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间谍对间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幕：战争

第十一章间谍对间谍

　　“众所周知，德国人正在开动宣传机器，指望和俄国单独媾和；但是，他们阴谋的细节尚不能周知。”^[1]

——威廉·G.E.怀斯曼，1917年5月

　　“德国政府的利益同那些俄国革命家们的利益是一致的。”^[2]

　　——亚历山大·以色列·赫尔凡德（或帕尔乌斯），1915年1月7日

　　从头到脚，威廉·乔治·怀斯曼^[3]看上去都像是一名典型的年轻英国绅士。他身着花呢正装，打着条纹领带，胡须修剪得一尘不染。身为皇家海军船长之子、海军少将之孙，怀斯曼家族的准男爵（baronet）爵位（一个世袭头衔）在他这里已经是第10代了，往前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亨利八世时代。怀斯曼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剑桥大学接受了标准的英式教育。学生时代的怀斯曼曾在学院的“战斗蓝”拳击队赢得了一个轻量级拳手位置。毕业之后的怀斯曼几经周折。他先是在《伦敦每日快报》（London Daily Express）做记者；后来写过讽刺戏剧；也曾踏足商场：代表英国金融家们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展业务。
　　世界大战紧接着爆发了。已有一名妻子、两个小孩的怀斯曼收到了国家的召唤。
　　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炮兵中尉，很快便晋升为英军第6轻步兵营的陆军上尉。军方将怀斯曼的战斗单位部署于佛兰德地区，他们加入一支盟军，负责防守西线的比利时小镇伊普尔（Ypres）。1915年德国陆军发起进攻时，怀斯曼目睹了最血腥的杀戮。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丑陋的修罗场中心，短短三周之内有10万多名士兵或死或伤。但是，伊普尔最令士兵们恐惧、并震惊全世界的，还是氯气（chlorine gas）。
　　这是德国人在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毒气，打了协约国一个措手不及。第一次进攻伊普尔时，德国军队足足向空气中释放了6000罐氯气。这些氯气形成了一团巨大的绿云，寂静无声地飘向法军阵地，很快便有约6000名士兵或死或残。这种气体接触水或软组织——肺，眼、嘴唇、喉咙、鼻子或裸露皮肤之后会形成盐酸。这种盐酸将烧毁一切所触之物，造成窒息、失明、流血、伤疤或是咳嗽发作。绝大多数受害者死于窒息或肺部阻塞。
　　怀斯曼在佛兰德经历了其中一次毒气袭击战。这次袭击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以至于他必须得从前线撤回，并接受数月之久的治疗。他的视力再也未能完全复原。
　　但是，那位强悍的学院拳击手——威廉·怀斯曼拒绝被氯气踢出这场战争。在英格兰疗养期间，怀斯曼找到了另一条参战的途径——间谍活动。一天，一名朋友请他去见一位英军新作战单位长官。这个作战单位意在从德军背后发起攻击，他们管它叫“秘密情报处”，“外交部办事处”，或是“军情1c处”（后来的军情六处）。统帅乔治·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George Mansfield Smith-Cumming）因车祸装了一条木腿，以伪装和保密为乐。卡明的特工们都用“C”的代码指代他，有时他也要求手下用隐形墨水写字。史密斯-卡明也独具伯乐慧眼，认为像怀斯曼这样的伤残军人是理想的地下工作者：忠诚，理想主义，聪慧。加上怀斯曼的战前经商背景、他的北美旅行经历和上层阶级教养（以及银行账户），这使他成为潜伏美国的最佳人选。怀斯曼欣然抓住了这一机会。
　　军情处的前任纽约主管已经历了一场挫败。怀斯曼初晤此人后就决心为自己要到这个最高职位。“让我试试吧，先生，”他在听闻史密斯-卡明抱怨这位前任之后如是说。“你？”主管笑了。“为什么不？你不能比别人做得更糟了。”
　　就这样，怀斯曼于1915年末来到了纽约，并为军情处开设了一件小办公室。他们起初在伍尔沃斯大楼（Woolworth Building），后来去到了市中心的白厅街44号（44 Whitehall）。怀斯曼组起了一个小团队，其中包括另一位负伤战场老兵诺曼·斯维茨（Norman Thwaites）。斯维茨曾在纽约报纸做过事，一度是《纽约世界报》老板约瑟夫·普利策的私人秘书。为了掩护身份，他们将行动挂靠在英国海军武官办公室那里，并自称为“军需部美国运输局”。
　　一开始，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追踪谣言，安排保护军火船，以及侦测：人，团体，港内舰船，当地政治，以及一切可疑事项。这将颇为枯燥。怀斯曼的下属们一度花了好几天时间调查，是谁在他们眼皮底下的船里偷走了一把双筒望远镜。他们查到了一位英国上流人士——莫尔尼公爵，指控他为德国提供谍报。后来他们认定，这场“莫尔尼诉讼”是“彻头彻尾的无聊”。另一件案子里，他们雇用卫兵照看运上俄国船“SS西哥特号”的一批武器弹药。孰料其中五人喝了太多的威士忌，并在酒醉后开始骚扰俄国士兵。^[4]还有一次，怀斯曼手下特工们的工作是调查德国大使最新情妇的身份。
　　很快，仅仅为了保卫工作，怀斯曼就要调动超过2000名私人侦探。怀斯曼也挤进了政治圈。他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政治密友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培育了私人关系。怀斯曼和豪斯很快便成了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战争联络的主要二轨管道。
　　但是，寻找德国间谍，并阻止他们——这才是怀斯曼最艰巨、风险最大的工作。此时美国依旧中立，美国政府也甚少着力于抓谍行动。怀斯曼与纽约市好勇斗狠的拆弹小组密切配合，但他发现：华盛顿的陆海军情报机构依旧“行事业余”。^[5]从市中心办公室向外望去，怀斯曼眼中的纽约市处处皆是威胁。没有地方的危险系数比纽约那挤成一团的移民区更高了：德国人，爱尔兰人，以及所有的俄国人、犹太人。
　　怀斯曼对间谍工作自有一套，他和团队建立的谍报网迅速在全城遍地开花。怀斯曼并未在他的文件中提到线人姓名。但多年后斯维茨曾写到这段冒险经历，电报中偶然蹦出了几个名字。他们包括俄国商务随员C.J.梅齐霍夫斯基（C.J.Medzihovsky）；后来出现在1980年代PBS/BBC流行电视连续剧和书籍中的“王牌间谍”西德尼·雷利（Sidney Reilly）；甚至还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韦恩施泰因的俄国商人——有可能就是《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的亲戚。
　　结果，这些线人更确证了危险。德国和爱尔兰移民构成了最显而易见的威胁。纽约德裔聚居区里充斥着活跃的德国特工，那里的德语报纸定期印发来自柏林的宣传材料。本市的20万爱尔兰裔人事实上也是满怀敌意。仅仅数月之前，英国还曾拒绝过爱尔兰最新的自治诉求——1916年复活节暴动。都柏林爆发了一场武装暴动，英军与之进行了6天的城市巷战，318名叛军和平民、116名英军士兵、16名都柏林警察在战斗中丧生。英国政府还将16名爱尔兰自治运动领袖枪决。爱尔兰人的复仇之声响彻大西洋两岸。
　　但哪怕是这样的流血冲突，与纽约俄国人和犹太人造成的威胁相比也不免黯然失色。他们的危险可不仅仅是破袭、宣传而已，他们威胁着使英国输掉战争。这一切都是因为沙皇。
　　1917年的英国需要俄国作为一名军事盟国。英国人自己的军队——即便和法国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及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巨型战争机器。但是俄国拥有500万士兵，有哥萨克骑兵和广袤领土，他们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迫使德国分兵作战。这就为英法两国在西线创造了总体上的有利条件。但是，俄国的参战可谓代价高昂：沙皇树敌众多。
　　有例为证。事实上在流亡纽约市的150万俄国人和犹太人里，“沙皇迫害”可谓人尽皆知：俄国史上的反闪米特暴力行径；它那定点执行的残虐征兵；禁止犹太人上学、拥有土地、甚至不允许在许多城市居住的禁令；沙皇官方公开支持之下对数千名无辜犹太人的一波波屠杀行动已经引发了深深的憎怒之情，这也是自1880年代以来大批犹太人从俄国移居纽约的一大主因。结果，如潮的犹太人投身于反沙皇运动之中，他们也代表着大量离俄赴美的俄国人（后来也包括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现在在纽约，这些犹太和俄国流亡者们立场坚定地反对任何美国介入欧洲战事的尝试——他们将之视为帮助沙皇。绝不仅仅是激进者或社会党人这么觉得。比如雅各·希夫（Jacob Schiff），当时纽约最著名的犹太领袖。70岁的希夫执掌着库恩·洛布公司（Kuhn & Loeb Company），一家华尔街顶尖投资银行。希夫自豪地运用其银行势力抗议沙俄的反闪米特行径。1904年，俄国财政大臣、瑟吉厄斯·维特伯爵（Count Sergius Witte）到纽约寻求金融支持，以准备一触即发的日俄战争。希夫当面告诉维特，只要沙皇持续迫害犹太人，他就会阻止一切美国对俄国的贷款。
　　多年后回顾这次会面时，维特依旧瑟瑟发抖。“（希夫）用拳头猛击桌子，”维特回忆说，“他还宣布说，一个针对特定宗教人群大行屠杀和非人道迫害的政府不值得信赖。”^[6]俄国输掉了同日本的战争，冥顽不灵的沙皇政府依旧对这次事件愤愤不已。1911年，当时的俄国财政大臣说，“我们的政府将永远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那个犹太人希夫对我们做的事，”^[7]似乎俄国将军、日本舰队都与这次败仗都关系不大。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希夫再次拒绝借钱给英法两国——他们支持沙皇。哪怕库恩·洛布公司丢掉了生意，纵使他本人被中伤为亲德分子，老希夫也在所不惜。与之相应地，他资助那些向前线俄军士兵印发反沙皇小册子的团体。
　　接下来就是托洛茨基。1917年2月的怀斯曼并没有特别理由认为，托洛茨基是纽约市内最危险的俄国人。极有可能的是，怀斯曼本人在此时甚至从未见过或是遇到过托洛茨基。不过对怀斯曼而言，托洛茨基那激进者的气质、煽风点火的言辞都给他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如此之多的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支持激进运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美国社会党人——日日夜夜成为英国人最糟糕的梦魇。他们所有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相关的谈论都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如果有其中一个团体真的成功干成了革命、推翻了沙皇，并领导俄国单独同德国签署了媾和协定，那将怎样？英法两国就只能接着单独和德国作战了。对于怀斯曼和英国而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一结果。
　　怀斯曼的军情处组织做到了不留一丝漏洞。他们已经整理了一份托洛茨基的材料，从1915年7月开始就通过法国官方向他发出了第一次警告。这份文件包括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所有报告：他们如何逮到正在窥视法军军事基地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巴黎报纸《我们的言论》的情况；以及托洛茨基同一名可疑奥地利特工的联系。这些报告足够使军情处盯上托洛茨基，因为他的“革命者和社会党倾向。”^[8]
　　如果在纽约市有任何俄国人或是犹太人尝试推翻沙皇、或是引领俄国退出战争，不管他是托洛茨基还是什么人，怀斯曼及其团队都将首先主动找出来这些人，并动用他们统辖之下的庞大线人资源——也许是联合大英帝国及其所有盟国的力量——阻止他们。
　　与怀斯曼立场针锋相对的那个人通常被朋友简单地称作“帕尔乌斯”（Parvus）。与那位在纽约主持军情处的英国人相比，这位帕尔乌斯已经不能够再相异了。^[9]
　　生活在丹麦的帕尔乌斯酷爱在早餐时喝香槟、抽大号雪茄烟。相较于威廉爵士，帕尔乌斯更为年长，说话更轻柔，身躯也更为丰腴。留着一撮山羊胡的帕尔乌斯已经谢顶，他说着一口俄国口音的德语，并夹杂着土耳其语。帕尔乌斯享受美女环绕的生活，他的三段婚姻无一持久。远非贵族的帕尔乌斯来自南俄的一个穷人犹太家庭，他在敖德萨长大，后来前往瑞士就学，接着迁到了德国，成就了他本人左翼激进理论家的身份。从军火生意和投机中，帕尔乌斯赚到了大笔金钱。
　　正如怀斯曼将自己献给了英国事业一样，帕尔乌斯本人也倾注于德国事业之中——以一种特别方式。他从未从军——不管德国还是别国。但正是帕尔乌斯提出了一个主意：德国只需帮助革命者们在俄国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就可以迅速赢得世界大战。现在，帕尔乌斯本人就投身于此计划之中，促其实现。
　　他们二人还有一大不同：怀斯曼对托洛茨基的了解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帕尔乌斯可以如实地断言：他一度是托洛茨基最亲密的合作者、朋友。
　　帕尔乌斯的真实姓名是亚历山大·以色列·拉扎列维奇·赫尔凡德（Alexander Israel Lazarevich Helphand），又名“格尔凡德”（Gelfand）。帕尔乌斯（“Pavus”，拉丁语“渺小”之意。这也许是一个笑话，意在调侃他的大胃口）是他于1890年代加入地下激进者活动时选用的假名。大战爆发之前帕尔乌斯本人已经名忝欧洲最顶尖左翼思想者之列，声望比肩列宁本人。托洛茨基曾称帕尔乌斯为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他小心翼翼地调整了赞辞。帕尔乌斯有他浮浪的一面，托洛茨基写道，他“总是有些疯疯癫癫、不大可靠”，他还有一种“炽烈的发财致富欲望”。^[10]
　　帕尔乌斯早年的极端论辩曾令德国政府大为光火，以至于他被禁止进入普鲁士和萨克森。在慕尼黑定居的帕尔乌斯要比列宁年长3岁，比托洛茨基年长12岁。他加入了早期的社会党，与另一位冉冉升起的年轻天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志同道合，介于“急性子”和“煽动家”的边缘。^[11]但他也常常用一只眼盯着利益。帕尔乌斯运营着一家德累斯顿报纸，开了一家出版社（他似乎在这里侵吞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大笔版税收入），还帮助列宁发行《火星报》——这可是他那方兴未艾社会民主运动的机关报。
　　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的特殊友谊始于1903年，那一年他刚刚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争中与列宁分裂。托洛茨基偕娜塔丽娅来到慕尼黑，并向帕尔乌斯征求建议。两人友谊迅即升温，以至于托洛茨基夫妇搬进了帕尔乌斯在慕尼黑施瓦本区（Schwabing District）的宅邸。这是一块密布着大量酒吧和咖啡馆、出没着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波西米亚平民区。未来几个月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通力合作，做出了后来成为托洛茨基的一大标志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他的“不断革命论”。这套学说的主要概念是，一个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在发展进程中直接跨越“自有资本主义阶段”，直接通往普罗大众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番学说也是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个关键理论支点。
　　1905年初托洛茨基返回俄国参加圣彼得堡的反政府暴动时，帕尔乌斯也随行了。帕尔乌斯将1905年暴动视为对他立场的一次验证：他对大众政治抗争重要性的立场验证、对“不断革命论”之可能的立场验证。和托洛茨基一样，帕尔乌斯也遭警察逮捕、蹲了一阵监狱、最后逃脱。^[12]回到欧洲之后，他和托洛茨基、娜塔丽娅花了接下来一个夏天的时间，“步行穿越萨克森瑞士（Saxon Switzerland）^﹝1﹞”（托洛茨基语）。他们徒步，痛饮，享受山间空气，直到用尽盘缠。旅行结束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13]
　　然而，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却随着世界大战戛然而止了。1914年开战时帕尔乌斯正在君士坦丁堡^﹝2﹞，他在那里安家落户，本人成为一名服务于外国投资者的财政顾问。帕尔乌斯利用手头的商业纽带赢得了土耳其战争动员中的一个关键位置，他也得以根据政府决策大行投机活动。他很快便富甲一方。
　　这段时间的帕尔乌斯获致了他生命中的“顿悟”（epiphany）。在德国生活多年后，他已逐渐形成了对德国文化、德国音乐、德国食品、德国文学的欣赏。尽管，他还一直是个政治激进分子。现在的帕尔乌斯突然间抓住了他生命中两大思想的联系之处——德国军国主义对他的社会主义并不构成冲突。恰恰相反，德国的战争为他长期以来在俄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创造了绝佳机会。德国对沙皇的军事胜利将为一个持续的社会主义政权大开方便之门。德国要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快速取胜，最大希望便在于——迫使俄国退出战争——这可以通过支持俄国革命者来实现——他的朋友托洛茨基和列宁。如果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那就将为德国解决一个大麻烦。
　　帕尔乌斯开始利用他的新管道接触德国高级领导人。先是在君士坦丁堡，接着在柏林。他向德国官员们陈说了这一想法，并得到了同意。事实上，德国人早已对帕尔乌斯深信不疑，以至于在1915年给了他一笔100万马克的巨款（约等于今天的600万美元），让他便宜行事、拉抬俄国激进分子。
　　这个机会似乎棒极了，帕尔乌斯迫不及待地前去传播他所认定的梦幻消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的激进分子朋友们不仅不表同意，而且将他痛骂成了败类。他们用最恶劣的语言羞辱他、攻击他，将他称为一位德国“沙文主义者”。
　　帕尔乌斯难以置信。他下决心衔命直接拜访列宁。1915年年中他到了苏黎世，在一家餐馆碰到了列宁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以及他们的朋友因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帕尔乌斯打断了他们，并跟着列宁回到了他公寓的家。所有史料记载都显示，这场会面糟糕至极。据一位曾在会面后同列宁交谈的朋友说，列宁听了这番说辞后，称帕尔乌斯是一名德国间谍，指着大门要他滚出去，还告诉他不要再来了。^[14]
　　听说帕尔乌斯投效德国军国主义之后，托洛茨基几乎立即就极表谴责。他在自己的巴黎报纸《我们的言论》上写了一篇名为“一名健在朋友的墓志铭”的专栏文章，将帕尔乌斯称为一名“政治滑稽儿”（political Falstaff）、“一名沙文主义者，一个笑话”。“我们现在得将他列入‘政治死亡’的录鬼簿上了。”^[15]他们的友谊也结束了。
　　帕尔乌斯是幸运的：他不仅有一张厚脸皮，还有一笔甚至更为雄厚的资金。他非但没有放弃，反而继续相反设法推进他的俄国革命。他开始用德国马克帮助激进分子朋友们，甚至还假手他们的共同朋友、法国军警报告认定的奥地利特工克里斯托·拉科夫斯基（Christo Rakovsky）将一部分资金注入托洛茨基的《我们的言论》。托洛茨基高高兴兴地收了拉科夫斯基的钱，他似乎并不知道这笔钱来自帕尔乌斯。
　　1917年初的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运营一家小联合公司，从事新的风险业务。一切的财政支援都来自德国，一切都是为了在俄国培育革命。帕尔乌斯成立了一家冠冕堂皇的学术机构，研究战争的社会后果。他还办了一家名为《死亡之钟》（Die Glocke）的报纸，开展了一笔进出口业务。这笔生意为他派遣特工进入俄国、设立战略资金存放池提供了掩护。为了打理这些生意，帕尔乌斯尝试从他和托洛茨基之前的激进者圈子中招募朋友，其中就包括两位于1917年1月重新现身于纽约、同托洛茨基共享一间《新世界》小办公室的朋友。一位是尼古拉·布哈林——只有到了列宁要求他敬帕尔乌斯而远之之后，他才拒绝了帕尔乌斯；另一位是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事实上在抵达纽约之前，丘德诺夫斯基就已经加入了帕尔乌斯的哥本哈根行动。
　　若想听闻老朋友帕尔乌斯的近况，托洛茨基只需从他《新世界》的书桌前抬起头来，走到编辑室的另一边即可。
　　但是，就算帕尔乌斯仍在渴盼与老朋友和解，似乎仍得由列宁来最后拍板定案。看到一份帕尔乌斯的新报纸《死亡之钟》之后，列宁公开抨击它是一份“变节者的喉舌，肮脏的应声虫”，一滩“德国沙文主义污水坑”。在这份报纸上，找不到“任何一段诚实的思想、一个诚实的论点、一篇直率的文章”。^[16]
　　尽管有这些公开毁骂，列宁还是小心翼翼地开辟了一条暗中沟通管道。他允许一位朋友、训练有素的走私商、波兰社会主义者雅各·福尔斯滕伯格（Jakob Furstenburg）加入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业务。福尔斯滕伯格又名加涅茨基（Ganetsky），战前曾与列宁一起住在克拉科夫附近。帕尔乌斯任命福尔斯滕伯格做他贸易公司的总经理。结果，福尔斯滕伯格几乎对所有帕尔乌斯收到的德国经费、他在俄国国内的间谍网、他部署的战略资金池、以及其余秘密都了如指掌。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一直在向列宁通风报信。
　　帕尔乌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在哥本哈根养晦待时、集聚财富、放纵欲望。俄国人迟早会揭竿而起的。一旦那一刻来临，他将整装待命。

^﹝1﹞ 德国东南同捷克接壤的一片山区，与瑞士联邦无关。

^﹝2﹞ 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作者沿用旧称。

^[1] Memorandum titled “Russia,” May 18, 1917, Wiseman papers, Folder 255.

^[2] Zelman and Scharlau, 136.

^[3] On Wiseman, see W. B. Fowler, Spence, and Wiseman papers at Yale University.

^[4] See memorandum on Dougherty’s detectives, August 8, 1916, and letter to Gaunt dated September 27, 1916, in William Wiseman papers, File 161.

^[5] Thwaites, 144.

^[6] Witte, from Cohen, Schiff, 138.

^[7] Cohen, Schiff, 134.

^[8] From Oudaille to British base, July 13, 1915.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9] On Parvus generally, see Zeman and Scharlau, and Spence, “Hidden Agendas.”

^[10] Trotsky, My Life, 167.

^[11] Schurer, 314.

^[12] Even here, Parvus showed flair. Parvus, a theater lover, purchased fifty tickets for a satirical play debuting in Saint Petersburg the week of the police crackdown, planning for a group night out. When police seized him, they found the tickets and spent week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hey played into his schemes.

^[13] Trotsky, My Life, 204

^[14] Zelman and Scharlau, 158.

^[15] Nashe Slovo, February 14, 1915, in Zeman and Scharlau, 155.

^[16] Zelman and Scharlau, 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