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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狄克并不仅仅是重复近年来官方提出的一些批评，如果可能的话，他有时还把这些批评简单化。根据他的说法，无论是在一九〇五年或者今天，我对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东方和西方，都根本没有加以区别。拉狄克追随着斯大林，也在不容许跳过历史阶段这一点上教导我。
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九〇五年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那末，为什么当时我认为落后的俄国可以比先进的欧洲更早些开始这种革命呢？是由于爱国主义吗？是由于民族自豪感吗？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情况正好是那样。拉狄克是不是了解，如果民主革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俄国已经实现，那末，我们今天就不应当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来到这里比来到西方更早些，那正是而且只是因为历史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结合起来了——不是把它们混合起来，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把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这是政治的ABC。但是在ABC以后，接着来的是音节，也就是字母的结合。历史所完成的正是这样一种结合，即资产阶级字母当中最重要的字同社会主义字母当中最前面的字结合起来。然而，拉狄克却想把我们从已经完成的音节拉回到字母。这是悲惨的，但确是这样。
说阶段总的来说是不能跳过的，这是胡说。活生生的历史进程常常要跳过某些个别的“阶段”（这些阶段是根据整个的也就是最充分的发展进程从理论上分成的若干组成部分形成的）。在严酷的时刻对革命政策的要求也是这样。可以说，一个革命者同一个庸俗的演变主义者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能否认识并利用这种时刻。
马克思把工业的发展分成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这是政治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经济理论的ABC。然而，在俄国，工厂是跳过工场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时期而产生的。这是历史音节中已经存在的一个音节。在我国，在阶级关系和政治中也发生过类似的进程。如果不知道分成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这三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就不可能理解俄国现代史。但是，如果只知道这一点，那还是一无所知。因为事实是，俄国的历史——斯大林不应当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它——跳过了一些阶段。然而，理论上的阶段区分，对俄国来说还是必要的，否则就既不能理解这种跳过意味着什么，也不能理解这种跳过的后果是什么。
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待（正如列宁偶然看待双重政权那样），这样就可以说，俄国也经历了马克思所划分的所有三个阶段——不过，头两个阶段是以一种极其紧缩的、萌芽的形式出现的。这些“退化器官”，即手工业阶段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只不过概括为音符的小点，姑且这么说——已经足以证实经济进程所固有的统一性。然而，这两个阶段在数量上减缩得这样多，以致民族的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一种崭新的质量。这种新“质量”在政治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十月革命。
在这种讨论中，最难以容忍的是斯大林的“理论化”，还有构成他的整个理论行襄的两件小装饰品：“不平衡发展规律”和“阶段不可跳过”。斯大林直到今天还不懂得，阶段的跳过（或者在一个阶段停留得过久）正是不平衡发展所包括的东西。斯大林针对着不断革命论，以无比严肃的姿态提出不平衡发展规律。可是，历史上落后的俄国可以比先进的英国更早地达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预言，正是完全建立在不平衡发展规律上面的。然而，要作出这种预言，就必须从整个活生生的具体情况中去理解历史的不平衡性，而不仅仅是不断地重复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说过的话（这些话已经被人们弄得本末倒置和用粗鄙的态度进行解释）。
历史“阶段”的辩证法在革命上升时期，相对地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反过来说，反动时期自然可以成为廉价的演变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这个很庸俗的思想意识，这个党的反动的掌上明珠，就创造了一种对它自己分阶段前进的迷信，以掩饰它在政治上的尾巴主义和为了一文不值的东西而喋喋不休的作风。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现在也卷走了拉狄克。
历史进程的这个阶段或那个阶段，虽然从理论上说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条件下却可以被证明为不可避免的。反过来说，理论上“不可避免的”阶段，也可以为发展的动力压缩得无影无踪，特别是在并不是毫无缘故地被称为历史火车头的革命期间。
例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就“跳过了”民主议会主义阶段，而只容许立宪会议存在几个小时，甚至连这几小时也是在后院度过的。但是，在中国，反革命阶段是绝不可能跳过的，正如俄国的四届杜马时期不能跳过一样。然而，目前中国的反革命阶段，从理论上说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他们将以失败的组织者载入史册）的灾难性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是，机会主义所带来的结果已经变成一个可以长期阻挠革命进程的客观因素。
任何试图跳过真正的即为客观所决定的群众发展阶段的做法，都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只要大多数劳动群众还信任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姑且说国民党或者工会领袖，我们就不能向他们提出立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群众必须为此进行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可以被证明为一个很长的“阶段”。但是只有尾巴主义者才有可能认为，我们必须“同群众一道”首先坐在国民党右派内，然后坐在国民党左派内，或者同工贼柏塞尔保持联盟关系，“一直到群众对他们的颔袖的幻想破灭为止”——而在这期间，我们就用我们的友谊支持这些领袖。
拉狄克大概很难忘记，有许多“辩证学家”把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和同英俄委员会的决裂说成不是别的，而是跳过阶段，此外，也是同农民决裂（在中国），同劳动群众决裂（在英国）。拉狄克对于这一点应当记得更为清楚，因为他本人就是这种可悲的“辩证学家”之一。现在他只不过是正在加深和扩大他的机会主义错误。
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宁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写道：
“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使西方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1]
列宁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俄国已经“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诚然，列宁的话里暗含着一切必要的考虑：毕竟辩证法并不就是每次都重复一切具体条件；作者假定读者自己也已经有一些概念。但是，尽管如此，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保留下来，而按照列宁的正确看法，这种越过会使一切教条主义者和方案主义者（不仅“西方”的，而且也包括东方的）难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〇五年》一书（这本书现在突然使拉狄克这样感到不安）的序言中是这样论述的：
“早在一九〇五年，彼得堡的工人就把他们的苏维埃称为无产阶级政府。这个名称成为当时天天说的话，并且完全体现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中。然而，与此伺时，为了反对沙皇制度，我们也制定了一个精心写出的政治民主纲领（普选、共和制度、民兵，等等）。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政治民主是劳动群众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但有一项很重要的保留，即在一种情况下，这个阶段可以存在几十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却使群众从政治民主的偏见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甚至在这种制度成为现实以前。”（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第7页）
顺便指出，这一段话是完全符合上面所说的列宁的想法的。我想，这一段话可以充分地说明，为了反对国民党专政，必须制定一个“精心写出的政治民主纲领”。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拉狄克向左摇摆。在革命上升时期，他反对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在反革命专政时期，他反对在民主的口号下把中国工人动员起来。这就等于复天穿皮大衣而冬天打赤膊。
[1]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这一九六一年版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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