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勒诺克斯赌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七章勒诺克斯赌场

　　“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告诉纽约本地人，他们即便冒上死亡、入狱的危险，也要好过参军！”^[1]

——莫里斯·希尔奎特1917年3月4日在勒诺克斯赌场的演说

　　“托洛茨基被说服了——他后来学会了省察己过——他那‘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尽力促成总罢工以对抗战争，并将之作为一种手段，颠覆我们正在朽坏的文明，以及它那傲慢自大的结构’的说法。”^[2]

　　——路德维希·洛尔，日期不明

　　大会当天，一场暴风雪袭击了纽约。长达60个小时的雨夹雪、冻雨和大雪使街道上的烂泥积到了脚踝深。人们纷纷涌入地铁，但下渗的雨水导致短路，使地铁站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而在地表，马匹、汽车、有轨电车咆哮着挤成一团，造成了交通大拥堵。
　　但恶劣天气并未阻止200名具投票权的纽约郡社会党党员跋山涉水，穿越数英里，跨过几个市镇来到这里，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议题上发出他们的声音：应该如何对付世界大战。
　　勒诺克斯赌场是一栋3层红砖独体建筑，有人行道和临街房。阳光从其巨大的楼窗倾泻而入，照进了其主礼堂的大部楼上面积。这栋建筑物今天依旧坐落于勒诺克斯大道（今天的马尔科姆X林荫大道）和第116街的交叉处，中央公园以北、莫宁塞德公园（Morningside Park）以西。今天这里是马尔科姆·沙巴兹清真寺（或“马斯基德”）。马尔科姆·X正是在这里为“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布道，直到1964年他被该组织领袖伊利贾·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开除为止。之后，这栋建筑加进了标志性的绿色穹顶、拱顶等伊斯兰特征。
　　1917年，这座赌场本身还是一个风靡全城的娱乐中心。人们来这里享受音乐，饮酒，玩纸牌，从事当时在纽约仍然合法的赌博。为了额外创收，屋主们有时会把空间租给社会党这样的左翼政治团体。希尔奎特曾于两周之前在这里演讲，为正抗议食品高价的妇女发声。
　　这一天的赌场挤满了踏雪而来、满怀期待的人们；他们脱下湿漉漉的靴子和破旧的羊毛外套，卸下围巾、手套和皮帽；他们一步步上楼；用热茶温暖自己。大家的话题都聚焦在社会党的大分裂上：托洛茨基对抗希尔奎特，激进者发难领导人。他们各执一词。在楼上的牌桌和椅子之间，人们聚集成一个个小圈子，交谈着，笑着，策划着。希尔奎特和朋友们围坐在一个角落；弗拉伊纳的朋友们则选了屋内的另一角。俄国人聚集在一面侧壁之旁。那里是乌克兰人，这里是德国人。一扇窗户旁，讲依地语的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党团”。
　　很容易描述当天的这个场景：一副副面孔挤在弗拉伊纳周围。他在屋里有大批朋友：1月时布鲁克林晚餐会的东道主路德维希·洛尔；《新世界》的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和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他的布朗克斯邻居、尤利乌斯·哈默医生。缺席的只有稍早时候离开纽约回到挪威的亚历珊德拉·柯伦泰。
　　纸烟满布、雪茄和烟枪一支支，很快屋子里就烟雾缭绕，各种语言和方言混杂交织。至少有6名报纸记者加入阵列，嗅访着好故事。似乎只有一批人缺席了——警探和政府间谍。美国依然处于和平之中，人们依旧享有随心所欲的表达自由。
　　就在人们聚成一团、在座位上争吵不休时，正装革履的莫里斯·希尔奎特站到大厅前方呼吁会议秩序，大声发言。希尔奎特、阿尔杰农·李等社会党领导人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是为何而来。希尔奎特感谢了决议委员会的辛勤工作，接着走到人群中遍示“战争决议草案”，解释其核心内容、妥协要点和争议之处，讨论来自全屋观众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还时而停下，将一段段评论翻译成俄语、德语、依地语等语言。
　　不过没用多久，这个急躁成性的党派就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希尔奎特刚刚介绍完决议草案，就有人提议投票表决：通过这份决议，毕其功于一役。有少数人喝彩附议。但就在此时，一群朋友簇拥之下的路易斯·弗拉伊纳起立发言，宣布他要发布一份少数派报告，这份报告代表了他本人和他朋友列夫·托洛茨基的意见。欢呼声从周遭响起，与别处的倒彩和嘘声相映成趣。托洛茨基过去数周以来在纽约的所有演说和写作今天都在勒诺克斯赌场开花结果，他的大名在这项主张中颇具分量。这里的核心狂热分子很好地代表着托洛茨基的核心追随者，他们忍着酷寒、勇敢地穿越暴风雪，出现在此时此地。
　　但就在弗拉伊纳准备开口阐述报告时，莫里斯·希尔奎特也起立要求发言。他提出一项动议，将这份报告“搁置桌上”。疑惑的眼光集中到他身上。这意味着什么？必须要有人解释。一项“搁置桌上”的动议意味着将报告弃之不顾。如果这项动议通过的话，事实上他们永远都无法将弗拉伊纳的少数派报告付诸票决，就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耳语声和牢骚声。这似乎并不公平。为什么阻止党员们投票？希尔奎特在搞什么？他是否有足够胜选的票数？他是不是数了人头？是不是坏天气和大雪污泥将希尔奎特的朋友们拒之门外？耳语声汇集成了一片沉闷的混响，一名记者将之形容为“难以遮蔽的愤怒，从一部分集会人群中发出。”^[3]
　　目睹如此反应的希尔奎特决定收手。他以友善姿态收回了动议，但并未平息争论。还有人起立抗议说，有人缺席，现场并没有足够的党员，法定人数不足。此人还说，会议因此并不“官方”。有人清点了到场人数——大约200人——依据社会党党章，人数确有不足。当天进行的任何投票都将遭到挑战。似乎无人对这一点有多么在乎，人们不管不顾，继续着议程。
　　在拥挤不堪的赌场礼堂里，一场辩论事实上已经开始。灰蒙蒙的冬日天空若隐若现地笼罩在窗外的第116街上。最终得到机会发言的弗拉伊纳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他将自己与托洛茨基合写的少数派报告公之于众，气势逼人地开口了。弗拉伊纳一字一句地大声念着报告，并一段一段地将其翻译成别的语言，让会场内的人都能听懂。当他念到那煽动人心的结尾时——“同资本主义决战！以阶级斗争作战！”——此时的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同意和反对之声；欢呼声，倒彩声和嘘声响彻在室内的各个角落。一些朋友轻拍弗拉伊纳的后背，并同他握手。“同意”和“反对”，哪个阵营得到的支持更多？所有这些噪声都使分辨变得毫无可能。
　　为了反对弗拉伊纳，希尔奎特邀集了6名演讲者。其中就有4位决议委员会成员——他本人，桑特里·诺尔特瓦，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以及雅各·潘肯——再加上路易斯·沃德曼律师，以及社会党副主席西蒙·伯林。伯林连珠炮的发言为辩论定下了基调，他并没有煞费苦心为战争辩护，也没有为国家辩护，甚至都没有批评弗拉伊纳的目标。相反，他只聚焦于一件事情：弗拉伊纳非法的行动计划意味着入狱。没有任何政党的任何委员会——不管是社会党还是什么党——有权要求他们的党员牺牲生命或是自由。任何人的“违法”决策都只代表他个人，绝不是这个党派的信条。
　　所有史料都记载说，这场辩论一开始就停不下来，持续了一整天。一位参与者说，它“冗长”且“富有激情”，^[4]“是我目睹过最为火爆的大会。”^[5]一度出现了格斗互殴、退席抗议和脾气发作，叫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演讲者的声音常常被欢呼和倒彩声打断，嘘声和污言秽语也常常插进来。两名不同主席都因无法维持秩序而被迫离席。^[6]
　　当天稍晚时分发言驳斥弗拉伊纳提议的路易斯·沃德曼对他自己的发言稿保留得最为详尽。“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强加的社会党训令而殉道，”他回忆自己曾对人群说道。“如果美国宣战、征兵成为法律，那么，这次大会也好，社会党也好，都无法阻止战争，也无法用决议案什么的阻止征兵。今天与会的人几乎清一色都由过了征兵年龄的人、并非美国公民从而不必应征入伍的人组成，这次大会如果要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冒着被枪杀的危险抵制征兵——试问，这民主吗？”和别人一样，沃德曼也对倒彩和嘘声不管不顾，抛出了他的立场。沃德曼坚称，社会党要遵守法律。“号召别人去做那些己所不必为的事情，这与美国的传统相悖，也违逆社会党的传统，”他强调。“我们的年轻人将遵守征兵法。”^[7]
　　针对这句话，一位正值征兵年龄、名叫麦克阿尔彭（McAlpern）的年轻人用德语反呛了回去。他说，沃德曼“最好为了您自己的事业而做出自我牺牲，这样也比为了敌人的事业而被敌人牺牲掉要好。”^[8]人群再度涌动起来。
　　大会开得热火朝天时，托洛茨基在哪里？《纽约人民报》记者报道说，由于已实现应允在当天下午到新泽西演讲，托洛茨基错过了整个大会。^[9]没有任何与勒诺克斯赌场辩论有关的记载提到托洛茨基当天曾有过任何公开发言，这既与托洛茨基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也不大像是一位少数派报告合写人的行事风格。但至少有一名与会的目击证人回忆说，他看到托洛茨基出现在礼堂里。为多数派发言的路易斯·沃德曼回忆说，面目狰狞的托洛茨基在他讲完后，给他来了一下子。“我坐下之后，”他写道，“坐在我前面的托洛茨基转过头来讥嘲我说：‘沙文主义者！’”^[10]
　　托洛茨基是否有可能早早就结束了他的纽瓦克演说，然后跳上火车回到曼哈顿——耗时一小时——接着一路小跑来到勒诺克斯赌场，只为赶上大会的最后一小时？《纽约人民报》的记者是不是搞错了？是否托洛茨基本已前往纽瓦克，列车却受阻于暴风雪？是否纽瓦克的集会已因坏天气而取消？没有一家新泽西纽瓦克或是纽约报纸提到当天托洛茨基究竟说了什么。但在1917年3月的“更大世界”里，托洛茨基依旧籍籍无名。谁会注意到他？谁会留心于他？
　　又或者，只是路易斯·沃德曼在多年之后炮制了这一场景，并将之写进回忆录而已。活着出于糟糕的记忆，又或是试图润饰他的故事？
　　莫里斯·希尔奎特最后一个发言。他登台时夜色已经降临在窗外的第116街。而在赌场内，人们已渐渐对喊叫声心生厌倦，巴不得赶快结束。希尔奎特久经政争历练，他并没有浪费时间炒所有那些别人的冷饭。相反，他发出了简短而富有个人特色的呼吁。他提到了屋子另一侧的弗拉伊纳和他的资深搭档托洛茨基，不管托洛茨基在不在场。他大概是将弗拉伊纳恭维了一番，夸赞他打了一场漂亮仗。但希尔奎特向大家说，这两人是在请求除他们之外的所有人，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风险违抗法律，这法律并非俄国沙皇的独裁法令，而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法律。而且，提出要求的这两人——弗拉伊纳和托洛茨基——他们是谁？正如一名记者描述的那样，希尔奎特先将矛头对准了年轻的那位——年仅25岁的弗拉伊纳。“（弗拉伊纳）还没能证明，他会心甘情愿地做一名殉道者。然而，他却想将工人和本党同志们推入殉道之列。”
　　希尔奎特接着提到了（弗拉伊纳）的导师，“列夫·托洛茨基有大把机会践履他的言论。他也因此在欧洲的监狱里摸爬滚打得够多了。（但即便是）托洛茨基，也没有继续待在国外，为他的言论挨子弹。相反，他来了这里，美国。”^[11]
　　最终，他们发起了投票表决。经历了数小时的演说和争执，大厅的所有人都已对票决后果一清二楚。他们将决定，是否将他们的社会党转型为一个非法组织，是否让他们的社会党在战时反抗美国政府。那些拥护托洛茨基-弗拉伊纳少数派报告的人们举起了手。人们仔细数了数：79票。接着，那些反对少数派报告的人也举起了手。这一回的计票同样仔细：101票。大厅内的喝彩声和倒彩声此起彼伏，少数派报告遭到了否决。
　　这一天的胜者是希尔奎特。他依旧控制着他的政党。他的党员们已经否认自己是俄国人，也没有将他们的总统看成沙皇，更没有追随一位狂热的激进分子，把美国变成西伯利亚。但他的胜利幅度极为微弱，180张选票里他只赢了22票。
　　这也是（托洛茨基）的一大成就。“托洛茨基抵达美国之时，他的名字只是在同胞和一些德国社会党那里流传，”路德维希·洛尔回忆说。^[12]现在，这79人却已将他们的命运与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紧紧相连。当天在勒诺克斯赌场的这些人将组成一个核心集团，这批左翼骨干将继续壮大，在战后再和社会党领袖们来一次硬碰硬。那时的世界将面目全非。托洛茨基会回到俄国，出任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战争人民委员。他的美国追随者们将更为强大，也不会再向社会党当权派们讨好献媚。他们将轻松赢下党内领导权。托洛茨基在纽约的头几周里就种下了未来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胚胎。
　　对于这位他刚刚违逆的社会党领袖，托洛茨基没有多少同情。他会不无嘲讽地写到他：“希尔奎特是一位市侩中的市侩，他算是成功牙医们的理想社会党领袖。”^[13]
　　在希尔奎特本人的大量回忆录里，凡涉及纽约市这段岁月的相关内容，都根本没有提及托洛茨基的姓名。

^[1] New York Times, May 5, 1917.

^[2] Lore,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5.

^[3]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March 5, 1917.

^[4] New York Call, March 5, 1917, and Novy Mir, March 7, 1917.

^[5] Waldman, 68.

^[6] Ibid.

^[7] Ibid.

^[8]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March 5, 1917.

^[9] See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March 5, 1917.

^[10] Waldman, 68.

^[11]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March 5, 1917.

^[12] Lore, Leon Trotsky, 8.

^[13] Trotsky, My Life, 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