合体，但不是国家。与此相反，马克思却认为民族是一种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忽视的必然的产物，他坚持民族自决，而反对任何模范民族的说法。[1]
马克思在当时关于工会运动的含义、必要性和意义的争论中，坚持认为“只要现在的生产制度还存在，就不能没有”工会和工会在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上的斗争。“恰恰相反，这种活动必须通过所有各国工会的建立与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自治市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2]
[1]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次争论时写道：“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Pismo Engelsu od 20. juna 1866, Briefwechsel, sv. III, str. 408.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231 页。——译者注〕）同样，马克思稍晚些在碰到爱尔兰问题时写道：“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K. Marx, Povjerljivo saopćenje Generalnog savjeta, Pisma Kugelmannu, str. 127. 〔参见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 474 页。——译者注〕）
[2] K. Marx, Instrukcije delegatima privremenog Generalnog savjeta o pojedinim pitanjima, str.64.（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72—273页。——译者注）
在这个时期，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因此，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13日）上，马克思终于同蒲鲁东主义者底决裂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在这个时期再也站不住脚了，因此，他们中间以托伦（H. L. Tolain）和弗里布尔（E. Fribourg）为首的右翼脱离了工人运动，而以瓦尔兰（L. E. Vorlain）为首的左翼则日益接近马克思的观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决议，向工人们推荐在1867年第一次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这个时期，国际同统治制度进行了日益尖锐的斗争，而它也碰到了与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严重的内部不和。工人运动的多数支持国际。可是拉萨尔死后由施韦泽（J. B. Schweizer）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工人联合会却没有参加国际，这是一种少有的情况。然而，1869年倍倍尔（A. Bebel）和李卜克内西（W. Liebknecht）在爱森纳赫创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工党，它立即加入了国际。新党成立时，俾斯麦正力图实现其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大德意志的野心，为此，在战胜奥地利（1866年）之后，他需要再取得一次类似的成功。同样，拿破仑第三也想这样做，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俾斯麦的阴谋得逞了。战争在1870年7月爆发，而此后不久，就是色当战役。
马克思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写道，不管战争如何发展，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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