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章 威尔逊


　　“我已经指示国务卿向德国大使阁下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一切外交关系都已断绝。美国也将立即召回驻柏林的大使。”[1]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7年2月3日



　　美国或将免遭拖入欧洲战争？这番希望在1917年1月31日这一天遭遇了一大重创：德国人在这一天宣布了其继续无限制潜艇战的意图。实战中，这意味着德国潜艇在得到指示后可以无预警袭击一切中立船只，其中也包括挂美国旗的商船。不管你武装与否，进入德国定义的战争区域就将遭袭。这份声明推翻了德国人曾在“露西塔尼亚号”沉没后作出的直截了当承诺，也代表着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调解战争努力的最后失败。英法两国已经拒斥了他的“没有胜者的和平”构想，现在德国又誓言发动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残酷无限制战斗。“由（德国国防部长）兴登堡所发明、人们一直担心的无情战争于焉开始。一场‘饥饿封锁’袭击了英格兰，这可是世界从未见过的战争癖好，”赫斯特报系的《纽约美国人》（New York American）报道说。这家报纸直至此时还是反战主义者，但也撑不了多久了。[2]
　　3天以后，威尔逊总统将他的答复公诸于世。总统在国会现身，宣布立即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他说，“为坚持美国的尊严与荣耀，政府已没有第二种选项。”一天之内，华盛顿的德国大使就上交护照，并被驱逐出境。但威尔逊仍然抛出了一条橄榄枝。“我拒绝相信，德国当局真会干出那些他们警告我们、他们会觉得自己有权做的事情，”他告诉国会。“唯有明火执仗的德国举动才能使我相信。哪怕是现在。”
　　但这也是在说，如若德国发动攻击，威尔逊发誓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我们的水手和人民。”[3]国会立即做出回应，同意启动程序、发行5亿美元的战争债券。美国已经走上了通往战争之路。
　　这些行动震撼了美国人，犹如惊醒梦中人一般。这个国家的轨道剧烈摆动，一个爱好和平的中立国转向了恐慌和畏惧。威尔逊总统的演说发布数小时之后，一系列安全措施重塑了纽约市的面貌。从海军预备营抽调的500名荷枪实弹卫兵占据了连结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5座大桥，强迫所有经过的汽车、马车和手推车停下接受检查；拖轮开始在东河游弋，阻止任何舰船进入桥墩周围50英尺的水域；大炮和机关枪阵地出现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桥的桥头堡底座上；警探开始出动，他们将自己部署于所有地铁车站之中；警察封锁了所有公共建筑物的入口，要求所有尝试进入的人出示身份证明。
　　这还不够。纽约港派出检查员扣押了所有停泊于港内的德国轮船，命令2000名左右德国船员守在船内不得出入。他们还登上了港内所有的五艘汉堡-美国邮船，命令他们留在原地不动——直到官方决定是否扣押它们。而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拖轮船员们加班加点放置了一条长达1英里、直径约6英寸的钢索，阻止任何舰船靠近这片水域。有3000名纽约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受命保护城市供水，包括上州（upstate）的水库和引水渠。
　　为什么？危险是什么？答案很简单：破袭（sabotage）。就在同一天，费城的一名机械师被抓了个现形：他试图打开一条排水管，放水弄沉费城港内的鱼雷艇“雅各·琼斯号”。军警阻止他之前，舱内已经漫入了2英寸之深的水。所有之前潜藏的“军火工厂爆炸恐惧”和隐而不发的“德国间谍”流言现在都大行其道。间谍，激进分子，违法者，麻烦制造者……他们可能无处不在。“显而易见，今晚的家乡风云突变，而我们对此毫无准备，”纽约市长约翰·普洛伊·米切尔（John Purroy Mitchel）宣布说。他敦促所有美国年轻男性接受强制军事训练。市长否认他的行动针对“本市任何群体”，但他加了一句话：“我们必须假定在德国出生公民的忠诚度，”这等于间接承认了空气中早已弥漫的“人格攻击”（character assassination）。
　　整整一周，报纸上都充斥着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报道，以及准备战争的步骤。地铁、桥梁、码头、渡口、公共建筑、海军船坞和高架铁路现在都已纳入武装保卫之中，“就在昨天的纽约市，人们都还不清楚这一事实：美国和德国之间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纽约美国人》宣告说。[4]任何一位尚未确信德国诡计威胁的纽约人都有大把理由反复思考。
　　伍德罗·威尔逊堪称幸运。他提前数小时就得到了警告：德国将主动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副官们描述说，总统听到消息时“极表怀疑”，并坚持要看德国人的官方文件。威尔逊当晚仔细阅读了这份文件，并独自待在白宫里研究，直至晚上11点。这给了他额外数小时思考和睡眠的时间——在必须做出决策之前。
　　这份提前的警告来自一位新朋友。威尔逊的朋友、知己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从一位年轻英国陆军军官那里拿到了情报。这名军官曾于1915年在欧洲战场中过毒气，后来受命重返纽约市、为英国军情处服务。他似乎在北美有着最深不可测、用来揭发德国间谍的关系网。他的名字叫做威廉·乔治·艾登·怀斯曼爵士（Sir William George Eden Wiseman），他也有一只眼睛专门盯着俄国人。
　　威尔逊宣布同德国断交的那天，托洛茨基给《新世界》赶写了一篇题为“昨日之事重现”的文章。[5]他在文章中回忆了1914年8月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生活，那时大战刚刚爆发。托洛茨基回忆说，兴奋、悸动是如何感染了人们，打乱了他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并给了他们一股紧迫感。他在街道上行走，看到“最亢奋的一群人”挤满了维也纳最时尚的城市中心，“从郊区赶来的搬运工人，洗衣女工，制鞋匠，学徒，小孩子们”现在自感是“战争情境下的主宰者。”[6]
　　托洛茨基还回忆说：在维也纳，他的小儿子谢尔盖当天从学校回家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谢尔盖只有6岁。整座城市里，墙上的涂鸦和街边的歌声都在嚎叫，“所有塞尔维亚人必须去死！”（All Serbs must die！）年幼的谢尔盖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站在街边喊了回去：“塞尔维亚崛起！”（Hoch Serbien！）一些年长、更粗壮的南海跑过来追上了谢尔盖，并一拳打到了他的脸上。[7]
　　托洛茨基听闻，战争的爆发将影响他在维也纳的法律身份。他前去维也纳警察局，询问警长他应该做什么。这位名叫盖伊尔（Geyer）的警长告诉托洛茨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将在第二天早晨作为敌国公民被逮捕。“那么您的建议就是离开？”托洛茨基问道。
　　“越快越好，”警长说。
　　“好。我将在明天和家人一起去瑞士。”
　　“呃……我建议，您还是今天离开比较好。”[8]
　　晚上6:10分，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两个孩子成了难民、乘客。他们挥别了流亡生涯中的较好时光——维也纳，搭乘一辆夜班火车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苏黎世。
　　那是1914年8月。现在是1917年，世界大战也一路随着托洛茨基跨越重洋，来到了纽约市。美国已经到了效仿奥地利和法国的边缘——这两国最终都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1] New York American and other newspapers, February 4, 1917.

[2] New York American, February 1, 1917.

[3] Wilson message to Congress, February 3, 1917.

[4] New York American, February 4, 1917.

[5] Novy Mir, February 7, 1917, in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199–200.

[6] Trotsky, My Life, 233–34.

[7] Trotsky, My Life, 233.

[8] Trotsky, My Life,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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