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四章 苏黎世


  “亲爱的奥尔加同志!”
  “万分感谢您介绍本地党务的信件。坦白说,‘悲观主义’经常笼罩于大家头上,唯有您一人例外。”
  “这里的党彻头彻尾信奉机会主义;它是一群市侩官僚们打造的慈善机构。”
  “甚至看起来左倾的领导人(像诺布斯和普拉滕)也毫无用处,特别是上面提到的两位。不联系群众,就将一事无成。”[1]

  ——弗拉基米尔·列宁致奥尔加·拉维奇信,1917年2月15日。 拉维奇是一位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的妻子。


  “没有任何蹩脚理由可以隐瞒这个事实,”住在波恩流亡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月份给社会党委员们的吁请书中写道。“齐美尔瓦尔德(的尝试)的彻底失败已经在瑞士显现。”[2]他却并没有散发这份呼吁。1917年年初的列宁看不到多少振奋他的东西。他的政治运动似乎正在身边溃散,他的革命陷入僵局,他的朋友星散四方。
  2月份,列宁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离开波恩,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苏黎世。但是,风景山河之殊并未改善他的前景。雍容开化的苏黎世有剧院和咖啡馆,也有湖光河岸,以及临近的山色和矿泉疗养地。任何人都会将这里视为世界大战舒适避难所的不二之选。列宁在苏黎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本市图书馆。他在那里辛勤工作,撰写一本新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于6月脱稿。列宁搬到了斯皮埃戈尔加塞街(Spiegelgasse)14号,这里是老城区的一处窄鹅卵石巷。列宁与克鲁斯普卡娅在此大隐于市,自己投身于繁剧工作之中。他要写数以百计的信件,并研读报纸和书籍: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维克托·雨果的诗歌。列宁也偶尔带着克鲁普斯卡娅去听演说或音乐会,去餐厅或是临近的水疗处享受。对于那些在步道上与列宁擦肩而过的邻人们而言,这名身着冬大衣的先生很难像是一位“喷火”的革命者。
  列宁在工作中遇到了一波波挫败。这些日子里他身上的现金捉襟见肘,以至于很难支付印刷小册子的费用,更不用说旅行或是出书了。他尝试与人们保持联系,却也总是头痛不已。列宁最好的布尔什维克朋友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就住在数小时旅程之外。电话还很少见,且服务差劲,列宁必须仰赖邮政通信。寄往国外的信件需要数周时间送达——如果不是在路上丢失或遭没收的话。同俄国国内的信息交换要花上更长的时间,所冒的风险也更大。
  尽管如此,最糟糕的事情还是那些叛徒们。整个冬天和此前的秋天,列宁都目睹了那些一度支持他“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路线的支持者们弃他而去。列宁于1915年提出了这个主意,要求社会党人将从事世界大战的精力转移到国内的内战中去,发动大众革命。列宁将这一原则视为他最终的忠诚测试器,然而,他的“失败名单”在本周可谓是逐步壮大:法国社会党人阿尔伯特·布尔迪隆(Albert Bourderon)和亚瑟·梅尔海姆(Arthur Merrheim,他曾于巴黎会议上投票赞成和平主义者决议);意大利社会党部长菲利波·图拉蒂(他曾坚持要求,意大利必须索回失去的边境领土);德国社会党议员卡尔·考茨基(他没能阻止德国的战争借款)。哪怕在瑞士,列宁长期以来的盟友、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起初的组织者之一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也刚刚阻止了一场波恩的社会党会议,召集这次会议本是为了重申列宁的强硬路线。
  列宁不停地抱怨着这些变节者。“齐美尔瓦尔德,”他在3月时写道,“显然已在破产;再美其名曰的话只能是粉饰太平。”[3]
  就连他对俄国爆发革命的企盼,也在那个冬天遭遇了打击。是的,俄国已在崩溃的边缘。军队在撤退,政府已瘫痪,食物短缺袭击了各大城市。列宁煽动造反的小册子已在俄国士兵和囚犯中流行开来。但是,美国传来的消息给列宁的希望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近期发生改变的希望不大。如果美国加入对德战争,那将只会帮助沙皇稳固权力。正如列宁所见,俄国要么需从内里土崩瓦解,要么得在战争中溃败。(爆发革命)没有别的捷径。
  那么,这一切将在何时发生?在他的有生之年吗?他多年来的准备是否都告浪费?“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也许并不能活着看到那些决定性战役,”1月份在苏黎世,列宁在一场演说中向一群学生坦承说。[4]当年冬天的挫败迫使列宁重新思考一些(革命的)基础性假说。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这一时期说,“伊里奇认为,在国际范围内来一次大切割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她还写道,“为了与(卡尔)考茨基及其集团永远划清界限,为了集结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尽管在减少)组建一个‘第三国际’。”[5]
  1917年2月中旬的一天,一封美国寄来的信件令悲观情绪笼罩之下的列宁又惊又喜。他看了看信封,很容易就认出了那干净整洁的手迹:亚历珊德拉·柯伦泰,他最喜欢的挪威笔友。这封信花了数周时间才从纽约远渡重洋寄到这里,这使一切都更为蹊跷:自从柯伦泰回来后,列宁已能直接听到她从挪威传来的信息。列宁曾对柯伦泰的美国之行寄予了很高希望,现在他忽然收到了她第二次旅美发来的消息。柯伦泰是否筹到了款?是否出版了列宁著述?是否找到了新盟友?
  柯伦泰曾于2月初离开纽约,并在这个月月末抵达了她在霍尔门考伦(Holmenkollen)的家。这座当地小镇就在克里斯蒂安尼娅(奥斯陆)以北,即便在当时也以其秀丽的群山、滑冰和山地滑雪闻名于世。这是一番恼人的旅程。英国水兵再一次拦住了她的船只、检查乘客。回到挪威的柯伦泰面临家庭离散的窘境:她的儿子米沙还留在新泽西的帕特森;她那早已疏远的丈夫弗拉基米尔则滞留在俄国国内,并入伍成了沙皇的一名军官;她那不时相与的情人亚历山大·什里亚普尼科夫则已移居彼得格勒。
  回到她自称的“峡湾小红房”[6]家中,柯伦泰开开心心地重新与当地社会党人交往,并恢复了她此前的职责,负责将信息偷偷运入运出俄国。现在,就连她对托洛茨基的看法也在软化。在一封信中,柯伦泰如是评论托洛茨基:“在我离开的前一周托洛茨基到了美国,这燃起了英格尔曼及其团伙们(《新世界》编辑部的孟什维克)的希望,”她在归途中给列宁写信说道。“但是,托洛茨基明显与他们并不同道。事情大概很清楚:他将走自己的路。”[7]
  列宁本人给柯伦泰写了一连串信件,请求她时刻告知挪威当地激进者们的内讧情况。列宁还指示柯伦泰,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当地忠诚的追随者们组织起来,就像在克里斯蒂娜一样。柯伦泰愉快地回复了这一叠信件。得知她的美洲来信现在才将将抵达苏黎世时,柯伦泰也满是惊讶。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读了柯伦泰的复信,当天就坐下来回信。他以“亲爱的A.M.”开头——这是列宁对亚历珊德拉·米哈伊洛芙娜的简称,他也乐于这么称呼她。“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收到了您的回信。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您身处美国,也只收到过您一封您告知我们前往美国﹝1﹞(去年夏天)消息的信件。我于1月7日或8日时曾给您写信,”列宁接着说,但是“法国人对从这儿寄往美国的一切东西都横加阻挠!(这封信)显然已经在纽约与您擦肩而过了。”
  不过,除了客套话和恭维话以外,柯伦泰没给列宁带来多少好消息。仅仅用了简练扼要的几句话,柯伦泰就向列宁描述了纽约市的一次事件——她和尼古拉·布哈林曾经试着劝说那里的一群关键的左派人士同他们美国社会党的保守派们切割、并为列宁的齐美尔瓦尔德左翼路线背书。但是,柯伦泰告诉列宁,他们失败了。他们在与一名欧洲新来老对手的辩论中败下阵来。列宁看到了这个名字:托洛茨基。
  列宁是否对这个故事翻了翻白眼?又或者忍住了笑声?列宁一定想过,这是多么典型的托洛茨基啊。这位孟什维克骑墙派有着“尖刻矫饰的自大”[8],他似乎总是固执好辩,总是从中作梗,哪怕到了美国也不改其本色。“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托洛茨基和‘右派’们结盟对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列宁写道。“托洛茨基简直是个混蛋——他嘴里说着左翼的话语(修辞),却与右派们联合,一起对抗‘左派们’的目标!!至少应该给社会民主党(Sotysial-Democrat)写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件(由您来写)来揭发他!”[9]
  写完这几句话之后,列宁接着将注意力转向了他在纽约的另一名任性门徒——布哈林。列宁在信中说,他很欣慰布哈林本人已在《新世界》奠立了地位,但他接着也来了一番抱怨。列宁曾要求布哈林寄给他一些纽约当地政治的材料,但至今还没收到。“我曾请求布哈林做这些,但似乎这些信件中途丢失了,”列宁写道。对于布哈林晚近的理论文章,列宁再次找到了诸多可予批评之处。这些文章“比考茨基的好太多了,”他写道。但在布哈林与考茨基追随者们论辩时,“布哈林的错误或将摧毁他的‘正当理由’”。
  列宁接着笔锋一转,谈到了他的更大难题:不忠诚的追随者们;以及现金短缺。“这何其悲伤——我们没有钱!”他写道。[10]列宁随即写完了这封致柯伦泰信。这一天他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写了很多这样的信件。身处风光旖旎、文明开化、舒适宜人的苏黎世,列宁静候世界的剧变。“这对我们而言已经极端重要——与您建立良好的通信管道。因此,请及早、准确地回信,哪怕简短,”这封信以此结尾。列宁随即带着所有信件去了邮局。
  种种迹象都显示,列宁并不自知——哪怕他与托洛茨基之间相隔万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却也大多相同:对“社会爱国者们”的憎恨(那些支持本国战争行动的社会党政治家们),对美国加入世界大战的恐惧,对俄国国内事务的焦虑。甚至,他们还共享了对莫里斯·希尔奎特的讨厌(列宁曾于1907年在斯图加特见过希尔奎特)。只要他们还分隔于大洋两岸,他们就无法建立联系。但是,这种状况也将在未来数周内得到改变。




﹝1﹞ 原文为“离开美国”,误。据前文迳改。



[1] Gankin and Fisher, 557.

[2] Gankin and Fisher, 554.

[3] V. I. Lenin, to Alexandra Kollontai, March 5, 1917. Gankin and Fisher, 597.

[4] Volkogonov, Lenin, 104.

[5]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vol. 2, 196, quoted in Gankin and Fisher, 218.

[6] Alexandra Kollontai, “A Giant Mind, a Giant Will,”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2006,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1914/giant.htm.

[7] Clements, 100

[8] Gankin and Fisher, 574.

[9] A few months earlier, Lenin had complimented Trotsky in one letter: “The reconciler, Trotsky, is now compelled to recognize the inevitability of a break with the ‘patriots’—i.e. who are justifying the entrance of workers into the war Industries Committee.” But Lenin also found something to criticize: how Trotsky, out of “sheer false pride,” had defended Akakii Chkheidze, the prowar Menshevik in the Russian Duma. Lenin to Safarov, February 10, 1916, in Gankin and Fisher, 574.

[10] Lenin to Kollontai, February 17, 1917, in Gankin and Fisher,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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