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库珀联盟学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八章库珀联盟学院

　　关于俄国：
　　“我们的历史？它并不算丰富。我们那所谓的‘民族原性’包括了贫困，无知，粗野……我们是停滞、奴役、伏特加和粗鄙的王国。”^[1]

——列夫·托洛茨基，《新世界》，1917年1月20日

　　关于美国：
　　“欧洲的经济生活已经被（世界大战）炸得连根拔起，然而美国的财富却日益增长……是否（欧洲）将沉沦到一无所有、唯有墓穴？经济和文化中心不会转移到美国吗？”^[2]

　　——列夫·托洛茨基，库珀联盟学院，1917年1月25日

　　现在是1917年1月25日，托洛茨基终于享受到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没有比库珀联盟学院大厅更好的地方了，这间屋子写满了历史。库珀联盟学院有着漂亮的拱顶、廊柱和枝形吊灯，1859年启用以来，一连串美国伟大人物和准伟大人物都在这里登台：亚伯拉罕·林肯，马克·吐温，苏珊·B.安东尼，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现在轮到了列夫·托洛茨基。
　　我们并不清楚，那个寒冷的周四晚上究竟有多少人到了现场，聆听托洛茨基在美国的第一场大型公开演讲。库珀联盟学院大厅可以容纳900名观众，活动主办方《前进报》报道说，“一大群人赶来向俄国的自由斗士致敬。”^[3]左翼报纸连续几天开足马力，宣传这次“大型招待、聚会”。尽管，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到了大片空座。^[4]门口出售的门票标价20美分，而保留的前台座位要价50美分——这是一场杂技表演的价格。
　　似乎并没有声名显赫的名流造访，也没有电影明星或是百老汇演员；没有州长，也没有市长；没有参议员，甚至没有一位众议员；没有任何一家英语大报派出记者报道。就连司法部、联调局、军事情报机构，或是纽约市警察局也没有大费周章派出侦探。1917年末，也正是同一位列夫·托洛茨基，三个大陆上的警察都将翻箱倒箧，寻找任何有关他一星半点的信息。那时的托洛茨基就将在俄国掌权，并且威胁世界。但现在是1月，他还什么都不是。托洛茨基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却都错过了。
　　当晚前去聆听托洛茨基演讲的都是他的挚友，还有移民和激进者们。观众们需要操四种语言的演讲者——依地语，德语，俄语和英语——仅仅为了听懂一篇演讲。这些人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憎恨俄国沙皇，梦想社会主义。他们期盼、热爱一切托洛茨基所讲的内容。
　　但有一个人是例外——格里沙·基弗。这位托洛茨基的老相识来到这里更多是出于好奇。少年时代的基弗就与托洛茨基相识，在尼古拉耶夫时他们同属一个年轻激进者的小圈子。1898年这个团体在尼古拉耶夫协助组织了一个工会，两人也因此一起被捕。那段日子里基弗变成了一名保守主义者，现在已是一位纽约医生的他支持世界大战。在库珀联盟学院的观众里，基弗可谓是一匹不群之马。在《前进报》和《呼声报》上读到托洛茨基的访谈后，基弗满心期待对托洛茨基的演说表示异见。他迟到了，但找到了一个座位。
　　托洛茨基先得在讲台上稍事休息、等别的演讲者先说完，这是这类活动的惯例。兰德社会研究学院（Rand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校长阿尔杰农·李（Algernon Lee）以英语发言，代表美国社会党欢迎托洛茨基来美国。校长盛赞了托洛茨基在那些“考验人们灵魂时刻”的坚韧不拔。路德维希·洛尔以德语欢迎“战友”托洛茨基，并称他为“最亲密的老师”。《前进报》编辑麦克斯·戈德法布（Max Goldfarb）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用依地语致了欢迎辞。^[5]
　　在库珀联盟学院演讲的托洛茨基来到这个国家才刚刚10天，他还在吸收新事物。无论走到何处，无论看到什么，他都还在为纽约而惊叹：她的富裕、科技和能量。但对于如此之多的新事物，他仍觉陌生。
　　比如说，美国的“言论自由”概念。是的，托洛茨基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他在《新世界》的专栏。没有审查官或是警察来找他的麻烦。相比于战时的法国，这算是友好之举、一大转变，更不用说俄国了。但是这里也有特殊限制。就在那一周，纽约警方逮捕并起诉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的妇女，只因她运营一家节育诊所。罪名：淫秽下流。在1917年的美国，于信件中谈论女性卫生构成“联邦犯罪”。报纸将这件事渲染成了众所瞩目的刑事大案。桑格的妹妹埃塞尔·拜恩（Ethel Byrne）早些时候曾因在诊所工作而被定罪。拜恩在纽约市监狱（Tombs）的囚室里发动了一场绝食抗争。
　　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局外人一定已发现了个中谜题。在美国，这就是他们将人关进监狱的原因？因为行医？你可以讨论革命，但不能讨论性和妇女卫生？
　　那一周，纽约当地还发生了另一件争议之事。一个名叫“反酒吧联盟”的团体派出500名牧师、教士前往大都会大厦抗议纽约市长约翰·普罗伊·米切尔（John Purroy Mitchel），只因市长先生没能执行一条纽约州法律。这条法律要求酒吧在周日关门。牧师们还批评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原因既不是他们欺诈乘客、也不是剥削工人，而是——火车经过干旱州时在车上出售蒸馏酒——哪怕列车并不在这些州停靠。
　　这是言论自由？一个人可以谈论社会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却不能在火车上用自己的镍币买一点杜松子酒？^[6]
　　还不止这些。在标准石油（Standard Oil）或铁路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里，工人们罢工要求提高薪资时，警察常常会镇压、拘禁他们。公司会利用“平克顿”（Pinkerton）这样的私人侦探破坏他们的工会，联邦政府也会使用法院颁布的强制禁令（legal injunction）介入罢工。这也算言论自由？
　　现在的托洛茨基坐在库珀联盟学院的大演讲厅里，他听到自己的名字终于被念了出来，然后是如潮掌声。托洛茨基冷静地走到讲台上，他将向观众和朋友们揭示，什么才叫享有言论自由。如果有警探决定前来聆听的话，他们就将听到大批量的、将很快被法律定为“煽动罪”的言论。
　　通常而言，一位重头演讲嘉宾都会花几分钟等待观众欢呼、吹口哨、跺脚，享受他们的谄媚。但正如基弗所说，托洛茨基却对这种“美式招待”毫无耐心。^[7]他反其道而行之，略过这一环节直接登台，对着掌声就开讲了。托洛茨基的演讲以威尔逊总统开篇，“资产阶级的一枚工具，”接着便转到了他的主题：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在欧洲登场，”他宣布，“美国必须为之做好准备。战争开始时（1914年）社会主义者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绝不会在革命到来之时昏昏欲睡。在法国，士兵们跳出战壕说，‘我们将拿下他们。’法国人会认为，士兵们是在说要拿下德国人，也即想要杀死另一个战壕的工人们。但是，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他们将‘拿下’资本家们。”^[8]
　　当然了，革命——人们真枪实弹干的那种——至少对美国人而言，已经要比简单的社会主义走得更远几步。但是托洛茨基不怕这个。他继续着演说。
　　托洛茨基解释说，这场战争已经摧毁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国家自身都已声誉扫地，人民也已丢失了他们的幻想。他们变得更兴奋，准备展现英勇。他们要求变革，渴望战斗——这些都是构成一场起义的元素。
　　作为托洛茨基的欧洲老相识，格里沙·基弗本来对演说满怀深恶痛绝的念想，现在却发现他本人为之着迷。在格里沙后来对当晚的记述里他坚称，自己 “绝对拒斥”托洛茨基的演说内容。但他说，他欣赏这段谈话的“美之享受”和“艺术性”。基弗解释说，托洛茨基的俄语演说带有一种“爽快”、“决断”的腔调，并未使用“粗糙的煽惑人心手法”。相应地，他“将一大堆事实甩给了观众”。托洛茨基使听者“陶醉”，令他们“沮丧”。他通过对战时巴黎、艰困时日的描述，对前线战斗、暴力侵凌、英雄气概的渲染，以他那“如火愤怒、高蹈悲怆”带动了观众。^[9]
　　这是一场强加给欧洲的战争，罪魁祸首就是“一群叫做外交官的江洋大盗”，托洛茨基接着说。现在，泅过一汪血海的社会已不可能一仍其旧。“革命正在战壕中酝酿，没有力量可以将其拽回。”^[10]
　　《前进报》报道说，观众对此欢呼爱戴，并给了他“强有力的掌声”。^[11]就连基弗也将之称为“一次巨大成功”。
　　但绝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不知怎地，就在托洛茨基登台演讲时，大厅里响起了一波异见声。这里的空间紧密，足够人们大喝倒彩、从座位上起来责问演讲者、大声叫骂羞辱、争辩，挥舞拳头。这波异见声似乎起于托洛茨基开始讲话之时。正如路德维希·洛尔后来有风度的叙述，“这并非是一段欢迎辞，”这段插曲莫名其妙地沦为一场“激烈的意见交锋，尽管表现得彬彬有礼。”^[12]
　　他们究竟争论了什么？大概没人能说得出来。但若是听一听托洛茨基接下来的内容，也就不难猜到一二。很可能会有一些人好奇：这位托洛茨基先生谈论的革命究竟是什么？俄罗斯革命？听起来不错。他们都讨厌沙皇。哪怕是欧洲革命，也不错。但是，难道是在美国、在纽约这里的革命？他真的也想在这里发动革命吗？
　　在托洛茨基本人心中，革命的含义从无疑问。对他而言，革命并非隐喻义。在1905年的圣彼得堡，托洛茨基曾经目睹数十万工厂工人揭竿而起争夺政权。这就是他心中的革命：夺取权力，保持权力。
　　托洛茨基毫不怀疑，俄国也适用这个等式。他看到了最新的头条新闻。俄国持续着无有竟时的军事失败。伦敦和巴黎现在怀疑，沙皇是不是正和德国间谍眉来眼去。在俄国杜马，“卡德特”（Kadet）（立宪民主党）的鲍威尔·米留科夫（Paul Miliukov）议员公开批评沙皇，并将他的失败称为“叛国，或是不称职”。紧接着，沙皇解散了杜马，并禁止他们再开会。甚至于，12月时对“狂僧”拉斯普京（Mad Monk Rasputin）^﹝1﹞的暗杀也没能安抚公众的情绪。
　　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俄国。就连非社会主义者们也预感到了一场暴动。这周，一位名叫伊万·切萨尔（Ivan Chezal）的彼得格勒的大学经济学教授抵达纽约。他对记者们说，“俄国人民正在要求和平。如果他们得不到和平，就会有一场革命。”^[13]
　　就在纽约，托洛茨基以这段话为演讲收尾：“在这里，在美国，我欢迎你们加入这面旗帜：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
　　不管这番口角是如何收场，似乎托洛茨基都已完全享受。与新俄国朋友一起坐在讲台前的路德维希·洛尔将托洛茨基的反应描述为“欢快”，符合一名“熟习党派斗争”之人。^[14]很容易构想出以下图景：托洛茨基站在那里，微笑以对挑衅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回击他的侮辱。绝大多数观众爱戴他。一小部分鄙视他。但大厅内没有人无缘无故离开。
　　一年之内，纽约州立法机构就将通过一条法律，将托洛茨基式的革命言论定为刑事犯罪。无政府主义罪将被判处5年监禁、5000元罚款。结果，当晚库珀联盟学院里的许多听众都将看到监狱囚室内里的样子。但就当下而言，言论自由仍旧在纽约市大行其道。
　　在布朗克斯的头几天里，娜塔丽娅也投身于愉悦的日常生活之中。托洛茨基离家前去工作时，她将列夫和谢尔盖送入一家布朗克斯公立小学，在这里学习英语、交朋友。白天时分，她就同富邻米哈之妻——露丝·哈默一起搭乘哈默的汽车，开始他们的曼哈顿观光之旅。那时曼哈顿的交通堪称是一团扰乱心神的大杂烩——马匹，手推车，四轮马车，有轨电车，高架列车，以及摩托车。娜塔丽娅和露丝很愉快地让专职司机指引路线。
　　孩子们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加入，他们总是坐在前排。孩子们惊叹于曼哈顿的景致，他们玩起了数数游戏：数街道，数汽车，数摩天大楼的层数——为其高度而惊奇。我们不了解这位专职司机的姓名，但他成了娜塔丽娅一家最喜欢的新朋友。托洛茨基的孩子们之前从未见过一辆汽车的内部构造，他们为之着迷：司机如何可以轻轻一触方向盘、或是挪动脚趾碰一下油门，就能控制机械让其听话。
　　露丝·哈默颇为享受和娜塔丽娅一起用餐，驻足最喜爱的餐厅。孩子们发现了不对劲的事：每当他们进去吃饭时，他们魔术师般的司机必须得在外面的车里待着。为什么这位朋友不能加入他们？这似乎并不公平。^[15]孩子们向父母抱怨，但从未获得好的答案。托洛茨基将此事记下，将其作为美国那古怪“自由”的一个更盲的盲点。
　　紧接着，一件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回到布朗克斯公寓。一日，房东过来找到娜塔丽娅，告诉他租金出了点问题。娜塔丽娅已经付了三个月的钱，消失不见了。很快，娜塔丽娅从其他租户那里也听闻了此事。这栋建筑物的管家、一名非裔美国男士卷款跑了，还带走了娜塔丽娅曾交予他妥善保管的一些物品。他并没有交付给她一张收据。其余租户也给了他标准数额的租金。然后他就跑了。
　　这段恐慌很快结束了。娜塔丽娅很快就找到了她交予管家的物品（她从未说明这是什么）。这些东西一直都放在公寓里，和炊具一起藏在一个木盒之中。娜塔丽娅也找到了她的租金，这些钱被小心地包在纸里。从其他租户那里得知，这位管家只带着那些他已交付收据租户的钱消失了。因此，他们无需再付第二次租金。
　　没用多少时间，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就弄清了个中蹊跷。这位卷款潜逃的管家可谓深思熟虑——他“不在乎抢劫房东，但他考虑再三之后，也不愿抢劫租户，”托洛茨基描述这次意外时写道。“无疑，这是一个缜密的家伙。我和妻子两人都被他的心思缜密深深打动了，我们也常会带着感激回忆他。”^[16]
　　托洛茨基此前从未碰到过非裔美国人，或是任何类型的非洲人。也许在巴黎时会有，但在俄国绝对没有。他知道美国现存的种族歧视和史上的奴隶制，但都只是从纸上抽象得来的。现在，托洛茨基遇到了他无法理解之事。“对我而言，这个小插曲有着‘征兆’般的重要性——似乎美国面纱的一角遮住了这个‘黑人’问题，现在它被揭开了。”^[17]这个“问题”是什么？托洛茨基又是如何定义它的？
　　多年以后，托洛茨基将会耗费大量精力，试图理解这个议题。在俄国，他将与美国黑人小说家克劳德·麦卡伊（Claude McKay）会面。麦卡伊是“哈勒姆文艺复兴运动”（Harlem Renaissanse）的领导人，也是“非裔血盟兄弟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的创立者；他将推动募集美国的黑人宣传家们，他还将批评自己的美国托派运动（American Trotskyist movement）：运动未能把握住问题的严肃性。“但是，今天与黑人们有关的白人工人们时镇压者、流氓恶棍。他们迫害黑人和黄种人，羞辱他们，还处他们私刑，”1933年，麦卡伊在土耳其对一名美国访客如是说。^[18]多年以后的1960年代，麦卡伊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分析将触动一位年轻的领袖，并形塑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马尔科姆·X（Malcolm X）。
　　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了。现在，托洛茨基只是将这次意外记录下来，留待研究罢了。
　　托洛茨基在库珀联盟学院大厅的演说结束之后，格里沙·基弗并未逗留与托洛茨基交谈。基弗似乎羞于接触他的这位老相识，他将托洛茨基描述为“傲慢”、“拒绝在演讲后与观众们交流”。不过在数天之后，基弗有机会透过一位熟人——一位两人都认识的报纸记者，给托洛茨基递话。“托洛茨基见到您的时候，向他转达我的问候，”他对此人说。^[19]
　　这就足够了。几天后，基弗家中的电话铃响了。“格里沙，是你吗？听出来我是谁吗？是我——托洛茨基。”
　　基弗似乎对这通电话大为惊诧。后来他解释说，事实上托洛茨基已经“对见到我期盼已久”，并已“尽了最大努力找我”。“一言以蔽之，他想见我，向我征求意见，确定方便的时间和地点。”
　　基弗同意了。他很难说出不字。“我们共同保有许多旧时记忆和往日瞬间，无法轻轻放下。”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基弗了解托洛茨基的时间要长于任何人——这时间肯定要比托洛茨基的新社会党追捧者们长。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96年，那时他们还都是少年人。他们都属于一个“公社”（commune），一个由年轻激进者们组成的团体。在黑海海滨工业城镇尼古拉耶夫附近的一座公园里，年轻人们相遇了。这要早于托洛茨基第一次被捕，早于他首次流放西伯利亚；也要早于他第一次逃往，更是早于列宁对他的发掘。
　　基弗也认识这一时期的瘀伤（Alexandra Lvovna Sokolovskaya）。长发明眸的她倾倒了尼古拉耶夫的小伙子们，后来成了托洛茨基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合法妻子。1890年代在莫斯科的一处临时监狱里，在一名拉比^﹝2﹞（rabbi）主持之下，他们举行了正式婚礼，基弗曾是一位见证人。基弗也知道他们夫妻二人在西伯利亚生的两个女儿：尼娜和齐娜。基弗还知道，托洛茨基是如何抛弃了三人——她的妻子和两个幼女——他只身逃脱，奔向他的命运。
　　抛开政治说，这也许就是为何格里沙·基弗对托洛茨基有情绪、并经常怒气冲冲的原因，不管公允与否。但现在，这里是纽约市。基弗似乎觉得有义务先抛开这段历史、作一次礼节性拜访。也许，他和托洛茨基可以重建一段旧情。

^﹝1﹞ 拉斯普京（Rasputin）是当时声名狼藉的宫廷佞幸，备受沙皇宠信。

^﹝2﹞ 犹太教神职人员。

^[1] January 20 article included in Trotsky, Our Revolution, 35.

^[2] New York Call, January 26, 1917.

^[3] Forward, January 26, 1917.

^[4] Ziv, chapter 10, 2.

^[5] New York Call, January 26, 1917.

^[6]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17.

^[7] Ziv, chapter 10, 2.

^[8] New York Call, January 26, 1917.

^[9] Ziv, chapter 10, 2.

^[10] Speech from version in New York Call, January 26, 1917.

^[11] Forward, January 26, 1917.

^[12] Lore, “When Trotsky Was in New York,” 2.

^[13] New York American, January 22, 1917.

^[14] Lore, “When Trotsky Was in New York,” 1–2.

^[15] Trotsky, My Life, 277.

^[16] Trotsky, My Life, 272.

^[17] Ibid.

^[18] See Trotsky, On Black Nationalism.

^[19] Ziv, chapter 10,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