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圣马可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三章圣马可坊

　　“想成为一名苏维埃人民委员，你得先打扫一下《新世界》的办公室。”^[1]

——莫里斯·希尔奎特，约1920年

　　“他的私人生活？我应当如何了解他的私人生活？……每一天，列夫·托洛茨基都同我一起工作。他全天都待在你坐着的那个办公桌那里。我该关心他有一个或两个妻子，两个孩子或是一打孩子吗？又或者他生活在布朗克斯区，喝着茶？读他的书，找寻他的所思所想——那么你就能了解列夫·托洛茨基。”^[2]

　　——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新世界》编辑，1917年年末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托洛茨基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完整一天开始了。乘地铁让他第一次有机会同当地的工人阶级接触。在去往布鲁克林之前，托洛茨基先得在他的新办公室待上一天时间。
　　毫无疑问，是一名纽约朋友前来与托洛茨基作伴，确保他不会在途中绝望迷路。离开阿斯托酒店，托洛茨基一定坐上了第六大道高架铁路。历经7次颠簸不堪、蜿蜒曲折的停站，他们在刺耳轰鸣的铁轨上前行。托洛茨基的眼帘掠过一间间屋顶和三层窗户，他定已抵达格林威治镇（Greenwich Village）的西8街。从第五大道这儿开始向东，西8街就成了东8街。越过百老汇大街，东8街再一次更名为圣马可坊路（Saint Marks Place）。在第二大道，托洛茨基必已路过那些依地语剧院的亮丽门框，以及风靡一时的“单极咖啡”（Monopole Café）。这在当时是纽约下东区那广阔犹太区的起点，并向东延伸到东河；向南越过格兰德街（Grand Street），直抵布鲁克林桥。
　　向东越过第二大道的圣马可坊路性情大变，它变得安静、生活气。道路两侧的褐色砂石建筑映衬着各自一侧的人行道。街区尽头的77号有一座低矮的联排式住宅，楼上有牙医和医生办公室的指示牌各一，还有一部分私人公寓的邮槽。楼梯向下通往一处地下室，门口一块铸铁栏杆上悬着一块指示牌，上书 “новый мир”，也即《新世界》。这里大隐隐于市，却跳动着美国布尔什维主义最炽烈的心脏。
　　这里就是托洛茨基当天早晨的目的地。开门而入的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立即置身于俄国元素的包围之中：俄国口音，俄国气息，俄语报纸，以及斑驳墙壁上的俄语海报。整个地下室包括三间窄屋和一条走廊，这里塞满了书桌、橱柜，有一部电话，以及一堆堆文件。一座壁炉上方的墙上挂着一枚“列夫·托洛茨基”的名牌，空气中充斥着厚重的纸烟烟气。地板上挤满了烟灰缸，茶杯乱七八糟地占据着每一寸可能的空地。从一件里屋里传来了一架莱诺铸排机的嗒嗒响声，还有一座小型印刷机的嗡嗡声。三扇小窗提供着仅有的寸缕日光，却很难透过它们看到上面的人行道。
　　《新世界》每天发行量仅8000张，有薄薄8版。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它每一份卖1美分，别处则是2美分。卖报收入不太能抵消其支出：租金，管理费用，以及每周付给一些全职员工的20美元工资。绝大多数供稿人都不拿稿酬。这份报纸出售广告以平衡支出，它也欢迎一切愿意出大钱的资本家。百威啤酒，皮埃蒙特烟草，国际唱片公司，美国班轮船运公司，甚至一些本地的银行都在《新世界》打广告。
　　但就是这8000份的发行量，可以说使《新世界》成为西半球最具影响力的俄语期刊。它轻而易举地使纽约市另三家发行量更大的俄语日报黯然失色：《俄国之声》（Russkii Golos），《新俄国言论报》（Russkoe Slovo），以及立场反动的《俄国土壤报》（Russkava Zembla）。《新世界》的读者有像弗拉基米尔·列宁、孟什维克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这样的欧洲人，也有他们在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的同志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开始，《新世界》的供稿团队堪称是未来在1917年之后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领袖名录。这份报纸的编辑权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来回摆动，但布哈林在10月的到来打破了平衡，使天平毫无疑问地倾到了列宁那一边。
　　在这里，托洛茨基用不着任何介绍。他认识房间里的每一张面孔。短短几分钟之内，托洛茨基就和大伙一起用俄语交谈开了。他们管托洛茨基叫列夫·达维多维奇（Lev Davidovich），或者“同志”（Comrade）。
　　格里高利·戈达利·韦恩施泰因（Gregory Gdaly Weinstein）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前。他是一位来自欧洲的老朋友、现在的《新世界》报主编。^[3]托洛茨基熟知韦恩施泰因，他曾和此人一起分享过1905年彼得格勒暴动的兴奋。韦恩施泰因出生于维尔纽斯（Vilna），当时是一名公立学校教师。最终，他和托洛茨基一样也遭逮捕，被关押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并被判处为期四年的西伯利亚“刑事拘役”——不仅仅是单纯的流放，而是强制监狱劳动。10天之后，韦恩施泰因就逃脱了。他先是到了巴黎，接着是瑞士，并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日内瓦大学的学位。再后来，他到了纽约。
　　韦恩施泰因很少抬头看这位激进的流亡者。他戴着一副细眼镜框，胡子拉渣，对了托洛茨基聊尽礼数。据一位朋友表述说，韦恩施泰因有着一种被称之为“幽默以对尴尬情境——他会简单地一笑而过”^[4]的能力。韦恩施泰因接受过统计学家的训练，就连美国政府都很信任他，并雇用他来研处埃利斯岛^﹝1﹞的状况。同时，韦恩施泰因也申请了一份慈善工作——为希伯来移民救助社（HIAS）做事。
　　布哈林则坐在另一张桌子前，紧挨着他的是26岁的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Grigorii Chudnovsky）。此君是托洛茨基在巴黎时的一位门徒，曾是《我们的言论》编辑成员。像布哈林一样， 1905年圣彼得堡暴动期间，正值青春年少的丘德诺夫斯基也参加了革命事业。也和别人相同，丘德诺夫斯基让自己上了沙皇的逮捕名单、接着流放西伯利亚，并最终逃脱。最近，他离开巴黎去了哥本哈根，并从那里登船前往美国，加入了《新世界》报。娜塔丽娅形容丘德诺夫斯基说，“一位少年老成的小伙子。他肤色黯淡，头发略蜷。在我们看来，也许这是一位太过饶舌的学生：他很容易勃然大怒。”^[5]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丘德诺夫斯基“血气方刚，有感染力”。但这里是纽约，丘德诺夫斯基是异乡的一张友善面孔。^[6]
　　还有一些人跑进跑出。但这家报纸的核心成员仅此四人：韦恩施泰因，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和托洛茨基。多么整齐划一的一个小组：四名在逃囚犯，宣判有罪的激进分子，1905年苏维埃暴动失败后的西伯利亚流放犯人，现在都在美国坐困愁城，直到……何时？大战结束之时？革命之时？但如果革命一直不来呢？此时此刻他们的职业时：搞理论，搞鼓动，为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打下基础：推翻沙皇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确是一项脚踏实地的工作。
　　韦恩施泰因给了托洛茨基一张在角落的桌子——这里没有私人办公室——周身都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手稿。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韦恩施泰因每周将付给托洛茨基20美元，托洛茨基则将产出两到三篇专栏文章。此外，托洛茨基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其它任何报纸写稿，并发表所有他不吐不快的演说。托洛茨基已经计划，至少再给其它三家报纸供稿：《纽约呼声报》、《纽约人民报》和《前进报》。对韦恩施泰因而言，这个交易物超所值。有了托洛茨基，他不仅网罗了一名明星作者，也弄到了一位真正能够帮他运营报纸的人。托洛茨基懂得出版、截稿期限、搞预算，以朗朗上口的散文填满专栏线、满足读者需求。
　　托洛茨基急就了一篇次日早晨的专栏社论，标题叫做“奋斗不息！”（Ла элраьствует боръба！），通篇都是对他在“蒙谢拉特号”上经历的一番调侃。第一次，纽约人将看到这个笔头奇快、频频亮相的署名——“н.троцкцú”^[7]
　　但在第一天,有更重要的事情：另有两家报纸请求采访托洛茨基。他们并非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一无所知的讲英语美国人，而是领衔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声音：《前进报》和《纽约呼声报》。他们才是托洛茨基事实上关心的人。
　　韦恩施泰因并未大费周章为客人们清扫办公室。依地语报纸《前进报》为此专门派来了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摄影师请求托洛茨基走到外面的圣马可坊路上拍摄这张照片。比起挤成一团的地下室，大街堪称是更好的照片背景板。为了拍照，托洛茨基不顾寒冷脱下外套，露出了他的套装、马甲和领带。《前进报》读者想看到这个人的面孔，这个违抗沙皇的俄国犹太人，托洛茨基。纽约下东区为一大群犹太移民所占据，他们让这里成了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带。为了躲避暴力和有组织的反闪米特主义，他们从一个仍然占有波兰和乌克兰的俄罗斯帝国逃脱出来。
　　对罗曼诺夫王朝、哥萨克和沙皇官僚的憎恨在这里大行其道。《前进报》将把托洛茨基的照片放在它们的头版。
　　无论是在临近地界还是在整个美国，1917年的《前进报》都有其独特地位。目前为止，它在纽约6家依地语报纸中规模最大，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者日刊。《前进报》的创办者亚伯拉罕·卡汉（Abraham Cahan）本身是一位俄国人，1882年就到了纽约。卡汉自认是开创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人，他的报纸支持过尤金·V.德布斯（Eugene V.Debs）自1900年以来的每一次总统竞选活动。
　　但卡汉也有着绝佳的商业意识。他将《前进报》办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不仅搞社会主义运动，也为犹太移民提供实用建议。《前进报》的发行量在20万以上，超过赫斯特《美国人》（American）和普利策《世界》（World）以外的一切本市英语日报。《前进报》变富了，并且刚刚搬进了它的新摩天大楼，一座10层高的建筑物。这座大楼位居东百老汇路，面朝西沃德公园（Seward Park），高度冠绝纽约下东区。
　　通常而言，这里的报纸都与本国的主流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党，或共和党。但卡汉懂得更多。他的《前进报》读者们对两个政党都没好感。1917年的纽约民主党依旧由坦慕尼协会控制。这个广受敬重的协会充斥着腐败，少不经事的犹太人很难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的确，坦慕尼协会曾在1911年可怕的三角内衣工厂火灾之后支持了一些劳工改革法案。这场大火中有146名雇员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大火要归咎于闭锁的大门、朽坏的灭火水龙带等其它安全疏忽。^[8]但是，坦慕尼仍在这场事业中迟到了。同时在共和党人那边，左翼倾向的移民也没多少容身之处：不管是从旧大陆来的人，还是在血汗工厂中工作的后学之辈。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本该是一次可能最友善的采访。但就在他于《前进报》记者（报纸没有署名，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面前坐定之后，谈话的画风突变。托洛茨基能否和我们用依地语交谈？乍看起来，一名犹太人对一家犹太报纸说依地语自然而然。毕竟，依地语是遍布欧洲什特尔的街头语言，现在则是纽约东区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依地语剧院，依地语咖啡馆，依地语街道招牌，依地语书籍和依地语报纸。
　　但是，错了。托洛茨基拒绝了提议，这令他们明显大吃一惊。托洛茨基承认，他只懂一点依地语词汇和短语，但也仅此而已。托洛茨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德语和法语，但从未熟稔他自己民族的语言。事实上，托洛茨基在一家农场长大，并非什特尔。他的父母在家里都说俄语或是乌克兰语，很少践行犹太教信仰，也只给了他最低限度的宗教教育。在维也纳，托洛茨基成了两家风靡一时咖啡馆的常客——“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和“阿卡德人咖啡馆”（Café Arkadian），这里同时通行依地语和德语。托洛茨基享受在这里的时光：争辩政治，喝茶，下象棋。但是，托洛茨基从未掌握演讲或是写文章所需的足够依地语。
　　《前进报》记者礼貌地将这个问题轻轻放下：“（托洛茨基）一度致力于学习依地语，目的是得以了解犹太革命文学，他甚至还有掌握希伯来语的强烈愿望。但很不幸，他并没有时间。”结果，他的（依地语）知识“并不深湛。我们并不是把这个当成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们只是将细节略过不表罢了。”^[9]托洛茨基尝试就此事开个玩笑。“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汗流浃背，我可是身处这项职业（记者）大师级人物的交叉火力之下，”他告诉这位记者，“甚至连政治警察严刑逼供都有所不如。”^[10]此后，他们换了话题。^[11]
　　同样惊奇的还有他接受《纽约呼声报》时的表现。《呼声报》在纽约市也有其特殊地位，它是社会党的半机关报——这份声望要超过它14000份的发行量。它也是政治意见领袖们的一块主阵地。《呼声报》显然是带来了一位翻译，这样托洛茨基可以舒服地用俄语交谈。他们为托洛茨基拍了一张头版照片：托洛茨基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记者们坐在一边，看起来是在向他连续发问。但这一回交谈的话题转向了政治，托洛茨基选择即兴发挥，将他的新居住国批判了一番。
　　“我实在不愿批评一个给了我殷勤款待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他告诉记者们。“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但是”——“威尔逊总统的和平努力、他对欧洲战事的干预，似乎不大有可能收获成效。”^[12]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是资本家。他们可没兴趣停发战争财，放弃军火合同的大笔油水。伍德罗·威尔逊对欧洲的干涉是两面性的。托洛茨基接着说，就像是“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商人。他们在工作日剥削穷人，却在周末跑到教堂，虔诚地祈求宽恕他的罪恶。”
　　对于欧洲人，托洛茨基也不客气。为什么法国和德国一直打仗？“他们害怕最后审判日（day of reckoning），”托洛茨基告诉记者。和平到来之时，“他们必须向各自人民交代清楚，他们对人类生命和金钱的损耗。”那么结果呢？战争之后，“社会动荡将席卷一切日光之下已有的事物。工人们将向他们的统治者来一场激烈的清算，只有未来会告诉我们，他们将采取何种抗议形式。”^[13]
　　只有美国——仍然是一个非交战国的美国躲过了托洛茨基的严厉语言。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远离于战火之外。对于托洛茨基的这番谴责，《呼声报》记者似乎并不太感惊讶。他了解社会主义者的台词。他读《新世界》。
　　这天稍晚时分，他们将第二天早晨的《新世界》报组稿完毕、将版面送上了印刷机，接着前往布鲁克林、参加当晚在路德维希·洛尔公寓中进行的晚餐会议。托洛茨基的新同事布哈林和丘德诺夫斯基和他同去，另两名《新世界》的供稿人也将在那里和他们会合：其中一位从费城而来的俄国同胞叫V.沃洛达斯基（V.Volodarsky）；另一位从新泽西而来的叫亚历珊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他们都知道柯伦泰夫人来自欧洲，是从圣彼得堡而来的优雅同志。他们常常同她交谈。这些天来，似乎他是唯一一位还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处得不错的人。
　　亚历珊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Alexandra Mikhailovna Kollontai）来自一个贵族家庭。她1872年出生于一名沙俄将军家庭，家族中尽是哥萨克军官，父亲却教给她自由思想。相较于沙皇专制，她父亲更推崇君主立宪制。父亲送亚历珊德拉去西欧接受教育。在家中，家人们说法语和英语，和仆人们说芬兰语。亚历珊德拉嫁给了一位年轻军校生，并有了一个儿子，名唤米哈伊尔（米沙）。但在1894年儿子出生后，她的婚姻却破裂了。亚历珊德拉离开丈夫，独自抚养儿子，并游历世界。
　　一代人之后的1930年代，柯伦泰早已成为最重要的苏俄女权人士、社会福利人民委员、驻挪威大使，世界闻名。她常常被指认是1939年电影《异国鸳鸯》（Ninotchka）中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饰演角色的原型。但是，真实的柯伦泰同志要远比任何虚构的电影人物要厉害得多。
　　柯伦泰在一次欧洲之游中,第一次加入了地下社会主义者组织。她同意帮助瑞士的激进分子们偷运信件回国，为国内的同盟者传递情报。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她加入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但她真正投身其中要等到1905年1月5日——那一天他目睹了“血腥星期日”，震惊之下的柯伦泰从此与革命难解难分，加入了这项毕生事业。好战的俄国东正教神父格奥尔格·加彭（Georgy Gapon）当天率领一队民众向冬宫进军，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请求立宪，柯伦泰决定加入。后来她记述这番场景说，她站在人群中目睹：数万名衣着整洁的平民高举着十字架和宗教圣像，以及沙皇本人的画像——他们仍然崇拜沙皇，将之视为上帝选定的领袖。柯伦泰回忆了当天的皑皑白雪、明媚阳光、数小时的等待，以及，响起了令她大吃一惊的枪声。马背上的士兵们荷枪实弹、长刀出鞘，并开始有身体倒下。柯伦泰和旁人一起奔逃。事件终结之前，士兵们杀死了约500名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此举引发了俄国人为期一年的罢工、抗议和改革请愿。^[14]
　　亲眼目睹屠杀的柯伦泰使自己投身于后续的政治动乱之中。她义务为罢工者们筹款，并出任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财务官。10月，圣彼得堡工人发动总罢工。超过两千家工厂加入了这次抗议，工人们自发创立的一个独特新机构领导了这次罢工——它叫圣彼得堡工人联合会，或是“苏维埃”（Soviet）。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领袖们都瞧不起这个主意，但柯伦泰热诚支持。她同一家当地工厂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苏维埃最初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苏维埃的年轻领袖——这个口才了得的人叫托洛茨基。
　　事实上，托洛茨基将1905年的大把时间都给了邻国芬兰。他在1月份以一张假护照潜回俄国。娜塔丽娅被捕后，警察也开始搜捕托洛茨基，于是他便撤回了芬兰。但在听闻总罢工的消息后，他又跑回了圣彼得堡。托洛茨基开始在苏维埃会议上发言，并很快为他自己赢得了一个领袖地位——副主席。柯伦泰见到了托洛茨基，听了他的发言，目睹了他使众人为之倾倒的全过程。她对托洛茨基大为欣赏，他不同于其他党员干部。“凭直觉就把握了（苏维埃的）精髓，并且形象、透彻地勾画出了这个新工人联合组织的任务所在。”^[15]
　　在52天里，托洛茨基以全然不同的能量领导着苏维埃，这使他本人成为这个国度最惹眼的激进分子之一。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0月末颁布了一份许诺宪政权利的宣言，但托洛茨基指斥这是一场欺骗。警察在11月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这将托洛茨基推上了主席的位置。为了争取公众支持，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份8小时工作日的倡议，并号召公民们拒绝纳税，直至政府履行政治承诺为止。随着政府镇压日趋一日暴力化，托洛茨基提出了中止罢工的动议。
　　最终在12月3日，警察到了，并将他们一网打尽。
　　但好戏还没完，柯伦泰夫人坐在前排看完了它的终章。沙皇政府决定将52名苏维埃领导人编成一个独立小组公开审讯，意在让他们尽数名声扫地。数周之长的诉讼成了一场公共事件。被告们面临八年苦役和终生流放西伯利亚的威胁，他们选择托洛茨基公开出庭为大家辩护，回击这番最为严重的指控——叛乱；或是威胁以暴力对抗俄罗斯国。
　　1906年10月4日，托洛茨基的法庭发言机会来了。他做了一番在当时广为人知的著名演说。托洛茨基不但要否定指控，还要借此机会指斥沙皇政权。他引述新近披露的秘闻说，沙皇官员们准备发动反犹大屠杀，以此转移公众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托洛茨基接着发问法庭，反抗现存“政府体制”（form of government）意味着什么：

　　“如果您告诉我，那些屠杀、纵火、暴力的话……如果您告诉我，基希讷乌、敖德萨和比亚里斯托克（这些地方近来的暴力活动已经杀死了数百名俄国犹太人）代表了俄罗斯帝国‘政府体制’的话，那么——是的，我承认，10月和11月时我们正是在武装自己、反抗这个俄罗斯帝国政府体制。这次诉讼也是。”^[16]

　　这也许是托洛茨基生命迄时为止的最高光时刻。法庭撤销了对被告的叛乱罪指控，但将托洛茨基和其他12人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这导致了托洛茨基的第二次脱逃。
　　亚历珊德拉·柯伦泰全程目睹了在她城市上演的这出大戏。此后直到世界大战的10年里，她成了一名孟什维克。她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时而为他在巴黎的报纸《我们的言论》写稿。1914年战争爆发时，柯伦泰正在柏林。作为一名俄国人，她必须得离开。她来到瑞典，却很快发现自己重新惹上了麻烦——她再次以“煽动反战”的罪名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最终柯伦泰在挪威落脚，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通讯网络，协助激进分子们将信息传入或传出俄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柯伦泰与布尔什维克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交上了朋友，成了笔友。
　　作为笔友，柯伦泰和列宁一开始就和平主义和裁军问题争论了一番。这两项主张她都支持；列宁却认为这些想法毫无意义。柯伦泰写了一本叫《谁需要战争》（Who Needs War）的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并送到前线数百万德军和俄国士兵的手中，敦促他们停止作战。但更重要的是，柯伦泰决定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支持列宁的动议。她帮助列宁改进了这项动议，并劝说挪威代表团支持他——这使柯伦泰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因为现在的事态已经一清二楚了：没有人比列宁更能有效率地打这场战争，”她写道。^[17]在美国帮助列宁的机会到来时，她便投身其中。
　　正是《纽约人民报》编辑路德维希·洛尔邀请柯伦泰访问美国，进行1915年为期四个月的巡回演讲。他们的共同朋友、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necht）向洛尔推荐了柯伦泰，她也为此大感兴奋。 “这件事如此美妙，以至于我高兴得屏住了呼吸，难以置信，”接到邀请后，她对一位朋友如是说。^[18]
　　对洛尔而言，他毫不后悔。那一年里为了省钱，他和柯伦泰坐在三等舱里巡游：从纽约到旧金山，丹佛到密尔沃基。单单在芝加哥一地，他们就在水泄不通的大厅里做了10次演讲。柯伦泰用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芬兰语或挪威语发表演说时，洛尔目睹了台下如痴如醉的听众们。“一位感情充沛、活力非凡的人物，”一名评论家在听过柯伦泰的纽约演讲后写道。她向一千多名吵吵闹闹的纽约左派演说，“火热的即兴演说……智慧和活力。”^[19]
　　一路上，她和路德维希·洛尔成了朋友。他们共享着一起乘火车、等待会议、在廉价旅馆吃快餐的时光。她那“光鲜外表和独具魅力刹那间就暴露了她的贵族出身，”洛尔不无崇拜地描写着柯伦泰，“她是一种单纯而友善的生物。对于牵肠挂肚的‘革命’和自己的着装用餐，她都倾注了浓厚兴趣。”^[20]结束行程之时，柯伦泰已经在80个城市完成了大约123次演讲。
　　弗拉基米尔·列宁很快就抓住了柯伦泰美国之行带来的机会，他敦促柯伦泰快快成行。这可是她为列宁筹款和扩大宣传的好机会，总的来说，还能成为列宁在新世界的耳目。柯伦泰于1915年初向他告知这项邀请时，列宁大表赞同。“我们在此行种下的希望可不止一星半点，”列宁从瑞士向她写信说。其中，头等大事则是“赢得财政援助，这对我们而言是重中之重，十万火急。”^[21]
　　柯伦泰表示同意。“我想在这趟美国之行里传播您的理念，多多益善，”她回信说。“现在，我并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22]
　　美国人有钱——这众人皆知。列宁希望筹到一些资金，但他对美国人的所思所想一无所知：他们在重大议题上的立场？甚至于，他们是否知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理念？列宁丢给了柯伦泰一大堆有关美国人的问题。“尤金·德布斯怎么样？他偶尔会用革命语气写作。又或者他不过是另一个考茨基式（a la Kautsky）的懦夫罢了？”列宁问道。他提到了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这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14年拒绝反对德国的战争筹款。^[23]但一如往常，列宁很快就言归正传：“考虑一下钱的事。读到您的信我很遗憾：迄今为止，您还未成功为中央委员会筹到什么”——这是在说，为列宁的委员会。^[24]事实上在所有筹款活动之外，柯伦泰还在芝加哥同左翼出版家查尔斯·克尔（Charles Kerr）有过会面，她向克尔征询，能否出版列宁最新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Socialism and War）。但是，克尔拒绝了。
　　结束美国之行、回到挪威后，柯伦泰得知：她22岁的儿子米哈伊尔已经迁到了新泽西州帕特森市（Patterson），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汽车工厂的工作。柯伦泰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他了，她决定于1916年8月乘船再度横穿大洋，这一回是去和儿子相聚。一到新泽西，柯伦泰就开始访问纽约，并再度使她自己投身革命事业：比如在移民家庭主妇中渐趋火爆、针对天价食品价格的抗议活动；她也开始偶尔为《新世界》撰写文章。
　　现在是1917年1月，一个寒冷冬日的下午。亚历珊德拉·柯伦泰上了火车，踏上了一场从新泽西帕特森到纽约市的漫漫羁旅。到达纽约后，她首先得冲出彭恩车站（Penn Station）的密集人流，使自己挤进一列灰尘泥垢密布的拥挤地铁，搭乘着它一路前往布鲁克林——只是为了参加一场简单的晚宴派对。通常而言，她会谢绝这种邀请。但这一回的邀请来自她最喜欢的美国人——路德维希·洛尔。洛尔已邀请参加家中的一场晚宴会议，讨论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
　　柯伦泰喜欢和洛尔及其妻子莉莉（Lily）待在一起的时光。单单是莉莉的德餐烹饪就足以使这次晚宴不虚此行，何况，莉莉甚至还翻译了一本柯伦泰创作的小说。洛尔将柯伦泰视为本次会议的关键人物，柯伦泰了解个中缘由：经历了1915年的巡回演讲，柯伦泰对美国的了解程度要远胜于其他所有俄国人。绝大多数流亡美国的俄国人都未曾迈出纽约半步，最多也是去过费城而已。而在芝加哥，柯伦泰曾和尤金·德布斯同台——这位美国社会党的领袖人物曾经三次（迄今）成为总统候选人。柯伦泰对德布斯钦佩不已。“我感到由衷高兴，以至于几乎要拥抱他，”她在与德布斯同台后写道。她还遇到了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又称“Wobblies”）领袖。海伍德刚刚被社会党的领导层们踢了出去，因为他拥护自己称之为“破袭”（sabotage）的罢工战术。在洛杉矶，柯伦泰加入了一个悼念乔·希尔（Joe Hill）的组织。乔·希尔正是I.W.W的组织者，一度闻名于世。就在最近，约·希尔因一桩盐湖城谋杀案遭到处决。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陷害。
　　柯伦泰享受与美国人的相会。“他们来这里说，‘一场绝佳的演说’，”她滔滔不绝。“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在这场运动中，更多的革命精神。”^[25]
　　和许多年轻的活动家一样，柯伦泰开始鄙薄美国社会党的当权派们。如她所见，这些保守的老年男性们满脑子都是先入为主的选举、渐进改革——从资本家那里分得一杯羹——而不是革命。“我被这些事弄得烦闷至极，”柯伦泰抱怨说。^[26]
　　和别人一样，柯伦泰也已经听说了托洛茨基到来的消息。她想会会此人，但也有些怀疑。柯伦泰深知，弗拉基米尔·列宁有多么不信任托洛茨基。所有读过两人之间尖刻论辩文字的人都看得到列宁的恶感。结果在当晚路德维希·洛尔的餐桌上，柯伦泰还将有一项更大使命；那就是盯着托洛茨基，并向列宁通风报信。如果没什么特别状况，她也要倍加留意。

^﹝1﹞ 上纽约湾的一座小岛，曾长期用作美国的入境移民检查站。

^[1] Shub, 124.

^[2] Kirchwey,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1–2.

^[3] On Weinstein, see file OG177382, National Archives, RG 65, M1085.

^[4] Recht papers, 31.

^[5] Serge and Trotsky, 31.

^[6] Trotsky, Russian Revolution, 358.

^[7] Novy Mir, January 16, 1917.

^[8] On the Triangle fire, see Von Drehle.

^[9] Nedava, 36, and Forward, January 16, 1917.

^[10] Quoted in Ziv, chapter 10.

^[11] Nedava, 36, and Forward, January 16, 1917.

^[12] New York Call, January 16, 1917.

^[13] Ibid.

^[14] Porter, 92.

^[15] Porter, 101.

^[16] Deutscher, 168.

^[17] Clements, 91.

^[18] Clements, 94.

^[19] New York World, October 12, 1915, in Porter, 228.

^[20] Lore,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3.

^[21] Lenin to Kollontai, September 1915, in Gankin and Fisher, 207.

^[22] In Porter, 216.

^[23] This was Lenin’s favorite insult around this time. Lenin on Kautsky: “At present I hate and scorn Kautsky more than anyone else. What vile, cheap, self-conceited hypocrisy.” Gankin and Fisher, 195.

^[24] Lenin to Kollontai, November 9, 1915, in Gankin and Fisher, 572.

^[25] Clements, 96.

^[26]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