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河滨大道（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九章河滨大道（Ⅱ）

　　“我们的子孙后代……当他们从历史书里学到资本民族摆平纠纷的手法时，他们会惊恐地摊开手。”^[1]

　　——记者列夫·托尔斯泰报道巴尔干战争，1913年

　　托洛茨基在库珀联盟学院发表演说几天之后，莫里斯·希尔奎特在他的河滨大道家中举办了一场晚餐会。就像在托洛茨基抵达美国第一天时路德维希·洛尔的招待一样，希尔奎特也热爱娱乐社交。但他的风格迥异。不同于伏特加、茶、雪茄和满室的密谋激进者，希尔奎特拿出来的是法国葡萄酒，仆人、一小屋杰出的亲密挚友。
　　希尔奎特并未向托洛茨基发出邀请，但他的宾客名单也极具含金量：希尔奎特在纽约市最好的朋友之一、兰德社会研究院校长阿尔杰农·李。李曾在库珀联盟学院与托洛茨基同台，将托洛茨基介绍给全场观众，赞扬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反叛者。当晚希尔奎特的餐桌上，李校长一定很享受地将向朋友们介绍托洛茨基的演讲，并引用几段托洛茨基的演说内容以供一乐（或是观众中的诘问者们）。但托洛茨基仍是纽约社会的一位新来者。他与更上流人士把酒言欢的机会也将很快到来。
　　当晚围坐在希尔奎特餐桌的面孔约有12张，他们包括社会党人、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除了阿尔杰农·李夫妇外，客人还包括塞缪尔·帕卡德和克拉拉·帕卡德夫妇。塞缪尔是一名杰出的律师，帕卡德则是一位知名女权活动家。钢琴名家、歌剧作曲家路易斯·格伦伯格（Louis Gruenberg）和夫人联袂出席，德国人赫尔曼·施吕特（Hermann Schluter）也是如此。70岁的施吕特一度成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挚友，他仍然占据着《纽约人民报》主编职位，尽管，路德维希·洛尔现在承担了大部分工作。还有一位查德伯恩（Chadburne）先生也加入了餐会，他是一家美国救助团体的代理人，刚刚从比利时和法国回来。
　　希尔奎特还邀请了一位特殊客人——一名刚从战争前线回来的欧洲人。他叫维克多·巴斯奇（Victor Basch），来自巴黎，是一名索邦大学的教授，也是法国社会党党员。巴斯奇在巴黎时曾经是公开的德雷福斯派（法国上校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德雷福斯曾于1894年被诬枉为叛国罪），他也是法国人权联盟的领导人。今晚，希尔奎特请求他为法国的世界大战立场辩护。
　　希尔奎特夫妇知道如何取悦朋友们：美味佳肴，雅致谈话，觥筹交错，友好祝酒词，以及温暖壁火。这些人很容易说上12种不同语言？不必在意。在莫里斯·希尔奎特的餐桌上，他们都说英语。
　　一些犹太人同道曾因希尔奎特那不自觉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而愤怒，也时而为他的卑躬退缩而气恼——希尔奎特有时会驳回“犹太特殊论”，并将此视为“特殊利益”。^[2]犹太人视之为势利；而对希尔奎特而言，这不过是意识形态而已。他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特别优待犹太工人，也没有任何种族团体优于其余种族的学说。
　　当晚，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动开胃酒——希尔奎特向他的客人巴斯奇教授抛出了一个简单问题：美国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欧洲？
　　前额高高、须发皆暗的巴斯奇自有一套取悦美国人的手法。他迅速回答说：“并不能指望您，希尔奎特先生。您和梅耶尔·伦敦先生（社会党国会议员）已经在某日协力了，”他说。这是明指希尔奎特在白宫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会晤，希尔奎特曾在那里敦促总统先生结束战争。
　　谨而好礼的巴斯奇并不是要挑起一场纷争，他有自己的意图。那一周，伍德罗·威尔逊刚刚用一篇非凡卓绝的演说震惊了欧洲人：他呼吁交战各方停止战斗。这一回，威尔逊要求的是“没有胜者的和平”。为了保障这种和平，就要创立一个促成和平的世界联盟——后来的国际联盟——以处理国际纠纷。英法两国已经驳回了这个主意。战斗已经打了两年多，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协约国阵营激烈指责了“威尔逊和平”前提条件的说法——“他们不配享有胜利的报偿”。更糟的是，“没有胜者的和平”将使德国人继续占领比利时、一部分法国领土，以及别的他国领土。
　　烛光映衬之下，围坐在餐桌旁的客人将视线聚焦到了巴斯奇身上。面对众目睽睽，巴斯奇一字一句地说：美国人自我欺骗。法国永远不会接受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条款。法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法国站在正义的一边。任何有关折中方案的谈论都迹近叛国。“现在，谈论和平就是帮助德国，”他辩称。^[3]事情还不止于此：德国只是假装渴求和平罢了。巴斯奇解释说。那是因为德国人害怕输掉战争。英俄两国已经开始战斗了。“协约国将胜利，因为他们必须胜利，”他坚持说。“这在数学上是必然的。协约国有着两倍的士兵。”
　　巴斯奇深知他面对的是一群多疑的听众。希尔奎特及其左翼朋友们代表了一些最为重要的美国反战和平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此前都已听闻过、拒斥过巴斯奇式的论调。阿尔杰农·李当晚在长长的日记中写道，他觉得巴斯奇的谈话“颇为讨厌”。日记详述了巴斯奇的说法：他是如何机械地胪列了迄今为止六七百万人的战争死亡数据，以及交战双方各自的一百万永久伤残者。彻彻底底的抽象概念。
　　在座客人的疑惑之问接二连三地抛向巴斯奇。有人问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问题。这两个前法国省份于1870年遭德国攻取，现在法国人则视其为大战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不让那里的人民公投呢？为何不让他们自己决定做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面对质问，巴斯奇并未退缩。不，他说。阿尔萨斯和洛林必须归还法国，不能允许那里的居民自由选择。为什么？“那样的话，他们会投票继续做德国人，”巴斯奇说。
　　最后这番回答引发了几阵神经质的笑声。李瞅了一眼赫尔曼·施吕特：他转了转眼球。但巴斯奇还没完：“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不属于今天生活在那里的居民，而是属于1870年以来那些阿尔萨斯人的儿孙们——许许多多阿尔萨斯人于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迁出了那里。”这个回答令李觉得“震惊”。这就是法国为之作战的目标？他们真的期待美国人为了法国50年的领土怨念而流血吗？
　　最后，有客人提到了俄国。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她如何可以为英法两国而战——这两国是在与俄国结盟。俄国，也许是唯一一个最专制、最顽固、最反犹、最落后的国家。俄国也是地球上最受仇视的政权——特别是对纽约的150万犹太移民而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沙皇迫害之下的直接受害者。巴斯奇小心翼翼地作答，阿尔杰农·李也在日记中仔细地记下了他的答案：“巴斯奇坚持了他对专制政体（俄国）的厌恶之情，”李写道，“但是，待到战事以协约国取胜告终之时，俄国就将发生一场革命。‘我们深知’。”
　　对李而言，这听起来怪怪的。通常都是德国而非协约国在坚称，他们对俄作战的胜利将终结沙皇制度。是不是法国准备好了背叛他们的俄国战争盟友？
　　如果说巴斯奇教授打算赢得当晚的论战，那么他败得很惨。但没有人当面提及他的失败。莫里斯·希尔奎特为巴斯奇的亲切和口才向他道谢，然后仆人们端上了咖啡、甜点和其它一轮饮料。阿尔杰农·李在日记中记载说，他觉得巴斯奇当晚的全场表现“令人失望”。巴斯奇现身说法：一个国家一旦陷入战争狂热之中，哪怕一位像巴斯奇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会沦为“沙文主义传染病”的受害者。
　　莫里斯·希尔奎特也觉得巴斯奇教授的论点了无新意，也不足以丝毫改变他对世界大战的观点。这场战争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美国的介入只会使情况更加糟糕。德国还没有袭击美国，也永远不会。像巴斯奇教授这样误入歧途的爱国者，他们的心智已经为战斗扭曲，失去了思考能力。不过对于听到这番论点，希尔奎特仍表感激。他需要做决策，然而从欧洲传来的准确信息日渐稀少。新闻审查和夸大其事都令绝大多数报纸上的报道难以取信。至少巴斯奇还是一名社会主义同仁；希尔奎特信任他所表露的心声。
　　如果美国参战，希尔奎特会做什么？他深知，自己和社会党必须反战。他们别无选择。从原则上说，无法为战争辩护。从政治上说，他的社会党也会秉持强烈反对立场。而战争也将随即摧毁他们在过去20年中建立起的一切工作成果。希尔奎特深知，这一套路已在诸国屡次上演。战争歇斯底里到来之时，人们就开始寻找替罪羊、叛徒、间谍。头一批遭指控“不忠诚”的人群总是同一批：移民和社会主义者们。

^[1] March 14, 1913, from Trotsky, Balkan Wars, 439–41.

^[2] Gorenstein, 208–13.

^[3] Algernon Lee’s diary, January 29, 1917, Lee papers, Tamiment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