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东百老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五章东百老汇

　　“我曾以流亡者的身份在维也纳生活多年。他们那儿有一个词叫‘kibitzer’。对我而言，这个词似乎在其它任何语言中都无迹可寻。记住这个词——它将对你们大有用处。这个词是在说一种人——他从来都占着棋盘边上的雅座，观看别人下象棋。他总是知道最好的下一步棋。但如果你和他坐下来下棋，他从第一步棋开始就会愚蠢不堪。”^[1]

　　——列夫·托洛茨基于莫斯科谈到西方对俄国的干涉时如是说。1922年10月。

　　至少从表面上看，目前托洛茨基已在美国定居，和一名传统典型的纽约客并无不同。他每天坐地铁上班，穿梭于布朗克斯与格林威治镇之间。他每天在威尔金斯大道的同一家小布朗克斯熟食店吃早餐——这里叫三角奶品餐厅（Triangle Dairy Restaurant）。白天，两个儿子在公立学校上学。娜塔丽娅要么看家，要么与富有的医生之妻露丝·哈默一起逛街。“他们自己在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托洛茨基写道。“我妻子在筑就家园，孩子们交到了新朋友。”^[2]
　　正在《新世界》工作的托洛茨基现在固定出没于临近的“单极咖啡”（Monopole Café）。这家咖啡店位处第二大道，也是著名的艺术家、作家基地。一群群人在争论书籍和政治，他们之间则点缀着象棋桌和牌桌。这里的场景宛若维也纳和巴黎的再现，勾起了欧洲人的阵阵乡愁。
　　不上班的晚上，托洛茨基偶尔会与布哈林一起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有时他也投身于一件他于巴黎时培育的新爱好：去电影院。托洛茨基看什么电影？除了《海底两万里》这样的史诗级作品，他当季最爱的片子还包括玛丽·皮克福德的《可怜的富有女孩》（Poor Little Rich Girl），以及查理·卓别林的两部新作：《安乐街》（Easy Street）和《移民》（The Immigrant）。这些电影都是默片，虽然托洛茨基英语很差，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享受这些睿智的故事。不管默片与否，当时的电影院人员密集、烟雾缭绕，充斥着大量噪声、观众的俏皮话，以及钢琴或风琴现场演奏的音乐。很容易描绘出这么一副画面：电影《移民》里，查理·卓别林身着他的小外套戏服，对一名海关官员斥责一番——这段颇为激进的“接触”会让托洛茨基开怀大笑（恰如其分的是，卓别林后来也将遭疑为共产主义者，并在联调局那里攒上一大摞材料。）^[3]
　　托洛茨基甚至还在当月花时间出席了《新世界》于布朗克斯麦金莱广场俱乐部（McKinley Square Casino）举办的年度募款大会。这家俄国股份公司上演了舞蹈、音乐和三出独幕剧。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当晚一起出动，饶有兴致地付了75美分的门票，其中包括帽子保管费。
　　但就连这些生活日常也处处透着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他的焦躁性格对一切都绝不通融。比如在三角奶品餐厅，托洛茨基主动拒绝支付早餐侍者的小费。纯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支付小费是对诚实劳动的布尔乔亚式侮辱。结果，侍者们拒绝为托洛茨基服务，有些人甚至在背后嘲讽他，管他叫“列奥·冯发奇”（意为“鼻子列奥”，意指他的高鼻音）。直到托洛茨基同意迅速用餐并离开后，他们才消停下来上餐——如此一来，侍者们就能把托洛茨基的位子空出来给日常付小费的顾客。^[4]
　　托洛茨基对“社会爱国者们”的鄙视也越来越尖锐刺耳，这些人就包括他在纽约的一些身边人。一天晚上，希尔奎特的朋友、本地律师路易斯·沃德曼（Louis Waldman）来到“单极咖啡”，与托洛茨基不期而遇。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消灭了一杯杯杜松子酒和茶水。托洛茨基身边经常能吸引一批年轻激进者们。沃德曼斗胆就“社会爱国者”这一议题向托洛茨基发起了挑战，他回应时的咆哮令沃德曼记忆犹新：“在所有政治种群里，没有什么更低贱、更卑下、更危险了，”托洛茨基如是告诉他，“与那些在战时保卫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们相较而言。”据沃德曼回忆，托洛茨基“挥动着对准我的指头”说，“是的，胜利的普罗主义者将了解，如何对付你们这些社会爱国者。”^[5]
　　这一时期，托洛茨基甚至一度厉声指责过布哈林。布哈林——这位托洛茨基年轻温顺的《新世界》的编辑部同事曾花了数天时间组织了一个由《新世界》主办、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团体大会。但是，尽管布哈林耗尽心神，他只成功吸引到了9个代表团，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当地的小社团——比如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立陶宛人，以及美国社会党的俄国人或拉脱维亚人分支机构。只有一个代表团——波士顿的社会主义者宣传联盟有一些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历经数小时会议后，大会达成了一项主要成果：通过了一项支持“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动议，将之称为“一个‘第三国际’的胚胎。”^[6]
　　托洛茨基听闻了此事——布哈林毫无意义的大会出炉了一个不温不火的决议——除了徒付笑料之外，它无济于事。“您是不是在北极弄到了一位齐美尔瓦尔德左翼人士呢？”托洛茨基怒斥道。^[7]几乎在整整10年之后，布哈林还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场辩论中重复了这句话——它是如此地尖刻，以至于10年之后依然让他隐隐作痛。
　　也许在托洛茨基于当月掀起的所有冷僻难解的意识形态之争中，他对红十字会的攻击堪称最怪诞者。是的，就是那个为前线士兵提供医疗救护的红十字会，那个向难民发放所需的毛衣和编织衣物的红十字会。诺贝尔委员会将于1917年授予红十字会和平奖，以表彰其人道主义贡献。
　　为什么会有人攻击红十字会？原来有一天，一位名唤安娜·英格尔曼（Anna Ingerman）的女性——她与丈夫都是医生——偶然在纽约的一场社会党会议上发言。与会者们正在辩论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说，一旦战争来临，一切自愿参军入伍加入陆海军的年轻社会党员们都将视为自动退党。所有人都赞成：社会党人不应该参军。但安娜·英格尔曼说，应当加上一项例外：那些加入红十字会的人。安娜辩称说，红十字会大为不同——它做的是医疗工作。为了论证她的观点，英格尔曼还提到了克拉拉·泽特金（Klara Zetkin）的名字。由于公开反对德皇的战争，这位名满天下的德国社会党人、女权主义者正被拘禁于柏林。
　　安娜·英格尔曼赢得了当天的辩论，社会党也通过了“红十字会例外”的决议。^[8]但是，偶然参加会议的托洛茨基在听到英格尔曼发言后决定唱一唱反调。在为《新世界》撰写的一篇短评中，托洛茨基将英格尔曼批判了一番。托洛茨基指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克拉拉·泽特金将与一个军事后勤机构、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准政府”（quasi-government）合作。
　　事情本来应该到此为止。但对托洛茨基批评大为光火的英格尔曼迅速给《新世界》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英格尔曼在文中说，托洛茨基一定是理解有误。她曾在德国见过这位著名的克拉拉·泽特金，事实上泽特金曾对她说，“我的丈夫、儿子和医生们将肯定会加入一个医疗组织：这是他们的职责所系。”英格尔曼坚称是托洛茨基搞错了。“托洛茨基先生，不同意您是理所应当的。一名国际主义者也会持全然相同的观点。”^[9]
　　之后，安娜·英格尔曼中止了所有论辩。但托洛茨基并未罢手，他决定就此再多写两篇专栏文章。不，红十字会是一个“政府军事组织”，托洛茨基说。如果社会主义者想帮助士兵，他们应该动用他们自身的团体，英格尔曼却充当了一位“中介人”，引入了别的组织。^[10]当另一名读者马里·罗格夫（Mary Rogov）指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像红十字会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医疗组织时，托洛茨基再一次拒绝退让。他辩称说，红十字会的使命就是治疗士兵、并将他们送回前线。社会主义者们应当坚持为士兵的权利鼓与呼，给他们送去图书、香烟之类的东西。^[11]论战便如此持续下去。
　　但是，所有这些奇奇怪怪、晦暗不明、鸡毛蒜皮的龃龉，和托洛茨基接下来与《前进报》的分道扬镳相比都要黯然失色——这场混乱不堪、高分贝、一等一的争斗将给双方都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催发这次争斗的事件也将决定美国是否介入欧洲战事，这就是——齐默曼电报（Zimmermann Telegram）。
　　自从德国继续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威尔逊总统与德国断交以来，华盛顿与柏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再升温。目睹德国潜艇持续击沉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的威尔逊总统最终于2月26日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武装中立。总统要求国会授权武装美国商船，使他们在公海上得以自卫。在国会山，16名和平主义者参议员在共和党人罗伯特·拉·佛勒特（威斯康星州）和乔治·W.诺里斯（内布拉斯加州）的率领之下，决定以“阻挠议事法”（filibuster）阻挡威尔逊总统的武装中立法案（Armed Ship Bill），以此作为阻止当下战争的最后努力。他们的演说听起来像极了纽约的社会党人。他们宣称，战争只会让军火制造商们大发其财。又或者正如诺里斯参议员所说，“我们正在将美元图案印在星条旗之上。”^[12]
　　然而拉·佛勒特、诺里斯等和平主义者参议员们并未捕捉到的是，公众态度已经经历了何种剧变。人们对他们的观感变得负面、激烈起来，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报纸称他们不忠。威尔逊总统本人指责他们是“一小群固执己见的人，他们使神圣的美利坚政府变得无助可欺。”水泄不通的卡内基音乐厅里，演讲者们在集会上称他们为叛徒，掀起听众们一波波“绞死他们！绞死他们！”的呼声。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他们的行为“不可饶恕”。^[13]数天之内，国会在一场群情激昂的会议上通过了“终结辩论”规则，平息了异议。威尔逊总统宣布动用行政权力，绕开国会采取军事行动。^[14]
　　华府司法部给公众情绪来了一番火上浇油，它宣布有10万名外国间谍正在美国境内活动。“绝大部分是德国人，”司法部说。这些间谍遍布全美，但主要集中在军火工厂附近。^[15]几天之后纽约和新泽西警方宣布，他们突袭霍博肯（Hoboken）宾馆，逮捕了一位名叫弗里茨·科尔布（Fritz Kolb）的德国化学家，并在这位房客的房间内发现了两枚高爆弹、接近制作完成的第三枚，以及大批运自国外的化学制剂和粉末。警方表示，他的计划是“炸毁贮藏在泽西市铁路终点站的弹药车厢”。霍博肯警长则更进一步：他告诉记者们，自己手中有证据显示，至少6位有名望的本地德裔美国人与这一阴谋有干系。^[16]政治迫害已然开始。
　　二月末，英国秘密特工告知白宫，他们已经截获、破解了一封密电。这封电报由身处柏林的德国外交部长亚瑟·齐默曼（Arthur Zimmermann）拍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3月1日，威尔逊总统将这封电报公之于众。这封只有短短一个自然段的“齐默曼电报”要求德国驻墨大使：如果美国参战，就告诉墨西哥政府如下信息：

　　我们向墨西哥提议结盟。联盟的基础要件如下：并肩作战，共同求和。我方将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以及对墨方收复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失土的谅解。有关盟约的细节，您可便宜行事……签名，齐默曼。

　　这段电文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德国发出了一个直接、官方的威胁，要拆散合众国的领土完整。美国人对此并非无感。仅仅两个月前，4000名美国陆军士兵还曾部署于美墨边界，负责剿灭墨西哥革命将军潘乔·维拉（Pancho Villa）。此君刚刚带人突袭新墨西哥，杀死了18名美国公民。那个“前线”的威胁绝不抽象。
　　美德两国之间残存的一切虚假客套都已不复存在，战争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方面唯二存留的疑义是——首先是公众对俄国沙皇根深蒂固的讨厌；其次则是英国的傲慢。
　　《前进报》当天的执行编辑是巴鲁奇·查尔尼·弗拉狄克（Baruch Charney Vladeck），一位生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1908年逃亡美国之前，他曾两度坐牢。抵达美国后弗拉狄克曾经一度“西进”，他花了四年时间旅行、做奇怪的工作，之后抵达费城，并在那里加入《前进报》，做了一名部门经理。1916年，弗拉狄克前往纽约。像托洛茨基一样，他和家人在布朗克斯区克罗托纳公园的一家小公寓里定居下来，每天坐地铁上班。
　　不过，弗拉狄克与托洛茨基不尽相同：他渐渐迷上了这个新国家，赞叹这是一个远胜于专制俄国的地方。西进时的弗拉狄克惊讶于美国的自然奇观，并将黄石公园形容为“上帝的实验室”。他还记述说，第一次到费城旅行时，他是如何“在独立宫前静静脱帽祈祷”的。^[17]他还发现了纽约的“博大，非比寻常的狂野和壮丽”。用他的话说，在美国“我第一次感觉是在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探索我想见到的世界……我绝不仅仅是一名艺术家一样热爱它的色彩，我还像一名公民一样感觉到它归我所有。”^[18]
　　1917年的《前进报》已从数年前初创时的东百老汇10层小楼，发展为今天面朝西沃德公园、俯瞰犹太下东区的摩天大楼。这座建筑瑰宝比周边任何建筑物几乎都要高上一倍。它那美轮美奂的艺术设计；它那赤土般的色调、大理石材质和花窗装饰；它墙面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德国自由派费迪南·拉塞尔等人物浅浮雕……这些都令它成为街区的一大地标。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栋建筑物里每间豪华公寓的价值都超过了100万美元。《前进报》绝不仅仅是一家报纸，它的办公大楼还是一个社区中心。在前收音机和电视时代，临近街区的人们从这里的公共布告板上获取新闻和本地资讯。每逢选举之夜，多达40000人以上的民众在此集会，紧跟开票结果。
　　弗拉狄克从未使他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发生冲突。他反对世界大战，也赞同莫里斯·希尔奎特的观点：德国不大可能远隔重洋进攻美国。但在当天办公桌上读到的齐默曼电报迫使他质疑这些假设。一开始，弗拉狄克根本无法相信他的眼睛：这就是所谓的德国外长密电？此事最为困惑弗拉狄克之处绝非其诡诈，而是其愚蠢。德国政府真的相信他们足以如此图谋，并保守秘密？他们真的认为美国人将一如往常不作回应？何其傲慢！多么“欧洲”！
　　弗拉狄克提起笔来，用依地语写了一行头条：“难道事实真的如此：德国其实正在上演着一番愚蠢不堪的外交闹剧？”（קען דאָס זיין אז דייטשלאנך אין ווירקליך בעגאנגען אזא אידיאָטסקע שטיק דיפלאמאטיע）^﹝*﹞他接着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两个句子：

　　如果今天公布的德国计划是真的话——他们同墨西哥、日本联合对抗美国，那将不仅仅是愚蠢透顶那么简单。它还散发出一股穷兵黩武的恶臭味。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居民都将与欧亚君主国及其盟友们奋战到最后一滴血，保卫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19]

　　弗拉狄克告诉打字员，将他的简短社论印在头版框内，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试着去找《前进报》主编亚伯拉罕·卡汉，在报纸制版前先和他合计一下。但显然卡汉不在报社大楼。于是，弗拉狄克自作主张刊发了社论，他觉得卡汉十有八九会同意这篇社论。当弗拉狄克第二天早晨终于碰见卡汉、并向他展示这张头版时，报童和运报卡车已开始将报纸运到遍布纽约全市的报摊和街角。
　　当天早晨托洛茨基见到街头售卖的《前进报》时，并不能读懂上面的依地语铅字。一位朋友将头版指给他看。但在听到朋友的译文之后，托洛茨基暴跳如雷。这不是普普通通的错误。这可是《前进报》，美国最广为人读的社会党日报——它却突然之间转换口风为对德作战背书，甚至还鼓励年轻人参军！
　　这怎么可以？托洛茨基抵达纽约市以来，《前进报》可谓是对他最为友善的媒体之一了。《前进报》痛痛快快地刊登他的专栏文章，在公共场合为他站台，给了他接触数十万人的平台。这家报纸有着无可挑剔的“社会主义资质”。托洛茨基甚至还对执行主编弗拉狄克有所了解，也知晓他在俄国时的被捕经历。弗拉狄克曾经数度参与托洛茨基的登台演讲，将他的语言翻译成依地语以服务现场的多语种观众。托洛茨基曾于布朗克斯街区当地的熟食店和地铁站见过弗拉狄克，他本人最新刊登在《前进报》上的依地语专栏文章还曾告诉工人们，要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做出抉择。文章解释说，这两大面向何以格格不入，“特别是（对于）犹太裔美国工人而言。”^[20]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前进报》本身就已误入歧途，自甘堕落为一名“社会爱国者”，这可比欧洲的那种生物好不了多少。
　　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堪称是一次大背叛。托洛茨基自感别无选择：他必须立即把他们找来问个究竟！他得要求那位最终控制《前进报》的人给他一个解释。这个人正是《前进报》的创办者、主编、公众代表——亚伯拉罕·卡汉。
　　有关后续发展有两个版本的说法。据弗拉狄克本人的记载说，报纸售出几分钟后的一大早，亚伯拉罕·卡汉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个不停，这正是托洛茨基打来的。^[21]另一位当时作家、在《前进报》供职几乎50年的大卫·舒伯（David Shub）的回忆则有所不同。舒伯说，托洛茨基一大早就咆哮着冲出圣马可坊的《新世界》编辑部，怒气冲冲地跑到下东区东百老汇，冲进了《前进报》大楼，找到了卡汉的办公室并夺门而入。^[22]
　　不管是电话对飙还是面对面交锋，两个版本都认可了接下来的事情：二人的对谈演变为一场怒气相接、高分贝的大吵大叫。他们声震屋瓦、火花四溅，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气急败坏。托洛茨基质问卡汉头版头条是怎么回事。卡汉告诉托洛茨基，是的，他看过了头版，也批准通过了。现在，头版的论调就是《前进报》的官方立场。托洛茨基因此告诉卡汉，他再也不会为《前进报》写稿，并要求卡汉归还他数天之前交给《前进报》的文章稿件。但以上描述只是本次谈话的大致脉络，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亚伯拉罕·卡汉可不是什么易与之辈。比托洛茨基年长20岁的卡汉同样有着令人心生畏惧的气场，也对别人长篇累牍的教训没什么耐心。作为一家大城市报纸的编辑，卡汉有着大量与自命不凡名流人物打交道的经验，无分男女。^[23]他比托洛茨基要矮上几英寸，浓密的鬈曲灰发掩映在高高凸起的额头之后。胡须蓊郁、双眼斗大的卡汉积20年之经验，深知如何大嗓门演说、向诘问者咆哮、吸引注意力。除此之外，身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记者和精通多种语言的知识分子，卡汉赢得了极高声誉，更莫提他的犹太社区领袖地位了。卡汉曾与尤金·德布斯一同创建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并肩作战。他还运用自己的报纸，帮助数十名社会党候选人选上了市议员和众议员。他本人撰写的英语小说《大卫·勒温斯基的崛起》（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曾赢得了多名文学巨匠的嘉奖，其中包括威廉·迪恩·霍维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和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这位列夫·托洛茨基先生是谁？一位新来的俄国地摊小报编辑而已。他凭什么教训我亚伯拉罕·卡汉如何运营报纸？他又凭什么质疑我的执行主编？还质疑我的社会主义立场？
　　托洛茨基也绝不是那个轻言退缩的人。对于像卡汉和希尔奎特这样自鸣得意的美国政治家，托洛茨基本人也没多少耐心。“大亨人物，”托洛茨基们这么称呼他们。他们的舒适生活、自高自大、昂贵的建筑物、妥协退让，都成了靶子。他们夸夸而谈社会主义，但一旦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就退缩到廉价的爱国主义大纛之下。
　　这场正面交锋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已经足够令两人割袍断义了。托洛茨基咆哮着回到了他在《新世界》的办公桌，一路上无疑也是骂骂咧咧。托洛茨基绝不想善罢甘休，他此后三周内给《新世界》写了5篇文章，主题都是他为何与亚伯拉罕·卡汉和《前进报》决裂。托洛茨基指控卡汉是一名高高在上的独断专行者，整天窝在他的10层办公大楼里。他的报纸不报道党的决策，他本人也成了一类最差劲的“社会爱国者”。托洛茨基还在文章中坚持要求将卡汉开除出党，认为他已经不具备一名革命者的资格。^[24]据说，当《前进报》员工们表示这场论争源于对烂翻译的误解时，托洛茨基用斗大的标题“这不是真的！”（не правда!）^[25]予以回击。
　　12年后的1929年，正在撰写回忆录的托洛茨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书中专辟章节谈论《前进报》，将其称为“14层宫殿”，“一家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市侩味社会主义报纸，一直为最背信弃义的叛徒们大开方便之门。”^[26]
　　对卡汉而言，他们的蜜月也终结了。就个人层面而言，托洛茨基享有的《前进报》热情洋溢报道将不复存在，这里也不会再有他的专访或专栏文章。就长期而言，这次事件将赋予卡汉看待“新俄国极左”的一番特别洞见。1917年末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之后，卡汉成为第一批谴责他们的美国社会党主要人物之一。1923年在社会党的一次会议上，卡汉在发言中批评托洛茨基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气囊”，他的身体疾病则“毫无疑问要归结于他早年的道德堕落”。卡汉还斥责列宁是一位“大脑糊涂的疯子”。^[27]当同情莫斯科的论者们后来试图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减少批评时，卡汉宣称，“我宁愿目睹《前进报》破产倒闭，也不愿减缓我和共产党对着干的力度。”^[28]
　　更为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同纽约社会党世界的交往在短期内升温到了顶点，又迅速踢到铁板戛然而止。托洛茨基不会再交到新朋友了。他那死板顽固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大为扞格。但是，托洛茨基绝不半途而废。如果托洛茨基无法适应他们的模子，他就会把这个模子打得粉碎。
　　就在这段时间内的某日，希尔奎特召集纽约社会党领导层，就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如果美国突然在无预警情况下对德国宣战，他们将怎么做？社会党成员们拒绝战争。但这个党派和任何大型组织一样有其内部规则和议事程序。为了在政坛有所表现，他们得提出一番陈述清楚的政策，并由成员们经由合法投票程序正式通过。一旦等到战争打响，再这么做可就来不及了。也许，来自政府的干预会让这一切都成为泡影。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决定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要尽速集会，并起草一项决议。他们还将接着召开一次公开会议，并将此决议投票表决。为了让委员会尽快运转，他们决定将其成员人数限制到7人，让这个工作小组代表党内各派。委员会包括希尔奎特本；另外两名律师：雅各·潘肯（Jacob Panken）和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Nicholas Aleinikoff）；兰德学院的阿尔杰农·李；芬兰记者、议员桑特里·诺尔特瓦（Santeri Nourteva）。最后，为了让本党的左翼也有代表人选，他们选择了路易斯·弗拉伊纳和列夫·托洛茨基。
　　为什么是托洛茨基？他们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没有史料能解释为什么，或是“何以如此”。路易斯·弗拉伊纳并没有党务履历，但希尔奎特深知他是一位有所成就的记者和活动家。托洛茨基为俄国激进者们发声，并且用他的文章和演说构筑了一大批追随者。是不是幕后有人施加了一些压力？是不是有人要求将托洛茨基纳入其中？是不是托洛茨基本人坚持加入？最有可能的是，希尔奎特本人想出了这个主意，以此递上一个橄榄枝，展示建立联盟的友善姿态。若将他们排除在外，只会引发党内分裂的风险——这个时间节点也许不能更坏了。托洛茨基也许好走极端、不可理喻，但种种迹象都显示，这位新成员将成为纽约市永久的一份子。希尔奎特得学会设法和他相处。
　　这七名“决议委员会”成员将在密室开会，讨论出一个立场来。

^﹝*﹞“schtick”并没有准确的对应英文词。通常而言，它指代一种表演者使出的“喜剧动作”，无意之间传达幽默。

^[1] Pravda, October 20, 1922, from Nedava, 237, note 26.

^[2] Trotsky, My Life, 277.

^[3] “I do not know whether New York or Paris possesses at the present time more cinemas or taverns,” Trotsky would write after the 1917 revolution. “But it is manifest that, above everything, the cinema competes with the tavern on the matter of how the eight leisure hours are to be filled. Can we secure this incomparable weapon?”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41.

^[4] On the Triangle Dairy Restaurant, see Halpern.

^[5] Waldman, 64–65.

^[6] Draper, 82–83. In fairness, Bukharin had made the effort in response to a request from Lenin, who had asked him in a letter from Europe to “form a small group of Russian and Lettish Bolsheviks capable of following interesting literature, writing about it,” and so on. Lenin to Bukharin, October 14, 1916, published in Bolshevik, no. 22, 1932, from Marxists.org.

^[7] Draper, 83.

^[8] Se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1917.

^[9] Ingerman letter in Novy Mir, February 16, 1917, from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201–202.

^[10] Trotsky responses in Novy Mir, February 16 and March 3, 1917, from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202, 251, note 43.

^[11]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251, note 43.

^[12] Norris quoted in Recht, 175.

^[13]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6, 1917.

^[14] Senator Norris’s stand on the issue would earn him a chapter in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s classic book Profiles in Courage.

^[15] New York World, February 20, 1917.

^[16] New York American, March 2 and 8, 1917.

^[17] Jonas, 117.

^[18] Jonas, 118, 133.

^[19] Forward, March 1, 1917, 1.

^[20] Nedava, 26.

^[21] Jonas, 143–44. Vladeck also gave a second account. In a late 1917 interview, he downplayed the incident, saying that Trotsky had called him personally, not Cahan, asked simply, “Did you write that article?” and “Does the paper stand for it?” When Vladeck said yes, Trotsky said, “Then send me back my last article. I am sorry but I can no longer write for you.” Kirchwey, 4.

^[22] Shub told this story to Nedava in 1969. See Nedava, 26, and 235, note 20.

^[23] Emma Goldman once complained, through a business manager, “To me it seems very strange that you should devote so little space to Emma Goldman’s Jewish lectures when she is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lecturer in Jewish who ever carried on propaganda in American”; her every meeting is crowded and “intensely interesting.” Mother Earth to Vladeck, February 8, 1917, in Vladeck papers.

^[24] Novy Mir articles of March 6, 7, 9, 14, and 20, from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204–5.

^[25]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252, note 50.

^[26] Trotsky, My Life, 275–76.

^[27] Lipsky, 144.

^[28]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