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五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最后时期（1870—1895）
一、《法兰西内战》
路易·波拿巴妄自尊大的行为的结局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使皇帝本人也被俘的一场真正可怜的模仿剧。
在巴黎成立了新的共和国的“国防政府”，而普鲁士的军队包围了巴黎。局势非常困难，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第二篇宣言中向法国工人阶级指出：“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 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1]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戏剧性地曲折得多。当梯也尔（L. A. Thiers）以新政府的名义企图解除革命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和夺取蒙马特尔的大炮时，发生了政府军队与人民以及国民自卫军的友好联谊，并在1871年3月18日宣布公社成立。
巴黎公社社员的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成为马克思以前的一些理论观点的证实，同时又是他以后的一些极有意义的结论和预见的基础。尽管马克思原先发出过警告，却首先欢欣鼓舞地赞扬、欢迎和支持这个历史性的和革命的既成事实。“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 ”马克思在事件发生后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那个戴着陈腐面具，散发着兵营、教堂、土容克的气味，特别是市侩气味的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2]
[1] K. Marx, Zweite Adresse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Werke, sv. 17, Berlin 1962, str. 277 -278.（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27—128 页。——译者注）
[2] K. Marx, Pismo Kugelmannu od 12. aprila 1871, Pisma Kugelmannu, str. 151 - 152.（参见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52—353 页。——译者注）
在分析巴黎无产阶级的这些英雄举动时，马克思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根本的方面，即公社的精神和性质上。特别是在他的《法兰西内战》这篇著名著作的初稿和二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从封建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国家的本质，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始终是主要的政治杠杆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
必须注意，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待旧国家态度问题的这些基本思想的正确性。但是，由于我们以后在分析当代马克思主义时将看到的那些原因，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一个重要得多的任务：通过建立废弃传统的等级制政权形式的崭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来消除国家组织。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写的，公社的真正的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
[1]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36.（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51 页。——译者注）在《法兰西内战》第二稿中，马克思写道：“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Zweiter Entwurf zum: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592.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18 页。——译者注〕）
[2]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42.（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58 页。——译者注）
在这篇著作的初稿中，马克思指出了以前所有国家形式的实质后，还简略地做出结论：“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1]
在公社身上，马克思看到了他和恩格斯的一些设想的实现，这些设想好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们从 1843年以来的全部分析中。国家作为人类自我异化的政治形式，连同它的等级官僚制度、政党和议会的欺诈手段，应当被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一定的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形式而扬弃，因为这种形式始终只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目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能很容易地变成新的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公社所创建的制度中看到了对这种政治异化形式的扬弃。“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2]
这里第一次表述了“生产者自治”的思想，换言之，即工人委员会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了 20 世纪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斗争的旗号。欧洲现代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标志下度过的，因为，从俄国的苏维埃开始，经过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一直到斯大林的官僚国家主义和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努力方向，始终都是为了实现一种与以往的一切社会共同体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共同体。
[1] K. Marx, Erster Entwurf zum: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r. 17, str. 541.（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3—194 页。——译者注）
[2]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39.（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55 页。——译者注）
所以，马克思强调了公社的另一个特征：“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1]
其中某些问题，如关于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和公社委员“随时可以撤换”的问题，对于迄今的历史形势来说是十分理想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官僚集团甚至不想为粗暴地违反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的行为辩解，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活动者，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保障。尽管迄今的经验如此，马克思的所有这些要求仍然是社会主义变革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1]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Werke, sv. 17, str. 339.（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54—155 页。——译者注）在初稿中马克思写道：“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 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 240 英镑；按照一位科学界大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髙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K. Marx, Erster Entwurf zum: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544.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6 页。——译者注〕）
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在公社里不能一下子实现。他在同一篇《宣言》中写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
从法国无产阶级宣告了历史上新的人与人关系的这些不寻常的革命事件中，马克思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结论。同时，他面对欧洲反动派的一切喧嚣和指责，勇敢地站在法国无产阶级一边，并通过自己的《宣言》为这种英雄举动写下了最美好的、富有思想内容的和十分亲切的献词。马克思在结束自己的文章时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2]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形势的特点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俾斯麦的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策划了反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叛国案，并判处他们徒刑，因为他们提出抗议，反对战争和俾斯麦的政策。英国的工联日益转向经济斗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法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损失极大。国际总委员会本身也发生了分歧，总委员会委员本·鲁克拉夫特（B. Lucraft）和乔·奥哲尔（G. Odger）不同意马克思的《宣言》而退出了国际。同时，巴枯宁也加紧了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的攻击，这样，在1871年9月的伦敦代表会议上，巴枯宁主义的问题成了主要的问题。
[1]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43.（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59 页。——译者注）
[2]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62.（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81 页。——译者注）
在这次会议上，否认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宣布在革命后必须消灭一切国家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一次遭到失败。所以，双方为将于 1872年9月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做了充分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重申了马克思的观点，同时证实巴枯宁没有解散在国际内部的秘密的“同盟”，就把他和吉约姆（J. Guillaume）开除出国际。[1]
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分歧，对于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具有原则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后果。梅林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说来较为出色的著作中却低估了上述争论，因为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野心或者威信的问题，而是当代“劳动与资本”之间巨大斗争的关键问题。在取得最初的胜利之后怎样进行这个斗争和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决定现代社会斗争的成果、速度与性质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上，放在这些斗争引起的社会革命上，以及放在建立保卫革命成果和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武器——新型国家上；而巴枯宁却坚持秘密小集团的立场，主张暴动，并在这类革命之后打碎任何国家。在这里，前者的立场是要吸引劳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培养他们为今后的伟大行动做好准备；而后者的立场则是使群众消极被动，从而正好对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毫无准备，这部分工作是：执行社会职能，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必须以生产者和全体劳动者的自治为根源和基础，而不是以专家治国论的知识分子或者国家官僚集团为根源和基础。所以，这里谈的是决定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政治问题。
[1]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 365—515 页；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 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同上书，第 521—540 页。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理论方面有重要意义。大会闭幕后，在1872年9月8日，马克思立即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演说，他的速记稿刊登在1872年9月15日的《自由报》上。对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过武装革命还是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它已经作为二难推论而被非辩证地提出来了），马克思说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指实现社会主义。——弗兰尼茨基注），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1]
一个意义多么重大的教导！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中，曾多少次提出过这样的对立：是武装革命还是进化？从马克思时期起，经过修正主义到现代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多少次非辩证地确定过这种或那种解决办法。在今天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理论上是多么地不成熟，以致仍然常常看不到这两种解决办法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对于某一个国家，根据它的发展水平，它的内部力量和矛盾、传统和思想觉悟等，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可能比较适合，但是对这同一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情况的凑合下，另一个解决办法也可能是决定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把这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一种从自己的改革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中绝对地排除掉。因此，在某个国家里，仅仅为武装革命培养革命力量，如同仅仅为改良、进化和民主道路而片面地机会主义地培养革命力量一样，会给革命运动带来同样致命的后果。迄今为止的历史，特别是 20 世纪的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上述事件同时也是第一国际最后的较大的行动。由于在欧洲、在工人运动中和在国际本身中发生的这类错综复杂的事件，总委员会留在欧洲国家中已经十分困难。美国没有这些情况，同时那里强大的工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关于把总委员会所在地迁到纽约的动议得到通过。国际又维持了几年，到 1876年，总委员会宣布国际不再作为统一的组织存在下去。
[1] K. Marx, Rede über den Haager Kongress, Werke, sv. 18, Berlin 1962, str. 160.（参见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 179 页。——译者注）
国际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国际的队伍中锻炼出许多革命干部，他们后来担当起了组织工人运动的新任务。第一国际幸运之处是在它的队伍中有马克思这样的人物，它应当感谢马克思澄清了许多对现代阶级斗争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问题。工人阶级感谢国际，因为它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国际性质与国际团结，尽管这个因素至今还没有成为工人阶级行动的坚定不移的基础。[1]
[1] 不妨从马克思进行回顾的上述演讲中再引一个地方：“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髙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K. Marx, Rede über den Haager Kongress, Werke, sv. 18, Berlin 1962, str. 161.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 180 页。——译者注〕）
二、《哥达纲领批判》
所有这些事件之后，基本上进入了马克思活动的最后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又发生了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特别有价值的表现。恩格斯在1870年终于迁居伦敦，在国际中日益代替了马克思。
由于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合并产生一个理论上的重要文件。拉萨尔派在德国的处境日益困难而要求合并，爱森纳赫派也表示愿意。在哥达的统一大会上（1875年2月）通过了纲领，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容忍并做了许多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这个纲领。马克思曾为此写信给白拉克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 马克思在他对纲领的批注中提出了一些有特殊理论意义的思想。
[1] K. Marx, Pismo Brackeu od 5. maja 1875; Iz Brief an Bebel, Liebknecht, Kautsky und andere, Moskau-Leningrad 1933, str. 117.（参见马克思：《致威·白拉克（187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26 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为突出而准确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即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想。
在研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我认为不应忽视的是：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运动在最发达的国家普遍胜利的结果。由此得出没有外来的经济压迫和没有军费的巨大经济负担的比较和平地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在上述设想中，取消军队这个多余的机构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马克思在自己的批注中驳斥拉萨尔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偏见时，设想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顺利发展，这种社会组织在该阶段上将取消商品生产，而劳动也将不再表现为价值。“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1]
[1] K.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Werke, sv. 19, Berlin 1962, str. 19 - 20.（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33—434 页。——译者注）
但是，这个社会仍然带有否定的因素和局限性，因为它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
这里实质上概括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矛盾，任何行政措施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而只能使它缓和和不致尖锐化。当经济结构还不能消灭分工，不仅仍然产生着资产阶级权利，而且常常产生着资产阶级关系的时候，任何从行政上宣布这个阶段已被超越和宣布某个社会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都只是表明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解得很差。
[1] K.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Werke, sv. 19, Berlin 1962, str. 20 - 21.（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34—435 页。——译者注）
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
《哥达纲领批判》中表现出来的理论上的不成熟，受到了马克思尖锐的批评,同样也受到了恩格斯（在他的一些信中）的批评。在那个时期，这种不成熟是不足为奇的。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它常常以更强烈的形式出现。因而可以说，问题的理论方面，特别是哲学方面，是当时最贫乏的方面之一。
在同一个时期，即 1875年前后，由于首批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的人之一、大学讲师欧·杜林（E. Dühring）的出现，这些弱点便暴露出来了。当时杜林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和其他一些科学领域做出了目空一切的评价，尖锐地批评了黑格尔和整个辩证法，因而在大学生以及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轰动。只是到 1875年，他们中的一些人，首先是李卜克内西，才看到杜林的观点不仅是混乱的，而且是错误的，便请求恩格斯给予回击。恩格斯并不乐意与杜林进行论战 [2]，因为他正紧张地研究自然科学问题（后来手稿被收集起来于 1925年以《自然辩证法》的书名出版）。对于发表恩格斯关于杜林的文章的问题，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莫斯特〔J. Most〕）在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上发表意见，认为读者对文章没有任何兴趣，建议不要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登载。倍倍尔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挽救了局势。折中方案是：由于文章本身太长，所以不在《前进报》而在它的学术附刊上发表。此后在1878年文章以单行本出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恩格斯的这一著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虽然文章是论战性的，也就是说，不是系统地分析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问题，但这本书尽管有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扼要概述。同样，这本书在大多数国家里起到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作用。
[1] K.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Werke, sv. 19, Berlin 1962, str. 21.（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35—436 页。——译者注）
[2] 参见恩格斯 1876年5月28日致马克思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14—417页。——译者注）
我们不能像人们有时希望的那样，把这本书以及后来写的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著作和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评价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系统化，从而是详尽研究这个方面所有主要问题的努力和结果。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以论战的方式解决了一些甚至是硬加给他的（例如杜林硬加给他的）问题。如同以后一些著作中的情况那样，由于忙于一系列其他的政治任务和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仅仅提出了他和马克思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基本原则。在这里，他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问题，对某些问题则研究得不够甚至片面化。恩格斯在致梅林、布洛赫（J. Bloch）、施米特的最后几封信中明确地谈到上述某些问题。[1] 此外，恩格斯不具有马克思那样深湛的天才，常常为了通俗化和由于理论上无可非议的具体情况，而以简单的形式提出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说明，对于这些著作，必须正确地遵循恩格斯的瞩咐和指示——而且要进一步，即克服一定的片面性，根据人类的全部历史发展以及科学和哲学发展，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种坚持和努力中，恩格斯的著作也和马克思的著作一样，始终是产生了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新观念的最有独创性和最生气勃勃的文献。
[1] 特别请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和《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91—594、594—601、656—661、667—670 页。——译者注）。恩格斯在一生最后时期的这些信中，特别是在致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也叙述了自己对艺术、艺术倾向和现实主义等问题的观点。因此这些书信,连同他和马克思就拉萨尔的《济金根》一剧致拉萨尔的信，是研究他们的艺术问题观点的重要原始材料。除了卢卡奇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著作之外，还请参见彼·德梅茨：《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P. Demetz: Marx, Engels und die Dichter, Stuttgart 1959）。
正在这个时候，俾斯麦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1878年），企图以此消灭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受严重的危机。党对这个措施没有准备而发生分化，这时，一个由伯恩施坦、赫希柏格（K. Höchberg）和施拉姆组成的小集团企图提出它的机会主义观点，声明反对秘密活动和反对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对这个所谓“苏黎世三人团”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反对“通过大力宣传争取资产阶级”的观点，反对中间政策,并得出了具有预见性的结论：“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1]
必须注意到，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伯恩施坦成为 20年后出现的修正主义的主要人物，正是这样的一些人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
马克思的生命已接近接束。1881年底，他的妻子燕妮去世了，她作为这位社会主义的最著名人物的忠实而贤惠的伴侣，共同经历了一个革命家和流亡者一生的种种艰难和坎坷。1883年初，最后的打击又降临：他的女儿燕妮去世了。大量的工作、斗争以及贫困和疾病使这位不倦的工作者，争取人类新的更合乎人道的关系的战士，当代哲学和科学的最天才的人物耗尽了精力，他于 1883年3月14日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逝世。
[1] K. Marx i F. Engels, Briefe an Bebel, Liebknecht, Braeke und andere od sredine septembra 1879. God. , Moskau-Leningrad 1933, str. 20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84 页。——译者注）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成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人物，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富有经验、最见多识广、理论上最有能力的人。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还有很多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一件最艰巨的工作就是出版马克思来不及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在履行其他各项职责的同时，忘我地完成这个辛苦的工作。第二卷于 1885年出版，而第三卷于 1894年出版。此外，还必须承担与大部分地区革命运动的几乎全部的通讯工作，写新的文章，为某些著作再版写序言，并且写了他著名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
我们还要简略地分析一篇恩格斯的著作，它被后来的那些自以为代表了恩格斯关于革命问题真正观点的修正主义者当作重要文件和论据。这就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这篇文章在1895年3月，即恩格斯去世前不久写成，因此被称为恩格斯的理论遗嘱。
正是伯恩施坦断言，恩格斯否认革命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并宣布议会道路是比较适宜的。尽管恩格斯写这篇导言时应允李卜克内西要他“缓和”些的请求，但他实质上丝毫没有放弃他和马克思的观点。他仅仅指出了一些历史经验，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现代街垒巷战是十足幻想的事情（因为是防御性的和消极的），指出了在那些年代取得了巨大成绩的议会斗争的意义。最后，指出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革命。
必须立即澄清一个被修正主义者掩盖的基本问题：街垒巷战不是革命。革命是进攻、掌握政权和改变社会关系，街垒巷战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由此，恩格斯完全正确地做出结论：“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否则就遭受失败。”[1]
恩格斯正确地确定了工人阶级由于军队、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巨大进步而面临的新情况。他实际上重申了他和马克思一直主张的看法：革命不是由少数优秀的人们进行的；我们必须牢记：“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近 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2]
恩格斯对这类工作和议会斗争的好处和效力并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特别强调，必须经常保持社会民主党选民的这种增长势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3]。由此可见，恩格斯一点也没有把“决战的一天”设想为友好联谊的节日，而看成是阶级的决战，为此需要发动一切未经发动的力量。“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4]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以这些话又一次论证了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立场。
恩格斯直到晚年即在逝世之前，在分析和评价人及其历史活动时，保持了革命的明确性。1895年8月5日，这位当代共产主义的伟大人物与世长辞。
[1] F. Engels,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Werke, sv. 22, Berlin 1963, str. 519 - 521.（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46—547 页。——译者注）
[2] F. Engels,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Werke, sv. 22, Berlin 1963, str. 523.（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49—550 页。——译者注）
[3] F. Engels,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Werke, sv. 22, Berlin 1963, str. 524.（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51 页。——译者注）
[4] F. Engels,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Werke, sv. 22, Berlin 1963, str. 524.（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50—551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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