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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狄克在批评我们的理论的时候还附加了“由此产生的策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对“托洛茨基主义”所进行的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还小心翼翼地限于理论方面……然而，对拉狄克来说，这是不够的。他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反对在中国执行一条明确的（布尔什维克）策略路线。他设法用不断革命论来贬低这条路线，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表明，或者假装别人已经表明，过去的错误策略路线就是从这个理论产生出来的。拉狄克在这里是在直接地迷惑读者。他本人可能不熟悉革命的历史，因为他从来没有直接参加过革命。但是显然，他没有进行一点努力通过文件来考察问题。而这些文件的最重要的部分收集在我的《全集》第二卷中。任何可以阅读的人都可以核对这些文件。因此，让我告诉拉狄克，差不多在第一次革命的所有阶段中，我在对革命的力量及其一系列任务进行估价方面都是同列宁完全一致的，尽管整个一九〇五年我是秘密地居住在俄国，而一九〇六年是呆在监狱里。我在这里不得不使自己只限于提出最低限度的证据和文件。
我有一篇论文是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写的，三月发表的，也就是在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在历史上称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月，我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人民和沙皇之间进行的只知道胜利而没有别的想法的激烈斗争；作为这个斗争的最高峰的全民起义；作为人民战胜衰老的敌人的革命高潮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解除沙皇反动的武装和把人民武装起来；立宪会议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的召开——这些就是客观情况所表明的革命各个阶段。”（《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32页）
为了认识在阐明根本问题方面我同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一致的，只要把这一段话同一九〇五年五月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比一下就够了。
这还不完全说明问题。我在彼得堡曾以同这篇论文一致的精神在克拉辛同意之下表述了临时政府提纲，这个提纲当时是秘密发表的。克拉辛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维护了这个提纲。下面是列宁说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明了他是多么赞同这个提纲：
“整个说来，我同意季明同志的意见。我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自然要注意问题的文字上的提法。季明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指望占领争夺据点就不能作战……”[1]
克拉辛提出的内容广泛的修正（我希望读者去看看这篇东西），其主要部分已经体现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其实，这个修正是我写的，这一点可以用克拉辛写的一个便条来证明，这个便条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关于党的历史上的这整个插曲，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是都很清楚的。
农民问题，吸引农民接近工人苏维埃和同农民协会协同工作的问题，引起彼得堡苏维埃一天比一天多的注意。也许拉狄克知道苏维埃的领导权交给了我这一点吧？这里就是当时我在革命的策略任务方面所写的千百条意见之一：
“无产阶级创建了城市范围的‘苏维埃’来领导城市群众的战斗行动，并把同军队和农民结成战斗联盟提到议事日程上。”（《开端报》，第四期，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历十一月三十日〕）
我承认，引用一些引语来证明我从来没有说过从专制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这种话，确是令人厌烦甚至成到困惑的事。但是实在没有办法。例如，一九〇六年二月，关于立宪会议的任务我写了下面一段话，我根本没有把立宪会议同苏维埃对立起来，像拉狄克追随着斯大林，为了用极左的扫帚清除昨天的机会主义政策，目前在中国问题上所仓促从事的那样。
“解放了的人民将运用自己的权力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任务将是巨大的。它将必须根据民主原则即根据人民绝对主权的原则来改造国家。它的职责将是组织民兵，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累进所得税。”（《全集》，第二卷，下册，第349页）
一九〇五年，在一份专门论述“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问题的鼓动性传单中，我这样写道：
“在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不，我们的农村还太蒙昧和太落后。农民中的真正社会主义者还太少。我们必须首先推翻使人民群众处于黑暗中的专制制度。农村的穷人必须免除一切捐税；必须实行累进所得税和普遍义务教育；最后，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必须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组成一支社会民主大军。只有这支军队才能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28页）
由此可见，早在拉狄克尾随着斯大林和台尔曼开始对我大谈这个问题以前，我就已经指出革命的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之间的某些区别。二十二年以前，我写道：
“当社会主义报刊上表述不断革命的思想时——这种不断革命由于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更多的群众阶层参加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的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怒吼。”（《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8页）
首先，我愿意提请大家注意在这一段话中对不间断革命所下的定义：它通过若干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把消灭中世纪思潮同社会主义革命连接在一起。跳跃在哪里呢？什么地方忽略了民主阶段呢？归根到底，难道这不正是一九一七年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吗？
顺便说一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进步”报刊在一九〇五年对不间断革命发出的吼叫，一点也不能同当前那些在二十五年的短短耽搁以后才参预这件事的雇用文人所发出的很难说是进步的吼叫相比。
当我在报刊上提出不断革命问题的时候，那个在列宁的机警的主编下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派主要机关报《新生活》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当然，这一点是不会不使人们感到兴趣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的生活》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竭力用列宁的“更加合理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关于这篇论文，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这样的答复：
“这种毫无根据的假定当然是荒谬绝伦的。托洛茨基同志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用在第一阶段停顿就继续前进，把剥削者推在一边；另一方面，列宁指出，政治革命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生活》的政论家是乐意在这里找出矛盾来的……整个误解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对于社会革命这个名词感到恐惧；其次，由于这家报纸想在社会民主党人当中发现某种尖锐而很有分量的意见分歧；再次，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使用了‘给予一次打击’这样的字眼。在《开端报》第十期上，托洛茨基同志毫不含糊地这样解释了他的概念：
“‘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托洛茨基同志写道。‘而这种胜利又意味着未来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要实现基本民主任务，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直接斗争在某一时刻必然向无产阶级提出的却纯粹是社会主义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规定了一种革命的连续性。这并不是一次“打击”或者一天一个月的问题，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的问题。试图事先确定这种革命的持续时间是荒谬的。’”
这一段引语在一定的程度上完全说明了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对于不肖门徒们后来的一切批评所进行的驳斥，有哪个能够比列宁的《新生活》那样赞同地引用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进行的这种驳斥更加清楚、更加确切和更加不可辩驳呢？我的那篇论文说明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实现民主任务的过程中，由于其地位的关系，在一定的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纯粹社会主义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的那种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的连续性正在于此。这并不是一次打击，也不是一次跳跃——我对当时小资产阶级阵营中批评我的人这样解释——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而列宁的《新生活》是完全赞同这种前景的。更加重要的——我希望——是这一事实，它已经为事态的实际发展所证实，它的正确性在一九一七年已经决定性地得到了肯定。
除了《我们的生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以外，主要是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特别是一九〇六年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以后谈论从民主主义“跳跃”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在孟什维克当中，特别是马尔丁诺夫和已故的约尔丹斯基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应当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这两个人后来都变成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我在一九〇六年写的一篇专论中，向那些设法把“跳到社会主义”的帽子扣到我头上的孟什维克作家们详尽地通俗地说明了，这种争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今天我可以几乎毫不删节地把这篇文章重印出来，以反驳不肖门徒们的批评。但是，也许这样说就够了：这篇文章的结论已经概括在下面的一句话当中：
“我完全了解——让我向批评我的人（约尔丹斯基）提出保证——在报纸上一篇论文中跳过政治障碍同在实践中越过这种障碍远不是一回事。”（《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54页）
也许这就够了吧？如果不够的话，我还可以继续援引一些引语，以使像拉狄克这样的批评家们不能够说，他们“手头”没有那种他们可以非常勇敢地作出判决的材料。
一九〇六年我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策略》，这本小册子随即由列宁出版。其中提出了这样一段具有特点的结论：
“无产阶级将能够依靠农村的起义来使自己得到支持，将能够在城市（政治生活的中心）使它已经能够着手的事业取得胜利的结果。无产阶级依靠农民的基本力量并领导他们，就不仅会给予反动势力以最后的胜利的打击，而且还会了解如何保障革命的胜利。”（《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48页）
难道这像是忽视农民吗？顺便提一下，就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发展了这样一种概念：
“我们的策略所指望的是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发展，它当然绝不忽视革命运动的不可避免的或者可能的或者甚至仅仅是或然的局面和阶段。“（《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35页）
难道这看起来像是幻想的跳跃吗？
在我写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教训》这篇论文（一九〇六年）中，我这样描述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或者，正如事实所表明的：新的革命）的前景：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新苏维埃也不会再一次经历那五十天的事件（一九〇五年十月到十二月）；但它完全能够从这个时期得出它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是非常清楚的。同军队、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平民阶层进行革命的合作。废除专制制度。摧毁它的物质组织：部分通过改组，部分通过立即解散军队；摧毁官僚警察机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武装居民，首先是武装无产阶级。苏维埃转变为革命的城市自治机关。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作为地方的土地革命机关。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在明确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为人民代表进行竞选斗争。”（《全集》，第二卷，下册，第206页）
难道这看起来像跳过土地革命或者低估整个农民问题吗？难道这看起来好像我看不见革命的民主任务吗？不，不像。那末，拉狄克画的政治画究竟像什么呢？什么也不像。
拉狄克超然地但很暧昧地在我一九〇五年时的立场（这个立场被他歪曲了）和孟什维克的立场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他没有想一想，他自己正是在重复孟什维克的四分之三的批评；拉狄克狡猾地解释说，说实在的，即使托洛茨基运用的方法与孟什维克一样，他的目的也是不同的。由于这个主观的公式，拉狄克完全损害了他自己接近问题的能力。即使拉萨尔也知道，目的是依靠手段的，并且归根到底是为手段所决定的。他甚至还写了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戏剧（《弗朗茨·冯·西金根》〉。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的手段同孟什维克的手段一样了的呢？那就是对待农民的态度。为了证明这一点，拉狄克从上面引用过的列宁一九一六年的论文中引用了三行论战的文字，但是得顺便说明，列宁在这里虽然指名说的是托洛茨基，实际上却是同布哈林和拉狄克本人论战。除了列宁的这段引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段引语已为列宁那篇论文的整个内容所否定），拉狄克还引用了托洛茨基本人的话。我在一九一六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揭露了孟什维克概念的空虚以后问道：如果不是由自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话，那末是由谁来领导呢？说来说去，你们孟什维克根本就不相信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就这佯，拉狄克当场抓住了我：托洛茨基“同意”孟什维克对于农民的作用的看法。孟什维克认为，由于同农民结成联盟是没有把握的和不可靠的而“拒绝”自由资产阶级，那是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孟什维克的“方法”；而我的方法是撇开自由资产阶级，为革命农民的领导地位而斗争。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同列宁没有分歧。在我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对他们说：“你们根本就不想使农民担任一个领导角色，”这句话并不是像拉狄克所设法偷偷贩卖的那样：同意孟什维克的方法，而只是清楚地提出了另外一种选择：或者是自由财政寡头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在一九一六年提出来反对孟什维克的这个完全正确的论据，现在拉狄克背信弃义地试图用来也反对我，其实，九年以前在一九〇七年伦敦党代表大会上，我就已经运用过这个论据，当时我所维护的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提纲。我在这里引用的是我在伦敦代表大会上那篇演说的主要部分。在革命的头几年中，我那篇演说常常收入各种文集以及教科书，作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所表明的对待阶级和政党的态度。这里就是我在这篇演说中说过的话，这些话简单明了地说明了不断革命论。“对孟什维克同志们来说，他们自己的观点是极其复杂的。我曾经一再听到他们的责难，说我对俄国革命方针的概念太简单了。然而，孟什维克的观点尽管极其变化无常（这是复杂的形式之一），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无常，却成为连米留可夫先生也明白的非常简单的东西。
“在最近出版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记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至于狭义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革命集团，同他们达成协议将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甚至这里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明确的积极原因，那末，至少也有一些很有分量的消极原因，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我们彼此之间达成协议。他们的目的是批评和不信任我们；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挺身而出并且采取行动。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目前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要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的革命。找一种东西来代替这种民主……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还没有准备好的行动，如果国家把他们这样大量地送进杜马，那肯定不是为了现在实现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用自己的手实现准备性的“资产阶级”改革……对他们来说，把议会政治家的角色交给我们来担任，远比他们由于担任这种角色而有失体面要好得多。’
“我们可以看到，米留可夫直截了当地把我们引到问题的核心。上面的引语把孟什维克对革命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所采取的态度的所有最重要的因素都表现出来了。
“‘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这是第二点。社会主义民主派不能用自己的手来实现资产阶级改革，它的作用依然是纯粹反对派的作用：‘批评和不信任’。这是第三点。最后，即第四点，为了使社会主义者能够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挺身而出并且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不挺身而出，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捏造了。这正是孟什维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它所制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点和历史，都是从它自己的想象中产生出来的。
“作为唯物论者，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的是什么阶层或者什么阶级？
“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来说，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我们都同意这一点。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民族革命）时期，里昂的某些工业家所起的就是反革命作用。但是我们听说，中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那末，这个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什么人呢？
“雅各宾党人依靠的是城市民主派，这个民主派是从手工业行会中生长起来的。小店主、工匠以及同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居民，构成革命的无套裤汉队伍——主要的政党山岳党的支柱。正是这个经历了手工业行会的漫长的历史性锻炼的大批城市居民群众，把革命的整个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革命的客观结果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创造‘正常的’条件。然而，历史进程的社会结构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群氓’、街头的民主派、无套裤汉为资产阶级统治创造了条件。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渣滓，然后，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以后掌握了政权。
“现在让我提出一个问题——哦，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无产阶级仍旧站在反对派的地位上，那末，在我们国家内，由哪个社会阶级产生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能够实现巨大的任务呢？这就是中心问题，我再一次把这个问题向孟什维克提出来。
“的确，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广大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正同我一样地知道，不管农民有可能多么革命，他们是不能担任独立的政治角色的，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政治角色了。毫无疑问，农民是可以被证明为一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力量的；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屑于这样看，即一个农民政党能够使自己居于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位，同时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能够把民族的生产力从折磨着他们的古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只有城市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任主宰者的角色。[2]
“那末，在我们的国家里，能够领导民族的城市民主派在哪里呢？马尔丁诺夫同志曾经手里拿着放大镜一再地寻找它。他所发现的是萨拉托夫的教师们、彼得堡的律师们以及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们。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一样，他拒不正视的唯——点是，产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所夺取的地盘就同十八世纪末半无产阶级手工业民主派无套裤党人所夺取的地盘一样。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个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型工业并不是从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城市经济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任何基尔特时期。在我国，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的和随之而产生的压力之下兴起的。它所占有的一片土地，基本上是未开垦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它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体系的一点抵抗。外国资本是通过国家借债的途径和私人主动性的孔道而流入我国的。它把产业无产阶级大军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而阻碍了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由于这种进程，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刻，我们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具有极高度发展的社会型式的产业无产阶级，作为城市的主要力量。这是事实。这是无可辩驳的，同时必须作为我们的革命的策略性结论的基础。
“如果孟什维克同志们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即使他们只承认有取得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末，他们就不能反驳这一事实，即在我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再没有别的阶级可以成为革命政权的历史要求者。正如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在法国大革命中使自己处于领导革命民族的地位一样，无产阶级（我们城市中的唯一革命民主派）必须在农民群众中得到支持，必须使自己掌握政权——如果革命毕竟有任何胜利前景的话。
“一个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而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还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专政。我在这里不准备论述呈现在无产阶级政府面前的进一步前景。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就像雅各宾民主派一样，为资产阶级统治扫清道路。我要确立的只有一点：如果革命运动在我国，像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胜利，那末，革命的胜利只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否则，这种革命就根本不能取得胜利。
“我坚持这个结论，而且以最断然的态度坚持。如果假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社会对抗性将妨碍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同时无产阶级本身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末，人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革命根本得不到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结果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当局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变种，这种变种的可能性是绝对不能否认的。但是显然，这种变种就摆在革命失败的道路上，并且为其内部的弱点所决定。从本质上说，孟什维克的全部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与农民可能建立的关系所作的估价——无情地把他们引导到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上。
“但是，他们坚决地离开这条道路，而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基础上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
“从这一点产生了他们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革命政权的天然要求者……
“那末，你们根据什么认为立宪民主党人还会起来并且会屹立不动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吗？不，而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方案。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你们迫不及待地寻找它，而找到的只不过是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向他们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你们把他们打扮起来，你们要迫使他们扮演一种他们不愿扮演、不能扮演也不会扮演的创造性角色。对于我的基本问题——我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我没有听到回答。你们对革命没有作出预断。你们的政策缺乏任何广大的前途。
“同这一点有关的是，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是用代表大会应当牢记的一句话来表述的，这句话就是‘按照情况可能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的职责并不是进行争取影响人民群众的有步骤的斗争，也不是只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决定它的策略步骤，即把所有的劳苦者和被蹂躏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先驱和领袖。”（《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第180—185页）
这篇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我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的全部论文、演说说和行动的演说，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完全赞同，更不用说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了（在这篇浪说的基础上，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导致我在波兰文报纸上同他们合作）。列宁不原谅我对孟什维克的妥协态度——-而他是正确的——他本人对我这篇演说表现了一种审慎着重的保留态度。下面就是他说过的话：
“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成立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3]
列宁在演说中并没有对不断革命论作出总的估价，因为我在演说中也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前景进行阐述。他显然没有读过我论述这个问题的基本著作，否则他就不会在谈到我“日益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概念时当成一件新鲜的事情，因为我在伦敦发表的这篇演说只不过是扼要地重述我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发表的著作中说过的话。列宁表现的态度很有保留，因为当时我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派外面的。尽管如此，或者更正确地说，正因为如此，他说的话是不可能解释错误的。关于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列宁确认“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的基本要点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不能运用到我的目的方面（就像拉狄克颠倒黑白地所说的那样），而恰恰可以运用到方法方面。至于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列宁在这里作了“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的保留。这种保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列宁绝没有把不断革命同忽视农民或者跳过土地革命混为一谈，就像无知的和无耻的不肖门徒们所惯常做的那样。列宁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的革命将走多么远，无产阶级在俄国是不是比在欧洲能够更早地取得政权，以及这一点为社会主义展现了什么样的前景——这个问题我没有接触到；然而，在无产阶级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一基本问题上，“我们之间在这里是一致的。”
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在不断革命论差不多刚刚诞生的时候，即远在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就作出了什么样的回答。让我们再回忆一下，列宁《全集》的编辑们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是怎样表明他们对这个理论的意见的。在第十四卷下册第四八一页的注释[4]中说：
“甚至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他（托洛茨基）就提出了新奇的而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断革命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断言，一九〇五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个革命。”
我认为，这绝不是承认我对不断革命问题所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承认了拉狄克对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长入理论，而不是跳过理论；从这种理论所产生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冒险主义的策略。那末，“目前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断革命论”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几个字意味着，十月革命以一种新的光辉照亮了这个理论的那些对许多人来说还含糊不清或者干脆看来“未必然”的方面。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下册出版的时候，列宁还活着。几万几十万党员都读到了这个注释。直到一九二四年以前，没有人说它是虚假的。只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拉狄克才想起来这样说。
但是，既然拉狄克谈论的不仅是理论，而且还有策略，那末，我实际参加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性质，就依然是反对他的最重要的论据。一九〇五年我在彼得堡苏维埃所做的工作，同我对革命性质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不肖门徒们现在不间断地予以攻击的）所作的决定性努力是一致的。这些所谓错误的看法怎么可能一点也没有反映在我在每个人眼前所进行的和天天在报刊上记录下来的政治活动中呢？如果假定这种错误的理论反映在我的政治见解中，那末，为什么现在当了官的那些人当时保持沉默呢？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列宁当时在革命的最高潮时期以及革命失败以后都那样坚决地维护彼得堡苏维埃的路线呢？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一九一七年革命，只不过是形式也许更加尖锐罢了。我在纽约写了若干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我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对二月革命作了估价。所有这些论文现在都重新印出来了。我在策略上的结论同列宁当时在日内瓦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同加米涅夫、斯大林以及其他不肖门徒们得出的结论是有同样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我到彼得格勒以后，没有人问我是不是放弃了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甚至没有一个人问。斯大林窘困不安地从这个角落蹑手蹑脚地走到另一个角落，他只怀着一个愿望，希望党尽可能迅速地忘掉他在列宁回国以前所鼓吹的政策。当时雅罗斯拉夫斯基还不是监察委员会的鼓舞者[5]；他同孟什维克一道，同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一道在雅库茨克出版一种浅薄的半自由派报纸。加米涅夫谴责列宁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他遇到我的时候宣称：“现在轮到你笑我们了。”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我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论述了不断革命的前景。任何人都从来没有想到出来反对我。我同列宁的一致是彻底的和无条件的。那末，批评我的人（其中包括拉狄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我自己完全不了解我所鼓吹的理论，难道在最严酷的历史时期我的行动直接违背这个理论并且这样违背才十分正确吗？如果说批评我的人就像不了解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也不了解不断革命，不是更简单些吗？因为假定这些落后的批评家不仅完全能够分析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且也完全能够分析别人的思想，那末，他们这些人毫无例外地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采取这样一种可悲的立场，并且在中国革命中永远蒙受耻辱，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但是，话说回来，也许读者会忽然想起来：你的最重要的策略性口号“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某些集团中，这种论辩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托洛茨基的可恶的口号“不要沙皇！”贯穿在所有批评不断革命的人写的所有著作中；有些批评家把这一点当作最后的、最重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辩；有些批评家则把它当作厌倦思想的现成避难所。
这种批评在无知和背信弃义的“大师”[6]方面自然达到了最深奥的地步，他在那本无可比拟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
“我们不来多讲（绝对不是！——列·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174—175页）[7]
尽管面对着这种毁灭性的批评，我的立场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批评不愿“详述”这一点），我还是愿意提到一些似乎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有一些的。请大家看下去。
即使我在一九〇五年写的论文当中有一篇提出一个孤立的、暧昧的或者不适当的、可能引起误会的口号，今天，在二十三年以后，这个口号也不应当就其本身来加以理解，而应当同我论述这个问题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看，同时，最重要的是，同我参加事态发展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看。不容许只是告诉读者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连批评家也不知道的）著作的题目，然后给这个题目加上同我所写的和所做的完全相反的意思。
但是，补充这样一点也许不是多余的——哦，我的批评家们！——即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写过或者说过或者提出过“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样一个口号。在我的法官们提出的主要论据的基础上，除了所有其他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个可耻的事实上的错误。这个事实是，一个题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声明是帕尔乌斯一九〇五年夏天在国外写的和发表的。当时我已经在彼得堡秘密地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思想上或者是在行动上，我都同这个传单没有一点关系。我是过了很久才从论战文章中知道这个声明的。我从来没有际遇或者机会来表明我自己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至于声明，我（以及所有批评我的人）既没有看见过，更没有阅读过。这就是这件怪事的事实。我很抱歉，我必须使所有的台尔曼之流和塞玛尔之流抛弃这个不费力气的和显而易见的论据。但是，事实比我的慈悲感情要有力得多。
这还没完。事有凑巧，就在帕尔乌斯在国外发表那个我不知道的传单“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声明在彼得堡秘密地散发，这篇声明的题目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земец[8]，而要人民！这个题目在传单中作为一个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口号而不断地重述着，它本来是打算用一种通俗的形式来反驳后来关于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的争论的。这项呼吁已经收入我的《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56页）。我还有些声明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公布的，这些声明都是对斯大林巧妙地说成是我“干脆忘记了”的农民发表的。
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没完。就在不久以前，尊贵的拉斐斯（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和领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机关报上论述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那一年提出的这个可恶的口号。不是在一九〇五年，而是在一九一七年！对于孟什维克分子拉斐斯来说，无论如何，是可以原谅一些的——几乎到一九二〇年以前，他还是彼特留拉[9]内阁的“大臣”，被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搞得心神不定的他，怎么可能注意十月革命的阵营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呢！那末，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编辑部又怎样呢？这是一件怪事。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一群白痴……
“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读过近几年来的无聊书刊的正直读者会喊叫道，“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难道不是教导我们……？”
“是的，朋友们，教导过；正因为如此，所以你们必须从头学起。这就是反动时期的总开销。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历史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它已经暂时走进斯大林的死胡同。”
[1]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工表大会上《关于修改临时革命政府议案的发言》，列宁实际上使用的是克拉辛在党内的名字：季明。（《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69页。——中译者注）
[2] 不断革命论的落后的批评家们是不是同意这一点呢？他们是不是准备把这个基本命题扩大到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去呢？是这样呢，还是并非如此？——列·托·
[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的结束语》，《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456页。黑体是托洛茨基标的。——中译者注
[4] 这里指在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的注。另见本书第229页。——中译者注
[5] 雅罗斯拉夫斯基从一九二三年起担任联共（布）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里指的当系这两项职务。——中译者注
[6] 指斯大林。——中译者注
[7]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316页。
[8] 即地方自治机构自治局的成员，这种机构是在沙皇统治末期建立的，只拥有有限的权力，自由派贵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英译者注
[9] С．В．Петлюра，1877—1926，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曾在乌克兰建立反动的统治。——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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