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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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俄国

　　“我们不再是乡下人了。过去30个月里，悲剧事件接二连三。我们刚刚经历了生死攸关的大混乱，正是这些使我们成了世界公民。我们不会再走回头路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自身命运已与世界休戚相连——不管我们是否这么做。”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7年3月5日

　　周一晚上，社会党领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相约在一家剧院聚会，这可是“勒诺克斯赌场大捷”之前很久就已筹划好了的。《纽约呼声报》和兰德学院一起预定了纽约大学喜剧剧院的整个礼堂，并邀请“华盛顿广场剧团”的演员当晚演出。这是一场募款晚会，每张门票价值2美元（大约是今天的60美元）。礼堂共有约500个座位，组织方募款颇丰。
　　在演出间隙，大厅里到处都是衣着光鲜的夫妇们。他们讲着笑话相互逗趣，香槟和葡萄酒杯之声不绝于耳。希尔奎特夫妇，阿尔杰农·李夫妇，亚伯拉罕·卡汉夫妇，路易斯·鲍丁夫妇都来了。就连安娜·英格尔曼——那位曾为红十字会站台的女性也带着丈夫来了。“所有人都熟识彼此，”《呼声报》在描写自己主办的这场活动时如此写道。“两个社会党组织的好朋友们”都亮相了，他们的情绪带有“豪迈的同侪精神”^[1]，《呼声报》报道说。
　　但是，阅读这份长长的与会者名单，有两个名字并未出现：列夫·托洛茨基和路易斯·弗拉伊纳。
　　在纽约社会党这个僻远小世界里，步出勒诺克斯赌场的列夫·托洛茨基威望只升不降。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准时抵达勒诺克斯赌场并参与了投票，不管他是出现在了大会尾声阶段还是根本没见人影，第二天从《新世界》到《纽约时报》，报纸清一色都报道了这场由托洛茨基-弗拉伊纳少数派报告引发的巅峰对决，以及戏剧性的101-79票决结果。托洛茨基与社会党领袖们针锋相对，辩得他们停下表决，并且距离击败他们只差两打票数。
　　正如托洛茨基后来所说，社会党当权派也许已经“宣称挡住了我”——他未能受邀前往剧院晚会或是高档晚餐——但这只会使托洛茨基在普通大众之中的声名更盛。^[2]现在“战事”平息之后，争议为他赢得了一位新朋友——目前为止美国名气最大的社会党名人、比莫里斯·希尔奎特等本地政治掮客都远为杰出卓荦的那位：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德布斯已于本周抵达纽约，作三场反对世界大战的演说。3月8日（周四晚）库珀联盟学院的大型集会是这一系列活动的顶峰。抵达曼哈顿之后的德布斯头几通电话里就有一通打给了列夫·托洛茨基，他希望托洛茨基到库珀联盟学院的讲台上与他同台。
　　尤金·德布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政坛享有特殊地位。他曾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超过90万张的选票——当时普选票的6%。与他一起逐鹿的群雄还包括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他打动了高度分裂的社会党党内各派——从激进者到中间派。魁梧瘦长的德布斯演讲风格奇特，双手像风车一样拨动，他的个性和过往经历都触动着观众们。普尔曼大罢工后德布斯遭到叛乱罪指控，曾为他出庭辩护的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律师说，德布斯是一名“睿智、机警、无惧的男人，”^[3]就过往反抗当权者的经历而言，德布斯与托洛茨基简直可以处处对应。
　　来自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Terre Haute）的德布斯早在1890年代就已“愤世嫉俗”，他组织了美国第一个成功的全行业范围内的工会——美国铁路工人协会。1894年德布斯正是领导着这个工会发起了史诗级别的普尔曼大罢工，最终演变为对所有载有普尔曼汽车的火车的抵制行动。在罢工的巅峰时刻，德布斯的工会和同情他们的罢工者一起成功动员了超过20万名工人，事实上使芝加哥周边及以西各站的所有铁路交通都为之瘫痪。罢工只有轻微暴力，直到美国政府以保护邮政服务的借口介入并扼杀了罢工。联邦政府动用了军队，其中包括12000名美国陆军士兵。当地警消人员支持的军队抵达后，暴乱、开火和交火接踵而至，至少有30名罢工工人丧生。事件平息后，当地检察官将德布斯逮捕入狱，指控他犯有叛乱罪和藐视法庭罪。
　　但与1905年圣彼得堡起义后的托洛茨基颇为相似的是，德布斯也和克拉伦斯·达罗领衔的辩护团队一起，将审讯变成了义正辞严的讲坛。他痛痛快快地揭露铁路业主，以及他们私下里颠覆工会的密谋。因为这一事件，德布斯将系狱6个月之久。
　　作为社会党的创党领导人，德布斯经常与希尔奎特的纽约帮在政策和战术上产生龃龉。德布斯刚刚输掉了1916年的总统大选，但现在的世界大战又使他重燃激情。正如德布斯所见，这个国家即将卷入欧洲血战的可怕前景：工人们要么被迫杀人，要么就得被杀。做这一切的理由不过是为了维护金融利益罢了，这堪称一桩暴行。对德布斯而言这可不是走中间路线的时候，他喜欢在这位列夫·托洛茨基身上看到的战斗精神。
　　当晚抵达库珀联盟学院的托洛茨基必须得从摩肩接踵挤到墙角的人群中挤开一条通路，这些人付了15美分一张的门票，只是为了在过道里站或坐着。托洛茨基看到讲台上有为他预留的座位，周围都是社会党的天王们：像是执行秘书尤利乌斯·戈尔贝尔（Julius Gerber）、西部代表约瑟夫·D.卡农（Joseph D.Cannon）。这里没有任何莫里斯·希尔奎特、阿尔杰农·李那一派人的席位。
　　托洛茨基回忆说，他见到德布斯时，这名老人就毫不犹豫地“拥抱并亲吻了我”。
　　一待德布斯开口说话，他就毫不犹疑地表明了他站在托洛茨基-希尔奎特这一边的立场。“我口说我心，”他大声喊道，“在这个地球上，我绝对拒绝为一切资本家政府打仗。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我将……宁愿因为反叛华尔街而被排成一排靠墙枪决，也不愿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叛徒而苟活人世。”德布斯告诉观众，他将发起一场瘫痪美国所有产业的总罢工。至于那些怯懦的政客，“我恳求大家，不要坐等你们的领袖来团结你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对拿到自己的薪水更感兴趣，而不是你们的解放。”对于“违法者”的标签，德布斯无所畏惧。他宣布：“我是一个保护奴役制度政府的叛徒。”^[4]
　　非难很快就来了。中间派社会党人第二天联名谴责德布斯，称他在这一议题上代表社会党的发言和想法“严重错误”。纽约州社会党众议员梅耶尔·伦敦（）、作家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和威廉·英吉利·沃林（William English Walling）都一致谴责这篇演讲；拉塞尔给《纽约论坛报》拍去一封电报，将德布斯总罢工的见解称为“荒唐无稽”。沃林甚至变本加厉地指控说，莫里斯·希尔奎特也直接收受柏林方面的命令，“成为德国社会党的工具和白手套。”^[5]
　　且让他们说去吧。托洛茨基大喜过望。在这场战斗里，德布斯清楚明白地为他辩护。托洛茨基后来褒扬了德布斯那“永不熄灭的内在火焰”和“如痴似醉的个人魅力”。他还写道，“这位老人并不属于那种‘干巴巴的人’。”^[6]对托洛茨基而言，德布斯的唯一缺点是“他容易受那些在各方面都次他一等之人的影响。”^[7]
　　1917年3月8日，就在托洛茨基在库珀联盟学院大厅与尤金·德布斯同台并拥抱的同一个晚上，在8000英里之外的彼得格勒^﹝**﹞，一连串事件开始发酵。这些事件将彻底改变托洛茨基、俄国和全世界的历史进程。食品暴乱（food riots）爆发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饥馑，战争导致的短缺，冬季酷寒一起发作，让生活条件变得极其恶劣。沙皇尼古拉二世从莫吉列夫（Moghilev）下令——这里位处莫斯科以西400英里——要求俄国士兵镇压抗议。沙皇还发布了两份谕令（帝国法令）。一份是立即推迟召开国家杜马（Russian Duma），另一份则是延后他自己的帝国议会（Imperial Council）。取而代之蔓延开来的却是一种古怪的沉默。欧洲各国首都发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正常新闻报道和电讯均停止输送。大批俄国黄金开始装船抵达西方港口，其中一些是通过匿名账号走私而出。谣言蜂起：铁路运输已经中断。又或者，根本没什么。
　　要等上足足一周时间的3月15日^﹝1﹞周四晚间，全部冲击波才喷薄而出。新闻一批批抵达西欧，并跨越大西洋。它们就像雷电一样击中了人们：第二天早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头版印着俄国大革命；沙皇尼古拉退位。字号印刷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头条占满了半个版面。《纽约时报》则宣布：俄国爆发革命；沙皇退位；米哈伊尔摄政；皇后正在躲藏；据报道，亲德国大臣已遭戕害。《纽约呼声报》的说法与之呼应：“沙皇退位并逃走，大臣们被囚禁，国家杜马统治着俄国，有1000人在彼得格勒的巷战中丧生。”
　　革命的细节还要花上一段时间陆续披露，但西方第一时间的反应几乎都是正面的。“新的国家内阁里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思想和能量，”《纽约晚邮报》评论说。“今天，俄罗斯帝国那空前的资产已经交到了她最诚实能干的人手中。”^[8]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成为俄国新任临时司法部长，他迅速宣布大赦政治流亡者，这也是他最早签署的法令之一。
　　1917年3月的此时，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事实妻子娜塔丽娅·塞多娃已经超过10年没有看到过他们的故土了。他们是时候回家了，如果那些国家允许的话。

^﹝*﹞ 相较而言，拉尔夫·纳德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2.7%的普选票；罗斯·佩罗在1992年拿下了18.9%；乔治·C.华莱士在1968年则是13.5%；1948年的斯特罗姆·瑟蒙德有2.4%，那一年的亨利·华莱士则是2.37%。

^﹝**﹞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为了听起来不那么德国化，圣彼得堡市改名成为“彼得格勒”。

^﹝1﹞ 原文为“3月16日”，误。应为3月15日。

^[1] New York Call, March 6, 1917.

^[2] Trotsky, My Life, 275.

^[3] Darrow, 58, in Ackerman, 219.

^[4] Debs speech from the New York Call, March 8, 1917.

^[5] New York Times, March 9, 1917.

^[6] Trotsky, My Life, 275.

^[7] Ibid.

^[8] New York Evening Post, March 16, 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