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一幕：前夜


第一章 蒙谢拉特


　　“1月13日，周日：我们正在靠近纽约。凌晨3点时分，全船皆醒，我们泊岸。黑暗，寒冷，多风，淫雨。陆地上,只见一排湿漉漉的建筑。新世界！”[1]

——搭乘轮船“蒙谢拉特号”抵达美国的托洛茨基



　　1917年1月13日，周六夜：


　　托洛茨基乘船进入港口的那天夜里，纽约奏响了音乐。这曲音乐与托洛茨基和他的船只都没什么关系。这里是纽约，如是而已。
　　当晚，位处西42大街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上演了齐格菲歌舞剧（Ziegfeld Follies）。这幕《乡村姑娘》（Country Girl）歌舞剧有60名“齐格菲女郎”（Ziegfeld Girls）出演。这些姑娘明眸粉颊、双腿修长，她们像加勒比鸟儿一样又唱又跳，和着一支马林巴乐队的节奏踢踏着双脚。这份演出名单上还有：塞内加尔杂技演员，新潮歌唱家艾迪·康托尔（Eddie Cantor），古灵精怪的芳妮·布莱斯（Fannie Brice），以及炫示着牛仔绳索魔术的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
　　1917年，百老汇正在享受着它的黄金时代。仅仅在几个街区之外，18岁的天才音乐家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正在指挥管弦乐队为滑稽剧《1917小姐》（Miss 1917）伴奏——这部新剧上演了杰罗姆·科恩（Jerome Kern）的最新原创歌曲，包括“在从前夏日好时光”（In the Good Old Summertime）和“蒂娜”（Dina）。乔治·M.科汉（George M.Cohan）是百老汇的“胜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他让阵阵爆笑声从剧院传出，横穿街巷。科汉最新的作品是《基德船长》（Captain Kidd），一部滑稽戏剧——在老科德角（Cape Cod），三个人生地不熟的家伙像没头苍蝇一样寻找失落的海盗财宝，却落得个尴尬收场。在第51大街的“冬季花园”（Winter Garden）剧院，阿尔·乔森（Al Jolson）则上演着他那感伤动人（schmaltzy）的滑稽剧，混以拉格泰姆音乐、舞蹈和喜剧小品，这比《爵士歌唱家》（The Jazz Singer）要早了10年。
　　你无法抵挡曼哈顿歌剧院（Manhattan Opera House）现场上演的大制作《宾虚》（Ben Hur）那恢弘壮观的场景：350名演员和50匹马共享一个大舞台。而位处哥伦布转盘广场（Columbus Circle）的雷森韦伯餐馆（Reisenweber’s Restaurant），最初的南方爵士乐团（Dixieland Band）拥有着一名滑稽扮相（“那不是一根香蕉，而是我的鼻子”）、蛙鸣般低沉嗓音的钢琴手吉米·杜兰特（Jimmy Durante），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声音占据了这座房子。他们管这个叫“爵士”（Jazz）。
　　再深入闹市区，歌舞杂耍表演吸引着大批受众，观者如堵。表演者类型众多，包括杂技演员、音乐家、魔术师，马戏动物，喜剧演员等。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或是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这样的默默无闻之人因此而声名鹊起。
　　这些艺术门类之外还有卡内基音乐厅的钢琴奏鸣曲，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剧和芭蕾舞。不过，艺术活动在全部纽约移民区中的分布并不均匀。
　　1917年的纽约街区密集、膨胀，它们听起来、闻起来就像是一片片外国领土，每一片移民区都拥有它们自己的音乐。在1917年，差不多200万纽约人来自大西洋彼岸：480000俄国人，340000意大利人，145000波兰人，200000德国人，以及200000爱尔兰人。犹太人占据着东欧移民中的大多数，算上他们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子孙们，其人口超过了100万。纽约下东区、德国镇、小意大利、小俄罗斯和小波兰都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读他们自己的报纸，并沉溺在他们自己的酒吧和咖啡馆里。依地语（Yiddish）报纸《犹太前进日报》（Jewish Daily Forward, פֿאָרווערטס）发行量超过200000张，甚至可与《纽约时报》竞争。
　　第二大道的下第10街则属于依地语剧院：凯塞勒（Kessler）剧院在第2大街，托马舍夫基（Thomashevfky）剧院则在休斯顿街，不一而足。仅仅数街区以外，居民构成便已改变，并让位给了德国啤酒屋、波尔卡舞厅，爱尔兰酒吧，以及意大利餐馆（trattorias），它们一个比一个热闹，一个比一个吵杂。
　　此时此刻，在地球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像纽约这样的城市。欧洲，当然没有。1917年1月的欧洲仍旧深陷在一个凌迟般痛苦的地狱之中。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第3个年头，其所杀死的士兵和平民总计已经超过了1000万。法国和英国，俄国和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每个国家都将失去一百万、或者更多的青年男性，每个国家也都在杀戮和死亡的方式上推陈出新：毒气，火焰喷射器，爆破弹，潜水艇鱼雷，壕沟战，饥馑，疾病。巴黎，伦敦，维也纳，欧洲的大城市均陷入灰暗，挤满了人数剧增的寡妇，要么笼罩于饥饿之中，要么落得个军法统治。
　　但是，美国得以幸免，纽约得以幸免，在这里音乐响彻。仅仅两个月前，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伍德罗·威尔逊，使其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很大程度上这恰好可用如下标语解释，“他使我们远离战争。”同时，美国凭借出借贷款、售卖武器给交战国而大蒙其利，特别是和协约国各国：英国，法国和俄国。
　　是的，这场战争造成了一些麻烦。一些美国人预计，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同德国的战争之中。这些人在纽约游行，敦促政府早作准备：更强大的美军，更完备的军事训练。德国潜艇在公海击沉船只，美国人也愈加发现：他们成了德国人的目标。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国潜艇向挂英国旗的皇家邮轮“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发射了两枚鱼雷，这艘丘纳德班轮上共有近2000名乘客和船员。邮轮惨遭击沉，1198人遇难，其中便有128名美国人。抗议爆发了，但从未抵达引爆点。总之，“露西塔尼亚号”毕竟在船舱里携带了弹药，击沉它符合战争规则，合情合理：至少德国人就是这么声辩的。这次沉没事件之后，德国就下令其潜艇不得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袭击客轮。至少到目前为止，德国人大致遵循了这条命令。
　　同样令美国人神经兮兮的还有大型爆炸事件——自1914年以来至少已有40起。随着美国工厂制造大批量武器弹药（绝大多数为英法两国），事故也蔓延开来。迄今为止有超过60人在这类事件中丧生，每一次爆炸事故也引发了对“蓄意破坏”的讨论。[2]就在这个周末，新泽西州哈斯克尔（Haskell）的一家杜邦弹药厂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约21人死亡，150间房屋遭到摧毁，有5个州的窗户均遭破坏。
　　不过，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找不到加入欧洲战争的理由。德国如何设法越过大洋袭击美国？这个想法听起来就幼稚。就在数周之前的1916年12月18日，威尔逊总统还曾再一次照会欧洲诸交战国，要求他们停止杀戮、列出各自的和平对话条件。美国人为之鼓掌。但是，这番姿态在欧洲人那里只不过是一番指指点点罢了。
　　美国的和平不仅仅保护着音乐和财富，她还庇佑着自由（freedom）。1917年初的美国绝没有俄国式的秘密警察和国内间谍，也没有法国或英国式的审查机构。许多纽约人（特别是移民）在战争中公开支持德国，但没有人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大都会剧院可以用德语上演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歌”（Der Ring des Nibelungen），也无人责难他们。在纽约，每天晚上你都有可能被库珀联盟学院（Cooper Union）或是贝多芬礼堂（Beethoven）的人拦下，邀请你聆听演讲：或是像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像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或是像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这样的节育活动家，又或是伊利亚·托尔斯泰（Ilya Tolstoy）这样的和平主义者——这位俄国伟大小说家之子那时正在美国发表演讲。美国国会有一名社会主义者议员。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不加节制地嘲弄政治家们。
　　还有漫天盖地的报纸。每一天，纽约报纸的发行量都达到数百万张。大型平床印刷机飞速运转，以十数种语言印刷、倾吐着这些报纸。报纸上常常充斥着卡通漫画、时尚、体育和社会新闻，其中发行量最大的要数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旗下的《纽约美国人》（New York American，原名《新闻晨报》）和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这两家报纸轮番竞争最高发行量的宝座，但报摊上也挤满了竞争者：《泰晤士报》（Times），《论坛报》（Tribune），《太阳报》（the Sun），《先驱报》（the Herald）,《环球报》（the Globe），《呼声报》（the Call），每份报纸都有其忠实读者。此外，还有《麦克卢尔》（McClure）和《展望》（The Outlook）这样的周报。纽约市面上发行的日报语种繁多：4份俄语，6份依地语，3份德语，其它语种的则更多。
　　1917年1月13日，周六晚。众声喧哗之中，甚少有人得知列夫·托洛茨基的到来。在一些社交圈里，托洛茨基堪称名人。一份在格林威治镇发行、名唤《新世界》（Novy Mir）的俄语小报自豪地吹嘘着它同一个小型俄国左派国际团体的关系，这个团体自称为“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或是“孟什维克”（Mensheviks）——这要取决于当周控制编辑桌的是哪一派。这份报纸宣称托洛茨基是他们自己人，并在头版宣告了他的旅行行程。其它一些社会主义者报纸转载了这则新闻。
　　但是，这些对托洛茨基感兴趣的社交圈几乎整个都淹没在纽约市的移民区之内。此外，几乎没有北美居民听说过托洛茨基，特别是在哈德逊河彼岸。他们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姓名、面容，或是他在世界的栖身之所。除了港口检察院，没有人注意到托洛茨基的船只当晚驶入了纽约港。恰恰相反，纽约享受着她的音乐、川流不息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店、热闹的剧院、稠密的公寓，以及她那繁忙的教堂和犹太会堂、血汗工厂、地铁，她的拳击赛、赛马和溜冰。纽约人的生活多姿多彩，千人千面。

　　回到“蒙谢拉特号”甲板。看上去，托洛茨基一家和任何一个可敬、美好的年轻家庭并无不同。身为父亲的托洛茨基西装笔挺、领带整洁，夹鼻眼镜（pince-nez）和修剪齐整的胡须都使他形象上佳。“托洛茨基是个年轻人，”这是那个时候报纸对他的典型描述，“英逸挺拔，体格健美，貌秀神俊。”[3]碰到托洛茨基的人，多将关注点聚焦于他无时不在的眼镜之下那犀利深邃的双眼，以及他常常主宰谈话的沉重鼻音——有人形容其为“演说间歇泉”（geyser of speech）。[4]
　　托洛茨基身边这个有魅力的女人叫娜塔丽娅·塞多娃（Natalya Sedova）。她比托洛茨基矮几英寸，有着暗色的头发，大大的双眼、入时的外套。两个幼子——11岁的列夫（也叫利奥瓦）和9岁的谢尔盖（Sergei）。眼前这些衣着光鲜、彬彬有礼、在甲板上来回踱步的人背后的真相，谁能想到？他们看上去并不像激进者或麻烦制造者。他们的举止也不像是从五个不同国家流亡、或遭驱逐而出的革命家：俄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但是，他们确实是。
　　“蒙谢拉特号”在巴塞罗那启程时，船员们曾要求登船的340名旅客申报他们的姓名和来历，以备官方证明之用。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而言，这种情况需要事先设计、完好演练一番，用别出心裁的演技避免麻烦。
　　被问到名字时，托洛茨基自称“兹拉茨基”（Zratzky）——也许是听不清俄国口音[5]，但至少船员是这么写的。在被问到身份时，托洛茨基回答说，“作家”。最后这个答案货真价实。10年前离开俄国时，托洛茨基曾经以编辑俄语小报、印发小册子、撰写政治评论为生。事实上，托洛茨基的作品曾为他赢得欧洲范围内的声誉，尤其是他在法国和巴尔干前线的战时报道。托洛茨基告诉船员，他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绝不是多配偶主义者，也从未在救济院待过。是的，他可以读和写。是的，他出生在俄国一座名唤雅诺夫斯卡（Yanofska）的小镇边上，他的父亲在那里拥有一座农场。是的，他有着健康的体魄，并非畸形也未曾残废，并没有什么标志性的胎记。以上千真万确。
　　直到船员询问他“是否入狱过”这个问题之前，他都没撒什么大谎。入狱成就了托洛茨基的一部分名声，这是托洛茨基的名片。年仅18岁时托洛茨基就遭沙皇警察逮捕，初次入狱。他在父亲的农场长大，家人曾送他去黑海岸边的敖德萨（Odessa）上学。在那里，托洛茨基对地下政治一见倾心。毕业后，他来到临近的小镇尼古拉耶夫（Nikolaev），并在那里协助组织了一个工会联盟。警察最终取缔了这个联盟，并将大约200名领袖和成员们逮捕，其中就有年轻的托洛茨基。这些人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四年。托洛茨基在两年之后就逃了出来：他藏在一辆运草马车里，用一个假名穿越了国界，随即离开俄国，加入了海外的社会主义运动。
　　1905年末，托洛茨基再次被捕。这一回，居住在瑞士的托洛茨基早已是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作家。听到圣彼得堡“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的消息后，他悄悄潜回俄国。沙俄士兵们在血腥星期日开枪打死了近千名和平抗议者，这次事件引爆了俄国各地的抗议行动。托洛茨基来到圣彼得堡，酝酿、组织暴动。最终，他领导了彼得格勒工人联合会（苏维埃）与沙俄政权的斗争。警察又一次镇压了起义、逮捕了参与者。这一回，托洛茨基将公开审判——对52名工人领袖的集体审判——变成了谴责沙俄政府的讲坛。这次审判使托洛茨基成了一名全国性人物，他也第二次被判刑，再次流放西伯利亚。又一次，托洛茨基逃脱了。他藏在一辆驯鹿雪橇中，穿越近1000英里的西伯利亚冻土荒原，逃出生天。
　　这两次囚禁均发生在遥远的过去：1901年和1906年，远在托洛茨基成长为一名顶尖记者之前。但是，托洛茨基也有更近的入狱经历。就在过去两个月里，他曾经在巴黎北部，并在西班牙入狱。无论在俄国、法国，还是德国，托洛茨基都一直被捕。但是，那天在“蒙谢拉特号”轮船的船员们面前，托洛茨基对所有入狱经历都只字不提。迄今为止，一切美好。
　　娜塔丽娅第二个出场。被问到姓名时，她报上了“娜塔丽娅·塞多娃”以为官方记录。船员们将她的名字登记在托洛茨基下面。但娜塔丽娅随即改了主意，她让船员划掉“塞多娃”，并用一个“同上”的符号代替，上接托洛茨基的“兹拉茨基”。娜塔丽娅还将她的身份登记为“他的配偶”——这同样是一个谎言。
　　一开始，事实上“塞多娃”才是她的真名。这个名字源于她的父亲，临近哈尔科夫的一位富有工厂经理。尽管，娜塔丽娅还是一名8岁小女孩时就已父母双亡。是的，娜塔丽娅是托洛茨基两个幼子的母亲，也是他过去15年来的伴侣。但是，他们并未结婚。托洛茨基还有一名仍然生活在俄国国内的妻子，他也并没有与之离婚。托洛茨基和这名首任妻子生下了两个女儿，他们自幼青梅竹马。1898年在尼古拉耶夫工会遭镇压时，她作为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同志一起被捕。他们在狱中等待判决时结婚，两个女儿也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相继出生。1902年托洛茨基逃出西伯利亚后，将妻女三人留在了国内。
　　娜塔丽娅当然知道托洛茨基的上一段婚姻。那一年（1902）的稍晚时候，她与托洛茨基在巴黎相遇。身处巴黎的娜塔丽娅是一名留学生，她参加了当地由年轻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组成的社团。一天，一位派头十足、名叫列夫·达维多维奇（Levidovich）的年轻演说家前去拜访他们。这位演说家谈到了他不久前在西伯利亚的传奇历险故事，以及他在俄国英勇无畏的煽动工作，使年仅20岁的娜塔丽娅为之倾倒。正如她后来解释说的，“有一天，事情就那么发生了：我们两人在蒙帕纳斯公墓，面对波德莱尔墓，站在一起……从那一刻起，我们的生命便不可分离了。”[6]婚姻与否，已经不重要了。托洛茨基成了娜塔丽娅事实上的丈夫——如果不是法律上的话。
　　娜塔丽娅再一次撒谎——她告诉船员，自己从未入狱。但这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小谎言罢了。娜塔丽娅仅仅有过一次入狱经历。11年前的1905年，沙俄警察曾经逮捕了她，罪名是出席了圣彼得堡附近的非法五一节工人集会。法官判处娜塔丽娅6个月监禁，服刑地点是附近的“羁押监狱”（Dom Predvaritelnogo Zakluchenyo）。后来娜塔丽娅评价说，“一座非常美好的监狱”（un tres bon prison），这里有电灯，每位囚犯都有独立囚室。[7]多年以后，她依旧留有对这座监狱女典狱长柔声命令的温暖记忆：“您的浴室好了，塞多娃夫人”。[8]
　　娜塔丽娅和托洛茨基都在登记生日时撒了谎，他们在记录上留下的出生日期都要比实际年龄（37岁、34岁）小10岁。他们的孩子也在姓名上撒了谎，分别自称为“列夫·兹拉茨基”和“谢尔盖·兹拉茨基”。事实上，两个孩子都没有使用他们父亲的姓，而是双双采用了他们母亲的姓“塞多夫”。
　　对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们而言，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许多年以来，他和娜塔丽娅周游各国，常常使用假身份和伪造文书以躲避警察，潜行偷越于诸国边界。许多俄国激进者们都使用假名。“他们工作的特殊性质迫使他们隐姓埋名，”一位同时人如是说。[9] “我估计，我自己有过15个或20个名字，”还有人这么说。“有时，一位同志会来找我，用某个假名喊我。我必须先想一想，才能确定这是我的曾用名。”[10]
　　托洛茨基本人并不是真的就叫“托洛茨基”（Trotsky）或是“托洛兹基”（Trotzki），也不叫“兹拉茨基”（Zratsky），更不是他曾自称的“李沃夫”（Lvov）、“雅诺夫斯基”（Yanofsky）、“韦肯迪耶夫”（Vikentiev）或是“阿布沃夫”（Arbuvov）。[11]他的真实姓氏“布朗施泰因”（Bronstein）已经有15年没有用过了。1902年第一次从西伯利亚逃脱期间，他选用了“托洛茨基”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属于一名狱卒。
　　现在，托洛茨基一家正好有必要让“蒙谢拉特号”轮船上的船员们满意，也有必要让验看这艘船官方记录的美国海关官员们满意。文书上的托洛茨基一家和任何一个正常、美好的家庭并无不同。没有问题，没有麻烦。
　　“蒙谢拉特号”是一艘老船。它的煤动力蒸汽机拖动着这艘4377吨级的船体，像一艘老旧货船一样行进在水面上。它设计的最高航速是14节，但常常远不及此。从巴塞罗那到纽约，这艘船花了17天才穿越大洋。在那个月里，大西洋上风暴肆虐，汹涌的海面和冰冷的暴风让船只摇摇晃晃，乘客们得了晕船病，水米不思。对于甲板下的三等舱乘客而言，恶心呕吐和污浊空气都让舱内恶臭无法忍受。托洛茨基抱怨说，他将这艘船称之为“讨厌的西班牙小舟”，这艘船“竭尽所能地提醒我们人类生命的脆弱”，并且在实践着他所说的“运输野蛮主义”。[12]
　　雪上加霜的是，德国潜艇就出没在这片西班牙外海水域。“蒙谢拉特号”启航的三个星期之前，它们就曾击沉了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科伦娜号”和“哥伦比亚人号”；以及一艘挂意大利旗的“巴勒莫号”。“巴勒莫号”上载有52名美国人，以及共计2000头的马和骡子。“巴勒莫号”的两名船员分别叫做弗兰克·卡尼（Frank Carney）和丹·奥康纳（Dan O’Connor），他们搭便车上了“蒙谢拉特号”，回纽约老家。在船上，他们饶有兴致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们描述说，德国人在他们熟睡时袭击了“巴勒莫号”，用鱼雷和火炮击沉了这艘船。他们随后靠着小救生艇，在茫茫画面上划行了25英里才最终获救。[13]一名美国驯马师在这次事故中丧生。
　　听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描绘出一幅画面：神经兮兮的“蒙谢拉特号”乘客们惶惶不可终日，在海平面上搜寻着潜望镜。通常而言， “蒙谢拉特号”会在其横穿大西洋的旅程中载上1200位乘客和80名船员，这其中还包括1000位困居三等舱的贫民。但是这一回，战争和冬季让绝大多数舱室都空空如也。整艘船现在只载上了将将400人，其中还包括了船员。
　　若说“享受漫游”，那么托洛茨基的两个幼子——列夫和谢尔盖似乎是这个家庭里仅有的两位。他们不惧寒风，走出舱室，从船艏跑到船艉，大胆地在“蒙谢拉特号”上探险。他们计算船只的甲板数和舱室数，了解水手和其他乘客们。就像任何别处的孩子们一样，海洋，船只发动机，巨耸的烟囱，海鸟和海鱼，咸咸的气息，奔腾的浪花，这一切都使他们目眩神迷。
　　孩子们并不会说西班牙语。作为列夫·托洛茨基的儿子，他们不寻常的语言技能也展现着这个家庭别具一格的远航历程。他们从父母那儿学会了俄语。1905年圣彼得堡暴动流产之后托洛茨基系狱，哥哥列夫其实是在俄国监狱里孕育的：沙皇警方将托洛茨基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彼得-保罗城堡，等待审判。在一次夫妻探监后，娜塔丽娅怀上了列夫。俄国法庭判处托洛茨基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之后，娜塔丽娅独自待在圣彼得堡生产。托洛茨基逃脱之后，一家人很快就在芬兰重新团聚，他接着将家人们都接到了奥地利的安全之地。结果在1908年，谢尔盖出生于维也纳。兄弟二人随着父亲一起流亡不定，在维也纳和巴黎都上过公立学校，学了点法语和德语。
　　“蒙谢拉特号”上的西班牙水手们享受同托洛茨基幼子们嬉戏的时光，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用俚语和手势语言沟通。一天，兄弟二人向父母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你们知道吗，这位司炉工是个很好的人，”他们还向托洛茨基报告说，“他是一位共和党人。”
　　“一位共和党？”托洛茨基对这个奇怪的术语大为好奇。“你们怎么知道他底细的？”
　　“他们把一切都解释得很详尽。”于是，兄弟二人便将水手们最新教给他们的手势语言学给了父亲。“他说了‘阿方索’（Alfonso）！”这位司炉工向孩子们说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八世的故事，全国的贫民都对这位国王恨之入骨。阿方索已经坐在西班牙王座上32年了。孩子们接着说：“他说了‘阿方索！’并接着来了句‘Poff-Piff’。”谢尔盖和列夫接着用手指在他们的脖子上比划着，就像是用一柄刀砍过人的喉咙一样。
　　孩子们接着说，这就是那些水手们想对阿方索做的事情。[14]
　　“喔，那么他确实是一位共和党人，”托洛茨基笑着说。显而易见，他对孩子们的这些新朋友极表欣悦。娜塔丽娅从他们的一等舱拿了马拉加葡萄和其它一些小食交给孩子们，让他们和友善的水手们分享。[15]
　　他们究竟为何会出现这这艘船上？就在3个月以前，托洛茨基和家人们还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Place d’Italie）附近乌德里街（Rue Oudry）的一间小公寓里。这里视线极好，塞纳河左岸的草树杂花、一座小喷泉都尽收眼底。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托洛茨基便从奥地利来到了法国。他们当时正在奥地利安家，战争迫使他们离开。作为俄国人，他们将被视为外来敌人。德国人做得更绝，他们起诉了托洛茨基，并对其进行缺席审判（absentia），罪证便是他曾经撰写过的反战小册子。托洛茨基被判处不忠罪，德国人威胁在他进入德国时逮捕他。托洛茨基一家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瑞士——这里是许多俄国流亡激进者们的去处，或者，还有法国。
　　托洛茨基试过瑞士，但最后选了法国。他喜爱法国电影、法国小说（他用母语读的），以及法国咖啡馆。托洛茨基最爱的咖啡馆“圆亭”（Café Rotunde）位处蒙马特高地，这里遍布着依靠救济食品和便宜咖啡为生的艺术家、作家。托洛茨基有一群俄国朋友，他们和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领袖们能说得上话，其中还包括一些议员和内阁大臣。在巴黎，托洛茨基协助编辑了一份小型俄语报纸《我们的言论》（Nashe Slovo），这份报纸成为他鼓吹社会主义、反战和反沙皇的言论阵地。
　　法国的军事审查对他时有骚扰，这些骚扰常常是俄国使馆的连声抱怨促成的。不管怎么说，俄国毕竟是法国的战争盟友，托洛茨基的反沙皇文章也令俄国人恼怒不已——特别是那些他安排偷运回国了的那些文章。托洛茨基同审查官们讨价还价，有时它们强迫托洛茨基开一到两版的天窗。但在1915年1月到1916年10月间，托洛茨基的小报生存了足够长的时间，刊登了213篇社论。
　　不仅仅是这些审查官。法国军事情报机构也盯上了托洛茨基，并怀疑他是一位德国拥护者。比如，他们注意到《我们的言论》很少提及德军击沉“露西塔尼亚号”的新闻。1915年，法国军事警察在比利时附近的法军前线壕沟阵地巡视时发现了托洛茨基，那可是一块严禁外国记者进入的区域。军警们追踪托洛茨基，一直到了他在勒阿弗尔（Le Havre）“巴黎人宾馆”（Hotel Parisien）的客房，在那里和他打了个照面，并按计划“立即邀请他离开”、回到巴黎。[16]此后，军警们开始监看他的通信和交游，记下许多从瑞士和俄国寄来的挂号信，也记下了托洛茨基的盛名：他是一名自封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在一份1915年7月的报告中法国人断言，托洛茨基的报纸曾经收过一名罗马尼亚革命家的钱——这位拉科夫斯基（Rakovsky）先生是一名奥地利谍嫌。
　　对法国当局而言，所有这些都使托洛茨基成了一位“从一个国家视角而言堪称嫌疑的外国人”（etranger comme suspect au point de vue national）[17]，这是一个容易招来麻烦的称号。
　　娜塔丽娅的事实丈夫在巴黎周边和前线来回闲逛，她只能留在家中和两个小孩操持家务，在紧缩的战时共度时艰。“我们住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在巴黎市区步行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娜塔丽娅后来写道。“巴黎有太多的黑纱（为那些前线阵亡将士）了，以至于黑色都成了最新潮的时尚；甚至是路人们也穿着黑色。”就他丈夫的报纸而言，娜塔丽娅记述说，维持偿债能力是一项长期要务。“《我们的言论》能够发行要归功于一少部分激进分子的奉献。他们献出了劳动力，也捐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省下来的钱款，”她写道。“购买纸张、支付印刷费用是日常难题。”[18]娜塔丽娅回忆说，她的丈夫常常为了撰写文章熬夜到午夜以后，并在第二天早晨带谢尔盖去上学时把这些文章扔到印刷机上。
　　除却上述这些紧张情事之外，法国当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对托洛茨基听之任之。他们纵容托洛茨基享受咖啡馆、和左派朋友们的相会，以及他的旅行。他们甚至于1915年发给托洛茨基护照，允许他彻底离开法国、前往瑞士。托洛茨基将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出席一场社会主义者的小型会议，这次会议也将给未来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先不说别的，这次会议标志着托洛茨基和他后来主要政敌在1917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大交锋，这位政敌身处流亡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小圈子之内，他就是那位胡须浓密、即将领导俄国革命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利亚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或者叫列宁（Lenin）。

　　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美国人大多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想到一起：他们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密不可分的“联合创始人”，声名远播的共犯。现代俄国人则将他们二人区别看待。他们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托洛茨基另一位政敌约瑟夫·斯大林后来那满手血腥行动的改变。斯大林诽谤中伤托洛茨基，处决了数千名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并将托洛茨基从苏联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抹去。对今天的俄国人而言，托洛茨基更多是一位模糊空洞的人物，公民课本上很难找得到他的身影。
　　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的生命在1917年左右的那些年里变得颇为密不可分，要将两人切割论述几近不可能。但就在他们著名合作之前两年的1915年，列宁-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目睹者面前都一目了然：他们已是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他们却相互看不起。至少，他们是这样表现的。
　　1902年第一次流亡西伯利亚期间，托洛茨基第一次得知了弗拉基米尔·列宁这个人。他读到了列宁的《火星报》（Iskra）和小册子《该做什么！》（What Is to Be Done!）。读到这些小册子的托洛茨基成了列宁的一名追随者。列宁比托洛茨基长9岁，他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新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领袖地位。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既是一份小报，也已是一场运动，他的追随者遍布俄国和欧陆。接受律师训练的列宁曾在沙俄监狱坐牢，也曾和托洛茨基本人一样流放西伯利亚。青少年时代的列宁曾经目睹沙俄警察绞死了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罪名是参与反政府密谋。1915年左右，曾有一位朋友这么形容列宁：“身材高耸，略微倾斜。他有着大而锐利的双眼，性感的嘴巴既大又不对称。他站在讲台上就像是一只‘觅食的猛禽’。”[19]
　　1902年从西伯利亚逃出后，托洛茨基决定，他一定要会会这个列宁，成为他的门徒。如上所说，托洛茨基花了数周时间秘密穿越西伯利亚，到了欧洲。他在一路上一直在会见地下的反沙皇工作者，其中包括在巴黎为期两个月的停留。托洛茨基抵达了伦敦——列宁从事革命行动的地方。直到午夜过后，托洛茨基才最终找到了列宁在临近国王十字车站、赫尔福德广场路10号的公寓。托洛茨基将马车夫晾在路边，不付车资就径直进入了公寓楼。在这个少有注意的晚间时分，并未事先声张的托洛茨基一跃而上，将住宅门敲得一连三次砰砰作响，这可是陌生人到访的信号。列宁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aka Krupskaya）起床应门时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年轻人，他兴奋激动地向她大谈特谈自己的漫漫羁旅。克鲁普斯卡娅叫醒了丈夫，列宁认出了这个陌生人，他就是自己新近听说过的那个年轻作家：“那支笔已经到了！”
　　克鲁普斯卡娅记述了丈夫列宁和这位开朗、杰出、年轻的陌生人托洛茨基之间绽放的友谊。“我留他们两人在一起，然后去对付马车夫、准备咖啡！回来时我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坐在床上同托洛茨基热烈地交谈着，讨论一些颇为抽象的主题。”[20]在此后的几天里，列宁带着托洛茨基在伦敦城区长途散步，向他展示城市风光。“这是他们的西敏寺”，或者“他们的大英博物馆”，他这么告诉托洛茨基。他们谈俄国，谈社会主义，以及列宁的《火星报》计划——不仅是这份杂志，也是这场运动。列宁决定培养这位年轻人的才华，他不顾一些老成员们的反对，延揽托洛茨基进入《火星报》的小型编委会，并指派给他欧洲大陆宣传筹款的使命。
　　然而，年长的列宁和追随者托洛茨基之间蒸蒸日上的关系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便迅速终结了。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两人之间经历了一场争吵。这番争吵是《火星报》和社会民主运动内部重大争吵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回的规模更大，它将使托洛茨基和列宁分属对立阵营：那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著名分裂。
　　这场分裂源自1903年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比利时警方开始骚扰与会代表之后，会场移到了伦敦。正是列宁——他开启了这场列宁式的论争。同样列宁式的还有：列宁赢得了关键票数，并抓住机会自称他们的派别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尽管，党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赞同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坚称，要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只能由一个党派来完成。而这个党派又是由一小部分精英领袖所牢牢控制的，党员只能是积极运动的革命家，他们担纲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角色。不能信任工人们自己完成革命。
　　许多年后，投身其中的布尔什维克们还将给这个概念罩上一层更深远的“灵光”，以此来尊崇列宁。某位党员是这么总结的：这便是“‘强硬’和‘软弱’，‘行动者’和‘空谈者’，‘战士’和‘理论家’之别——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这便是列宁为革命理论提供的巨大精神贡献”。[21]但若将时间拨回1903年，绝大部分人（哪怕是列宁的朋友们）却更多地将之视为一次夺权。
　　在1903年会议上反对列宁的人也是列宁的朋友：《火星报》联合创办人尤利乌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另一位俄国流亡者。更具书生气、说话更轻柔的马尔托夫提出了相反论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运动并无不同。唯有在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大众运动支持之下，社会主义才能成功。马尔托夫的派别开始以“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之名著称。尽管，有更多的人站在他们这边。
　　托洛茨基参加了1903年的这次会议。令列宁懊丧不已的是，他公正地站到了马尔托夫一边。当时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等朋友们共享一间伦敦公寓，他痛痛快快地动用手中利笔为本方辩护。托洛茨基将列宁的整个计划讥嘲为“对普罗大众的专政”，而非列宁阵营高高标举的“人民民主专政”[22]——这是列宁集中权力的顶点，列宁是一名自封的独裁者。
　　这次论争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造成的伤口从未愈合。1915年，他们之间的对抗已经备受瞩目，似将成为俄国流亡者政治中的保留剧目。这场对抗包括直呼其名、相互指责。具体而言有：托洛茨基曾称列宁为一名“可怕的自我中心者”，一名“吵架大师”、“职业剥削者”，汲汲营营于权力买卖和“口角”之中。[23]列宁阵营则称托洛茨基为“无赖”、“叛徒”，“常常逃避、扯谎、装腔作势”。托洛茨基的观点“空洞无物，没有原则”，他的文章则充斥着“自吹自擂的套语”，用来支撑他“荒谬”的论断。[24]
　　托洛茨基后来声称，他发现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间的全部争吵都是卑鄙小气，这也惹恼了他的孟什维克朋友们。[25]
　　1915年的这场“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最初是由瑞士社会主义者们召集的，其初衷在于弥合两派之间的分歧，并讨论如何面对世界大战引发的这场新危机。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名录众星云集，包括了一批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也有许多注定成为1917年之后共产党政府高官的人物：托洛茨基，列宁，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未来的政治局成员、第三国际主席），卡尔·拉狄克（未来的副外交人民委员）等人。
　　他们面临的难题如下：直到1914年以前，社会主义都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之一。他们也都向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体宣誓效忠。他们坚信，依靠这番信条便足以一直阻止国家间的战争。他们质疑说，法国或德国的工人的共同敌人是资产阶级，他们为什么要刀枪相向、自相残杀呢？但是，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摧毁了他们这套信仰体系。在席卷两国的战争狂热之中，法国和德国的工人们并没有反对战争，他们反倒是第一批应征入伍、加入各自军队作战的群体。同样糟糕的是，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家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地丢弃了他们的原则，转而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战争行动。其中，还包括一些各国议会的当选议员。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认为这次背叛不可原谅。这些“社会主义爱国者”们——他们对反水社会主义领袖们的蔑称——都是懦夫和恶棍。对他们而言，谴责“社会主义爱国者”叛徒和反对这场战争本身一样重要。
　　如何应对这场当下危机？来到齐美尔瓦尔德的列宁带来了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主意，这个反直觉的大胆想法令人震惊。列宁提出，为其自身利益计，社会主义者们必须拒斥和平。同时列宁认为，世界大战创造了一个机会。社会主义者们不应当要求和平，他们应当追求各自国家的失败。俄国人必须支持俄国的失败，德国人促成德国的失败，英国人实现英国的失败。这些失败将使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名声扫地，为革命铺平道路。世界大战必须转化为各国的小型内战，造就工人阶级的胜利。
　　事实上，托洛茨基同意列宁这番大胆想法的绝大部分内容。他对“社会主义爱国者”大加挞伐。法国和巴尔干前线的经历也已说服他：这场战争已经摧毁了政府的公众信任，为暴动准备了条件。但是，列宁的失败论——坚持让社会主义者们成为他们各自国家的叛徒——似乎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此外，列宁“各国内战”的号召也很难吸引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人的支持。甚至于，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社会主义者们也觉得这个太过了。这个提议根本无法实现联合。
　　托洛茨基最后和中立派的代表们一起达成了妥协。他们起草的宣言号召没有“胜利”和“吞并”的和平。列宁认为这份宣言太过软弱。但不论如何，发现自己遭到多数代表压倒的列宁还是投了赞成票。尽管在随后的两年里，列宁在私下还是持续抱怨这个宣言。托洛茨基没有出席此后两次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会议的宣言也大大接近于列宁原来的想法。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列宁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反列宁派）之间的分裂，给已经出现裂痕的社会主义运动又蒙上了一层全新的分割线。[26]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列宁回到了他本人在瑞士的战时避难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也在等待时机。
　　回到巴黎后，托洛茨基和法国官员们的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1916年年中，俄国决定派遣一支小型海军舰队前往法国马赛港。一艘俄国军舰“阿斯科尔德号”（Askold）上爆发了一场哗变事件，俄国水兵们杀死了舰上一名军官。警察们在搜查谋杀者们的时候，发现他们随身携带着一些托洛茨基的报纸——《我们的言论》。
　　俄国驻法外交官们早就对托洛茨基的反俄文章深恶痛绝了。事件过后，他们坚持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法国。对此，托洛茨基作了强力辩解。他声称，这是一位俄国“大内密探”（agent provocateur）捣的鬼，他将几份《我们的言论》放到俄国士兵那里，以此陷害托洛茨基。此外，托洛茨基还强调说，法国审查官们已经批准了报纸印刷。他要求政坛朋友们介入此事，其中还包括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高官们，但无济于事。数周以后，法国内政部长路易斯·马尔维（Louis Malvy）在俄国的压力之下签署了驱逐令（马尔维本人也将于1918年遭遇叛国罪指控而被驱逐出境）。“10月30日（1916年），（巴黎）警察局长请我去。他指出，我的好时光早已消逝不见了。他还建议我去西班牙。”托洛茨基在给朋友的一封密码信中写道。“我拒绝了，”他说。
　　“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位警察局长问道。
　　“将我抓走吧，照你们自己的办法，”托洛茨基告诉他。这话等于拿这位警察局长开涮。[27]
　　5天以后的10月30日，两位法国便衣警探冲进乌德里街的公寓，带走了托洛茨基，留下了娜塔丽娅和孩子们。没有审讯，没有正式起诉，没有一天跑法院，他们就这样将托洛茨基一路押送到了西班牙边界。
　　在西班牙，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托洛茨基不会说西班牙语。他观察这个国家后，用“懒惰”、“粗野”和“道德败坏”形容它。[28]来到西班牙的最初几天里，托洛茨基在圣塞巴斯蒂安﹝1﹞的海岸小镇闲逛。他后来记述这段经历说，“这里的大海让我愉悦，物价却令我惊骇。”[29]在马德里，他在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花了几天时间，欣赏伦勃朗、希罗尼穆斯·波西（Hieronymus Bosch）、扬·米埃尔（Jan Miel）等画家的作品。但这段悠闲时光却戛然而止。西班牙警察接到法国方面的密报后迅速逮捕了托洛茨基。他们先是将托洛茨基关押在马德里的监狱，然后移到加迪斯。在加迪斯，西班牙人威胁将他流放到古巴——这是一个托洛茨基举目无友的地方，他在那里也惹不了什么麻烦。
　　“我不会自愿去那里的，”托洛茨基告诉西班牙官员们。
　　“那么我们将被迫将你强行羁押到船上，”官员们迅速回击说。[30]和法国的情况一样，西班牙没有审讯托洛茨基，也没有正式指控他。[31]
　　托洛茨基请求留在欧洲。[32]他惊慌失措地向西班牙政治家请愿，向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朋友们求救。瑞士、英国和意大利都拒绝了他的避难或是借道申请。“我所有与前往瑞士有关的通信都被法国当局没收了，”他抱怨道。[33]留在巴黎的娜塔丽娅为营救丈夫而奔走求助。托洛茨基正在狱中，娜塔丽娅一时间重任在肩：她得挣钱，照看孩子，带他们上下学，支付账单和行贿，追寻政治盟友，和轮船公司谈判，打包整理巴黎的住所。所有这一切，都得自己来。
　　西班牙最终决定将托洛茨基遣送出境，结束这个头痛难题。不过目的地并不是古巴，而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远隔重洋的国家同意收纳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同意去到那里。究竟是谁作出了这个决策？行贿奏效了吗？全部真相也许永远成谜，但足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幕后操纵者名单。这个名单上有西班牙的高官们：阿尔瓦罗·菲格罗亚·罗马诺内斯伯爵（Count Alvaro de Figueroa de Romanones）；当时的西班牙自由党首相；一位名叫罗贝托·卡斯特罗维多（Roberto Castrovido）的共和党助理；一名叫做杜普雷（Dupre）的保险官；未来的西班牙国会议员朱利安·贝斯泰罗（Julian Besteiro）；还有俄国出生的西班牙波西米亚小说家厄内斯托·巴克（Ernesto Barc）。他们见于不同来源的记载。[34]
　　就在遣送几成事实时，托洛茨基却很快对这个美国主意乐观起来。他在纽约市有认识的人。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们都已在纽约集聚，其中有一些正是他在圣彼得堡一同坐牢的狱友。托洛茨基也曾给他们的报纸《新世界》写过文章，他在纽约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娜塔丽娅和孩子们的生活也将安定下来。还在加迪斯狱中时，托洛茨基就开始学习英语：这门语言对他而言是全新的。“收到了两本英语书籍，”他在囚室中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道。“谢谢你。英语发音现在占据着我的心神，等待的时光痛苦难耐。”[35]
　　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娜塔丽娅带着家人来到了巴塞罗那。他们在那里享受了一到两天的观光生活，随后便被警探们押送到“蒙谢拉特号”的甲板上。
　　最后一个难题来了：他们上船之后，“蒙谢拉特号”的船员们，他们的船票有一个问题。娜塔丽娅用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借来的1700比塞塔现金买了4张二等舱船票，但在这时船员告诉他们，船上已经没有二等舱空房了。只有一等舱和三等舱的舱位可供选择。为了待在甲板上，托洛茨基一家得付清和一等舱之间的差价。
　　这是勒索？还是敲竹杠？差不多吧。
　　娜塔丽娅退缩了。她坚称，自己没有这个钱。托洛茨基声称，那时候他的身上只剩下最后40法郎（大约是160美元）。“这一家人本来准备好了付钱买二等舱舱位的，”娜塔丽娅争辩道。但她没有往下说。
　　怎么办？西班牙赶来施以援手了。“马德里是如此急不可耐地要摆脱（我们），他们为（我们）支付了头等舱船票的全款，”娜塔丽娅后来解释说。[36]于是，这家人拿到了头等舱的舱位。这里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上佳的窗户和采光。“这是（我们）毕生唯一一次豪华旅行，”娜塔丽娅回忆说。[37]托洛茨基给马德里一位朋友的信件中也说，“我们享受着头等舱，这就是说，我们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抗争，以求能在早晨拿到洗漱用水，而不是等到晚上才洗脸——那时这些水正在拍打船只。”[38]
　　最终，娜塔丽娅成功在他的衣袋里留下了约500美元的现金（其价值要超过今天的10000美元）。很明显，她并未在售票代理人面前提到这笔钱。
　　“西班牙警方最后的行动是一等一的，”托洛茨基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不无讽刺地说道。“在瓦伦西亚和马拉加，（西班牙）宪警们在船上簇拥着我，保证我不会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39]
　　扬帆出海，风波茫茫。西班牙最后连绵的青山沉入海平面之下时，托洛茨基一家意识到：他们在短期内回来的希望颇为渺茫。“欧洲的大门在我身后的巴塞罗那关上了，”托洛茨基叹道。[40]托洛茨基向一位人在伦敦、曾在这场危机里出手相救于他的社会主义者朋友写信吐露心声说，“紧握您的手……我希望，我们能重逢于战士的队列里，为共同的事业奋斗。”[41]他还对另一位朋友说：“这是我对老欧洲暴民们（法语“canaille”,意为“下流狗”）的最后一瞥。”[42]
　　海上的日子一天天流逝，托洛茨基似乎并不喜欢他在“蒙谢拉特号”甲板上遇见的绝大多数人。他对待在船上这件事根本就是怒气冲冲。“轮船上的人口肤色多元，但其品行却不甚可爱，”他写道。托洛茨基不由得注意到，许多离开欧洲的年轻人只是为了逃避兵役罢了。“有相当多的逃兵，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记述道。他提到了一位带着本人画作的画家，一名台球冠军，以及一些德高望重的绅士。“其他乘客则大多数属于同一类型：逃兵，探险家，投机客，或者干脆就是被赶出欧洲的‘不良分子’。谁会梦想在一年之中的这个时候，自愿搭乘一艘又小又破的西班牙船横穿大西洋呢？”[43]托洛茨基还大胆地跑到甲板下面，在空气污浊、肮脏破败的三等舱来一番探险。这里的乘客都是最穷的移民，那里气氛沉重。“辨认三等舱乘客要更为困难，”他写道。“他们躺在一起，很少挪动，话也很少——这是因为他们没什么可吃的。”[44]
　　据说，托洛茨基同船上一位乘客搭话了。这便是29岁的艺术家、拳击手亚瑟·克拉万（Arthur Cravan）。许多年后，克拉万谈到了这段故事。他声称，自己刚刚在巴塞罗那和美国世界冠军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打了一场一轮拳击赛。克拉万说，约翰逊击倒了他，但这场比赛是被操纵的。现在，克拉万和旁人一样预定了“蒙谢拉特号”的旅程，逃离欧洲，避免服役作战。托洛茨基后来这么形容克拉万：“作为奥斯卡·王尔德的远亲，这位拳击手现在成了一名小说家。他公开宣称说，他更希望在一项高贵的运动中猛击扬基佬的下巴，让那么一些日耳曼人﹝2﹞戳刺他的下腹部。”[45]
　　克拉万的记载说，托洛茨基花了一个晚上陪着他，将自己社会主义运动者的职业告诉了他。“我希望在纽约获得支持——和经费——为我们的事业，”克拉万引述托洛茨基的话说，“想想这个：一场国际运动！战争就将非法！人民就将实现经济正义！”[46]
　　克拉万回忆说，他听到这番话后朝托洛茨基耸了耸肩，认为他是一名“真诚的疯子”。克拉万警告托洛茨基要小心行事：“您将肯定被您的同志们背叛”。克拉万还回忆，托洛茨基回应说，“谢谢您的警告，我的朋友。但我并没有那么多疑雄猜。”[47]据说，这两人再未见面。
　　降雪的那天夜里，“蒙谢拉特号”最终抵达了大洋彼岸，驶入了纽约港。凌晨3点发动机停止轰鸣，船员们通知乘客们准备靠岸。兴奋在乘客中蔓延着。历经17天的海上漂泊，他们终于可以离开这艘逼仄、缓慢、不适的小船。
　　“蒙谢拉特号”直接从自由女神像之下驶过，蒸汽轰鸣着前往下曼哈顿，尽管托洛茨基并未注意到这个。如果他或孩子们穿过雾气和黑暗真真切切看到自由女神的话，他们也许就能看到：弹片和残骸已将她朝向新泽西的那一面弄得面目全非。7月份，临近的“黑汤姆”军火库发生了一起爆炸。这次爆炸摧毁了即将装船运往英法两国的200万磅弹药，其中就有10万磅TNT炸药。爆炸杀死了7个人，震碎了时代广场的窗户，远至康涅狄格州的人们都被从床上摇醒。爆炸也极大地损坏了自由女神，以至于游客们要到6个月之后才有幸再次进去参观。
　　纽约警方认定，这次“黑汤姆”爆炸事故绝不仅仅是一场意外事故。他们再一次将怀疑锁定在德国肇事者身上。这是迈向战争的又一步。
　　托洛茨基和家人们从未踏足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纽约的大型移民检查站就建在这个纽约港内的小沙洲上。对于托洛茨基一家这样的一等舱乘客而言，移民检查官们会来到船上，在他们的客房内完成私下检查。据说，当天的娜塔丽娅戴了一副面纱，就在一名医生拨起她的面纱、检查双眼以测疾病时——这是对新移民的标准检查，她狠狠地瞪了这名医生一眼。和丈夫一样，娜塔丽娅对警察也不抱什么耐心。
　　一直等到1月14日（周日）早晨，乘客们才在曼哈顿岛最南端的8号码头下船。从栏杆上极目远望，托洛茨基对眼前景象极表惊奇。在陆地上的码头尽头，他看到一条巨大山脉在他面前陡然耸高；四四方方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其中一些带有塔楼和塔尖，其直冲云翔的壮观令当地人叫它们“摩天大楼”（sky scrapers）。其中有一座伍尔沃斯大楼（Woolworth Building）几乎有800英尺之高，它也是地球上最高的建筑物。另一座大都会人寿保险大厦（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Tower）也差不多有700英尺之高，高耸塔楼上钟面的面积足足超过了四层楼。这样的庞然大物还有数十个，足足延伸了数英里之遥。
　　沿着东河（East River）向北望去，托洛茨基看到了更庞大的东西。巨型的布鲁克林大桥飞架天际，横跨整个纽约港之上。附近的两座桥更新，也差不多大：威廉斯堡桥（1903）和曼哈顿桥（1909）。纽约港本身挤满了数百艘舰只、木船、拖船和纵帆船，它们来来回回，外观和尺寸各异。
　　托洛茨基下望码头，看到一大群等候亲友的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在人群中搜索着熟悉的面孔。最终，他们看到有人向这儿挥手示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此时正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待在瑞士伯尔尼。列宁紧紧操控着他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持续监视他的政敌托洛茨基。通过遍布欧洲的朋友来信，列宁得知了托洛茨基被法国和西班牙驱逐、最终前去北美的全过程。列宁对此不无关注。
　　这段日子堪称列宁的艰难时刻。“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绪从没有像1916年末和1917年初那几个月时间那么不可理喻了，”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48]腰包长期捉襟见肘的列宁发现自己在瑞士形同孤立，他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们星散海外。他没有直通俄国国内的通讯管道，所有书信和报纸都必须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偷运过来，既浪费时间也丢失信息。英国拒绝了他在境内出版杂志和小册子的请求，这也阻断了他获取可能支持的一大途径。列宁感到，俄国的战争打得不顺，那里不满的怒吼已经清晰可闻。但是，等待似乎无穷无尽。革命也许明天就来，也许下周才来，也可能未来十年都不会来。这一切都令列宁抓狂不安。
　　列宁对纽约市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流亡群体了如指掌。他读他们的报纸《新世界》，但他抱怨说，这份报纸给他的观感是“杂乱无章，不成体统”（devilish irregularity）。[49]在美国，列宁看到了机会。美国人有钱有权，却在政治上初出茅庐。美国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它似乎不成体系，一盘散沙。
　　列宁已在采取措施，在美国的土壤上竖起他本人的旗帜。就在最近，列宁还派出了一位特使——名叫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的斯堪的纳维亚同志。柯伦泰衔列宁之命前去联系美国领导人们，向他们贩售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募款，再将列宁的小册子以英语出版，如果可能的话，争取免费出版。另外，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圈子里有一名颇具才华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叫布哈林（Bukharin），刚刚被挪威政府驱逐出境，在纽约市定居下来。布哈林已经成功谋得了《新世界》报的编辑职位，列宁因此而获得了直通他们核心组织的管道。
　　列宁绝不希望让托洛茨基横加干涉他的美国计划。柯伦泰和布哈林将同列宁保持联络。



﹝1﹞ 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城市，临近法国。——译者注（阿拉伯数字脚注均为译者注）

﹝2﹞ “扬基佬”（美国人）和“日耳曼人”都代指盎格鲁-萨克逊人。克拉万是爱尔兰人，故有此说。


[1] Trotsky, My Life, 269.

[2] New York American, January 13, 1917.

[3] New York Call, January 17, 1917.

[4] Marcosson, 413.

[5] Montserrat manifest from Ancestry.com.

[6] Serge and Trotsky, 12.

[7] Shachtman, 2.

[8] Serge and Trotsky, 15.

[9] Olgin, “Our Revolution,” 3.

[10] Kirchwey,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3.

[11] Volkogonov, Trotsky, 33.

[12] Trotsky, My Life, 268, and Novy Mir, January 16, 1917.

[13] On Palermo sinking, see statements of Frank M. Carney and Daniel O’Connor, Barcelona consulate files, NARA, RG 59, December 22, 1916.

[14] Shachtman’s files, 6.

[15] Trotsky, My Life, 269.

[16] July 13, 1915.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17] Telegram July 11, 1915,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18] Serge and Trotsky, 28.

[19] Deutscher, 70.

[20] Deutscher, 57–58.

[21] Eastman, Young Trotsky, 85.

[22] Trotsky, Our Political Tasks, part 2. He went on, describing Lenin’s Bolshevism as a system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substituting’ itself for the Party, the Central Committee substituting itself for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finally the dictator substituting himself for the Central Committee.”

[23] Morton, 96.

[24]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57–75; Thatcher, Trotsky, 75.

[25] Why create splits, he argued, when their group was so small to start with? He recalled joking upon seeing the thirty-eight delegates arrive at the 1915 Zimmerwald conference that after fifty years of organizing,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seat all the internationalists in four coaches.” Trotsky, My Life, 249.

[26] Trotsky, My Life, 251.

[27] Letter to M. Uritzky, November 24, 1916. British Archives, KV 2/502.

[28] Thatcher, 191

[29] Trotsky, My Life, 260;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191.

[30] Trotsky, My Life, 265.

[31] Notably, Trotsky had not given a single speech or written a single article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rotsky, Spanish authorities said simply, “Your ideas are too advanced for Spain.”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193.

[32] See letter to M. Uritzky, November 24, 1916. British Archives, KV 2/502. “At Cadiz, [Spain] they wanted to put me straight onto a steamer starting for Havana. . . . I protested . . . & then there came from Madrid permission for me to be left at Cadiz until the first steamer sailed for New York.”

[33] Letter to M. Uritzky, November 24, 1916. British Archives, KV 2/502.

[34] See Spence, “Hidden Agendas”; Thatcher Leon Trotsky and World War One, 191–94; documents in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and Trotsky, Vingt Lettres.

[35] Trotsky, Vingt Lettres, November 22, 1916.

[36] Shachtman’s files, 6.

[37] Ibid.

[38] Trotsky, Vingt Letters, December 31, 1916.

[39] Ibid.

[40] Trotsky, My Life, 268.

[41] Letter to Tchitcherine, November 16, 1916. British Archives, KV 2/502.

[42] Deutscher, 241.

[43] Trotsky, My Life, 268.

[44] Ibid.

[45] Ibid.

[46] Cravan, 37

[47] Ibid.

[48] Gankin and Fisher, 218.

[49] Lenin to Kollontai, February 17, 1917, from Gankin and Fisher,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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