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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狄克在求助于列宁的情况下争辩说，民主专政是以双重政权的形式实现的。不错，列宁曾经偶然地——而且有条件地——把问题说成是这个样子；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偶然地？”拉狄克变成怒不可遏，指责我攻击列宁最根本的概念之一。但是，拉狄克生起气来，只不过是因为他错了。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这本书在过了差不多四年以后，也成了拉狄克批评的对象），我对列宁关于民主专政的“实现”所说过的话是这样解释的：
“民主的工人和农民联合，只能成为一种不能取得真正政权的不成熟的政权形式——它只能成为一种倾向，而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事实。”（《全集》，第三卷，上册，第21页）[1]
关于这个解释，拉狄克写道：“对于列宁著作中最杰出的理论章节之一的内容作出这样一种解释，完全没有价值。”拉狄克说了这句话以后，便可悲地求助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不可能用列宁偶然地说过的话来给以答复。”
拉狄克想用这一番话造成一种形象：我漫不经心地对待列宁概念中“最杰出的一个”概念。但是，拉狄克的愤怒是徒劳的，激动也是没用的。在这里，稍微了解一点情况是比较适当的。我在《十月的教训》中所作的论述，即使是很简短的，也不是出自一种根据间接引证而突然产生的灵感，而是依靠对列宁著作的真正彻底的研究。它转述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概念的本质，而拉狄克的冗长论述，尽管引证很多，却一点也没有把列宁思想中活生生的见解保留下来。
为什么我使用了“偶然地”这个带有限制性的词汇呢？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关于民主专政是以双重政权的形式“实现”的（“以一定的形式和达到一定的限度”）这一点，列宁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期间提到过，也就是在民主革命实际上实现以前提到过。拉狄克对这一点既没有注意到，了解到，也没有加以估价。在反对目前的不肖门徒的斗争中，列宁是极其有条件地谈到民主专政的“实现”的。他这样做，并没有给予双重政权时期一种历史特点——如果是这样，那就荒谬绝伦了——而是反对那些期待独立的民主专政能够修订再版的人们。列宁的话只有这样的意思，即除了双重政权的悲惨流产以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民主专政，因此必须“重新武装”党，即改变口号。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拒绝给予农民土地，同时迫害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实现”布尔什维克的口号——那就意味着，不是有意颠倒黑白，就是完全失去了理智。
关于孟什维克，有一种论据是可以提出来的，这种论据在一定的程度上同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论据类似：“你们等待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完成一种‘进步的’使命吗？这个使命已经实现了：罗将科[2]、古契可夫[3]和米留可夫所起的政治作用是资产阶级可以给予的最大限度的政治作用，正如克伦斯基主义是民主革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阶段来实现的最大限度一样。”
确切无误的解剖学形迹——退化器官——表明，我们的祖先是有尾巴的。这些形迹足以证实动物界的起源是一致的。但是，十分坦率地说，人并没有尾巴。列宁向加米涅夫指出了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制度下的退化器官，并警告他说，不应当希望从这些退化器官中长出新器官来。我们没有建立过独立的民主专政，即使我们完成的民主革命比任何其他地方所完成的更加深刻，更加坚决，更加纯粹。
拉狄克应当想一想这一事实，如果民主专政在二月到四月期间实际上已经实现，那是连莫洛托夫也会承认它的。党和阶级所了解的民主专政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将无情地摧毁旧的君主政体国家机器和彻底地消灭庄园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伦斯基时期，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出现。然而，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是一个实际上实现民主任务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显示某些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退化器官”的问题。列宁为了从理论上启发他的对手们，杰出地指出了这些没有得到发展的形迹——而这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全部事情。然而，拉狄克却满认真地努力使我们确信，在双重政权时期，也就是在没有政权时期，“专政”的确存在过，同时民主革命已经实现。可是，你们看，这是这样一种“民主革命”，以致需要列宁的全部天才去认识。但是，正是这一点意味着，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革命是俄国或中国每个不识字的农民都容易认识的东西。但是，就形态学的形迹来说，这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例如，尽管加米涅夫在俄国提供了教训，还是不能够使拉狄克最终注意到这一事实：在中国，民主专政也一样地在列宁所规定的意义上“实现了”（通过国民党）；同时比我国通过双重政权机构实现得更为彻底，其形式也更为完善。只有毫无希望的傻子，才有可能期待“民主”在中国修订再版。
如果民主专政在我国只是以克伦斯基主义（它所扮演的角色是劳合·乔治和克雷蒙梭[4]的走卒）的形式实现，那末，我就不得不说，历史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口号作了残酷的嘲弄。幸运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口号事实上是实现了——不是作为一种形态学上的特征，而是作为一种非常伟大的历史现实实现了。可是，这个口号的实现不是在十月以前而是在十月以后。农民战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两个阶级的合作是通过十月在巨大的规模上实现的。当时，即使没有列宁的注释，每个无知的农民还是领悟到和感觉到，布尔什维克口号已经实现了。列宁自己的估计是，十月革命——它的第一个阶段——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实现，因而也是布尔什维克战略口号的真正的（即使是改变了的）体现。列宁的整个精神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是十月以后的列宁，当时他从一个更高的有利地位考察了并且估计了事态的发展。最后，对于列宁，必须以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考虑，而不是以不肖门徒的方法来考虑。
关于革命的阶级性质及其“长入”问题，列宁（在十月以后）在一本反对考茨基的书中曾加以分析。下面就是拉狄克应当稍微思索一下的一段话：
“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指十月革命。——列·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在一九〇五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
列宁接着说：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的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5]
列宁在对革命（包括十月革命）作出完善的、概括的和完整的估价时，就是这样说的——不是“偶然地”而是经常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始终不变地。“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作为工人和农民的联合而实现的。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吗？不是，是在十月以后的第一个时期。是这样吗？是这样。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以民主专政的形式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现的。而由于这一点，旧代数学公式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
如果一九一七年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有条件的论据，同随后几年列宁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善的概括毫无批判地并列起来，那末可以说，俄国已经“实现了”两次民主革命。这种说法太过分了，特别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把第二次革命同第一次革命分开了。
现在可以把刚才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所引证的话和我在《总结与展望》中所说的话对比一下，在后者论《无产阶级政治制度》一章中，关于专政的第一阶段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是这样概述的：
“消灭等级制的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纳税等级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按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遭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
“无产阶级会感到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从而破坏无疑每一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那种共同利害关系。无产阶级在它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5页）
所有这些话哪里有一点像是我“忽视”农民和列宁同我的两条路线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对抗”呢！
上面援引的列宁的话在列宁著作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恰恰相反，正如列宁常有的情况那样，比较透彻地说明事态发展的新公式往往变成他在一整个时期所发表的演说和论文的轴心。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说道：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衬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6]
下面一段话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党代表大会上说的：
“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农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7]
这些话是列宁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所重复的。然而，拉狄克却干脆避开列宁的这个在争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思想。
列宁说，无产阶级在十月是同农民一道取得政权的。就因为这一点，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正确吗？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实际上摧毁了专制和农奴政制并夺取了封建主的土地的那种专政，不是在十月以前而只是在十月以后才完成的；这种专政，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以依靠农民战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完成的——然后，经过几个月，开始长入社会主义专政。这一点真是那么难以理解吗？今天在这一点上还可能有意见分歧吗？
在拉狄克看来，“不断”论的罪恶在于把资产阶级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合起来了。然而，实际上，阶级的动力是这样彻底地“混合了”即合并了这两个阶段，以致我们的不幸的形而上学家落到连线索也不再能找到的地步。
的确，在《总结与展望》中有许多缺陷和许多不正确的论点。但是，这本书毕竟不是写于一九二八年，而是远在十月以前——在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前。不断革命论中的缺陷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时我对这个理论所提出的基本论据中的缺陷问题，拉狄克甚至没有接触到；因为他追随他的老师们——不肖门徒们——攻击的不是这个理论的缺陷，而是这个理论的那些已为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了的有力方面；同时他是从列宁的论述（拉狄克并没有彻底研究过或者透彻地思考过）中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并用这些结论来攻击那些有力方面的。
总的来说，整个不肖门徒派引用过去说过的话来骗人达到了十分特殊的水平，这种做法一点也没有切断真正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者不得不去分析十月革命的实际发展情况，不得不认真地和诚实地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能断断续续地这样做），他们却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符合他们所反对的那种理论的论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阿·雅柯夫列夫专门论述十月革命史的著作中找到最明显的证据。这位作者目前是统治派的一根支柱[8]，毫无疑问，他比其他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比斯大林本人要有学问些，他对旧俄的阶级关系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到农民暴动（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月）的双重局限性。这种暴动本身发展到农民战争水平，并没有克服它的局限性，没有打破摧毁周围地主这项紧迫任务的范围；没有使自己转变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没有超过农民运动所特有的原始暴乱的性质。
“农民暴动就其本身来说——一种其目的只限于消灭周围地主的原始暴动——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是不能摧毁敌视农民而支持地主的国家政权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土地运动只有在相应的城市阶级的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土地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不是决定于几十万个农村，而是决定于几百个城市。只有在全国中心地点给予资产阶级致命打击的工人阶级，才能使农民暴动取得胜利；只有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取得胜利，才能使农民运动突破亿万农民同成千上万的地主发生原始冲突的框框；最后，只有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才能为新型的农民组织（它使贫农和中农所联合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奠定基础。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取得胜利的问题。
“当工人在十月给予资产阶级政府决定性打击的时候，他们也就顺便解决了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问题。”
他又说：
“……问题的整个实质在于这一点，即由于历史所决定的条件，资产阶级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同地主结成了联盟。甚至最左的资产阶级派别，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只不过是安排一种有利于地主的交易。俄国革命的条件和一百多年以前法国革命的条件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此……农民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完全正确！——列·托·）有两条道路展现在农民革命的面前。或者是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打击之下失败，或者是作为一种伴随并辅助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取得胜利。俄国工人阶级由于接受了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使命，由于接受了领导土地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才有可能实现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的农民运动》，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七年版，第X—XI、XI—XII页）
在雅柯夫列夫的论据中，有些什么基本要素呢？农民没有能力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由此而产生的城市阶级担任领导角色的不可避免性；俄国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难以担任领袖角色；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担任领导角色的不可避免性；无产阶级作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夺取政权；最后，建立依靠农民战争和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要素从根本上摧毁了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社会主义”性质这一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提法。问题的要点在于这一事实，即构成资产阶级革命基础的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舞台上出现，不是土地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的事，而是完成这一革命的必要先决条件。一言以蔽之，在雅柯夫列夫的这一回顾过去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在一九〇五年所表述的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所有基本要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预断的问题；而雅柯夫列夫在第一次革命以后二十二年和十月革命以后十年，才根据全体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初步研究对三次革命事件作出结论。那末以后呢？雅柯夫列夫就几乎完全重复我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论点。
然而，雅柯夫列夫对不断革命论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态度呢？他所采取的态度适合于每个想保住职位和甚至想爬得更高的斯大林主义官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雅柯夫列夫怎样把他对十月革命动力的估价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调和起来呢？非常简单，他根本没有考虑这种调和。正如沙皇时代的一些自由派官员一样，他们承认达尔文的理论，但同时也定期参加圣餐礼。雅柯夫列夫也是用参预形式主义地欺侮不断革命这一代价，买到了不时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利。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十几个。
还有一点要补充，雅柯夫列夫完成上面所引用的那部关于十月革命史的著作，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倡议，而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同时委托我编审雅柯夫列夫的著作。[9]当时，列宁还有恢复健康的希望，因此任何一个不肖门徒都没有想到就不断革命论掀起一场人为的争论。无论如何，作为前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被推荐的十月革命史的编者，我可以十分满意地指出，在所有引起争论的问题中，这位作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用了我在那本遭到禁止、被认为异端的不断革命论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所提出的那些论点。
列宁本人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历史命运所作的全面估价肯定地表明，两条路线即“不断”路线和列宁路线之间的差别只有次要的和附属的意义；而使二者联系起来的东西倒是最根本的。这两条被十月革命完全揉合在一起的路线的这种基础，不仅同斯大林的二——三月路线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四——十月路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同斯大林、布哈林和马尔丁诺夫的整个中国政策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同拉狄克的现行“中国”路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下半年之间根本改变了自己对准则的看法的拉狄克，企图加罪于我，说我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性”，我可以这样回答：二十三年前我在《总结与展望》中所发展了的基本思想体系，我认为事态的发展已经证实了它是完全正确的；而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是一致的。
特别是，我没有看到有一点理由把我一九二二年在我写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论述不断革命的任何一点收回。这本书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出版了无数版次，印刷了无数次，当时全党都在阅读它和学习它。这本书只是到一九二四年秋天才使加米涅夫感到“不安”，拉狄克则到一九二八年秋天才第一次感到“不安”。
这篇序言中说，“正是在一月九日到十月罢工期间，作者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不断革命论’的那些意见。这个有些不寻常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直接面临资产阶级任务的俄国革命绝不能停留在这些任务上。除非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革命是不可能解决它的迫切的资产阶级任务的……
“这种估价已经被证实为完全正确，虽然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俄国革命不能在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以后就结束。它必须把政权转交给工人阶级。如果说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还太弱以致不能夺取政权，那末，它必须不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而在六月三日沙皇统治[10]的非法状态下成熟和壮大起来。”（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第4—5页）
我还想援引一段我就“民主专政”口号所进行的最尖锐的论战。一九〇九年，我在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文机关报上写道：
“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一概念出发，而归结为这样一种想法，即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要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一直到夺取了国家政权为止；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一同样赤裸裸的概念出发，而归结为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自我控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以内这样一种想法。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方面今天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变成巨大的危险。”
有这一段话的那篇论文，收在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俄文版中，我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对这段话作了这样的注释：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虽然并不是没有内部斗争）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即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重新武装。”
这两段引证从一九二四年以来一直遭到猛烈的批评。现在，过了四年以后，拉狄克也参加到这种批评当中去了。然而，如果正直地思考一下上面所引证的话，那末就必须承认，这些引证包括一个重要的预断和一个同样重要的警告。事实仍然是，在二月革命的时候，所有的所谓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都采取了用民主专政赤裸裸地对抗社会主义专政的立场。列宁最亲近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代数学”公式作出了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解释，并且用来反对革命的实际发展。在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最高领导采取了一种反动的立场，如果不是碰巧列宁回国，他们是有可能在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而斗争的旗帜下扼杀十月革命的，就像他们后来扼杀中国革命那样。拉狄克很虔诚地把党的整个领导阶层的错误立场说成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加里宁、诺金、米柳亭、克列斯廷斯基、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十几个其他“老布尔什维克”的庸俗的民主立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承认布尔什维克老代数学公式包含着某种危险，难道不是更正确些吗？政治发展使这个公式有了一种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这是含糊不清的革命公式所常有的现象。不言而喻，如果列宁当时住在俄国，看到党每天特别是战争期间的发展，那末，他一定会及时地给予必要的纠正和澄清。对革命幸运的是，列宁回国虽然晚了一点，但相当快地担负起必要的重新武装意识形态的工作。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普通党员的革命压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以前进行的全部工作所准备的），使列宁有可能在反对最高领导的斗争中，不顾他们的反抗，而在充裕的时间内把党的政策转到新轨道上来。
难道真的因而我们今天必须在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接受—九〇五年列宁的那个具有代数学形式的即含糊不清的公式，并且让中国和印度的斯大林和李可夫（即谭平山、罗易①等人）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内容来充实这个公^：，然后等待一个列宁及时地出现，进行四月四日的那种必要的纠正吗？但是，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这种纠正有保证吗？如果对这个公式进行已为俄国和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为有必要的那些具体纠正，不是更合适些吗？
上面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简直应当理解为一种“错误”呢？现在，大家知道，人的一切想法和行动都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绝对正确的，即符合“总路线”的；一种是绝对错误的，即离开这条路线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今天是绝对正确的到明天被宣布为绝对错误的。但是在“总路线”出现以前，思想的实际发展也会判断出不断接近真理的方法。即使数学中的简单除法，在选择数字上也必须经过实验；开始选择的数字可能大些或者小些，然后在试验的过程中选中一个而否定掉所有其他数字。炮兵在对准目标的时候，那种逐步接近目标的方法被称为“夹叉”。在政治中，也绝对不能避免接近法。整个问题在于，及时地了解没有打中就是没有打中，并且毫不拖延地进行必要的纠正。
列宁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这一事实：在新历史时期的条件之下，它彻底地弄明白了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之一，即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集团——首先是农民——所达到的政治独立程度问题。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取得的经验，由于它的完整性，牢固地对“民主专政”关上了大门。列宁用自己的手在这属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字样：不准进入——不准出去。他用下面的话说明了这一点：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工人走。然而，不肖门徒们却完全忽视布尔什维主义旧公式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并且同这个结论相反，他们尊崇一个临时的假设，把它写在纲领中。总的来说，不肖门徒的本质确实就在于此。
[1] 《十月的教训》，美国一九三七年版第37页。本书一九二五年英文版第35页的这段译文欠确切。——英译者注
[2] 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俄国十月党领袖之一，曾任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主席。——中译者注
[3]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иков，俄国“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建立者之一，曾任第一届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中译者注
[4] 劳合·乔治和克雷蒙梭是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总理。——中译者注
[5]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80页和281页。
[6]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74页。
[7]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32页。
[8] 雅柯夫列夫最近已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列·托·
[9]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会议记录第二十一号摘录：“兹任命雅柯夫列夫同志……编纂一本关于十月革命史的教科书，由托洛茨基同志审定。”——列·托·
[10]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俄历十六日），政变完成，从此正式开始了张牙舞爪的反革命时期。——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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