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三幕：革命


第十九章 旋风


　　“俄国人为自由的战斗……最终以民主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一千多年以来，俄国人第一次免于暴政控制，并自由自在地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以他们自身的方式，摹画未来的命运。”

——乔治·凯南，《展望》，1917年3月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铁的事实。（他们）给了欧美各国的布尔乔亚以可乘之机，他们说革命已经胜利，现在业已完成……错了。当他们同群众运动打交道时，他们可都是惊人般愚蠢。”[1]

　　——列夫·托洛茨基，《新世界》，1917年3月17日



　　托洛茨基得到新闻时已是3月15日（周四）傍晚，地点是圣马可坊的《新世界》编辑部。当天下午，他和布哈林等人正在编辑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工作几近收尾时，电话铃声大作。他们听到了兴奋的敲门声，信使们带来了电文，人们戳着他们的脑袋问道：“你们听说了吗？”“你们知道什么吗？”传闻听起来惊天动地：彼得格勒骚乱！大臣们入狱！
　　大街小巷传来兴奋的欢呼声。纽约大片大片的移民聚集区都爆发了庆祝活动：哈勒姆，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特别是曼哈顿下东区。人们自发游行，纵饮欢歌，手舞足蹈。随着新闻的传播，庆祝像野火燎原一样扩散。一列高擎着红旗的游行队伍实在是太过兴奋扰攘，最后在克林顿街和休斯顿街演化为一场骚乱。人们投掷砖块和酒瓶并砸毁窗户，直至警察们赶来将他们分批驱散。
　　而在托洛茨基最爱驻足的第2大道单极咖啡馆，一名记者发现了“最盛大的狂欢和激情，”人们痛饮干杯，作长夜之饮。[2]
　　而在这逼仄的地下办公室里，托洛茨基、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和韦恩施泰因——他们都是沙皇监狱和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常客——一定也在高兴地大叫着。就像世界各地的新闻人一样，他们也把《新世界》已做好的明晨头版撕了个粉碎，重新制版。斗大的西里尔大写字母将占满头版三分之一页面：在俄国的革命（Революція Вб Россіи）。[3]
　　英语报纸记者是第一批围堵这间小办公室的人，他们寻找着一切能够解释“刚刚发生了什么”的俄国人。“此时的美国媒体大惑不解，”托洛茨基回忆当天情形时说。[4]多年以后，他回忆了当时的一些零星谈话。“一封海外电报说，彼得格勒任命了一个古契科夫-米利乌库夫（Guchkov-Miliukuff）内阁。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个名字纷纷涌现：米留科夫（Miliukov），克伦斯基，李沃夫（Lvoff），大公，沙皇王子。这些人都是谁？电话铃响个不停。
　　“新闻工作者、采访者和记者从四面八方涌向《新世界》办公室，”托洛茨基写道。[5]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将连续两天参考这家社会党小报纸《新世界》的分析。
　　从零零碎碎的报道里，托洛茨基们迅速拼接出了一整幅事件图景：一周多以前，正处灯火管制的彼得格勒爆发了“食品暴乱”。第二天，上街的人群暴增至几乎20万人，并开始袭击政府大楼，在司法部纵火。警察和抗议者们在街头交火，警方架设在屋顶的机枪手向抗议者开枪，杀死了数百人。最终，总兵力达30000人之多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发生了哗变，调转枪口向他们的长官开火。很快，士兵就和抗议者们就在街头打成一片，互称“同志”。他们开始逮捕部长，闯入奢华的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国家杜马正在那里，他们渴望联合起来。混乱之中，沙皇在数天前曾谕令推迟召开的杜马决定自主行使职权。一群杜马代表们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并将他们自己的领袖安排到了高层职位之上。
　　此时此刻，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前身是1905年托洛茨基本人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自我宣布成立。他们征用了塔夫利宫的一部分地盘，宣称要独立自主为人民发声。他们的领导人来自工厂和济贫院，除此之外，一部分成员是本地的孟什维克，甚至也有几名布尔什维克。
　　在危机的巅峰时期，两位杜马领袖——亚历山大·古契科夫和瓦西里·舒尔金——一路跑到前线，并在爱沙尼亚边界的普斯科夫（Pskov）的皇家专列车厢里找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在那里与他会面。面临颠覆的尼古拉同意退位，并将皇冠传给他13岁的儿子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王子。但他本人又迅速收回了成命：他儿子的医生们解释说，年幼的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可能会死于压力。尼古拉斯接着又同意把皇位传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这一回也失败了。接到通知的米哈伊尔拒绝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接管权力，他害怕自己也会被杀死或推翻。不过，鉴于那个选举产生的国家议会早已停开数月，这种“授权”已不可能实现。
　　就这样，统治俄国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戛然而止。革命后的权力迅速转移到了一个脆弱的新结构——一个由中间派、自由派杜马代表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它管自己叫临时政府。
　　托洛茨基闻讯后，一项第一反应是抓起《新世界》忙乱办公室里的电话，打给他在布朗克斯的公寓。娜塔丽娅接了电话，她花了一天的时间照顾9岁幼子谢尔盖。谢尔盖因发烧辍学回家，一位医生诊断他患有白喉。托洛茨基告诉她革命的消息时，她也忍不住尖叫起来。她告诉了小谢尔盖，并将两个孩子带到一起，在托洛茨基的房间里庆祝。谢尔盖从小到大都在听父母讲有关俄国和革命运动的故事，他一下子就弄懂了。正如托洛茨基所形容的，“他一跃而起，在床上手舞足蹈。”[6]
　　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没花多少时间就讨论出了一个决定。数千名俄国流亡者及其家人在听到新闻后的当晚也掂量着同一个问题。纽约的10周生活给了托洛茨基夫妇休息、享受和放松的时光，他们还广交朋友，介入当地事务。但是，他们新扎下来的根很难取代他们的毕生事业。托洛茨基将生命中最好的20年年华都用在了俄国革命上。他撰写文章，讨论，规划，期待，并鼓励革命的发生。革命是他的强烈激情所在。
　　此外随着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对他这种激进者的镇压也会轻易到来。他将被关进纽约监狱——就像他们在欧洲时一样。
　　如果革命最终在俄国爆发，他们夫妇都必须在现场。“我们迫不及待要坐第一艘船离开，”托洛茨基回忆说。[7]
　　革命绽放第一道光芒之时，美国似乎没什么人为倒台的沙皇掬一滴同情之泪。从纽约、芝加哥到旧金山，俄国移民们自发上街庆祝，欢呼声震耳欲聋。周二晚上，15000人涌入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社会党主办的大型庆祝活动。莫里斯·希尔奎特、《前进报》编辑亚伯拉罕·卡汉、阿尔杰农·李和数十位本地要人都登台演说，大厅内的人潮挥舞着红旗。一张大条幅宣布说，“向新俄国致意！”他们唱着《星条旗永不落》和《美国》，还有一首略带哭腔的乡愁歌曲——老伏尔加船夫曲《伏尔加纤夫》（Ey Uchnjem）。
　　新闻爆出之后，希尔奎特也遭到一群讲英语记者的围访。他毫不困难地解释了他对革命几乎全然正面的观感：“（俄国）人民厌倦了战争和剥夺，特别是政府的无能和渎职，”他在声明中说。[8]希尔奎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内向人们预言，欧洲战争将很快结束，德国人也将迅速“像俄国人民处置罗曼诺夫王朝一样处置霍亨索伦王朝（威廉二世为首的德皇家族）和他们的容克阶级。”希尔奎特还说，“俄国革命是1914年8月黑暗岁月开启以来，从欧洲照向我们的第一缕亮光。”[9]
　　欢呼声不仅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者和移民圈，也远远超出了纽约一市范围。伦敦、巴黎和华盛顿都加入了庆祝队列。新临时政府启动之初的一大行动就是发誓继续在世界大战中对抗德国，这一新闻使英法领导人为之一振——他们长期以来都对俄国的军事失败颇为恼怒。英法两国还责备沙皇无能，认为他的宫廷里充斥着德国间谍。现在彼得格勒传来的电文说数十名亲德国的大臣已被枪决或是监禁，这也让他们为之鼓掌。
　　俄国卢布在金融市场价值暴涨。就连保守的东正教神父似乎也对变革表示高兴。在纽约东97街的俄国正教教堂，大主教埃夫多金·梅斯钦斯基（Evdokin Meschensky）在周日的主祷文里第一次漏掉了沙皇的姓名，这引人瞩目的举动使所有人都难以忘怀。
　　俄国新政权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承诺来一番地毯式的改革，给革命激情又添了一把火。他宣布立即释放政治犯。警方开始释放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狱牢里的数百名囚犯，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也重获自由。
　　克伦斯基还宣布大赦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并给予俄国犹太人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这后一条政策得到了纽约库恩·洛布银行掌门人雅各·希夫的迅速回应。希夫曾动用他的财富抗议沙俄的反闪米特主义，程度之激烈甚至到了阻挠给俄国战争贷款、资助反沙皇宣传年代地步。现在的希夫却从他的访问地、西弗吉尼亚白硫泉（White Sulphur Springs）给《纽约晚邮报》拍了一封加急电报，盛赞俄国新政府。希夫还允诺给予政府财政支持，“随着一个伟大民族接触桎梏，”他写道，“俄国财政将大为改善，很快会在世界货币市场上跻身最受追捧的国家之列。”[10]
　　对革命的好感也一路来到了白宫里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这里。威尔逊看到，沙皇倒台不仅仅是世界上一个可怖独裁者的谢幕，也为业已成为他本人最为头痛的头等大事清除了一只拦路虎：这便是如何最终将美国带入欧洲战争。
　　整整一个月里，德国潜艇都在持续击沉一艘又一艘美国船只：3月12日的“阿尔冈昆号”；3月13日的“孟菲斯城号”、“警卫队号”和“伊利诺伊号”；3月18日的“希尔顿号”；等等。3月初，报纸头条又披露了至少两条间谍密谋，这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愤怒声浪。其中一条谣言说，德国特工计划用炸药炸毁新泽西的布恩顿大坝（Boonton Dam）。数十名警察急匆匆赶到了现场。布恩顿大坝为泽西城水库蓄水达70亿加仑之多；那里的一次爆炸将淹没整个洛克威溪（Rockaway）和帕萨伊克峡谷（Passaic Valleys），并使数十个乡村、小镇、军火工厂成为泽国。爆炸并没有发生，但这并不足以阻止恐慌。公众的恐慌基于许多目击者的报告：他们声称，曾看到一名德国军官带着相机在水库上走动。一名目击者还声称，他听到这位军官在晚餐上谈论爆破计划。[11]另一个阴谋是，德国人计划炸毁长岛贝塞德（Bayside）的托滕要塞（Fort Totten）。这一会也没爆炸成，但同样有数十名警察快速到达了现场。[12]
　　现在随着沙皇退位、新政权许诺自由，威尔逊可以公开与英法结盟作战了，再也不必将他本人与可憎的俄国专制者联系到一起。现在加入协约国意味着将为一个全新的自由俄国而战，这项事业也将是众所乐见的。白宫将于本周给予这个新临时政府以正式的外交承认。
　　自由，民主，还有一个开放的新政府。全球广为支持。（他们）也许会在战争中取胜。美国人为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鼓掌。他们将革命视为一项振奋人心的成功，也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谁会抱怨这件如此美妙的事情？似乎是普天同庆。
　　但托洛茨基和他《新世界》的小圈子却不这么想，这些人哪怕在小隐隐于市的纽约社会主义小世界里也属于边缘激进势力。他们的看法颇有不同。他们也倾注，但理由大异其趣。对他们而言，在俄国爆发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妙的，但根本没到“成功”那一步。相反，它仍然相当不彻底。它只是别的事情的一个前奏，另一场大戏的开场白。
　　革命消息传来的当晚、最初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几个小时，托洛茨基和同侪们在《新世界》地下办公室里工作到了很晚。托洛茨基本人在庆祝时，另有一位英语报纸的记者急匆匆冲进圣马可坊寻找一位俄国问题专家。托洛茨基认出这位记者来自《纽约时报》，不过，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位记者的文章从不署名，特别是在当时。他也许就是那位曾在勒诺克斯赌场托洛茨基-弗拉伊纳少数派报告票决时报道托洛茨基的《时代》记者。他似乎认识托洛茨基，喊出了他的名字，并管他叫列夫。
　　托洛茨基与这位记者坐在杂乱成堆的办公桌、书籍和一叠叠文件之间，他在深夜肯定会喝上一口热茶。有人负责翻译。
　　如何看待这个彼得格勒新政权？托洛茨基回答得干脆利落：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者们的利益或目标。”这还不够。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这个政权“差不多会短命而亡，并把权力交给那些更坚定推动俄国民主化的人。”[13]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托洛茨基可能一整夜都在谈这个问题。他和布哈林等人早已就此探讨了几个小时。是的，人民推翻了沙皇，但要看现在是谁掌握权力。他们告诉《纽约世界报》、《纽约美国人》、《纽约呼声报》记者，掌权者并非那些在彼得格勒街头冒着生命危险奋战的工人或士兵。人民被欺骗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已经被一个小集团抢走了。他们包括布尔乔亚自由派、沙皇辩护士们。这些人对多年来的腐败、他们自己街头的饥馑都置若罔闻。尽管这个国家已经历了灾难般的损失，他们还早已答应沙皇继续世界大战。“人民将不会满意。”[14]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场革命极好，它为自己在俄国乃至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毕生夙愿提供了机会。但目前它被劫持了。
　　只需看一眼这个临时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就好了。托洛茨基熟知他们每个人。当天深夜坐在逼仄办公室里的托洛茨基很可能会一边用指尖划过这些名字，一边眼睛眨得飞快，嘴里同时跳出连珠炮般的俄语。总理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李沃夫亲王（Prince Georgy Yevgenyevich Lvoff）是一名贵族，也是一位为官甚久的官僚、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新任陆海军部长亚历山大·古契科夫则拥有一家保险公司。身为一名保守派十月党人（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10月提出的有限宪政改革方案拥护者），古契科夫也曾做过沙皇的杜马议长。再往下看，名单尽皆如此。正如《新世界》所形容的那样，他们是所谓的“自由成分”，由那些“工业领袖和地产贵族”们组成。他们比沙皇本人好不了多少。[15]
　　只有一个例外：新任法务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新世界》诸君只给他说了几句好话。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党律师，克伦斯基曾于1905年起义期间为革命者们辩护，并结果因此入狱待了一阵子。克伦斯基仍然自称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出任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对托洛茨基而言，这个职位的成分可比他在杜马的席位好多了。
　　但是，克伦斯基只是一个例外而已。在托洛茨基眼中，更典型的临时政府人物是新任外交部长保尔·米留科夫。托洛茨基将单独花上几个小时谈论米留科夫。正是米留科夫曾于1906年第一次拼出了“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这个单词。米留科夫将此作为对托洛茨基的羞辱，他指责“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象”应为俄国此后的遍地混乱负责。[16]托洛茨基也曾数度反唇相讥。托洛茨基曾经以新闻通讯员的身份目击了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他指控米留科夫是俄国支持之下塞尔维亚军队隐蔽暴行的幕后推手。[17]
　　米留科夫，一名灰发宽脸、带着夹鼻眼镜、胡须格外浓密的学者。他本人曾于1890年代的一次学生暴乱后遭到沙皇警方逮捕，并被投入监狱。米留科夫已经写了好几本书，并曾于1903年在芝加哥大学作学术报告。米留科夫是1905年时的俄国改革者，曾参与创办了立宪民主党（Kadet），并从那一年起连选连任杜马代表。但在1907年沙皇镇压政治自由派之后，他便放弃了一起激进派主张。从那以后，米留科夫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一名忠君杜马、军队强有力的支持者。尼古拉二世退位时，正是米留科夫坚持让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继承权力，做一名虚君沙皇，保住罗曼诺夫王朝血脉——一种也许是仿照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克制无政府主义。
　　这就是托洛茨基眼中的临时政府：资本家，军人，皇室贵族。他不怎么喜欢。
　　但事件也呈现出另一面向。彼得格勒革命已使强大力量喷涌而出。混乱意味着机会。就在临时政府所在的同一座塔夫利宫，走廊的那一头驻扎着新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托洛茨基称其为人民的“真实面孔”。这个苏维埃已经“对自由派抢夺革命果实的企图发出了抗议之声。”[18]只要托洛茨基和同侪们得以及时赶回俄国，他们仍会像1905年一样重新战斗，但这一回他们将是赢家。
　　不过，托洛茨基当晚铺陈的这一整套革命理论却很难入《纽约时报》记者之耳。深知读者嗜好的记者迅速转向，将文章重点放在“沙皇倒台对世界大战的可能影响”之上。第二天早晨，他只撰写了一篇短稿：唤醒人民厌战情绪：但列夫【b】·托洛茨基说他们不愿单独媾和。[19]
　　整整一周，托洛茨基雪片般的报纸专栏和演说都在传递着相同的信息：“不彻底革命”（incomplete revolution）。从周五晚间的贝多芬音乐厅开始，托洛茨基几乎每晚都登台演说。他的集会极富感染力和韵味，数千人挤到礼堂里会友，分享他的俄国记忆和地下经历。他们挥舞着红旗，喊到嗓门嘶哑，痛饮杜松子酒，唱着“马赛曲”或“低沼泽”这样的歌曲。[20]“俄罗斯的母亲们以食品暴动开启了这场革命，”托洛茨基向贝多芬音乐厅的人们说道。他的语调像是在谈家事。[21]他周二晚间在第116街勒诺克斯赌场的集会堪称典型：尽管它与希尔奎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大型集会时间冲突，但仍吸引了超过2000名观众到场。7名演讲者以7种不同语言登台演讲，其中包括托洛茨基的俄语，路德维希·洛尔的德语，路易斯·鲍丁的英语，桑特里·诺尔特瓦的芬兰语。
　　舞台秀和漂亮话影响之下，一场运动正在生根发芽：美国的数千名移民顿时渴望回国。其中许多人是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激进分子，渴望发动一场革命。但并非全部。随着沙皇倒台，自由也将随风而至。俄国听起来像是一个变革和友善之地。乡愁、对失去家园和离散亲人的想望、在一个理想自由国度开创新生活的机会，这些都打动了思乡的移民们。不管是列夫·托洛茨基还是莫里斯·希尔奎特，他们在每一场集会中都拿出帽子，为想要回家的俄国流亡者们筹款。一个自称“俄国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Russian Committee）的新团体宣布了一项200万美元的筹款计划，为多达30万流亡者们筹集路费。[22]纽约另一家小型俄文报纸《俄国言论报》（Russkoe Slovo）也开展了募捐活动，将几乎10000人送上了归国旅途。
　　不过，望着勒诺克斯赌场集会人群的托洛茨基也许也注意到了另一张陌生面孔：一位谢顶浓须的男人正蹲在那里用俄语和别人交谈。他扫视室内，关注着一张张面孔，记住一个个名字。卡西米尔·派尔纳斯（Casimir Pilenas）先生并不怎么鼓掌，他可是因公而来。派尔纳斯为纽约的一家组织工作，这个组织突然之间对这些激进分子的革命庆祝活动极感兴趣。美国当局也许仍对他们毫不在意，但派尔纳斯的老板、纽约白厅街44号英国军情处（MI1c）反谍机构的首脑却绝不会如此大意。



[1] Trotsky, Our Revolution, 41.

[2]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16, 1917.

[3] Novy Mir, March 16, 1917.

[4] Trotsky, My Life, 276.

[5] Ibid.

[6] Trotsky, My Life, 278.

[7] Ibid.

[8] New York Call, March 16, 1917.

[9]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21, 1917.

[10] Schiff cable in New York Evening Post, March 19, 1917.

[11]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15, 1917.

[12]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14, 1917.

[13]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17.

[14]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16, 1917.

[15]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17, 1917.

[16] Trotsky, My Life, 223.

[17] See, for instance, “An Extraparliamentary Question for Mr. Miliukov,” January 30, 1913, from Trotsky, Balkan Wars, 403 et seq.

[18] Trotsky, Our Revolution, 41.

[19]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17.

[20] Announcement in the New York Call, March 16, 1917.

[21] New York Call, March 17, 1917.

[22]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18,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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