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时代广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章时代广场

　　“我确实是一个祖国情怀淡漠的家伙。我很感激能找到这个国家，她的边界都在向我敞开。”

　　——托洛茨基，1917年1月15日《纽约人民报》，原文德语。

　　好一场欢迎！托洛茨基得到了英王访问的待遇，他们的招待已经不能更好了。托洛茨基从船板跳到码头上，发现自己成了众所瞩目之人——而且是以最佳的瞩目方式。没有人逮捕他，骚扰他，同他争辩，让他日子不好过。没有人质疑他的个人资料、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和文字作品。没有审讯，没有额外检查，也没有监控。警察没有这么做，海关官员们没有，甚至连船上官员，也没有。
　　恰恰相反，他们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他们微笑着，将托洛茨基奉若上宾。一块大洋，造就了多么大的差异！
　　那些天里，一艘跨大西洋班轮常常会引发一场嘉年华狂欢，“蒙谢拉特号”也不例外。哪怕在这样一个冰冻酷寒的周日早晨，人们也跑去观摩轮船、朝乘客挥手。有多少人是特意为了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而来的？看起来有很多。托洛茨基在纽约的朋友早就忙碌起来了。“列夫·托洛茨基今天就要到了！”（LEON TROTZKI KOMMT HEUTE!）当天早晨，《纽约人民报》在头版如是咆哮道。它敦促自己的14000名读者前去一睹“我们饱受迫害的同志”、“英勇同袍战士”的风采。^[1]俄语报纸《新世界》也发出了相同的号召。
　　“蒙谢拉特号”泊岸的那天早上，至少有四家报纸派出记者前去采访。他们寻觅可供采访的名人或政治家，不放过一星半点的流言或是新闻。托洛茨基轻易地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当三名操英语的新闻记者靠近他时，托洛茨基看到有一个人突然跑到他的身边帮助他。此人名唤亚瑟·康科尔斯（Arthur Concors），一位希伯来人保护和移民救助社（HIAS）的资深官员。“HIAS”是一个世所闻名的慈善机构，它负责帮助犹太难民逃离东欧。托洛茨基的纽约朋友中，有一位恰恰认识康科尔斯。显然，正是这位朋友出于个人喜好^﹝*﹞拉来了康科尔斯。他们即刻应变的能力有助于处理一切紧急关头的海关事务，还能对付操英语的新闻人们。
　　康科尔斯知道他接下来的任务：他开始为那些新闻嗅觉灵敏的人们准备今天的所谓“谈话要点”，为一则报道设计一个合适的“爆点”。结果，所有的英语报纸都起了与《纽约时报》相同的大字标题：“惨遭四国驱逐”（EXPELLED FROM FOUR LANDS）。《纽约时报》在第二天早晨的报道说，贫困潦倒的托洛茨基被踢出欧洲，他来这里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宣导和平”。^[2]《纽约论坛报》的说法更具戏剧性：“四个国家用刺刀驱逐了和平宣导者”（WITH BAYONETS FOUR LANDS EXPEL PEACE ADVOCATE）。^[3]第三份报纸——《纽约先驱报》则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托洛茨基在俄国的四年牢狱生活，甚至还提到沙皇的手伸到法国时、托洛茨基与他们的骚扰勇作抗争的事。《纽约呼声报》则记述说，托洛茨基“遭遇追踪，资本主义当局们要对他施以特别报复行动”，现在他则是“身无分文”。^[4]
　　《纽约时报》和《纽约论坛报》都特别点出了托洛茨基的“犹太”作家身份、托洛茨基在俄国和法国编辑“犹太”杂志。那时纽约市生活着150万名读报纸的犹太人，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六家报纸中，绝大多数是以依地语写作。托洛茨基本人从不写依地语，也很少说这种语言，他并非生长于“什特尔”（“shtetl”，一种东欧犹太小村庄），也从未信仰过犹太教。托洛茨基并不讳言他的犹太身份。事实上，他曾大声疾呼反对欧洲人的反犹镇压和屠杀行动，并为此常常担上个人风险。但被问到宗教信仰时，托洛茨基通常简单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是“国际主义者”。
　　这便是托洛茨基留给英语媒体的“爆点”：遭到欧洲独裁者们迫害的和平主义者；反闪米特^﹝1﹞俄国沙皇仇视下的犹太人受害者；要在心地善良的美国寻找避难所。这是一个绝佳的人物情感故事：简单，催人同情，直指人心。
　　遭遇欧洲人霸凌的一名无助“和平主义者”——似乎只有托洛茨基本人对这个标签感到尴尬，这距离他本人意愿中的“革命斗士”自画像还很远。托洛茨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匡正这一标签的机会，至少，他要添上他本人的“爆点”。一位说德语的《纽约人民报》记者前来采访，托洛茨基终于找到了一位他可以用自己语言与之直接沟通的人。更好的事情来了：这位记者管托洛茨基叫“同志”，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用绝佳的幽默作铺垫，托洛茨基很快就和此人交上了朋友，并借此机会向他重新讲述自己前不久和法国、西班牙两国政府的抗争。“你要知道，在法国，作为《我们的言论》编辑，我把自己弄得无处容身，”他告诉记者。“坦白讲，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战争贩子之间的激烈对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托洛茨基坚称，不是其他人，正是他挑起了这场冲突。^[5]
　　“托洛茨基同志的到来，让美国得到了一名坚定的国际革命战士，”《新世界》报也在采访托洛茨基之后如是报道。^[6]这也是该刊物对他的期许：战士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想必已对这整个热闹场景大感惊艳。这些报纸捧场团们确实是在倾听他，并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说辞。托洛茨基的朋友们干得漂亮：仅仅两天之内，纽约至少有六家报纸就将宣布托洛茨基来到这座城市的消息，这些报纸共有超过100万名读者。有两家报纸做了头版新闻，《前进报》和《纽约呼声报》则附上了头版图片。
　　究竟是哪些朋友们安排了纽约的托洛茨基欢迎仪式？新闻报道并未详述，究竟除了亚瑟·康科尔斯以外还有谁跑到了码头。但是，托洛茨基将要花费全天时间和第二天时间和他们握手，抓住他们的肩膀，亲吻他们的面颊，向他们道以应得的感谢。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最终结束时，托洛茨基已经几近虚脱了。他、娜塔丽娅和孩子们从凌晨3点钟开始就一直处于完全清醒之中，孩子们已在不耐烦抱怨了。他们的专家级向导——康科尔斯再一次掌控了局面。康科尔斯抓起他们的行李，叫了一辆出租车，带上他们直奔住宅区。
　　托洛茨基的朋友们已为他们在美国的第一夜预定了一个宾馆房间。为了到达那里，康科尔斯先带着他们穿行下曼哈顿，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巡游了一番。
　　当时的纽约还没有足以令他们绕开滨海南街（South Street）或是无序蔓延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的河滨公路。抵达住处的途中，他们将见到矗立于拥堵街道中央的高架铁路。这是周日的早晨，他们听到教堂钟声，混杂着汽车、马匹和手推车的铃声。透过车窗向外望，他们将看到一幅浮世绘：人性，富裕，贫穷，无家可归，不法商贩和警察，浮华的豪宅，脏乱的住宅，以及所有的高楼大厦。所有这一切都挤成一团，这幅图景混杂而耀眼。托洛茨基想必已从照片上认识了华尔街：这是著名的资本家大本营。他们将在联盟广场（Union Square）路过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这儿可是本市最大的政治殿堂。而在下百老汇路（lower Broadway），他们将目睹那些巨大的商业中心，以及各大带有梅西（Macy’s）、金贝尔（Gimbels）、罗德与泰勒（Lord & Taylor）的商店——女人们在这里搜寻潮品，讨价还价。
　　最终，他们驶过第42街，来到了他们的宾馆——又一处令人大开眼界的奇景。时代广场的阿斯特酒店（Astor House）很容易就让托洛茨基将其与一切曾在巴黎或维也纳见过的奢华物什联系到了一起。这座酒店于1904年开业，进入其拱顶大门，豪华的门厅之上有着无数天花板壁画和水晶吊灯，一间佛兰德式吸烟室，一间庞培式台球桌。拾级而上，迎面而来的是一座草树扶疏的奇异屋顶花园。这里白天奏着钢琴曲，晚上则放着舞曲。身着制服的仆人们负责开门和搬运行李。这座建筑物占据了百老汇第44和第45大街之间的全部街区，它那11层的大楼足足有1000间客房。
　　眼前这番胜景一定令托洛茨基心神激荡不已。是谁选了这么一处精致奢华之地？他们可能会支付房费吗？是否会有一些身份不明的金主付了账单？娜塔丽娅口袋里的500美元现金足以支付这笔房费吗？他们会留下什么吗？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各自的回忆录都对阿斯托酒店只字未提。他们似乎对这次挥霍感到尴尬，这与他们的最新形象不符：为工人阶级代言、受迫害的难民。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待在了那里。托洛茨基在“蒙谢拉特号”的旅客名单上记下了“阿斯托酒店，第42街”，以此作为他在纽约市的第一个落脚点。这里也是托洛茨基在当天的活动地点。
　　托洛茨基步入酒店。在门厅、走廊和房间，欢迎仪式持续着。一排面孔都在介绍自己，这些朋友早就安排好了要在纽约迎接他。托洛茨基向所有人打了招呼，像所有老到的政治家一样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他注意到许多人来自欧洲。1917年的俄国地下社会主义者已有数千人之多，他们遍布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从社会主义运动初起之时，托洛茨基就是一名领军人物。他认识这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也差不多都认识他。
　　比如说，一脸灰色胡须的俄国老人、资深社会主义者列夫·多伊奇（Lev Deutch）。62岁的多伊奇1915年就来到了纽约，并成为《新世界》报最初的编辑之一。远至1875年，他就第一次在俄国北部——甚至在托洛茨基出生以前——多伊奇将他的这番苦行写成了一本书，《西伯利亚的16年》（Sixteen Years in Siberia）。此书在欧洲和美国广为行销，也使多伊奇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俄国人之一。还在伦敦的时候，多伊奇就熟知了作为《火星报》成员之一的托洛茨基。在1903年的著名分裂中，多伊奇加入了托洛茨基这边的孟什维克阵营。和托洛茨基一样，多伊奇也曾返回圣彼得堡、参加了1905年暴动，并和托洛茨基关在同一间监狱里。当铁窗里的多伊奇最终同意不再喊他“年轻人”、而是直呼他的真名时，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划时代时刻。^[7]
　　就在最近，多伊奇以他那标志性的固执辞掉了《新世界》报的工作，起因是一场有关世界大战的论争。现在，多伊奇编辑了一份他本人的小型报纸、立场支持协约国的《自由言论》（Svobodnoye Slovo），并成为《新世界》的竞刊。
　　下面一位是莫伊萨耶·奥尔金（Moissaye Olgin），一位从哥本哈根和维也纳流亡而来的朋友。奥尔金也多次被沙皇逮捕，最终离开了俄国。奥尔金在纽约的落脚处并非《新世界》报，而是本市最大的社会主义者言论机构《前进报》。“我在那里碰到他时，他显得面色憔悴，”奥尔金回忆当天的托洛茨基说。“他已经日趋苍老，脸色尽显疲态。他的话题围绕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他认为，这是屈辱可耻的。”^[8]
　　与这些人的重聚都令托洛茨基兴奋不已。他看到这些过去相交的人仍然健康活跃，并到这里支持他。但是，当天最重要的一次欢迎却是突如其来——对于这位同志，托洛茨基只是在欧洲的时候有过粗浅印象，大战爆发以前也没见过他。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朋友。那么，这让他成为……？一位政敌？一个对头？他也经历过和托洛茨基相似的苦难。挪威曾经逮捕、驱逐过他，两个月前他才刚刚到了纽约，还在找寻他的前路。
　　娜塔丽娅清楚地记得这一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刻显得不甚自在。“布哈林用一个熊抱欢迎我们，”她写道。托洛茨基也补充说，布哈林“用他那标志性的孩子气热忱迎接了我们。”^[9]这里是纽约。他们在这里可以成为朋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ickolai Ivanovich Bukharin）的命运与托洛茨基酷似。布哈林也将在1917年革命之后成为布尔什维克治下的俄国高级领袖人物，《真理报》编辑，共产国际（Comintern）主席，政治局成员，顶尖理论家，后来也是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紧密盟友。像托洛茨基一样，他们也将惨遭斯大林的反噬，面临整肃、折磨，被迫服罪于虚假指控，告发他们心知肚明的清白朋友（包括托洛茨基），并最终被杀害。但这都是后来的遥远事情了。
　　现在是1917年1月，此时的布哈林表现得正如娜塔丽娅所形容的那样，“一名本身就活力四射、有一副开怀畅笑的面庞、颇具感染力、精力过人、幽默动人的交谈者。”^[10]年仅28岁的布哈林秃顶红须，谦恭有礼、笑容满面的他极富人望。布哈林比托洛茨基小10岁，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布哈林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在沙俄政府做了一名文官，他培养了儿子对自然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文学艺术的广泛兴趣。
　　1905年，反沙皇的抗议在全俄烈火燎原。当时还是莫斯科大学学生的布哈林就已加入了地下社会主义运动，不到16岁的布哈林发现自己深深沉浸于兴奋之中。民众大集会、合唱《马赛曲》、为豪言壮语欢呼都令布哈林心潮澎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段经历将他塑造成了一只“飞蛾”，并最终“成就”了他革命者的身份。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布哈林追随着这场运动的产物——一名“奇理斯玛”气质的领袖、圣彼得堡苏维埃首脑、曾在审讯时反唇相讥沙皇法官的那个人——托洛茨基。
　　1910年，布哈林已经晋升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这使他成了沙皇秘密警察的一个目标。布哈林被捕，在狱中度过六个月后被流放西伯利亚。和托洛茨基一样，布哈林逃脱了。他去了德国汉诺威。一年之后，布哈林如约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杰出的列宁会见。当时列宁正住在克拉科夫。
　　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回忆丈夫和布哈林的初晤时说，他们有“一番长长的对谈”。^[11]但是，列宁和他新追随者之间触碰到了一处痛点。布哈林认为，列宁信任的一名莫斯科警察内线已经背叛了他，这位布尔什维克委员名叫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这位马林诺夫斯基曾一度在党内飞黄腾达，他领导过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并在沙俄杜马（Duma，或者叫议会）中代表他们。列宁将马林诺夫斯基视为朋友，对布哈林的指控怒不可遏。列宁后来指控布哈林本人，说他“轻信谣传”。^[12]
　　事实最终证明，布哈林在马林诺夫斯基这件事上是对的。1917年后的布尔什维克法庭将判处马林诺夫斯基警察的间谍罪，并将其枪决。尽管如此，现在的布哈林仍在克拉科夫待了几个星期，为列宁最新的杂志供稿，他也成了这个圈子的固定成员。
　　克拉科夫之后，布哈林到了奥地利维也纳，在那里同一位莫斯科流亡同道娜杰日达·米哈伊洛芙娜·鲁基娜（Nadezhda Mikhailovna Lukina）结婚。他们安家的地点离托洛茨基一家不远，但两对夫妇从未热络。应列宁的要求，布哈林也帮助了另一名年轻的列宁门徒——一位刚刚开始自称为柯巴·斯大林（Koba Stalin）的格鲁吉亚年轻人。列宁刚刚派斯大林前往维也纳，作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的论文。鉴于斯大林不会说德语，布哈林便担任了他的翻译和学术指导。
　　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哈林离开了维也纳。他先是到了瑞士，在那里尝试开办一家独立布尔什维克杂志，但列宁表示反对。1915年，布哈林到了瑞典——这里是沟通俄国和外部世界的关键孔道。布哈林在这里写下了他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Imperalism and World Economy），作为他在维也纳完成的《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的补充。但是，布哈林和列宁之间的关系仍在恶化之中。
　　布哈林每一回树立“独立性”的尝试都遭到了列宁的驳回。当布哈林请求将他和他的瑞典团队任命为一个“特殊委员会”、以便同俄国国内的同道们联络时，列宁忿忿地斥责了其不忠，并彻底禁止他们再同俄国国内有任何进一步的直接联系。布哈林和朋友们为此抱怨，列宁则指控他们有一种“反党倾向”，并将布哈林本人称为“政治上不坚定”，“有半无政府主义思想”。^[13]布哈林也在民族主义的地位、公民自决等意识形态议题上与列宁争辩不休
　　就连列宁的盟友、远在俄国的亚历山大·什里亚普诺科夫（Alexander Shliapnokov）也哀叹道，“双方都开始在展现狭隘。”^[14]
　　瑞典警方于1916年4月逮捕了布哈林，罪名是其反战活动。布哈林随即被流放到挪威克里斯蒂安尼娅（1924年改名为奥斯陆）。一位德国特工曾尝试将布哈林卷入到一场间谍密谋之中，这激怒了瑞典当局。压垮列宁和布哈林之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916年9月到来了：列宁拒斥了一篇布哈林为他准备的文章，并认为其“大谬不然”（decidedly incorrect）。^[15]随着论争升级，列宁向季诺维也夫（Zinoviev）抱怨说，“我现在对布哈林的恶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无法提笔写作。”^[16]
　　此时布哈林的行事也很够呛。他也向季诺维也夫抱怨说，“您只是不想让我与您合作罢了。不必担心，我不会再烦人了。”布哈林写道，对列宁本人而言，他对布哈林的仇视已经造成了如下谣言：“我被踢出来了，因为‘列宁同志您无法容忍任何其他有头脑的人。’”^[17]布哈林决定和列宁保持距离，他订了前往美国的船票。他的传记作者斯蒂芬·科亨（Stephen Cohen）总结说：“他同列宁之间关系的恶化大概是一个主要因素。”^[18]
　　但是，尽管有这些纷争，布哈林和列宁从未断了联系。他们成功地让两人之间的大门保持敞开。离开欧洲之前，布哈林在一封动情的信件中向列宁吐露了他的心声：“我请求一件事，任何程度：如果您要争辩什么的，也请保留正常的语调，不必强引冲突。这将对我极为痛苦。这痛苦超过我的承受力度，它甚至将使我们在未来的齐心协力变得不可能。我对您保有无上的敬重，将您视为我的革命导师，爱您。”^[19]列宁的回信很和蔼，他告诉自己的年轻门徒说，“我们都极为珍视您。”^[20]两人持续着书信往来。列宁要求布哈林在纽约建立新据点，为革命事业筹款，并找到英语出版商，出版列宁的文章。^[21]
　　抵达纽约的最初几个夜晚，布哈林夫妇睡在一名朋友的沙发上。紧接着，布哈林便开始了他在《新世界》编辑的新职务。
　　与托洛茨基在纽约市面对面相逢，布哈林似乎快乐得忘记了政治。显然在见面的第一天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只字不提他们各自和列宁之间的不快情事。恰恰相反，布哈林在纽约市找到了什么——他觉得，这一定是身为欧洲第一流社会主义作家的托洛茨基所看重的。这不是剧院，不是摩天大楼；不是地铁，也不是电影院，更不是那些昂贵的商店。取而代之的是，“当他（布哈林）满怀热情地向我们谈到一家公共图书馆时，我们兴奋得难以下船。这座图书馆很晚才闭馆，他提议立即带我们去领略一下，”娜塔丽娅回忆说。“大约晚上9点，我们还得走一段长路，前去敬仰布哈林的大发现。”^[22]
　　从阿斯托酒店的前门厅出来，可以直通时代广场（Times Square）。纽约人以其南侧的《纽约时报》公司建筑物命名这座宽阔、有五座大楼之长的十字路口地带。《纽约时报》大楼又是一个庞然大物：这座“摩天大楼”有400英尺之高，共25层。这座广场已经成为纽约剧院的中心。巨幅广告海报遮天蔽日，但托洛茨基却很难领略这炫目的色彩和大号英文字母：阿尔·乔森？齐格菲女郎？科汉？布哈林只有5英尺高，比娜塔丽娅和托洛茨基都要矮半头。他领着托洛茨基夫妇穿越拥挤的人流，在人行道上一路向南。人们刚从一场秀、一座餐馆或是一场音乐会中出来，他们笑着，唱着，交谈着，喧闹人声和车马之声在街道上互不相让。他们在第42街移步向右，进入一条高楼之间的窄巷。阵阵寒风穿巷而入、直吹人脸，刮得他们颤栗不已。在下一个街区，他们从一座异形怪状的建筑下走过——这便是第六大道高架铁路。这条铁路的金属支架拦住了人行道，阻塞了交通，遮蔽了街灯。火车在头顶上驶过时，他们的牙齿咯咯作响。尽管，至少那些吐着黑烟的煤蒸汽机车最近已经退役，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电车。
　　他们走过第六大道。一边是巨大的“竞技场剧院”（Hippodrome Theater），本周焦点是一场大型冰上芭蕾舞会，有超过一千名滑冰者参与表演；另一边是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里面充斥着棚屋和临时板房。在第五大道，布哈林带着他们转过一个街角，来到一座巍峨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之前。仅仅数年之前的1911年，这座奇迹才开始对外开放。两尊白色大理石狮子分立左右，守护着前门入口。抬头只见一块石板，上面刻着“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几个大字。
　　布哈林深知，托洛茨基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他们二人都有一种和政治热忱一样炽烈的求知热忱，今人或将称之为“书呆子”、“死脑筋”或“极客”。他们每到访一座欧洲首都，图书馆一定是头一批去处：维也纳，巴黎，马德里，或哥本哈根。从少年时代起托洛茨基就酷爱图书馆，他在尼古拉耶夫第一次系狱时就将监狱图书馆辟为聊以慰藉之地。作为写作者，他们渴望在一排排藏书架里做旷日持久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那个还没有电视、收音机、有声电影或是互联网成为干扰物的时代。
　　布哈林带着托洛茨基夫妇进入图书馆，他们沿着大理石楼梯拾级而上，直至建筑物的顶层。穿过一个小型门厅，他们来到了图书馆的主阅读室。这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华丽壮阔。它几乎有300英尺长、77英尺宽，比他们刚刚横渡重洋搭乘的“蒙谢拉特号”整条船还要大。阳光流泻而入，照出天花板壁画和室内雕塑。还有书籍！图书馆绵延75英里之长的书架藏有100万册图书，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报纸、杂志！！为所有人！！免费阅读！！来了就能读书！！哪怕到了午夜！！哪怕在周日晚上！！
　　作为社会主义者，不论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都没有丝毫意识到，这座图书馆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丰碑：它的大部分建设资金源于三名美国巨富：地产大亨约翰·雅各·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企业律师萨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特别是那位工人阶级普遍痛诋的公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没关系。对俄国人而言，这里就将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
　　他们并没有待很久。回阿斯托酒店的脚程只有五个街区那么远，但在这样一个酷寒冷冻的夜里，这段路程却似乎无穷无尽。“回去的路上，我们开始去了解纽约人那疲累的面孔，”娜塔丽娅回忆说。^[23]漫步于时代广场的人们可以全然忘记：大洋彼岸仍在惨烈厮杀着一场世界大战。
　　当晚的某些时分，布哈林告诉了托洛茨基一些别的事情：一支意志坚定的小型美国左翼团体筹划在第二天晚上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他们雄心勃勃，其志不小：改变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他们已经要求布哈林与会。当然了，布哈林也告知他的新朋友，这些人想要聆听来自杰出的托洛茨基的声音。这场会议将在一位著名美国社会主义者、德语报纸《纽约人民报》（New York Volkszeitung）编辑的家中以晚餐形式召开。他的名字叫路德维希·洛尔（Ludwig Lore）。托洛茨基必须得去。
　　布哈林接着说，要到达那里的话，他们得冒险离开曼哈顿岛，穿过东河，进入一个通常不为游客或访客所知的区域。这里叫布鲁克林（Brooklyn）。

^﹝*﹞ HIAS的档案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它参与了这次迎接活动；在它卷帙浩繁的移民名单里也没有一处提到托洛茨基（任意一种拼写）。显而易见，康科尔斯是单独行动。联系康科尔斯的人极有可能是《新世界》的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他一度为HIAS工作。

^﹝1﹞ “anti-Semitic”（反闪米特）是指歧视、对抗闪族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学说或行动，下同。

^[1]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January 14, 1917.

^[2]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917.

^[3] New York Tribune, January 15, 1916.

^[4] New York Call, December 2, 1016

^[5]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January 14, 1917.

^[6] Novy Mir, January 15, 1917.

^[7] Trotsky, My Life, 185.

^[8] Trotsky, Our Revolution, 8.

^[9] Trotsky, My Life, 273.

^[10] Serge and Trotsky, 30.

^[11] Krupskaya, in Cohen, Bukharin, 18.

^[12] Cohen, Bukharin, 18.

^[13] Cohen, Bukharin, 37.

^[14] Gankin and Fisher, 249.

^[15] Cohen, Bukharin, 39.

^[16] Cohen, Bukharin, 38.

^[17] Cohen, Bukharin, 40.

^[18] Ibid.

^[19] Gankin and Fisher, 217.

^[20] Cohen, Bukharin, 41.

^[21] Gankin and Fisher, 568.

^[22] Serge and Trotsky, 30.

^[23]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