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基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三章基弗

　　“（托洛茨基）性格中的许多特质也不由自主地从这些细微迹象里喷薄而出：他那尖刻张狂的自我中心主义，过度爆棚的自信心，极端病态的虚荣心，演说、写作和举止的踵事增华，一种谐趣的书呆子气……甚至在他工工整整、小心翼翼的手迹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1]

——格里沙·基弗解释说，他何以认定托洛茨基是癫痫症患者，1920

　　“我觉得托洛茨基的生命中有许多罗曼史，多到一名真正谨慎的传记作者也能足足写上几章内容。”^[2]

　　——麦克斯·伊斯特曼，1926年

　　对于和俄国而来的老相识格里沙·基弗的相见，托洛茨基心怀疑惧。他和基弗曾是20年前的老朋友，但之后便不是了。基弗曾参加1905年彼得格勒起义、偶尔给（狱中的）托洛茨基送过便条，之后他们便天各一方了。基弗现在已于纽约定居扎根，成了一名保守的中年医生。政治一度是牵系二人的粘合剂，现在他们却全不对付。托洛茨基曾在几次演讲时看到过台下的基弗，但他清楚基弗并不认同他。基弗反对托洛茨基的反战立场和“反爱国”社会主义，他对此也不加掩饰。
　　但今天，大家不谈政治。托洛茨基也拒绝让政治破坏气氛，他邀请基弗到家中作客乃是出于礼节和乡情。两人在托洛茨基的布朗克斯小公寓门口握手会面，也许还来了个拥抱和俄国式问候。他们一定为刻在彼此面孔之上的皱纹和灰白头发大吃一惊
　　托洛茨基屏退左右，确保公寓内只有他和基弗两人，但他11岁的儿子、在房间内闲逛的列夫也在。娜塔丽娅显然已带着幼子谢尔盖外出了。托洛茨基为基弗准备了茶水，也许还有杜松子酒（schnapps）或甜菜汤（borsht）。毫无疑问，报纸、孩子玩具和一摞摞书乱糟糟地堆满了门口。坐在窗前，他们看到冰雪阻塞了街道，树枝在风中颤抖。
　　尽管托洛茨基和基弗数年之后都写了回忆录，但我们依旧只知道这场谈话的一鳞片爪。他们并没有谈多少鸡零狗碎：天气的寒冷、公寓的杂乱，基弗的行医业务。他们绕开了所有时事要闻。“似乎我们之间达成了一个沉默的协定：我们避免谈论一切热度政治话题，”^[3]基弗回忆说。
　　基弗向托洛茨基问起他的一些社会党名人朋友。帕尔乌斯怎么样了？1905年，基弗曾在彼得格勒见过他。“正在挣他的第12个100万，”托洛茨基笑着回应说。那位杰出作家、一度是《火星报》编辑的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怎么样了？还是一名年轻激进者时基弗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书。托洛茨基对普列汉诺夫知之详。他曾公开指责普列汉诺夫重返俄国、支持本国战争行动的决策，并称普列汉诺夫是一名可恨的“社会主义爱国者”。托洛茨基显然提到了这个细节，并拿他开了个玩笑。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是一个反革命呢，爸爸？”小列夫用大嗓门发问道。基弗回忆说，托洛茨基仅仅冲着儿子笑了笑，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紧张气氛顿时消融了。他们将话题转向了两人之间的真正牵系，也就是旧日时光。对托洛茨基和基弗而言，旧日时光有着特别、更为私人的意义。1896年基弗初晤托洛茨基时，后者只有17岁——他傲慢自大，稚气未脱，一头卷发。夹鼻眼镜后的双眼已是炯炯有神。托洛茨基刚刚从敖德萨的实科中学毕业（声望稍逊于敖德萨的高级中学，它仅限犹太人入学），他的家人曾送他到这里受学。托洛茨基来到临近的工业城镇尼古拉耶夫，接受进一步教育。但在尼古拉耶夫，托洛茨基发现他的功课既枯燥又落伍。他开始逃课，哪怕在督学家访之后也逃。那一年的托洛茨基结交了附近一位名唤什维科夫斯基（Shvikovsky）、却有着不寻常阅读量的职业花匠。他在自己照料的花园里有一间小木屋，喜欢在这里招待他认为有趣的人：学生，流亡者，本地激进分子，自由思想者。托洛茨基——当时的布朗施泰因——也成了他的常客。
　　1896年的少年基弗也是什维科夫斯基花园的常客之一。尽管，他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基辅的医学院校上课。
　　托洛茨基、基弗和他们的“什维科夫斯基小木屋”同道们开始一起花时间阅读顶尖自由思想家著作——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法国大革命研究著作，俄国异见人士——还有地下报纸。渐渐地，他们开始像一个公社一样一起生活。大家在什维科夫斯基的小木屋里饮食起居，参与了类如“抗议当地图书馆涨价”的抗议行动。托洛茨基将之回忆为一段快乐时光：一个个夏夜里，大家一起享用女房东女儿准备的龙头茶（samovar）^﹝1﹞和面包腊肠（不，托洛茨基并不遵循犹太教规）。他们在白天托钵募化，晚上则讨论政治直到深夜。
　　一对名唤索科洛夫斯卡亚（Sokolovskaya）的兄弟二人也加入进来。他们还带来了妹妹亚历珊德拉·洛芙娜。她身材高挑，黑发披肩，受过教育，美丽动人，出类拔群。洛芙娜是“公社”中唯一的女性，比少年们都年长，也更严肃，很快就在讨论中独具地位。她本人已读过了卡尔·马克思，这对俄国激进者而言堪称新声。绝大多数俄国激进者们依旧服膺“纳罗德尼基”（Narodniki）——1881年主导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沙皇的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们。托洛茨基享受这些争辩，但他的辩论策略有时小里小气。他会特别取笑亚历珊德拉。“马克思主义是一套狭隘说教，分裂人格，”他辩称说，讥刺她“顽固狭隘”。^[4]基弗回忆说，托洛茨基的侮辱如何会使大家大吃一惊，话一出口就令“所有人石化”。亚历珊德拉礼貌回应。她还一度私下向基弗坦言说，“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还手打那个小男孩！”^[5]另一位曾目睹这些争辩的朋友提到托洛茨基时说，“他将来要么是超级英雄，要么是江洋大盗。”^[6]
　　接着，托洛茨基便和父亲大卫·布朗施泰因闹崩了。老布朗施泰因还在为儿子于尼古拉耶夫的就学支付学费，本人同时于赫尔松省（Kherson）经营自己的农场。获悉儿子逃课、并同刺头们一起鬼混后，老布朗施泰因大为光火。他跑到尼古拉耶夫找儿子。一名托洛茨基的朋友回忆说，托洛茨基父亲有一天突然毫无预警地现身花园：“这位大胡子农人”大叫说，“你好！你是否也背着父亲跑了出去？”^[7]
　　托洛茨基常常与父亲吵架。他们的家安在了赫尔松省——这块乡下区域远离东欧的犹太人定居点——185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在短期内允许犹太人离开拥挤受限的定居点尝试农耕。这是将犹太人同化于俄国主流文化的一大尝试，至少对布朗施泰因一家而言，它奏效了。他们在家中不说依地语，也很少进行宗教活动。与之相应的是，托洛茨基的父亲购进了新地，也存下了钱。
　　但是，他的儿子非但没有感佩这番成就，反倒视如敝屣。托洛茨基将父亲视为俄国有产阶级——未来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称他们为“富农”（kulaks）——和家人争辩时，托洛茨基总是站在工人和农民们一边。年轻的托洛茨基一度试图在家庭餐桌上向父亲解释他的民主理念，父亲却训斥他荒唐天真，“哪怕300年为限，这个也不可能发生，”父亲暴跳如雷。
　　现在在尼古拉耶夫，托洛茨基和父亲再度争辩起来。“我们有过一些‘风暴时刻’，”托洛茨基回忆说。父亲坚持让托洛茨基在卷入政治之前，至少先完成学业。“结果是，我拒绝再从家里取得物质资助。”^[8]
　　托洛茨基再也未能同父母修复关系。1905年后他们曾有过短暂和解——当时托洛茨基面临领导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指控，父母前来圣彼得堡参加他的公开审判。托洛茨基回忆了这一对“老夫妇”（他这么称呼父母）造就的尴尬不安。开庭时母亲泪流不止，“她很难懂得”。父亲则坐在那里，“苍白、安静、欢乐、沮丧集于一人。”^[9]托洛茨基的母亲死于1912年；自从托洛茨基离开维也纳，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1917年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没收了父亲的农场（正如对所有大型地产者一样），强迫70岁的大卫·布朗施泰因来到莫斯科，从事一项他儿子为他安排的工作：管理一个小谷仓。老布朗施泰因于1922年死于斑疹伤寒。
　　但对托洛茨基和尼古拉耶夫公社而言，最具命运性的一步发生于1898年。他们在这一年决定，帮助地方工厂工人组织一个工会。托洛茨基（还只有18岁），基弗，亚历珊德拉·洛芙娜都愉快地加入了这一事业，并大获成功。基弗甚至承认，托洛茨基占据了“大部功劳”。基弗还提到了他“永不枯竭的动力，精密的计划，花样繁富的点子，以及抵御疲倦的能力。”^[10]
　　然而，本地工厂主们并无意愿允许本市出现一家工会。他们向警察抱怨。警察迅速赶到，逮捕了大约200名工会成员和组织者，其中就包括托洛茨基、亚历珊德拉·洛芙娜和她的两个兄弟、基弗。一家尼古拉耶夫法庭作出判决，将他们统统流放西伯利亚。托洛茨基和亚历珊德拉都获刑四年。
　　故事在此变得更为私密。在尼古拉耶夫监狱中等待流放时，托洛茨基令朋友们大吃一惊：他向亚历珊德拉·洛芙娜求婚。她也答应嫁给他。什维科夫斯基花园里的一切争吵似乎都点燃了他们之间的爱意。但根据俄国法律托洛茨基仍然属于少数族裔，他需要父母同意才能结婚。父亲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拒绝了，并称亚历珊德拉为“那个马克思主义老刺头女人，给他儿子带来了坏影响”。
　　托洛茨基又一次拒绝听从父亲命令。他花了好几个月研究对策，并最终找到了一个绕开父亲的办法。他们被移往莫斯科一家监狱等待最终流放。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悄悄说服典狱在那里为他们举办婚礼。他们找来了一名犹太教拉比，一名狱卒借了他一枚戒指。基弗也参加了婚礼。
　　待到托洛茨基父亲匆匆发现之时，这段婚姻早已木已成舟、无法阻止了。
　　身为一对已婚夫妇，托洛茨基和洛芙娜可以在西伯利亚合法同居。对于他们这样的政治犯而言，流放意味着被带到一处荒徼之地，并强迫居留。警察定期前来检查，确保他们在押。政府甚至发放一笔小额津贴，以为食物、租金和清洁之用。他们可不是被关在监狱小囚室里，弗拉基米尔·列宁在西伯利亚还有外出打猎的美谈。托洛茨基利用这段时间阅读、写作，并开始组建家庭。
　　俄国当局先是将托洛茨基夫妇移送到一处小农庄——位处中西伯利亚勒拿河畔的乌斯特-库特（Ust-Kut）。这里是如此之遥远，以至于他们花了整整三周才到达那里——火车，大马车，接着是河上驳船。他们的小棚屋里蟑螂遍地，室外温度低达零下30度。不过，他们在西伯利亚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乐于交往的流亡激进者。他们获准溯河而上，到了另一个村庄——福尔霍伦斯克（Verkholensk）。托洛茨基在这里成了一名商人的文员，但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上。他学习历史、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他为伊尔库茨克期刊《东方评论》（Eastern Review）^[11]撰写文章，并与其他年轻激进者们往来：像是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未来的“铁血费力克斯”，“契卡”秘密警察创建者）、莫伊塞斯·乌里茨基（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彼得格勒“契卡”头子）。托洛茨基回忆过和他们一起的快乐时光，比如“一个黑暗的春夜，我们围坐在勒拿河畔的篝火旁，（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朗读了他的一首波兰语诗歌。”
　　他和亚历珊德拉·洛芙娜也在这次流放中做了父母，生了两个小女儿。1902年初，齐娜（齐娜尔达）已经一岁半，而尼娜仅有4个月大。
　　蹲了两年监狱、流放西伯利亚两年之后，越发不耐的托洛茨基决定离开。听到外部世界令人兴奋的变迁，托洛茨基自觉，像他这样的年轻政治家需要前往西方、投奔富有活力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他的妻女们必须先留在这里，逃亡的路上没有她们的空间。
　　身为丈夫和父亲，托洛茨基做出这个决定时一定是肝肠寸断——这似乎再稀松平常不过了。但是，故事在这里变得含糊不清。事实上，在托洛茨基向她告知这个决定时，亚历珊德拉极表支持。“你必须得去，”托洛茨基引述她当时的回应说。“她是第一个谈起让我流亡这个主意的人，”托洛茨基后来坚称。“对她而言，革命的重责大任盖过了其余一切不急之务，”他写道。“她打消了我的一切顾虑。”^[12]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亚历珊德拉甚至在潜逃中出力甚大。当时托洛茨基夫妇住在维尔霍伦斯克一栋两层木屋的楼上，每天都有一名警探闯入楼上卧室监视他们。一天晚上，托洛茨基告诉警探，叫他不要侵扰。警探照做了。托洛茨基借此机会逃脱了，亚历珊德拉保住了秘密。直到托洛茨基脱逃5天之后，警察才发现人不在了。
　　警察如何在发现脱逃之后残酷折磨亚历珊德拉和两个幼女？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提及。
　　不管公平与否，多年以来托洛茨基的批评者们都聚焦于这一事件：他将妻子和两个幼女遗弃在西伯利亚。他们将之作为托洛茨基行止不端、自私自大的佐证。^[13]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则通常会回应说，他的决定符合那个年代的革命准则，亚历珊德拉·洛芙娜从未抱怨于此，从未公开质疑托洛茨基的说法，也从未因之满腹怨望。当然了，抱怨无法为她带来任何好处。谁会相信她，并且用她的说辞来对抗伟大的托洛茨基呢？亚历珊德拉坚信于革命事业，似乎是选择了不起波澜。
　　他们的婚姻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动态关系又是如何？除了他们本人，没人真的了解。
　　无论如何，当一贫如洗、举目无亲的亚历珊德拉最终从西伯利亚回到家乡时，正是托洛茨基的父母——一开始曾尝试阻止这场婚姻的父亲大卫·布朗施泰因——为她提供了避难所，并同意帮她养育两个女儿。托洛茨基和亚历珊德拉从未离婚。“在国外，我很难与她保持通信，”托洛茨基解释说。“她随即遭遇了第二次流放；此后我们便只有偶尔相见了。生活分离了我们，但没有什么可以摧毁我们的友谊，以及我们知性上的亲缘关系。”^[14]
　　仅仅数月后的1902年年末，托洛茨基在巴黎遇见了另一名颇具魅力的女人——即将成为他事实妻子、人生伴侣、两个儿子母亲的娜塔丽娅·塞多娃。娜塔丽娅当然了解他的婚史。托洛茨基同亚历珊德拉·洛芙娜的婚姻关系仍在持续，这也是娜塔丽娅本人无法与他结婚的原因。^[15]
　　格里沙·基弗也深知这个故事。劫波渡尽15年之久后的1917年，他看到老相识托洛茨基重现纽约，他于布朗克斯公寓与托洛茨基重聚。这段往事覆水难收。当基弗和托洛茨基谈论往日时光时，当他们“回溯那些（我们的）旧时心绪时，”正如朋友麦克斯·伊斯特曼在听闻托洛茨基版叙事之后的说法，^[16]很难看出，他们是如何避开这个坎的。
　　“我获悉了许多老朋友和熟人的情况，”基弗回忆当天下午情形时说。这其中一定包括一位名唤大卫·布朗施泰因的老人，一定有尼古拉耶夫的老友圈子，也还一定有那位他们都认识的姑娘——亚历珊德拉·洛芙娜。
　　在某个时刻，托洛茨基向基弗邀战国际象棋。托洛茨基酷爱下棋，自认是个好棋手。战前生活在维也纳时，他曾整天整天地待在维也纳内城区（Innere Stadt district）绅士街（Herregasses）风靡于世的中央咖啡馆同所有新来的人下棋，其中就包括罗斯柴尔德男爵这样的名流。多年以后，甚至有谣传说托洛茨基是俄国国际象棋大师、1940年代末世界冠军赛选手大卫·布朗施泰因的次侄。
　　但基弗的国象功力也颇了得。他赢下了第一盘，看到托洛茨基在输棋后似乎羞恼了起来。“他本人表现为一名孱弱的棋手，输棋显然令他心烦意乱，”基弗后来写道。他们下了第二盘棋，这一回托洛茨基赢了。接着他们便罢手不下了。基弗坚持说，正是托洛茨基拒绝再下一盘决胜棋。
　　基弗片刻后就离开了托洛茨基的公寓。他是怒气冲冲拂袖而去的，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耿耿于怀。显然，原因绝不仅仅在于这次棋赛。此后他与托洛茨基还在演说、集会的场合有过几次相遇。基弗回忆说，托洛茨基曾“友善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并告诉人们说，“这是我的老相识，他得在法国待上几个月才能成为一名好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在1921年，基弗曾写了一篇猛烈攻击托洛茨基的著作——其时，托洛茨基的全球声望正处顶峰——本书谈到了他们当天的象棋赛，以及此前于尼古拉耶夫的经历。就连作家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基弗描述他的语言生生有色。基弗称托洛茨基是这样一个人，“他爱朋友们，爱得也很真诚；但他的爱是农夫爱自己马匹的那种——这也侧证了他的‘农夫特质’。但是，一旦这匹马无法干活，托洛茨基就将毫不犹豫、不带一丝良心地把它送到屠马场那里。”^[17]
　　无论是出于怨恨驱使、道义驱策还是利益驱动，基弗的著作和书中的众多羞辱之语还是引来了贬损者们的群起攻击。托洛茨基的朋友麦克斯·伊斯特曼将此书贬斥为“一本荒唐无力的私人泄愤小书。”他还解释说，基弗的敌意原因单纯——托洛茨基当天拒绝同他谈论政治：“（基弗）突然间撞见了一种自我中心的‘智识傲慢’，殊不知，这番‘表征’贯穿于他朋友自幼以来的活动之中。”^[18]
　　更有可能的是，基弗的敌意有着更深的根基——尼古拉耶夫的时光；他们和亚历珊德拉·洛芙娜姑娘的友谊；以及，托洛茨基对待她的方式给基弗留下的观感。

^﹝1﹞ 一种俄罗斯茶壶，以壶身所带的栓头著称。

^[1] Ziv, 33, from Service, Trotsky, 344.

^[2] Eastman, 77.

^[3] Ziv, chapter 10, 6.

^[4] Service, 44.

^[5] Ziv, quoted in Service, Trotsky, 45.

^[6] Ibid.

^[7] Eastman, 26–27.

^[8] Trotsky, My Life, 100.

^[9] Trotsky, My Life, 191.

^[10] Ziv, from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202.

^[11] Trotsky, My Life, 126.

^[12] Trotsky, My Life, 132.

^[13] Including even Winston Churchill, writing in 1937: “He found a wife who shared the Communist faith. She worked and plotted at his side. She shared his first exile in Siberia in the days of the Czar. She bore him children. She aided his escape. He deserted her.” Churchill, Great Contemporaries, 200, from Nedava, 239, note 46.

^[14] Trotsky, My Life, 132–33.

^[15] Even Isaac Deutscher, perhaps Trotsky’s friendliest biographer, fou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his separation from Alexandra Lvovna in Siberia didn’t haunt him. To Deutscher, this explained why Trotsky, in his own autobiography, “devoted no more than a single sentence to the whole affair.” Deutscher, 71.

^[16] Eastman, 21.

^[17] Ziv, 14, from Service,Trotsky, 46.

^[18] Eastman,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