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二章 卡内基音乐厅


　　“那么，谁将领导这场革命？也许就是端坐在中央咖啡馆那儿的布朗施泰因（托洛茨基）先生？”[1]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伯克托尔德伯爵被告知“战争可能会在俄国引爆革命”时如是说，1914.

　　“我同这些人（美国社会党领袖）的第一次接触就足以唤起他们对我鲜明无忌的憎恶了……对我而言，他们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腐臭的一部分。我仍然与他们处于战争状态。”[2]

　　——列夫·托洛茨基，1930年回忆录



　　唯有到了2月3日之后，战争狂热才与日俱增。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这一天宣布同德国断交。全副武装的士兵现在驻守着纽约每一处公共区域——桥梁，街角，建筑物，地铁月台——人们挥舞着美国国旗，将爱国条幅挂满了数百栋建筑物。参军入伍的学生和年轻人来得如此之速，以至于军队无法供应充足的步枪。人们徒步行军，而非借用扫帚和铲子。﹝1﹞游弋在港内的警务船现在配上了机枪。在华盛顿，国会开始批准一笔总计约900万美元的战争拨款（大约是今天的300亿美元），这笔钱足够用来快速部署第一批受总统指挥的300万士兵。
　　在威尔逊总统宣布断交后的一周，德军潜艇又击沉了36艘协约国或中立国船只，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船。数十名水手在海上丧生或失踪，其中至少包括两名美国人。这给公众的愤怒又浇了一把油。据说在英国轮船“伊芙斯通号”（Eavestone）沉没之后，德国潜艇向救生艇开火，杀死了船长和其他3名船员。南美、亚洲、欧洲诸国都集会谴责德皇暴行。战争话题甚至传染了电影。纽约百老汇剧院当周上演了一部史诗级默片《海底两万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这部电影现在每天三次滚动放映，其最新巨幅印刷海报写道：“您将看到一艘潜艇击沉一艘远洋邮轮的场景，”这是在影射“露西塔尼亚号”的惨虐场景。[3]
　　随着美国人准备和德国开战，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随之巨变。德裔、说德语、甚至有德语名字——都成了嫌疑人。“拥护”和平听起来越发不堪——就像是怯懦一般。《纽约时报》将此议题一言蔽之：“后天德国帮”对抗“天生美国人”。这个国家或将低三下四地“接受柏林的号令和面包”。[4]
　　但正是这场激励“天生美国人”们应征入伍的战争讨论，也为那些瞬间满血的反战阵营敲响了警钟。他们看到和平的大门正在迅速关闭，扼杀着所有阻止美国介入欧洲战事的机会。全美没有任何一地的和平主义者超过纽约：这里挤满了德国人、俄国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移民聚居区。
　　威尔逊总统发表反德宣言后仅仅几个小时，纽约最大的反战团体领导人们——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教堂牧师，女性和平团体，美国中立大会委员会，制衣工人联合会等工会团体，希伯来联合贸易公司，以及其它团体——齐聚一堂，并同意联合组成一个统一战线——新的“远离战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诉求是：让人民来选择。将战与和的问题抛给人民，举办一场全民公决。仅仅10周以前，选民们坚定地用选票让伍德罗·威尔逊连任，因为他“使我们远离战争！”威尔逊甚至都还没有宣誓就职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和平团体认为，不经新的投票程序就180度大转变，这会使民主沦为一个笑话。
　　为了表达诉求，他们决定举办一场全场范围内的大型集会。各式各样的联盟团体们将齐聚于纽约最著名的政治和艺术圣地：卡内基音乐厅。
　　大体而言，城市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富人依旧享受着他们的金钱。啤酒大亨、未来的纽约扬基棒球队老板雅各·鲁珀特（Jacob Ruppert）上校在这周“引燃”了美国美术馆（American Art Gallery）。他花了创纪录的2500美元（等于今天的8万美元）拍下了一尊日本翠玉月牙颈花瓶，瓶身还镶有两条龙头把手。“纽约市每一天都吸掉400万卷麦加纸烟，”[5]烟草公司如此吹嘘说。购物车盈筐满箧，人们照常工作，孩子们全日制入学，街道安堵如故。
　　但是，平静表面之下却有一股暗流涌动。一股力量啃噬着这座城市的人际网络，并以尚未示人的形式重塑着它。
　　列夫·托洛茨基对此既兴奋又激动。战争狂热刚刚来袭的那段日子里，他不停地发表文章和演说，使他本人成为这个陌生新国度的公众人物——他甚至不大通英语，也不会说英语。托洛茨基成为纽约市反战人士中的意见领袖。“我忙得不可开交，”他回忆说，“后来我都不大觉得自己是一位外来者。”[6]
　　2月初，托洛茨基在布鲁克林演讲厅（Brooklyn Lyceum）、曼哈顿贝多芬音乐厅（Beethoven Hall）、联合广场（Union Square）附近的劳工会堂（Labor Temple）等类似场所向如潮的观众发表了演说。他以每周3到4篇的速度在《新世界》上发表文章。至少有4篇托洛茨基的文章被译成了依地语、并刊登于《前进报》；还有一些被译成德语、登在《纽约人民报》和社会党的《未来》（Die Zukunft）报上。托洛茨基日复一日地以演说、专栏、咖啡厅谈话表达他的诉求，阐明他对欧洲事务的鲜明观点。在一篇专栏中，他记述了对巴黎的飞艇炸弹袭击；另一篇专栏里，他描述了法国士兵们的境况。在肮脏、疫病丛生的堑壕里，士兵们承受着绵绵不绝的炮火，而这些炮火作为“亿万横财”都流入了军火投机商的腰包。另一篇文章里，他谴责了欧洲政客们的怯懦：他们嘴上说着和平，却振振有词地用“爱国主义”和“国家自卫”在战场上杀得血流成河。托洛茨基认为，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些概念都已毫无意义。[7]托洛茨基成了“我们最受欢迎的演说家和作家之一”，路德维希·洛尔写道。[8]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日渐成为人气保证。
　　情感充沛、眼神犀利、蓬乱头发、喷火一般的俄语或德语口音——演讲台上的托洛茨基足以令观众们心神迷醉。“我认为他的登台能力卓绝动人，”观摩托洛茨基登场演说的社会党政治家路易斯·沃德曼（Louis Waldman）写道。“他身上有一种超迈无伦的‘戏剧感’，”沃德曼回忆说。“这位托洛茨基不是农民也并非工人，他是一位神经系统最高度紧张的知识分子。”[9]
　　但是，托洛茨基投下的所有震撼弹只能在一方狭小无名的水塘里生发巨响并溅起水花：移民社群、讲外语的曼哈顿社会党亚文化，这只是全美国的一小切片而已。对美国其他人群而言，托洛茨基似乎并不存在。无人倾听，也无人端详。他并不会说英语，主流报纸也忽视了他。
　　对托洛茨基和其他每一位纽约左倾人士而言，当月预定上演的重头戏将是卡内基音乐厅的反战大集会。
　　组织者们将这次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时间定在2月5日的周一晚上。当天，一场暴风雪袭击了纽约。刺骨寒风和炫目大雪一举涌入曼哈顿的大街小巷，甚至扰乱了地铁和高价铁路。医院救治了数十位不慎在路上滑倒而崴脚跌手的人。一整天里，托洛茨基都见到年轻女性和少女们奔走于市，她们身着的冬装别着一道道写着“远离战争”的白色绶带。她们挥舞传单、高擎海报，参加集会。卡内基音乐厅开门之前数小时，数千人就齐聚周围的第7大道，风雪无阻。大演奏厅里的所有28000个座位早早就已座无虚席。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寻找一切可能的空间挤在一起：过道，包厢，站席。
　　很容易设想如下画面：托洛茨基在汹涌人流中左冲右突寻找好座位，和他《新世界》同仁们一起往前排挪动——他本人，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柯伦泰。他们都说着俄语——后面还有一两排他的新朋友：头发稀疏的哈默医生，年轻的路易斯·弗拉伊纳，以及蓄着浓密胡须的路德维希·洛尔。这番场景令他刺激兴奋——噪音、吟唱、欢呼在高高的天花板间回荡。每一个派别——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宗教团体，劳工团体，爱尔兰人，德国人，犹太人——似乎都组成了各自的欢呼方阵，举起了一张张条幅和海报。一时间将会场染成了红色。他们高唱着“国际歌”和依地语无政府主义歌曲“你无处不见”（In Ale Gasn），梦幻般的和声丝丝入扣，大批女声混着男声。
　　托洛茨基对革命者们独具只眼。目睹着礼堂里聚集一堂的激进分子，他无疑会在心中将他们与自己在俄国见过的人群相提并论，特别是1905年引领圣彼得堡暴动的那批人。他们关闭工厂，建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无视军队刺刀，奋起反抗沙皇。这些美国人有多强壮？他们是否有像俄国人那样的决心和毅力？他们会在警察士兵到来之时坚守战斗吗？这些和平主义者、女性和牧师们又如何呢？他可以在类似的战斗中信任他们吗？又或者，他们会像欧洲社会党人一样沦为懦夫、躲在“爱国主义”和“国家自卫”里不敢露头吗？
　　列夫·托洛茨基用尽一生力量准备革命。美国当下的情境可谓是另辟蹊径，令他着迷。如果战争到来了，它是否会引发一场起义？美国社会党人是否会真的战斗？会不会上街，而非空谈？如果战斗打响——而且像这里一样，有数千名最坚定的纽约激进分子层层环绕——他，托洛茨基，是否将有机会领导战斗？
　　托洛茨基和朋友们紧接着落座，等候今晚的主讲人：来自滨河大道的中间派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
　　“美国工人们要不要战争？”莫里斯·希尔奎特大喊道。他满脸通红、肌肉紧绷，声音响彻大礼堂的最远角落。
　　“不！”答案震耳欲聋。观众们挥舞着红色条幅，欢呼大笑。“打倒战争！和平万岁！”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哪怕是从那些刚刚下船的移民嘴巴里喊出——他们甚至都还对这些口号没什么概念。
　　希尔奎特走上卡内基音乐厅讲台之前，4000多人已经挤满了深阔的礼堂、并占据了每一寸角落的空间和所有四层楼厅，以至于数百人不得不离场。希尔奎特熟知这个地方，熟稔这里的红色长绒座位和幕布、金色饰物、华丽的拱顶、高耸的天花板，以及那精准的音效和光效。他曾在这里演说。卡内基音乐厅于1891开幕。在开幕演出上，俄国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担纲交响乐指挥，演奏了他的宏伟曲目《庄严进行曲》（Marche Solennelle）。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登场——他捐出了建造这座音乐圣殿的最初200万美元资金——赢得了满堂掌声。现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华贵舞台早已不仅仅向西班牙大提琴手巴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波兰钢琴家伊格纳西·扬·帕德雷乌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纽约本地交响乐团这样的音乐大师们开放，它也欢迎政治人物。就在本月，因从事生育控制工作而遭刑事指控的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曾在这里演说，为她的审讯筹款。
　　希尔奎特本人曾于1915年现身卡内基，同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奥古斯都·加德纳（Augustus Gardner）辩论“备战”议题。战后的1924年，他还将在这里同英国哲学家、作家伯特兰·罗素（Betram Russell）辩论英国社会主义问题。20年的政治生涯锻造了希尔奎特的口才：从街头巷尾的人群到酒吧，从辩论大厅再到全国代表大会舞台。希尔奎特既有洪亮嗓门，也有强健肺活量——这在电子麦克风出现之前至关重要——他还有绝佳的时间感、抑扬顿挫的短语，轻易就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深入人心。
　　当晚对着如山如海的面孔，希尔奎特语调急促。自从威尔逊总统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以来，他放下了手头的一切事务，专心打理这个反战同盟。希尔奎特是第一批坚持组建“联合阵线”、并发起这次卡内基音乐厅活动的领导人，他全程参与了琐碎枯燥的政治事务、邀集演讲者和主办者，起草决议，推动和促成党内官员们与会。其中最困难的事情是使自己的社会党内部协调一致。劳工运动在这一议题上已然分裂。贸易导向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vor）保守派主席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就支持备战；12位知名社会党人也将很快加入他们，脱党支持“国家自卫”。他们包括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尔（《屠宰场》作者）、“扒粪记者”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Charles Edward Russell）；社会活动家J.G.菲尔普斯·斯托克斯（菲尔普斯-道奇公司继承人），以及他的妻子露丝·帕斯托·斯托克斯；以及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1892年出版的著名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作者，这篇小说记述了对女性的“医疗虐待”。她也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里特·比彻·斯陀夫人的外甥女）。[10]
　　希尔奎特看到了更糟糕的事情：警察和大企业主们如何开始以“战时状态”为由打压劳工和左翼。就在本周，一群守卫威廉斯堡桥的海军陆战队将他们的枪口对准了25名守候在布鲁克林附近“哈弗梅耶尔”（后来的“多米诺”）炼糖厂外的工人纠察队员。这次罢工本来是纽约、新泽西和费城12000名炼糖厂工人大罢工的一部分。海军陆战队们刺刀上膛，将15名破坏罢工者（strikebreaker）护送进入工厂。现在，军队已和工厂主们雇用的私人侦探没什么区别了。
　　而在全美境内，地方警察和司法部特工们开始围捕IWW成员。这个由大比尔·海伍德领导的强硬工会公开与暴力团结盟，并将他们自身的铁腕策略与之结合。西雅图警方曾于本周逮捕了73名IWW成员，指控他们在稍早之前与议员们的冲突中犯有谋杀罪。
　　希尔奎特面临诸多挑战。他整周时间都在练习演说措词、准备接受报纸采访。他得赶在自己的政治追随者们消失之前就振奋他们。哪怕到了最近这段时间，言论自由依然在美国通行无碍。像卡内基音乐厅这样的集会可以继续进行，不会遭到警察或义务警员的骚扰。但是，天知道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
　　当晚，卡内基音乐厅里的集会民众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同德国的战争，并将之称为送给“剥削者、企业主，资产阶级”的贿赂——他们将在军火贸易中大发其财，同时使工人们承受流血虐杀。这份决议还贬斥了国内的“警察专制，戒严，以及对人权的镇压”。[11]当晚的演说中，希尔奎特语气坚定地抛出了一句比美国内战还古老的比喻：“这是富人的战争，却是穷人的打斗。”
　　“他们告诉我们，这场战争是自卫，”希尔奎特向卡内基音乐厅内群集的人们大吼道。“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得更多！”希尔奎特说，不管美国从德国潜艇那里受害有多重，与一场全面战争带来的破坏相比都无足轻重。“从来没有一场战争的升级比这一回的理由更牵强了，”他坚称。“他们说德国的潜艇政策是犯罪。我承认，这是的。但是，战争也是犯罪，战争彻头彻尾都是犯罪，战争双方也都是犯罪！”
　　台下欢呼声再起。随着人群渐趋亢奋、激越，希尔奎特不失时机地使出了他的杀手锏。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讲台前的希尔奎特出示了手中的几份文件，并接着大声念出了一长串名单。他吐字清楚、发音准确，念出的名人大亨引发了观众席中的阵阵私语：杜邦，美国钢铁，J.P.摩根（J.P.Morgan）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希尔奎特说，他们就是纽约市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如果美国参战，这些资本家们就将好整以暇地大发战争财。“正是你们工人将为这些害虫和剥削者的爱国主义买单，”他告诉大家。矛头指向明确。
　　希尔奎特接着掏出了另一份文件，这是纽约市长自己的战备委员会刚刚印发的一份报告。希尔奎特翻到了其中一部分，谈到了谁将被征兵入伍、谁将被从正常生活中连根拔出，并被强迫真刀真枪作战。﹝*﹞希尔奎特清了清嗓子，大声念出报告里的字句：“征召那些商务繁剧或是家庭责任重的人们并不公平，在经济上也属不智。”礼堂里爆出了阵阵嘘声和倒彩声。“家庭责任重”，可以理解。但是所谓“商务繁剧”呢？商人们就该获准留在家里——安全、暖和，远离子弹和堑壕——以追逐他们的利益？
　　“但是，他们的爱国热情甚至走得更远，”希尔奎特大喊道，毫不掩饰他的讥嘲之意。“这些爱国心爆棚的绅士们力主，只征募那些‘经济上允许’的人。”这句话的含义无人不晓。这意味着，征募像它们这样的工人和失业者。“你们被白纸黑字地写在上面，”希尔奎特说。[12]这将是一场生意人的战争，工人们将被迫搏命送死。
　　希尔奎特结束长篇演说之后，观众们集体起立，并报以长达5分钟之久的掌声。希尔奎特享受这个时刻。但从政20年之久的他深知：赢得观众很简单，但真正的战斗要到明天才开始。
　　在托洛茨基于卡内基音乐厅聆听莫里斯·希尔奎特演说之前，似乎他们二人还没有过私人会晤。但是托洛茨基一定知道希尔奎特的名声。自从他抵达纽约以来，激进派朋友们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托洛茨基：他们如何将希尔奎特视同敌人；绝不仅仅是他占据着纽约社会党的领袖地位，他还在毁灭它们的事业。激进派朋友们抱怨说，希尔奎特太过保守，太过妥协，太着迷于他个人的地位，太过沉溺于赢得选举，而非一场真正的革命。
　　目睹了当晚卡内基音乐厅的激越兴奋，现在的托洛茨基也深有同感。托洛茨基决定，他本人要介入其中，让这位嚣张的希尔奎特先生消停消停。
　　这并不针对希尔奎特的演说内容，托洛茨基其实喜欢这篇演说。第二天他的文章称卡内基音乐厅的全程活动“极具感染力”，并表扬了满堂喝彩的激进者们。“绝大多数人，”他写道，“都由革命的工人阶级组成”——这在托洛茨基的词典里可是高度赞誉。他甚至为他们通过的决议鼓掌。它那优美的措辞使作家托洛茨基称心悦耳。进行这场世界大战正是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家们的‘神圣权利’，为了在战争摧残的欧洲大发一笔灾难之财，”——在托洛茨基读来，这份决议“清楚，精炼，方案坦诚。”[13]
　　使托洛茨基深为困扰的绝非这些语句，而是希尔奎特呼朋引类的那些人，当晚在卡内基音乐厅与他同台的所有人，以及他那个联盟的成员们：教会牧师，妇女团体，联合会，等等。这些人使托洛茨基想起了那些他恨之入骨的人——1914年前欧洲那些大谈特谈和平的怯懦“社会主义爱国者们”。一旦战争狂热到来，他们就马上变色，并为各自国家的战争行动添砖加瓦。
　　没有比和平主义者们给托洛茨基带来的创痛更重了。当晚便有其中两人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演说：纽约教会和平联盟的牧师弗雷德里克·J.林奇（Frederick J.Lynch），以及代表“女性和平党”的知名女性参政论者伊丽莎白·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听着他们浅薄的“非暴力”赞歌，托洛茨基将两人都定位为骗子。他们今天打字、写作，亲切地谈论着和平，但是“一旦他们听到第一声枪响，就会很乐意地自称为好的爱国主义者，（并且）开始支持国家机器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并且劝说民众：为了达成‘公正和平’、‘持久和平’和‘永久和平’，‘战至终局，绝不罢休’是有必要的。”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都是些不诚实的废话，使他再度想到希尔奎特。正是希尔奎特——抛开他那漂亮的演说不谈，希尔奎特已经决策，将他们那绝佳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与这些软脚虾和平主义者们掺和到一起。
　　这便是托洛茨基的牢骚所在。他决定以自己最熟知的方式发起攻击：动用他的笔和《新世界》的平台。《新世界》的发行量仅有8000份，但其信息可以快速传播、无远弗届，并在泛社会党媒体那里反复转载。第二天，托洛茨基坐在圣马可坊逼仄的地下办公室里，用他那热茶熏染的手指提笔在手，在纸页上奋笔疾书。一行标题赫然赫然出现：“庄严的承诺：来自卡内基音乐厅大会的决议”（Большо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По Поводу Резолюции Митинга В Карнеги-Голл）。[14]
　　托洛茨基对自己的写作高度自律。这还不仅仅在于他所创作的文字和版面总量——他每周为5家小报写3到4篇专栏，还有演说和书信——他有一种聚精会神、不受各方干扰的能力。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战争人民委员（war commissar）托洛茨基将以其谨小慎微之长和收拾乱局之才驰名。他的会议总是快速召开、迅即结束，他的决策和命令简洁明快。
　　现在，执笔在手的托洛茨基开始对莫里斯·希尔奎特进行一番外科手术般的剖析。托洛茨基辩称，他的革命家朋友们都有目共睹：卡内基音乐厅的大集会遭到了绑架。社会党——希尔奎特的支持者们——怎么可以同意与“布尔乔亚，教士似的和平主义者”们同台？托洛茨基坚称，从“组织化政治”（organizational-political）视角而言这毫无意义。“正如他们所言，（同台）的理由‘大而无当’（circumstantial），”托洛茨基解释说。他斩钉截铁地写道，“唯一合适的会场——卡内基音乐厅已经被布尔乔亚和平主义者们租走了。我们的阵营发现，再将会议时间作任何延后都已不可能。”这并不准确，但重点不在这。 “机会成本”， 托洛茨基接着写道，“太过高昂。”与和平主义者们同台弱化了立场。
　　其实，托洛茨基对此早有定见。本市最大的两家报纸之一《纽约世界报》也派记者去了集会现场。这位记者以“抗议一切战争”描述这场集会，还指出“警察早已对一场敌意满满的抗议严阵以待，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占满了礼堂里每一处可能的空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呼唤和平。”[15]
　　不。这对托洛茨基而言大谬不然：这番“和平主义乞怜者”的描述错失了重点，它否定了集会的“革命面向”，也否定了激进者们同资本主义作战的意愿。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清晰的阶级意识”，对任何鼓吹“公民和平”者、也即那些“二三其德者，变节者，毫无荣誉感和觉悟的人”的戒慎惕厉。社会主义关系着“以组织化的暴动对抗布尔乔亚社会，”他写道，而不是愚蠢的“任何情况下的和平”或“对待布尔乔亚共和国那模棱两可的温情脉脉。”对抗资本主义战争的集会决议已经讲得清楚明白了。“我们将见证这一重责大任的最终实现——毫无疑义，它将不带一丝一毫的软弱和妥协！”
　　这篇专栏一挥而就。之后，托洛茨基穿过杂乱芜章、墨纸遍地的办公室，会见他的编辑同事们。红须面蔼的布哈林坐在邻桌，他对托洛茨基极表赞同，并注意到这位新同事的转变：托洛茨基对希尔奎特的攻击听起来更像是布尔什维克，而非孟什维克。这篇文章跳出泛泛之论，力主将空谈者与践行者区分开来，且将运动仅限于实干家和虔信者之内。弗拉基米尔·列宁肯定会赞成。也许这将归功于布哈林，在他影响之下，同志有了新立场。
　　《新世界》主编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读了这篇专栏文章，并最终同意刊登。众人皆知，托洛茨基的文章是一枚精巧谨慎的匕首。它并未指名道姓提到莫里斯·希尔奎特，但毫无疑问把矛头对准了他。《新世界》发行于周三早晨（2月7日），一时间就风靡全城。美国邮政甚至将报纸邮送到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一部分报纸甚至运到了欧洲。
　　第一批收到报纸的地址里，就有这一处——纽约市河滨大道。
　　莫里斯·希尔奎特任何时候都说英文，但他也可以流利阅读俄文。不论就文章的语言抑或政治而言，读到这篇《新世界》文章的希尔奎特都无需译员。他重读了文章最后对卡内基音乐厅决议的引用：“我们将见证这一重责大任的最终实现——毫无疑义，它将不带一丝一毫的软弱和妥协！”又扫了一眼“二三其德者”、“变节者”的措辞。希尔奎特毫不怀疑这些词语指向了谁：他本人。
　　然后是署名：“托洛茨基”（H. Троцкий）。
　　希尔奎特见过这种类型的中伤。他深知，自己的社会党有大量自视甚高者，也有大批激进者，这些人威胁着败坏党誉。愤怒之外，希尔奎特还对这篇专栏表示怀疑。谁给了这位列夫·托洛茨基先生批评的权利？这是一位离开母国沙俄十年以上、抵达美国将将三周的流亡者，他对美国可有一丝一毫的了解？
　　不过，《新世界》追随者众。希尔奎特必须郑重对待。
　　“社会主义假定，要以一场组织化的起义对抗布尔乔亚社会，”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写道。果真如此？社会党在美国只占民众的一小部分，也是一个弱小、深受怀疑的团体，他不了解？任何“起义”都将让美国政府、私人侦探、国民警卫队和纽约警察局把他们投进监狱，他不知道？以及，暴力恐吓必将加紧政府镇压、离间潜在支持者，并为残忍的霸凌添柴加油，他不明白？荷枪实弹的警卫队已经占据了一切公共建筑物和桥梁，并准备好了阻止麻烦制造者，他不清楚？
　　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号召别人奋起战斗，他说得多么轻巧——这会使他们的工作、生命和自由冒上风险——就在他在格林威治镇写文章自娱自乐的同时。在美国，你要改变什么得通过赢得选举、通过法案，或是团结一致为工会权利和更高薪酬讨价还价来完成。对希尔奎特而言，这才是政治。它需要辛勤工作、建立联盟、培养同盟军、说服公众。在任何一次政治行动之中，希尔奎特都需要那些和平主义者们敲边鼓——他们的选票，他们的组织，以及他们的人脉网络。
　　他将如何以美国的方式打这场仗？希尔奎特早已深思熟虑。他深知，一旦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下定决心，自己的联盟将无法阻止美国介入欧洲战事。不过，希尔奎特郑重提出了一个主意：将此问题付诸一次“战争全民公决”。下一次总统大选要到1920年才来，下一次国会中期选举则是1918年——都太晚了。但是，纽约市将举行一场极其重要的选举：市长选举。这可以成为他的战场。他的选情看起来惊人的好。
　　原因不仅仅在于纽约是全国最反战的城市。1914年以34岁当选的纽约现任“男孩市长”约翰·普瑞·米切尔（John Purroy Mitchel）似已摇摇欲坠。米切尔是最奇特的一种政治动物：一名共和党籍的“反坦慕尼”改革者，却得到一个反腐败公民市政委员会的支持。上任初期的米切尔曾尝试擦亮他的改革招牌：他大刀阔斧整顿警察局，解雇了数百名佣警。这些举措都令他树敌众多，成为一名弱势候选人。
　　但米切尔也是一名后备役军人。他随身携带手枪，并开始招募一支22000人的纽约志愿民兵队。就在本周，他还斥责了一群前去拜访他的和平主义者。这群人对纽约市强制推行的学校军事训练颇有微词。米切尔坚持认为，射击和行军均构成“公众教育的关键一环”，其中就包括“公民义务”和“对权威的尊重”。[16]如果米切尔竞选连任，他肯定会将战争作为辩论的中心议题。
　　对希尔奎特而言，这是一场值得打的选战，也是将战争议题引入美国最大城市直接选举的大好机会。如果他能以社会党籍当选，哪怕他只是得票数第二紧追当选人，都将使一切变得更甜蜜。
　　但是，他得先对付托洛茨基。更多出于恼怒而非深思的希尔奎特写了一张短笺对付此人：那位托洛茨基先生无权指教别人的革命策略，特别是在他本人也没有准备好留在俄国如此革命之时。[17]希尔奎特将此便笺在他的通讯渠道里广为传布，试图在这场纷扰中保持超脱。
　　对希尔奎特不幸的是，这位列夫·托洛茨基并不准备迅速撤离战场。对于任何要他保持安静的人，他的反应也不会好。问一问格里沙·基弗就知道了。



﹝1﹞ 喻指童话中的“骑扫帚飞”。

﹝*﹞ 美国于1973年终止义务兵役制，并代之以全志愿兵役制，以此回应越战期间的抗议。因此，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无法充分理解：战争抑或和平的问题在那些历史时期里兹事体大，瞬间便具备了“生存还是死亡”的意义。对于当晚卡内基音乐厅里的年轻人而言，介入欧洲战争事关身家性命，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议题。


[1] A. J.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2] Trotsky, My Life, 275.

[3] New York American, February 28, 1917.

[4]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17.

[5] Advertisement in New York American, January 23, 1917, et seq.

[6] Trotsky, My Life, 270.

[7] On these Novy Mir articles, see generally Ian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I, 197–200.

[8] Lore, Leon Trotsky, 2.

[9] Waldman, 64–65.

[10] See “The Question of War,” letter to the New York Call, March 25, 1917.

[11] Resolution text in the New York Call, February 6, 1917.

[12] New York Call, February 6, 1917.

[13] “Big Responsibility: In Reference to the Carnegie Hall Meeting Resolution,” Novy Mir, February 8, 1917, reprinted in Leon Trotsky, War and Revolution, vol. 2, 379.

[14] 199 Ibid.

[15] New York World, February 6, 1917.

[16]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1917.

[17]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251, not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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