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一章 革命唯心主义时期（1837—1843）
一、卡尔·马克思（1837—1843）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出生在德国的莱茵省，这个地区在 19 世纪初不仅经济最迅速地蓬勃发展，而且在拿破仑占领时期进行了最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马克思在 1818 年 5 月 5 日生于特利尔，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在这个地区可以最强烈地感受到法国革命的精神，农奴制被废除了，城市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对这个地区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实施拿破仑《民法典》，这在法律上标志着绵延千百年的封建关系时期的结束。
经济蓬勃发展不仅摧毁了旧的行会，而且克服了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割据状态。例如，正是在马克思诞生的那一年，资产阶级使普鲁士全境成为统一的关税区。他们以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作为自己狂热的代言人，并且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在 30 年代初结成了有德国 18 个邦参加的关税同盟。
但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艰难处境。因此，正是在德国的这个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最初的社会批判。正好在马克思的故乡，加尔（L. Gall）在《需要救济什么？》（Šta treba pomoci?）一书中提出了抗议，稍后，毕希纳（G. Büchner）和魏迪希（F. Weidig）散发了《告黑森农民书》（Der Hessische Landbote, 1834）的传单，但它在当时只得到微弱的反应，并且给作者带来了悲惨的后果。毕希纳不得不逃亡到瑞士；而魏迪希则被监禁，备受折磨，在 1837 年自杀。同年富有才华的毕希纳也去世。
此外，如果再加上马克思的父亲是犹太人出身的律师（1816 年他改信新教），曾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熏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生活在至少要比德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更进步和思想更自由的环境中。
1835 年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到波恩学习法学；一年以后到柏林，听弗·卡·萨维尼（F. K. Savigny）、亨·斯特芬斯（H. Steffens）和爱·甘斯（E. Gans）的课。甘斯讲授黑格尔法哲学，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对当时的一代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除了学习法学以外，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爱好读了很多书，研究历史和哲学，给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写诗，开始参加柏林的学术生活和社交生活。
30 年代末的柏林，在布鲁诺·鲍威尔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青年哲学家小组，即所谓“博士俱乐部”，它同时成了一个新的哲学派别——自我意识哲学——的核心。这个青年黑格尔小组中的主要人物，是被公认为黑格尔的继承者的布·鲍威尔。在他周围有阿·鲁滕堡、爱·梅因、卡·弗·科本、路·布尔（L. Buhl）、卡·瑙威尔克（K. Nauwerk）、康·施米特（C. Schmidt，即麦·施蒂纳[M. Stirner]）、布·鲍威尔的弟弟埃德加尔（Edgar）等人。阿·卢格（A. Ruge）和泰·艾希特迈耶尔（Th. Echtermayer）在 1838 年创办的《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是他们的文学刊物。[1]
马克思很快就成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特别是成了布·鲍威尔、鲁滕堡、科本的朋友，因此他在学习上述各学科的同时，开始努力钻研哲学问题。这个时期，特别是在柏林，黑格尔是一切哲学讨论和研究的中心议题。这在各种青年黑格尔派别和正统黑格尔派别中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这个最初时期保存下来的东西中，除了诗歌笔记本之外，只有马克思在 1837 年 11 月 10 日写给父亲的一封非常有意义的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位天才的青年大学生力图冲破当时思想牢笼的愿望和努力，他试图形成自己的观点，克服康德的先验论，回过头来研究黑格尔，但黑格尔的“离奇古怪的调子”他并不喜欢。他写了一个关于《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Kleanthes ili o izvoru i nužnom razvoju filozofije）的长篇对话，但这份对话没有保存下来。他在信中说：“我最后的命题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为了写这部著作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它令我费尽了脑筋，结果写得条理井然（因为它本该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都很难再产生那样的思路了；这个在月光下抚养长大的我最可爱的孩子，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2]
[1] 施蒂纳的狂热拥护者 J. H. 马凯（J. H. Mackey）在《麦克斯·施蒂纳的生平和亊业》（Max Stirner,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1989）中详细地叙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自由人（Die Freien）的集团，关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请参见卡尔·勒维特（Karl Löwith）的《从黑格尔到尼采》（Von Hegel zu Nietzsche, 1941）。
[2] Marxovo pimo ocu od 10. Novembra 1837. God. , Odabrana pisma K. Marxa i F. Engelsa, Zagreb 1956, str. 26.（参见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 年 11 月 10—1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页。——译者注）
这个时期，马克思详细地了解黑格尔哲学和黑格尔主义，参加“博士俱乐部”的讨论，完成法学的学业，准备和写作哲学博士论文。30 年代末，在鲍威尔同亨斯滕贝格发生论战之后，教育大臣和黑格尔派的保护人卡·阿尔坦施泰因（K. Altenstein）在右派的压力下，把鲍威尔调到波恩大学，并打算在短期内把他提拔成教授。鲍威尔从波恩给马克思写信，谈到当时系里的昏庸麻木和学术上受掣的状况，并劝马克思尽快结束考试，到波恩来任教。但是 1840 年，在阿尔坦施泰因大臣去世后，神学系解除了鲍威尔的职务。如果再加上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 - 威廉四世登基和反动的教育大臣约·阿·弗·艾希霍恩（J. F. Eichorn）上台以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放弃了到大学去执教的任何打算。他和青年黑格尔派一起，投入了当时现实的斗争，并利用最初的机会，在完成学业后，开始了撰写公开政论的活动。
1841 年初，马克思还同聚集在卡·里德尔（K. Riedel）和爱·梅因两人周围并出版《雅典神殿》（Athenäum）杂志的一群激进的作家来往。这个杂志是由“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创办和主编的，在那里刊登了马克思的《狂歌》（Wilde Lieder），这是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3 月底马克思完成了法学的学业，4 月初就提出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 年 4 月 15 日，耶拿大学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是理解马克思当时观点和主张的最重要的著作。从序言和以后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属于黑格尔的哲学流派，他赞成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突出地强调了自由的问题。由此可 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马克思承认黑格尔在设想“他的哲学史……大胆的计划”中的宏伟构思和重大意义，“一般说来哲学史是从它开始的”[1]，但在解释和评价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对希腊哲学史和希腊一般思想的意义时，他有不同于黑格尔的看法。
[1] K. Marx, Razlika izmed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 1963, str. 5.（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9 页。——译者注）
这位为人的解放而奋斗的年轻战士只是在若干年后才在自己的著作中为人类开创了新的境界，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已经向天上和人间的一切神灵宣战并采取批判的态度。他抛弃了普鲁塔克（Plutarh）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企图，满足于休谟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说：“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
在谈到对德谟克利特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时，大家知道，黑格尔对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哲学的评价远远高于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他认为前一种哲学是对事物的思辨表述，一（Eins）是对自为存在的确定；而认为后一种哲学是下降到人们通常理性的观点和无思想性。
[1] K. Marx, Razlika izmed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 1963, str. 6.（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9—190 页。——译者注）
马克思对这两种哲学的评价则正好相反。德谟克利特把感性现实归结为主观的假象，把哲学所不能满足的东西投人实证知识的怀抱，而把必然性当作普遍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从感性认识出发，认为实证科学不是重要的，并且与绝对的决定论相反，承认偶然性和自由。而这也就是马克思同黑格尔的解释的区别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的观点证明了，他把原子的本质规定性和形式规定性（Formbestimmung）理解为摧毁盲目必然性的因素。“这就是说,原子偏离直线并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应用的范围。”[1] 所以，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在应该表现出对他物的一切关系的独立和否定的地方，都摆脱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因此，行为的目的就是从痛苦和慌乱中抽象出来，脱离出来，即内心的平静。所以善就是逃避恶，而快乐就是脱离痛苦。最后，凡是抽象的个体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完整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脱离出来的定在，完全合乎逻辑地就是一切的定在，因此众神也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2]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仍然追随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论点及其在哲学史中的运用，即把原子的形式规定性（观念性）理解为原子的本质定义，从而基本上和黑格尔一样把观念性阐释为自为存在，但是他已经完全本着自我意识哲学的精神来解释这一原则，并前进一步，使自我意识本身客观化。
[1] K. Marx, Razlika izmed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 1963, str. 23.（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4 页。——译者注）
[2] K. Marx, Razlika izmed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 1963, str. 24.（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4—215 页。——译者注）
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只知道原子的物质存在、必然和盲目运动，因而没有看到排斥的观念方面、作为自我规定的形式规定。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同时也是自由活动、实践和人的一般自由的首要前提。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虽然仍本着唯心主义的精神，但是已经叙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的某些基调，他写道：“而事实上，直线存在的个体性只有当它同一个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它才是按照它的概念实现了的，即使这个他物在直接存在的形式中是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而他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自认为是直接存在着的、抽象单一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1]
[1] K. Marx, Razlika izmed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 1963, str. 25.（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6 页。——译者注）
马克思通过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首先是伊壁鸠鲁的哲学，企图在各个方面不仅深入到哲学的本质，而且探索自己时代的本质。自我意识的观点，归根到底是自由的观点，它主要不在于具有沉思的意义，而在于本身包含了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历史实践的问题，虽然仍然贯穿着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但已经是马克思当时系统考察的问题，并成了他全神贯注的根本问题。这在他论文的附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例如，马克思在一条附注中这样叙述这个问题：“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人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凡是反对它的东西、凡是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1]
如果再加上马克思当时已经用自我意识来取代神灵，而关于上帝的证明只不过是存在人的自我意识的证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和目的：向他当时认为历史上不合理的、限制自我意识活动的种种历史势力展开斗争。而他从事这一活动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
马克思回到故乡后遇到了比柏林更加强烈和更加现实的政治风暴。1840 年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三世去世后，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 - 威廉四世继位。人们曾对新国王抱有较大的希望。但是，他在统治的初期做出若干自由主义的姿态以后，很快就以其反立宪政体的措施使资产阶级感到失望。这对于一个深受哈勒（C. L. V. Haller）的著作《国家学的复兴》（Restauracijom državnih znanosti）和浪漫主义的历史法学派鼓舞的君主来说，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历史法学派把封建君主制解释为上帝安排的制度。而对于这个学派，黑格尔早已说过，这是一个民族可能遭受的最大耻辱。[2] 完全可以理解，弗里德里希 - 威廉四世也根本不想颁布一部宪法，虽然这样一部宪法是他的父亲在反对拿破仑的战斗中为了得到公民的支持而庄严地答应要赐给他们的。
[1] K. Marx, Razlika izmed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 1963, str. 67-68.（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58 页。——译者注）。君特·希尔曼（Günter Hillmann）在《马克思和黑格尔》（Marx und Hegel, Frankfurt a. M. 1966）中，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做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并对过去解释马克思的这个最初发展阶段的许多看法进行了探讨。
[2] 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尤·施塔尔（F. J. Stahl）、古·胡果（G. Hugo）、卡·路·冯·哈勒、亚·亨·弥勒（A. H. Müller）。他们全都是自然法理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阶层作为有机体的器官各自完成上帝的意志规定的职能，因此这种制度是永恒不变的。他们是反动的专制主义的理论代表者和一切自由主义倾向的运动的反对者。
但是，无论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无产阶级，都没有做激烈斗争的准备。思想总是走在社会冲突的前面；当时不仅在哲学中，而且在文学中都是如此。40 年代是政治抒情诗繁荣昌盛的时期。格奥尔格·海尔维格（Georg Herwegh）以他的《一个生者的诗》诗集（Pjesme jednog živog, 1841）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而被梅林称为德国第一位无产阶级诗人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则更加超过了他。此外，应该特别提到最伟大的诗人亨·海涅，当时进行活动的还有格奥尔格·维尔特（Goerg Werth）、弗·丁盖尔施泰特（F. Dingelstedt）、罗·普鲁茨（R. E. Prntz）等人。
在政治方面，马克思在莱茵省正好碰上一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在筹备出版。这就是大家知道的《莱茵报》，它于 1842 年 1 月 1 日在科伦创刊。1 月中旬以前报纸的主编是 T. 赫夫肯（T. Höffken），以后是鲁滕堡。主持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格奥尔格·荣克（Goerg Jung）和达·奥本海姆，他们都是奋发有为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参加报纸创办工作的还有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他无疑是这批人中最值得注意和最有才能的人物。[1]
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评论新颁布的书报检査令的。原先的书报检查令是 1819 年颁布的，按照这个法令对书报进行十分严格的检查。人们期望新国王会把它废除。可是新政府很快就查禁了《哈雷年鉴》，于是卢格到德累斯顿去，继续出版《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而鲍威尔，我们已经知道，则被解除了大学中的职务。1842 年发布了新的书报检査令，对此，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寄给卢格。由于受到书报检查，文章在 1843 年初才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a）中。在这本《轶文集》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也发表了费尔巴哈的著名的哲学改革的纲要。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后对当时的形势概括如下：“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实行陪审审判等等；总之，期望他自己会领导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 15 个月之后就被査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 1842 年的事。”（F. Engels, Revolucija i kontrarevolucija u Njemačkoj, Kultura 1953, sir. 23 - 24· [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5 页。——译者注]）
这篇文章同马克思在这一年所写的其他文章一样，本着与博士论文相同的精神，着重要求实现思想自由，但已经公开批判官僚制度。马克思以其非凡的笔调谴责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这当然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及本世纪中认为书报检查制度似乎是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许多论调！）： “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 [1]
[1] K. Marx,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us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Berlin 1958, Werke, sv. 1, str. 6.（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1 页。——译者注）
马克思写道，你们要求人们变得谦逊，却以最不谦逊的方式把人们变成窥测人心的人，变成无所不知的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等，这怎么能提高民族感呢？如果这些人是如此博学多才，而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个，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来提高我们的文化呢？“这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的人们，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是政府了解他们……我们在这种博学多才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1]
马克思也马上开始为《莱茵报》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评论莱茵省议会 1841 年夏就出版自由进行的辩论的。当时的议会仍然完全依附于政府。贵族占有半数议席，关于政府的提案，议会只有建议权。只是对本省的市政公用事业才有决定权，而且在这里，贵族占有必要的多数。受到格·荣克和阿·卢格热烈欢迎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以及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都仍然是从革命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写成的。[2]
马克思作为报纸的撰稿人，并从 10 月起作为报纸的主编，必然会日益碰到和不得不处理当时的迫切问题，当然也包括实际问题。在 10 月，他就不得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莱茵报》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指责进行答复。
德国公众在罗仑兹·施泰因（Lorenz-Stein）的书《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ocijalizam i kommunizam u današnjoj Francuskoj, 1842）出版之前，就已经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在 40 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关于圣西门主义的书籍和评介傅立叶的文章，而在《莱茵报》上则发表了莫·赫斯的一批文章，他在文章中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维护者。[3]
[1] K. Marx,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us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Berlin 1958, Werke, sv. 1, str. 20.（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8 页。——译者注）
[2] 这些文章有：《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1842 年 5 月），《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 年 7 月），《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 年 8 月）。
[3] 也应当注意到，当吋德国已经有了一批社会主义政治流亡者,他们在法国建立了第一个德国工人联盟——“流亡者联盟”（1834 年），领导人是雅·费奈迭（J. Venedey）和泰·舒斯泰尔（Th. Schuster）博士。这个联盟很快就分裂为左派和右派，此后，左派在舒斯泰尔的领导下组成了“正义者同盟”（1836 年）。从“正义者同盟”的队伍中涌现出了德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最大的理论家威·魏特林（W. Weitling）,以及一批著名的革命家和后来马克思的友人卡·沙佩尔（K. Schapper）、亨.鲍威尔（H. Bauer）、威.沃尔弗（J. Wolff）、奥·艾韦贝克（A. Everbeck）等人。
当《莱茵报》发表了魏特林的门徒关于斯特拉斯堡学者代表会议的一篇短文，说那里讨论了社会主义的时候，奥格斯堡《总汇报》对此进行了攻击。马克思公开指出，对有关最近的社会状况的新闻保持沉默，并不能掩盖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等级的一部分权力和财产这个事实。这在法国和英国是谁都明白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马克思写道，但是我们“没有本事单纯用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1]。最后，他得出结论（这个结论也说明了马克思当时对问题的认识）说：“《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女人想要得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2]
[1] K. Marx, Der K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Werke, sv. 1, str. 107.（参见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3 页。——译者注）
[2] K. Marx, Der K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Werke, sv. 1, str. 108.（参见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5—296 页。——译者注）
对马克思的今后发展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他作为报纸的编辑，必须结合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地产分割、自由贸易展开的辩论去研究经济问题。在 1842 年 10 月 和 11 月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显示出他对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哲学不屑一顾的世俗问题的另一种看法、另一种认识和另一种方针。马克思得出了一种对他今后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法和法律不能脱离社会关系来进行考察，在社会中私人利益被看作最终目的，因此，法必然要体现这一利益，不然就会变成无的放矢。省议会的基础是各个等级，因此一切结论都与此相适应。在这种形势下，私人利益必然要超过公共利益。“在西伯利亚也像在法国一样，林木仍然是林木，在堪察加也像在莱茵省一样，林木所有者仍然是林木所有者。因此，如果由林木和林木所有者本身来立法的话，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立法的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已。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 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1]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因为“我们的省等级会议已经履行了自己作为省等级会议的使命，但是我们决不是想要为它辩护。莱茵省人应该在省等级会议中战胜等级，人应该战胜林木所有者。从法律上说，省等级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2]。
[1] K. Marx,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Werke, sv. 1, str. 147.（参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9—290 页。——译者注）
[2] K. Marx,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Werke, sv. 1, str. 147.（参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9 页。——译者注）
这基本上就是那些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它们使马克思逐渐抛开唯心主义的思辨领域，并认识到，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的问题必须争取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解决，而不仅是在思想上解决。因此十分自然，他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就同自己过去在“博士俱乐部”中的友人发生冲突，那些人当时已经叫作“自由人”，或者按照当时他们所住的雅科布·希佩尔旅馆的名称叫作“希佩尔的自由人”。他们避开强烈的阶级背景，沉溺于自己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哲学中，设想用激进主义、无神论、各种宣言等来解决世间的问题。1842 年 6 月由于《哥尼斯堡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而开始发生冲突，而在 1842 年 11 月发展到顶点，当时在一次会议上卢格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接着海尔维格也同他们决裂了。马克思当时站在卢格和海尔维格一边，并在 11 月 29 日的《莱茵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声明，声明中列举了卢格和海尔维格谴责“自由人”的行为和表现的种种理由。“自由人”通过梅因向马克思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马克思语），对此，马克思在 11 月 29—30 日的信中做了尖锐的答复。结果他们就不再为《莱茵报》撰稿。如果我们了解数日之前马克思曾会见弗·恩格斯（他在此以前曾接近这个集团），那么就会明白，他们俩人的第一次会见必然是冷淡的。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在 1842 年 11 月 30 日致卢格的信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指出，“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不同意那些人的来稿，而且没有发表他们的几篇写得极其草率和毫无根据的文章（他们的自由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马克思指出，第二个因素是鲁滕堡被解除了主编的职务，因为他力不胜任，可是他却说报纸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采取了另一种立场。第三个因素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同卢格和海尔维格的冲突，因此马克思提到了梅因的信和自己的答复。“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谈了对他们的作品不足之处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即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说，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1]
《莱茵报》激进的方针，卢格在《德国年鉴》中宣扬民主的政论，以及被国王本人指控叛国的约翰·雅科比（Johann Jacoby）被无罪开释一这一切都促使国王和政府设法查禁所有这些报刊（萨克森政府在 1843 年 1 月就已经查封了《德国年鉴》）。在 1 月里就已经做出决定，在 3 月底禁止《莱茵报》发行。对报纸的査封引起了一定的分化。股东们想通过让步来避免查封。马克思则不抱任何幻想。3 月 18 日《莱茵报》第 77 号上刊登了一个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2]
马克思在政治上的激进观点使得他在此以前就已经采取了反对君主制和拥护民主制的立场。这样他就已经同当时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发展观分道扬镳。另一方面，无神论也使他接近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激进无神论观点。使他摆脱唯心主义观点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是马克思当时碰到的具体社会政治问题，它们表明，应当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政治中，求得问题的解决。
可以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新阶段的标志的一个决定性的文件（此后 1843 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 1843 年3 月 13 日致卢格的信。3 月初，马克思收到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书中也发表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创办一个新刊物的问题，并谈到同法国进步的和革命的思想家合作的新计划，而且已经拟定刊物的名称是《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大家知道，后来卢格釆纳了这个名称。接着，马克思谈到他想用一点时间到克罗茨纳赫去看望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并同她结婚，因此在准备几篇打算付印的作品。在谈到费尔巴哈的《纲要》时，马克思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结果可能会像 16 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3]
这样，革命唯心主义时期就结束了。从此以后，马克思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1] K. Marx, Pismo A. Rugeu od 30. novembra 1842. god. , Odabrana pisma, str. 51.（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 年 11 月 30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译者注）
[2] K. Marx, Erklärung, Werke, sv. 1, str. 20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5 页。——译者注）
[3] K. Marx, Pismo A. Rugeu od 30. novembra 1842. god. , Odabrana pisma, str. 54.（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 年 3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 页。——译者注）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38—1843）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也生于莱茵省。他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在巴门，这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他幼年时生活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只不过当地条件和家庭教育不同。恩格斯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在巴门开纺纱厂的工业家，后来又在曼彻斯特和恩格斯基尔亨设厂。马克思的父亲是受到法国启蒙学派思想熏陶的人，与此不同，恩格斯的父亲则是一个严格的虔诚派教徒，因此恩格斯带着强烈的宗教信念从中学走向社会。此外，恩格斯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上过大学。在他中学毕业之前，父亲在1837年1月把他派到不来梅[1]，在友人亨利希·洛伊波德（Leupold Henrich，萨克森领事和洛伊波德出口商行经理）的商行中学习经商。
[1] 原文如此。恩格斯在1837年9月由于父亲的坚持，离开中学，到他父亲在巴门开设的营业所当办事员。1838年7月到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5页。——译者注
恩格斯来到不来梅自由市，是他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不来梅，他可以更顺利地和不受阻碍地观察当时文化和政治中的迫切事件，得到在巴门和普鲁士遭到禁止的书籍，更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文化和政治事件。这个年轻人很有文化修养，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心胸开阔，渴望获得知识，他如饥似渴地浏览和钻研当时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兴趣始终是非常广泛的。从他给妹妹玛丽亚（Marija），即他在自己的兄弟姊妹中最钟爱的妹妹的信中，特别是他给友人神学系大学生弗里德里希·格雷培（Friedrich Graeber）和威廉·格雷培（Wilhelm Graeber）的信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他当时的生活。他谈到自己的科学研究、文化生活、看戏、参加晚会、听音乐会、学习作曲、写诗等。恩格斯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作品，也和马克思一样，是一首名叫《贝都因人》（Die Beduin）的诗，于1838年9月16日发表在《不来梅杂谈报》上，诗中以含蓄的口吻讽刺了科采布（A. Kotzebu），并且用席勒（“我国戏剧的最好的名家”）来同他对比。[1]
[1]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当时环境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的参考书以外，除了迈耶尔写的迄今最详尽的《恩格斯传》（1934）以外，近来出版了霍尔斯特·乌尔利希（Horst Ullrich〉的专著《恩格斯的青年时代》（Der junge Engels, I sv. Berlin 1961, II sv. Berlin 1966），该书是对恩格斯在1834—1845年世界观的发展所做的历史传记性研究（第 2 卷的中译本，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译者注）；集体创作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Ist, Berlin 1970）。南斯拉夫书籍中请参见 B. 戴贝尼亚克（B. Debenjak）：《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 zgodovina in odtujitev, Maribor 1970）。
在这个时期，有两个运动对年轻的恩格斯的发展打下了最深刻的烙印。一个是“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它受到海涅和白尔尼的强烈影响；另一个是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发展，特别是黑格尔左派及其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德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以及以往的历史事件都促使恩格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工人群众的困难处境。于是这个还不满十九岁的青年人正是就这些问题写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伍珀河谷来信》（Briefe aus dem Wuppertal。文章于1839年3—4月登载在谷兹科夫编辑的《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杂志上，其中描述了他故乡的状况、堕落现象、神秘主义和酗酒盛行等。“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梁。因此，这些人不是信奉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粗暴的令人反感的神秘主义，必然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极端，结果首先就出现这样一种说法：那里的人不是‘正派人’（人们这样称呼神秘主义者）就是放荡不羁的地痞流氓。这种向两个敌对营垒——不管这些营垒的性质如何——的分化本身就会断送人民精神的任何发展。即使其中一个营垒归于消失，那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两个营垒的人都患有肺结核，既然这样，那还会有什么好指望的呢？”[1]
恩格斯接着谈到了疾病流行的情况，工厂中学龄儿童的劳动，工厂主的虔诚主义的伪善（他们雇佣幼童，只给很少的工资），虔诚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蒙昧主义（他们禁止读小说、听音乐会等），并在结尾处说：“这就是伍珀河谷虔诚派的活动情况；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会搞出这样一些名堂来；但总可以相信，就是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2]
应该提醒，虔诚派作为新教内部的宗派运动是在17世纪产生的，它只是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要求进行教会改革。虔诚派教徒对世俗的一切都采取不宽容的态度，抛弃科学和艺术，反对一切哲学和启蒙运动，因而是教会神秘主义的最落后的表现。在恩格斯的故乡，虔诚派具有强大的影响。年轻的恩格斯，虽然仍受到宗教的影响，但由于自己的人道主义修养和开朗的性格，不能容忍这种落后和原始的现象。
[1] F. Engels, Briefe aus dem Wuppertal, Werke, sv. 1, str. 417 - 418.（参见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译者注）
[2] F. Engels, Briefe aus dem Wuppertal, Werke, sv. 1, str. 417 - 418.（参见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译者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并没有署名。他多半是由于家庭的缘故，对以后的文章，直到1842年底，都只署“弗”或“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因此，人们不知道谁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后来首先猜想它们是巴枯宁写的。为巴枯宁作传的麦·纳特劳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认为这些文章和巴枯宁的文章在风格上没有区别。以后，符·帕彭海姆和爱·伯恩施坦断定，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应该实有其人。只是经过古·迈耶尔和达·梁赞诺夫的研究，特别是在恩格斯致格雷培兄弟、致妹妹玛丽亚和致阿·卢格的信（在1842年6月15日致卢格的信中谈到这些著作）被发现以后，这个问题才弄清楚。原来弗·奥斯渥特就是年轻的恩格斯。
在这个时期以前，德国哲学对他的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在1839年4月左右，“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一定是这一派的领袖和《德意志电讯》杂志的编辑谷兹科夫的影响的结果。例如，从1839年4月8—9日致弗·格雷培的信中可以知道，他认为七月革命是解放战争以后人民意志的最卓越的表现，海涅和白尔尼日益举足轻重，以谷兹科夫为首的新的一代的成长是与他们有联系的，并得出结论说：“由于这种同心协力，青年德意志的目标日益明确，这就是他们意识到的‘时代观念’。这些本世纪的观念（奎纳和蒙特就是这样说的）并不像人们诬蔑的那样，是某种蛊惑人心的或反基督教的东西；它们建筑在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之上，并且涉及现代关系中同这种权利相矛盾的一切事物。这些观念包括：首先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也就是实行立宪制度；其次是犹太人的解放，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对于这些，谁能反对呢？”[1]
恩格斯继续写道，他已是一个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了，由于本世纪的观念而夜不能寐，每当看到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了自由的精神。但同时他也指出，他远远地避免使用他们的华丽辞藻，如世界性灾难、世界历史因素等。
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转变首先是在文学和政治方面。在德国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及革命和解放事件的影响下，恩格斯的思想日益发展。这一切使得他更加尖锐地反对教会神秘主义的落后形式以及当时其他不合时代潮流的现象。他在信中公开宣布，他一度曾是神秘主义者，但从来不是虔诚派信徒，不过这都是往事了。现在他是自由的超自然主义者，但能保持多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1] F. Engels, Fr. Graeberu od 8 - 9. aprila. 1839. god.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Berlin 1967, sir. 366.（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4月8—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译者注）
这些志趣必然引导恩格斯去研究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在当时正是在围绕宗教开展讨论的标志下的一件大事。从他在1839年4月到7月致格雷培兄弟的信中[1]，我们了解到，他从读施特劳斯的著作入手，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伍珀河谷的信仰”表示怀疑，他阅读了亨·莱奥（H. Leo）的书以及围绕他的《黑格尔分子》（Die Hegelingen）一书进行的争论，他还读了施莱艾尔马赫尔（F. E. D. Schleiermacher）的书。他日益接受唯理论的观点：只有在理性面前经得住考验的学说才能算是上帝的学说；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是，某人可能因为是唯理论者而受到永世诅咒，斯宾诺莎、康德或白尔尼就可能受到永世诅咒；只要怀疑是真诚的，就存在怀疑权；因此可以期望“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恩格斯在结束此信时写道：“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2]
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恩格斯艰难地经历了自己的意识和信仰危机。他写信的时候很激动，“眼里流着泪”，当时在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心的宗教观中寻找某种差强人意的出路。他在自己的唯理论的怀疑中看到，可以从这种观点中找到暂时的出路：仍然信神（相信“心”），但可以用理性的批判态度对待《圣经》和宗教观念。
[1] 恩格斯1839年4月23日一5月1日致弗·格雷培的信，4月23—30日、5月24日—6月15日致威·格雷培的信，6月15日、7月12—27日致弗·格雷培的信，7月30日致威·格雷培的信。
[2] F. Engels, Pismo, Fr. Graeberu od 15. juna. 1839. god.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Berlin 1967, sir. 402.（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译者注）
但是，在这几个月里他努力钻研青年黑格尔派的论点，特别是施特劳斯的书，结果他接受了黑格尔左派所主张的黑格尔学说。从1839年10月到12月致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转变已经完成了。他在10月8日致威·格雷培的信中就已经说：“小伙子，你现在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你们只管来吧，现在我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只管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会把你们打得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大局已定，我是施特劳斯派，我是个可怜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1]
完全可以理解，在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影响下，恩格斯日益吸收现代的风格，而海涅、奎纳、谷兹科夫、文巴尔克、白尔尼是他的楷模，他拟订了某种文学创作计划，接着把禁书寄往巴门，并在年底说：“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人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光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没有思想的牧师们的极大反感。”[2]
[1] F. Engels, Pismo, Fr. Graeberu od 8. oktobra. 1839.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Berlin 1967, sir. 419.（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2] F. Engels, Pismo, Fr. Graeberu od 9. dec. 1839 - 5. febr. 1840.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Berlin 1967, sir. 438 - 439.（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译者注）
从11月起，恩格斯经常为《德意志电讯》和其他杂志撰稿。第一篇是《寄自爱北斐特》的通讯（1839年11月），文中简短地指出，这个地区的状况仍然和他写《伍珀河谷来信》时一样。他写了关于德国民间故事书、关于卡·倍克（K. Beck）、关于奧·普拉滕（A. Platen）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而从 1840年7月起为斯图加特的《知识界晨报》寄了一批关于不来梅的生活和大事的通讯。[1]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1841年1月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阿恩特是反对拿破仑的老战士，为此不得不逃离德国。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回国。恩格斯怀着极大的兴趣评述了这次战争。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推翻外国统治，因为这一举就完成了，而是人民不经各邦君主的允许自行起来斗争，而且迫使当权者站出来领导这一起义。简言之，“我们在一瞬间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才是那些年的最高成就。因此，战后最清醒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最坚决地朝这个方向行动的人，在政府眼里就必然成了危险人物”[2]。
尽管反对拿破仑占领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但是恩格斯没有陷人片面地叫嚷反对法国人，而是直接指出，拿破仑实现了犹太人的解放，实行陪审法院，实施健全的私法以代替罗马法大全。恩格斯批判了阿恩特主张的不加区分的君主制。他问道，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君主制：立宪君主制还是专制君主制？阿恩特及其追随者认为，人民和君主互爱，他们为造福全国而共同奋斗是国家的幸福。“相反，我们则坚决主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首先必须在法律上有一种井然有序的关系。然后才能确立并且保持亲善的关系。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3]
[1] 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文章有：《德国民间故事书》（1839年11月），《卡尔·倍克》（1839年12月），《时代的倒退征兆》（1840年2月），《普拉滕》（1840年2月），《约艾尔·雅科比》（1840年4月），《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1840年4月）；而在《知识界午夜报》上，除了关于不来梅大事的通讯外，还在1840年3—5月连载了一篇长文《现代文学生活》。
[2] F. Engels, Ernst Moritz Arndt,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21.（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269页。——译者注）
[3] F. Engels, Ernst Moritz Arndt,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25.（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译者注）
恩格斯接着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及其“国家有机体”学说，因为它从反动的立场出发为过去和狭隘民族主义做辩护。恩格斯大声疾呼：“主要的不就是人类的发展高于民族的发展吗？”[1]这里表现出了他的开阔的思想境界，这使他能很快地领会到自由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的国际问题。
此外，恩格斯认为重新占领莱茵河左岸是必要的，甚至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已经分离出去的地方的日耳曼化也是必要的。他写道，在这些国家中德意志民族受到压迫，而在东方，斯拉夫民族正在日益兴起和壮大。这里已经表现出他考察欧洲问题（从大民族的立场考察问题！）的某些特点，它们后来在恩格斯评价欧洲近代史和当时事件中也曾反映出来。但是，对于上述这些要求，恩格斯也马上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我们不能给阿尔萨斯人以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即在大国范围内的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就对不起阿尔萨斯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同法国再较量一番，那时就会看出，究竟谁有资格得到莱茵河左岸。而在此以前，我们可以安心地将这个问题由我们的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去解决；在此以前，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只要我们的祖国处在分裂状态，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无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的目标，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2]此外，文章中也谈到了黑格尔学说发展中的某些现象，认为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而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是当代的旗帜。
[1] F. Engels, Ernst Moritz Arndt,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27.（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译者注）
[2] F. Engels, Ernst Moritz Arndt,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31.（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译者注）
从《伊默曼的〈回忆录〉》一文（刊登在1841年4月的《德意志电讯》上）中，我们特别可以看出，二十岁的恩格斯已经明确地表述了他今后要为真理、为人类的解放和为新思想的实现而奋斗。他认为文学中老的一代已经凋零殆尽，现在一切都期待着年轻的一代。这一代人不是驯服听命的，不愿意跟着别人走，而要自己探索道路。对青年的试金石是新的哲学，他应当勤奋努力地掌握它，但不要丧失青年的热情。“谁害怕观念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手持利剑披荆斩棘，不敢以热吻来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不配得到公主和她的王国；他可以到他想去的地方，去当乡村牧师、商人、法官，或者去干他想干的事，顺应天意娶妻生子，但是时代不会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1]
恩格斯继续说，今天的青年受过黑格尔学说的熏陶，他的体系荚壳中的许多种子已在青年的心田中苗壮发芽。这一切都表明，时代的命运不取决于老年人的胆小怕事的虔诚信念或市侩习气，而取决于青年人的桀骜不驯的炽烈的热情。“因此，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就让我们去为自由而斗争吧；谁知道当暮年悄悄来临时，我们还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斗争！”[2]
[1] F. Engels, Immermanns "Memorabilien",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48.（参见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译者注）
[2] F. Engels, Immermanns "Memorabilien",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49.（参见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译者注）
1841年春，恩格斯又回到故乡，从他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准备到柏林去服兵役。10月他已经到了柏林，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在半年前马克思曾经参加过的小组里，恩格斯明确地变成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他马上就有机会表现自己对黑格尔和自我意识哲学的热忱赞赏。这一年，普鲁士政府请年迈的谢林用他神秘主义的实证哲学来消灭黑格尔学说中的“毒蛇的种子”。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慕名赶来听谢林讲课。但是，所有思想比较进步的人，都对这个过去某个时候开拓新道路的著名人物的思想堕落深感失望。此外，其中许多人还对谢林对待黑格尔的态度表示愤慨。情绪激昂而富有斗争心的恩格斯，在柏林居住期间，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又写了两个小册子评论谢林及其讲授的课程。[1]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第二个作品《谢林和启示》，文中简短地叙述了黑格尔学说发展的阶段。恩格斯认为，黑格尔体系大体上在1810年底已经准备就绪，而在1820年左右这一过程已彻底完成，黑格尔政治观点的形成受到英国制度的影响，并带有复辟时期的明显烙印，因此他不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看来完全不同，“如果他更多地拋弃自己在当时的精神气氛影响下所汲取的实证的要素，而更多地从纯粹思想出发展开论证，那么他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无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黑格尔的全部不彻底性和全部矛盾都是由此而来的。他的宗教哲学中的所有表现得过于正统的东西，他的国家法中的所有从历史来看表现得过于虚假的东西，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原则总是不受拘束的和需要自由思想的，但是结论——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往往是受抑制的，甚至是褊狭的。”[1]
[1] 1841年12月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第一篇文章，名叫《谢林论黑格尔》。其余两个小册子出版于1842年：《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1842年3月）；《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1842年5月）。
[2] F. Engels,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76.（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译者注）
但是，黑格尔的学生却忠于他的原则。恩格斯提到了卢格、施特劳斯、鲍威尔、青年黑格尔派、同莱奥的论战等，从而断定，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所有这些宗教偏见都被彻底粉碎了。“伟大的变革——上一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只是这一变革的先驱——在思想王国里完成了，它的自我创造实现了。从笛卡儿开始的新教哲学已告结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所有追随精神的自我发展的人，其神圣职责就是把已取得的巨大成果引进民族意识中去，使之上升为德国的生活原则。”[1]
恩格斯也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对谢林的攻击深表愤慨。他在12月就已经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文章《谢林论黑格尔》，批判谢林力图创立“实证哲学”，批判他的下列论断：黑格尔把否定哲学宣布为绝对哲学；同一哲学并不是需要特别创立的存在哲学。谢林企图用实证哲学即用非理性的方式达到这一点。“因此，这种哲学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经验哲学，它的神学被称为实证神学，而它的法学也许是历史法学。这种结果自然同失败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早在谢林来柏林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2]
对谢林创立实证哲学的企图，恩格斯在上面提到过的第二篇作品中做了更加详细的分析。恩格斯写道，黑格尔把现实理解为合理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这是任何伟大哲学的意图。谢林却不承认这些成果，而是否定世界的合理性。“但是他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讲出这一点，于是宁肯否认哲学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来，他就漫游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走着一条尽可能弯曲的道路，把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先于经验〔a priori〕理解的东西，把不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根据经验〔a posteriori〕理解的东西，并且把前者归入‘纯理性科学或否定哲学’，把后者归入应当重新创立的‘实证哲学’。”[3]
这是企图偷偷地贩运对权威的信仰、感觉的神秘主义和诺斯替教派的幻想，因此恩格斯反对这种二元论。他以十分严肃的批判态度指出了谢林的企图的经院哲学性质、神话成分和神秘主义成分，断定这种哲学实际上包含了基督教的各种教条：从三位一体、原罪，直到复活和其他因素。这样一来，谢林就从一个过去敢于在辽阔的思想海洋中扬帆远航的坚毅无畏的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被神所感召的不知所云的先知。
[1] F. Engels,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77.（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译者注）
[2] F. Engels, Schelling über Hegel,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69.（参见恩格斯：《谢林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331页。——译者注）
[3] F. Engels,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81.（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译者注）
我们略掉了恩格斯对谢林的下列观念的评述和批判，如潜力、理性、非理性、存在、绝对、实证等等，不仅因为这些观念中提出了一种软弱无力的非理性主义，而且因为它们对于说明恩格斯的观点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恩格斯的观点不仅反映在他抛弃所有非理性的观念上，而且更多地反映在文章的最后他热情地维护自我意识哲学上。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哲学带来了新的黎明，于是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被揭穿了，自然界向我们敞开了胸怀，一切分崩离析的因素消失了；世界又变成统一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了。而自然界之骄子——人，在经过了无穷无尽的长期斗争和努力之后，终于获得了自我意识，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并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却不以为意，因为这顶桂冠是值得付出这番心血的。长期的追求对他来说并非徒劳，因为他带回家的高傲而美丽的新娘对他来说只会更加珍贵。他在长期寻拽之后觅得的宝物即圣物，是以走过许多弯路为代价的。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只新的圣杯，在它的宝座周围集合着欢欣鼓舞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使所有忠诚于它的人成为国王，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富源和威力，全部美丽和丰富都呈现在他们面前，使之为他们的光荣效劳。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圣杯骑士，为了它我们要腰悬利剑，在最后一次圣战中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凡是认识这种力量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谈论它的庄严并且宣布它的万能；如果观念需要，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抛弃其他所有的一切；他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只要观念而且仅仅只要观念得以实现……而且，这种相信观念万能，相信永恒真理必胜的信念，这种即使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也永远不动摇、永远不让步的坚定信心，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实证哲学即世界史哲学的基础。……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垒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时代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青春，重新冉冉升起。
在我们成为自由人以前，把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我们所喜爱的一切，我们视为神圣而崇高的一切都奉献给这只正在自焚的凤凰吧！让我们不要过分看重爱情、利益、财富，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奉献给观念吧，——它会给我们以百倍的报答！我们将血战一场，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悠颤动吗？他们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开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日子，举行最后决战的日子临近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1]
[1] F. Engels,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220 - 221.（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394页。——译者注）
我们之所以要引证这些著作，不仅为了说明恩格斯当时坚决主张自我意识哲学，而且为了说明这个青年人为争取实现新的理想和真理而献身的热情和决心。
1842年里（从4月到8月），恩格斯从柏林给《莱茵报》寄了几篇文章，而在10月左右，他写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在海尔维格主编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文集中。文集于1843年7月中出版，其中还收集了布·鲍威尔、施特劳斯等人的文章。意义最重大的是莫·赫斯的文章，这在后面还将谈到。恩格斯的文章当然是本着批判的精神写的，他肯定，普鲁士的舆论越来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代议制宪法，特别是出版自由。后者必须争取，而一旦争得了出版自由，一年以后就会争得宪法。最先出现的结果将是解除同俄国的联盟，那时还可能出现许多重大的事件，因为普鲁士的现状非常像法国革命前的情况。恩格斯就以这种革命的暗示结束了全文。
1842年10月，恩格斯从柏林回到了故乡。途中经过科伦作停留，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当时他结识了莫·赫斯。赫斯在事后不久致友人倍·奥艾尔巴赫（B. Auerbach）的信中写道，恩格斯在和他谈话之后，作为一个激烈的共产主义者而离去。11月底，恩格斯离开老家，动身去曼彻斯特，到他父亲人股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中工作。中途又一次在科伦停留，并在编辑部里见到了卡·马克思。但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见颇为冷淡，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到达英国后就开始了恩格斯一生的一个新时期。发达的英国的现实对恩格斯的意义，也像不久以后法国发达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对马克思的意义一样。现实以公开的尖锐的阶级冲突向富有斗争精神和具有理论修养的恩格斯指出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根源。这就足以使他怀疑并很快拋弃对历史斗争和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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